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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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一真溅雪:毛编造弥天大谎推卸“大饥荒”罪责

庐山会议后毛为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打击那些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各级党政军干部,和震慑怨声载道的饥民们,毛在全国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据一九六二年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甄别平反时统计有三百数十万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这个数字远不是全部。毛把自己造成的“五风”、饥荒、饿死人、国民经济失调和经济濒临崩溃等责任都推到这些“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头上。他们成了毛的替罪羊,因而惨遭批斗、迫害,并祸及他们的家人亲友。其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坐牢、有的劳教、有的丢官去职、有的被遣送农村、农场、工厂劳动。几乎所有良心未泯、对百姓稍有同情心、对毛和中共在“大跃进”期间的倒行逆施稍有不满的各级干部,上至中央下至社队基层干部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至此中共内部已再没有人敢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再也没有人敢为民请命、再也没有人敢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提出异议。与此同时毛和中共继续宣扬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为了从农民身上捜刮本已少得可怜的粮食又在农村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致使一九六〇年成为饿死人最多的一年。毛通过“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成功地加强了他在党内的独裁领导地位、成功地打击、震慑了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各级党政军干部、成功地震慑了怨声载道的处于饥饿状态的全国民众。不仅如此,毛还通过庐山会议和接下来的“反右倾运动”成动地压制、转移了各级干部和民众对毛一九五八年以来所犯错误和罪行的追究。庐山会议和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坚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继续加大收购农副产品力度的结果,除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饥民(主要是农民)饿死之外,还导致国民经济进一步严重失调和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物资的极度匮乏,整个国民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的状态,使国家和民族面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危急的全面毁灭的状态。由于各省粮食调不上来(实际上各省粮食都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粮食可上调)眼看连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都已面临断粮的危险。数以亿计的农村民众濒临断粮、数千万农民饿死,毛和中共当局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因为外国使领馆人员、外宾和新闻记者跟本就不可能进入这些地区,也就无从了解到农村大量饿死人的真实请况,当然也就无损于毛和中共在全世界自吹自擂起来的“光辉”形象。而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却不同,那里不仅有各国的使、领馆工作人员、外宾,更有许多无孔不入的外国新闻记者,如果让他们知道居民们连口粮都供应不上,那岂不让毛和中共在国际上脸面丢尽吗?如果让全世界都知道毛和中共连自己的国家都管理不好,都被毛和中共搞得一塌糊涂连粮食都供应不上,这让毛怎么好意思再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和中共连自巳的人民都救不了,怎么能当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对于一心想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而且把面子和自巳的“光辉”形象看得比几千万人的生死更重要的毛和中共当局,直至此时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严酷的现实不仅令中共领导集团意识到,连从异想天开的颠狂状态回到现实中的毛,也开始认识到必须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疯狂政策和异想天开的胡作非为,以挽救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让民众能吃饱肚子以减少民怨,只有这祥才能保住自己的江山和“皇位”。在这种危急状况之下,毛和中共领导集团决定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起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大型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份领导干部参加。与会人员达七千余人,故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加强全局观念,以迫使各地方采取一切强迫命令的方式,向已大量饿死人的农村要粮食,用来保证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会议还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因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好大喜功、异想天开、胡作非为所造成的一切恶果、特别是饿死几千万人的责任都统统归结为是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所造成的,要省地县各级领导负责。试图把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试图继续维护毛和中共领导集团“一贯正确”的虚假形象。这引起与会大部份干部的不满和抵制。为避免引起众怒,迫于无奈,毛和中共中央都在大会上发言,空洞地表示要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事承担责任,而实际上把具体责任都推到省、地(市)、县、公社、大队直至生产队各级干部的头上。还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颠倒黑白的所谓“苏修逼债”和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控这三个弥天大谎。试图把饿死几千万人、物资极度匮乏、经济全面崩溃的责任推到这三件子虚鸟有的事情头上。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们慑于毛的淫威纷纷在大会上发言,一方面为毛开脱罪责,一方面继续对毛加以吹捧,其中以周恩来、林彪、邓小平表现最为无耻。周、林竟然不顾大跃进造成的一切灾难都是按毛的异想天开、好大喜功和胡作非为的瞎指挥所造成的这一铁定的事实,反而在大会上宣称所造成的这一切灾难都是因为未完全按照毛的“英明”指示办的结果(周、林在大会上上演的这一幕颠倒黑白为毛开脱和吹捧的“丑剧”今毛龙颜大悦。这为毛今后依靠林、周发动“文化大革命”清洗以刘少奇为首的潜在反对派埋下了伏笔)。邓还在大会上拿出了两个本本,一本是邓通过陈伯达选择性收集的这一阶段毛的语录、指示以证明毛的英明和一贯正确;另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以证明问题出在书记处批转的这些文件上。邓违心地让自己和书记处为毛承担责任(邓的这一表现是邓在“文化大革命”中未遭灭顶之灾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彭真和刘少奇在发言中除为毛开脱罪责外,还含蓄地表示毛应负一点点的责任,因而召致毛的忌恨,毛认为这有损他一贯正确的“光辉形像”。彭在发言为毛开脱后仅说毛应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责任,召致毛的不满使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被打倒的第一个政治局委员。刘在发言为毛开脱后,针对毛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后来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说法,借农民的口说,有的地方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的这一发言令毛大为不满,被毛认为是对其绝对领导地位和毛氏皇朝的挑战。此时毛已打定主意要将刘置于死地(刘在毛四年后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毛整得死无葬身之地)。

剥洋葱 | 江南弃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5万被父母遗弃的婴幼儿被政府送到北方收养。被遗弃的阴影却像钉子一样钉着每个人,呼吸不绝,纠缠一生。...

美国之音|著名记者杨继绳被禁出国领奖

中国著名记者、享誉世界的《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被禁止出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领取路易斯·里昂奖。英国《卫报》星期一报道说,杨继绳原先计划下个月前来美国领奖,但据信他先前所属单位、官方的新华社已经禁止他出国领奖;杨继绳本人对此拒绝发表评论,而新华社在《卫报》截稿的时候也没有回应该报的评论请求。2008年出版的《墓碑》一书是杨继绳花了15年的功夫走访中国许多地方进行实地采访写成的有关1958年至62年间造成几千万中国人饿死的大饥荒的调查性报道。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当局先前坚持说,那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是“自然灾害”和“苏共修正主义政权逼债”造成的。但气象学者没有发现当时中国发生普遍性的灾害天气,而中共当局至今也没有出示先前的苏共当局逼迫中共政府还债导致中国发生严重经济困难的任何证据。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几十年来竭力掩盖当时的一些基本历史事实,其中包括当时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不懂装懂瞎指挥,为了坚持不承认错误而在出现饿死人的报告之后坚持其任性胡为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外界估计的饿死人的数目在两千万至四千万之间。在中国各地发生的人造大饥荒时,中共安排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南北许多地方。由于中共政权的细致周到的安排,使斯诺在中国几个月的穿梭旅行期间没有看到任何海外当时已经在纷纷议论的大饥荒的景色。斯诺随后发出的报道说,他在中国广泛旅行期间没有看到一个饿死的人。如今,中共当局虽然不再那么强烈地坚持“自然灾害”的说法,并悄悄地放弃了“苏修逼债”的说法,但依然对中共制造的大饥荒竭力掩盖。中共所奉行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政策导致中国许多年轻人强烈质疑中国在中共统治下曾经发生过比日本侵略中国遭成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多的人造大饥荒。一些中国青年人甚至满怀义愤,声称所谓的“大饥荒”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诋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无耻谰言。中国著名记者、《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在2012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中国大饥荒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决定将2016年的路易斯·里昂奖授予杨继绳,以表彰他“眼光宏大和无所畏惧的报道”(ambitious and fearless reporting)。以“提倡和提升新闻报道标准”为其宗旨的尼曼基金会在其授予杨继绳里昂奖的公告中说:“杨继绳具有开创性的书《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以法医般的细节记录了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的真正规模。它讲述了毛泽东所推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跃进政策导致大约三千六百万中国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人是被饿死,也有人死于酷刑和谋杀。在中国被禁的《墓碑》已经获得许多嘉奖。”2015年10月,《墓碑》瑞典被授予史迪格‧拉森奖,以表彰作者杨继绳“作为记者以强力的坚韧和勇气敢于挖掘历史,讲出真相”。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共当局一直宣传说,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存权。但批评者表示,中共独裁政权其实是对中国人民基本生存权的最大威胁。批评者用以支持其观点的论据就是中共政权在风调雨顺的1958年至1962年制造“自然”灾害导致数千万人饿死。印度裔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则发现,在当今世界,大饥荒从来就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政治现象;在人民可以选择政府的国家,在媒体可以自由地监督和抨击执政党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大饥荒。杨继绳也认为,中国的惨绝人寰的人造大饥荒之所以能够发生,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的独断专行。而毛泽东一度的接班人、1960年代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公开承认,中国饿死人无数的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2年,面对中国经济崩溃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共内部各方的强烈批评,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鞠躬认错。但刘少奇也因为不小心说了实话而在毛泽东几年之后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所策动的“红卫兵”整死。英国《卫报》在报道杨继绳被禁止出国领奖的时候说,自从(中共新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学术界人士、记者、作家、律师和人权活动家普遍抱怨中共当局加强了对他们的压力。尽管毛泽东给中国人、包括给习近平家人带来巨大灾祸,但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反复表示,他钦佩毛泽东。

领导者|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事件 以惨烈载入吉尼斯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本文摘自《领导者》杂志,作者为河南省信阳市委离休干部鲁嘉宾,原题为《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大饥荒相关图书封面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如今时间又过了28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28年之后,错想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是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_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着,《百年潮》1999年第12期。)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19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说,我已经4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20到30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 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四个恶果。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这一时期,处处有“阶级斗争”,事事有“阶级斗争”,“卫星”上有“阶级斗争”,“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帽子满天飞,“阶级斗争”棒子到处打,比当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要愚蠢荒唐!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吴芝圃斗垮了潘复生,路宪文斗倒了张树藩,马龙山斗垮了县长陈耀斋,使他当了二十二年“右派”,斗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把他定位“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八百万人(一说六百万),把“豫南粮仓”的一百多万老百姓送上了“西天”。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1961年5月22日,信阳地委上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可见相关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着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领导视为“发明创造”,大家表扬,全面推广。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森林资源的破坏,不仅损失了多少万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四、破坏党的威信。“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年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没有根据;推给“老大哥”(苏联)亦难令人信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并不过分。许多地方,“人祸”的因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阳就是如此。信阳与其他省区的大饥荒有一个不同点,当时全国缺粮,而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张树藩同志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催人泪下的话: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张树藩同志的遗言,我们所有党员干部都应当深思。来源:领导者转发此新闻:

周伯萍密守的数字 | 和周总理恪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摘录)

不知从何时开始的,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上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所谓的“大饥荒”问题兴致越来越高。对于其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或俗称的“饿死人数”,的各种推测,考证也越来越多,且各数据间差距巨大,可达数千万之巨。一些学术作风较严谨的学者都能看出,这样大的差距,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误差的允许范围。于是,他们开始纷纷把目光转向了真正掌握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全国数字和数据的父亲周伯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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