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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台北一周: 台湾拟征证所税掀巨波马英九亲自调停

在民主国家,政府要课税,民间通常都是反对的多,赞成的少。但台湾这次打算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却是连政府内部都出现反对声浪,推动课征的财政部,和反对课征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各执一词,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一个多礼拜,把股市给吓傻了,老百姓都不敢进场,以至于成交量急速萎缩,从每天约1200亿,萎缩到7、8百亿,台股股市的市值大约蒸发掉一兆元。最后马英九总统在星期三晚上,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从晚上八点开到半夜十二点,才全盘敲定,第二天在行政院会通过,总算跨出了第一步。但可能顾虑民间还有很多反弹的声浪,行政院破天荒的不把行政院通过的法案直接送进立法院,而是暂时休兵。一般分析,政府可能打算缓一缓,和反对的立法委员及民间团体多多沟通。 ● 台湾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算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为什么行政院各部会之间会各执一词? 二十几年前,台湾立法院调降「证券交易税」时作成附带决议,要求行政部门适时恢复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但一拖就是二十五年,谁当总统都不敢碰。马英九这次当选之后,不再有连任压力,主张国家应该建立长远制度,考虑世界各国都有「证券交易所得税」,台湾却因为民粹和讨好选民的传统,一直不敢课征,以至于政府财务不健全,因此把这个艰难的任务交给财政部长刘忆如,主要的着眼点是租税的公平正义原则,有所得就应课税,否则等于对其他国民不公平。 至于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反对的着眼点是,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会严重冲击股市,造成价跌量缩,投资大众的资产缩水,政府的税收反而会减少,证券业从业人员的饭碗也可能不保。金管会主管官员甚至在马英九总统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挑明了说「万一失败谁要负责」? 造成各执一词的关键,可能是因为台湾的总统由人民直选产生,虽然行政院长依宪法是最高行政首长,但权力来源仍然是民选总统,也因为这样,遇到重大争议,马英九常常就必须亲上火线调停,或亲自说明。比如最近石油和电力价格调涨、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等等。 ● 依据台湾行政院最后通过的课税方案,台湾政府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增加税收的收入?对股市的冲击到底会不会发生呢? 行政院最后通过的版本,虽然大方向还是要课征证所税,但也做了大幅修正,按照财政部长的说明,未来每年台湾政府大概可以增加新台币一百亿元的税收,但会被课到证所税的对象,大约只有两万人,都是在股市赚大钱的。 这是因为行政院版本把证所税的扣除额从三百万元调高到四百万元,也就是说,明年元月开始,台湾个人投资股市,每年要获利新台币四百万元以上,才会被课到「证券交易所得税」;至于税率,也从原本的20%,修正为「15%到20%」,由政府依据经济景气弹性调整。也就是说,证所税一旦开征,台湾政府的国库真的能增加不少税收,而且由于大多数的股市投资者都不会被课到税,对股市应该不会造成冲击,这也是融入多元意见,民主协商的结果。 ● 台湾的舆论怎么看待这件事?民间对行政院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最后协商版本有什么看法? 台湾的舆论大多支持开征证所税,比如中国时报一篇评论文章就认为「开征资本利得税、实践赋税正义已经是台湾社会的共识,虽然行政院版本遭到各界不同的批评,但毕竟跨出了开征资本利得税的第一步,当这一步实践后,才可能有接续而来的赋税改革」,文章的题目则是「成败关键,在马政府决心」。 至于民间,证券商公会当然都反对,但民间社团「公平税改联盟」不但支持开征证所税,甚至对行政院最后的协商版本感到不满,认为包括「放宽门坎」、「降低税率」、「证交税可以扣抵证所税」等等,这些都是「被既得利益者勒索成功」。另外,证券商公会要在520马英九总统连任就职当天走上街头抗议,台湾劳工阵线也说,他们也要号召受薪阶级走上街头,表达对赋税不公的愤怒。 「公平税改联盟」也强调,证所税能不能恢复课征,是检验马英九总统落实公平正义承诺的指标,他们要求马英九不能向财团妥协,应该追求历史的评价。至于明年,台湾是不是真能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接下来就要看立法院里的折冲运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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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林昭遇害: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

人物简介: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决。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但依旧对林昭宣告无罪。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 寻找林昭 2004年08月11日 03:17:26 本报记者 江菲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40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么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林昭生活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仅仅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反右”时期,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曾存在”的时代。在他们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样为人所熟悉。 然而历史总是要顽强地呈现出本来面目。冥冥之中,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 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被枪杀时,胡杰只有10岁。他那时是一名在学校里高喊口号打倒老师的“红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杰握紧拳头,向天空挥舞着。他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是“反革命”,这三个字又代表了什么。如今再次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觉得可笑又无奈。林昭就在被小胡杰要“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杰看来,她的一生,却是最最坚定、最最“革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她十几岁,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便已萌发。 在胡杰寻访到的一份林昭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她家庭及历史情况的简略描述: 母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这并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员的实际情况。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许处于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许正为自己的“不上进”感到焦灼。 “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 在这里,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20多年后,风浪归于平静,沧海上的那一叶白帆却永远消失了,但风浪带来的恐惧却并没有消失。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 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他最后打开门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 另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与他见一面。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他亲眼看见许多人被饿死,他和另外几个还算强壮的人负责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时,都会发现新坟都被刨开了,那是周围的老百姓来偷走裹尸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后,他离开了农场,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被“保外就医”的林昭。没过多久,便因与林昭相识,开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开始拍!”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后便坦然回家的。“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了。”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另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后反问道。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点神秘地问:“你说,把这些说出来有什么意义?教训吗?”他顿了顿,“给谁的教训?” 虽然都在拒绝,可一旦开始了回忆,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动。 “不,大多数人不哭。”胡杰说,“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变得都很硬。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会让听到的人想哭。” 沈泽宜,林昭北大的同学,和张元勋共同创作的诗歌《是时候了》,成为1957年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胡杰在湖州一处狭小的住屋里找到了沈泽宜。沈泽宜缺了几颗牙齿,头发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点燃一支烟,背诵他为纪念林昭写的一首诗,双眉不时紧蹙,目光神往而忧伤: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断的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事隔20多年,当胡杰再次追寻那个充满了回忆的悲恸与无奈的惋惜的场面时,却无人能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他们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或许,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副含义最为深刻的挽联。 5年来,胡杰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他提供经济援助,或尽自己所能寻找线索。在这支日渐庞大的队伍中,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声名显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胡杰从未与他们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源地址: http://media.163.com/special/007625CB/zgqnb.html © 胡扯吧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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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转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转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   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不为也。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 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 。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ZF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   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   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   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   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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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颜格格:大明英烈传(十四) 水工本纪(二)

2011-09-01 水工一上台,本要先搞好和俄罗斯的关系,谁知道赌错了,巴乔夫很快下台了,朱丽叶上台,因而失去了外援。而在国内,由于他的资历浅,虽说是太尉,但对丘八没有丝毫的掌握。在顶级权力上,他又夹在老左派和矮凳儿之间。老左派和矮凳儿合作的时候他的日子还好过,可是在关于先发展上,老左派和矮凳儿渐渐分歧加大,这就促使水工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实在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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