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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柏克莱的张爱玲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因为她的体形过于瘦小,在人群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Andrew Jones,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英文译者)的车上,饥肠辘辘,在黄昏的车流中,向旧金山一间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小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刘再复:解决社会矛盾最好不要用暴力方式

刘再复:解决社会矛盾最好不要用暴力方式 原题:刘再复谈八十年代的学术环境 作者:刘再复 来源:东方早报 来源日期:2011-6-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6 11:11:53 阅读量:20次 八十年代的学术虽也浮躁,但充满追求真理的热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您曾担任过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经历了文化界在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历史性节点,很多人说您是当时参与文化界改革的一个代表人物。 刘再复:有人说我是文化界“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这是一个政治概念。用这种概念描述我,并不准确。我始终是个文学中人,文化中人。但我应当承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充满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首先是清除“四人帮”政治毒素的热情,这种参与,在当年的历史语境下,又确实带有政治性。加上我当时已是中共党员(1978年入党,1979年转正),在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时又兼任党组书记,所以有人说我是“党内改革派”,也并非恶意。 那时与所谓“保守派”(现在我不再使用这类政治语汇)的分歧主要是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问题。我讲“文学主体性”,也是为了争取作家的“艺术主体”权利,即在创作中拥有充分个性自由的权利。每个作家的主体首先可区分为现实主体与艺术主体。作为现实主体,你是党员,当然会讲党性、纪律性;但作为艺术主体,你则有权利超越现实主体的限定,赢得现实主体所没有的自由,诸如见证人性、展示个性的自由。当时我在政治上从来没有怀疑过经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一意义上说我是保守派也可以,但在文化上我却不赞成保守,即不赞成交心运动、斗私批修运动等,不赞成对作家心灵进行种种干预与限制,争取的也是心灵自由。当时我想摆脱阶级斗争时代的阴影,针对的是“理”不是“人”,所以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对立”人物。在我的心目中,“对方”好像只有不断批判我的《红旗》杂志。后来《红旗》的名字被改为《求是》,我感到特别高兴。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恐怕已经不太了解当年的重重思想禁区,而开路之功想必艰难。 刘再复:当年能突破一些思想禁区,除了有一个“理”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势”的条件。所谓“势”便是时代条件。我所做的一点努力,是借时代赐予的条件,据“理”力争,尽可能通过研究所召开的会议和研究所掌握的刊物,伸张正义,说些真话,发出一些“异样”但更合情理的声音,例如为胡风说话的声音,为胡适说话的声音,为梁实秋、林语堂等当时认为的“反动文人”说话的声音,为艾青、萧军等“右派作家”说话的声音。在理论上,则质疑“高大全英雄论”,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质疑“反映论”与“独断论”,质疑政治化、模式化的“文学史框架”等等。 您在担任社科院文学所长时,为俞平伯先生庆祝生日,其实也就是为他平反。这在当时遇到什么阻力么? 刘再复: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我提出“学术自由、学术尊严、学术美德”的办所方针,提出这一方针,不是空话,所以我便着手筹备庆祝俞平伯先生八十五诞辰的纪念活动,借此给俞平伯先生“平反”,也给学术自由、学术尊严作证。我的这一“行为语言”,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社会科学院内没有阻力,胡绳院长过问一下,实际也支持。中央任何部门都没有干预此事。俞平伯先生的纪念会于1986年1月召开,与会者四五百人,盛况空前。“平反”能得以顺利进行,说明当时的人文环境、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文化界这样宽松的人文环境之后也遭遇过一些反复吧? 刘再复:是的,可惜好景不长,“平反”会后不久,很快就发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我所倡导的“学术自由”,也被视为自由化嫌疑。运动之中,我虽然未被点名为“精神污染”,但蒙受了精神压力。我的胆魄不够,一旦有精神压力,该说的话就说不下去。例如刚刚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就被视为胡风“主观论”,甚至被视为涉及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把我从学术话语中拉到政治话语中,而“主体性”的真问题反而无法深化下去了。文学主体性的真问题还得进入两个层面,一个是“主体间性”(也可称“主体际性”)问题;另一个是内部主体间性问题,即自我内部的本我、自我、超我关系问题以及主语三人称(你、我、他)的语际关系问题。直到今天,我还有只讲主体性、未讲主体间性的负疚感,因为讲主体性只强调了张扬自我,讲主体间性才能平衡自我与他者的权利界限,才能在理论上说明“自由”与“限定”的关系,才能避免张扬自我时变成膨胀自我而犯精神浮肿病。现代中国人普遍犯有精神浮肿病,我可能也有一份责任。 历史小说家姚雪垠先生曾严厉批评您“建立了一套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将学术之争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这种论争发生的背景是什么? 刘再复:与姚雪垠先生的那场争论,不是我先发难的。我尊重一切勤奋写作的作家,包括尊重姚雪垠先生。姚先生开始对我也是尊重的,他曾委托一位朋友,交给我一封用毛笔写的信。信中要求我支持他在武汉即将成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可是我没有答应。因为北京已有一个当代文学研究会,而且已挂靠在文学研究所了,如果再成立一个研究会,就会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山寨”。我的谢绝可能让姚先生生气了。之后他在《红旗》杂志连发几篇文章“炮轰”我,认定我“反马克思主义”,这才逼得我接受《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先生的采访,谈论了“姚雪垠现象”。当时我还没有学会“妥协”,便“以牙还牙”,挖苦姚先生的《李自成》顺从政治意识形态,把李自成、高夫人写成“高大全”英雄,违背性格真实与历史真实,导致《李自成》一卷不如一卷。从而惹得姚老非常生气,以致声言要到法院告我。 回顾那场争端,觉得双方都没有“进入问题”的冷静,过多情绪化语言。姚先生用“重炮”,固然过激,我回以“机枪”,也太不留情。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如果再面对这种争论,我当会理性地阐明“真问题”,不会再计较他者的“上纲上线”,出国之后,我已告别了文化大革命的心理阴影和语言方式。 很多人说您这一代人是鲁迅精神养育的,而海外的夏志清等学人更倾向张爱玲。后来您一直生活在海外,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再复:如果说我的同一代人甚至前后的两三代人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这是事实,但就个体生命而言,说我是“鲁迅养育”的,则过于本质化即过于简单化。在最重要的青少年时代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高尔基、契诃夫对我的影响超过鲁迅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我并不是被鲁迅所养育,而是被外国文学作品所养育。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我的读书范围基本上就是马克思、毛主席、鲁迅的书,说这十年被马克思与鲁迅所养育,倒是真的。 与鲁迅相比,张爱玲的影响只限于文学层面,并未广泛地进入社会层面。只有在台湾与香港,张爱玲的影响才进入社会层面。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确实写得很好,但是到了《秧歌》、《赤地之恋》,便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了。就文学创造整体的丰富性而言,她远不如鲁迅,更不用说思想深度了。夏志清先生重新开掘张爱玲,很有功劳,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犀利坦率,没有“精神奴役的创伤”,但他也受到冷战时期两极对峙思维方式的影响,政治倾向太强,所以抑鲁扬张,未能正视鲁迅的博大与深邃。 您在前几年与李泽厚先生一起合著了《告别革命》一书,这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刘再复: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即将推出李泽厚先生和我合著的《告别革命》第六版。我在新版(辛卯版)序言中说, 我们并不否定辛亥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不认为暴力革命是必由之路。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方式推翻政权的流血斗争。以往被压迫的民众使用这种暴烈方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自然不能一概否定。我们提出“告别革命”只是善意地期待,解决社会矛盾最好不要使用暴力方式。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发现历史上的大革命即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我和李泽厚认为,面对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永远都有)只有两种基本选择,一种是用“阶级调和”即改良、协商、妥协的办法解决,一种是用“阶级斗争”即用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极端的办法。我们认为,最好是选择第一种办法,避免用第二种办法。因为第二种办法意味着战争、流血、火拼、破坏,社会将失去安宁日子。 我认为,当今的第一使命应是避免战争,和平时期最坏的日子也比战争时期最好的日子好。有矛盾最好通过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改革不是没有斗争)的办法解决,不要诉诸火与剑,更不要诉诸机枪与炮弹。广义的中国文化历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传统,即孔孟老庄所体现的传统,这是尚和、尚文的传统;一个是小传统,即农民革命所体现的传统,这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诉诸暴力的流血传统。不管是起义的一方(革命军)或反起义的一方(政府军)都进入你死我活的状态,都很残酷,连大儒曾国藩也变成了“曾剃头”。我们讲“告别革命”是倡导大传统,告别小传统。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要重复二十世纪的战乱历史,不要重复那种大规模的鲜血淋漓的死亡体验,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没有革命、没有内战、没有饥饿”的世纪。我在《双典批判》中对《水浒传》中“造反有理”的大命题进行了批判;批评“凡是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的理念与公式。我认为,手段与目的是一个整体,我不相信血腥手段可以带来高尚的目的。我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手段重于目的。这种思路类似托尔斯泰与甘地的拒绝一切暴力手段的思路。 在您看来,国内文化生态、学术动向及价值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有什么变化? 刘再复:因为离开祖国已有二十多年,所以对国内的文化生态比较陌生,不可能太准确地描述。就整体感觉而言,我觉得与八十年代的状况相比,当下学术姿态比较多,追求真理的热情比较弱。八十年代的学术虽也浮躁,但充满追求真理的热情,不刻意表现学术姿态,思想比较贴近时代的脉搏,因此学术多带历史针对性和现实批判性。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从乡村时代走向城市时代的历史大转型,在此时代中,思想者大有可为,完全可能产生新鲜的思想,可惜我很少见到拥有学术水准的新鲜思想。总之,与八十年代相比,现在国内的文化生态似乎缺少灵魂的活力。 您有没有关心过近十年来国内关于“新左”和自由派的争论? 刘再复:我只是一般地(不是特别认真)关注过“新左派”与“自由派”的争论,因为这不是学派之争,双方均缺少较深厚的学术论证,往往只能见其观点,不能见其著作。 就其观念而言,双方都有些脱离中国的实际。新左派的言论不少,具有较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即批判工业文明、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他们的讲述导致两个逻辑结论,一个是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一个是完全肯定毛泽东晚年的行为,这是让人难以信服的。要中国回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去,这不是大倒退吗?不能面对阶级斗争时代铁铸的基本事实,不能面对历史黑暗,这是新左派的虚妄。而自由派则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便是美国化,这也不对。美国的人口为中国的五分之一,可耕土地却是中国的五倍。中国只有一条海岸线,美国则东西都有海岸线。仅自然条件就有如此巨大差别,中国能跟美国一样吗?中国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容纳那么多汽车,哪来的停车场啊!中国一定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创造自己的现代化自式,不能整个地转向他式,即不是转化到西方的已有范式,也不是坚守中国现有的既定模式,而是要不断试验、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符合中国生存、发展需要的现代自式。这种“自式”,既要接受人类既有文明的营养,又要充分考虑中国自身的条件。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具有创造自式的可能,日本、印度均不可能,但是时间有限,历史赐予的机会恐怕只有今后的二三十年。 您现在回顾平生,对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 刘再复:我把自己的人生划为三个人生,第一人生是中国的学生、学人;第二人生是中国的漂泊者;现在第二人生结束了,开始了第三人生,这一人生是超越国界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缘与中国文化血脉的思想者。做这样的自我界定,是为了让自己更自觉地站立于中性立场,用中道智慧看历史,看人间,看中国与西方。中性、中道立场,乃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立场,这也是知识者应有的立场。我是一个长江黄河养育出来的生命,天然地对祖国抱有一种生理性的挚爱情感,但我又是一个对文学具有信仰的写作者,这又使我天然地成为人类与人性的见证者,也可以说超越民族国界的限定而游思于自由时空的人文思想者。 刘再复先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思想界的弄潮儿,直到今天,很多人读他的书,会觉得他依然保持着八十年代的激情。在美国这许多年,他坚持中国国籍,不用手机,也不上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萧红与女性写作

    □ 徐长云 ■ 林贤治         □萧红从呼兰走出来,漂流过哈尔滨、北京、上海、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为写传记,有实地探访过她居留的地方么?   ■写鲁迅传时探访过北京、上海、绍兴。经过大半个世纪,这些地方已完全改变了面貌。为写王实味,我去延安,去山西寻访,旧迹全无。所以,写萧红传,我主要依据的是萧红作品及相关史料。她活在她的作品中,由她的作品,能探寻她的内心秘密,她的精神状况,她的灵魂。我着重的,是对传主所经历的实际感受。抓住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对自由的不倦的追求。      □您与萧红本人有太多相似:追求自由,农村出生,经历过困苦,边缘的立场,独立的表达,您在写作中,是把自己也烧在里面的?有时是不是情绪很激荡?   ■我是相当情绪化的人。有人说,作者与传主萧红的距离太近了,应拉开距离。我想说,写传记和写小说一样,没有一定之规。“一定要拉开距离”,这是对自由写作的限制。100个人心里,有100个萧红。我展现的是我所理解的萧红。有可能它是最靠近萧红本人的,有可能不是。和传主靠近,很正常,不能就此判定传记的好坏。对于我,写作时,保持自由状态最重要。      □在您看来,萧红、张爱玲都是天才,但您觉得萧红的心更阔大,也就是您觉得萧红比张爱玲更伟大?   ■无疑是萧红更伟大。现在正热炒《小团圆》,它没什么好称道的。张爱玲对世界的叙述,是用第三只眼去观察,用偏冷的色调,从男女的、伦常的人性较阴暗的角度,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但缺乏温暖。她不大关注阶级关系——今天这个我们不谈了。总之张爱玲视野不够宽阔,后半生在不断改写以前的作品,最主要,是内心关怀不够。   萧红,则是温暖的。她命运何其坎坷,却不自怜自哀,始终保持着对广大弱势者的关怀。她有同情心,悲悯心,因为有大爱,所以作品很大气。像《呼兰河传》、《生死场》。只要比较,就可以看出,张爱玲的气局小多了。   拿写作本身来说,张爱玲更多带有小说家的观念来写作,为迎合读者来写,她的小说有媚俗的地方。萧红,则是非常自由地来写。她根本不考虑文体。从写作状态来讲,萧红是最自由的,不顾忌别人怎么看的,完全是为自己的心写作的。   萧红是伟大的作家。张爱玲是有才华的作家,但根本称不上伟大。      □张迷很多,您希望萧迷也多些,但对此您乐观吗?   ■我其实并不期待。在这商业化日趋厉害、粗劣文化产品充斥的时代,萧红未必为众多读者了解。我不是进步主义者,我认为物质越来越发达,精神有可能越来越萎缩,我对这一个时代的读者,不抱太多期待。张迷们也不会成为萧迷。   文学史明显低估了萧红,这是事实。正统的文学史不说,当年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大陆,它肯定了长期受到冷落的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很有必要,当然其中一些评价并非是中肯的,部分被夸大了,拔高了;但对鲁迅、萧红等左翼作家,评价明显偏低,甚至你会怀疑他有意贬低。虽然夏志清在1978年自我澄清,说书中对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未加评论,其实,这并非偶然疏忽。   学术界、评论界现在会不会开始重视萧红呢?我看不一定。只有我们像萧红一样热爱自由、平等,热爱底层劳动者、弱势者、不幸者,才可能真正重视她。但是,这可能吗?我抱虚无主义态度。      □当时像卢隐、石评梅都是才女作家,她们的早逝有太多时代的原因吧?她们的文学品格如何?比较一下她们与萧红吧。   ■与萧红一样,庐隐、石评梅勇敢地追求爱与自由。这是五四一代“新女性”的追求。她们两位都富于文学才华,但写作手法较为单一,文字欠节制;内容上较贫乏,更多局限于男女情感。卢隐、石评梅在当时,爱情上虽然也经历波折,不幸早逝,但在生命终点时所收获的爱是真挚的,也是真实的。萧红是被遗弃的,先被萧军,后是端木。比较而言,在人生方面她更加不幸。      □漂泊,没有哪一个女作家像萧红命运颠沛。萧红当年是身不由己地漂泊,当下女作家是自由选择“行走”,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吧,您如何看待当下女作家的行走呢?   ■太不同了。现在大多作家是被养起来的,生活优越。她们的“行走”,是在享受人生,说得刻薄一点是,简直作秀。与萧红当年的流亡、饥寒交迫是多么不同。      □这个时代能够产生伟大的作家吗?   ■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学本身是慢的,具有沉思的气质。当社会大步向现代化、后现代化迈进,文学产品快餐化了,图像形式普及了,网络文学勃兴了——我对这些大众文化样式的美学价值是存疑的。   黑格尔、卢卡契曾说小说发展到19世纪的程度已经到达巅峰了。对中国文学,我是悲观的。作家队伍整体素质差了,目前流行的文学语言粗鄙不堪。   这个时代,中国可能出现好作家,只是一种可能。中国目前的政治、社会、生活状况还带有不少前现代的特征,使得文学的土壤蕴藏着更多的悲剧内容。中国社会期待着伟大的作家。如果说没有期待就没有进步的话,那么,我们需要这种期待。      □萧红显示了一代女性的独立与自由。您如何看待当下这个时代女性的独立和自由?   ■社会有时候是大退步的。萧红当年追求自由——作为亡国奴,四处流亡,追求爱情和写作的自由,寻求平等,维护个人尊严。可现在看看周围,有多少女性在维护这一点?甘愿作附属物的太多太多——各种形式的附属物。当然,现在城市女性有了独立的经济权,无论择偶、就业,选择的自由度无疑也提高了。但是在价值观念方面,自觉地把自由看作一种人生奋斗的目标的占多大比重呢?今天语境中的“男女平等”,在受过“集体主义”思想规训之后,它更多是表现在政治权利层面的,而非社会家庭伦理层面。这一代的女性,当然我说的是一般的知识女性,在个人自由、独立意识的持有方面、个性解放方面,仍然比不上“五四”时代。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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