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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也就是六四二十周年纪念的前夕，原戒严部队战士张世军曾经在互联网上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国主席胡锦涛为其个人以及六四事件平反，张世军在事后曾经再度被拘禁。上个月，张世军身穿当年的军装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并且将其在广场拍摄的照片配上诗词贴在微博上，一时间再度引发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但他本人却被勒令返回山东老家，并被告诫在敏感日子期间不得再度前往北京。 本台为此电话采访了目前在山东的张世军先生，请他介绍一下他的个人经历以及他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广场现身的用意。 法广 ：张世军先生，您好，我们报道了您穿着军装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受害者默哀之后，有许多听友都希望进一步了解您的个人情况，您能否介绍一下您自己？比如说，您当初参加北京戒严行动时又多大年龄？ 张世军 ：按照中国的说法，我当时是十九岁。我是济南军区一个快速反应部队的下士。我们从四月份开始就在北京郊区驻扎，六月三号的中午接到命令，下午进入天安门广场。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打算在过一段时间写一本《戒严回忆录》，但是，目前我还不愿意过分详细的谈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法广 ：好！那您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您之后为什么被军方除名，并且还被判处监禁的经过。 张世军 ：我认为每个军队都有他光荣的传统，在他的光辉历史不应该染上人民的鲜血。我觉得我应该对此一事件表一个态。所以，我当时就想部队提出了一份书面的退役申请，当时，军队就以“拒不执行戒严任务”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将我开除出军队。 法广 ：您当年在监狱被关了几年？ 张世军 ：三年。1992年山东省滕州市公安局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判决我非法劳动教养三年，这一罪名是中国的法律上所不存在的罪名。对于这一段经历，包括当时离开北京回到原驻军已经后来被开除被监禁等一段经历我现在不太愿意多提，因为我认为中国军队既然是人民的军队，他终归会回归于民。所以，对军队的过多的谴责并不有利于推动民主化进程。 法广 ：那您就说说您穿着军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想的是什么？ 张世军 ：我在这个敏感时间段穿着军装在天安门广场走了一走，我虽然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想说的话大家大概全世界都听到了。八九六四这段历史是中国的一段重要的历史，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的经历，既然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还以军人的身份参加了这一事件，所以，我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我应该以我个人的方式对这一事件表达一个态度。本来是打算五月底六月初再发声的，但是，后来由于形势紧迫，不得不提前发声。 法广 ：我们看到您的照片与诗词在网上发表之后很快被删除，您现在的个人自由是否也受到限制？ 张世军：我和当局基本上达成一种默契，那就是我在这段时期内不会再去北京，他们也不会对我的其他活动过于限制。 法广 ：您现在的个人生活怎么样？您有工作吗？ 张世军： 我以前回到山东之后注册了一家公司，但是随后由于经常被喝茶，自己的公司被迫停止，因为我的公司以及家里的电话以及网络经常被切断，所以，我现在是一方面要表达自己对政府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在为我个人的生计奔波。中国的国情就是这个样子，政府是一个存在，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要在跟他斗争的同时也不得不做一些妥协，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坚持十分重要。当然，每个人的处境不同，斗争的方式也不同，但是，只要坚持就会有成果。 法广 ：您在网上说六四平反的日子应该不远了，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世军 ：我们不希望出现崩盘的场面，但是这个时间越来越急促。目前国内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预示着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无可控制的方向，国内国外，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民间的观察人士都应该能够感觉到这个气氛，现在应该是国家的最后的机会，政府应该抛弃惰性，拿出勇气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很可能会出现无法预测的暴力。 法广 ：如果让您给中国政府提一个建议，如何着手为六四平反的话，您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张世军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可以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可以首先对六四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国家赔偿，以这种方式最终对六四事件作出一个政治的重新评价。对于个人来说，可以政治问题法律化，而对国家来说，政治问题还是应该政治解决，应该对六四事件重新作出政治评价。 法广 ：您对六四受害者家属，例如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等人有什么话说？ 张世军 ：三年前有位朋友曾经要为我引见丁子霖教授，但是，当时我十分繁忙，因此未能前往，去年年底，我曾经独自前往丁子霖家，但是，很遗憾，他们家没有人。 法广 ：最后，您对中国政府或者对我们的听众有什么话要说？ 张世军 ：首先，对中国政府，我要说，政府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政权的力量取决于人民对他的信任，而并不在于他的暴力威胁。我希望能够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能够关注中国的民主进程，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个民主的中国将有益于全世界。 感谢张世军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

这是普京最近再次当选总统后的首次访华行程。 俄罗斯总统普京自周二（6月5日）起开始访华，这是他第三次当选总统后首次到访中国。 普京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副主席习近平、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总理温家宝、副总理李克强等领导人会晤。 俄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说，普京此次同胡锦涛的会谈将“包括小范围和大范围的谈判，将持续很久”。 他还说，俄中高层会谈将就一系列问题协调立场，其中包括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与上海合作组织。此外，还将就朝鲜半岛、中东局势以及伊核问题交换意见。 普京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世界各国都意识到，缺少俄罗斯和中国的参与，任何国际问题都无法讨论和落实，包括中东、阿富汗、叙利亚、朝鲜和伊朗核计划等。 普京还说，俄中两国可以制定共同的战略，应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挑战。 在普京访华期间，俄中两国预料将签署能源、工业和创新领域的17份协议，两国各部委也将签署多项协议。 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总裁表示，他的公司将不在普金此次访华行程中同中国签署协议。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中俄之间未能就价格问题达成一致。 普金在启程赴北京之前曾表示，他希望在2015年将双边贸易额增加至1000亿美元，2020年至2000亿美元。 普京说，他认为这一目标可以提前完成。 在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中，普京还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

法广：请先介绍一下你们今年纪念六四的活动情况。 孙文广： 我们是在今年5月6日在济南市的一个公开场合露天下边举行了一个悼念六四的活动，大家都畅所欲言照了像。有两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那么早举行？主要是拍接近六四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些人监视起来，比方说我，从5月15日到现在就被监控。地点是露天的一个烧烤摊，摊主是因“六四”而被判刑的朋友，他叫谢金玉，他在“六四”后被判刑，在监狱里呆了六年，出来后找不到工作，一直拖到他46岁时的今年才结婚，他们生计很难，就在露天摆了一个烤羊肉的摊子。我们到他那里聚会，一方面吃他的羊肉串，让他增加一点收入，同时也可以让其他人体会一下六四受害者23年来的遭遇。谢金玉在六四前是济南一个兵工厂的技术工人，技术还是很高超的。六四之后，他觉得北京开枪惨无人道，为了表示他的抗议，他就上街去喊口号鸣不平。89年六四后的大概6月5日和6日这段时间，济南市上街的人不少，有好几千。当局就把他抓起来定了个反革命罪，判他六年徒刑。他出来以后因为是六四的劳改释放犯，所以到哪里都不会留他，他就只好有时做短工临时工，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好住在他母亲家。今年大家才帮了他的忙，找了一个四川媳妇，46岁才结了婚。结婚后为了生计在家门口开了了烧烤摊。 法广：除了这位谢先生以外，还有一些在校的大学生，是吗？ 孙文广 ：是有大学生，但他的名字我就不方便讲，也是为了保护他。现在学校里抓的很紧，动不动用“开除”和“不让毕业”等来威胁学生。但他仍然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因为他认为六四是官方镇压民主运动，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死了那么多人。他觉得很愤慨，认为六四应该平反。他们这些大学生虽然年轻，但特别会上网翻墙，从网上了解当年六四的情况。 法广：你们的六四悼念活动之后，有没有收到打压？ 孙文广 ：现在还不太明显，但你刚才打我手机时，我还在警察的车上，我型在出门必须坐他们的车。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纪念六四了。第一次的时候，官方打压很严重，他们从照片上找到参加者，一个个地恐吓威胁。第一次参加的有7个人，到第二年纪念六四时还参加的就只剩下三四个了，但第二年参加纪念的又有一些新的人，他们又被警察找。三四年后，警察也知道，再找也没有用，恐吓也不怕，我们就是认为应该平反六四，现在找的就少一些了。去年还有一个李红卫参加我们的活动，两个月后被抓去劳教，当然他不完全是因为纪念六四而被劳教，还有一些他维权的事情加在一起而被劳教1年9个月。我们经常去劳教所去看他，给他送书和钱。总的来说就是官方的打压开始很严重，但几年后看效果越来越差，他不能因为我们纪念六四来给我们判刑，就是李红卫被劳教，也不是仅仅因为他参加纪念了六四。 法广：最近陈希同的一本书出来了，他在书中对自己在六四镇压中的责任进行了开脱，您是怎么看这段历史的？ 孙文广： 89年时，陈希同是北京市的领导。不管是他，还是李鹏，现在都对自己在六四中的问题开脱。因为他们看到大势所趋。因为学生是手无寸铁，一腔热情要反腐败，要民主，要求公平的对待，他们不是反革命动乱。这都是正常的要求，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可以开枪呢？开枪是历史的罪行。现在看那些阿拉伯国家，你开了枪，性质就变了，就变成屠杀罪，反人类罪了，要判他刑了。穆巴拉克要被判刑，卡扎菲被打死了。这都说明你要开枪镇压和平示威活动的时候，就犯下了历史罪行。即使拖的时间再长，将来也会对你进行审判。李鹏陈希同这些人的心里是发虚的。 法广：最近传说温家宝数次在内部呼吁为六四平反，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证实。您觉得这方面的希望还大不大呢？ 孙文广： 我觉得温家宝讲这个话是有可能的。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他陪着赵紫阳到天安门去看学生，陪赵去的唯一较高的干部就是他。他看到当时的场面，学生是很和平，很理智的，就是要求给个说法：“我们是爱国的”不是反革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戒严派军队派坦克，进来镇压学生，杀了那么多人。这是罪责，历史的罪责。所以我想他温家宝从各种角度出发，可能讲过这种话。一个是他亲身经历了六四，受赵紫阳的影响。另外也想开脱自己。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总理，关于这个问题他在任的时候没有机会讲话，那快要卸任了，他要在历史上澄清自己，说他是希望平反六四的。我认为他说这话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他没有说过要平反六四的话，他也没有出来解释说他没有说过。不光是温家宝，还有中央上层的，特别是要18大要退下来的那些人，要趁这个机会表白自己：我是希望平反六四的，你们平不平，是你们的事，但我在在任的时候，离职之前，我都讲过我主张平反六四。

候任香港特首梁振英拒绝回应有关六四的问题。 候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对六四事件态度的转变引起强烈批评。 香港媒体报道，梁振英在六四23周年当天曾经四度拒绝回应有关六四的问题。 据报道，梁振英此前被问及他对“平反六四”的立场时表示“没有补充”。 梁振英在1989年六四事件翌日曾经于报章刊登署名广告，表示“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批评梁振英是“六四变色龙” 以及“出卖良心的特首”，不能代表香港人。 立法会议员冯检基表示，梁振英最大的问题是对六四的看法与以往不同。 他认为梁振英最低限度应该代表香港人向中央政府反映对六四的看法。 有十几万香港人周一参加了纪念六四23周年的烛光晚会 候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椒芬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梁振英作为候任特首，即使他有个人看法也未必方便公开评论六四。 罗范椒芬被问及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时回应说，要视乎对六四如何定性，而现在还没有定性。 她随后表示不会再就六四事件作出回应。 梁振英于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前曾经与其它同业以“香港一群测量师及见习测量师”名义刊登声明，“呼吁人民解放军明辨是非，拒绝武力镇压爱国行动”。 李卓人批评，梁振英在谴责六四的20多年后表示当年“下令屠城”的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比刘晓波更值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是侮辱香港人对六四的感情以及记忆。 报道引述出席六四烛光晚会的市民说，梁振英当年是“买大小”，现在时移势易，他便很快地退缩。 立法会议员何锺泰则认为，如果梁振英因为有困难而不表态是可以接受的。何锺泰并指六四事件不简单，要一段时间才能弄清。 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对是否支持平反六四及会否辞职等提问一概没有回应。

台湾中央社报道，研究中国大陆政治改革、政治变迁及民主化前景的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处副研究员徐斯俭分析，不能把中共视為「单一行為者」，中共属於集体领导，「很多事9个人可能说不好，而且谁也指挥不了谁。」 他说，温家宝谈论政改很多次，苦於无法推动，却在3月14日又重提政改，「权力格局正在移动中，在这个空隙中，拋出这个议题，某种程度上有权力斗争的意涵，而且使权力斗争更具正当性。」 他说，虽然温家宝也拋出路线之争，但广义来看，这也可视為整个18大权力布局博弈的一部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徐斯俭观察中国政局这段期间发展指出，胡温执政联盟虽然有所让步，但整体而言，已在这盘棋局中胜出，大势已定，这时候如果重提或推动政改，「在政治上是不会得分的」，因此，此刻推动政改可能性极低。 台北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陈华昇也认為，胡温联盟在这波激烈权力斗争中，显然略胜一筹，因此，此刻实在不需要平反六四。 他认为，中国可能启动的政治改革，可能仅止於监督干部、反腐败的问责机制，而非所谓的民主化。 支持中国民运人士观察指出，从贵州民众日前举办六四纪念活动，并未受官方制止来看，显示中共当局对六四态度似乎有所鬆动。网路上甚至传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若接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可能会平反六四。 这不是网路上第一次传出中共当局考虑平反六四传言，网路上先前也盛传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有意平反六四。 因六四事件遭罢黜的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一向无法在大陆网路上搜寻得到任何结果。不过，部分中国祭祀网站几个月前一度可以让网友上网祭拜赵紫阳，甚至张贴具指标意义的悼念文章。但没隔几天，又遭到封锁。 温家宝3月14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后记者会再度重申，不仅要进行经济制度改革，还要推动政治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改革。若不推动政改，文化大革化悲剧还可能重演。 温家宝发表政改与杜绝文革一席话后，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随即下台，令许多人再度萌生对大陆政改期盼。 1989年六四民运领袖王丹就说，如果温家宝真能下决心去做，应该还是有一定能量的。中共即将召开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有非常大的「可能性」，这么多党代表是不是终於可以发挥作用，提出一些提案？值得观察。 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现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係学院教授的张维为，曾发表一篇「中国政治改革要自信地走自己的路」文章说，过去二、三十年，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有3种模式：古巴「保守改革模式」、前苏联「激进改革模式」及中国「稳健改革模式」。 他说，古巴采取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限改革，但后来证明失败了。前苏联以政治改革为主，以经济改革为辅，结果政治参与迅速爆炸，导致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纷纷独立。 张维为认为，中国以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证明比古巴、苏联模式好，也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好。 中国人民日报5月25日社论则说，「民主人权输出」是西方垄断资产阶段在殖民主义已经破产的历史条件下，透过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新的隐蔽方式干涉、控制、支配开发中国家的政策和活动。 台湾中央社说，这或许可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中国也许有可能推动政改，但绝非西方国家所认知的民主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