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

 　　一个冬日的星期天，北京一所知名艺术院校的宿舍楼里，其它的学生正懒散地打着哈欠，杜佳妮和她的室友们却已经早起开始唱赞美诗歌。这三坪大（约10平米）的女生房间里，有着宿舍少有的清丽洁净。大学四年，这间寝室里的四位中有三位都成了基督徒。 　　杜佳妮打开她的私人衣柜，柜门垂落着一个十字架，柜里摆着十来本公用圣经和印制精美、给初信基督者的学习教材。她说：“就是为了能够提供给来这里聚会的同学，没有圣经的，就让他们拿来看的。”她每周带着同学和室友查经，连手机闹铃都改为经文：“懒惰的人啊，如果你再睡觉，就会使你贫穷起来。”女孩们低头、手把着手祷告。这样的敬拜，专注的追求，骤然与中国轰闹、纠结的时代氛围，阻隔起来。 　　如果把时间调回四十年前，那时的中国年轻人，人手一本毛语录，心中没有神，也没有毛以外的权威；而四十年后的中国青年，却开始读起各类宗教经典。 　　即便在拥挤得让人无法坐定神安的北京地铁车厢里，也能看到有人专注读圣经或佛经的画面，突兀而铭刻。 　　雍和宫里焚香祝祷的，路上配戴泰佛的，还有到北京边郊佛寺礼佛的人也都多了。无神论的国度，正有了极大的信仰需求，其中基督徒的人数与成长最叫世界诧然。 　　中国社科院2010年宗教蓝皮书的官方统计称，中国基督人口（指基督新教，不包含天主教和东正教）已有2305万，但也有民间学者如世界和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等估计，中国基督徒更高达7000万到1亿。基督徒集中在东岸沿海与长江流域，与十九世纪殖民通商口岸的历史足迹密切相关。 　　七、八千万不是小数字，它与中国共产党员等量其观。 　　如今，不只农民工为治病和平安而信主，都会的知识阶层信基督的比例也在急速扩大。 　　90后信基督的年轻人，更呈井喷式增长。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都出现了许多校园团契，像在北京，从北大、清华、人大、矿业大、北京医科大、北京航天大、北京语大、北京师大、北京传媒等，团契遍地开花，一个比一个大。 　　这让我想起九零年代的台湾，高中生被迫死背三民主义、大学联考必考孙中山思想，僵化教育陪着我们这一代长大。上了大学后，呼吸了自由市场与民主选举的气息，年轻人开始反权威、反叛一切官方给予的教条。而现在的中国比台湾那时更断裂，学生必修马克思，书本里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现实生活却很残酷，无产者如此没地位；年轻人对国家宣导的教条心生怀疑，这个疑问也包括共产党六十多年来的无神论教条。 　　在唯利是图、意识型态单一的中国，基督教对仍抱有理想的年轻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问几位学生为何开始信仰？大学生温馨说，“中国的反差太大，没有信仰特别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外头有很多的欺骗，其实很污秽的，教会里相对单纯。如果有信仰也许不会有那么多人会做出三鹿奶粉（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这样的事。” 　　不信任的社会、一胎化的独生子女、强大的市场竞争、过度的讯息量、离异的家庭等……都是促成这一代对信仰的渴望的因素。 　　另一位长得很像影星吴彦祖的大学生赵耘颉，说起信仰的触动是因为感情不顺利。他观察周遭，觉得这个世代跟他有同样问题的人很多，“同样会有那种空虚、空洞，然后需要有填补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很多人往往去找的，可能是一些性、娱乐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寻找神，会更好一些。” 　　甚至，不少来到中国读书的外国学生，信仰都比在自己的国家更虔诚。到北京读书的牙买加女孩摩根说，她因印象中的礼仪之邦而来到中国，但在中国三年，她感觉到这个地方给人平常的尊重都没有，“没有谢谢、对不起，这些简单的事都会让人抓狂”，而她更遭遇严重的种族歧视。 　　多数时刻，学生们祈求的是和生活、课业、感情相关的事，很务实，就象一位连续三年开放自家客厅给年青人聚会的职业妇女基督徒所说：“我觉得这一代挺忧郁、得病的年轻人不少，我就继续邀请年轻人、朋友、邻居来，这几年来的确发掘许多有困惑而愿意信主的年轻人。”甚至有学生常为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祷告，“希望领导人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 　　学生们偶尔在教会谈自由或公共议题，也会知道刘晓波、艾未未等被中国封锁的消息或新闻，他们全是微博和翻墙高手，但他们会把握尺度，为了安全和私密，很少在礼拜日牧师讲道时谈论，而是小组团契聚会才聊起。 　　这些大学团契聚会都很低调，多半谢绝媒体与拍摄。但与上一两代经过文革的教会朋友相比，年轻这一代仍较为大胆地谈论信仰自由。例如在杜佳妮的学校，她们遇到的老师态度较为自由包容，认为人该有信仰，所以学生较为敢言。 　　但其它学校的运气就不见得这么好。一位自台湾赴北京学医的女学生Sherry说：“老师到周五就会跟同学说，我知道你礼拜天去教会，信仰不要太热忱”、“又例如我们的团契信箱，有阵子发了耶稣或神这些关键字，信箱就被封锁。”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们把团契的标题改为“我们聚在一起给爸爸唱歌”，用爸爸取代天父，或是用“吃东西”取代“祷告会”。 　　这些大学团契也很国际化，一是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国学生的信仰需求，特别是南韩留学生，在北京五道口附近，他们常常在自己开设的咖啡店里，放圣歌，提供基督徒聚会；二是在国外接受基督教洗礼的海归派或到中国发展的华裔外国人。 　　北京大学的团契，甚至用英文祷告，有从美国来的华人和许多亚裔外籍人士加入，他们年轻、高学历。外国神职人员穿梭在沿海甚至远方如新疆的校园团契。虽然国家宗教法规定，外国人传教需要政府正式批文，但互动实在太频繁，几乎省略此程序。 　　比起中国政府明显扶植佛教与道教，基督教是被打压的，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的一神论（相信上帝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把党视为母亲和唯一真理的价值，有较大的矛盾。另外，基督教标举普世价值，是个有组织、有领导的自主团体，并不以官方立场马首是瞻，也是令共产党感到恐惧的原因。 　　在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才能合法生存。 　　官方允许的基督教只有三自教会。官方出版的《中国宗教》这本刊物如此解释，中国基督教是要彻底割断基督教的联系，所以要“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目标是要扬弃它的西方色彩，探索符合圣经但又融合中国文化和适合中国处境的基督教。 　　几位传教士私底下表示，香港、台湾、大马等华人脸孔的牧师或传教士较放松，但若是白人传教士，就特别谨慎，他们犹记2007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有一大群外国传教士误判情势，以为北京在京奥前会放松宗教管制，结果宣教动作太大，反被请出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对“洋教”和“帝国主义的荼毒”仍心怀敌意。 　　官方因此把基督教当做一个需要随时被监督的对象，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公安部、国家安全局的便衣，随时隐藏其中。 　　不过，矛盾的是，正是共产党的严控和打压扮演了一个促进年轻人积极信仰基督教的力量。这里头有两个关键因素。 　　一是，中共釜底抽薪断除了传统信仰。 　　早在十六世纪，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便将福音传入中国，却无法广泛深入民间，因为中国有多元的信仰文化和浓厚的家庭祭祀观。又如在华人社会里，基督教很难快速扩展的原因是传统信仰的羁绊，像在台湾，拜天祭祖是相当普遍的习俗，中元普渡与新春开工，街头巷尾都摆满了祭祀的队伍。信佛的母亲遇上信耶稣的孩子，经常会闹上家庭革命。 　　反观中国，破四旧和文革去神、去崇拜，使得中国庙宇、教堂被摧毁，人们多元的鬼神信仰没了。这等于拿掉信仰基督教最大的阻力：家族与传统信仰的支配。 　　关键之二，巨大的社会不公，让基督教快速填补年轻人价值的空缺。 　　基督教的两大价值主张是“爱与公义”，特别是长老教会这一派别，强调积极介入社会、改变社会。中国人治的政治体制下，仍存有太多违法拆迁、人权、司法公正等公义的问题。 　　这两股力量相乘，对年轻人特别有号召力。我看到不少90后勇于在798的街上唱圣歌、在五道口附近发礼拜传单、在校园送圣经；而那些已在国外念书、在华人教会礼拜的80后，则成为90后的后盾，分享许多在美国所见所闻、一个理想世界的样貌；他们甚至透过微博，一同声援那些被拆的教会、土地，还有批评高涨的房价、吃民脂民膏的贪官。 　　这让我想起，近代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无论是南非或台湾，基督教都扮演了不小的角色。 　　例如在台湾，即便三十年前一直就很自由，但也是基督教，特别是海内外的长老教会，作为台湾党外运动重要的精神庇护，算得上对台湾民主转型推了一把；他们宣扬人权、救援政治犯，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殊管道。 　　现在，中国不止从无神国度成了信仰大国，年轻人更是从党的教条中走出，开始追寻真正的信仰。

本星期天，有25名北京守望教会成员在公开场所敬拜时被警方带走。另外，湖北十堰市一家家庭教会的22名成员也在本星期天被当地政府抓捕。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向本台记者介绍说，北京守望教会本星期天在中关村一处广场举行户外敬拜时，有25名基督徒被警方抓走。 “一共有二十五个人被抓，他们被分到了不同的派出所。开始的时候先抓到海淀区的一个地方，然后就被他们所在各地的派出所抓走。到北京时间二十二号礼拜天的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已经有十八个人获得释放，还有七个人没有被释放。” 傅希秋牧师介绍说，由于中国官方禁止守望教会成员举行任何形式的室内聚会，自4月10号以来，守望教会成员连续7个星期天在户外举行敬拜活动，但持续遭到警方骚扰。 “原来从四月十号他们开始第一次户外崇拜，主要是因为政府不让他们继续租用室内聚会的场所，一年多以来又拒绝把他们已经花了两千七百万人民币购买的一个一层的大厦，也拒绝给他们钥匙。（虽然）他们已经付了所有的款项，但是（政府）一直拒绝给他们钥匙。他们没有别的任何办法举行室内的聚会，只能到室外聚会。” 浙江独立媒体分析人士昝爱宗是一名基督徒，他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北京警方抓捕“守望教会”成员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 “我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中国宪法上赋予公民的一种自由。无论官方的、家庭的、地方的（教会）都是自由的敬拜，不应该限制。北京的情况可能是当局对家庭教会比较敏感，对守望教会的压制一直在持续，说明他们没有尊重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北京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应该是（受）保护的、不受压制的，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同样都是信仰基督、信仰耶稣，为什么允许三自会的人自由敬拜，而不允许家庭教会的敬拜？难道三自会在盖有官方允许的教堂就是合法的？守望教会没有官方批准的教堂难道就是不合法的吗？从宪法上规定，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敬拜的，呼吁北京当局不要在难为这些基督徒了。” 另据对华援助协会消息，本星期天下午1点钟，湖北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政府工作人员冲入当地一处家庭教会聚会点，抓捕了22名基督徒，并对其中一人进行殴打。知情者刘先生透露说: “大约有四十多个乡政府、派出所和乡政府所有单位的人都一起出动了。有一个叫王祥贵的人把当时的情况拍下来。派出所的人就抢他的手机。他不给，派出所的人就打他。” 刘先生表示，截至星期天晚11点，已有2名年纪较大的基督徒被释放，其余20人仍被关在十堰市店子镇的一处民房里，接受审讯，其中一个名叫吴在树的基督徒一直带着手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一批中国家庭教会刊物《圣山》被北京警方查禁没收。家庭教会人士说，2010年12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中国对国内异议人士、家庭教会等民间力量的打击力度会逐步加大。 *“国际记联”关注* 国际记者联合会(IJF)日前发布新闻稿说，北京警方没收了一批中国家庭教会的刊物《圣山》杂志。新闻稿说，北京警方应该认识到，没收这家杂志刊物，违反了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有关保护出版自由的条款。国际记联秘书长艾德.怀特呼吁北京警方，归还非法没收的《圣山》杂志。 *事件概况* 范亚峰是北京家庭教会知名活动人士，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福圣山研究所所长，《圣山》杂志由该研究所主办，范亚峰也是《08宪章》签署人之一。北京市警方对《圣山》采取行动时他在现场。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圣山》杂志被抄只是北京家庭教会以及他本人最近系列遭遇的一部分。 他说：“我们最近受到的打压比较密集，10月20号，我们的‘三一教会研讨会’被30多个警察冲入，后被传唤近9个小时；27号晚上我们的《圣山》杂志第15期被查抄没收，接着随后的周日聚会又受到警察的阻拦。前天，也就是上周，我又被警察传唤，被控制在双榆树宾馆。” 范亚峰说，星期六当天下午六点他被释放，记者询问范亚峰警方采取上述行动的理由，对此范亚峰说：“理由非常荒谬，说我们制造噪音扰民。今年我已经为这个被传唤了四次，毫无理由，完全是捏造罪名，媾陷公民”。 国际记联新闻稿还说，北京警方对这家家庭教会刊物的类似打压可以追溯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他对中国民间传媒的境遇表示关注。另外，设在美国的基督教权利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也对圣山杂志被查抄以及范亚峰被控事件提出谴责。 北京双榆树警方拒绝电话询问有关问题，接电话人员同时表示，自己只是当班，不了解有关情况 *事件反响* 张明选是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主席，得知家庭教会刊物被查抄情况后非常愤慨。他说：“中国政府对基督徒的打击，现在比过去是加剧了，很多地方都是违法的行为，不合乎国家的宪法，也不合乎国家的开放，我们在此只有为他们祷告。” 中国家庭教会最近受到严厉打压，范亚峰对这种趋势有如下看法。他说：“这轮打压有新的特征，(发生)在习近平兼任军委副主席以后不久。他(习近平)是奥运安保模式，奥运安保的总指挥，他在兼任军委副主席后，对民间打压空前严厉，而且不遵守任何法律手续；从这个意义上看，习近平这个要接班的，带给中国的可能是新集权主义的前景。” 范亚锋表示，中国当局对包括家庭教会在内的国内异议人士和民间社会力量的集中打压，可能要延续到12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之后。 美国媒体ANS报导，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中国当局的打压行动就已开始，前不久大批中国家庭教会成员前往南非参加洛桑大会时被中国边防拦截。 *宗教建设* 中国国家宗教局10月30号举办了“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备案和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两个专项工作培训班。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蒋坚永说，宗教活动场所监督管理专项，有利于推动《宗教事务条例》的深入贯彻，有利于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加强宗教界自身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