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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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 | 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总三成以上财产

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此外,从教育机会到医疗保障,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整体呈现扩大趋势。日前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作出了上述判断。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丛书是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法广 | 中国基尼系数0.73 按邓理论改革已经失败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首次公开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我们今天的话就从这里说起。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啊!虽然各大门户网站都刊发了人民网的这条消息,但同时却都关闭了评论功能,没有一个跟帖,甚至就连“正能量”的跟帖也没有。...

墙外楼 | 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指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是比例数值。 正如世界上有两种足球,一种叫足球,一种叫中国足球。世界上有两种统计数据:一种叫统计数据,一种叫中国统计数据。如此推导,世界上也有两种基尼系数:一种叫基尼系数,一种叫中国基尼系数。网友曾留下这样对中国式虚假的调侃:老板的肾,当官的稿,小姐的泪,统计局的表。 2013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了过去十年中国基尼系数,2012年中国为0.474。此前,2012年12月初,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专家和官方的正面冲突,让广大公众不明觉厉,但还是有共识:都破了0.4的警戒线,证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已经危及基本公平,影响百姓幸福。 2014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今日表示,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细心的读者发现,这个数据比过去十年的数据少了千分之一。先不管这个数据与专家和公众的切身感受有多大出入,但相当讲政治,因为这在佐证即使面对转型困境,权贵洗劫,一系列民生政策还是发挥了作用,中国收入分配还是沿着公平正义的道路前进了千分之一。 更可贵的是,面对质疑,马局长进行了耐心的解释:我们计算的基础就是40万户城乡居民日积月累的记账,公道地说,尽管这些记账户特别是高收入记账户,未必记得特别真实、特别全,但是总体来讲,它的基础比较扎实,来源比较明确,持续性很强。 我曾请教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中国统计数据靠谱吗?他回答:八九不离十。 其实,马局长委婉地道出了当下统计的一个困境:工薪族的收入状况组织上是掌握的,应该是真的,这点也能从个税多数由他们缴纳体现出来。麻烦在于很难弄清中国高收入者的状况。 首先,一个原因是隐形富豪太多。 据胡润介绍,中国大陆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今年达到263人,比去年增加64人。这些富豪中,有21%是靠制造业发家致富,另外20%集中在房地产领域。这些富豪的家产计算依据主要依赖于上市公司披露等公开数据,在中国诚信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现金交易过大的今天,胡润直陈“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就体制内而言,即使政府正在着力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但究竟有多数潜伏在垄断央企和官场的超级富豪,估计会随着反腐的深入,会逐步拉开其神秘面纱。不少贪官家里有金船、坐拥几十套甚至上百套房产的奇闻已不时见诸媒体。 更重要的是,当下民生成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而收入分配又是重中之重,加上数字出官的传统政绩官沉疴难除,在权力运行不公开,统计工作不独立的背景下,难保这些数据不像过去的GDP那样被一些地区肆意注水。一个佐证是,每年地方的GDP总量都要超过国家统计局数据好几万亿。 即使如此,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7.7%,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增速跑输GDP。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3%——这得益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对农村的惠民政策显现作用,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仍有3.3倍。 但当下收入分配差距的全貌却无法呈现。当务之急不是宣布迷云笼罩的官方数据,而是真正摸清高收入人群的真实状况,让广大隐形富豪早日现出真身,而这又有赖于改革的深化、反腐的持续,最终推动高收入人群收入的监管制度建立健全。 毕竟,透明的穷人和浑浊的富豪构成了当代中国一景。 如果中国个人财富状况能实现公开透明,解决起来可以借鉴日本。日本是全球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一般在0.25左右,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通过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劫富济贫”,高收入群体的最高所得税税率达到75%,一般低收入群体只有15%。同时,通过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回归市场,为全社会创造一个公平创富的可能,政府在这个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为竞争中失利的穷人托底,如此,方为当代中国理性的公平正义观。 本文免翻墙链接: 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相关日志 2014/01/09 -- BBC:印度 重症顽疾尚需猛药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02 -- 从泰国政治混乱看中国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30 -- 郎咸平:是什么打垮了香港制造业?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27 -- 香港2013: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2 -- YST:美国的未来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09 -- 秦晖:中国存在底线道德危机 很多人富得没有理由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08 -- 香港:地產霸權的誘惑和解惑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1/20 -- 张鸣: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1/19 -- 杀富济贫还是助贫增收?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1/11 -- 豪宅和女色的“阔文化”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财新新世纪 | 收入的真相

——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集中在部分高收入居民,并有向某些中高收入阶层蔓延的趋势,说明腐败对社会的影响面在扩大。 ——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501,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20.9倍,远高于官方统计的8.6倍。 ——相对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收入差距和灰色收入总量仍继续扩大。...

环球时报 | 中国人的收入差距被夸大了

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状况如何?国家统计局日前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为0.491,然后逐步回落,到2012年为0.474。根据基尼系数的定义可以得出,在基尼系数为0.5时,相当于25%的人得到75%的收入,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的水平要比这个状态稍微公平一些。...

自由亚洲 | 北京十三年来首度公布基尼系数 数值真伪引发质疑

国家统计局周五公布中国十年间的基尼系数,最高一年也仅为0.491,数据引发民众质疑。此前,有民间调查公布中国2010年基尼系数高达0.61。评论分析官方之所以此时公布数据是为了夺回话语权,掩盖近年贫富差距扩大的事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五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首度公布了2003年至2012年这十年间的中国基尼系数,他介绍说2008年基尼系数曾达0.491,此后逐步回落,而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 基尼系数是判断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收入公平程度的重要依据,用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数字越接近1,代表贫富差距越大。国际上通常把0.4设定为警戒线,超过这一水准表明财富过渡集中在少数人之手,收入分配不均衡。达到0.6时,表明一个社会收入悬殊,会导致社会动荡。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317,到2000年,已超过了0.4这一警戒线,然而,自2000年公布之后,统计局就再没有公布过具体数值,也没有作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在沉默了十三年之后,官方所公布的这一基尼系数却引来了民众的广泛质疑。 经济学家许小年当天在微博中写道:记者来电,要我评论今天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假数真评,我有病?”那个基尼系数用郑渊洁的话说“连童话都不敢这么写”。 也有网民嘲讽道:“统计局的数学都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此前,联合国曾公布中国2010年的基尼系数突破0.52,2011年将突破0.55。本台记者注意到,上个月,西南财经大学曾发布调查研究报告,指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61,与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值相差更大。 就此疑问,记者周五致电国家统计局,负责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两者所采取的样本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当记者追问统计局的样本是如何采集时,工作人员表示要询问专业部门,他无法解答。 记者:“西南财经大学做的一个数值是0.61,但是我注意到今天你们公布的数值都是零点四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呢?” 工作人员:“不同单位做的,那么他采取的样本,可能都不太一样,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有可能不一样。它这种东西,咱们讲物理实验的温度啊、湿度啊,各方面的强度都得要完全一致。你不可能说在不同情况下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倒反而奇怪了。” 记者:“我想请问你们的这个样本是怎么样选取?” 工作人员:“你可以写信问我们的专业部门,不是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法给您解答这个事。” 此外,对于统计局此前十几年都不公布基尼系数,而今年却公布了。有民众表示赞赏,认为“发了总比不发好”。但也有网民说:“基尼系数重要的不是绝对值的大小,而是回落的趋势。有意义的不是现在的数值是多少,而是从哪一年看起来出现了回落的趋势。”他认为官方是把基尼系数自2008年后的逐年回落当作了政绩发布。 研究中国问题的香港资深媒体人潘小涛周五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官方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布基尼系数,主要是为了夺回话语权。 “第一就是,社会的压力已经很大,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甚至导致对政府的不满,对中共的不满,这种压力已经非常大。第二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民间公布(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61,非常恐怖的数据了已经是。然后如果官方不公布的话,那个肯定会变成一个(事实),现在公布的话,其实是要争夺话语权,就是要把这种民间的感觉,民间的统计的权威性给压下去,要用官方的数据取代。” 但潘小涛也直言,官方这一做法的效果并不会好。 “但是我就觉得官方这个数据可信吗?他还说08年之后逐步的回落。怎么可能?这和我们的感觉相差太远太远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目的,肯定效果不会大。当然我相信大家肯定情愿相信0.61更多于0.474这个数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京华时报 | 报告称中国家庭基尼系数达0.61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昨天在京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关注点1 基尼系数达0.61收入悬殊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过大。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

法广 | 北京话题: 越南政改真刀真枪已将摸石头的中国甩在后面

不过,如何将温总理的中国政改蓝图付诸实施,人们至今仍未见到执政当局的只言片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近年以来不断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成功经验,也有意无意地被国内舆论所忽略。 FT中文网上作者罗天昊的文章回顾说,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便可以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等权力核心机构;2006年,越共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也实现了直选,越南国会甚至可以否决其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到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就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公开个人财产。 与此同时,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的运作。在经济领域,越南也是成绩斐然。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也是仅次于中国。尤为值得骄傲的是,2005年,越南更是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高度评价为“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名副其实的“藏富于民”。 文章又说,打破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在那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革命领袖们的巨大贡献,往往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但由于他们的威望,大都是由革命而派生的,于是,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以致于无法完成自身角色转换的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他们大多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致使在这些国家,总是要等到那些传统革命领袖们自然老去,第二代领导人才有力量启动国家现代化的计划,而类似的教训,在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屡见不鲜。 在越南,胡志明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为举国上下所折服,以致于当胡志明于1969年去世之后,越南已经没有了绝对权威。胡志明的继任者黎笋,虽然也很强势,却仍然无法制衡党内的各种势力,这反而为越南政治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虽然黎笋奉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并直接引发了中越边境战争,但即便如此,在黎笋当政的十年间,越共党内的中间派和改革派,均有幸保留了相当的实力,并没有像某些国家那样,被残酷清洗一空。因此,当黎笋于1986年去世之后,继任的温和派领导人长征,很快便利用其体制内程序,解放了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改革派领袖阮文灵。正是阮文灵的上台,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 虽然阮文灵后来因为改革触动官僚阶层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态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实现一派独大,越南国内亦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内斗。自胡志明始,越南总共经历过八位总书记,其中,黎笋和农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五年左右,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势力。领袖的早死,无意中去掉了越南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缺少强势领袖,反而使越南幸运地加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 罗天昊的文章回顾说,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1986年即开始革新开放,在此十年间,越南的南北经济模式之优劣,对比明显。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其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西贡更是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南方“北化”之后,越南人才发现,不仅北方不行了,原本繁荣的南方,亦开始凋敝。整个越南,就开始了反思和对比,在维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南方搞经济的那一套,还是赢得了相当多的越南高层的认同。 同时,大批在南方工作的干部,纷纷进入越南高层,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现代眼光,这样,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上,越南即与中国不同,他们的步伐更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闯荡的勇气。除越南改革的灵魂人物阮文灵外,前总理武文杰、前国家主席阮明哲、现总理阮晋勇等,都是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棋手。而现在风头正劲的阮晋勇,正是典型的南方派,他的政治生涯,即从胡志明市发生飞跃。由此可见,越南的革新开放之后,对于现代文明的承接,要比中国成功得多。 文章接着说,虽然中国方面非常忌讳谈论越南的政治改革,但事实上,作为学生的越南确实已经将老师远远甩到了身后。越南政改的最大突破,莫过于越共总书记顺利实现了差额竟选,而这一职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然是讳莫如深,无人敢于对其产生方式提出质疑。事实上,在实现总书记差额竞选之前,越南就先期对其政治局的设置进行了改革。早在2001年,越共就取消了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却不能担任国家元首之职;总理实权较大,但却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只具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也仅有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但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来有一定充实。 文章最后强调说,而正是有了前期的铺垫,使得总书记不再是一权独大,再推出总书记的差额竞选,才不致引来巨大反弹。由此可见,在越共高层,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出程度不同的相互制衡色彩,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越来越接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了。此外,在核心实权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国会代表这种相对虚职的普遍竞选制度。2007年,在越南第十二届国会选举中,越南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从87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500位新任国会议员。 在很多“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人大代表或者国会代表,要不就是官员,不是官员的代表,也多数是“花瓶”和门面。而越南的直选则是真刀真枪,越南共产党中央推荐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数的落选。国会代表的竞选,增强了整体政治活力,亦使国会更能代表多数国民的意志。 (注:文章作者为中国长江商学院前高级研究员,致力于国家及企业竞争战略研究。)

爱思想 | 薛涌:敬答茅于轼先生:劳动是第一产权

薛涌:敬答茅于轼先生:劳动是第一产权 进入专题 : 茅于轼 自由主义    ● 薛涌       我的《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发表后,引起了茅于轼先生和李华芳先生的反驳。首先,我对茅于轼先生之雅量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这是一场迟到的辩论。在我看来,自由主义者之间如果仅仅是互相追捧、回避公开的交锋,就恰恰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并导致思想懒惰。茅于轼先生的回应,无疑为公民社会中健康的思想交流开了一个好头。     另外我还欣慰地发现,茅于轼先生对于自己过去的一些说法进行了修正:“财富是企业家、工人(甚至还有政府等)共同创造的,缺了谁都不行。”这比过去在媒体上广为报道的他的言论要稳妥得多。不过,我们之间的理论分歧并没有完全弥合。对此展开讨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有重大的意义。     我与茅于轼先生的分歧,在某些方面也许仅仅是侧重点不同。茅于轼的理论,针对的是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创造财富,资本家剥削”的教条。我强调的则是劳动价值在市场规则与自由主义中的意义,认为不能因为过去的极左势力过度追捧“劳动创造财富”,就因此贬低劳动创造财富的重要性。为了明快地说明问题,我不妨举三个例子:     一、在文革中,政府号召全民挖防空洞。这就是茅于轼先生所讲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但是财富没有创造出来”的现象。     二、企业为了利润违规造假,生产了大量毒牛奶,导致消费者中毒死亡。在这种企业里工作的劳动者,似乎也没有创造财富。     三、因为企业的错误决策,导致产品滞销赔本。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在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盲目生产耗油的SUV大型车,最终赔得一塌糊涂,导致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在这个赔本阶段为三大汽车公司工作的工人,似乎并没有创造财富。     按照基本的市场规则,当你的劳动不创造财富时,你就不应该得到回报。但在我看来,在上述三种状态下,劳动者都应该享受回报。这里的基本理由就是“劳动创造财富”;政府和企业家则在摧毁劳动的价值。否认这种劳动的价值,反而导致了计划经济的长期祸害。文革时之所以能够动员那么多人挖防空洞,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挖得起”,劳动无值,政府在这样折腾时基本上可以不计人力成本。这里的种种理论问题,自然涉及到洛克关于产权的劳动理论。     顺便需要提及的是,李华芳先生批评我讨论中国问题非要讲到洛克和辉格党,“更多是穿越带来的喜感”。这让我大惑不解。李先生的文章明确地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主要的评价标准是对自由的贡献,而非经济理论上的成就。我深有同感,才对茅老表示祝贺。我们这一代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者,确实受益于茅老这一代的启蒙。他在八十年代的贡献当然应该受到隆重的承认。但是,我文中讨论的是本世纪的问题。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展开已经不能再靠八十年代那样的标语口号了。同时,自由主义本身也是个充满矛盾的传统,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进行厘清和发展。茅老这样的开拓者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几乎不可能有机会去研读洛克和辉格党等等。但是,洛克在西方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思想鼻祖。“光荣革命”时代的辉格党,也可以说是西方第一个以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政党。我们讲自由主义已经讲了三十多年,我辈有着茅老那代人当初无法想象的研究条件,但在关于市场经济和自由秩序的讨论中却几乎鲜有提到洛克者,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职。如今我提出这个问题,竟让李先生这位有机会到美国读研究院的自由主义者有“喜感”,这难道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哀吗?     事实上,恰恰是李华芳先生误解了洛克的劳动理论。洛克的学说在西方被称为“财产的劳动理论”(labor theory of property)或“所有权的劳动理论”( labor theory of ownership)。洛克并没有如李先生描绘的那样大谈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劳动不创造价值。“自然状态”是霍布斯学说的核心理念。洛克恰恰试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一套不同的理念,用“劳动”来界定产权的起源。在宪政保护下的自由之所以能在西方确立,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政治框架,都和洛克的这一理论有着重要的思想姻缘。     洛克的劳动产权学说,主要是在其《政府二论》中阐述的,所遵循的是带有神学色彩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传统。在洛克看来,自然资源是上帝赋予人类整体的。那么,在什么时候可以把上帝赐予人类整体的资源分割下一部分作为某位个人的财产呢?那就是劳动。人的劳动,使其努力物化在其所利用的自然资源中,形成自己的财产,并且享有产权。换句话说,人首先拥有自己,进而拥有自己的劳动。这是人的“自然权利”。人的政治权利,即我们所谓的“自由”,也是由此而来。     这些简单的“常识”,在学理上演绎、论辩会变得非常复杂,也有许多矛盾之处。这些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但是,这一简单的理念完全可以应用到我和茅于轼先生的分歧之中。茅于轼先生说“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茅老在其他场合中则说“劳动则未必”)。这当然并不违反常识。比如,一个神经病人摧毁了自己的房屋,这也算劳动,但不仅“未必”创造财富(除非这套房子马上要拆迁),反而摧毁了财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劳动(工人)创造财富,企业家则未必”。这也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大量实证。大家都可以这样各取所需、各持己见,无休无止地扯皮下去。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茅于轼先生在此提出的理论问题,并非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的某个个例,而是“市场规则的基本预设”究竟是什么。     在我看来,以“劳动未必创造财富”作为市场经济或一个社会制度的基本预设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预设下,政府还是可以把你抓去挖防空洞,虽然最后证明毫无用处,但政府也并不觉得怎么对不起你:“本来你的劳动就‘未必’创造财富,让你多运动运动至少对身体有好处吧。”但是,如果我们以“劳动是第一产权”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预设,整个游戏规则就必须改变:人拥有自己的劳动。这种劳动创造了财富和产权。当政府或企业希望利用这些劳动时,就必须对之进行购买。这样,政府挖几天防空洞就会因为支付不起劳动成本而破产。企业家也则不得不为自己的愚蠢经营而埋单,而不是把失败的后果转嫁给劳动者。     茅于轼先生说:“工人的劳动未必创造财富是不错的。只要看改革前,工人农民累得要命,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但是财富没有创造出来。原因是没有市场,特别是没有企业家。工人农民的劳动用错了地方。而改革后我们的劳动减少了,财富反而增加了。关键的一点是有了企业家组织生产要素,用低成本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并销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都不是工人农民做的事。”这段在八十年代让我们听了鼓掌的话,现在则有了重新检视的必要。改革前工人农民的劳动没有创造财富,首先不是因为没有企业家,而是因为工人农民没有拥有自己的劳动,或者说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产权没有被承认。那年月政府禁止的并不仅仅是交换。你在自留地里耕种自己食用粮食蔬菜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最先突破这种规矩、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奠定了制度基础的,是小岗村的18位普通农民通过“联产承包”、“多劳多得”建立起的对劳动最起码的所有权或产权,而非茅于轼先生所谓的“企业家”。     在我看来,一旦建立了劳动这第一产权,承认他们拥有自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正当权利,即他们的基本“自由”,许多工人农民就马上会变为“企业家”,穷人也就不会成为自己办不了事的人。也就是说,每个劳动者都是拥有产权的人,也都是拥有自由的人。这些产权、自由,最终都会不断地创造财富。茅于轼先生把这些劳动者用“企业家”和“工人农民”来区分,并强调一个重要一个不那么重要,实际上反映了他的“自由主义”依然跳不出中国两千多年来“君子”、“小人”的士大夫传统。他在本质上还是位“士人”。这种“士人”的等级观念,和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自然权利”的普世价值有着深刻的冲突。茅于轼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讨论财富问题时功利性的局限(或者说中国传统中“实用理性”的局限),距离西方“自然权利”传统对“人”的那种高度抽象化的观念有多远;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距离恰恰是中国自由主义必须超越的障碍。     以上这些讨论,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中国的现实意义的问题上。茅老指出:“薛涌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必要再去讲市场如何重要,要讲的是劳动的重要性,鼓励诚实的劳动。但是在中国很不相同。中国的市场制度还摇摇晃晃,不解决建立市场的根本问题,劳动还可能被滥用。大炼钢铁,轰轰烈烈,误用劳动的场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在中国需要强调的不是劳动如何重要,而是市场和企业家如何重要。薛涌批评我有失片面,我愿意接受。这个片面是中国的环境造成的。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中,更应该强调的是市场和企业家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劳动创造财富早已强调过了。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市场和企业家的作用。”对于茅老的雅量,我再次深表敬意。不过,我仍然有若干保留,愿意与茅老和其他批评者分享。     首先,我和茅老对中国的“国情”有着非常不同的判断。如上所述,在八十年代,我会为茅老的言论鼓掌。因为那时大家被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洗脑三十年,正需要这样的启蒙。八零后九零后则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根据GlobeScan在2010年对15个主要国家的民调(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on the free market),基本上认同自由市场优越性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最高的是德国,其次是巴西和中国,都接近70%;美国的这个比例仅为59%,日本还不到50%。也就是说,中国公众是世界上最相信市场的一族。从国内媒体和网络上我们也能感受到:中国公众反对的不是市场,而是不公正的“市场”。所以,八十年代式的市场启蒙大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对于学界的挑战,是怎样兑现市场的承诺。     在我看来,在当今的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最大威胁未必来自于左派,不是来自“仇富”情绪,而是来自于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竞争。这种竞争的最大受害者,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产权。利用自家门脸经营的夫妻店被政府大笔一挥而为“开发”让路,小商贩被城管暴打,打工者讨不到薪……这都是每天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就在于劳动的产权不被尊重。我毫不怀疑,茅于轼先生本人对这些现象同样有着极大的义愤。遗憾的是,他和许多经济学家,很少从市场、产权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把这些小民百姓通过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产权都加起来,中国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即正当劳动所得的被剥夺)主要发生在富人中还是穷人中?应该优先保护哪里?象美国这种发展了二百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绝大部分企业还是这类小业主(sole proprietor)。他们雇佣着将近一半的劳动大军。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保护企业首先要保护这些小人物。中国市场经济刚刚开始,难道不更要依靠这些起步阶段的小人物吗?当两会充斥着“企业家”时,“为富人说话”究竟有多大的迫切性呢?因为富人没有得到保护,进而大家都不想变富、不努力工作,这难道真是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吗?即使单纯地从“把饼做大”的角度看,难道保护那些仍然处于“穷人”阶段的盖茨、扎克伯格们的劳动和权利,不是更有优先意义的事情吗?     我非常尊重茅老的经验。我本人在中国也生活了33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茅老对大锅饭的深恶痛绝,我当然能体会。但是,我们也都必须意识到个人经验的局限。否则,过去的经验就赶不上中国目前所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变革。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42,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最高的美国为41)。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倒成了当务之急?我还希望提醒茅老,十八世纪后半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有一段谈到中国。他大意说,中国虽富,但已经走到头了。一是因为没有自由贸易(主要指国际贸易),一是因为穷人缺乏保护,而富人得到了太多的保护。后来历史的发展,戏剧般地证明了他的预见性。在我看来,在北朝鲜式的计划经济和亚当·斯密眼中的康乾盛世(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间,现在的中国与后者更为接近。所不同的时,当今中国已经走出了乾隆时代的闭关锁国,融入了全球化体系。中国更应该注意的是解决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贫富问题。     我在《怎样做大国》中,也以“人重物轻”总结了欧洲近代的分途:西欧发达地区确立了劳动的产权,人力成本甚高,进而刺激了以节省人力为目标的种种技术进步,最终走向工业革命的道路。东欧落后地区并非没有市场和贸易,但是劳动的产权没有确立,农奴主可以强迫农奴给自己干活,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粮食进行贸易,并通过这个“比较优势”获得(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如果用茅老的话来描述,这些农奴主就是“企业家”:他们“组织生产要素,用低成本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并销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但从几百年发展的眼光看,东欧恰恰也因此而落后。难道这一历史教训对当今的中国没有意义吗?交换固然重要,也确实能够创造财富。但是,在缺乏权利的制度框架中,穷人越缺乏保护,富人越受到保护,在短时段内创造财富反而可能更容易。因为这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使低技术能够长期和创新竞争。但长时段内则将导致衰落。东欧的历程说明了这一点。缺乏国际贸易但国内交换相当活跃的明清经济也印证了这一点。当今的中国仍然有着重蹈这些覆辙的危险。要知道,洛克以劳动理论确立的产权,在西方演化为“家宅拥有原则”(homestead principle),即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取决于对这一资源开发的最初劳动投入。这一原则的延伸,则是知识产权的确立:创意的产权属于那些首先开发了有关知识资源的人。中国经济起飞三十多年,在国际上鲜有站得住的中国品牌。这和知识产权缺位对创新的抑制密切相关。说到底,这还是中国的产权理论过于忽视劳动因素的结果。你可以不断地通过把苹果交换成香蕉而致富,但你永远创造不出乔布斯的苹果。     让我特别忧虑的,是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之中所洋溢的沾沾自喜、弹冠相庆的情绪。他们越来越喜欢总结“我们做对了什么”,甚至对印度非常难能可贵的民主经验也表达了公开的鄙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奇迹,当然是因为“做对了”许多。但在我看来,这一奇迹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还是在劳动产权界定不清、也不受保护的情况下,使劳动力价格异常低廉。这其实还是一种资源经济。只不过这种资源不是石油、矿产,而是人力资源而已。随着老龄化的到来,这种资源正在枯竭。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必须提出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思想。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模式”进行全面的哲学反思。     六七年前我之所以对茅老提出批评,一大原因就是这种对现实和历史的不同判断与理解。也许,最近六七年来的发展现实还为时太短,孰是孰非最终要交给历史来定夺。不过,知识界的使命,并不仅仅在于为了对应眼下的现实而设计某种战略战术,而是要创造出能够有长久意义、超越具体历史境况的思想。洛克的理论如果仅仅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没有必要谈洛克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如果仅仅适合于暂时的“国情”,这种“国情”一变岂不就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终结?所以,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历史使命是建构一套具有长久价值的思想体系。我们必须意识到,自由主义传统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内部充满了矛盾。我等凡凡之人,以有限的才智和生命,唯恐把握其万一而不能。自由主义者之间只有不停地论辩,思想才会有进步。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不管在西方引起了多少争议,毕竟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源头,不仅至今仍然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对中国也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这方面的探讨,也很难用八十年代启蒙时代那种左右之争的口号方式来进行。在这一点上,茅老的答复为我们后辈树立了良好的风范。他面对不同意见和尖锐的批评,不是感到愤怒、警惕,而是极具内省精神地承认自己或许有偏见。这也是正常的思想辩论得以进行下去的先决条件。我辈如果不辜负茅老这一代筚路蓝缕者,那么对于不同的意见的态度就不是党同伐异,而是遵循洛克等所开启的“宽容”精神,在深度的激辩(包括对茅老本人的批评)中深化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进入专题: 茅于轼 自由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34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FT中文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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