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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夏明:“倒习”是一种内部权力斗争的反映

中国主席习近平接任最高领导权已有三年多时间。习近平掌权后展开的大力反腐运动,声势浩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国际舆论纷纷称习近平为毛泽东以来最强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掌权后的三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持续了近三十年的经济腾飞,却逐年蒙上放缓的阴影。中国政府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局势的严峻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威信也受到空前挑战。就此,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来谈谈看法。 纽约大学市立教授夏明...

民主中国|余杰:谁是习近平的精神导师?

如何定义今天的中国,海内外知识分子莫衷一是:是共产主义,还是威权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还是裙带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似乎没有哪个概念像一件合体的衣服,可以穿在中国的身体上。夏明以“红太阳帝国”来命名之,虽然这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对中国现状的描述却栩栩如生、绘影传神。仍是人治的中国,领导人的性情与心理特征对政权模式影响甚大。中共建政以来,想当“红太阳”的中国领导人,除了毛泽东,就是习近平。毛果然成了炽热的红太阳,烤焦了整个中国;而习正在成为红太阳的路上,他的敌人和朋友都在拭目以待。所以,夏明在《红太阳帝国》一书中对中国现状的分析,首先就从对习近平的分析开始。有人万分崇拜地将习近平看作中国和中共的救星,也有人轻蔑地将其当作小丑和笑话。这两种看法都离真实的习近平甚远。若要透视中共官方尚未出台的“习近平主义”,可将问题转化为“习近平的精神导师是谁?”我曾将“习近平主义”概括成马克思加毛泽东,以及孔子加普京。香港评论人卢斯达敏锐地发现了习近平与汉武帝在创制个人专权体制上的相似性,而更多网友干脆用“习特勒”的绰号表明习近平是“中国版的希特勒”。在《红太阳帝国》的序言中,夏明如此分析说:“习近平作为一个没有理论根基、没有意识形态完整体系的机会主义者,关心的是自己和他所代表的党的权力,因此他会杂糅人类历史上最黑暗和残暴的权力术。对他来说,不仅毛和邓的三十年可以打通,毛主义、邓学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都可以杂交生良种。这是习近平最大的破坏力所在,值得人们警惕。”夏明发掘习近平帝国的特性,集中在习近平的三个精神导师身上:朱元璋、东条英机和施密特。习近平与朱元璋文革以后至今,中共政权形成了一个新传统,用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后三十年”,比如集体领导、最高领导人两届任期限制、军方不再有常委代表、各大山头尤其是元老家族均分肥缺等。江泽民和胡锦涛谨守邓小平的遗训,习近平却不甘心“萧规曹随”,第一届任期还未过半,以上新传统就被其一一推翻,用夏明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宪法政变”。夏明指出,这场“宪法政变”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全面颠覆中共自己制定的八二宪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基本废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理的权力交给国家主席”。关于“十三五”的经济发展规划,一反此前由总理出面作报告的惯例,改由习近平赤膊上阵,从头讲到尾。据说,就连本应由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习近平也常常突然出现,趾高气扬地发表“最高指示”,让李克强在一旁沉默不语。李克强虽然还在位,但总理的传统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习近平从李克强手上夺权,跟朱元璋借助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制如出一辙。朱元璋留下的遗诏中明确宣布:“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明朝的制度与汉唐宋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君王亲自独裁。然而,宰相没了,并不意味着政治就清明了。朱元璋废寝忘食处理政务,倒还能勉强维持庞大的帝国的运转;而此后他的后代大都是不肖子孙,把权力委托给太监头子,遂酿成大祸,正如明史学者孟森在《明史讲义》中所说:“太阿倒持,终不可免,权相之外,又有权阉,事固有出于所防之外者矣。”其次,习近平以中纪委为铁拳,掀起反贪运动,震慑官僚集团。这跟明朝的皇帝任用宦官主管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等特务机构,控制文武百官非常相似。明朝的皇帝认为太监没有子孙后代,故而忠心耿耿地为朝廷服务。习近平信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是因为王岐山没有子女,故而可以做到铁面无私。但是,明朝的皇帝重用特务机构,践踏法制,扰乱行政系统和军事指挥,带来更大的弊端,孟森评论说:“明以诏狱属锦衣卫镇抚司,遂夺法司之权,以意生杀,而法律为虚设,盖弊在诏狱,尚不在缉事也。至设东厂以宦官领缉事,是即所谓皇家侦探,其势无可抵抗,诬陷栽赃,莫能与辩,其所谓有罪,即交锦衣卫治之。于是诏书狱超法律之外,东厂缉事又绝裁抑之门。成化中以一东厂为未足,更益以西厂,而缇骑倍之,校尉所至,遍南北边腹各地,又绝非都城地方巡徼之事任。此所以为明代独有之弊政也。”今天习近平掀起运动式反腐、选择性反腐,同样无法拯救党国的衰亡。当官僚集团失去理想与方向、深陷于贪腐的泥沼,最高统治者不是启动民主与宪政改革,而是不断设置新的监察和特务机构,于是,公检法、监察部、反贪局之外,还有政法委、中纪委,乃至又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叠床架屋的特务机构之间彼此争斗无休无止,将所有人都当作敌人对待,这就是警察国家的“维稳”特征。最后,法治的根基被破坏无遗,整个政权不可遏止地走向自我毁灭。夏明点出了习近平与朱元璋在施政上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也来自于两人极为类似的早年经历。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论及朱元璋时指出:“朱元璋的所有诏令听起来都好像与他糟糕、贫穷和暴力的幼年生活有关。”习近平何尝不是如此?习近平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使他成年后始终沉浸在惊弓之鸟的感觉当中,这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让他每每以攻为守、先下手为强。习近平与东条英机夏明所谓的“红太阳帝国”有两重涵义,一是文革时代的毛泽东帝国,二是军国主义的大日本帝国。习近平打着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旗号在北京大阅兵,等于向世界宣布,他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的继承者。夏明从习近平的重要智囊、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沪宁的文章中发现了这个秘密。毛时代的文胆如陈伯达曾跃升龙门,位居五大常委之列;但在邓小平时代之后,只会摇动笔杆子的御用文人一般很难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沪宁是惟一的例外。他先后服侍过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个主人,看成不倒翁。他被习近平重用,不仅因为他是新权威主义的鼓吹者,更因为他是“红太阳帝国论”的始作俑者。夏明发现,王沪宁在其早年的著作《美国反对美国》的最后一章中,论及八十年代日本对美国的新一轮挑战,并断言美国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必然输给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的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体制。然而,十年之后,日本在经济泡沫中倒下,美国依然是惟一的超级强国,王沪宁的判断成为泡影。不过,王的另一个判断,“在下一个世纪里,必然会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国提出挑战”,则由今天习近平执政的中国来实现。王沪宁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心思意念是,中国将替代日本,以红太阳帝国的态势,“试图把美国,或者说美国赖以立国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箴言,推向危机和失败”。这个想法,与习近平不谋而合。二零一四年五月,习近平宣布了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安全观”,其内容包括“四个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也就是说,要建构和西方主导的安全观相反的“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模式”,并进一步延伸为“亚洲观念”。习近平以“三个归根”总结:“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有分析家说,这有点像当年美国的门罗主义,但实际上它更像日本的“皇国史观”和“大东亚主义”。日本“皇国史观”之核心思想是:神化大和民族、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及文化,宣扬“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圣战”、“正义之战”。它由持国粹思想主义之学者如大国隆正之流打造,进而演变成类似中国民族主义般、自命为高人一等之天朝观念。而东条英机只是一个被这样的思想观念洗脑的无知军人而已。近年来,许多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对大东亚共荣圈背后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作出深切反思。比如,日本学者堀幸雄在《站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一书中指出:“席卷日本的疯狂,其最大的源泉是从近代延伸下来的日本主义思想。”他认为,日本主义的问题在于不能作出逻辑性解释。这种导致日本破灭的国家主义运动,一方面旨在通过建立国家社会主义来改造国家;一方面,连绵不断地维持着日本精神的日本主义骄横跋扈之时,所有的人都被疯狂的波涛所吞灭。又如,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致力于破除东亚这个概念的迷思:“东亚绝非不证自明的地域概念。它于一九二零年代的帝国日本作为文化的地域概念被建构起来。从一九三零至一九四零年代,伴随着帝国日本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展开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有知识上的经营策划,东亚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味和地缘政治学色彩的概念。为了得以重构这个东亚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与帝国日本一起诞生的此概念的谱系,必须看清楚它的消亡过程。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保证新兴的东亚概念,不会成为由帝国日本主导的亚洲广大区域之幻想的死灰复燃,不会再出现帝国亡灵式的话语。”子安宣邦对“东亚”这一充满帝国主义色彩的概念的批判和解构,不仅是针对日本,亦是针对中国。可惜,从王沪宁到习近平,都不愿倾听这些逆耳之言,而宁愿重蹈东条英机之覆辙。习近平以东条英机为师,在处理南海问题时,耗费比新建三峡大坝还要多的军费修建人工岛,罔顾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庭,使得南海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引爆场,学者杨鲁军置疑说:“我真的不知道耗资巨量南海工程的真实目的和综合价值究竟何在?为什么不将这笔钱用于七千万中国人的脱贫?”习近平与施密特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成立国家意识形态中心,其目的是“打赢新三十年意识形态的斗争”,特别要压制和打击近年来网络新媒体中占上风的自由派言论。此前,中共官方的宣传机构在习近平的默许之下,推出若干御用学者的充满文革遗风的种种谬论。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夏明称之为“新四论”的荒诞言说: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资本主义)论”、刘亚洲的“党性神性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刘小枫的认毛为父的“新国父论”。而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甚至致力于“将西方民主知识从普世降为地方级别”的学术研究。八十年代率先将西方基督教思想引入中国而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刘小枫,突然华丽转身,尤其让人瞩目。当然,这不是刘小枫一个人的问题,同样华丽转身的还有甘阳等人。单单从“被招安”的利益诉求来分析他们的突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细密的学理层面的分析。刘小枫的转变,从他十多年前钟情于纳粹法学家施密特就开始了。这也是夏明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热捧倡导“开放社会”的英国思想家波普尔,而最近十多年来,德国的施密特却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新宠?夏明对施密特的思想体系作出四点简明扼要的概括:其一,施密特认为个人主义和国家利益形成内在矛盾,议会民主议而不决,无法打造强大的国家;其二,宪政需要“主权者”行使决断权,“紧急状态权力”则成为一种超宪政权力;其三,“敌友之分”是政治的核心概念,政治的目标就是阻止“敌人”获得政权;第四,主权者或领袖成为满足上述要求的重要条件。所以,施密特会义无反顾地为希特勒服务,甚至在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后,也从不认罪和忏悔。毛时代之后,中共无法生产出富有活力的意识形态,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只要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猫论”和“摸论”,只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常识,不足以构成激动人心的“精神原子弹”。虚荣浮夸的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谨小慎微的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都只是在邓小平给他们划定的疆界内“守成”而已,他们没有动用巨大的资源营造一套自圆其说、乃至向西方普世价值挑战的“江泽民主义”或“胡锦涛主义”。但习近平跟他们不一样,习有重塑中国官方精神符号和意识形态的雄心壮志。为了成为人民的精神导师,习近平首先需要塑造习近平主义或习近平思想。他不仅向中国两千年专制主义传统汲取养料,不仅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求帮助,也不排除向施密特这样在西方被唾弃的思想家取经。于是,作为施密特代言人的刘小枫,从在西方漂泊的边缘人成为在北京享受高等华人待遇的“红人”。刘小枫与王沪宁之间是否建立起了一条“思想热线”,外人不得而知。但王沪宁显然从刘小枫和施密特那里拿来若干思想资源,呈送给习近平,并被习近平转化为中国新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原则。当年,蒋介石拼命向希特勒学习,却画虎不成反类犬;如今,习近平从施密特那里拿来纳粹的思想精华,或许能够让枯竭多年的官方意识形态重新生机勃勃。至于“红太阳帝国”最终能否在习近平手上打造成形,我和夏明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当中共宣传部的内部文件中命令,将“习以为常”这样的成语作为“禁用语”的时候,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不义之徒”,不可能带领中国平安地“出三峡”。夏明通过梳理习近平与朱元璋、东条英机和施密特三个精神导师的传承关系,点中了习近平的死穴。

自由亚洲 | 薄熙来案未审生变 当局拒绝顾玉树律师代理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外国媒体报道,薄熙来家属委托的律师顾玉树星期四表示,济南法院已拒绝了他代理薄熙来案件的申请。有评论认为,中国当局可能已就薄熙来的定罪作出了内部结论。 路透社8月8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薄熙来的姐姐薄洁莹为薄熙来聘请的辩护律师顾玉树认为该案过于敏感,当天不愿在电话上就薄熙来是否会认罪、具体开庭日期或其本人是否面见过薄熙来等问题作出答复。但顾玉树律师证实,他为薄熙来提供庭审代理的申请没有得到当局批准,因此目前与薄熙来家属的法律委托业务也随之结束。 报道说,薄熙来将由李贵方和王兆峰两位代理律师为其辩护。李贵方曾向路透社表示,他是薄熙来指定的律师。但根据中国官方《环球时报》的报道,李贵方是受到了“北京法律援助中心”的官方指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就此表示,薄熙来代理律师的变故,很可能显示当局在该案庭审程序方面仍存在顾虑。他认为,无论庭审是否公开或程序如何,目前中国法院系统在薄熙来案背后强大的政治决策影响下,将很难依照法律规范作出判决: “任何一个人稍有判断力都知道,这样的案件根本不是依照法律规范进行的审理。它是一种有非常浓厚政治色彩的审判。所以,我们也不好寄希望于这个案件真正能够依照法律的规范、依照正义的程序准则审理。到底怎么判决?可能也不是法院能作出的(决定)。特别明显地可以看出来,其实与从前陈希同案件、陈良宇案件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政治性的决策。”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贪腐问题被免职之后,已在中国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近17个月,期间薄熙来也没能享有任何为自己辩解的权利。中国官方新华社在7月25日宣布,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犯罪,并强调该案情节特别严重,将予以数罪并罚。 薄熙来的倒台被视为中共历史上,自毛泽东去世后毛夫人江青等政治帮派遭逮捕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党内权力斗争。中国官方媒体对该案的报道,显示新任中共领导层希望借审结薄熙来案件平息路线分歧、宣示治理党内腐败的决心。 美国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与中国历史上审判林彪、“四人帮”等案件所收到的政治效果不同,中共新领导层如何了结薄熙来案件目前则面临着更为棘手的挑战: “薄熙来案件也许可以跟当时林彪、江青两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受审相提并论,都是世纪的审判。但是我觉得,薄熙来案件给现在的中共政权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当时的审理是得到民众普遍的欢呼和接受的。现在的问题是薄熙来案件有几个因素搅在一起,一个就是集团利益。集体利益当然涉及到太子党的集团利益,太子党现在是分裂得很厉害的。另外,显然还有就是意识形态的利益。从目前的集团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争斗来看,显然习近平现在没有办法作出明确的选择。” 夏明教授指出,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接班以来表现出的毛左意识倾向,显示他与薄熙来存在某种共性。目前,习近平还对中共党内反腐阻力来源的“太子党”势力态度暧昧。因此,薄熙来虽已是当局的阶下囚,但对习近平来说也许并不意味着取得了这场权力战的完胜。 夏教授认为,近期中国官方媒体接连发表反对宪政和民主理念的文章,也预示了习近平及中共新一届领导层正在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定调: “习近平他还没有显示出把中国带向一个更民主、更法制、更自由的方向,他没有这个决心也没有政治的意愿。我认为,他现在对集团的利益考虑过多,也就是中国的执政集团。所以他对维稳体系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触及,而是对民间、对老百姓、对维权人士、对异议人士进行高压打击,而且他的打压是非常强的、是超过原来胡温的。目前习近平的这种做法,已经显示出弱主恶政的迹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搞得自己骑虎难下,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动荡。” 在顾玉树律师为薄熙来辩护的申请遭当局拒绝的前一天,有消息披露中国《时报周刊》记者宋阳标因支持薄熙来而被警方刑拘。北京大学法律学者贺卫方教授认为,中国当局在薄案庭审前夕的种种打压举动,显示官方很可能在针对薄熙来的定罪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内部结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 | 皮尤调查:多数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持负面看法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国际范围内对中国人权状况持负面性看法的国家仍占多数。有评论认为,这一状况将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8日公布了一个有关中国的调查报告。报告是今年3月2日至5月1日期间,皮尤研究中心针对全球39个国家进行的年度国际民意调查。调查对象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中东、亚洲、拉美以及非洲等39个国家,收到答复问卷超过3万7千份。 结果显示,北美、西欧、澳洲及中国的邻国南韩及日本等国,认为中国人权状况低下。在上述地区及国家当中,对中国人权状况持负面观点的答复超过了70%。而给予中国政府人权表现以肯定答复的主要来自非洲、不包括埃及、以色列及土耳其等国的中东地区、拉美以及穆斯林人口比例众多的中国传统友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美国“对话基金会”星期五就该报告发表的新闻稿指出,在有关“中国政府是否尊重其公民个人自由?”的问题上,18个国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而20个国家对此持否定观点。 中国近年经济发展迅速,当局加大对外援助及承办大型国际活动。中国政府也以民众生活水平和收入的增加,作为中国人权状况改善的依据。但与此同时,国际范围内批评中国人权状况倒退、甚至恶化的观点却占到了主流,这其中原因何在?美国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原因在于中国近年的经济模式更趋于一种掠夺民生资源的发展,这与当局承诺通过改革使民众“脱贫”的初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目前人权主要的问题,一个最大的变化在于:如果说早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跟普通老百姓生活条件的改善是紧紧相关的,那么尤其在过去的五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人权恶化的根本原因了。以GDP 为核心目标、由官僚、国家干预市场,通过尤其是买地、圈地等掠夺式的发展,其实成为中国人权恶化的一个根本原因。” 美国民间组织“中国人权”的前主席刘青认为,“皮尤研究中心”的国际民意调查,之所以出现肯定中国人权状况的观点,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中国国内民生状况的了解: “很多国度对中国、对大陆所发生的情况并没有很多的了解。人权状况有两方面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是这个国度本身的民众的感受;再一个就是国际社会本身有人权、民主价值。如果本身都没有人权、民主价值,他们国度又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下,往往主要的根据就是经济状况如何?有钱没钱?等等可能就成为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了。” “对话基金会”的新闻稿还指出,来自欧、美国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近年连续下降。在1997年和1999年,由盖洛普、CNN和今日美国等机构联合进行的两次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在人权问题上给中国政府打分为“坏”或“非常坏”的比例达到了69%。而“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至今仍保持上述看法,认为中国政府不尊重公民自由的比例达到了71%。 夏明教授表示,“皮尤研究中心”的这项调查显示在国际范围内,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负面看法将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声誉及影响力。夏教授同时认为,国际间民意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负面看法,无疑也会导致西方国家政府修改相关政策: “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国家基本上是以民主国家为主,而民主国家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对公共舆论非常敏感。也就是说,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一定会千方百计把握民意,根据公共舆论制定政策。这些民意测验显然反映了老百姓普遍的感觉,当然西方国家的这些政界领袖也会解读公共舆论的民意调查,它一定会影响政府和政治家的决策和行为。” 在美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认为,虽然国际社会的关注有助于中国民间的维权运动,但能否促使中国政府主动依照其《宪法》保证公民政治权利,目前看来并不乐观。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 | 广东将群体性事件纳入考核 专家质疑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广东省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最近宣布,将会把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当中。不过有专家认为,有关的考核衡量标准不现实,也难以执行。 广东省社工委在星期二通过并公布了《广东省社会建设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及考核办法》。《羊城晚报》报道说,该考核办法首次把群体性事件纳入其中,发生群体性事件数量越多,相关官员的得分则越低。 根据这个考核办法,考核指标满分为一百分,共有三十七项指标,其中群体性事件占两分。广东省社工委官员解释说,每十万人发生群体性事件数量越高,则分值越低。报道说,新的考核办法的考核对象是地级以上的市级政府的社会建设工作,并在省内分区排名向社会公布,其结果“将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政绩、年度考核和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就此认为,广东出台有关的办法是当地政府正视民意的一种进步。 “真的这样做,做得好的话倒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对地方政府和官员,民意就不是一个能忽略的了。” 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除了群体性事件之外,广东新的干部考核指标中还有:登记失业率、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地方财政比重、食品检测合格率、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指数等。 谢教授表示,广东出台的这个考核办法只是考核地方政府及官员的社会建设工作,作为政府和官员整体政绩考核的一部分,但新办法执行时将存在很多问题。 “能不能给出客观的调查,如果(群体性事件)是针对公安部门进行的,能不能客观调查。如果一个群体性事件是针对上级部门进行的,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负责。所以它在设置上有一些问题,执行起来可能会有困难。” 谢教授也认为,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并不是地方政策引起的,而是由省级部门甚至中央政府政策所导致,比如农民工子弟的就学问题,就是中国僵化的户籍制度的结果,户籍制度不改革,许多社会保障工作就难以改变。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则认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之下,缺乏社会调解的有效机制,广东推行政府官员对当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负责的政策,可能导致政府更加强化对社会的控制。 “它如果纳入了对官员政绩考核,那么政府部门,尤其是公检法部门,就会加强早期的控制,所谓消灭在萌芽当中。感觉上这是当局要加强早期控制的一种措施。” 广东社工委的官员对中国媒体表示,广东正在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改革,并提出了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的理念,并已在广东,甚至全国逐渐形成共识。去年,广东省率先宣布设立非政府社会组织成立的登记制度,一些类型的社会组织成立不需要由政府批准,而只需要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这种措施,被一些专家称为广东省“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的一种尝试,并在中国率先成立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 不过夏明教授认为,从目前中国政治的走向看,中国政府并不是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权力,而是在全力加强当局对社会监管的力度,因此他并不看好广东的所谓社会管理改革试点的成效。 “以前上海搞过社区体制改革,后来在深圳盐田有盐田模式,现在的社会体制改革,基本上都是要让中共的党组织沉底,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我不觉得它是在减少国家政权的影响,让社会自己的体系发展,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发展。” 广东省社工委的官员表示,现行体制中有些东西与社会公平是矛盾的,社工委的设立就是要改革这些东西,“让弱者得到照顾,社会才能更和谐”。他强调,最近两年,广东将在全省进行社会管理改革,推出423个社会管理改革项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自由亚洲 | 美财政部长:将继续就网络商业侵权问题向中国施压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美国财政部长日前表示,将继续就网络安全特别是商业侵权及盗版问题向中国施压。美国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关注程度正日趋升级。 美国新任财长部长杰克・卢星期天出席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创意节”时发表演讲。他指出,必须把针对中国通过网络间谍活动实施侵权和盗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与其他互联网相关问题分开,网络安全始终处于美国对华谈判的重要位置。他还透露,近期的“奥习会”期间,美国已就此向中方表达了明确的担忧。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与财长部长杰克・卢预计下周在华盛顿将主持美中年度战略经济对话。杰克・卢表示,网络间谍活动与互联网信息的交流存在本质的不同,这一问题将是美国与中国政府需要沟通的重要议题。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网络间谍活动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实际损失以及来自舆论压力,目前是促使奥巴马政府日趋关注这一问题的主要因素: “作为财政部部长本身关注美国的经济发展,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财政部的管理之下,所以作为新任财长当然很关心这个问题。首先他面对国内很强大的压力,美国的企业家逐渐感觉到在中国做生意环境的急剧恶化,其中最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没有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尤其是奥巴马总统想加强美国的出口、想保持美国高技术对其他国家优势的压力下,(杰克•卢)就感觉到特别的紧迫。” 网络黑客攻击多年来一直是美中两国间争议的话题。“美国知识产权盗版委员会”委员、前参议员斯莱德•戈登近日出现国会相关听证时指出,海外知识产权盗版活动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至少每年3000亿美元的损失,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美国全年与亚洲国家的贸易总额。 夏教授表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系列违背自由市场规则的做法,也导致美国正试图强化对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政府尤其从2003、2004年以后,也就是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接任以来,表现出了非常保守的经济政策。进入世贸组织后,全球期盼中国能更开放、更自由化同时遵循世贸组织的法律体系,但中国不仅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在过去的五年有明显的反市场经济的各种行为和政策。这样我们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全方位的倒退,引发了对全球普世价值和美国的领导地位进行系统地破坏和攻击。我觉得这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路透社的星期一的报道说,虽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目前仍受超过一百个领域的阻碍和限制,但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似乎找到了反击的证据。中方批评美国利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拒绝中国电信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并且高调指责美国在处理网络安全问题上具有“双重标准”。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刘小兵教授认为,借助“斯诺登事件”的曝光,中国很可能会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寻求一种与美国更为平等的对话机制: “网络方面的防范确实是国际战略、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重点,包括经济利益、国际道德、国内政治、中美贸易都牵扯到了,甚至很多情况下还出现了一些危机,包括‘斯诺登’还有其他。所以,中国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中、美可以对等对话的一个机会,中国就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条件和美国进行对话。习(近平)访美强调希望中、美关系能有一个新的层面,所以这可能倒是一个机会:建立一种新的机制。” 今年2月,一家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经过对全球141起黑客攻击事件分析后指出,中国军方在上海的一只番号为61398的部队是当前网络间谍活动的主要来源。但中国官方否认实施黑客攻击,并强调其自身也是网络间谍活动的受害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 | 陈光诚离纽约大学 中国对美学术界影响力受关注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目前正在纽约大学任访问学者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最近发出声明表示,由于纽约大学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他将被迫于近期离开纽约大学。这一事件引起美国舆论对中国政府在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影响迅速上升的关注。 美国纽约大学上个星期表示,该校提供给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计划,本月底到期后不会延长。 陈光诚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是中国政府对纽约大学施加重压的结果。 纽约大学发言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陈光诚对该校的指控“并不真实,与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符”。 原居山东临沂的陈光诚,去年中成功摆脱当地政府对他的软禁,从家乡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引发中美之间一场外交纠纷。北京当局最后同意陈光诚赴美就学。去年5月起,陈光诚成为美国纽约大学亚洲法学院访问学者。 这个事件引起不少有关中国政府对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影响力的担忧,而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的上海纽约大学,于去年正式开始招生,也成为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的焦点。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杨建利博士表示,他不清楚陈光诚和纽约大学之间的具体情况,但中国政府积极在美国学界扩展影响力却是事实。 “中国政府是否直接介入纽约大学我不敢判断。但我知道美国的大学和中国有很多来往,一个是收中国的资金,包括研究资金,接受访问学者,和收中国学生。还有就是学者要去中国做研究,也有担心签证的问题,另外就是和中国合作,去中国办分校等。这样的话,很多学校会产生一种自我审查的问题。” 美国南卡州立大学教授谢田表示,美国很多大学都希望增加和中国方面的学术合作,因此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大学影响力近年迅速增加。 “实际上中共美国整个学术界试图增加影响,实际上也成功地施加了影响,包括设立孔子学院等。”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多家美国大学为流亡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提供了帮助,包括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大学工作,或直接提供奖学金,接受年轻的中国流亡人士进入大学读书。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认为,作为私立大学的纽约大学正在积极拓展中国的市场,而中国政府对该校施加压力是肯定存在的。 “中国政府和纽约大学接触过程中,一定会提到合作有些尴尬,有困难或者是不方便等等,因此纽约大学一定会得到各种暗示或者各种意向。” 陈光诚曾经表示,希望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完成法学课程。 夏教授表示,从各种条件看来,陈光诚的这种愿望较难实现,但他认为,如果纽约大学愿意,应该可以更多地帮助陈光诚。 “一个学者计划一年三、五万,别说纽约大学,就算是城市大学这种公立大学,应该也没有问题。但纽约大学不愿意,说明背后有其他的复杂因素。”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纽约大学表示,过去一年该校从学习和生活等各方面都尽力帮助陈光诚,不过一些接近陈光诚的朋友则指责该校对陈光诚的活动限制很多,也一直在尽力限制陈光诚参加各种批评中国人权现状的公开活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唯色 | 夏明:与中国学者谈藏人自焚

香港女记者蔡淑芳在“廣場活碑 ”网站为所有自焚藏人建立 “人物志” ,并在脸书上发表这张照片写到:“末日倖存者為西藏自焚殉道者供燈念誦大悲咒,祈願離苦超渡和平安祥。今天重讀「西藏生死經」,記下達賴喇嘛尊者訓示:在今日高度互相依存的世界裡,個人和國家都無法自己解決。我們彼此需要,因此,我們必須培養世界性的責任感。保護和滋養我們的世界家庭,支持弱勢的成員,並保存和照顧我們所生存的環境,是我們集體的和個人的責任。” 与中国学者谈藏人自焚 作者:夏明 文章来源:《阳光时务周刊》总第 035 期 从 2009 年二月起,截止今年 12 月 4 日,已有 92 名藏人在中国境内自焚,境外(印度和尼泊尔)还有 5 起自焚事件,死亡人数已上升为 77 。今年年初,在我写作《雪域血红自由火》(收入《浴火袈裟》一书为导论)一文时,中国境内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已有 20 起(截止 2012 年 2 月 4 日) ,但短短的十个月,又新增 72 起。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是令人震撼的事件。 作为在多民族国家一员的藏民族经受如此灾难,占据全国人口 92% 的汉民族有责任和义务了解事件的真相,倾听藏民族的诉求,努力做出回应和改进,立即消除藏人生不如死的苦难根源,从而制止自焚事件的再度发生。 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反应还停留在“阴谋论”的思维定势里:首先指控海外势力(所谓的“达赖集团”和“反华势力”)“组织”、“操纵”和“唆使”藏人自焚。其次,大规模动用警力和武力,驱散民众集会、围攻寺庙和抓捕僧人、重判所谓的“协犯”(其实大多是牺牲者的亲人或寺庙的僧人)。最后,在地方上又用重金(例如甘肃省甘南州公安局出价人民币 20 万)悬赏举报自焚“幕后黑手”。中国政府不仅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还把新的“罪名”强加给藏人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 面对藏人的灾难和中国政府的不义,汉人的集体表现没有体现出“仁、义、礼、智”的传统美德。 2012 年 11 月 13 日《纽约时报》记者杰安迪从北京发出报导,题为“中国知识分子对藏人自焚集体沉默”。如果意识到《纽约时报》在国际舆论中的领导地位,以生产、传播智慧和思想为业的知识分子不能不集体反思一下,为何汉人对藏人的苦痛缺少慈悲的情怀和道德情感上的敏感。旅居加拿大的著名藏人历史学家茨仁夏加( Tsering Shakya )(见 The Struggle for Tibet ,第 91 页)曾写道:“想要中国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共产党官员、自由派民主人士或异议作家,去用客观和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西藏,似乎就是要求一个蚂蚁举起一头大象。这是超越于他们的能力和意境的。他们的悟性被种族偏见所钝化,他们的想象被殖民主义主子的信念和定见所蒙蔽。” 当然,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概言“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否认个别的中国学者为改变西藏人民的处境发出的吶喊和做出的努力。第二,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艰难,恐怕与藏人也有相似之处。如一位署名“林冰谦”的深圳读者在读完杰安迪的报导后,给《纽约时报》的来信中写道:如果知识分子是指“官办大学和研究院的教授、官办媒体从业者等” ,“他们因政府的选拔和控制制度,不存在合理的独立性。其人本身就是政府组成部分,亦即藏人自焚的罪魁祸首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沉默作为政府的信息封锁政策的一部分,是一种必然。”如果是指自由知识分 ​​ 子,“中国大陆能够突破中共金盾工程的阻截而在 Twitter 上发言的人们的自身和家人仍在这个北京政府的威胁下,随时会因在 Twitter 上发表的意见被秘密逮捕甚至处决。”所以,作为身处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藏人其实都是专制政治的牺牲品,他们都面临着深刻的身份认同和本体价值的危机。对于藏人,它涉及到如果藏人没有了佛教“三宝”(佛陀、佛法和僧团),藏人是否还是藏人的问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了独立、自由的思考和追求正见的使命感,是否还配知识分子的名分。也正因为这种相通性,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关注和支持藏人的诉求。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藏人的灾难经常成为汉人灾难的预演。 1962 年班禅大师的《七万言书》不仅详陈了中共在藏区的“左倾”政策和对文化宗教的绞杀,也预见了未来全中国的“文革”浩劫。 1989 年三月胡锦涛在拉萨开枪杀人和实行长达一年的“戒严”,测试了汉人和国际社会的反应,为同年北京的“戒严”和天安门广场的“六 ∙ 四”大屠杀做了预案准备。现在,中共维稳镇压的“卡特尔”(包括军队、武警、公安、国安和政法系统)又在藏区和维族区试刀演练,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汉人就不会遭遇自焚(“强制搬迁”已制造出内地自焚悲剧)、断网(“微博”也已被关闭过)、和被武力弹压的残酷(汕尾、石首、乌坎和什邡都已见证)。同时,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苏东共产主义垮台消亡的历史经验,就会看到民族矛盾和族群危机成为摧毁极权专制体系的重要动力机制。以藏人的宗教炙热和牺牲精神、寺庙的组织体系、藏民族视为观音菩萨化身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国内和国际威望来看,中国的民主希望恐怕还寄托在藏人的自由抗争运动中。 但对于藏人的抗争,在汉人学者中间存在着普遍的误解和冷漠。在此,我们可以把汉人知识分子分为三类:第一,官方的御用学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藏人藏学家,他们对藏人或达赖喇嘛领导的海外流亡小区进行谩骂和诋毁。例如今年春季官方的“中国西藏新闻网”发表了无署名的《七问达赖喇嘛》,给达赖喇嘛贴上了一系列的侮辱性卷标:“旧西藏最大的封建农奴主”,“叛国者”,“不是有病,就是有鬼”。该文还说:“达赖的言论不禁让人们想起二战中疯狂的纳粹。达赖的’中间道路’、’高度自治’背后,是赤裸裸的民族驱赶,和当年希特勒’清洗’犹太人何其相似。 ”它还写道:“达赖在旧西藏的所作所为,连希特勒都相形见拙。”在这篇代表官方立场的文章中,藏人自焚成了达赖喇嘛“蓄意鼓动”和“屡次唆使教唆杀生造下的恶业”。 我们都知道, 1950 年中共宣布西藏“解放”,是年年底,年仅 16 岁的达赖喇嘛亲政。 1951 年《十七条协议》签订, 1959 年 24 岁的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不知已经在中共控制下的达赖喇嘛有何所作所为可以“连希特勒都相形见拙”。且不说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路线”明确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寻求西藏的“名副其实的自治”,而且,非暴力路线也是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一贯政策。西藏的自由抗争本质上是一个有虔诚信仰的民族与推行无神论的共产党政权的冲突,与新疆的维族抗争、汉地“法轮功”和“家庭教会”的维权都有相似之处,并非是汉、藏的种族冲突。但中共的宣传机器和暴力镇压愈加把它演变成了族裔性质的冲突,正如著名汉人藏学家王力雄所言,尤其在 2008 年后,中共“反分裂的官僚机器”把藏汉关系转变成了“种族对立”,制造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不幸的是,许多汉人学者对官方的宣传和偏见不加分辨地照单全收。例如,有海外的华裔学者接受“万恶的奴隶制”、“奴隶主”等不实判断,把毛泽东在西藏的作为与“林肯解放黑奴”相提并论,并把毛和林肯并立。又例如,许多的汉人学者总是用西藏的经济发展来代替和回避对宗教自由和文化权利的讨论,无视西藏问题的核心是宗教信仰和人权问题,从而涉及到的藏民族的生存问题。还有,许多汉人学者无视流亡藏人小区在民主化上的成就和实现了政教分离的事实(可参见复旦大学国关学院培养出的台湾学者苏嘉宏所写的《流亡中的民主》和《民主在流亡中转型》两书),向中国人灌输“达赖喇嘛要复辟农奴制”和“神职人员的绝对特权”之类的谎言。在我任教的大学也有教授依赖自己家庭里“援藏干部”提供的信息,来对西藏问题进行权威论证,全然不顾援藏的“党政干部”、“国企员工”或者“军队官兵”做为殖民主义体制的核心所带来的偏见。 官方的谬误宣传和诋毁之所以还有市场,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学者属于我要说的第二类:没有官方背景,也没有有意识地要去伤害藏人利益,但对西藏问题漠然置之,无意识中行方便,成了谬见的寄居体和无意识的谎言传播者。许多人不知道佛教的真谛,轻易用无神论把宗教信仰贬为无知和落后。许多人不知道达赖喇嘛为何人,他有何著述和教导,他在藏人中和在国际上受到何等的礼待,却随意侮辱他的成就和名誉。许多人不去深究藏人自焚的诉求,聪耳不闻他们在生命燃烧时仍然不忘心发善念、远离贪嗔,而是草率地把他们看作“极端狂热分子”,甚至“恐怖分子”。 毫无疑问,藏人自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今天的藏人并没有如此的奢华,只是在“好”与“坏”之间选择。藏人的困境和苦难在于,他们的“选择集”里,只有“坏”和“更坏”的选择。比自焚还要坏的选择就是西藏人民失去佛教三宝:佛陀、佛法和僧团。中共政权对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肆意侮辱和诋毁,禁止在寺庙悬挂他的画像,把坚持信仰达赖喇嘛为上师的僧人逐出寺院,在寺庙建立党组织直接控制的“寺庙管理委会”和进驻“工作组”,把百万份所谓的“四大领袖像”(毛、邓、江、胡)强行送进寺庙,都是西藏人必须面对的危及他们根本宗教信仰的威胁。自焚的僧人追求的目的就是要献上个人身躯,捍卫藏民族信仰的自由和民族生存的权利。由于不理解这一困境,我们看到一些汉人学者尽管对藏人深怀同情,但仍然未能逃脱曲解藏人的 ​​ 思想误区。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三类汉人知识分子。 例如,暨南大学的姚新勇教授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发表过不少论著。近日读到他的两篇文章:《中共政府与十四达赖真的无法劝阻藏人自焚吗? 》和《燃烧的身体与身体政治学之辩:关于部分藏人持续自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感到有必要与汉人知识分子对话沟通。姚教授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共并不具备立即阻止藏人自焚的威信,”也不同意政府的“一味严控”和“升高了对达赖喇嘛的攻击”,甚至认为这些措施“进一步激化了藏人的情绪,也客观上影响了自焚的不断持续。” 但姚教授的下列观点却值得商榷:第一,他试图站在“生命价值的高度来设法劝阻自焚”。第二,他以为,自焚是一种极端行为,远离了佛教不杀生的戒律,超越了非暴力不抵抗的界限,聚集了“民族仇恨”。第三,他认为,“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在西藏并不存在,藏人“作为一般人的生活权利并没有被剥夺,最低限度的宗教信仰权至少也还存在,”“传统藏族文化、藏地山河并没有面临即刻毁灭的危险。”第四,“心硬”的达赖喇嘛“刻意回避”了自己的责任,他应该明确表态、甚至不惜以绝食就可以阻止藏人的自焚。 首先,如果要体会到藏人感受到的文化灭绝的危机,我们就不能把藏人看作汉人界定的“一般人”。藏人是有炙热宗教信仰的民族,这是与汉人主体的最大区别。他们各自领悟到的生命的意义由此分叉,也就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和有精神信仰的唯心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因此,在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法华经》的“药王菩萨本 ​​ 事品”中,有“自燃身”来“以身供佛”和“燃臂供养”的论述。但今天的中国文化人难以理解佛教 ​​ 的“生死一体”的内涵,也难以理解我们先人“舍身取义”的士大夫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已经忘却了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对“不自由、毋宁死”早已感到陌生,甚至无法理解共产党人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了。电影《南京!南京! 》的编剧和导演显然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塑造出了一个悲剧英雄,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日本士兵角川。在他帮助电影中的姜老师尽快脱离生命的苦海后,又听到唐先生在生命终止的最后一刻兴奋地告诉他,“我老婆又怀孕了”。我们不难理解,角川说出了:“活着比死亡更艰难。”他让两位中国幸存者逃生,然后开枪自杀。对于给予他们重生的恩人的死亡,两位中国人没有任何反应或反思,只是陶醉在生还的狂喜中。这可能又是中国人“生存智慧”与日本人“武士道”的差异了。 在佛教看来,肉体的生命终有离散的一天,而意识和精神却会永生。作为知识分子,如果无法从超越性的高度来认识人类生命进化追求的精神本质,我们就无法领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更无法领悟加缪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Albert Camus , The Rebel ,第 22 页)从此高度,人世间目睹藏人自焚,忍受精神折磨和痛苦最深重的莫过于达赖喇嘛,因为,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爱他的信众,也没有任何人比他为他的人民和宗教付出得更多。所以,作为汉族的知识分子,我们没有资格去“美化”或“丑化”自焚行为,更没有权力去谴责和指导达赖喇嘛。面对不断的自焚,我们集体需要的是勇气去发现、实践和捍卫正见。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没有追求“真、善、美、圣”的意识、冲动和勇气。我们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大提琴家马友友也因为在 1997 年白宫欢迎宴上,向同坐的江泽民提醒中国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政策有待改进,结果上了“黑名单”,好几年不予以去中国演出。所以,西藏问题是一个学术雷区。要在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保持理性和客观是不易的。在接受了要付出的代价后,我有缘与达赖喇嘛有过无数次会面(一次是在他达兰萨拉的寓所),并多次听到他的讲经会,也在我的学校为他举办过两场座谈会。通过多次近距离的接触,我可以告诉读者,达赖喇嘛是一个有慈悲、有智慧、有童心和有幽默感的老人。通过阅读他的著述(有上百种),我认识到,达赖喇嘛是打开藏民族心灵之门的钥匙。企图隔断达赖喇嘛与藏人的精神关系、谩骂和诋毁藏人精神领袖,不能解决藏人自焚问题。所以,中国政府若要真正解决藏人自焚问题,必须从尊重藏人的宗教领袖和上师达赖喇嘛开始。

陽光時務 | 夏明 弱主惡政與民主轉型

中共十八大終於落下帷幕,習近平、李克强開始全面接班。海內外期盼政改又開始升溫。新人入閣,給一點「蜜月期」並不為過。再說,即便習、李還未有實質性的言論和作為可以激活我們的樂觀想像,「疑點利益」的原則也該適用於他們。但剛經歷過「高期盼、大失望」的胡、溫十年,從「胡溫新政」落得個「弱主惡政」,大家有點提防和心理準備也可避免被再次忽悠。所以我們有必要問:習、李之下,中國人能否過上不僅有飯吃、有衣穿,還要有精神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好日子? 胡、溫「弱主惡政」的局面與鄧小平强人政治下的「開明專制」(所謂「硬國家、軟經濟」)形成一對矛盾。其實,運用理性選擇的理論,我們很容易解釋這一矛盾,同時還能證明,未來習、李任期,並不能排除出現反民主的專制傾向。而在完全的理性原則支配下,要指望專制者主動進行民主轉型也幾乎是與虎謀皮。 民主轉型的博弈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可能發生在强人專制政權下。以鄧小平時期為例,博弈雙方是「强人政權」和「弱勢反對勢力」。從一個有自信的政治强人視角來看,為了持續統治下去,適度的自由化並不會導致翻船,適當給人民鬆綁會一舉兩得。「寬鬆的專制」局面就會隨之出現。對鄧小平來說,選項的優先秩序是「寬鬆的專制」(改革的 80 年代和「南巡」後的中國)優於「維持現狀」(十一届三中全會前的中國),優於「收緊的專制」(八九鎮壓後到 1992 年「南巡」的中國),優於「民主轉型」。四項選擇分別可以用 4> 3> 2> 1 來表示利益優化的多寡。不難理解,我們看到鄧小平治理的目標定位是「寬鬆的專制」,他的「改革開放」和「南巡」都服務於這樣的目標。 從「弱勢反對勢力」的角度來看,選項的優先秩序應該是: 「民主轉型」優於「寬鬆的專制」,優於「維持現狀」,優於「收緊的專制」。也可以用數字來表示: 4> 3> 2> 1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選項圖表 1 (注:每項選擇後面的第一個數字是政權的選擇,第二個是反對勢力的選擇)。其中「寬鬆的專制」是雙方都願接受的主導型策略。   從專制强人的角度來看,如果政權本身有足够的自信認定反對力量沒有能力借機推動民主轉型,它就會推行有限的自由化,所以會出現朝野雙方共贏的「寬鬆的專制」局面。例如,儘管 1979 年前後有「民主牆」運動,以後在 80 年代不斷出現學潮,鄧小平都還能支持胡(耀邦)、趙(紫陽)改革。直至發展到「八九民運」,鄧小平才最終下定决心用「鐵血」政策來彈壓反對派,回歸到「收緊的專制」,並為此付出代價,在國內外喪失聲望。 江澤民即位後享受了「殺掉 20 萬,穩定 20 年」的好處,可以逐漸把中國從「收緊的專制」向「寬鬆的專制」調試。但「法輪功」趁此時機,試圖碰撞底線,把政權往更寬鬆的方向推一步,結果引起江澤民收網緊綱。過去三十年間,中國民間力量始終處於微弱狀態,未能滋養出强勁的反對勢力,所以,中國的專制主義面對民間抵抗和沉寂,可以在「放」和「收」之間運作自如,中國社會也在「亂」和「死」之間徘徊。 隨着「强人政治」進入到「弱主政治」(比如說從鄧小平演進到胡錦濤),由於反對力量的强弱不同,弱主的博弈戰略可能分兩套:第一,在反對勢力弱小的情况下,弱主的選項優先秩序以及弱勢反對派的選擇同上述「强人專制」下的博弈基本相似。 (見圖表 2 ) 弱主可能進行部分的自由化,但反對勢力可能想往前走得更遠,弱主擔心失控,可能反而會放棄部分自由化,龜縮到「收緊的專制」選項上去,以避免喪失政權。這解釋了為什麽胡溫起初擺出了「新政」的架勢,但很快擔心失控翻船(尤其是《零八憲章》後),走到「維穩為上」,反而强化了專制政治。 第二,如果反對勢力强大,則可能出現另外一種局面,那就是强大的反對派可以抵制回復到收緊的專制方向, 組織抵抗和民主革命,提升「收緊的專制」必須付出的高昂代價(例如,喪失聲望和生命)。民主轉型順利,可以避免暴動起義、朝野雙方網破魚死的破壞性結局。在這樣的前提下,弱主的選項秩序是:「寬鬆的專制」( 5 ) > 「維持現狀」( 4 ) > 「收緊的專制」( 3 ) > 「民主轉型」( 2 ) > 「暴動起義」( 1 )。而反對派的選項優先秩序則為:「民主轉型」( 5 ) > 「寬鬆的專制」 (4) > 「維持現狀」 (3)> 「暴動起義」( 2 ) > 「收緊的專制」( 1 )。(見圖表 3 )其中「民主轉型」成為朝野雙方都願意接受的方案,以避免「暴動起義」帶來的玉石俱焚的局面。   在圖表 3 中,弱主清楚地知道,面對强大反對勢力,任何自由化的讓步都可能出現不可收拾的失控局面,最後走向民主轉型。作為理性决策,弱主不可能推行自由化,而最可能的主導策略是維持現狀。這也就是中國在胡、溫主政期間的不作為局面。對於新接班的習近平來說,他可以得過且過,繼續「抱着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的遊戲。他也可以加大維穩力度,增加社會鎮壓,走回「收緊的專制」。對於這種可能,已有有識之士警告國人提防「法西斯主義」傾向。 如果習近平不作為,並不能因此减少民變的發生,他極有可能最終淪為「蘇哈托第二」、「薩達姆第二」或「穆巴拉克第二」。如果他尋求反動,刺激矛盾,激發革命,他可能落得「齊奧塞斯庫第二」或「卡扎菲第二」的結局。但歷史也給了習近平一個成為偉人機會:如果他有勇氣、遠見、責任和智慧,順應民主潮流,避免塗炭生靈,成全中國民主化轉型,他就一定能超越蔣經國,成為 21 世紀第一偉人,甚至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偉人。 如何破局開啓政治改革的進程?這是當下中國思想界論辯的大問題。歷史學家吳思先生提出了「特赦交易」觀點,試圖通過大赦、特赦貪官來獲得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中立,從而减少改革阻力,最終實現民主轉型。正如我所論述的三種情况所示,這一建議過於依賴理性。如果有理性的專制者看到最終結局是專制崩潰,由他親手加上最後一根稻草的可能性小於「一條黑路走到底」。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大赦的實行主體是誰。如果是由現存掌權者(既得利益集團)來考慮和實施大赦,那麽,對貪官來說,繼續維護現政權的穩固就是永久的大赦。所以,政改不可能出現。如果要由反對派單獨或與既得利益集團交易來實施大赦,那麽,大赦就只能是政治變革的內容和結果,而不會成為它的前提。 那麽,最終啓動政治改革的前提條件是什麽呢?其實是不斷成長的强大反對勢力。中國有沒有反對勢力?反對勢力的力量有多大?李凡在《當代中國的自由民權運動》(台灣巨流出版社, 2011 年)一書中計算,中國已有三億( 20% )「積極的公民社會人口」。仔細分析,維權運動、地下教會、法輪功、訪民團體等都游離出了共產專制體系。《零八憲章》運動、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和組織、維權律師等都明確提出了要推動共產黨政權解體、國家民主轉型。西藏、新疆、台灣和香港也是反對力量的大本營。又據李凡的估算,在未來十年間,中國逃離國家控制和依附地位的公民社會人口可達到總人口 40% 。可以說,靜悄悄的公民革命正在把中國推向巨變臨界點。而臨界點的突破,民主轉型的發生往往會以各種意外事件為導火線的。 非理性因素引發民主化,這樣例子比比皆是。在清朝末年,國人很難預料到四川「保路運動」和武昌士兵嘩變會牽發清朝垮台和促成民國建立。 1989 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也是由胡耀邦突然去世和北大學生絕食掀起的。波蘭團結工會之所以通過大選獲得政權,是因為執政的統一工人黨高估自己的實力,以為可以掌控選舉,結果在 100 席參議院選舉中只獲得一席,團結工會獲得 99 席,而且還贏得開放選舉的 35% 眾議院議席的全部席位。近來中東「茉莉花革命」更是以突尼斯一小販自焚和「維基解密」的一條突尼斯總統海外存款的消息引起的。 今天中國,鄧玉嬌事件、烏坎事件、啓東和什邡等事件,王立軍出逃、薄熙來受審,香港遊行,釣魚島衝突,接班問題上的中共內訌,藏人的頻繁自焚,新疆維族人反抗,都可能引發中國社會巨變。每年以十幾萬次頻率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也在向朝野雙方提醒,暴動起義可能成為中國不可避免的未來選項。毛澤東在論述革命時說過一句有點道理的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民主革命也不是訂餐吃飯,沒法計劃安排周全。世界民主史既顯示出民主化的全球趨勢,又顯示出民主路徑的多樣化。中國民主化的動力和突破口恐怕也只會來源於社會結構性張力壓力不均、社會矛盾衝突失控、經濟危機加劇以及權勢集團內鬥或决策失誤等非理性因素。 民主化過程和道路很難用理性原則來預設和執行。但理性準備並非毫無價值。其實,加强反對派精英的溝通和對話,培育反對運動人員中的互信和社會資本,增進反對派精英的團結和整合,建立起有效的反對黨,恐怕是中國民主轉型能够在理性的指引下推進的最重要保障。也只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和有合法性的反對黨,反對派才有資格代表民眾决定是否、如何與執政集團談判「大赦交易」。 期盼「青天明君」橫空出世,給我們帶來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恐怕最終又會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相反,如果中國人民繼續推動公民社會的成長,拋棄恐懼,排除私心,雲集聚合成為反對黨,就可以掌握歷史的主動權,有能力抵制中共繼續走專制老路,提防它走新法西斯主義的邪路,强迫它走上自由民主的正路。

纵览中国 | 夏明: 习近平的权力基础

出乎意料中的“黑马” 五年前的十月,十七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围绕李克强、习近平能否入常的问题,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位记者采访了我。由于李克强与胡锦涛早在团中央就结下的关系,当时受到胡的力挺,被普遍视为“王储”和“太子”。在预测李和习近平都会进入政治局和常委会后,我认为习更可能会成为抢头标的“黑马”。两天后,常委会名单揭晓,习近平名列榜首,成为下一代中共接班人。今天,十八大已落幕十来天,习近平顺利地全面接班,成为中共党、军最高领导人。明年春季,拿下国家主席的位置也没有任何悬念。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转移过程将画上一个句号。 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来看,习近平的颖出是必然的。在中共的领导人选拔体系里,中共中央委员会是选拔团。里面的权力板块形成的权力格局决定了未来接班人的权力基础。当中国的强人政治逐渐向弱主政治过渡时,一人占据顶端、一言九鼎的等级金字塔决策模式演化到了权力核心为主导的网络化结构和磨合决策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在有许多小集团(或派系)组成的权力网络中,占位得当,不仅成为连接各个小集团的桥梁型人物(也是网络分析所说的“结构性桥梁”),而且,积聚了最高的中心性,理所当然为选拔团所青睐。 具体说来,习近平享有一些先天的优势。例如,他是“太子党”中的佼佼者;同样托父之福,他与胡耀邦、赵紫阳派系都维持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作为清华的毕业生和博士,容易被作为工程师治国核心的“清华帮”所接纳。他也享有许多地利:例如,沿海大省(从广东、福建到浙江、上海,再到河北)或因他父亲早期建特区的关系,或他自己的工作经历,都会把他视为宠儿。 “上海帮”对习的接纳尤其重要。最后,作为政治局常委里唯一一位真正穿过军装的,而且还有军旅引以为豪的军级“唱红”歌唱家为妻(很长一段时间,习近平是被人们以“彭丽媛的老公”而记住的),军队自然把习近平看作自家人。 纵览中央委员会的重量级板块:“太子党”、“上海帮”、军队、“省级利益集团”,胡、赵期间培植的势力和“清华帮”,习近平独占鳌头,就再也自然不过了。 预估型民主 如果单纯把习近平的接班归于人脉关系也太简单化。事实上,中国政府尽管非民主选举的,对公共舆论经常置之不顾,甚至践踏,但它的运作也并非完全不考虑中国的未来进步和中国人的普遍期盼。因此,有人把它夸大为“中国民主”,也有人更进一步称之为“预估型民主”,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还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未来对它还有一定的约束力。 习近平的颖出反映出了“预估型民主”的一个实践。据说,在提出常委会名单前,中共在高层搞了一个摸底。在这项“官意”调查中,习近平名列前茅。作为弱主的胡锦涛没有企图、恐怕也没有实力轻易忽视这一现实,所以并未硬撑李克强。 在竞争十八大政治局和常委职务的所谓“四大天王”(李克强、习近平、李源潮和薄熙来)中,习近平的政策取向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象。他作为一个有着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官员,长期在沿海工作,熟悉中国最有活力的地区和接触到了最有成长可能的经济部门。在浙江任书记期间,他倡导把“浙江模式”提升到决策层次。我们知道,所谓的“浙江模式”就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发的“温州模式”。它体现的是政府尊重、扶持和管理市场,而不是扰乱、压抑和掠夺市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他转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他还带领上海党政代表团到浙江去学习“浙江模式”。 如果我们意识到,五年前薄熙来在重庆高调推出“重庆模式”,试图复兴毛主义和文革的许多做法,而且在重庆带来普遍的“国进民退”,中共选择了习近平就是一个历史进步。薄熙来的最终倒台也说明中国历史还在艰苦努力地向前走。中国的普遍民意还是愿意选择继续改革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公有制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又是建立在他过去推动“浙江模式”的业绩之上的。 派系争斗和沉默的大多数 显然,中国政治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派系竞争和平衡,同时也有众意的影响。派系政治产生的最为常见的行为模式是“权力均衡”,例如人们曾经津津乐道的“团派”、“太子党”、“上海帮”和“新左派”之间的恩恩怨怨。然而,一旦核心明晰,权力均衡就会很快被“跟风”所替代。原来脚踏几只船的人,现在也会跳上胜家的彩车。 可以说,习近平被任命为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和国家副主席后,胜局已奠定。但引起权力均衡向“跟风”转变的拐点是一年前他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这与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还是军委副主席相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尤其习近平是真正穿过军装、八十年代早期在军委工作过三年的,这可以堵住“扶上马、送一程”的陈规,为习近平一步到位、全面接班铺平了道路。胡锦涛的全面“裸退”一方面反映了胡锦涛在长期的党性教育下培养出的顾全大局观的一点残存,同时,也是中国急剧变化的时局产生的压力的结果。 对薄熙来来说,在十七大上派系争斗败局已定,唯一能让他最后一搏的机会来自比“模式”孰优孰劣之争。薄熙来估计,他的“新左派”导向加上民粹主义的作风可以挟民意为自己博得上位。但在中国跟他跑的实际上是声音大、人数少的一拨。他的倒台应念了一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灵。当然,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尽管不能投票参与,但他们的民意还是能在网络和微博上流传,制造出公共舆论。习近平未来执政的合法性有赖于“沉默的大多数”的继续支持。现在他们还继续被排挤在权力精英垄断的牌局外。如何通过赋予选票、人大民选等方式把他们纳入制度内,恐怕是习近平执政的历史挑战。这也是中共党国可能找到有序民主化的唯一途径。 意志决定行动 习近平接手的摊子是好日子已经过完的政权。他的前任留下了难下的一盘残局。下面如何走出活棋,全有赖于来自新的领导层和民间的政治意志。在2012年11月15日与新当选常委共同会见媒体的见面会上,习近平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他在里面里出了一个“新三民主义”“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他所提到的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美好生活,都是不错的施政目标。但是,如果中国人不仅仅只满足于温饱,而是向往有自由、有民主、有精神提升和道德升华的生活;那么,习近平就不应该忽略两年前他曾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允诺。对民主、自由、免于恐惧、法治、宪政和尊严的忽略,是否是在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未来政治还将继续沿着“温饱政治”、“维稳政治”的轨道上走老路。对此,我们还必须继续观察,同时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如果中国的领导层能够立志让人民多一点自由和尊严、少一点奴役和恐惧,让政府多一点效能和服务、少一点掠夺和贪腐,中国人才会真正有机会实现生命的意义,中国也才能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尊重、减少邻国的猜疑和离异。对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个利益的选择,而是一个道德的选择。它不仅关乎亿万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习近平自己的未来生命:生理和政治双重意义上而言的。

纵览中国 | 夏明: 培育仇恨的政权

廖亦武的名字是一个敏感词,他的作品在中国是遭禁的。而且还因为在“六 ∙ 四”屠城后他写下了长诗《大屠杀》而被投入监狱长达四年之久。在中共的官方话语体系里, 诗人和作家 廖亦武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他也因此而成为可以被政权随意侮辱和迫害的对象。 记得去年的金秋时节,我在纽约市的的罗斯福故居见到廖亦武,聆听了他朗诵自己的作品和欣赏了他的凄凉箫声。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他说的这些话: 在狱中他因为唱歌受罚,狱警要他不间断地唱下去,不能停歇。在唱了三十多首歌曲后,这位有音乐天赋的艺术家没法继续了。惩罚由此升级:廖亦武被两位狱犯紧紧按住,狱警“用呼呼飞旋的电棍戳入我的肛门,我往前像青蛙一样使劲跳。”此时,他又唱起了一首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就是这么一位经受了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四川汉子从未屈服过,他也未自暴自弃而倒下,没有沦为一个施虐政权的牺牲品。相反,他把他所亲身遭受的屈辱和国家迫害升华为对底层草民的挚爱,用笔为他们代言和呐喊,让全世界听到自己无法发出声音的小民的呻吟和抗议。正是出于尊重他用“民间细语”对抗“官方宣传”、构建“民间小传统”来解构政权打造的宏大叙述和“官史大传统”,我带去了自己收藏的《地震疯人院》、《赶尸人》两书,并当场购买了《上帝是红色的》,请求他留言签名。 转眼到了今年金秋收获的季节,廖亦武获得了德国文化界最重要的奖项 -- 德国书业和平奖。对此我一点也不吃惊,因为去年我曾对他说起过:诺贝尔文学奖很快会给中国作家,而我相信他是有机会获得此项荣耀的。一个被政权长期踩在铁蹄下、过着贱民不如的生活的华人作家再次获得世界的承认。当此项消息传出后,中共的宣传机器又开动了起来,像对待诺贝尔奖获得者达赖喇嘛、高行健和刘晓波一样,开始对廖亦武抹黑。 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了评论员单仁平的评论文章:《海外异见者需有走出仇恨的精神》。该文的出笼针对的是廖亦武在 10 月 14 日的颁奖仪式上的讲话,尤其是最后的几句诗句:“这个灭绝人性的血色帝国,这个地球灾难的源头,这个无限扩张的垃圾场,必须分裂。 / 为了孩子不再死于无辜,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 为了母亲不再无辜地失去孩子,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 为了中国各地的人们不再流离失所,沦为世界各地的累赘,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 为了叶落归根,为了将来有人守护祖宗的墓园,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 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和安宁,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环球时报》的专评称廖亦武是“ 一个偏执古怪的”、 “精神出了问题”、“判断力和情绪自控力也一定与正常人有偏差”的“不知名的‘作家’”。当然,一个作家有幸成为世界上最大专制政权的“国家敌人”,本身就说明他的历史重要性。最有意思的是,该文对乘道德而漂游、流亡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作了如下总评:“ 西方选择支持的中国异见人士,有一些属道德和智慧的平平者,是无力应对中国社会内的正常竞争,而用政治上的出位‘另辟蹊径’的人。还有的人完全没有从个人遭遇跳出来的精神力量,他们把个人恩怨强行往社会意识形态中塞,试图把刻骨的个人仇恨变成全社会的咬牙切齿。” “他们把个人仇恨发展得更极端,思想变得越来越狭隘,把配合西方同祖国作对当成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看上去已经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匹夫有责’一刀两断。” “他们将自己绑在西方对付中国的箭头上,角色被固定化了,已无发挥和自我调整空间。中国不会因一两个海外异见人士就不同西方交往,而西方也不会同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决裂,像德国同中国的关系阴晴不定,冷三天热两天。这决定了异见人士们注定会痛感世态炎凉。背离了祖国,那些文人只能是自生自灭的孤魂。”文章最后告诫:“出走国外的异见人士需要有化解仇恨的能力,这是他们飘零海外的生活能多一些精神阳光的关键所在。” 《环球时报》的文章可以说是通篇谬误。例如,中共“帝国”的分裂,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期盼或预言,而是正在发生演进的一个历史过程。 如果我们看看 北京自己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的数据,从 1978到2011年,中国共送出了224.51万留学生,回国人员总数81.84万人,回归率为36.5%。当超六成(142万)的中华民族精英滞留海外、放弃了党国掌控的“帝国”后,这个帝国已经从核心开始分裂了 。过去几十年(从逃港风潮算起)每年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偷渡海外,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西藏人的自焚事件达到近六十起,回归十五年的香港城邦自治的呼声高涨,重庆独立王国以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而坍塌,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成功逃进美国大使馆并登陆美国,中国富人群体大规模移民海外,无不是帝国坍塌症候群的一部分。 再比如,中国权力精英创造力的日益流失、萎缩和僵化已成不争的事实。当官方的宣传机器和御用文人在实用主义的诡辩和挑战常识的谎言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时,可以替代他们的中华新文化正在世界华人圈崛起。反对派精英不仅有文学艺术界的领军人物(诸如刘晓波、高行健、哈金、艾未未和廖亦武等人),也有学界的泰斗(诸如余英时、严家祺等),更有高考恢复后进入大学经历过八十年代洗礼的文化、新闻、财经、法律、艺术等专业人才。其创造力和影响力都在急剧提升。至少西藏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公民力量”组织人杨建利都分别是哈佛货真价实的法学、历史学和政治学博士。民主党全委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和王有才都有原子核物理学的学术背景,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和伊利诺大学核物理的博士学位。“ 道德和智慧的平平者”、甚至是低劣者(薄王事件只是掀开了冰山一角)到底是在红墙内外,也就不言自明了。 最后,《环球时报》把世界用家国天下的观念分割开来,把西方与中国对立起来并转换成道德评判的基础;把“祖国”与“党国”捆绑一起,把 中华民族利益和人类普世价值和普遍利益对立起来;把党国的政治迫害轻描淡写为“ 中国社会内的正常竞争 ”,把系统的人权灾难说成“ 个人际遇”,把逆历史潮流而动说成“时代潮流”, 也都不值一驳。 但最为可笑无耻的是,一个以暴力起家、制造恐惧、散布谎言、培育仇恨的专制政府却自认有资格宣讲“要有化解仇恨的能力”;一个具有浓重的幽暗心理、习惯于暗箱操纵的流氓政府还要侈谈“多一些精神阳光”。六十多年的中共执政史其实就是全方位、多层次培育仇恨的历史。且不提“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六 ∙ 四”等全局性的仇恨运动,恐怕我们每一位读者都曾看到过天真无邪的儿童在法场上嬉笑玩耍、全体人民把行刑当作节日来庆祝的画面。且不说中共掌权后即开始背叛自己的盟友(“反右”)、饿死自己的人民(“大饥荒”)、迫害自己的功臣(“文革”)、吞噬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最后它把自己领袖的未亡人也投进了监狱、让她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也把自己的“伟大领袖”变成了“反革命家属”。 正如廖亦武在《上帝是红色的》一书中所言:“云南弯弯曲曲的山路是红色的,因为多年来它们都被鲜血浸泡着。” 从对“法轮功”的迫害到对“家庭教会”的打压,从镇压西藏到妖魔化新疆回教徒,我们都可以看到斑斑血泪。拿近期事件来说,即便远在北京,王立军也要听到刑场上的枪声来获得快感,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很快他就成被“精神失常”,成为他人感受快感的源泉。中共的国家机器已经完全背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先训,变成了一台没有朋友的“政治绞肉机”。中共政权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注定要分裂,因为它的治理者和帮凶已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廖亦武失去了祖国,但他的到了自由和关爱。刘晓波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并获得了灵魂的自由。五十多位自焚的藏人虽然失去了生命,但他们生命最后燃烧的火焰向全世界宣示:尽管仇恨试图征服我们,但我们永不放弃慈悲!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培育仇恨的政权不可能维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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