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

美国之音 | 中国人权不进反退 妇女权益亟待保护

华盛顿 — 10月11号是ǒ国际女童日ō。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促进全球女童的权利,保护她们健康成长。然而在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女婴仅仅由于她们的性别而被堕胎,更多的女婴从一出生就面临歧视与虐待,甚至被抛弃。 刚刚公布的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年度人权报告指出,中国人权状况在强制堕胎和强制绝育方面出现了严重倒退。报告强烈谴责一胎化政策导致中国男女比例严重不平衡,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时事大家谈邀请一位美国活动人士,畅谈怎样维护中国妇女和女婴的权利。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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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广 | 从北京到广州:肖美丽的女权徒步

肖美丽和她的徒步日记 2013-09-27 07:36 Jieyu Chen 徒步从北京到广州,女权主义者肖美丽( @肖美腻 )九月初在博客和微博公布了自己的徒步冒险计划。徒步旅行途径天津、河北、河南、湖北和湖南,全程两千多公里,计划半年完成。徒步旅行不仅是对女性不适合出行这一偏见的挑战,肖美丽还将沿途宣传 性别平等 和反对针对女性与女童 性侵害 的宣传,并且要求 政府信息公开 ,向教育局和公安局提交建议信等公益活动。 “安全”空间不安全 “我是女生,我爱旅行”,肖美丽在博客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徒步初衷。然而,户外空间对女性却并不友好。不仅生理期、野外如厕、个人卫生等问题会困扰女性,人身安全特别是性安全也会让女性在野外出行方面顾虑重重。去年在 印度新德里的轮奸案 更是让全世界的关注点都集中到了女性在公共场合中的安全问题上。 不过肖美丽认为, 在陌生的公共空间内女性固然有安全方面的担忧,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或学校等封闭、熟悉的场合就对女性更加安全。 过去一年里,媒体屡屡爆出女性在“安全”空间内遭受暴力的案例。李阳 家暴 案把亲密关系中针对女性的暴力直观地呈现在了国人面前, 广西万宁性侵案 更让国人意识到校园这一原本安全的环境对女孩来说也可能风险重重。通过徒步旅行和沿途宣传,肖美丽也希望提高对针对女性性侵害的关注度和女性保护方面的意识。   “女生要自由” “安全”场合对女性更加安全的误解,也是一种对女性自由的束缚。面对女性是弱者、不宜徒步、不宜冒险的偏见,肖美丽表示,“我该做的不是放弃我的徒步计划,而是尽可能的实现它,并且通过这次行动来改变这个社会,哪怕这改变只有一点点。这个徒步也因此变得非常有趣和有意义。它是一次漫长的博弈,用一件被认为可能会遭受性侵的事反对性侵害,是在丈量和拓宽这个可能。它不仅仅是一次苦行,当我们行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步都有着这个残酷社会的压迫和女性反抗的张力。” 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已于9月15日启程的肖美丽正途径保定市区。经过十天的行程,她也给了自己一个下午的休息时间。她告诉记者,虽然旅行开始时会有脚疼等身体不适状况,但是目前身体已经逐渐适应每天的行程。途中也还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在安全方面,肖美丽的女权徒步并不是一场盲目强调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徒步旅行的冒险。不走夜路,住旅馆以及随身携带防狼喷雾等都是她的安全措施。寻找陪走也是肖美丽增强徒步安全系数的方法之一。“目前的陪同都还是朋友,不过十一之后也会有不认识的网友陪走”,肖美丽告诉记者。 公共空间应更加“体贴”女性 女性不适合出差、不适合冒险虽然是约束女性自由的偏见, 这种偏见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公共空间对女性的“不友好”。 肖美丽告诉记者, 国内的许多公共设施都应该更加考虑到女性的需求 ,比如增设女性厕位,减少女性如厕排队时间;调整公交和地铁上扶手的高度,以更加适合女性身高等。另外,哺乳期女性没有舒适的哺乳环境,喂宝宝要遮遮掩掩,仿佛哺乳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的现状也有待改善。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公共环境和 城市规划 方面更加为女性考虑的案例在欧洲国家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在德国,一些城市有专门为女性提供的车位。相比普通车位,女性专用车位往往靠近停车场入口,并有摄像机和警报等设施保障女性的人身安全。而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政规划部门出于便利女性购物和带孩子方面的考虑而拓宽了人行道;在公园设计方面,考虑到女孩在与男孩争夺公园空地方面存在劣势,还更多增设了排球和羽毛球场地。这些或许都值得中国借鉴。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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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言 | 小时代:中国电影版“欲望都市”反映女权的衰退

这部最新最热的电影将上海女人描绘为肤浅的、无趣的并与坏男人纠缠不清的。关于男女平等的话题实在太多。 这部最新最热的电影将上海女人描绘为肤浅的、无趣的并与坏男人纠缠不清的。关于男女平等的话题实在太多。 YING ZHU AND FRANCES HISGEN JUL 16 2013, 11:35 AM ET 小时代 ,一部发生在当代上海的中国特色电影,在上映当天击败在国内票房长居第一的好莱坞大片 超人:钢铁之躯 ,并登上头条。这部电影还成功的破了华语2D电影的首日票房纪录。 这部电影讲述了4个大学女生寻找浪漫爱情和职业理想的故事,但是这部电影的实质却是讲述女性对拥有一家公司的帅气男性的奢侈生活的渴望。尽管这部电影对女性角色的重点塑造,从头到脚的定制服装,故意塑造的能轻易吸引女性的视觉上完美的男性——并非传统的好莱坞肌肉型而是有着结实体型、精致的脸部轮廓和看上去极其年轻的有着雌雄莫辨感觉的亚洲男孩,但是 小时代 却并不是一部关于女人的电影。 匆匆一瞥, 小时代 容易被误认为中国版的 欲望都市 ,但是很快我们就清晰明了的发现在上海的这四个让男孩疯狂、在购物中心游晃的女孩与坎迪丝·布什内尔(Candace Bushnell, 欲望都市 作者)所描绘的在纽约的十分独立的职业女强人们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乐视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将这部电影的市场定位描述为即将到来的时代故事,而这部电影的主旋律则是一个迷茫的女孩在态度冷淡的、观察敏锐的帅气男上司的刁难下成长为有能力的私人助理的故事。一个来自新晋富裕家庭的女孩,则将她的男友全身包装上奢侈品。一个胖乎乎、有着定型的低自尊心和经常情绪化进食的女孩喜欢上了一个在这部电影里少有的拥有些肌肉的年轻的羽毛球运动员,并充当笑料。最后一个女孩,一个家庭寒酸的初露头角的时尚设计师,则与另一个英俊的男孩陷入了纠缠虐心的恋情。 在东亚流行偶像剧里随意一览就能发现这些偶像剧主要吸引青少年以及二十多岁的观众,不考虑实际的演技,而直接由流行歌手、演员们来饰演。好的偶像剧经常描述青少年的爱情,以不堪入目的秘密以及痛苦的过去包围角色来引出痛苦和真实的情绪。而 小时代 ,则废除了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看起来不错,却极其缺乏主旨。 这部电影是关于由男性幻想出来的女性渴望的世界。这个世界围绕着男人和男人身上能够提供的东西,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 电影中的四个角色的职业理想实质上就是服务有资产的男性。这部电影是中国版的“小妞电影”(注1)减去好莱坞里典型的感情上的承诺和关系社会的现实。而在小时代中唯一持久的关系就是这些小妞们(chicks)与物质生活的联系。这种对高度物质主义者的生活的描述只承担了一小部分剧情但是却被作为一种消费。这种描述也与MTV或真人TV更加接近,而不是反映现实的戏剧。有着滑稽的卡通式的人物,这部电影如果作为一部讽刺喜剧可能会更好,只可惜导演本人在他充裕物质的狂欢中实在是太直白以至于无法插入任何讽刺。 我们被这部电影弄得措手不及,并被包装为“这就是女人想要的”对财富的毫不掩饰的夸耀、魅力以及男性力量弄得呆若木鸡。这部电影的粗俗和自我意识的完全缺乏让人震惊,但也许并没有那么的惊讶。这似乎就是如今现代化、城市化中国迅猛发展的物质主义的产物。这部电影是关于由男性幻想出来的女性渴望的世界。这个世界围绕着男人和男人身上能够提供的东西,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这部电影揭示了扭曲的男性自恋情节和男性对父权主义的渴望,并且控制女性的身体和情感,还将之曲解为“女性的追求”。 那么又如何解释毛主席的名言“妇女也能撑起半边天”?在 小时代 中,中国社会似乎倒退回了一个更早的年代。在那个年代,经济加速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和地理上的人口流动,增加了中国男性追求成功、权利和资本的压力,并将他们的女人抛在后头。经济的增长使性别隔阂更加严重,同时也使妇女地位更低的传统文化复兴。近年来我在中国所见的对于妇女的歧视是令人担忧的。这部电影里的男性沙文主义(注2)反映了在女性的选择被严重限制的社会的病态征兆。有着不错身材的女孩在男性的控制下被诱惑着成为一个物质化的女孩;头脑聪明敢于用脑子去想的女孩则被置于永恒的孤独之中;而既没有身材有没有脑袋的女孩被抛弃在角落无人问津。 有着我们给予的够多的“荣耀”以及黑色玩笑的 小时代 的导演——郭敬明,在最近闭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中荣获最佳新人导演奖。从一个电影专业辍学(注3)的人变为流行小说写手,郭敬明渴望成为一名当代上海作家。尽管他并不是上海本地人,他却将上海著名的小说家张爱玲和王安忆作为他的前辈。在郭敬明的想象中,上海被描绘为一个国际化大城市,城市的精髓被替代为财富和随之而来的堕落的生活。我们可以不必介意他描绘一个缺乏同情和人性的世界,也可以不必介意他在他的小说世界里描绘了一个难以成为大多数都市人的现实的有着惊人财富的上海。 郭敬明宣称自己代表着90后这“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注4),并在年轻的观众群体中打出了一记全垒打。根据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的最新的统计资料,电影观众的平均年龄从2009年的25.7岁降低至2012年的21.2岁。 小时代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结为严重依靠社交媒体网络,并以此来接触到成百上千万的学生群体的市场营销。 中国的电影产业正在变为对一些有着不可靠的想象力、糟糕的演技和不存在的故事的庆祝与狂欢。任何一个人都能猜测到中国电影正在偏离轨道。如今的中国电影陷入了在越来越多好莱坞大片的包围下盲目追求本国的电影市场份额的怪圈,上海国际电影节甚至以票房回归来作为电影质量的交换。如果这个模式继续下去,中国的电影很快就会挂在一条细线上,十分危险。中国的电影不能依靠像 小时代 这样没什么份量的电影来维持市场势头。 对于我们来说,这部电影的低评分是一种安慰。这部电影在中国最热门的两大网络电影门户时光网和豆瓣网上的评分分别是3.4和5.0,在十分满分的情况下。 郭导说,小时代允许观众们去幻想一个有着“完美职场、可靠的朋友和一个英俊男友”的未来。我们不确定这是不是就是当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时,他脑子里所想的那个。当然我们确实希望中国的电影和女人们都能预见他们自己的其他的可能性。 译者注: 注1:小妞电影Chick Flick,也叫“小鸡电影”,是指那些剧情比较轻松浪漫,多半以女性角色为核心,男性退居配角的爱情电影。这类电影比较时尚化,以都市爱情为主题,且一般是以女主角先失落倒霉开始,然后通过自信自立而赢得男士心仪,最终成眷属的团圆结局。 注2:男性沙文主义Male Chauvinism,是一种认为男性必定优于女性的理念。男性沙文主义者被俗称为“沙猪”,这是一些人用来嘲讽或表示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用词。此外,男性沙文主义亦包括认为男性优于女性是因为男性拥有阳具。男性沙文主义常见于父权社会中的家庭,丈夫或父亲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对妻子和孩子的态度应该由男人的理性判断。 注3:郭敬明:2002年进入上海大学念影视艺术工程专业;2005-2007年休学两年;2007年重新上学,转为影视艺术技学院;2008年从上海大学肄业。 注4: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通常指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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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中国女权活动人士抗议连续儿童性侵案后遭拘留

据报导,一位中国女权人士在某小学门口抗议该校校长性侵6名女童的几天后,即受到中国广西当地政府所指使的人 围殴并被警察拘留 。 2013年5月27日,叶海燕到海南万宁小学门口,打出“校开,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等标语,她照片中的示范在中国社群媒体间广为流传,并有许多抗议者跟随模仿。 叶海燕刚从广西海南返家没有几天后,当地警察便把她带走,并在她女儿的面前 殴打她 。 不到一个月内,当地媒体报导了 超过8起的校园性侵案 ,据报导内容,加害者为学校校长、老师和保全人员。 叶海燕在万宁小学前打出“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之标语 照片来源为新浪微博的女权之声 从 全国妇联 (ACWF)的调察显示,这些报导案件仅为其中的冰山一角,另外,广东3年内有 超过2506件性侵案 ,近半受害者为14岁以下的小朋友,而性侵加害者有65%为他们的熟人。 这起由万宁小学校长犯下的性侵案再次揭露“ 嫖宿幼女罪 ”带来的问题,只要加害者能证明在过程中,他们提供给小孩金钱及礼物等诱惑,此法将把受害儿童贴上“卖淫者”标签。 即使最高法院保证会打击儿童性侵犯罪事件,但如果没有透过废除此法律等改革,性侵犯将不会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 然而,中共所成立的全国妇联却对改革的呼应漠视,相反地,对于这些犯罪案件,他们仅发放 手册 告诉学童们如何拒绝别人的侵犯。 随着 六一儿童节 将至,中国社群媒体向教育部和全国妇联等机构表达他们的愤怒,希望脆弱的孩童们远离性侵害。 许多网民模仿叶海燕的黑色幽默式抗议在新浪网上拍照表达不满,底下 @女权之声 将照片放在一起的 拼贴图 : @女权之声将抗议者照片放在一起的拼贴图 @1句实话  写到最近的法律保护罪犯更甚于孩童: 六一儿童节将至,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保护儿童,尤其是幼女是国家的责任。 建国以后,法律尚不健全。但面对强奸幼女的罪犯,国家一律判处死刑。… 自从“嫖宿”一词发明后,禽兽开始肆无忌惮,都是谁在保护禽兽? 另一位网友@作业本也批评此法律太过荒谬,他在微博写的文章 被转贴 12041次和收到4494则评论:  对儿童性侵犯可以说成带孩子开房,骗小学女生开房并强奸可以说成带女生开房,奸淫幼女可以定罪为嫖宿幼女。这样一个把所有人当弱智的社会,会在6.1这天说:神州大地,晴空万里,彩旗飘飘,气球升空,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儿童笑颜逐开,喜迎六一儿童节。 部落客“youyou52011” 写了 一则长篇文章解释为何那么多人呼应叶海燕的活动: 这些来自底层的呐喊,无疑是对相关部门不作为的巨大讽刺,体制各种妇女儿童权益组织一应俱全,结果却只做花瓶与摆设,正是由一官办组织的不作为,才助长了整个社会对妇女儿童权益的忽略、歧视与戕害!“开房找我”让所有中国人感到了这种痛楚,正是这种共同的痛楚,让这一行为艺术被无数网友接力。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试想如果人们要在接二连三的猥亵女生案中迎接这个节日,这个社会怎么对得住我们的孩子。校园本应是庇知孩子的天堂,老师在校园里把魔爪伸向自己的学生?“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这是当下“性侵幼女”社会暴力的一种黑色幽默式反抗。当女学生被性侵的丑闻冲击我们的底线时,叶海燕喊出的更像是泣血之音。 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反封建礼制吃人的“救救孩子”呐喊,如今仍振聋发聩:一场斩断校长伸向女童黑手的呼请接力正在进行。“开房找我”的调侃体现更多的是无奈,是对当下“性侵幼女”社会暴力的一种黑色幽默式反抗,是对教育乱象无声抗议! @志愿者马奇 阐述了一个对现下状况能有所改善的计划: 1、家长会得到一个说法,罪犯依强奸罪拘捕。2 、教育部与妇联应有个回应,该肃整队伍的拿出方案来,妇联必须有个态度。3、废除嫖宿幼女罪。 译者:Dylan Lee 校对:Portnoy 作者 Oiwan Lam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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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张念: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

张念: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 进入专题 : 政治平等 人权 女权 权利再造    ● 张念        【摘要】政治契约创建了平等者的共同体,但在卢梭的观念中,平等并不适用于婚姻契约,那么之于女人,公民身份与婚姻身份的逻辑断裂,在平等理论发生的那一刻,就隐含人权与女权的互不兼容性。尽管通过女权运动,权利清单增补了女性条目,但这种偿还式的“正义”依然局限在“人权”逻辑之中。依循卢梭的疑虑,女公民何以成为一个问题,政治与自然的差异法则,使得女人处在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人权无法安置“女人”。而正是这个充满困难的位置,让赋予式的界定性的权利论走向一种发明的、变化的、生动的话语实践之中。政治平等的动态平衡机制,必须同时面对“一”与“多”的问题。权力的统一性不可能蛮横地采取排斥原则,漠视世界的复杂性。有关复杂性的政治理解,与权利再造与平等再生相关,并表现在女权与人权的抗辩之中,基于此,作为价值预设的政治平等,才可能释放出更强大的解放力量。   【关键词】政治平等;人权;女权;权利再造;平等再生      当我们谈论平等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论政治。于是,政治平等的关注范围被划定为这样一些种类:性别、种族、阶级、阶层以及族群等。这样一来,是否意味着性别平等仅仅是政治平等的一个类别,或者性别是否与阶级、种族以及族群差异处在同一个逻辑层面?当然,从女权运动的发展史来看,将曾被剥夺的权利归还给女人,代表着正义的实践与政治的进步。现代之后,就国家权力所颁布的权利清单而言,似乎该授予的都授予了,并以成文法的强制力予以保障。作为社会运动的女权主义,只不过是经由女人自身的意识觉醒,逼迫现代国家行为所做的一种偿还,看起来人权的普遍性并没有受辱。但与权力起源相关的性别范畴,性别平等的复杂性恰恰在于除了修补性的权利归还之外,试图逼迫整个权力机制从根源上自我反省,这里就涉及平等理论的缘起与政治构想的可能性问题。      一、人权平等的缘起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平等,作为一种价值表述,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人权宣言》之中,随后此经典文献中的“平等”作为政治承诺,写入了1791年的法国宪法之中。从“平等价值”的发生现场来看,首先它是作为一种革命理想被提出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写道:“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差别只能是基于共同权益的基础之上。”显然,此处的平等强调的是政治正当性的前提与基础,而作为原则实践的共同权益,在第二条中明确指出:“所有政治结合的目的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动摇的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指: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作为事实结果的社会差别与政治平等的预设处在不同的逻辑层面。但在政治革命的行动中,平等被理解成了相同,政治平等与社会公平的混淆,这也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谈论法国革命时指出的重要差别,即法国革命的政治性被社会性问题所渗透。[1]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开篇就指出存在两种意义上的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比如力量和智力;一种是政治的,从约定而来的特权,是人为的。[2]在此,先天的不同被卢梭理解为不平等,但这不是导致人之不幸的理由,而是政治的不平等妨碍了人的幸福。人本来是生而平等的,自从私有制出现之后,不平等造成了这一自然事物的腐败。需要注意的是卢梭无意废除私有制,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应该以平等的政治权利来限制私有的扩展,即平等意味着人根据国家意志所拥有的部分应该得到保护,从而可以克服先天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这就是说人总该拥有点什么,才是其权利平等的终极保障。[3]卢梭的这一思想在《人权宣言》中有保留地得到继承,政治平等意味着平等自由地享有各项权利,而卢梭思想中混沌浪漫的“自然状况”被“社会差别”所修正。   政治平等与社会公平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基础和根据,后者是平等的事实与实践。两者关涉的对象也不同,《社会契约论》旨在回答如何创建政治平等的基础,人们重新立约,推举公共权力。在这一政治创建行动中,关涉的是立法、立法者、公共意志、个人意志以及被称为“人民”的政治集体。在社会公平还没有到来之前,人们还需为政治平等的奠基,做出哪些艰苦的工作,去平等地赋予共同体成员以相同的权利,比如私有权的裁定,而至于贫穷与富有的差异,是基于这个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差异,是可容忍的,与平等与否没有关系。   这里存在一种有关平等的循环式论证:赋予全体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权利,那么政治平等的内涵就是全体成员享有同等权利,而这个共同体就等于平等者的共同体。这个由平等者所构成的共同体,实际上也造就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即任何人不再依附于任何人,他们按照契约结盟、合作以及竞争。契约论不仅回答了现代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意味着立约行动是现代人格的发生现场,而独立个体与立约资格相辅相成,进而可见,赋权的对象正是这个公民个体,在理论上立约的发生先于赋权。但是,我们发现人权平等并不适用于婚姻契约的状况,平等者的共同体因为性别而丧失其逻辑一致性。   卢梭在其另一部著作《爱弥尔》中认为,作为公民个体的女人并不存在,女人是通过对男人的服从,来践行个体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维护。就是说如何鉴定女人的政治属性,不能根据其公民身份,而是勘察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的作为,她是否在自然基础之上维持着家庭的合理秩序。[4]这样一来,公民个体就成了男性公民个体,而成为一个女公民,不是与社会一道从自然状态走向道德状态,之于女人,自然状态就等于道德状态。这里的矛盾在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告诉我们的是追求平等的自然依据,并且卢梭还明确指出自然状态中,不存在女人之于男人的服从问题,而婚姻的出现则是一种转变,可见婚姻并非天然,那么婚姻契约与共同体的政治契约,就摆脱自然状况而言,两者都应该算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婚姻契约所形成的微型共同体,同样要处理的是两个个体结盟之后,其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可在《爱弥尔》中,卢梭提出婚姻是一种基于习俗的自然基础,那么,到底何为自然?契约论缔造的难道仅仅是男性公民个体?显然,女人还滞留在自然状态,但卢梭又提到,原始自然状态中没有谁服从谁的问题,那么“女人”是如何显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女人问题”是伴随着政治现象而出现的,这也正是卢梭犹疑不定之处:婚姻到底是自然的还是政治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开篇,自然而然地将城邦的权力原型确认为家庭,即父权制。如果说政治权力的原型是家庭,那么女权主义理论更关心的正是这原型的原型,即父权制产生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女权主义人类学家吉尔·罗宾(Geyle S. Rubin)认为:外婚制伴随着针对女人的交换行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一般的剩余产品的交换。而另一位女权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因为“女人”能产出生命,正是这种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生产行为,其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异性婚制,而外婚制则是其性命攸关的政治配套。[5]这样一来,性行为本身或者说异性性欲取向,即自然交配行为首先需满足于人类自身生产的目的,从而将这种带有目的性的异性婚制强化为对偶性的一男一女,然后才是女人的外嫁。   性别之别,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生理层面,其实并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当我们说“性别”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明确其重要的含义,即人类必须先安排好自身的有关生殖活动的生产 / 权力制度,才有可能在交换女人的行为中,不断积累、沉淀并解析出其政治价值。与原始时期就出现的奴隶交易不同的是,能够“生产”的女人无疑成了原始政治生命体的生产工具,就是女人不仅仅在产出生命,她还产出了政治关系,即基于联姻的政治联盟。而她生产出的个体则作为政治构成的实在因素,即家庭成员的政治属性隶属于父权制,在此,这才有点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劳动者,其劳动产品并不归她所有。这在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解释之中,女人成了悬而未决的、部落联盟之外的、缔约双方的第三类存在。[6]   因此,“男人”这个概念如城邦的正义的整全性,是不可分的,但他们掌控并实施着划分的权力。就两个部落而言,他们可以互为他者,于是我们发现建立在部落中心意义上的朦胧主体性意识,在主体与他者之间,才可找到女人的位置。“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这个“她”什么都不是的同时,可以是任何东西,既是妻子、女儿、母亲,同时也与物件、贝壳以及牲畜类似,她们与它们共属于交换的客体。在此我们依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路径就会发现,政治学中有关人 / 男人的定义之中,“女人”成了悬而未决的第三方,或者在场的缺席者。   《人权宣言》的法文全称是《人与公民权利的宣言》,此处,“人”与“公民”两个词的并列说明了什么?人与公民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人在定义公民还是相反,人与公民之间的空隙暗示着什么?可见,是“公民权”在扩展人之为人的普遍性,但公民权仅仅是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来规定人的平等状况,而在这个关系之外,平等一定会遭遇现实差异,激发并提升人们对于差异的敏感度,进而让权利与体验保持某种紧张关系,在这个更为幽微曲折的关系中去构造新的权利形象。公民权之于人,并非是饱和与对等的,公民权是在人的现实状况中得到理解的,即,什么人,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践行公民权,并获得一种肯定的陈述,“生而平等”的天赋之权仅仅是一种预设和指令。   因此,从人权奠基而来的政治平等,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似乎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保证。更进一步,当我们说平等的时候,实际是在根据人的自我完善性来想象生命的理想状态,而政治范畴之下的权利平等,是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得到确认的,就是说在国家的眼里,所有的公民在权利层面都被同等对待,而其实践则体现在立法与司法行为中。因此,人权平等只是针对抽象的全体公民,而对这个共同体的构成性问题予以悬置,并将生活世界的差异性排除在外,确立现代人格的第一原则,这就是公民身份。女权平等恰恰是从这里出发,平等不是逻辑的终点而是起点,去诘问“人权”说的“人”是如何构成的,当我们说出“人”这个概念的时候,非人的存在是指哪些,因为“人”的总体性定义不可能自我指正,这个概念一定是在差异、关系与转换中被构造的,人权逻辑的辩证性就在于人的生成总是处在非确定性的绝境之中。   由此,“人”的概念不可能是一个封闭性的陈述,在卢梭那里,他必须借助一种自然人的自然状态来界定政治人,即从自然状态过渡到道德状态的“人”,保留了什么,并增添了什么,这个增添的部分就是国家意识及共同体的诞生。于是人的自由不再是野蛮状态下,今天睡在这个树上,明天睡在另一棵树上的自由,而是时刻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自由,这种自由一定不是放任的结果,恰恰是理性指导之下的行为总和,这使得平等自由既具有自然正当性,而同时具有共同体所赋予的合法性,于是平等理念在其诞生的理论现场,就已经是在差异之中被构造出来的,就是说人来自自然但又不同于自然。可见,人权叙事本身就是构造性的产物,作为自然权利的政治实践,人权是在实践理性层面,将经验的多样性统一在抽象的平等形式之中,因此对于人权概念的再造与扩展在理论上就具有可行性。人权作为中介项怎么可能只停留在自然 / 政治的单义的对立之中?人权平等的起源提示我们差异如何作为原则,作为政治想象与政治创造的内在机制,去探究差异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既然现代政治的诞生刷新了人对自我的认识,为什么不可能发明更多?      二 、作为问题的“女公民”      尽管从女权运动的历史来看,赋权仿佛是人权之于女性权利的一种滞后性的偿还,成文法的条例上添加了女人的工作权、投票权与教育权,这一切仿佛是在表明,权利说具有自身的修补能力,而在历史时间表上,滞后发生并得到国家承认的女性权利,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被历史不小心遗漏了的权利子项而已,在人权大框架之下,在人的概念中,男人和女人的集合作为整体性的表述,权利清单得到了扩充而已。   当权利清单的罗列与女人生存的体验格格不入的时候,女权才作为人权的悖论性存在被人们所意识到。女人们发现自己通过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权利,恰恰是以丧失性别身份为代价而获得的,“像男人那样行事”反证出人权标准原来是有性别的,社会要求进一步指明,只有你必须把自己变成和男人一样的时候,你才有资格说,是的,我享有了平等。平等之于女人,除了是一项变性手术之外,还有什么呢?这已经偏离了卢梭平等理念的内核,(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政治平等 人权 女权 权利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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