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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台北一周: 台湾拟征证所税掀巨波马英九亲自调停

在民主国家,政府要课税,民间通常都是反对的多,赞成的少。但台湾这次打算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却是连政府内部都出现反对声浪,推动课征的财政部,和反对课征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各执一词,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一个多礼拜,把股市给吓傻了,老百姓都不敢进场,以至于成交量急速萎缩,从每天约1200亿,萎缩到7、8百亿,台股股市的市值大约蒸发掉一兆元。最后马英九总统在星期三晚上,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从晚上八点开到半夜十二点,才全盘敲定,第二天在行政院会通过,总算跨出了第一步。但可能顾虑民间还有很多反弹的声浪,行政院破天荒的不把行政院通过的法案直接送进立法院,而是暂时休兵。一般分析,政府可能打算缓一缓,和反对的立法委员及民间团体多多沟通。 ● 台湾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算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为什么行政院各部会之间会各执一词? 二十几年前,台湾立法院调降「证券交易税」时作成附带决议,要求行政部门适时恢复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但一拖就是二十五年,谁当总统都不敢碰。马英九这次当选之后,不再有连任压力,主张国家应该建立长远制度,考虑世界各国都有「证券交易所得税」,台湾却因为民粹和讨好选民的传统,一直不敢课征,以至于政府财务不健全,因此把这个艰难的任务交给财政部长刘忆如,主要的着眼点是租税的公平正义原则,有所得就应课税,否则等于对其他国民不公平。 至于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反对的着眼点是,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会严重冲击股市,造成价跌量缩,投资大众的资产缩水,政府的税收反而会减少,证券业从业人员的饭碗也可能不保。金管会主管官员甚至在马英九总统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挑明了说「万一失败谁要负责」? 造成各执一词的关键,可能是因为台湾的总统由人民直选产生,虽然行政院长依宪法是最高行政首长,但权力来源仍然是民选总统,也因为这样,遇到重大争议,马英九常常就必须亲上火线调停,或亲自说明。比如最近石油和电力价格调涨、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等等。 ● 依据台湾行政院最后通过的课税方案,台湾政府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增加税收的收入?对股市的冲击到底会不会发生呢? 行政院最后通过的版本,虽然大方向还是要课征证所税,但也做了大幅修正,按照财政部长的说明,未来每年台湾政府大概可以增加新台币一百亿元的税收,但会被课到证所税的对象,大约只有两万人,都是在股市赚大钱的。 这是因为行政院版本把证所税的扣除额从三百万元调高到四百万元,也就是说,明年元月开始,台湾个人投资股市,每年要获利新台币四百万元以上,才会被课到「证券交易所得税」;至于税率,也从原本的20%,修正为「15%到20%」,由政府依据经济景气弹性调整。也就是说,证所税一旦开征,台湾政府的国库真的能增加不少税收,而且由于大多数的股市投资者都不会被课到税,对股市应该不会造成冲击,这也是融入多元意见,民主协商的结果。 ● 台湾的舆论怎么看待这件事?民间对行政院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最后协商版本有什么看法? 台湾的舆论大多支持开征证所税,比如中国时报一篇评论文章就认为「开征资本利得税、实践赋税正义已经是台湾社会的共识,虽然行政院版本遭到各界不同的批评,但毕竟跨出了开征资本利得税的第一步,当这一步实践后,才可能有接续而来的赋税改革」,文章的题目则是「成败关键,在马政府决心」。 至于民间,证券商公会当然都反对,但民间社团「公平税改联盟」不但支持开征证所税,甚至对行政院最后的协商版本感到不满,认为包括「放宽门坎」、「降低税率」、「证交税可以扣抵证所税」等等,这些都是「被既得利益者勒索成功」。另外,证券商公会要在520马英九总统连任就职当天走上街头抗议,台湾劳工阵线也说,他们也要号召受薪阶级走上街头,表达对赋税不公的愤怒。 「公平税改联盟」也强调,证所税能不能恢复课征,是检验马英九总统落实公平正义承诺的指标,他们要求马英九不能向财团妥协,应该追求历史的评价。至于明年,台湾是不是真能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接下来就要看立法院里的折冲运作了!  

纪念林昭遇害: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

人物简介: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决。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但依旧对林昭宣告无罪。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 寻找林昭 2004年08月11日 03:17:26 本报记者 江菲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40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么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林昭生活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仅仅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反右”时期,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曾存在”的时代。在他们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样为人所熟悉。 然而历史总是要顽强地呈现出本来面目。冥冥之中,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 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被枪杀时,胡杰只有10岁。他那时是一名在学校里高喊口号打倒老师的“红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杰握紧拳头,向天空挥舞着。他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是“反革命”,这三个字又代表了什么。如今再次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觉得可笑又无奈。林昭就在被小胡杰要“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杰看来,她的一生,却是最最坚定、最最“革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她十几岁,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便已萌发。 在胡杰寻访到的一份林昭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她家庭及历史情况的简略描述: 母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这并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员的实际情况。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许处于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许正为自己的“不上进”感到焦灼。 “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 在这里,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20多年后,风浪归于平静,沧海上的那一叶白帆却永远消失了,但风浪带来的恐惧却并没有消失。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 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他最后打开门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 另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与他见一面。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他亲眼看见许多人被饿死,他和另外几个还算强壮的人负责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时,都会发现新坟都被刨开了,那是周围的老百姓来偷走裹尸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后,他离开了农场,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被“保外就医”的林昭。没过多久,便因与林昭相识,开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开始拍!”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后便坦然回家的。“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了。”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另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后反问道。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点神秘地问:“你说,把这些说出来有什么意义?教训吗?”他顿了顿,“给谁的教训?” 虽然都在拒绝,可一旦开始了回忆,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动。 “不,大多数人不哭。”胡杰说,“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变得都很硬。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会让听到的人想哭。” 沈泽宜,林昭北大的同学,和张元勋共同创作的诗歌《是时候了》,成为1957年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胡杰在湖州一处狭小的住屋里找到了沈泽宜。沈泽宜缺了几颗牙齿,头发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点燃一支烟,背诵他为纪念林昭写的一首诗,双眉不时紧蹙,目光神往而忧伤: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断的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事隔20多年,当胡杰再次追寻那个充满了回忆的悲恸与无奈的惋惜的场面时,却无人能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他们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或许,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副含义最为深刻的挽联。 5年来,胡杰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他提供经济援助,或尽自己所能寻找线索。在这支日渐庞大的队伍中,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声名显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胡杰从未与他们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源地址: http://media.163.com/special/007625CB/zgqnb.html © 胡扯吧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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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转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转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   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不为也。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 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 。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ZF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   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   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   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   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素颜格格:大明英烈传(十四) 水工本纪(二)

2011-09-01 水工一上台,本要先搞好和俄罗斯的关系,谁知道赌错了,巴乔夫很快下台了,朱丽叶上台,因而失去了外援。而在国内,由于他的资历浅,虽说是太尉,但对丘八没有丝毫的掌握。在顶级权力上,他又夹在老左派和矮凳儿之间。老左派和矮凳儿合作的时候他的日子还好过,可是在关于先发展上,老左派和矮凳儿渐渐分歧加大,这就促使水工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实在是太难了。...

【喷嚏图卦20120427】即使杀光所有报晓的公鸡,天,还是会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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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拉萨:由东向西的地方志(二)

拉萨:由东向西的地方志(二) 文/唯色 地理才是重要的。正如萨义德所说:“美洲是个应许之地,因此他们去那里、去殖民,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伊甸园。……一个新的地理,也就是重新要回这块土地。”【1】——题记。 帕廓街 十多年前,一位都叫他“安追”的德国建筑师Andre,在平生第一次到拉萨的旅行中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于是反复再来。可是某年夏天,他亲眼目睹已有三百年历史的索康大宅土崩瓦解,惊觉在追求“现代化”的口号中,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三万飚升数十倍,而在“旧貌换新颜”的速度中,每年平均有35座老房子被拆除,持续下去,剩下的老房子将在几年内消失殆尽。 他于是与几位欧洲的建筑师成立了“研究和保护历史名城拉萨”的基金会,缩写是THF。迄今拉萨老城的许多藏人,有喇嘛也有普普通通的居民还常常怀念他们,说从没见过这么珍惜老房子的人,每次工作的时候比我们还认真、还心疼,让我们感到惭愧,可为什么就非得赶走他们不可呢?是的,2002年,谁也不知道的确切理由,国家专政机关把他们送上了与拉萨不辞而别的飞机。 我见过他们出版的一本小画册:《拉萨八廓街区历史古建筑物简介》,手绘的黑白地图,折叠的书页,宛如藏纸的原生态纸张。像一个小小的、隐形的博物馆,展示的是画在纸上的帕廓。在其精细而质朴的描绘之间,我寻找着拉萨人的生活,它提供给我无穷尽的想象力和怀旧的思绪,怎么看也看不够。然而,已然残缺的形状、斑驳的痕迹、颓倾的阴影,仿佛在述说随之消失的不仅是老房子,还有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我想这定会让宣称很好地保护了西藏文化的当权者恼羞成怒。尤其是,这本画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帕廓街“于1980年始,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使老城区的古旧建筑和街区遭到了不断的破坏。” 拆除即是破坏,建筑乃最大的表象。萨义德说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而今“每一幢新的房子都是一个替代品”,“它们对巴勒斯坦风景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其过错是深远和持久的。”【2】我们的拉萨也如此,处处充斥着替代品,从1950年代以后的一座座军营似的房子,到“西部大开发”时代的瓷砖+蓝玻璃,到今天轰轰烈烈进行的“穿衣戴帽”,也即给建筑物化上所谓藏式的妆,正在潜移默化地、覆水难收地改变着拉萨的风水。而这些替代品的兴隆又说明了什么呢?即便有着鲜艳夺目的“西藏特色”,但一看就是赝品,就像是从小吃大米长大的人非要扮成吃糌粑的人的模样,却毫无那内在的气质。 而拉萨房地产的兴隆说明了什么呢?且不说各类建筑以及到处圈地的小区完全仿若汉地城镇的住宅之所,已经入住的或将要入住的又是什么人呢?藏人吗?有那么多的藏人吗?还是源源不断的打算在此繁衍子孙的外来移民?“帝国主义毕竟是一种地理暴力的行为,”萨义德继续说:“这个过程是无尽无休的。许许多多植物、动物和庄稼以及建筑方式逐渐把殖民地改变成一个新的地方,包括新的疾病、环境的不平衡和被压服的土著悲惨的流离失所。”【3】 十多年前,深夜走在帕廓街上,会听见狗的叫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如今,街边弥漫着烧烤火腿肠羊肉串的油烟味,小巷深处也有“四川小吃”、“清真拉面”的饭馆还亮着灯开着门,甚至有挂着大幅美人头广告的“成人用品”商店依傍着这个客栈那个酒吧。十多年前,白天的帕廓街上,康巴阿西(康区女子)也好,“卡擦热”(藏人与尼泊尔人的混血子女)也好,纯粹的拉萨人也好,开着店摆着摊或者走街串巷做着本分生意;如今,至少70%的店面被来自西北的回族人租赁,五六个巨大的、气派的商场由汉人所开,为万千信众所崇信的诸佛、菩萨和护法的身像,不是被鲜明地画在了招牌上,就是被鲜明地画在了广告里,出售的基本是浙江义乌或甘肃临夏制造的名为“西藏工艺品”的假货,把白铜说成藏银,把崭新的佛像、唐卡做旧,把不值钱的石头做成假的天珠、珊瑚和绿松石,还有假的虫草、假的藏药……而且漫天要价,宰一个是一个,所使用的骗术全打的是“西藏”这张牌,不知蒙骗了多少对图伯特文化有兴趣的外来游客,不知给图伯特带来了多少坏名声。有的商场甚至禁止藏人入内,穿袈裟的僧人、穿曲巴(藏装)的乡下人或者看上去没钱的藏人都会被拒之门外,被说成是“牦牛”、“野人”,不让他们进去,甚至动手打他们,许多藏人在此遭受了这样的侮辱。 五花八门的“西藏特产”充斥其间,都是近年来开发上市的,不外乎这些:用青稞做的麦片、酿酒,用牦牛肉做的肉干、肉糖,以及速溶的甜茶、酥油茶,还有各类燃香、工艺品等等。五花八门的包装上印着夸张而煽情的文字,似乎所有的这些“西藏特产”都神奇得不得了,可以延年益寿美容健身且富有异域情调等等。而这些“西藏特产”在运往各地销售时,又挟带着什么样的讯息呢?仅仅只是商业的?还是隐含政治的?而且,受益者或者说最多的受益者是哪些人?被剥夺的、不得不沉默的又是哪些人?比如图伯特的水,那绝对是最为洁净的水,在北京地铁里看得见华丽的巨幅广告,在各地超市里充斥着不菲的价格,甚至有了上百元一瓶的水在奢侈地卖着。许多人垂涎三尺地喊着“西藏之水救中国”,但王力雄在一篇文章中质问过,“西藏之水救中国,那么谁来救西藏?!”【4】 如今的帕廓街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小店属于不肯出让的藏人商人坚持做着清淡的买卖,其中一位语气沉重地对我说:“过去游客转帕廓,会看到藏人的习俗,比如节庆期间,藏人会关门去做佛事;可如今,洛萨期间会开门,春节和穆斯林的节日反倒有可能不开门,而外人会以为这才是藏人的习俗。也许十年后,帕廓就不会再是藏人的帕廓了;十年后,再提‘帕廓’这个名字会让我们羞愧的。” 如今的帕廓街上……那天,我骑车至策墨林路,拐向大昭寺广场,迎面而来的是全副武装的五人一组:两人在前,占据左右路边;两人在后,占据左右路边;还有一人,占据的是前后四人的正中间。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因为这步调一致的方队事实上占据的是整个街道,完全是以一种横扫一切的气势咄咄逼人地行进。我浑身不舒服。但我没有下车,还是骑着车从这个方队中间穿过,也许我貌似游客,并未受到阻拦。也有几个路人从这个方队两边走过,看上去像是当地藏人。我有意减缓速度,注意观察他们的神情。他们:端着我叫不出名字的现代武器的年轻而精瘦的军人,提着超市买的那种环保袋的中年藏人,正在错臂而过,却都似乎彼此无视对方,可又都极其严肃地,于匆匆之间,错臂而过了。但我知道,我就是知道,事实上,每个人都把对方看在眼里。 又一天,忽然间,满大街的军警岗哨突然撤了大半,在老城巡逻的军警都换上了黄色运动服或牛仔服之类,屋顶上的特警也半掩着身子,只看见宽沿黑帽忽隐忽现。直到黄昏来临,持枪的军警又像往常似的,忽然间填满了白天空空荡荡的岗哨。而第二天晚上,西藏电视台的新闻介绍说,有境内外记者赴藏联合采访团来到拉萨;镜头里,西藏官员们一本正经地要求他们务必报道“一个真实的西藏”。据说有某外宾团去拉萨市监狱俗称“五支队”参观时,四分之三的囚犯已被提前带走,关在某个大仓库里,只留下百人不到正在玩麻将,厨房里则堆满了蔬菜、水果和肉,当拉萨电视台播放这一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情景时,囚犯的亲人们苦笑道:“看来里面比外面过得好啊。” “你究竟有几套伪装服?”其实黄色运动服或牛仔服很平常,很常态,算不得什么。让人惊讶的是,有时候他们会穿上袈裟,有时候他们会穿上藏装,有时候他们会戴上白帽子装回族。不过拉萨人早已见惯不惊了,传说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幽默地说:如今我们中国实在是太富裕了,所以给保卫我们的子弟兵准备了至少五套不同身份的服装。 当然,有时候也会见到他们在路边展示“爱民”一幕,摆张桌子,放点医药,给路过的群众把脉量血压,一副军民鱼水情的样子,但等电视台记者摄像完毕,就抬腿走人。随着“维稳”的时间越来越长,随着敏感日变成了敏感月、敏感年,大街小巷的警察围坐在一起,吃瓜子,喝甜茶,吹大牛。站岗的、巡逻的军人则目光涣散,状如游魂,或者发手机短信,或者盯街上女孩,或者有一句没一句地相互聊天。我见过傍晚街角穿军大衣的兵,突然放开嗓子吼“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5】;也见过大昭寺广场上的兵,模仿双手合十照相的游客,很不屑的样子。 甜茶馆 拉萨的大街小巷有多少甜茶馆,数也数不清。似乎拉萨的每个角落都藏着一个甜茶馆。那些有名气的甜茶馆,像“载追”(大杂烩)、“革命”、“岗琼”(雪域)、“鲁仓”(羊圈)等若干老字号,每天云集的不知有多少老中青藏人。有的专门云集退休干部,早上在宗角鲁康舞剑摇扇打太极或者转孜廓之后,就去喝恰阿姆(甜茶)吃博图(藏面)或帕勒(藏式面包)。有的专门云集转林廓的老百姓,转着转着就停下来有滋有味地喝杯恰阿姆。有的专门云集单位的干部职工,似乎上班地点就是甜茶馆,一待就是大半天。有的专门云集拉萨之外的藏人,包括做生意的康巴或者来朝佛的藏巴(后藏人)和安多。寺院附近也有甜茶馆,“3·14”以前挤满了朝佛的香客和僧人,要想找个座位十分不易。而且每个甜茶馆里都有妇孺乞丐穿梭其间,不但要得到毛毛钱,肚子也管饱。 每个甜茶馆都是各类小道消息的汇总地,也是各类小道消息的传播地。当然,也一直流传着在各甜茶馆的茶客中都潜伏的有昂觉(耳朵)和密(眼睛)的说法,只要谁说了什么过头的话,当场就会被拍肩带走或者下次再也不见踪影,这类故事也在交头接耳的时候满天飞,说得有鼻子有眼儿,却又好像并没有谁亲眼见过。我认识的一位长辈压低声音说,有个退休干部在甜茶馆很有感情地介绍了嘉瓦仁波切的近况之后,被人彬彬有礼地邀请道:恰阿姆很甜吧,我们现在去喝咖啡吧。这意思是让他去吃苦,因为咖啡是苦的。看来在北京盛行的“喝茶”【6】,在拉萨变成了“喝咖啡”。总之这一切很是诡异,也很是激动人心,拉萨已成了一座流言疯传的城市,而各个甜茶馆既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传播之地,也是平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很有可能出现在报酬不等的秘密报告的字里行间。 我确实在甜茶馆的墙上,见过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的告示:“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违法行为”。那么要如何“坚决打击”呢?一家价格便宜、味道难忘的凉粉店,胖胖的老板娘就因所谓的“传谣”在藏历土鼠年被抓过,听说她还被现身说法,在电视上交代过如何“传谣”。大概她也就是顺嘴说过那么一两句,不幸被美滋滋地吃着凉粉的什么人给告了密,可能因人微言也轻,不久就被放了,继续卖着回头客源源不断的凉粉。但我想她一定交了不菲的保释金,因为不出钱是出不了监狱的。我曾慕名去过她的店里吃凉粉,当然,绝无可能与她聊点儿什么,即使只有我一个顾客,简陋的小店说不定也被安装了秘密的、昂贵的摄像头。那就悄无声息地吃一至两碗凉粉吧,我保证,这是拉萨最好吃的凉粉,除了含有够劲的辣椒,还含有够刺激的故事。不过,唉,我从她的神情里读出了悲苦和惧意。 有一次我在“鲁仓”刚坐下,瞥见身后类似玻璃暖房的小屋,围聚着一群貌似单位【7】里的男女。见我回首,小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幸好我认出一人是给译制片配音的演员,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也露出笑容,与我寒暄,并用好听的声音向所在的小圈子做了介绍,众人这才舒了一口气,继续品尝与聊天。其中一位我已忘记容貌的中年男子,在不为人察觉时,端起暖瓶走过来,默默地给我添了一杯甜茶。 甜茶的价格,过去一杯两毛钱,现在一杯五毛钱,而装甜茶的玻璃杯却似乎在缩小。喝甜茶的人太多了,服务员一杯杯地往玻璃杯里倒茶已经忙不过来了,所以现在盛行的是用暖水瓶装甜茶。大大小小的暖水瓶,一磅三磅到八磅,其中三磅甜茶,价格也从三元钱涨到七元钱了。我跟母亲和妹妹常去西郊拉萨饭店对面的甜茶馆,虽很普通,但是茶客食客很多,甜茶做得地道,添加点自己带的尼泊尔咖啡就更香醇了,我边饮茶边记下了已经上涨的价格。 自己家做甜茶,稍微讲究的话,是在熬煮的印度红茶里兑上鲜牛奶,最好是本地农村的奶牛挤的鲜奶。一般都加的是从超市买的牛奶,什么伊利、蒙牛,每箱价格都会比内地多几块,那个特仑苏,在拉萨比在北京贵五、六元钱,竟然理直气壮。也有加奶粉的,经济条件差的,都是去冲赛康小商品批发市场买廉价奶粉。而所有的甜茶馆,都可能是从冲赛康小商品批发市场买廉价奶粉。那种奶粉在电视和报纸上是看不到广告的,在北京或成都的超市里也从不见踪影的,厂家一般都在陕西、甘肃或青海,价格便宜,包装花哨。 在含有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让中国成千上万的婴幼儿变成“结石宝宝”的事情被披露之后,据说发现至少有二三十种奶粉属于“毒奶粉”,甚至连著名品牌的奶制品也有问题,想起我去“载追”喝甜茶,参观过那巨大的、热气腾腾的厨房,看到装廉价奶粉的包装袋堆得像小山,而这只是大半天用过的奶粉袋,很难想象每天要用多少奶粉来做甜茶。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与拉萨的朋友讨论过这件事:“不知道拉萨有多少人患有肾病?”“非常多,我弟弟今年就得了。”“他去甜茶馆吗?”“天天去。”“真应该调查一下。”“谁敢呢!这个真相也许很可怕。” 江苏路 然而这条街是这么地生硬,霸道,就像一柄刺刀斜斜地切入拉萨的右肋,如果我是面朝东方站立的话,这条街就在我的右边。 联想到刺刀不是没来由的,长长的江苏路上最为重要的单位之一,正是早已盘踞半个世纪的西藏军区,刺刀的寒光令平民百姓望而生畏,而我人生的最初四年,却是在那里面度过的,因为我是一个金珠玛米的女儿,生于文革。在我父亲为那时候所拍的照片中,有一张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街上游行。那天一定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阳光下,一片密密麻麻的刺刀比一旁稀疏的树木更多,更像密集的丛林。然而,树木不会如刺刀一般闪耀着令人心惊的寒光。那片闪耀着寒光的刺刀扛在一个个正举着毛主席语录本并高呼口号的年轻军人肩上,虽然是黑白照片,但可以想象得到无数本红色的小宝书与闪耀着寒光的刺刀所构成的是怎样的一个情景,使得远处的布达拉宫也自身难保。 如今,虽然这条街上云集的有如同中国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党政机关、行政单位、学校医院、报社工厂、旅馆饭馆,以及占地广阔、戒备森严的那个军队大院,但最有名的是它被叫做电脑一条街,可想而知有多少与电脑相关的店面——差点忘记,这里曾经还被叫做“党政军妓一条街”,街道两边尽是一间间色情小屋,天一黑就闪烁着粉红色的灯光,大概因为那样的称呼实在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色情小屋遂被电脑小店取代了。 我也曾抱着电脑去其中的某个店里修过,还去刻录过属于“反动宣传品”的电影和歌曲。有一部是好莱坞拍的故事片《西藏七年》,说实话,影片中有些片断漫画化了,比如下巴上长着一颗痣、貌似或影射毛泽东的解放军军官,冲着年轻的达赖喇嘛一脚践踏神圣的坛城模型,虽然中共的所作所为的确如此,但这样过度艺术化的表现还是夸张了,显然并不了解先礼后兵、先屈后伸、先恭后踞的中国文化。不过我很早就是海因里希·哈勒【8】的粉丝,自然也就成了扮演他的明星布拉德·皮特的粉丝,再说了,那时候要找到这部电影多么不容易啊,竟然换了一个类似港台枪战片的火爆片名流入拉萨的影碟市场,所以须得赶在被揭发之前去复制。 江苏路,这是一个犹如刺刀一般具有杀伤力的名字,但不太记得这条街是什么时候与江苏连接在一起的,大概有十多年了。了解“西藏问题”的人会知道这意味着拉萨的对口“援藏”地区是江苏省。所谓“援藏”实质上就是类似诸侯割据,中国各省份将西藏自治区如切蛋糕似的分成无数块,各自承包,趁着“西部大开发”以自肥尔。且欲盖弥彰地,为了在当地永远地刻下自己的丰功伟绩,纷纷给建筑物、街道等起名或改名,什么广州路、上海广场、泰州广场、山东大厦诸如此类,以飞快的速度覆盖了西藏自治区的地图。 对口“援藏”拉萨的,除了江苏省还有北京市。不过早在文革之前,拉萨城里就已经有了北京路,是从藏人口中的德吉囊嘎改过去的,原来的意思是幸福路。至于文革,更是改名成风,帕廓改为立新大街、朵森格(石狮子)改为新华路、宇妥(绿松石屋顶)改为人民路等等。连山也被改了名字,夹波日(指药王山)成了胜利峰。而法王之宫——罗布林卡被改为人民公园、布达拉宫差点被改为东方红宫。显而易见,拉萨已经陷入一大堆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完全无关的新名词之中,来自外地的“解放者”喧宾夺主地给这个与己无关的古城,建构了并不新颖且霸气十足的革命地名学。 至于今天的更名或起名比文革时代更胜一筹,它干脆是以中国各地的地名来命名图伯特的地标,不再是充满意识形态含义的名字。根本上,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或盘算呢?是为了让原住民的藏人们从陌生的地名中感受到帝国的威力,在不得不习惯的过程中失去对本土的记忆与传承?还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移民生活在以他们故乡的地名所构成的帝国版图的想象之中?一个个中国各地的名字,为的是把图伯特完全地“中国”化,让图伯特逐渐地消失在“中国”的符号之中,说到底,这完全是一种殖民行为,如果我们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 原有的、本来的、属于自己的地名被改变,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一种抹煞记忆的阴谋,是一把割断与过去联系的剪刀,是一夜之间就已面目全非的悲剧。每次从汉地回到拉萨,我好似不是回到藏人的地盘,而是穿梭于汉人的街道之中。那些路的名字大多是汉地的地名,那些商店的名字也基本是汉地商店的名字,迎面看见的、错臂而过的、回头瞥见的,都是再也熟悉不过的汉人的模样,就像是我根本就没有离开汉地一步,无论走多远、多久,依然还被困在他牢牢攥住的手心里。 太阳岛 一直以来,我对城北的太阳岛很有兴趣。此乃整个拉萨最为光怪陆离的角落,堪称今日拉萨的缩影,值得给那些去采访的外媒记者或去旅游的外族朋友隆重推荐。 从前这里叫做“江玛林卡”(长满可以做扫帚的野草丛林),有树木有沙滩有拉萨河静静流过,小桥的两头挂满了重重经幡。又被戏谑为“古玛林卡”,意思是小偷藏身的园林。1994年,经由一位在西藏最具盛名的汉人画家推介,来自澳门的开发商与当局合作,将这片野生园林改建成了赌场,之后有内地富豪接手改建成中和国际城,很快这里成了拉萨最大的、最公开的红灯区,云集上千名妓女。 网上有篇关于拉萨性工作者的调查报告,称在拉萨流传这么一句话:“没钱的逛二环路,中产阶级进天海夜市,高产阶级拜太阳岛”,并写到:“在拉萨的二环路,三环路和四环路上散布着无数的来自于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的少女、少妇,甚至包括许多中年妇女,在整个拉萨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9】一个从深圳去拉萨的汉人嫖客得意洋洋地在网上介绍嫖娼心得:“中和国际城是拉萨真正的红灯区,高中低档的都有,尼泊尔的,俄罗斯的也有,国外的贵,还丑,建议支持国货,中和国际城到底有多少小姐,没数过,反正中和国际城方圆5公里最多的店子是卖肉的,哈哈”。【10】 除此,太阳岛还夹杂着各地风味的饭馆、藏獒销售中心(墙上挂着十世班禅喇嘛的巨幅照片,桌上摆着毛泽东的像框)、四颗星的大酒店(有西餐中餐藏餐和印度餐等)、出售性用品的众多成人商店,以及拉萨民族文化艺术宫、拉萨市政府的临时办公室等等。 我去过一个叫做“人民公社”的饭馆,里面供毛泽东像,挂毛泽东语录,服务员一律穿别着毛泽东像章的军绿色服装,几分像红卫兵,几分像红色革命电影里的国民党特工,几分像妖怪。披挂一条洁白哈达的毛像两边,挂着一副对联:“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不忘邓小平”,据悉开饭馆的老板就来自邓小平的家乡,看来的确是富了他。 我还在“民族文化艺术宫”看过一场由官商联手推出的歌舞剧《喜玛拉雅》,演出人员基本上来自中国内地,表演的节目有杂技、魔术,夹杂着貌似印度舞、泰国舞、阿拉伯肚皮舞实则乃一场场色情意味的艳舞,还夹杂着青藏铁路和火车、五星红旗和奥运火炬,就差要求全场起立高唱中国国歌了。尤其恶俗的是,还让一位自称叫什么卓玛的“藏族少女”在台上招亲,被邀上台的男性汉人观众如果答应三个条件就可以当“古格国王”,如果不答应,“藏族少女”娇滴滴地宣布:“就惩罚他磕长头”。 这真是一句非常糟糕的台词,一下子就让这个自称“领军西藏文化”的歌舞剧露馅了。磕长头意味着什么?哪些人会以三步一个等身长头的方式来丈量通往圣地拉萨的迢迢长路?难道他们都是遭到惩罚的人吗?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过?对于藏人来说,磕长头的人都是了不起的朝圣者,他们以折损肉体的苦行表达了极其虔诚的信仰之心,值得垂下头颅向其致敬。然而,在这出充斥着藏文化符号的大杂烩里,原本意味着无量功德的神圣行为却被视为“惩罚”,这即便是玩笑,也太过分了。而真正的图伯特,在这样的玩笑中,分明是被贬低了,被辱没了,被亵渎了。 我还认识两个开茶园的回族人,来自西北的马哈桑和冶成晶,算是太阳岛最早的移民,有过在可可西里挖黄金、猎杀藏羚羊以及在安多矿山的山洞里与熊搏斗的惊险经历。起初生意不错,他们种树栽花,还从青海买来两头骆驼,放在茶园门口,打算给好奇骑骆驼的茶客拍照收钱。可是,骆驼运来了,茶园前面的草滩却被财大气粗又有后台的汉人老板给开发了,建起了幢幢高楼。 “骆驼每天要吃很多草的,但没草吃了,我们又喂不起,想杀了卖肉,可养了一年多,有感情了,舍不得杀,只好卖给罗布林卡的动物园。动物园给了我们一万元,可是我们当初买的时候,一头就一万元。这两头骆驼,一头是公的,一头是母的,还生了一头小骆驼,可惜没多久就病死了。这可能是在拉萨生下的第一头骆驼吧。”马哈桑怅惘地说。 我原以为还真是马哈桑带来的骆驼在拉萨生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头骆驼,直到最近从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拍的是1943年的拉萨场景,当然拍摄者是西方人,而结尾处,出现了一群驼峰高高的骆驼,没错,就是在拉萨。 蜜蜂量贩KTV 之所以专门为这个场所写一段,是因为藏历土鼠年八月某日,我被“客仓”(他们)【11】传唤,而不得不提前离开拉萨的前夜,几位年纪比我小的亲友为我和W送行的地点,正是蜜蜂量贩KTV,恰巧位于无奇不有的太阳岛。至今,我还保留着印有该KTV小广告的火柴盒,是这样介绍的:“投资上千万打造的星级健康娱乐品牌,以量贩式经营的娱乐场所,……分别设计出48个不同风格、不同蕴涵的星级豪华包房,……内含30000多首新老歌曲在这里让你体验做歌星的感觉,实现做歌星的梦想”。 这里似乎是一个歌舞升平的热闹人间。来这里欢度时光的人,以有权有钱的中年人或接近中年的人为主。公款消费居多,老板请客也有。官商利益集团,当局体制阶层。有地位的不同、金钱的多少之分,无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区别,从而实现了某种大同。闪耀的,金光闪耀;昏暗的,隐秘昏暗;这里可以让企图炫耀或竭力掩饰的俗人都各得其所。欢歌笑语,醉生梦死,一掷千金,五毒俱全…… 这里已经远离传说中的神圣拉萨,而酷似灯红酒绿的异国都市,然而它就在拉萨,甚至就在拉萨的中心,遥对着朝圣者顶礼膜拜的颇章布达拉,旁邻着转经者虔诚环绕的祖拉康,也紧挨着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区党委政府大院和西藏军区大院。这里有恐惧吗?这里有泪水吗?这里有发自肺腑的低声倾诉吗?不知道。不知道。只知道一点:在拉萨,只要你堕落,你就是安全无虞的。 拉萨有不少这类KTV,并且在网上发布如下信息: 1、男女服务员(20名):主要在客房陪客人喝酒、聊天、唱歌、娱乐、休闲等特殊服务; 2、男女公关各20名:日薪2000元以上,要求:18-35岁,青春靓丽,时尚前卫,充满活力、敢于挑战自我的俊男靓女,主要在包房为客人提供喝酒,唱歌,休闲,聊天等娱乐服务等特殊服务!可兼职。 3、夜场酒水推广(20名):主要为本会所客人提供点歌,开酒,推销酒水,等普通服务; 4、KTV兼职人员(名额不限):欢迎在校学生或在职青年兼职,薪水300-1500元/天,可日结。要求:性别不限,高中以上学历,18-35岁,身高女155mm以上,男170mm以上,形象好,气质佳,普通话标准,为人礼貌,思想开放大胆,应变能力强,有良好的敬业精神,以上人员无须工作经验,本酒店有专业人员引导入行。可兼职待遇:底薪8000+小费+回扣,月收入五万左右。招聘热线: 131xxxx7799,联系人:刘姐。  注释: 【1】《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 薇思瓦纳珊编,单德兴译,页336,页3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瑞士)吉恩•莫尔摄影,金玥珏译,页64,新星出版社。 【3】《文化与帝国主义》,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琨译,页32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王力雄:《西藏之水救中国,谁来救西藏?》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92 【5】《老鼠爱大米》是2004年在中国走红网络的流行歌曲。 【6】喝茶:所谓“喝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喝茶只是一种象征,也可以说是对异议人士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简单的归纳就是被当局负责内政保卫的机构邀请,并在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谈话或者说威胁就叫“喝茶”。故有异见人士建立网站“喝茶记”。 【7】单位:这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据说有老外不远万里一到中国,就被这个词儿给搞懵了,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类似的机构。简单地说,单位即有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铁饭碗”,人只要端上了这“铁饭碗”,浑身上下就会散发出某种味道,如何形容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干脆就以“单位”来形容、比喻、描绘它吧。 【8】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奥地利人,登山家和探险家,于1946年-1959年在拉萨生活,著有《西藏七年》一书,是达赖喇嘛童年时代的老师。他在拉萨期间拍摄大量图片,发表于美国国家地理。1997年,他的书被拍成好莱坞大片,由布拉德•皮特(Brad Pitt)饰演他本人。2006年1月7日逝世,享年93岁。 【9】 http://blog.sociology.org.cn/maweimingpku/articles/5198.html 【10】 http://www.publicbbs.com/BBSdetail.aspx?id=10728 【11】客仓:安多藏语,他们。在民间的安多方言中属于一个特殊的指示代词,专指当局、警察、军人、国保。 (首发于民主中国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7318 ) 延伸阅读: 拉萨:由东向西的地方志(一)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4/blog-post_12.html

爱思想 | 王占阳:中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

王占阳:中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 进入专题 : 主义    ● 王占阳 ( 进入专栏 )        “主义”是现代学术思想的灵魂,是它的发动机、指南针和价值尺度,也是近现代社会变迁方向的指示器          从近现代世界史看,大国崛起普遍伴有思想方面的世界历史性的贡献。中国是超大型国家,所以更应能在崛起过程中做出世界历史性的这种贡献。但我们首先应当想明白:如果我们厌弃主义、只究问题,这种贡献究竟还有多大可能?       本文认为,“主义”是人文社会思想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也是近现代社会变迁方向的指示器。无论是空谈“主义”还是厌弃“主义”,都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主义”。这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主义”的内涵是“至上”            九十三年前,胡适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对子:问题与主义。这在当时虽有偏颇,但也有其合理性。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它又变成一种更加偏颇、也更加固定的对立模式。按照这种对立,主义无问题,问题无主义。但主义之争不是在争“主义问题”吗?近现代的“问题”不也是大多来自于“主义”吗?试想,如果人们认为不平等是理所当然的,怎么会有“不平等问题”呢?如果没有女权主义,又怎么会有“妇女解放问题”呢?      更要命的是,这种虚构的对立严重地禁锢了国人的思维,左右了中国的社会思潮。按照这种对立,国人似乎只能做这样的选择了:或者多研究些问题,或者多谈些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而且必有一错。那么,如果不是“多谈”主义、而是“多研究”主义,如果既“多研究主义”、又“多研究问题”,或者如果“多研究主义”、“少研究问题”,那又怎么样呢?可惜,这些合理的选项都被排除了。      于是,我们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就总是在这种人为的两极对立之间来回反复。现在则是在倒向这样一个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士正在厌弃“主义”,以至于主张废掉这个词。但这并不是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近,反倒是与之渐行渐远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追本溯源,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胡适误解了“主义”这个外来词。他说:“主义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主义”就是把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这与西语中的“主义”几乎不沾边。虽然当时也有人在论战中强调“主义”的理想性,但也仍然未能搞清“主义”究竟是什么?      “主义”是一个外来词,英文中表示“主义”的就是后缀词尾-ism。ism是“至上”的意思,所以“主义”的内涵是“至上”。“至上”表达的是人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价值观。所以“主义”首先就是标志着人的价值选择结果的范畴,即它的首要内涵就是价值取向、价值观。也就是说,在诸种价值之中,你将哪种价值视为你的终极价值、首要价值、优选价值,你的“主义”就是什么。     这就是说,第一,在两种相反的价值中,你肯定哪种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在专制与自由之间,你肯定专制就是专制主义者,你肯定自由就是自由主义者。       第二,在多种肯定性的价值中,以哪种价值为首要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在都肯定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平等诸种价值的前提下,在这些价值之间又出现某些矛盾因而需要有所取舍时,以自由为首要价值就是自由主义,以民主为首要价值就是民主主义,以法治为首要价值就是法治主义,以宪政为首要价值就是宪政主义,以平等为首要价值就是平等主义。       第三,在全部价值中,以哪种价值为终极价值(最高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以自由为终极价值就是自由主义,以幸福为终极价值就是幸福主义,以普遍幸福为终极价值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由此可知,“主义问题”首先就是价值选择问题,“主义之争”首先就是价值选择之争,“主义理论”首先就是价值理论。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但“主义”又不限于价值观。“主义”的第二大内容就是“大思路”,也就是如何实现它所主张的价值观的大思路,也就是它的工具性、手段性的大思想。这种大思路既可能是科学的,也可能是幻想的;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既可能是清晰的,也可能是模糊的;既可能是系统的理论思路,也可能是大致理论直觉,或某种经验主义的概括……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大思路,而不是细节。大思路属于“主义”范畴,细节及其变动则不属于“主义”范畴。       在基本价值观相同的前提下,这种大思路的差异又会进一步地形成“主义”的多样性与差异。以社会主义来说,在这个层次上就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等至少几十种社会主义。       由此可知,“主义问题”还在于这种大思路问题,“主义之争”还包括这种大思路之争,“主义理论”、福利社会主义也还包括这方面的思想理论。毋庸置疑,所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主义”也是现实价值体系            实际上,“主义”不仅是主观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实现为现实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在观念形态的“主义”获得实现的条件下,“主义”还包括它的价值目标赖以实现的整个实践体系。在最广泛的情况下,这个体系包括了为实现这个价值目标所必需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即包括了整个广义的社会体系。就相对较小的“主义”来说,它所需要的体系自然也相对较小。但所有这类体系都是为特定价值目标服务的,因而也就都属于“主义”范畴。       人们往往以为价值只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但实际上,价值不仅包括价值观,还包括价值实现。前者是主观的,后者是客观的,或者至少也是实际存在的。比如,当民主还只是人们所向往的东西时,它只是价值观,不是客观存在,而当民主获得实现后,它就是人们可以享有的价值物了,因而也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了。     “主义”的实质就是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当它还只是观念形态的价值体系时,它是主观的“主义”,而当它成为实践形态的价值体系时,也就是当它外化为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实践体系时,它就成为所谓客观的“主义”了。在这时,它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行为,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运动,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组织,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制度,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社会……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它们都是一种实际存在,而不再只是一种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大思路了。       人的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主义”不是这个价值世界的全部,而是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小的价值不属于“主义”范畴,只有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价值才能属于“主义”范畴;分散的、随机的、自然的价值选择不属于“主义”范畴,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观念和实践才有“主义性”。比如普通的购物没有“主义性”,但为实现重要的某种至上价值目标的购物(比如为某种主义的运动购物)就有“主义性”了。在人的价值世界中,以某种重要的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实践体系)具有最强的支配力,因而它也正是这一价值世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人的价值世界中,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以某种重要的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而无论其是否有“主义”之命名。“主义”一词的提出只是使这类现象有了通用名称,而不是人为地创造了这种现象。     英语中用来表示“主义”后缀的“-ism”源自古希腊语词缀“-ism—s”,它到15世纪被英语所借用,16 世纪开始被广泛使用,构建出许多新名词,并且拥有了现代的“主义”内涵(比如despotism,即专制主义)。“-ism”这个后缀具有极强的造词能力, 许多名词加上它都可以构成新词。16世纪以后,西方“主义”繁多,实际更是现代化时期的价值矛盾、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价值理论和相应的学术理论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飞跃的一种表现。     大约在19世纪或者更早, 日本人首先把“-ism”翻译为“主义”,后来中国留学生又把这种翻译搬到中国, 以后就流传开来了。“主义”一词虽然也会被滥用,但我们不应因噎废食,重新退回到没有“主义”一词的古代状态去。       “主义”现在已是全球范围的通用语,而且经常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废弃“主义”一词将会使中国再次与世界脱轨。以目前全球使用频率最高的“恐怖主义”一词来说,把它缩写为“恐怖”,意思就全变了,全世界都听不懂,这又如何实现国际交流呢?           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现代学术,也没有现代文明          “主义”现象贯穿历史,遍布世界,但到目前为止,在学术思想界,还是西方国家的“主义”最多。翻开任何一本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说史,我们都会看到各种“主义”在其中,而且它们的地位很重要,其主要的“主义”尤为学术思想的主流之所在。学说史是这样,学术思想的现状也是这样。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曾爆发过一场世界性的“主义”大论战,社会民主主义挑战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介入其中。       西方学术界“主义”繁多,尽管其中也有泡沫,但主流仍然是积极踏实的,成果也是异常丰硕的。这反映了他们的价值理性、价值思维很发达,为实现价值目标而服务的学术思想也很发达,而不是表明了他们比缺乏原创性“主义”的中国学术界要浮躁。这些丰硕成果也是使之赖以在国际学术界居于主导地位和拥有强势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而且在他们的论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范围内,这种话语权也不是所谓话语霸权,而是真理的说服力所形成的影响力。这些丰硕成果更是使西方国家赖以在近几个世纪内崛起的深厚的思想资源,也是其赖以崛起的精神密码之所在。诚然,在西方的“主义”之中,也包含有不少不足、错误和糟粕,但当我们在整体上审视西方学术界的时候,我们更应看它的优点,而不是看它的缺点。因为,看它的缺点并不能使我们学到什么,看它的优点才能使我们获得长足进步。       在这里,我们尤应从中领悟到,“主义”是需要富有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潜心研究的,“主义研究”也是学术思想赖以深入发展的一种主要途径。这主要表现在,作为“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当“主义”已是一种实际存在时,它需要以适当的“主义”命名获得概括,进而得到专门的系统研究。当它还只是一种模糊的价值理想时,它更需要思想家的深度开崛以形成明确、深刻的价值观和价值理论,并形成和发展它赖以实现的富于科学性的大思路。当学者认为事物的某个方面最重要、进而形成相应的学说体系时,还会形成纯粹学术性的“主义”,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行为主义、幸福主义等等;在这时,即使是有片面性和失误,这种“主义”也是人们赖以通过“片面的深刻”探求真理的一种主要形式和途径。当诸如此类的原创性的“主义”提出后,以它们的理论文本为对象的“主义研究”也会随之发展起来;这种研究包括理解性研究、验证性研究、评价性研究,以及由此导致的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当“主义”文本形成源流关系后,对于“主义”的学说史研究也发展起来了,进而知识社会学式的学说史研究也发展起来了。当人们对于自己所认同的“主义”掌握到一定程度时,又会根据实践需要发展出对于主义的各种应用性研究。       由此可知,“主义”是现代学术思想的灵魂,是它的发动机,是它的指南针和价值尺度,是它的客观研究的方向和动力,是它的生命线,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从学术上看,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现代学术。从实践上看,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现代文明。            大国崛起应能包括世界性的“主义”贡献            我国的现代化首先是派生型的现代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必须首先尽可能地汲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这样才能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毋庸置疑,我们在这方面仍然做得很不够,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只是照搬外国学说固然不行,只把外国发现的普遍价值和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也不够。我们必须有原创性的基础理论,特别是必须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这样才能弥补“拿来主义”的严重不足,也才能在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我们有这种需要,也有这种能力,更需这种信心与努力。     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种世界历史规律。从世界近现代史看,任何大国都是在某种程度的新环境中崛起的。这种新环境首先就是世界性的新环境,同时又是在世界历史中具有前沿性的?肽诒涓锏男禄肪澈托履烟狻U饩褪怪?匦肴险娴孛娑孕虑榭觯?岢鲂挛侍猓?饩鲂挛侍猓?蚨?簿捅匦胧迪窒嘤Φ乃枷胛幕?葱拢?庵中碌乃枷胛幕?脖匦刖哂心持殖潭鹊氖澜缌煜刃裕?庋?拍苁怪?ü?饩鍪澜缜把匚侍舛?迪肿陨淼尼绕穑??馔?币簿驼?切滦舜蠊?杂谌死嗨枷胛幕?氖澜缧缘闹匾?毕住S捎谡庵止媛桑?獯罄?毕琢宋囊崭葱耍?⒐?毕琢俗杂芍饕澹?ü?毕琢似裘伤枷耄?拦?毕琢恕度巳ㄐ?浴罚?鹿?毕琢斯诺湔苎Ш吐砜怂贾饕澹?鸬涔毕琢嗣裰魃缁嶂饕謇砺邸??衷冢?丫?值街泄?Φ焙捅匦牍毕啄持侄?鞯氖焙蛄恕     第二,这是在世界性资源、环境压力下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世界和平和世界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也是我国能够予以满足的需求。由于地球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西方过度消费的现代化实际是不可能普及到全世界的。由于中国不是可以搭便车的小国,而是超大型国家,而且目前又是全球三、四十亿人一起奔向现代化,全球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又已很明显,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实现过度消费的现代化,而且全人类也不可能沿着这条道路持久地走下去。由此,探索和创造新型的现代化就成为了全人类的历史任务。但它又不能不首先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历史任务,因为要让发达国家从过度消费退到适度消费非常难,而对中国来说,不仅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很急迫,而且资源、环境的刚性压力也在要求我们尽快解决这个大问题。       实际上,这种新型现代化只能是适度消费的现代化。但要转向这种现代化就必须解决深层次的价值观问题。过度消费的现代化体现的是消费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泛滥又与文艺复兴以来世俗价值观缺乏终极关怀的缺陷密切相关。所以,全球化时代无疑需要“重估一切价值”,而且这种“重估一切价值”已经应当和必须上升到终极价值的层次上了;只有站在终极价值的高度才能“重估一切价值”。这种深植于人性深处而又为时代迫切需要的终极价值实际就是普遍幸福。所以,我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就是人类的终极“主义”。普遍幸福主义非常适于解决人类正在面对的资源、环境大问题。因为它告诉人们,实现幸福所需要的财富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适度即可。实现富裕幸福后还有两个无限的幸福源泉,一是利他,二是追求高层次需求满足所获得的幸福,特别是精神幸福。这就可以使人们从追求过度消费的现代化转向追求适度消费的现代化,尽管同时也还必须有制度约束相配套。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有幸福主义,近年来幸福主义又在复兴,但它还没有明确系统的普遍幸福主义,也没有“普遍幸福主义”这个词,这就表明我国也是能够做出世界性的“主义”贡献的。       第三,我国所拥有的某些重要有利条件也使我们应当和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我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而且这是一个巨大国家的大变革时期,这使历史的深层次东西也都浮到表面上来了,这就特别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实现重要的理论发展。西方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但那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比较低,分析工具比较少,现在又已远离这个阶段,学者们普遍对于这种大转折感到比较隔膜,这就是它的固有局限性。而中国现在则是能够利用现代分析工具认识当前的大变革及其透露的深层历史信息,这就拥有了西方学术界也羡慕的提出重要学术理论(包括纯粹学术性的“主义”)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二是中国人聪明。一位德国物理学家评论说:世界上最聪明的,第一是中国人,第二是犹太人,第三是德国人。杨振宁也说,他的主要贡献实际就是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这种在几千年文明熏陶中形成的智能,也是我国的一大优势。三是人口非常多。这意味着我们的天才非常多,而且在相对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就有可能汇集起较多的人才来,而这也是任何中小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知,我国确实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像杨振宁先生那样,敢于和善于挑战世界最前沿、最困难的理论问题,敢于和善于站到人类理论思维、理论创新的最前沿。我们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才有可能为此付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也才能取得相应的重要成就。这种成功,不仅将是我国真正崛起的重要标志,而且也将是人类文明的新曙光。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进入 王占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71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6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錢權交易 薄案揭大陸亂象

編譯中心綜合紐約21日電 紐約時報通曉中國事務的資深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21日撰文評論薄熙來事件。他說,中國目前人人放言談論薄熙來醜聞,北京當局已無法掌控言論,可能對中國領導層產生深遠影響,因為這個事件凸顯中國政治體制無力,錢權交易普遍,貪腐深化。 紀思道指出,言論大膽的「財新」雜誌,一語中的,它說:「薄熙來失勢事件,凸顯需要限制政府權力。在目前的發展階段,中國提供了太多的誘惑,錢權交易普遍。」 紀思道說,在當今的中國,即使是好人也「收錢」,因為人人如此。動手術的醫生向病人家屬收紅包;記者收賄賂寫報導;校長收錢才讓學生入學。他說,他的一個中國朋友是處理貪腐案的法官,只要收取被告的賄賂,就可富足過日子。另一個朋友是政治局委員之子,只要把自己的名字讓建設公司用一用,就可進帳數萬美元。 中國貪腐的程度令人咋舌,難以想像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竟然富可敵國,在美國和瑞士的銀行坐擁28億美元存款。整個背景是,中國有權有勢的精英分子實在太富有。 紀思道說,在中國字裡,「權」、「錢」發音相近,而且可相互轉換。他說,中國政治體制應付過極為棘手的挑戰,但如今已出現嚴重裂痕。多年來,改革派領袖李瑞環和溫家寶等,力稱應進行政治改革,中國共產黨官員也看出需要加強監督。 中國領導人應多多留意中國記者姜維平多年前的報導,他當時即揭發薄熙來的貪腐和濫權,但中國領導人把姜維平抓起來了。如今,在中共黨內都有人不滿即將卸任的總書記胡錦濤把政治體制「凍結」。預料他的接班人習近平比較傾向於自由化,為了中國的福祉,紀思道衷心希望如此。 他說,中國百姓對薄案為中國領導人帶來的矛盾,心知肚明,目前正流傳這樣一個笑話:在專門監禁高官政治犯的秦城監獄裡,一個囚犯說:「我是因為反薄熙來被關進來的。」第二個說:「我是因為支持薄熙來而入獄。」第三個囚犯說:「他X的,我就是薄熙來。」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

爱思想 | 矢志不渝革命路 风雨铸就生死情——纪念曾山和陈正人逝世40周年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 2012-04-22 10:34:08 矢志不渝革命路 风雨铸就生死情——纪念曾山和陈正人逝世40周年 进入专题 : 曾山 陈正人    ●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从土地革命的开展到新中国的建立,从贫困的农家子弟历炼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地方及部门领导人,曾山与陈正人这两位生长在红土地江西的革命家,抱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在几十年的拼搏奋斗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彼此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今年4月,是他们两人逝世40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投身革命          曾山与陈正人,一个穷苦学徒,一个贫困学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找到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并用一生的实践去执著追求。     1899年12月12日,曾山出生于赣江岸边的吉安县永和镇锦源村,乳名洛生,学名宪璞,字玉成,号如柏。说来也巧,8年后的同月同日,陈正人出生于赣江支流遂川县泉江上游的盆珠乡大屋村,原名陈林,乳名辛古。     曾、陈两家相隔100多公里。曾父和陈父都是清末秀才,两人都以教书为生,在本乡本土较有威望。起初,两家的境况还不错,孩子到了读书的年龄都能上学。曾山小时候跟随父亲念书,陈正人7岁时进入私塾。但是,这样的光景没有维持多久,曾、陈两家的家境随着国势的衰微而逐渐破落。     曾山断断续续念了两三年书后便辍学,帮助家里种田干杂活,聊以维持生计。1915年,村里连遭水灾,为了生活,曾山听从父命,到赣州一丝线作坊当学徒,一干就是5年。老板对忠厚、勤恳的曾山十分满意,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并没有让曾山学到全部的手艺。     1921年,曾山毅然离开赣州回到吉安老家,借了33块钱开店做小买卖。为了防止地痞流氓和军阀恶棍寻衅滋事,曾山一面经营小店,一面拜师习武,练就了一身好筋骨。但是,在那个土劣横行的年代,当地的豪绅还是买通官府,将曾山苦苦经营两年的小店整垮。经历了生活的一个个波折,成年的曾山又一次陷入困顿和迷惘。     陈家也很不幸。陈正人8岁那年,父亲病故,家庭生活内外交困。无奈的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下,希望陈正人去学门手艺,做做生意,以减轻家庭负担。但陈正人一心向学,而且很快不满足于私塾学习,渴望到开明的新式小学学习。对此,母亲没答应。于是,他就以逃跑的方式反抗。最后,母亲只好借钱让他入了小学。     1924年,陈正人小学毕业后,背着家里借路费带病往吉安应考,被省立第六中学录取,然后又从朋友那里凑借了20元钱进了学校。因缴完学膳费后身无分文,整个学期陈正人未敢出校门。秋冬季节,衣单被薄,瘦弱的身躯不堪寒冬的侵袭,身体从此落下了肺病病根。     1925年,陈正人遇到了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曾延生,即曾山的胞兄。曾延生曾参加领导上海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五卅运动后,受党指派,以上海工商学界代表的身份回到江西,被吉安学联委任为“驻会沪案干事部”特别干事。在他的领导下,吉安很快掀起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陈正人在运动中结识了曾延生,并得到曾的极大帮助。经曾延生和郭佐唐两人介绍,陈正人秘密加入共青团,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他将原名陈林改为陈振铃。     7月间,曾延生回到家乡农村开展革命活动。他召集20多名青年学生和农民组织进步团体——觉群社,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此时,迷惘中的曾山为哥哥火热的革命激情所感染,毅然加入觉群社,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10月,经过斗争考验,由曾迎祥介绍,曾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迅速成长          曾山、陈正人分途走上革命道路后,迅速成长为杰出的革命斗争地方领导人和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坚定追随者和探索者。     1926年春,陈正人调中共江西省地委秘书处工作。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江西省党组织决定陈正人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指导员身份回遂川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同年冬,他秘密建立了中共遂川县第一个党组织——遂川特支,担任书记,领导遂川工农及各界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斗争,点燃了家乡革命的火焰。     刚入党的曾山也在家乡吉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建了区委和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清算公堂账目,焚烧契约,抗缴地租和解放私婢公娼,实行婚姻自由,开办夜校,禁烟禁赌等斗争。1927年1月,曾山被选为新成立的县农协执行委员。     7月底,江西省委决定陈正人回吉安开展武装暴动,以配合南昌起义。经吉安党组织介绍,陈正人又赴万安任职。11月,与曾天宇、张世熙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万安暴动。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城后,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将身在万安的陈正人调来遂川。中共遂川县委成立后,陈正人任县委书记。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执笔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代表工农利益的施政大纲——《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自此,陈正人跟随毛泽东致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先后担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一届委员和第二届副书记,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斗争中,他按谐音将名字由陈振玲改为陈正人。     1927年10月,曾山被迫离开吉安,前往广东加入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并参加了广州起义。年底,曾山因广州起义失败又回到吉安。在县委领导下,他在芳井建立秘密党小组。1928年初,先后担任泰和边区和官田永福区委书记。4月始,赣西特委领导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沟通了联系。5月,为配合井冈山的斗争,曾山遵照吉安县委指示,领导官田暴动,揭开了吉安西区农民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6月,曾山被赣西特委派往吉水组建县委,并任书记。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撤出井冈山、进军赣南后,湘赣边界特委陈正人等和红五军彭德怀部、红四军王佐部留守井冈山。下旬,井冈山失守,红五军杀出重围,特委和地方武装被打散。陈正人夫妇在组织群众撤离后错过时机,未能突围,只好折回井冈山,转入深山老林。在荆竹山党组织的帮助下,陈正人找回一些被打散的战士,重建起一支游击队,苦苦坚持斗争40多天,直到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得知消息,才将他们接应下山。之后,湘赣边界特委恢复工作,继续领导边界群众开展游击斗争。蒋桂战争期间,陈正人与何长工、王佐等率领红三十二团和边界地方武装收复了大部分失地,为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和后来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2月,曾山离开吉水,奉调赣西特委工作。中旬,红四军在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后前往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赣西特委书记李文林在向红四军前委汇报工作时,对曾山作了介绍和评价。毛泽东等听后很满意,希望曾山随军行动,开展地方工作。3月初,曾山随军进驻福建长汀。此时,吉安周围各县因受朱毛红军的影响和推动,革命形势高涨,曾山很快回到赣西。为适应斗争的需要,根据特委书记冯任建议,改名曾如柏为曾山。11月,领导建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并担任主席。     1930年2月,二七会议召开。会上,曾山提出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为了统一指挥,红四军前委扩大为领导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东江根根地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曾山是五个常委之一。3月,随红四军行动,下旬当选赣西南特委委员、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5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          并肩战斗          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曾山和陈正人并肩战斗在一起,开始了40余年的生死交往。     1930年5月,陈正人由安福县委书记调任赣西南特委北路行委书记,管辖吉水、峡江、安福、分宜、新余、袁州6个县委和吉安县之儒行、坊廓、延福区委以及萍乡党组织,积极为红军攻打吉安努力工作。曾、陈二人的名字第一次在党的同一个领导机构中会合。     6月,从第六次攻打吉安起, 曾山担任总指挥。不久,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常委、书记。10月4日,率10万余赣西南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红一方面军总攻并占领吉安城,赣西南广大红色区域连成一片。6日,根据中央指示,赣西南党团组织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任书记,陈正人任宣传部长(不久代理书记),曾山任常委。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中山广场宣告成立,曾山任主席。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和群众领袖,红一方面军和赣东北、湘鄂赣等根据地的领导人共5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陈正人是执委之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有力推进了全省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0月25日,在毛泽东主持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召开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曾山、陈正人在参加峡江会议和太平圩会议后继续参加这次会议。为打破日益逼近的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可当时部分红军和地方干部坚决反对。关键时刻,曾山、陈正人等先后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促使会议于30日作出“诱敌深入”重大决策,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后,为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曾山领导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进行了筹措给养、设立兵站、坚壁清野、维护交通、组织支前等一系列精心准备。作为省行委宣传部长并代理书记的陈正人要召开各种会议、编写宣传提纲和标语口号、向群众宣讲形势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动员群众参军支前、组织群众开展对敌宣传以瓦解敌军斗志,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就在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发生了富田事变。当时,曾有人诬告曾山是AB团,陈正人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冒死相救,才使曾山幸免于难。     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大苏区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15日,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于宁都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曾山为委员。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江西省行委及其下属各组织,于1月17日成立了相当于省委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由陈毅、曾山、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芙5人组成临时常委会,陈毅任书记,陈正人兼任宣传部长。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曾山、陈正人均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并同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月上旬,苏区中共江西省委在兴国成立,李富春任书记,陈正人任组织部长,曾山任常委。在李富春到任前,由陈正人代理书记。     1932年5月1日至15日,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兴国召开,曾山当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财政部长,陈正人当选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此后,两人的名字不仅经常在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各种训令中同时出现,而且实际工作中也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曾山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我是省苏主席,陈正人同志是党团书记。在党内,我们大家是在陈正人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他思想敏锐,能力强。在他的领导下,大家心情舒畅,劲头十足,工作大有起色。” 这虽是曾山的过谦之词,但却足见当时他们工作的协调、融洽。          满门忠烈          曾山、陈正人积极参加并领导革命活动,激起了反动派的极端仇恨,他们多次被作为“匪首”遭到通缉,他们的亲属也历经磨难,其中一些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曾山的父亲曾昭藻,在1929年就担任吉安县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捕入狱,每次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1930年5月,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曾山的哥哥曾延生,是江西早期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3月,与妻子蒋竞英在中共赣南特委机关所在地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夫妻二人坚贞不屈,4月同时被杀害于赣州城郊。     曾山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和曾山一起入党,1927年8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被敌人杀害于九江沙河。     1930年11月,毛泽东在路过曾山家乡时,曾亲自慰问过曾山的母亲康春玉,热情赞扬这个光荣家庭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重大牺牲。     1961年底至1962年初,曾山回乡探亲时,曾挥毫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这是对他自己的家庭为革命事业付出巨大牺牲的具体概括。     陈正人的母亲张龙秀由于儿子是著名的共产党人而遭到敌人的追捕。她本是遂川县城人,19岁时嫁给大屋村前清秀才陈治安为妻。她心地善良,为人忠厚,是典型的贤妻良母。1928年2月,敌人抓住陈正人的母亲后,威逼她劝儿子投降,张龙秀坚贞不屈。这个虽然并不懂多少革命道理的老人怒斥敌人,并预言革命终有胜利的一天。敌人残忍地割去她的双乳,又用梭镖在她身上刺了28个洞,最后才射出罪恶的子弹。国民党匪徒残酷杀害母亲的暴行传到陈正人耳中时,他十分悲痛,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     全国解放后,张龙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1年春,遂川县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女英烈,在大屋村修建了张龙秀烈士墓。墓碑上刻有陈正人题写的“碧血千秋怀母德,青山万古蔼慈云”的挽词。在烈士墓右边的三角形纪念碑上刻有当时的遂川县县委书记陈元法、县长吴克汝题写的挽词:“悼念母亲,为革命儿子死于敌人刀枪下的母亲,永远光荣。”          严峻考验          中国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一个由苦难到辉煌的历程。曾山和陈正人在党的曲折历史中,为了坚持真理,都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     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中,在福建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以及在江西开展的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斗争,实际都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而来的。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由于曾山、陈正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都被划为“毛派分子”。先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正人就曾被扣以“包办特委”、“副书记专政”之名,留党察看一个月。在这场反对“邓、毛、谢、古”的错误斗争中,身患重病的陈正人又被归入“邓、毛、谢、古”的同伙,勒令写检查、发声明。陈正人断然拒绝写任何东西。当时的团中央机关报公开点名对陈正人进行攻击。“左”倾错误领导人指责曾山在省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没有指出“苏维埃系统中没有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原因”,缺乏“自我批判”精神,逼迫曾山反对毛泽东。曾山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在发展中央苏区、壮大红军队伍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而被降职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     1934年9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曾山被委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江西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江西苏区的斗争环境更加严峻。为加强江西苏区的军事力量,中央分局将6个连(实际只有300多人)拨给曾山。至11月23日,江西苏区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均被敌占领。接着,敌人又设置四道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将留守红军团团围住,并设立“绥靖区”,组织分块“清剿”。曾山等率部与“进剿”之敌周旋,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任务。     长征前夕,病中的陈正人到中央要求随主力红军行动,未被允许。鉴于敌军进攻的严峻形势,腿部负伤、作为留守中央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毅,劝导病中的陈正人转移到白区治病。1935年2月间,陈毅先后两次安排部队护送陈正人转移。4月,陈正人被护送到广东兴宁,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安全转移到香港。后又抱病赶到广州,在这里才发现彭儒已脱险,住在广州她哥哥彭瑛的家里。夫妻汇合之后,他们又辗转至湖南宜章县奇石村彭儒的家乡,以教书为名隐蔽下来继续治病。     1935年1月,曾山率省委机关和红二团突破封锁线,到达东固地区,与胡海领导的公万兴特委和红四团会合。3月,敌人发现了曾山在东固的行踪,遂调重兵包围。曾山率红二、四团转往兴国崇贤,与红十三团相遇,部队因此集中了2000 多人,敌人为之震惊,不断增兵加紧包围。为了分散敌人注意力,省委决定分路突围。曾山与胡海分手时,拿出一面写有“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分为两半,曾山留“艰苦”两字的半面,胡海留“奋斗”两字的另半面,相互约定待胜利后再把这面红旗缝合起来。不料,胡海在突围途中遭强敌袭击,被俘牺牲。曾山率红二、四团近千人向北突围,4月中旬到达乐安,月底转移到新干。经过浴血奋战,大部分同志牺牲,部队最终被打散。敌人四处张贴“捉拿曾山,赏洋八万元”的布告。 5月,曾山只身突围,从吉水乘船到南昌,月底辗转到达上海。9月,在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奉党指派,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西安事变后,陈正人得知党中央已在西北重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心驰神往。1937年5月,他带着尚未痊愈的病体,毅然离开湖南宜章,经广州、上海、南京,辗转到达西安,找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寄了路费给彭儒,使她到达西安。6月,陈正人夫妇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毛泽东为他俩能活着回来感到非常高兴,在听完陈正人汇报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他们突围找党的过程后,欣慰地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你看,你们不是又回到这里来了吗?”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曾山、陈正人在中央苏区时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处罚给予重新审查并决定撤销。曾山在会场上亲自听见,远在新疆养病的陈正人也收到中央书记处为此发来的专电。他们所坚持的真理最终得到了党的肯定和历史的检验。          生死不渝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山、陈正人志同道合、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结下了生死不渝的革命情谊。     1937年11月29日,曾山与王明、康生、陈云等同机从苏联飞抵延安。分别三年后,曾山与陈正人相聚在党的怀抱。     然而,相聚是短暂的。12月底,曾山等奉党中央之命,带领3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前往武汉、南昌,投入新四军部队的编组和东南分局的筹建工作。两位战友从此天各一方,各自为党的事业奋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相见。     1949 年3月,中央在考虑解放后的江西政权建设问题时,研究了主政江西的人选。由毛泽东亲自提名,中央决定任命陈正人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曾山得知老战友将要南下回家乡主持工作时,特打电报请董必武转告陈正人:“我愿回江西,在你领导下做一份经济建设工作,只要组织上批准,当遵照随你南下。”谦逊的言辞表达着对战友的信任和对故土的思念。5月, 陈正人任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曾山任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1952 年夏,曾山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乡吉安探亲。当他在南昌转车时,与久违的战友陈正人相见。返回南昌时,曾山原打算到庐山休息。但陈正人告知,陈毅来电报催他往莫干山相会。曾山只好取消计划,与陈正人匆匆告别,赶赴莫干山。然而,事有凑巧,曾山在当年10月赴北京,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商业部长、党组书记;陈正人也在当年11月赴北京,出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此后,曾山与陈正人虽不在同一个部门共事,但毕竟同在首都北京,同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工作,相互之间往来甚为频繁、密切。     然而,谁能料想,“文化大革命”时,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的曾山和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都受到残酷冲击。陈正人被指为“二月逆流急先锋”,曾山被当做内务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先后被揪出批斗。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老同志,曾安排陈正人等 20多位国务院部委的领导住进中南海,又嘱咐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保护曾山的“四点指示”。这样,陈正人在中南海平稳度过了一年零两个月,曾山也因此避免了身体的进一步伤害。     1969年初,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曾山当选为内务部的中共九大代表。在九大上,由于曾山对林彪、江青一伙指名要其揭发批判陈毅一事进行了抵制,在选举中央委员时,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极力反对。最后,毛泽东出来说“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曾山才被继续选为中央委员。陈正人最后被造反派关进“牛棚”,隔离审查,连续遭到批斗和毒打,久病的身体愈益虚弱,心脏受到严重损伤,却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日益加重。     1972年3月底,毛泽东要看陈正人等几位同志的“检查”,准备“解放”他们出来工作。此时,陈正人病情已相当严重。4月5日,曾山夫妇来探望,叮嘱陈正人要多保重身体。可就在当天,陈正人写 “检查”直到深夜,因心肌梗塞未得到及时抢救,于6日凌晨逝世。曾山闻讯后,第一个赶到陈正人家里,帮助料理后事。面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的去世,曾山失声痛哭。他十分感念地对陈正人的儿子说:“你爸爸救过我的命啊!我们比兄弟还亲。”他当即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听后,十分悲痛地说“耽误了!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八机部军管会本打算草草处理后事,曾山十分气愤,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说:中央并没有撤销陈正人的部长职务,陈仍是部长,陈的后事由国务院办理,追悼会等他回来开,并且要登报,新华社要发消息,骨灰要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八机部专案组又提出陈正人的所谓历史疑点问题。曾山责问道:“人都死了,为什么还没查清?我和陈毅同志都有证明材料,你们搞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的证明材料搞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却还在呢?”但军代表坚持要复查,曾山当场同意派专人乘飞机去调查,并证实了陈正人的清白。     4月13日,陈正人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余秋里主持,曾山致悼词。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从外地赶来参加。在讨论悼词时,曾山坚持写上“陈正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等公正评价。为此,他又和造反派争吵,经周恩来审阅后,坚持把这段话补充进去。此时的曾山已身心疲惫。     三天之后,也就是 4月16日,曾山突发心脏病,当夜去世。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曾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和朱德等一道参加了曾山的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说:“曾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十天之内,两位饱经风霜的共和国部长,相继猝死于心脏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然而,真正夺去他们宝贵生命的又岂止是病魔呢?为此,周恩来下决心不顾“四人帮”的阻挠,指示全国各地,对所有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市检查身体,凡有病者,一律保证住院治疗。后来不少老干部说,他们正是由于这次机会才保住了生命。曾山、陈正人九泉之下若能有知,也会因他们的死换来那么多老同志的宝贵生命而感到欣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今,我们党已经走过90余年不平凡的历程。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曾山、陈正人的英名已被历史擦拭得越来越亮,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也越来越传为佳话。他们的赤子情怀和崇高品德永远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前进的精神力量。           (沈谦芳、周慧芬执笔)    进入专题: 曾山 陈正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50.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矢志不渝革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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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进入专题 : 高校扩招    ● 刘道玉       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高歌猛进了二十多年了。期间,从没有反思、调整或整顿,当然也就谈不上巩固和提高了,致使大学的问题频仍,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和民众一片斥责声。最有代表性的评论者是丁学良,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总评价是:“中国大学当前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          二          1990年代初,是我国高等教育重大的转折时期,教育改革回潮。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二次浪潮的“好大狂”思想代替了改革的主旋律,只求发展而忽视了改革,改革的口号不再响亮了,一批改革者受到非难和打击。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指出说:“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分裂还产生了一种‘好大狂’,一种德克萨斯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劲儿。”他接着说:“于是,‘大’就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而‘好大狂’就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第五条基本原则。”     第二次浪潮亦即工业文明,是指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工业文明(即第二次浪潮)的思维方法和管理原则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六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作为第二次浪潮时期的人,本能地运用这些原则,坚持和保卫这些原则。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电脑和光电子技术为特点的第三次浪潮,凶猛地向人们袭来。作为第三次浪潮的人,出于要把社会推向前进的需要,发起了向第二次浪潮管理原则的挑战,“好大狂”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非难。     非常可惜的是,我国在掀起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同时,却没有号召人们转变观念,自觉地放弃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六大管理原则。在我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二十年间,我国教育界却顽固地坚持工业文明时期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这是与信息时代精神完全相悖的。难道不是吗?我国统一办学方向、统一考试、统一教学评估、统一专业目录等,甚至连行政管理机构的名称也要统一,这些正是标准化的结果;1960年前学习前苏联专业化教学的“经验”,至今依然主导各大学的教学,通才教育难于实施;集权化更为明显,国家教育部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剥夺了大学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办学权,从而导致全国大学“一副面孔”的局面,等等。在六条原则中“,好大狂”的思想更是受到高等教育界的热捧,几乎成了我国教育界自上而下的指导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好大狂”思想所煽动起来的!          三          中国大学合并运动始于1992年,率先合并的是江西南昌大学,它是由原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和江西医学院合并而成。平心而论,组建南昌大学确有需要,因为解放前本有南昌大学,1951年院系调整时肢解了南昌大学,把它的有关系科分别合并到其他重点大学,致使本来薄弱的江西高等教育更加落后。新组建的南昌大学,得到了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并顺利地进入到211工程,对于加强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在当代中国,素来喜欢“刮风”,群众中也有人习惯于跟风。凡是一个政治运动或是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马上就会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幌子下,一场由长官意志驱动的合校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多年。这次合校运动是 1951 年院系调整的“反动”,那次是以剥离为主,这次是大肆吞并;那次只涉及到部分地区和大学,而这次合校波及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据统计,除了少数几所大学没有合并外,其他二千多所大学和专科学校都进行了合并。有人讽刺说,中国高校的合校堪比大跃进运动,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大学合并绝不是什么重大改革举措,而是追求“好大狂”的典型表现。实行强强联合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追求强是假,贪大求全才是真正的目的。全国把众多的专科学校、干部培训学院和二本、三本大学合并在一起,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学合并后的各种矛盾已经逐步地显露出来了,如校园分散,管理成本骤增;原来各校的特色消失,一个学校重点太多,必然出现“多中心即无中心”的状况;人事关系复杂了,相互争权夺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据吉林大学披露,负债已高达三十多亿,按照企业破产法,该校早应该破产了。难怪,该校的一个教授以羡慕的口吻对南开大学的教授说“:还是你们不合校的好!”     1951年院系调整的副作用持续了六十多年,专业化的教学模式,至今还没有消除,以至于通才教育难于实施。可以预见,这次大学合并潜在的矛盾,也会逐步显现出来,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我国大学的学风、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          一个国家应当有若干所高水平的大学,但是这些大学都不是靠规划搞出来的,或是由领导人发出号召而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而自然成长起来的。因此,任何用立竿见影的做法,以刻意“打造”的方式来建设一流大学,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可是,中国依赖引进和模仿的途径,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使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盲目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冲动。为此,国家以计划经济思维的套路,自上而下先后推出了“211工程”、“973工程”、“985工程”等,目的都是为了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1991年7月27日,国家教委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报告》,后来演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在全国办好100所大学的计划”,简称为“211工程”。随后,于 1992 年又制定了211工程大学的目标,以及申请和评估的办法。1995年12月北京大学等十五所大学首批进入211工程计划之中。此后,直到2008年先后又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大学共一百一十二所大学被批准列入211工程。据参加某大学评估的人介绍,学校印制烫金的申请报告,每个评委配备五名服务人员,形影不离,要吃送吃,要喝端喝,并赠送高档礼品,耗资数百万元。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并发展到送高档西服、电子产品等物品,其中的形式主义、交易、作弊等黑幕真是一言难尽。有人感叹道:“申请211工程,本是为了争取经费,但为了评估却要挥霍巨资,真是劳民伤财!”     1996年国务院和教育部打算从第一批211工程的十五所大学,选出十所作为重中之重,打造中国的“航母”型大学,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就是“985工程”的原型,可是1999 年“985工程”终于揭开了面纱,最后确定的不是十所而是九所。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应当说,最初确定九所大学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既是实事求是又是能够达到的目标。     可惜,在中国一哄而起的思想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国家抓重点,下面就出现了千军万马争重点的景观。于是,2004年国家教育部公布的“985 工程”大学名单不是九所,也不是十五所,而是三十四所。但是,这份大名单仍然摆不平,各大学和各省市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采用各种手段公关,最后两批共有三十九所大学纳入了“985工程”。国家准备投入中央财政的1%(估计三百亿以上),作为“985工程”的资金,1999年北大和清华各获得十八亿的拨款,令各大学垂涎三尺!     纵观世界各国一流大学的概况,除了美国以外,欧洲是大学的起源地,高等教育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像英国、法国、德国也只有三五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而其他国家只有一所,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连一所也没有。很显然,中国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要建成三十九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无论是师资水平或是财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完全是不实事求是浮夸作风的表现。     面对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的情况,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于2011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布:“‘985工程’和‘211工程’已关上了大门,不会有新的学校加入这个行列。”可惜呀,门关得太晚了,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即使不关门也进不来。问题不在于关不关门,而是指导思想错了,以计划经济思维运作的机制也违背了教育规律。          五          自1999年开始,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大学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生。     据权威人士透露,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6月总理办公会上决定的,理由是:“大学扩招可以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这就是持续十年大学扩招的指导思想,除了当年拉动几百亿的教育消费外,其他乏善可陈,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     在1998年以前,国家高等教育招生都是以8.5%的速度递增,可是1999年决定净增加招生人数为51.32万,相对于1998年增速的幅度为47.4%。与此同时,在九五期间(1996—2000)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如果按照与国民经济增加速率来扩招,就完全避免了大跃进扩招带来的恶果。     本来,教育部当年的招生计划早已确定,而且距离7月7日高考只有十多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新调整招生计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既不论证也不听证,完全靠拍脑袋作决策,无论如何是极不严肃和草率的。因此,大学扩招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尽管人们对大学扩招质疑声不断,但扩招工作仍一路高歌猛进。2000年招生增速为38.16%,2001年为21.61% ,2002年为19.46%,自1999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大学生增速率平均为24.3%。到200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903.36万人,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4%骤增至23%,比原计划于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5%)提前了八年,真堪为是大跃进的速度。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需要五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八年时间,这是以牺牲质量换得数量发展的典型表现。     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是需要的,但我国大学扩招中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十年平均增速为25%左右,最高年份达到47.4%,堪与1958年放卫星的速度相比;二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少数重点大学,本不应当承担扩招的任务,因为它们是负责提高的任务,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和研究型的人才。     中国大学扩招十年,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扩招致使大学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根据北京市对五十多所大学的调查,65%的大学缺少师资,86%的大学硬件严重不足,经费严重短缺。于是,又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紧急建教学用房,聘任临时教师代课,教学质量完全不能保证。据多数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本科毕业生的工作能力还不如过去的高中毕业生。     第二,导致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据统计,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约不到70%,如果大学招生按照GDP10%左右的速度增长,正好与人才市场的需要相适应。本来,不少农村子弟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他们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不仅没有改变命运,反而成了蜗居的“蚁族”。     第三,极大地冲击了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进一步强化了文凭至上主义。国家教育部门本应借扩招之际,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得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职业和中等职业教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布局,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可是,国家教育部门忽视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扩招主要面向大学本科教育,造成了普通本科大学吃不了,而大专职业学院又吃不饱的现象。其结果是,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而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又供不应求。     第四,大学扩招使义务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公。自2006年开始,国家才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农村基础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教师缺乏,没有教学设备,能够读完初中的学生很少。大学实行收费以后,出现了不少农村高中毕业生“三放弃”的现象,即放弃报名、放弃参加高考和放弃入学(即使考取了也不上)。从长远看,大学农村学生急剧减少的情况,将使社会结构失衡,使重点大学失去了培养杰出人才的宝贵资源。     第五,十年大学扩招,使各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与大学扩招的同时,全国各大学疯狂地扩充校园用地,大建楼堂馆所,某些大学原有的校舍本来可以使用,但也要建造一个学院一栋大楼,豪华的办公室、娱乐设施和地下停车场一应俱全。有人评论说:“中国除了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外,列入‘985工程’的大学,其校园面积、豪华大楼和仪器设备,也都远远超过了世界那些著名的大学,而学术水平却远远落后在人家的后面。”其结果呢?必然导致恶性循环:扩招—贷款—再扩招—再贷款,造成了二千五百亿的债务。          六          对本科教学质量教学评估,是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评估,如果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进行评估,就能够达到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反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助长不良的风气,甚至是造成破坏。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安排,自2003到2007年,历时五年对五百余所大学本科教学进行了评估。2008年4月8日,教育部公布了对198所大学评估的结果,160所获得优秀,占被评估大学的80.8%;38所获得良好,占19.2%;没有合格和不合格的。另外,根据我统计,2004到2007评估的427所大学,其结果是:获得优秀的310所,占72.5%;获得良好的有100所,占23.1%;获得合格的仅有17所,占3.98%。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难怪,某些进入优秀行列的大学,年终向全体教职工颁发奖金,以示庆贺。没有获得优秀的大学,虽然无可奈何,但至少没有生存的威胁。     这样的评估结果有多大的可信性呢?人们纷纷质疑,这种轰轰烈烈的评估,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成分?     首先,自1999年到2005年,是我国大学急剧扩招的时期,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扩招,造成教学资源紧张,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大学获得优秀呢?其次,自1998年提出创建一流大学以后,大学合并、改名、升格等,本科教学怎么会受到重视呢?第三,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口号的鼓噪下,各大学争相扩招研究生,甚至连那些教学型的大学也拼命争上硕士和博士点,导致大学功能混乱,严重冲击了本科教学;第四,大学普遍存在把教师分为三等,一等的搞科研,二等的上专业课,三等的上基础课。试问:有几个院士、名家和博导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如果没有,那怎么保证教学质量?     自扩招开始的大学教育大跃进,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衍生了许许多多的难以收拾的问题,现在应该是静下心来反思的时候了。    进入专题: 高校扩招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3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天涯》2012.2,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杨恒均 | 生日感怀:后悔做过,以及后悔没有做的那些事儿

一   对镜子里的自己还是有些不满意,可已经换过两套衣服了。今天秘密跟踪的“目标”对我了如指掌,稍不小心,就可能穿帮。想到这里,我“扑哧”地笑了出来。没想到,时隔多年,今日不得不重操旧业,弄到自己竟然要化妆去跟踪监视“目标”。   下午两点才选定了一套平时不常穿的服装,又从衣柜里翻出一个沾满灰尘的公文包。这个公文包与这身打扮,看上去更像毫无特色的上班族。这可能是在澳大利亚悉尼第一次执行这样的“间谍活动”,虽然对我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根本算不了什么,但今天跟踪的“目标”非同一般,我还是小心为妙。   2012 年 3 月 1 日的下午,我按照蓄谋已久的计划,把自己打扮成一位上班族,混在乘客中来到北悉尼圣奥拉多地铁站。目标会从太平洋公路的入口出现。我观察周围地形,选择了喷水池后面靠右侧的一张长凳坐下。按照事先的调查,“目标”可能在 15 分钟后出现,我的目光锁定了方向。除了中途有一位性感的澳洲女子挺着胸脯、翘着屁股两次从我眼前经过,让走神了十几秒钟,我那双著名的、可能是迄今为止间谍世界最锐利的小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入口……   二   就一个多星期前的1月 21 日,中国农历除夕的前一天,有几个网站突然关闭了我的博客。我有些吃惊,毕竟已经写了六年的博客,怎么说关就关呢?震惊之余又转念一想,我不是早就说过最多写五年博客吗?五年时间,已经足够把我想说的都写出来了。可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与读者的互动,又让我多写了一年多的博客。现在博客被关,终于不得不停下来。   没有博客可写,我索性把电脑关掉,连网也不上了。那段时间,国内朋友与读者到处寻找我,海外有七八个媒体要采访我,而关掉电脑的我,并没有去回应,再说,我也失去了回应的平台。六年多来,我第一次过上了没有博客的正常人的生活……   说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并没其他意思,也不是夸张。自从写博客以来,我就过得不那么正常了,工作学习之余,有丁点时间就要上网浏览、写作,活生生把一个人劈开成了两个人:一个活在现实中,一个活在网络虚拟中。活在现实中的那个我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也逐渐脱离现实;活在虚拟互联网中的我,倒是越活越起劲,活出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那段博客被关的日子里,我生活中重新有了澳洲的沙滩与阳光、各地的美景与美女,悠闲的时光也多了起来,与儿子在一起开心时刻以及种种以前被网络与博客占据了的美好时光也悄悄回到身边。   三   下午三点一刻左右,从入口处涌进了一群穿制服的,我调整目光的焦距,没有发现“目标”,应该在第二批里吧。这时我感觉到周围有很多双警惕的眼睛也在搜寻着“目标们”,真是谍影重重啊……   博客被关后,我主动给国内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解释。结果发现他们都知道了,也已经担心好多天了。我说,你们放心,应该没什么事,以前也发生过,等到敏感时期过去了,就又打开了。我又补充了一句:这段时间我正好集中时间工作赚钱,陪孩子到处玩。要是博客重新开了,我也可能不再写了。   没想到,当我说完这几句话时,和我最亲的几位亲戚竟然都说出了类似的话:太好了,你就不写了,今后好好生活吧。   放下电话,我沉思了很久。虽然我的亲人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是如何的“不正常地生活着”,并让他们为我操心、提心吊胆。深爱我的那些人,大多数早就不想我再写了,只是他们碍于我如此的狂热与执着,没有说出来,或者他们在等我受到挫折后“回头是岸”,现在我自己说出来,我仿佛听到他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时,我目光锁定了目标!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小小的影子出现了,活蹦乱跳的……   四   写不写博客,其实同父亲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父亲虽不上网,但总有一些亲朋好友向他提起我在网上的写作。他们大多是以赞赏的口吻,有的还转述了我博文的内容,父亲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议论。我的博文内容,他并不陌生,最早,就是他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他内心一定很矛盾,也开始后悔了吧。自从他看了我那本《家国天下》,每一次见到我,都会对我说,别写那些东西了,太危险了,不值得,你还是搞好自己的生活吧,你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知道我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我改变了自己。不过,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我告诉他,我渐渐写少了,很快就能停下来,您不用担心,我得让读者慢慢适应,对他们得有一个交代。父亲没有电脑,也不上网,但知子莫若父,我看得出他不太相信我的话。有意思的是,当我的博客被关闭后,我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我已经不写博客了,父亲竟然立即就相信了。有些高兴,仿佛我是浪子回头。   我很有些难过。那是第一次,我觉得即便不考虑其他原因,也该为了父亲与亲人停止这种带一定危险性的写作。父亲在 49 年后的历次运动与文革中受到过冲击,很敏感,以他目前的身体与精神状态,如果我出点什么事,他老人家绝对挺不过去。看起来,忠孝不能两全并不是古人才遇到的难题。   在那次执行最后一次“间谍任务”时,我脑海中一直想着父亲。我还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场景,那天从北京回到湖北,我告诉父亲,我不在北京外交系统工作了,我主动申请调到另外一个更特殊的部门去为国效力。父亲简单问了我几句后就明白了,当时,他脸上露出了一种极其少见的表情,有嘲讽有悲哀也有鄙视与无奈,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年青儿子面前露出那样复杂的表情。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能完全解读出父亲当时的内心世界——在内心深处,父亲是鄙视我这种“特务”的,但我却是他亲自培养起来的最得意的儿子。后来有一次,他甚至问过我,你会去当局告发你这个右派父亲吗?我大吃一惊,但很不以为然地说,您误会了,我不是“特务”,我是“间谍”,我是对付外国人,保护中国人的。   也许,误会的是我吧。这时,“目标”从我眼前不远处经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我自信没有露出破绽,但会不会我和“目标”相隔太近,他闻出了我的味道?   五   冬天远去的时候,我都会把父亲送上火车,他从广州回到湖北随州过春、夏、秋。 3 月 26 日,我从澳洲回到广州,这次,我决定把父亲送到随州。这两年,父亲总说出让人伤感的话:恐怕这是我最后一次离开广州了,我走不动,来不了啦。父亲的身体确实越来越衰弱。但,他还是忘不了关心我:你还在写吗?少写点啊。   我扶他上火车时说,爸,你放心,我已经很久不写博客了。实际情况是,我的博客在2月 21 日又都解封了。我也顺手写了几篇短文,但由于第一次隔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写博客,竟然再也找不到六年来支撑我的灵感与激情。不过,我已经事先通知亲朋好友,也在微博上提醒大家,不管我写什么,不要再告诉我老爸,以免一位 84 岁的老人过多联想。   那天和父亲上火车时,还是出事了。我也没想到,短短一节卧铺车厢,竟然有两位乘客认出了我。列车启动后,一位广州的乘客来到我们的卧铺车厢打招呼,他坐下来聊天。父亲觉得奇怪,好几次问我们:你们怎么认识的?   那位老三届的广州朋友告诉父亲,他常常在网络上看我的博客,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很喜欢我的博文,认为温和理性,又说到点子上。他还记得我写父亲的文章。   我心想,坏菜了,我都告诉老爸我好久不写了,你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位六十岁的广州朋友谈兴正浓,没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他告诉父亲他曾经当过小红卫兵,参与过大串联,也去北京见红太阳,但这些年,他的思想渐渐改变了。其中当然也有博客的影响……他又大声说,有人想倒退,有人想复辟“文革”,而我的文章一直在提醒人们警惕这种现象,并在过去两三年,直接点名批评那位位高权重的重庆领导人……   父亲是中学老师,他当时教的学生正好都是老三届,他们两人之间显然比我和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父亲以前并不看好这些老三届,他了解自己的学生们,他曾私下告诉我,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可眼前这位生意人,多多少少改变了父亲的一些看法。那位朋友说,感谢互联网。当那位网友离开时,父亲有些激动地说,老三届有你这样的人,中国有希望啊。   六   隔着一节列车车厢,我借助间谍电影上学到的跟踪知识,观察到“目标”在另外一节车厢里的一举一动,换车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如果换错车,至少要多走 20 分钟的弯路……   还好,他没有换错车。我放心地坐下来,继续想我的父亲,想他对我们姐弟四位付出的代价。父亲就是这样一位矛盾的人,他对国家与民族有感情,但更爱自己的子女。多年前,他用一些原始的、不那么成熟的思考影响了我,而当我经过这些年的折腾,明白了更多道理,也挖掘得更深,并开始用博文影响一些读者时,他却害怕了,一再要求我停止写作。   我理解父亲。他老人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改革开放后,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女能够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国家,可当我有一天告诉他,我们全家要到美国去的时候,他竟然伤心地哭了很久。其实,我那时出国是为国效力,不过因为保密而不能告诉他。父亲反而告诫我: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不能忘本,要教孩子中文。   父亲的这种矛盾性格有时甚至发展到有些变态的地步。我知道这都是 1949 年后屡次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实事求是地说,无论同知识分子,还是当地农民相比,文革中我们家庭受到的冲击与迫害都不算什么,父亲是公办老师,母亲是医院医生,工资有保障,而且并不低。只不过,我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父亲忍辱负重换来的,那些年,父亲为了保护四个子女,低三下四地活过来的,把自己最锋芒的观点与思想都深深掩盖起来,一个 49 年前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是对的,却要配合那些批斗自己的人,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那是一种怎么扬的精神折磨?   但父亲“成功”地做到了,付出的是良心与尊严的代价,保护的是自己的四个子女的安全与上学的权利。“文革”扭曲了父亲的心灵。直到今天,他还常常在睡梦中惊醒,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做了噩梦,梦中,他被批斗,我们姐弟四个流落街头——对父亲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其实并不只是噩梦,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他们身上过。   老天爷可能都想不到,父亲没有做的,他老人家一直语重心长告诫我不要去做的,正好就成了我后半生追求的目标,成了我做人的理想:我绝对不会对邪恶与不公正保持沉默。   但我却没有半点不理解父亲,更不会不理解他,毕竟他那时是为了保护我啊,而我呢?如果我的孩子也在国内,需要我保持沉默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与受教育的机会,我有选择吗?我会去选择吗?我会为了国家、民族和民众的长远利益,去拿我自己的孩子冒险?     七   父亲以长期的压抑与扭曲自己的灵魂来保护子女,我又何尝不会不惜一切保护我的孩子?在跟踪“目标”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想到这些,眼睛都有些湿润了,脚步也加快了,不知不觉就和“目标”拉近了距离,惊动了“目标”,小家伙突然停下来,回头看见了我,喊道: Daddy, 你一直在跟踪我?   曾经有一位学生想研究我的思想变化,我说了一些,他觉得不能说服他,于是他翻开我最早的文章与小说,开始仔细对照一些内容,最后他告诉我,你最早的文章,例如那篇著名的“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还有你的代表作《致命武器》几乎都是写遭受磨难的中国孩子的;而根据你的纪实文章,那段时间,你正在澳洲享受悠闲的生活,并陪着儿子“铜锁”在澳洲的阳光与沙滩上成长,这种反差一定激起了你内心对自己童年的回忆,最终生出了一种信念与力量……   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但我知道他发现了我隐藏得很深的秘密。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也为了更多的孩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崇高的理想,只不过是为了孩子。为了保护孩子,我什么都能做——这个想法有时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始终隐藏着一股很浓的黑暗势力。   这些年,我努力做得阳光,可并没有完全驱除这种黑暗。每当看到一些残害孩子的事情发生,例如有人拐卖孩子、毒害孩子的时候,我就颤栗地想,如果有人这样对待我的孩子,我会怎么办?我还会像我主张的那样,通过“法治”的手段去理智地申张正义?我心中那股黑暗的力量会不会冒出来,让我变成杀手,甚至恐怖分子?去残忍地报复甚至屠杀那些残害孩子的人?我不敢想下去。我们都是天使与魔鬼一体的动物。这让我关注制度建设、追求民主自由的时候,从不敢放松对人性的关注,对性格的塑造。   可能因为那天脑袋里充满了这些想法,让我第一次失去了专业水准,跟踪到家门口,还是被儿子发现了。不过,他没有生气,只是说,他早就感觉到我在跟踪他。他又说,今天好多位同学的父母都去“跟踪”他们同学了,你们真是“过度保护”( Over protective )……   那天是儿子第一天上中学,也是第一天自己坐火车与公车独自上学,我们认为应该陪他一天,让他熟悉路途,知道如何转车,但儿子一口拒绝了,而且很生气,说那样太掉价了,让爸爸这样“不酷”的人陪他上学?同学们看到了,会笑话死他的。最后我只能采取地下行动,重操旧业,对他进行了“间谍”行动。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在想起来,今天去“跟踪”孩子的有好多位父母“间谍”。不过,我也能够感觉到,对孩子进行跟踪的大多来自于亚、非、拉发展国家的移民父母,看到几位白人,结果是说俄语与意大利语的。   八   这次把父亲送回随州后,我又回到北京忙工作。这些天又听到他身体状况不好,又住进了医院。我当即调整了儿子回国过复活节假期的日程,安排他们回随州看望爷爷。   父亲看到两位长大了的孙子很开心,也有些激动。父亲同孙子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我明显感觉到他们之间不但有“代沟”,还有“国沟”。我告诉父亲,儿子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也刻意让他们回避政治、文学写作等人文科目。我说,如果他们今后长大后不同中国做生意,估计关系就不是很大了。我想告诉父亲,我们经历的一切,就到我们为止吧。我还想告诉他,到我这一代,怎么也都该结束这一切了。   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父亲大脑里生了一个瘤子,医生说不能激动,否则会出血的。我想,只要不谈论政治与历史, 84 岁的父亲是不会太激动的。父亲对我说,也好,你也该放下了,别再管那些事,少写点吧。看看你儿子,那些事也不关你的事啊。你要是出事了,被打倒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我见过多了。   我知道,父亲见过太多,要想改变他,真不容易。我只能使劲地点头。其实,我很想告诉父亲,时代不同了,“被打倒”的概念也不同了。只要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只要你坐得正、行得直,只要你自己不倒掉,其实没有人和势力可以打倒你。我还想告诉父亲,你不是最讨厌文革吗?这些年,我虽然冒一些险,但总算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到文革的本质,恶制度的弊端,以及自由、民主的好处。过去三十年年,中国取得了多大的进步,这个进步还会持续的,但需要一些人去推动,甚至有些人去牺牲。   我什么也没有说,父亲依旧保持沉默。看着老态龙钟的父亲,我很难过。父亲当然知道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都需要一些人的努力甚至牺牲,但他只不过不想要自己的儿子去干那种事。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他呢?我自己不是早就自私地把儿子送到了国外?   这次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生出了冲动,想问父亲一些问题:这一生中,你做过什么让你后悔的事?又有什么事,你因为没有去做而感到后悔呢?   但我始终没有问出口,怕激起老人对往事的回忆,所以至今我也没有答案。今天,是我 47 岁生日,我再次想起这个问题,不过我只能问我自己:我的大半生中,做过多少让我后悔的事?又有多少事没有去做,而留下了遗憾?   杨恒均   2012/4/18 生日 于 海口   参考阅读:   致命武器 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 父亲的眼泪 地主老爸放言:又到了大土豪的时候……                                           湖北省随州市 随北“杨家祠”三长老(中间是身为族长的父亲)                                               2012年4月18日,老杨头在海口37度的高温下迎来47岁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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