城市规划

北京市当前处于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过去长期积累的城市空间问题、人口问题、交通问题等基础上，在国内外不利的经济大环境下，北京试图在强力行政推动下进行一场重大的城市空间调整、城市功能重构，这必将对北京的城市经济形成重大影响。第一，北京地方负债太高。截至2013年6月底，北京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506.07亿元。与之相比，同期上海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5194.30亿元，广州市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1973亿元，深圳市截至2014年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313.5亿元。北京市地方债务在一线城市中最高，在全国省级地区中排名第二，但同时面临限购、扩容等被动因素，等于绑起手脚硬挨危机。与其他城市不同，作为首都的北京要承担很多国家级的城市建设与服务职能，这也加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第二，北京的城市空间的固有缺陷无可挽回地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陈功认为，北京的城市空间大，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需要覆盖的空间也大，财政负担极为严重。举个例子，上海修50公里道路就能搞定的事情，北京因为摊子铺的太大，要修150公里才够用。地铁等轨道交通建设、新机场建设等，就是明显的例子。虽然新的建设在面子上能拉动北京的GDP，但在“里子”上则给北京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和投资压力。陈功强调，很多经济因素都是空间决定，只是北京市的经济管理部门没有认识清楚。第三，土地空间余地太小。北京虽然城市空间很大，但现在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可用城市土地空间实际上不足。陈功认为，现在的北京就别讨论什么土地财政、土地经济了，即使不限购，北京财政也濒临崩溃。在几个靠近山区的区，除非炸山开地，否则很快都接近最后的土地供应量了，至于老城区的几个区，更是完全没有土地了。陈功提醒，在财政依赖土地的模式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这些地方很快都会成为财政补贴的对象，张口向市里的要饭吃，成为北京巨大的财政包袱。第四，养老以及社会开支接近爆发时期。从上个世纪就开始研究中国老龄化问题的陈功表示，老龄化在中国扑面而来，北京市尤为突出。截至2015年底，北京全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315万，占户籍总人口的23.4%，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二位。全市常住老年人口340.5万，占常住人口总数的15.7%。到2030年，北京市将达到重度老龄化，户籍老年人口占比超过30%；到2050年，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将超过630万，每3个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迈入超老龄化社会，而且这种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将持续50年。陈功在内部讨论中表示，北京市的老龄化引发的问题难有“解药”，这是老龄化被长期忽视的必然后果，不是什么社会化养老等简单措施就能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社会化养老方面，北京未在战略层面加以重视，在资源上更没有做好准备）。举个例子，北京现在实际连死亡都死不起了，死个人买墓地都要5万到10万，而且要远至远郊甚至河北等地。第五，新城建设加重了财政压力。针对北京目前在“迁府”之下正在进行的新城建设问题，陈功在内部讨论中表示，北京市的新城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投资需求量，但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财政压力，水暖电气热路桥，摊子铺得越大，运营成本越高，越往后越要花大钱，这实际上是一个死循环。比如通州区全域906平方公里全部被纳入北京市副中心的范围，有人说这是重大利好，因为政府对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投入将会加大，覆盖整个通州区域。但实际上，如此大规模的通州新城区建设也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土地收入虽然能带来一笔钱，但城市运营的成本则是永无止尽的。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未解除，而北京市又面临上述特别的困难，北京城市经济的未来十分堪忧，甚至不排除濒临崩溃的危险！如果说过去应对问题是未雨绸缪，现在的北京面临的则是在大雨中的绸缪，应对起来“急就章”不说，弄不好很快就面临暴风雨了。遵循智库学者的研究范式，陈功一如既往地给出了建议：北京短期面临的城市经济问题主要来自财政压力，应该建议中央提供一定的财政安排或者政策许可，比如发行城市债券，同时考虑结合绿色环境改造，争取让合作企业能够尽快上市集资，利用市场来解决未来发展的问题。至于中长期的策略，则需要在系统研究北京面临的多种问题——城市空间调整、人口战略、产业发展等的基础上，才能寻找到系统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