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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茅明睿:数据与城市正义

我们自发地在开展一些寻求城市正义的实践,但是仅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力量跟公权力、跟开发商、跟市场的资本去博弈的,因为我们缺乏盟友。这些盟友是谁?就是我们的市民。 演讲者:茅明睿,“城市象限”创始人...

纽约时报|中国的城市化与分散的政治风险

现年35岁的万家瑞(Jeremy Wallace)是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一名政治学者。他的新书《城市与稳定:中国的城市化、再分配与政权生存》(Cities and Stability: Urbaniz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Regime Survival in China,牛津大学出版社)讲述了中国如何避免了发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状况:城市化引起的动荡。在采访中,万家瑞讨论了为何大城市会给威权政府带来危险,中国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削弱这些威胁,以及目前推进特大城市建设的做法是否会改变这一切。问:你为什么会写《城市与稳定》这本书? Courtesy of Jeremy Wallace 万家瑞 相关文章 解析习近平的博士论文 中国城市化目标撼动城乡户籍壁垒 东欧“城市化”中留守村庄的人 空气质量与城市化 中国必须采用全新的城市化途径 答:我一直想探究中国是如何避免形成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似乎随处可见的贫民窟的。当开始为这本书做研究时,我听说中国在担心“拉美化” 的问题——它意味着城市规模巨大、不平等和不稳定。同一时间段,政府还在取消以不同形式存在了2500余年的农业税。理解这些事情似乎很重要。问:针对城市的优惠政策通常会伴随着社会动荡,而你在书中讲述了中国如何通过户口制度来避免了这种动荡。答: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把农村和城市人口分离开来。出生于城市的人持有当地户口,因而能够享受各种社会服务;而那些出生于农村的人在迁居城市后也难以享受到这些服务。为了促进发展,并保证城市居民支持政府,大多数贫穷国家的政策都会向城市倾斜。我认为,此类“城市倾斜”政策或许能平息眼前的抗议活动,但也会鼓励更多乡村民众迁居到享有优惠政策的城市。这些大城市往往到处都是贫民窟,可能某天就会内爆。城市里的抗议活动具备迅速颠覆政权的潜力,连看似稳固的政权也无法幸免,比如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对于这种浮士德式的交易,中国的户口制度钻了空子:一方面为城市人口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又把农民继续留在农村和小城镇里。问:新的改革会不会改变这种状况?答:去年12月初,中国国务院公布了改革户口制度的计划。新的改革使人们迁居中小城镇变得更加简单,但仍然保留了该制度的核心内容: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问:对于威权主义政府而言,大城市会造成什么问题?答:大城市很危险,因为这里更容易孕育出使经济和政治发生动荡的抗议。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没有阻止城市化进程,而是在加以管控。它并不是在反对城市化,而是在反对集中化。就连与特大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印度相比,中国的城市体系都显得比较扁平。中国有许多不那么出名的大城市。问:为什么集中化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答:较为扁平的城市层级体系本身并不能避免动荡,但是基于这种体系,一国出现强大到足以推翻政府的城市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例如,倘若淄博爆发大规模抗议,中国也不会崩溃。但是,如果一两座大城市在一个国家的城市中具备支配地位,那么大规模抗议就能推翻政府,正如“阿拉伯之春”中的突尼斯和埃及那样。问:这是政权能够长久存在的重要因素。答:对。从共产党统治中国伊始,控制城市化和城市威胁就一直很重要。尽管共产党通过农民军取得了政权,但他们随后旋即转而讨论城市的重要性。他们迅速实施了户口制度,以防止农民组成的“盲流”涌入城市。虽然毛泽东被视为农民的支持者,但他的政府并没有替农民谋取利益。问: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倾斜政策的背后是什么呢?答:首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认为,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价格低廉的食物、住房和教育——有利于保证大城市的政治稳定。为了支付这些福利所需要的费用,政府必须向某些人征税,而这种负担往往会落在乡村地区的务农者身上。此外,中国遵循了重视重工业的苏联模式,认为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实现现代化,特别是通过城市的工业化。不过,中国拥有但大多数国家没有的,就是一个能防止人口涌入城市的制度。控制人口流动使得他们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不产生过剩的就业不充分人口——填满其他国家的贫民窟的正是这些人。问:中国还创造了事无巨细的单位制度,使得在城市工厂里工作的幸运儿能够享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服务。答:国家通过城镇务工者的单位对他们进行照顾。单位系统和农村情况的差异突显了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对城市的倾斜。国家没有为农民提供任何东西,而且实际上还在通过向他们收税来为城市工厂的建设和社会服务提供资金。农民们明白,他们并没有从这种制度安排中受益。他们希望能加入这个城镇工人阶级的行列,并开始迁居城市,但是共产党政权无法为所有流动人口找到或提供工作。所以,上世纪50年代,政府开始根据每个人的居住地来对他们进行登记,随即把城市和农村人口分离开来,最终通过户口制度,限制了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地区。在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只能用票券来购买食物等主要产品,而票券的发放又与家在何处挂钩。问:不过,中国已经背离了计划经济。这个制度是否仍然有用?答:即使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中国依旧在通过户口制度来控制城市化。出生在农村然后到城里打工的人,无法享受到同样的社会服务。这些进城务工者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国家试图促使农民留在乡村或搬去小城镇。许多人都把孩子留在农村与亲戚生活,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初等教育,而如果去城里上学,就需要缴纳高额的学费。问:虽然存在户口制度,北京等城市仍在迅速扩张。这是否会给政府带来危险?答:北京的确是座非常庞大的城市,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从改革中获益的赢家,这也是事实。他们往往对政权持支持态度,也赞成保持现状。另一方面,这里还存在没怎么获益的外来务工人员。虽然住在城里,但他们并不属于这座城市。由于国家对农民出售土地的能力进行了限制,所以他们往往认为自己不过是临时移居城市。在不久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又因为户口制度,数以百万计的突然失业的务工者离开了沿海城市,分散到了中国内陆的乡村和小城镇。问:为什么有些城市的抗议活动比其他城市更多?似乎有些城市更容易发生抗议。答: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就谈过城市的空间地理。宽阔的大道有利于国家查看并管理它的城市,巴黎狭窄的街道形成了一些瓶颈,这些地方可能会被革命者设置路障阻断。在某种程度上,从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建造重型火炮能够通过的宽阔大道之后,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了。同样地,北京也到处都是可供坦克行驶的宽阔大道。就连北京的房屋也往往采用巨型公寓楼的形式。中国的城市里仍然存在墙。在中国各地的城市里,户口制度本身就一直被称作一堵无形的墙,但在城市内部,就有许多能帮政府维持社会控制的墙。中国的大学生也被推向了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的地方。比如在北京,大学的扩张方向更靠近长城,而不是天安门广场。相比之下,香港的情况截然不同。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密度城市。消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北京似乎在以一种越发宏大的方式向外延展,六环路就体现了它在体量上的扩大。人们要在交通上花费很长时间。然而在密度更高、更紧凑的香港,抗议活动能够更快地,以更出人意料的方式扩散,就像我们今年秋季在所谓的“雨伞运动”中见到的那样。问: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政府促进特大城市建设的计划,比如京津冀城市群?答:从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中国将取消户口制度的说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仍然怀疑这些特大城市的计划是否真的会得到实施。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需要进行权衡。特大城市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说塑造城市化有助于政权的长久存续,经济增长显然也颇为关键。或许政府会愿意放弃分散型城市化的政治收益,从而换取特大城市可能带来的持久的经济收益。而且仍然会存在这样一种状况:这些特大城市里,很可能会充满从政府政策中受益的人,所以他们也很可能会对政权持支持态度。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翻译:陈柳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

张鸣 | 中国的户籍改革之困

中国的户籍改革之困 张鸣 户籍制度改革,千呼万唤始出来,政府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政策放宽到农民可以进入小城镇落户,有条件地进入中等城市。只是进入大城市,门槛还相当高。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壁垒,是一个关键性因素,粮食关系,则是另外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改革,粮食的充盈,所以,以往被人们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粮食关系,不再重要。农民的流动,由于工业化的启动,变成了现实。流出农村的农民工,不再因为买不到吃的,而只能留在户籍所在地。所以,无论城里的管理者感到有多么的头疼,他们也只能接受农民涌入的现实。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事实上也离不开这些农民了。 那么,户籍壁垒被摧毁了吗?没有。涌进城市,或者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化的农村的农民,他们的户口依旧留在原来的乡村,孩子上学原则上也只能在原籍乡村,如果高考的话,更是只能在户口所在地。更关键的是,农民还不能放弃他们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如果放弃的话,则所有的权益都没有了。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进城的农民工,只能做候鸟,每年定期地在原籍和打工地之间来回迁徙。留在田里种地的,原来还是一些无法外出打工的妇女、老年人和半大的孩子。后来,成年的妇女也出去了,再后来,由于留守儿童的问题太多,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把孩子也带了出去。到了这个阶段, 80 后和 90 后的农民成长起来,他们或者是早早外出打工的新一代,或者干脆就是在城里长大的农二代。无论他们的处境有何不同,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对农村、农活都不熟悉了,他们只习惯在城里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田地荒芜,庄稼种得马虎,已经不是个别问题了。若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让有志于农业的专业化人士来种地。但是,农民又不肯轻易放弃现有的土地权益,转包经营,也面临种种困局。如果农业现状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粮食和农产品的安全,的确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会反过来阻碍城市化进程的。 显然,现在放开的户籍,并不足以让农民放弃土地,轻身进城。在可以预料的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依旧还只能做候鸟。因为现在的土地确权,依然不能让他们获得承包地的全部权利,无法很顺利地实现土地交易。也就是说,即使农民有意进城做市民,他们只能一文莫名地放弃土地,而无法通过土地权益的交易,获得一部分资金,作为进城创业的资本。同时,城市,包括希望农民进来的中小城市,也没有给予他们丁点的优惠,让他们在城里获得居住的便利。 所以,在这一波城市化浪潮中落地的户籍改革,前期的工作并没有做好。仅仅取消农业户和非农业户的分别,显然是不够的。一方面,要把农民的土地切实还给农民,让他们拥有土地的权利,包括可以自由出让的权利。另一方面,城市要给农民市民的待遇。越是想让农民进来的城市,这方面的政策优惠越是要大。严格来说,城市化本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人为行政的干预,其实作用不大。人都是往钱多,机会多的地方去,挡也挡不住。超大城市,如果机会多,就是设置了户籍壁垒,人们还是会去。不想要贫民窟,变相的贫民窟也会冒出来。唯一的办法,是用政策的优惠,市场的建设,把人来过来。使城市人口的分布,变得可以接受。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华尔街日报 | 中国哪些城市最堵?

电子地图公司高德(Autonavi)的一项新研究对中国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城市进行了排名,排在第二位的城市大出人们意料。 据这份上周高德公布的报告显示,上海的交通拥堵比首都北京严重。 尽管北京偶尔出现连堵数天的情况,但该研究显示,北京的交通拥堵程度排在第三,位居上海和杭州之后。这项研究基于从全国25个城市采集的数据。该调查考察了平均出行距离、平均每次出行花费的时间、交通拥堵时间以及平均行驶速度。...

叶檀 | 户籍改革为什么不放开大城市

户籍改革为什么不放开大城市 2014/8/13 每日经济新闻 户籍改革被认为徒有其表,大城市户籍含金量有增无减。 此次户籍改革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城市户籍含金量依次递增。不能因为未全面放开大城市就否定户改的意义,中国政府走出了取消身份歧视的第一步,值得鼓励。 但大城市户籍应该开放,速度不应太慢,否则将形成小城镇歧视,行政再次主导资源配置。 大城市户籍含金量高,原因是公共福利均等化程度不高,市场资源配置不公。大城市拥有如此巨大的机会,拥有比贫困省多一倍的高考入学率,以及一流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在中国人口资源大规模重洗的当下,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可以想像。 截至 2013 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 2114.8 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 802.7 万人。上海情况更紧张,到 2013 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 2415.15 万人,比上年增加 34.72 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 1425.14 万人,增加 4.95 万人;常住外来人口 990.01 万人,增加 29.77 万人,在增加的人口中,外来人口的贡献率达到 85.7% 。人口越想进入的城市,户口含金量越高,越难以进入。两个方法可以解决,或者降低大城市的资源、福利含金量,或者提高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让居民自主选择居住地。 自主选择是关键词、市场选择是关键词。 每个人的适应性不同,自主选择考虑的选项不同。让每个省、每个城市做到彻底的公共福利均等化不现实,宁夏小镇与上海养老金、失业金相同,不可能实现,也没有必要。就是以发达的美国为例,除了联邦层面的基本保障外,各州保障水准不同。失业福利最差的是密西西比州,失业率高达 10.2% ,周补贴最高额为 235 美元,失业福利期是联邦统一的 26 周,补贴总额为约 6110 美元。失业补贴最高的是华盛顿州,失业率不低,为 9.1% ,周补贴最高额为 570 美元,失业补贴福利期 26 周,补贴总额约 14820 美元。相比而言,密西西比州经济、福利较差,而华盛顿、纽约等相对较好。 美国非盈利组织“妇女更广就业机会”根据州政府政策,依据低收入家庭的援助、职工福利、公共支援、教育和职业培训、确保经济稳定的大众储蓄五项指标,给每个州的“经济安全感”打分。得分最高的 5 位分别是华盛顿、佛蒙特、俄勒冈、威斯康星、康涅狄克,得分最低的 5 位是犹他州、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田纳西、爱达荷。纽约排名在得分最高的第 8 位。 没有多少美国人哭着喊着要去华盛顿,原因是生活成本、就业机率、文化背景不同。 纽约房价如此之高,习惯于美国中部广阔高原的人,绝不愿意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承受紧张的节奏,为了高房价忍受高负债,每个月还要缴纳数千元的物业税、管理费,甚至连停车都找不到地方。纽约是国际大都市,就业机会多,但纽约生活节奏紧张、物价成本高。成熟的社会有相对理性的选择,知道哪个城市更适合自己,对自己来说性价比更高。如果是波特兰的医生,此地医疗发达、千人医生比高、适合养老,医生客户众多,此地医护人员可以安居乐业。 通过自主选择才可以培育出市场理性,如果政府不干预市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会高到一般人无法忍受,结果是一些人寻找对自己最合适的城市,逃离喧嚣。而另一些坚持扎根在大城市的人,会进入大城市的卫星城,通过人流集聚形成自然的城市带,与日本东京都市圈相似。 现在大城市户籍自然拥有高福利,却不必承受高房价,成为特权阶层,政府希望人口不要过多涌入大城市,却打压大城市的房价、提升大城市的福利,靠户籍制订门槛,进入比血统论最糟糕的户籍循环。正确的做法是,全国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跟随公民走,迁到哪里跟到哪里,而各地的福利待遇、生活成本、创业机会等多种因素决定人口能否停留。 人口向哪儿流动,最终由市场说了算,轨道交通时代将形成大城市圈,进入不了大城市的人口在周边小城镇驻扎如上海周边的昆山、嘉善,北京周边的香河、燕郊,无论是京津冀还是长三角,建好北京、上海周边的小城镇,才能有效沉淀人口,发挥大城市的圈层作用,东京与巴黎都市圈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用。倒退一万步,任由人口大规模涌入,北京、上海出现孟买、里约这样的世界级贫民窟,天也不会塌下来。 注:一天忙碌,晚在凉风中吃西瓜 美妙的夏夜,想起丰子恺与孩子们吃西瓜 吃得高兴,前仰后合发出猫咪声 那时有萤火虫,现在基本绝迹了 新郑强拆,把人扔野外墓地 能不能向现在的英国学习,而不是羊吃人时代的英国 山寨个近点儿的,有些现代气息 那个国家,土地归国王,但使用权得到充分保障,有法律在 中国拆迁,真是血淋淋,能否纳入规范,相对公平,以法治国 如果拆迁投票符合多数人意愿,不愿拆迁者应该遵从 否则公共设施无法铺设 如果多数人不愿意拆迁,则政府不能强迫 否则合法财产权无法捍卫 (“拇指阅读”客户端-每晚八点、好书限免, 点击下载 )

游萦 | 回不去的地方

我的家乡是一个灰头土脸的三线城市。 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十八年里无不想着逃离。我的卧室很小,四四方方,堆得全是杂物,单调的生活也摆得满满当当,稍不留神就会被绊一跤。 本地人好赌,噼啪响的麻将声是背景音乐,棋牌社就像痤疮,任凭公安怎么捣毁都会重新滋长起来。除了麻将,赌博机和百家乐也颇为盛行,仓库一样的场地里,赌博机的屏幕上滚动着大柠檬和80年代风情的女郎。男人们叼着烟,赤着上身狂按按钮,时不时丢一句抑扬顿挫的骂人声。...

冉云飞 |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冉按:十年前的旧文,而今读来更加沉痛。其标题出自王怡的首创,我跟着袭用而敷成此文,接着便陆续有许多人撰同题文字,看来故乡的沦陷是个不争的事实。今天你到全国每座城市,如影形随,挥之不去的雾霾,已然证明沦陷不是个形容词,而是个不折不扣的事实判断。我们遭了什么样的报应,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才得到了这样的惩罚?2014年1月3日于雾霾常列冠军的成都...

BBC | 雾霾继续笼罩东北 民众担忧健康

中国东北以及河北大片地区星期二(10月22日)继续为浓重的雾霾笼罩,污染持续严重。 东北地区从星期日开始雾霾问题逐渐严重,哈尔滨、长春以及沈阳星期一均曾一度发布大雾红色预警。...

飞碟说 | 你的城管我的城

@飞碟说:现在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只有城管了:拆迁时,他们是攻城的人梯;禽流感突袭时,他们勇敢地杀鸡;天将降大任于城管,上管厚德载雾天,下管水土流失地,中间还管自强不吸的PM2.5空气。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qL6uVvL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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