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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城市新贫民的居住权问题

 【内容摘要】作者从“棚户区”“违章建筑”“城中村”“廉租房”诸名词的不同含义入手,深入分析了我国的一个重大社会现实:一方面是房地产大开发,城市高楼林立,一方面是约两亿进了城的农民工一房难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政策的思路是,允许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进城打工,但不考虑他们如何安家,而是设想他们打工期间住单身工棚(集体宿舍),把家庭留在农村,不打工或打不动工就让他们回农村去。政策上不给他们提供保障性住房,昂贵的商品房他们又买不起,城镇也不允许他们自发搭建棚户。他们将何去何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关 键 词】农民工;棚户区;违章建筑;城中村;廉租房。    对贫民强拆何时休   不久前刚刚读到海南三亚市“强拆贫民窟”不补偿不安置的报道,今天又看到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强拆大勘丰寸“农场”“200多农民未获补偿”的新闻,不由得感慨莫名:今天我国大讲“民生”,刘一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本福利已成热门话题;但是我国仍然有些最弱的群体,在其他国家属于社会保障第一号对象,却在我们这里不仅“保障”无门,他们自力谋生盖起来的简陋家园还要被某些强大势力犁庭扫穴、扫地出门。   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用说了,我们周边一些更不发达的国家对待类似群体也没有这样的人们的常识是:如果国家还保障不了他们,至少不要丙剥夺他们在印度,进城谋生的新移民(他们没有户口管制和“农民工”之说)盖起棚户,只要能出不住了一段时间(四五年)的证据,通常也就是收据发票什么的,你就有了不受驱逐的居住权如果因为公益或商业开发要你搬走,那就要与你商童赔偿与安置条件   在柬埔寨,前不久发生金边“万谷湖”拆迁事件,万谷湖周围很多贫困新移民的“违章建筑”,如今柬方招人中资公司搞商品房开发,需要迁走他们柬政府给的条件是凡能出具收据发票等居住一段时间的证据者,每间棚户(常常简陋之极,甚至就是废纸箱等搭成的小棚)赔偿8500美元(当时合5.7万元人民币),或者分给一处郊区安置房—当然条件不怎么样由于赔偿标准不高,迁移到郊区后原有谋生方式难以继续,贫民们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虐待,群起抗争,要求提高赔偿、安置标准一些同情他们的媒体还把矛头指向中资公司,认为中资公司欺负他们,是搞“殖民主义”中资公司当然有理由觉得冤枉:我们只管盖房,政府负责拆迁,在我们中国国内从来如此,这怎么是欺负了你们?而柬政府要是看到我们深圳、三亚的做法就更会牛气了:我们柬埔寨那么穷,政府不是还给了赔偿、安置吗?要是在深圳、三亚,“称政府无此义务,若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你还讨价还价?   再看看同属中国一部分的台湾,他们的“都更”(都市更新,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旧城改造、城市发展)同样有刘一待贫民进城自建棚户(他们也叫“违章建筑”)的问题他们的做法是:除了强势者仗势欺人的“违章豪宅”拆了就拆了以外,刘一于弱势贫民存在一定时期的“违章建筑”,拆除时都要子以赔偿与安置台湾安置“违章”棚户居民的公屋有个专称叫“整建住宅”,笔者曾去看过几处,其标准低于政府为不“违章”的都市贫民老住户兴建的保障性廉租房即“国民住宅”,但也并不差多少早期的“整建住宅”后来很多还进行了二次改造台北当年的“康乐里”拆迁和最近的溪州、三莺拆迁都是这样在笔者看来,刘一“违章”的贫民给子如此程度的赔偿与安置简自_不可想象,但那里的人们仍然认为不够,他们的维权运动(号一称“刘一抗政府推土机”)仍然继续推进,要争取进一步的改善,而且社会舆论总的来说都是同情他们的。   的确,城市要有规划,随意“私搭乱建”那个国家都不允许“违章建筑”的概念也不是不能使用像南非那样把所有的黑人贫民棚户都限制在郊区的索韦托那样唯一的地方当然是很坏的“章”法(连那样的地方都要驱逐就是更坏的“章”法),但民主国家自然也不是对贫民建房完全没有限制的纽约的时代广场、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这样的地方总不可能让贫民棚户存在吧?所以为了都市的规划、秩序和其他公共利益,禁止“违章建筑”的规定是有必要的但这个“章”必须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笔者曾指出如下三点:   首先,这“章”不能只是利益有关一方(例如想搞“土地财政”的官员和想赚钱的开发商)下个“红头文件”就算,像扒房赶人这样事关基本人权,怎么能不立法、不依法?而且涉及这种事的立法过程也应该有利益相关各方参与,无论代议制还是听证制,都应该有被强拆的一方如所谓“流动人口”的声音只考虑“老市民”就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只考虑强势者了   其次,这“章”也应该合乎常人情理,至少你要同答:如果不违这个“章”,那些弱势者能在哪里安身?过去管理当局实际上是想让那些年轻人单身进来打工,自己住工棚,家庭留在乡下,青春卖完了就打发人家同去,就像当年自人南非刘一黑人“流动劳工”的设想一样南非当年的理论家说如果不这样就会出现贫民窟,我们的官员讲的也是同样的理由,区别只在于南非以美国(因为那里的贫民窟多黑人)为“教训”,而我们的官员喜欢以印度等国为“教训”但是“流动动劳工”制肯定无法永久,进城安家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你不给提供廉租房,高价商品房他买不起,简陋的棚户又“违章”,你到底要他怎么办?   最后,这“章”还应该有点严肃性,不能胡令夕改,而且改了还追溯既往不能我想用“苦力”了就让你盖棚子算是“安置”,用完了你这棚子就算“违章”了;或者我没打这块地的主意时不管你,我想用这地赚钱了就说你“违章”了前些年深圳大“梳理”时就有论者指出:这些棚户“违法”存在有的已达二l .年,过去不拆(那时想要用这些“苦力”)就是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造成的后果只让这些贫民承受合理吗?   实际上,我们不少大城市不仅户籍门槛很高,连办“暂住证”也有相当高的门槛,“有固定、合法的住处”就是其一工厂提供的工棚或集体宿舍是“合法”的但如果你要安家,不仅自建棚户不“合法”,租房也有面积(人均不得低于多少平米)与形式(不得合租等等)上规定,不达标也“违章”“违章”就办不了暂住证——现在很多地方进步了,为减少歧视性,暂住证改叫“居住证”什么的,而且办证交钱少了或免了,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这门槛并没有降低而“门槛”正是历来歧视政策的关键例如上海,据调查,在2004年该市的打工者有53.5%住集体宿舍和工棚,能够租房安家的不到一半,而就是这些租户中,因租房不达标故而也办不了暂住证的又占了一半。   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违章”居住者群体我曾经说过:理论上他们都可能因为住得差而被驱逐—不是因为住得差而获得帮助!但人们也发现,其实一般情况下他们也并未被驱逐管理当局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照不宣的:只要这些住所分散、偏僻,不影响“形象”,平时可以给当地带来点收人(由于我卜!完全不允许他们成为“棚户主”,他们即便是自建棚户,也是租用当地农民的地皮,仍然属于“租户”,要交纳租金的),可以十户籍居民不愿意十的“贱活”,如收垃圾、废旧等;到了想开发这块地皮赚钱的时候,又随时可以把这些连“暂住权”都没有的“违章”居住者赶走,既无需赔偿,也不用安置,何乐不为?   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弱势棚户存在一定时间就形成事实权利的通例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真是在城里无法谋生或者生存状况还不如故乡的话,经过一个“试错”期他们大多会自行离开继续留下来的人基本上都出自其理性选择,只要不是违法犯罪,人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当地容他们留下这么长时间也是有理由的有人说贫民占据“空地”居住就是在侵犯“产权”,仿佛那些“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如我们注重保护“产权”,而“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听任穷人“侵犯产权”,那“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又所为何来?事实上他们与我国一样,一般城市及其周边的土地并非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它们不是公有就是私有,很难说会有什么真正无主的“空地”,贫民能够“擅自”占据相当一段时间而不被赶走,往往都是有原因的:或者是占据者支付了某种代价,或者他们的存在适应了当地的某种需要,或者(尤其在公地上)这种状况体现了政府的某种社会政策,或者就是基于一种人类社会的同情心。   外国是如此,我国也不例外。据报道,在三亚的那些棚户已经存在了十多年。深圳这次强拆的“紫金农场”贫民区更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至今已近三十年了。深圳虽然仍然把他们视为“外地(紫金县)人”,但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还能“回乡”务农吗?今天对他们如此犁庭扫穴,到底要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   实际上,这些贫民的成因与性质与前述柬埔寨、台湾都市贫民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都市化、工业化时代由乡入城的人口迁徙大潮的体现。只不过别国没有我们这里那种户籍管制,所以没有“农民工”之称,而曾经建议改称他们为“流动工人”的姚洋先生如果知道当年南非“流动工人”制度在世界上的名声,大概也不会坚持这个称呼了吧?   其实按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通例,他们就是城市贫民。一般地讲,都市化、工业化时代城市新移民中富有的“投资移民”总是极少数,而穷人是绝大多数。另一方面,占有先机的老市民在这一进步潮流中“沦落到贫民窟”的机率也不高。这个时期的城市底层贫民,包括“贫民窟”的住户主要都是由这些贫困的新移民构成。从发达国家当年,新兴工业化地区曾经,到我们现在,基本都是如此。在进城潮持续一代人之后,今天中国这一亿多、有人说是二亿人就其主体而言已经很难逆转“回乡”,称他们为“农民工”“外来打工者”或“流动工人”都会越来越不合时宜。笔者认为,应该就称他们为城市贫民,由于我们过去习惯称的“城市贫民”比方说“棚户区改造”的对象、廉租房的申请者和其他“困难户”都不包括他们,姑且称他们为城市新贫民吧。   有人说称贫民就会导致歧视,或者会导致他们的地位“固定化”。这真不知如何说起!我们“扶贫”“脱贫”讲了多少年,没有“贫”,焉用“扶”?过去我们是不这样称呼,可他们受的歧视还少吗?而今天我们的城市廉租房等扶贫民生政策一直不考虑他们,承认他们是城市新贫民,不就是对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一种动力或压力么?几年前我关于宽容贫民窟的主张引来激烈争论,一些伪善者对此大为光火。其实过去我们一向对事实上存在的贫民窟使用几种区分“身份”的称呼:老市民的“棚户区”、户籍“农民”的“城中村”和“流动人口”的“违章建筑”。正是这后一个称呼使得对这些城市新贫民可以肆无忌惮地施暴而“不能轻易放过”,可以“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还有什么样的歧视能甚于此?说“贫民窟”是歧视的那些衮衮诸公对此说过一个字吗?“棚户区”是政府有责任给其居民改善的,“城中村”则会被强制拆除但通常补偿还不少,“违章建筑”则犁庭扫穴不容分说不给分文。这样不同身份、不同称呼对应于悬殊的不同待遇的状况难道不应该改变(哪怕是逐步的)吗?    恩格斯论贫民住宅问题   其实如果跟上述的柬埔寨万谷湖、台北康乐里相比,深圳与三亚的这些被驱逐者倒是有一个区别:境外的那些贫民区都位于主城区,而在我国,主城区是绝不会容忍贫民的“违章建筑”有存在空间的。所以三亚“贫民窟”所在的凤凰镇、深圳这次驱逐的“紫金农场”所在的西丽街道,都在郊区或“城乡结合部”。几年前为媒体报道的深圳“大梳理”,甚至发生在所谓的“关外”即远郊区的原宝安县境内。   这使我们的主城区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仅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除巴黎等少数例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城市都有更为华丽的外观——华丽得使许多来自富裕国家的游客都瞠目结舌。这也使得我们可以自傲于那些主城区仍有贫民区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而且宣称出现“贫民窟”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但今人恐怕很少知道,这个说法在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即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者)中曾引起一场论战。恩格斯对宣传这个说法的蒲鲁东专门写了一本批判的书,即《论住宅问题》(《论住宅问题》1872年德文初版)。据笔者所知,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谈论住房与贫民窟问题的最详尽、最富理论性的专著,奇怪的是它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度却鲜为人知。不过,过去读这本书或许读不出多少名堂,今天就不同了,读起来尤其耐人寻味。   恩格斯对蒲鲁东在住房问题上进行了怎样的批判?   首先,蒲鲁东正是当时抨击资本主义(那时一般称为“现代”社会)的罪恶就在于造成城市出现贫民窟的典型人物。而恩格斯在书中第一页就明确反驳说: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秦按: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换言之,“贫民窟”并非马克思恩格斯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甚至——如果我们相信恩格斯的看法——也不是在这个社会发展得最严重[1]。   第二,蒲鲁东主义者认为穷人租户处境的糟糕原因在于房主的苛刻,因此极力强调租户对房主的斗争,他们说“租户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而恩格斯则反驳说:“这完全不对。”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是劳动力,这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资本家就是掠夺了这个剩余价值;而租户向房主支付的只是货币,属于“单纯的商品买卖”,与通常的“等价交换”并无两样。“因此,企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这种关系。相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两个公民之间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在恩格斯看来,穷人租户或富人租户,对于房主来说并无区别,租户即便是无产者,在租房时也“总是作为一个有钱人来活动的”。对于蒲鲁东们指责的房租暴涨,恩格斯也认为这是由于市场规律,有其不得不然之故。恩格斯认为穷人租户的苦难是作为当时城市化基础的整个体制背景造成的。蒲鲁东大谈租户与房主的矛盾则是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2]。   第三,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大城市中的这种罪恶,使得新移民的处境不如农民,甚至不如“野蛮人”:“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自己的住处,现代无产阶级实际上却悬在空中。”因此,穷人进城根本就是一种错误,国家应当设法把他们固定在农村,以阻止他们大量进入城市。恩格斯对蒲鲁东的这种说法尤为反感,他认为现代化“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蒲鲁东歌颂那种“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的手工织工”,但恩格斯认为那不过是专制时代“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的奴隶而已。恩格斯回顾自己二十七年前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对当时英国工人(就是进城不久的新移民、我们今天所谓的“农民工”)悲惨状况,包括恶劣的居住状况的揭露后说:对这一切当然应该抨击,尤其在他们不是因自由交易,而是在“圈地运动”中被强制“驱逐”出来时,更是应当斥责驱逐者干出的“无耻勾当”。但是恩格斯强调:“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比1772年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3]   城市化是历史的进步。而穷人进不进城是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不想进,你不能强圈他们的地逼他们进;他们进了城,你不能以奥斯曼式的手段把他们赶走。揭露贫民窟的不幸是要问责于当道,要求改善贫民的状况,而不是把贫民窟宣布为“违章建筑”并摧毁之,更不是把为城市耗尽青春的贫民逼回到“田园诗般的”乡村去终老!   恩格斯所抨击的这几种观点,尤其是第一、三两种观点,我们是否“似曾相识”?既然贫民窟并非“现代”所特有,那么在穷人居住问题上,资本主义时代真正特有的弊病何在?恩格斯说得很明确:那就是国家与开发商的合谋使得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无法维持了:“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欧斯曼为代表在巴黎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但是欧斯曼精神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很通行,并且不论在柏林或维也纳也都很逍遥自在。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宅只是一种例外。”[4]   欧斯曼,现在一般通译奥斯曼。他是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法国伯爵、巴黎市长。正是他以铁腕手段在巴黎进行了连续十七年的“大拆迁”,拆掉了旧巴黎45% 的房子,相当彻底地“清理”掉了巴黎市区的所有“贫民窟”,把大批穷人赶到远郊,使巴黎成为一个“世界最伟大的美丽都市”,其豪华奢丽的程度令世人惊为“奇迹”。笔者以后还要提到这位“铁腕伯爵”的故事。但这里我们还是讲恩格斯。他似乎认为奥斯曼的做法当时是普遍性的: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在柏林或维也纳,到处都有奥斯曼。   恩格斯说:“实际上资产阶级只有一个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这就叫做‘欧斯曼’的办法。”即清除穷人街区,以“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除了使街垒战难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依靠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义的建筑业,并把巴黎变为一个多半是奢华的都市……不论这起因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处总是一个: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有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5]   总之,恩格斯的观点很鲜明:他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独有特征并不是造成了贫民窟,而是出现富人驱逐穷人的现象,国家强拆贫民窟,为权贵与资本的利益摧毁穷人的家园,建设豪华城市,把穷人赶到郊外,乃至赶回(在蒲鲁东看来充满诗意的)乡间。而由这种“豪华城市”驱逐穷人造成的问题,在恩格斯看来却比“贫民窟”更为严重。   但是这里我要说:恩格斯错了。事实上在宪政民主体制下的西方式“资本主义”社会,“铁腕伯爵”的故事是很难复制的。19世纪乃至以后的西方城市尽管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成就也斐然可观,但是像“奥斯曼的巴黎”那样在市区基本上消除了穷人栖身之地的,确实还是罕有其例。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左派朋友就可以举诸如伦敦的哈克尼、曼彻斯特的小爱尔兰、柏林的纽克伦等例子谴责贫民窟的黑暗。而没有经历过专制时代甚至连欧洲式贵族传统也阙如的美国,那就更与恩格斯说的恰恰相反:那里不但没有出现富人驱赶穷人的潮流,反倒是随着进城的穷人越来越多,全国最穷的群体不但都进了城,而且往往进踞市中心。尤其南北战争前几乎全是乡间苦力的贫穷黑人,获得自由后在一个世纪间几乎全部进了城,使黑人成为今天美国的一个近于“纯城居”的族群,而穷人也成为市区居民的主体,以至于反倒逐渐把富人挤了出去。当代的芝加哥、费城乃至首都华盛顿,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黑人城市。而美国的富裕中产社区和富人豪宅则迁往远郊、乡间。美国城市这种贫民居内、富人居外的特征,与巴黎自“奥斯曼改造”后遗传至今的奢华城市围绕贫民郊区的状况大异其趣。而今天初到美国大城市的我国同胞往往会感到这里的“落后”并为我们城市的“超现代化”而自得,这时久居美国者则会告之以“中国之富在城、在首都;美国之富在郊、在乡下”……   于是,像种族隔离时期南非那样的国家就会以美国作为“无序城市化失败”的例子为其驱赶黑人的“白人城市化”政策辩护(确实,南非民主化以后他们的城市出现了“从北京变成底特律”的问题)。而恩格斯在天之灵如果今天来写一本《再论住宅问题》,他想必不会再提什么奥斯曼:这小子与那些张口“不能轻易放过”、闭口“不补偿不安置”、把穷人从市区赶到郊区、近郊赶到远郊乃至赶出辖县的主儿相比,真是太小儿科了。   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铁腕伯爵”难得一见,20世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地区,除了前述的当年南非外多半也如此。康乐里与万谷湖的故事就不奇怪了。而我们中国则与众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的主城区就没有贫民-新移民在栖身。但他们一般都在“城中村”、一些高楼的地下室和破旧的老胡同中,作为租户而存在。尤其是所谓的“城中村”通常“外来”租户集中,人数常十倍乃至更多倍于户籍房主,而且户籍房主往往另有居所,并不住在此地。因此在“城中村”改造或拆迁时,这些贫困租户实际上是最大的一个利益相关群体。   但是,在有关的利益博弈中我们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影。政府和开发商从来只是和户籍“村民”打交道。应该说这些年来这种交道的进步是很大的。与过去的一味强拆相比,如今的城中村拆迁虽然仍有强拆问题,但总的来说强制性确实在下降,补偿(或安置)标准虽然还不是自愿交易下的“市场价”,但补偿数额比过去确实大为提高,以至于“城中村改造要让村民满意”在一些案例中已经不是空话,而且“盼望拆迁”的情形也出现了。这都是可喜的、值得肯定的变化——但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并不能惠及于那个最大的利益相关群体:无当地户籍的贫困租户。   不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先行对他们实行“不补偿不安置”的强制驱逐甚至成为新形势下拆迁当局与户籍房主进行博弈的第一道程序。因为这些房子对房主的价值就是出租收益,先赶走了租户,房子租不成了,房主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就降低了。正好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这些租户真要按“门槛”一量大都是不达标的“违章”租户,驱逐他们于是就更加“理直气壮”。一些地方在户籍村民接受拆迁协议前就以“查三证”“查违章”名义大举“清理”租户,把他们“清理”了,户籍村民也就好对付了。   因此,最近三亚等地郊区“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贫民,强拆“贫民窟”,说是新闻,其实也算不上是新闻。因为市区里“改造城中村”一向就是这么干的。深圳也是如此,世纪之交改造了主城区的城中村,世纪初又拆光了原来近郊的“安置区”,到2004年前后开始驱赶“关外”原宝安县境内的贫民租户,一向都是实行“不补偿不安置”。只不过在市区“改造城中村”时对户籍村民补偿、安置政策的改善受到肯定,掩盖了无条件驱逐贫民租户造成的问题。   只是如今驱逐的范围越来越大,连过去的远郊,贫民租户也没法待了。而且这些地方由于地处偏僻,过去地价也低,当地人没怎么投资盖“亲嘴楼”,贫民租户常常是租地皮自建棚户,如今拆迁时户籍居民补偿、安置待遇的改善就不如城中村那样明显,而“不补偿不安置”对贫民租户犁庭扫穴就变得十分抢眼了。所以当地官员“称政府无此义务,若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也很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一向确实没有这种“义务”,也没有遇到过“前患”。   然而这里用得上当年鲁迅先生的一个质问:“一向如此,便对么?”    从嘉陵江到富士康:中国城市贫民排斥问题的变迁   一年多以前发生的富士康十余名员工连续自杀的悲剧曾经震动了社会。当时富士康这个事发企业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舆论漩涡的中心。人们纷纷谴责它是万恶的血汗工厂,其不人道的管理和待遇导致了惨剧的发生。也有人为之辩护说富士康贡献很大,甚至“没有富士康就没有新中国”,它的员工待遇也不错,想进还进不去呢,连续自杀事件主要怪员工心理素质有问题,云云。   一年多过去了,事件的冲击已渐平息。富士康不仅重新站住了脚,而且被多个内地城市延揽,有的官员还拍胸脯说我们帮你管宿舍管工人,再有自杀就不是你的责任等等。而时间的沉淀也使人得以超越新闻事件的冲击,去考察事件背后的更深层原因。笔者曾指出[6],按国际劳工界的标准和“血汗工厂”这一名词19世纪在美国出现时的所指,我国的大量企业确实是血汗工厂,富士康当然也是,劳工权益的维护与改善确是当务之急。但是血汗工厂就会导致密集自杀吗?这逻辑也太简单了点。如果按我国的一般现实状况看,富士康应该不是最差的,不要说内地曾经臭名昭著的“奴隶砖窑”“夺命矿井”这类恶例,就是同在深圳,比富士康的劳工待遇更差的企业也不难找。山西的“夺命矿井”由于矿难频发曾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但这样的关注也没有发现密集自杀现象。   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延伸视线,就会发现“农民工”密集自杀现象并不始于富士康。其实二十多年来一直有这类现象,有的触目惊心的程度绝不亚于富士康。例如,农业部前司长郭书田先生在他多年前的著作中曾引证过一封1988年的读者来信,信中说:   “我在四川省南部县工作,南部县城位于嘉陵江边。有时我在江边看到一具具女尸。听人指点说‘:这具女尸是绸厂的’、‘这具女尸是织布厂的’、‘这具女尸是丝厂的’、‘这具……’后来我了解到,她们中的一些人是近年进入城市做民工的农村姑娘。因为没有城镇户口,往往很难与市民男青年结婚,她们又不愿回到农村和农民结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巨大的社会与心理压力下,选择了含恨嘉陵江的道路。”[7]   二十多年后发生在富士康的密集自杀是否与嘉陵江上的这些惨剧属同类现象?1980年代尚未发生国企产权改革,四川农民工受雇的这些纺织企业都还是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和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特有的血汗工厂好像不是一回事。但富士康事件时曾有材料说,富士康自杀员工中有若干人是因“个人感情”问题而轻生的。这样说也许是意在摆脱富士康的责任。但是正如二十多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一样,在这些“个人感情”问题背后是个严重的社会背景:“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不可能退回农村的困境。   为何条件恶劣得多的山西“夺命煤窑”没有发生劳工密集自杀?因为那里没有融入问题。山西矿区并非移民目标地,在那里下井采煤的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成年“农民工”,其中“新生代”较少,他们本来就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期望,只是想打几年工挣点卖命钱回家。但二十年前的嘉陵江和二十年后的富士康就不同,那些不幸的年轻人已经无法接受耗尽青春后回乡终老的命运,但城市又不接纳他们。这种命运不是西方过去的“血汗工厂”工人所曾经历的。所以富士康虽然是血汗工厂,但“富士康事件”却并非单纯的劳工权利问题,正如南非的“流动劳工”问题也并非西方式的血汗工厂劳工问题一样。   富士康的员工主要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没有务农经历,乡村认同感也在迅速消失,而他们身处的深圳又是中国最富裕、最新潮的大都市,作为中国城市中的新星还号称是移民的机会之乡。但是他们似乎走不出封闭厂区中的“集体宿舍”,实际上也就不可能成为厂区墙外那个城市社会的一员。墙内的灰暗生活与墙外的繁华市容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不可能在中国房价最贵的深圳买商品房,深圳也不会给他们福利房,他们更不能搭建棚户、低门槛地融入城市,租住城中村的廉租私屋也时时面临被“清理”、被“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的命运。他们如何安家?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前途何在?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这是富士康提高一点工资可以解决的吗?长此以往能不滋生绝望?严重“个人感情问题”的发生概率能不蹿升?   显然,富士康事件表明“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已经迫切。在住房问题上“既无福利又无自由”的“流动劳工”制度也不能再持续下去。“流动劳工”家居化的趋势难以回避,这就要求“或者给自由,或者给福利,最好两个都给,但不能两者都不给”。   富士康事件发生后,“宿舍问题”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时一些前往调查采访的港台学生都提到:他们所见的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富士康管理层,都认为富士康给工人盖的集体宿舍建筑质量与生活条件都不错,那被认为是富士康工人“福利高”的表现。然而,这“高福利”的宿舍区这次却因成为密集自杀的渊薮而受到舆论的指责,那些官员与管理层觉得很委屈。他们提到将来的一个设想,就是不再建设这种集体宿舍,而改用给工人发放房租补贴的方式,让工人自己在厂区附近租房住。   另一方面,拥有20万员工的富士康厂区周边现今就为“城中村”所包围,这些城中村都以富士康员工为主要招租对象,而当时富士康的员工中据说已有近四成“为了自由而到外面租房子”,基本上就是在这些城中村中做租户。在官员与富士康管理层看来,这些城中村条件都很差,远远赶不上“高福利”的富士康集体宿舍。而且这些因地处深圳“关外”才保留至今的城中村也陆续面临“改造”,到时租住其中的员工难免又会被“不补偿不安置”地赶走。那么他们为何不愿住在“高福利”的集体宿舍里,而愿意住在贫民窟般的城中村,还要冒着随时被驱逐的风险?   道理很简单:他们要成家。笔者曾经提到南非当年过渡期黑人劳工中的一种现象:贫民区里的安家劳工看不起集体宿舍里的单身劳工,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别的且不说,过着家庭生活的劳工尽管是在贫民区里,比集体宿舍里的单身劳工的自杀率还是要低得多。当年的南非是如此,中国会有所不同吗?   但是一些官员对此却有另一种思路,他们认为“高福利”宿舍区还自杀频发的原因是“管理”还不够严,看来台湾来的郭台铭毕竟还是不够铁腕,他们的建议是由政府代替资本家来管理宿舍,以中国特色的方式来解决员工自杀问题。不过富士康这个台资企业在台湾并没有出现密集自杀现象,而我们从二十年前的嘉陵江到今天的富士康,这种现象已经延续了至少二十多年,其中原因到底是“中国特色”太少了呢,还是这一特色太多了?    从歧视“农民”“外地人”到歧视贫民   然而二十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与现今的富士康事件到底还是有些背景的不同。当年农民工跨省流动大潮未兴,嘉陵江畔那些纺织企业的打工妹基本上都来自附近农村,她们的悲剧根源就在于那一纸“农村户口”。可是今天富士康周边地区的“农村户口”居民却截然不同,他们不仅不用去打工,还依靠土地升值,成了向打工者收租的房主。尽管如今的城中村改造中他们与拆迁当局还可能会有利益博弈,还可能成为强制行为的对象,但与他们的租户相比已经不能说还是“弱势群体”。因为土地,他们的“农村户口”甚至往往成为令人羡慕的东西。深圳辖区内现在已经强制取消了农村户口这一名目,“村改居”“乡改镇”而后又“镇改街”,所有户籍居民都已“市民化”,但“被市民”的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好处。事实上在发达地区与一些“一线城市”里依靠“外来打工者”的辛劳,“本地人”中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甚至在前“农民”并不争取的情况下取消了户口的类别之差。当年城郊打工妹仅仅因为“农村户口”就“含恨嘉陵江”的现象已经不复见了。   而今天的打工者身份定位主要已不是他有无“城市户口”,而是他有无“当地户口”。原籍外地城市的打工者并不比本地“农民”更强势。而“外来打工者”的处境众所周知。在强制收容时代,街头随意盘查打工者“三证”、无证就抓走,是很平常的都市景观。于是有了苏萍,有了程树良、黄秋香、张正海、朴永根……等等一桩又一桩惨案,有了“604次列车上跳车逃跑摔死的女民工”和宝安区囚车上“下饺子似的一个个摔下”死伤的“外地人”等不知名的冤魂。“收容”之网越撒越大,从流浪乞讨、卖淫嫖娼而“三无人员”,从农民工而大学生,从“盲流”而“非法上访者”,直到2003年大学毕业而且有正式工作的孙志刚也死于“收容”之祸,以至于酿成群情激愤,上达天听。这次事件引起的不满导致“收容恶法”被废除,这无疑是中国人权方面的一个进步。   可是废除后的这几年,人们仍然不时听到类似的弱势者在城里遭遇权力暴力的事。尤其是2009年,培训教材《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关于“城管”抓小贩时出手要狠,“不能轻易放过”,要干得“干净利落”“将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做到“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说法在网上披露后,引起舆情哗然。   但人们也注意到:尽管权力暴力的受害者现在与过去其实是类似的一个群体,暴力的理由却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暴力收容多以检查居民证件的名义:改革前就叫“查户口”(那时连“暂住证”都还没有,农民因事进城都要一事一开“证明”,否则就有作为“盲流”被抓的危险),改革后允许非本地户籍者持证“打工”了,就叫“查三证”(通常指暂住证、务工证和计划生育证),两者都可以说是直接与“户籍”有关。而现在的“城管”“拆违”暴力则以维护“市容”和秩序为名,以“无证摊贩”和贫民窟(我们叫“违章建筑”)为对象,可以说与“户口”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暴力的对象基本上还是那些人。因为在中国当下的八亿“农民”中,身处大都市附近、能分享级差地利的人毕竟份额很小,而中国如今的一亿多(有人说超过两亿)“流动劳工”中,原籍外地城市的与原籍农村的相比也是极少数。同时这些人中富有的“投资移民”少,绝大多数还是穷人。而本地户籍的穷人不但少,而且与这些外来穷人相比仍然有某些特权(如以后提到的“棚户居住权),不会成为暴力的对象。所以上述改变对这大多数人而言意义不大。这些人作为一个贫苦的外地农民“流入”(我们反正不承认他是移民)城市,最初他是以农民身份(“农村户口”)被歧视,后来他以外地人(“暂住”者)身份被歧视,而现在他以穷人的身份(没有高尚职业的“无证摊贩”或没有高尚住宅的窝棚客)被歧视。   不能说这三者的演进没有体现这些年来的某种进步:这个人在改革前几乎是根本不能进城的。后来可以来“暂住”打工,但你要随身“持证”,否则就会遇到麻烦(虽然持证了也未必就不会遇到麻烦)。现在假如你混得好,有高尚职业与住宅,被“查证”遇暴力的机会就少了。但是假如你仍然穷愁潦倒,那你就有损于“市容”而为“市”所不容。问题在于:穷愁潦倒就是罪过吗?没有人愿意穷愁潦倒,如果在家乡能够富裕,他们不会“赖”在城里;但如果不能,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就容不下穷人呢?   穷人居于弱势,在任何国家大概都是如此,从经济状况差到观念上被看不起,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穷人实行身份性歧视和制度性排斥,却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在居住权问题上,这种特色更加突出。    棚户区、城中村、“违章建筑”:哪一个等于“贫民窟”?   不久前我在台湾做客座教授期间,台大城乡所的两位学者找到我说:中国城市贫民居住地似乎有各种称呼,与国外口径很难归类。他们说,比如“棚户区”与“城中村”,听起来都是很差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说的“贫民窟”吗?   我说,好像很难讲。“棚户区”在中国城市中其实是有身份含义的。它的居民通常是有本市市民身份的人,虽然棚户区的条件很差劲,但他们有居住权。除非是给他们相当的补偿,或者进行了标准更高的安置,通常是不能赶走他们的。相比“进城农民”即我所讲的城市新贫民而言,这可以说是他们的“特权”了。其实我国大城市的棚户区早期就是1949年以前,乃至1958年户口壁垒强化以前的“进城农民”即新移民的聚居区,那个时候可以说就是国外所说的贫民窟。这些新移民也有与国外贫民类似的居住权。这种居住权后来继续被承认。以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为例,1950年棚户区人口占全市的四分之一强。按郑也夫先生的说法:“以后,棚户区不再增加了。为什么不再增加了?因为不准移民了,农民吃不上饭就地消化,挨饿就挨饿,绝对不能进城,所以棚户区不再增长了。”[8]的确如此。我们知道三年大饥荒时期上海附近的鱼米之乡江浙农村也饿死了人,由于严格管制下的饥民没法进入上海,旧中国苏北灾民进入上海谋生形成棚户区的状况并未重演。三年大饥荒期间上海棚户区也没有明显扩大。当然另一方面,棚户区也没有缩小。   有趣的是,由于我国不承认有“贫民窟”,slum(英语贫民窟)一词也成为禁忌。我国这一时期对“棚户区”的官方英译是squats 或 squatter settlement。然而实际上,在英语中 slum 一词虽然是指贫民窟,但通常指的是合法存在的贫民窟。而 squats 或squatter settlement 则通常是指“非法占地私搭乱建的棚户”[11],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所谓的“违章建筑”,其贬义比 slum 更甚。换言之,改革前我国的这些棚户区明明是合法存在的贫民窟,却为了回避贫民窟之名被说成是 Squatter 即非法棚户,这真不知是美化了现实呢,还是丑化了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乡居民的居住状况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居住权”也得到了更多的承认。在市民中由于“棚户区改造”加速,许多过去的棚户居民走出了贫民窟——当然,不是通过被驱逐,而是通过在拥有城市居住权的前提下要求改善。而在农村中,由于户口管制放松和人口迁徙潮的兴起,过去那种“挨饿就挨饿,绝对不能进城”的状况也被打破。从允许“离土不离乡”到允许发展“小城镇”再到认可“民工潮”,两亿农民因此进了城。应该说,这是改革三十年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革和最伟大的进步之一。   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形成大规模棚户区,原因是他们没有获得“棚户居住权”。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住棚户的,而是说他们没有“不被驱逐权”。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政策的思路是把他们视为“农民工”,城市允许他们作为劳动力进来打工,但不考虑他们如何安家,而是设想他们打工期间住单身工棚(集体宿舍),把家庭留在农村。不打工、打不动工或找不到工打了就赶他们回农村去。于是在国家不给他们提供保障性住房、昂贵的商品房他们又买不起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穷人通行的选择也与他们无缘:“我国城镇根本不允许流动人口聚集或自发搭建棚户”[12]因此“非正式的住所(如棚户)对中国流动人口而言是不可行的,这一情形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13]。   于是一些调查者指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与其他国家城市新贫民成为贫民窟的居民主体不同,我国这些城市新贫民的主体是“工棚客”,他们居住于“贫民窟”的比例常常反不如老市民的高,尤其是按国际标准定义“贫民窟”的情况下。有人统计出,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把那些建筑密度高、没有入户自来水或自用卫生间的家庭户都算作“贫民窟”,如果按这个标准,2000年中国城镇户籍人口有多达39% 属于“贫民窟住户”。而“外来人口”则由于“家庭户”本身比例就小(集体宿舍即dormitory在国际上历来不算是贫民窟的),自建棚户不可能,租房又往往因为“不达标”而回避登记,于是他们住在“贫民窟”的比例反而更低!这当然不意味着他们的处境令人羡慕。无怪乎这些调查者疾呼:“对贫民窟的控制不应该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14]   由于拥有自己的棚户完全不可能,农民工如果想要走出集体宿舍建立家庭生活,通常只能靠廉租私屋,包括出租棚户。而在严格的“城管”措施下,这些居处只能不稳定地存在于两类地区:一是被都市化了的前农村(所谓“城中村”),二是所谓的“城乡结合部”。这两类居处在外观上有着若干不同。“城中村”由于已经处于都市化地区,实际地价已很高昂,为了尽可能提高房地收入,当地户籍居民建造的出租屋往往是高度密集的简易楼,楼高可达十多层,而其密集程度则被人称为“亲嘴楼”。这样楼房林立的聚落类型看上去远比通常所说的棚户区“现代化”。而这些楼房的主人虽然户籍上是“农民”,在面临强制拆迁时也可能是弱者,但他们与数量多得多的贫困租户相比不是一个档次,甚至与“市民”相比,他们的房租收入也令人羡慕,以至于改变他们的“农民”户口反而常常要实行强制。   因此,当前述那位台湾学者问我“城中村”是不是贫民窟时,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这倒不仅仅因为城中村的建筑一般并非棚户——国际上常被称为贫民窟的社区也不一定就是棚户区,如美国纽约的哈勒姆等实际上都是廉租公寓楼群,但人们都认为那里是贫民窟——而主要是因为:假如我们只考虑城中村的户籍村民,那么能盖起这些楼房(哪怕是简易楼房)的人不应算贫民,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说是富人,那些楼房也可以视为富人的产业。   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中的租户——城中村里主要的实际居住者,那么他们不仅实际居住条件并不比棚户区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棚户居住权”,属于随时可以被“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的群体,其实际社会地位既低于作为城中村房主的当地户籍“农民”,也低于合法棚户区中拥有居住权的市民。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市民居住的合法棚户区按通常的标准就是典型的贫民窟,那么这些地位低于他们的贫民构成的街区又该叫什么呢?叫“超贫民窟”吗?   而城乡结合部,尤其是远郊区,由于实际地价低,当地户籍居民投资少,出租屋更为简陋,楼房很少,常常就是棚户,由此在一些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往往形成一条“棚户地带”。同为租户,与“城中村”的租户相比,这里的“外地”租户居住条件更差。与往往同为“农民户口”的城中村房主相比,则这些租户不仅住得差,而且身份也更为卑下。而与“合法棚户区”的市民相比,他们由于没有“棚户居住权”,更是明显地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换言之,在“租户”“农民户口”和“棚户居民”这三重身份中,他们的地位都是最低的。   城乡结合部的这些棚户一般也是户籍居民盖的,这些“棚户主”的租金收入远不及“城中村”房主,近年来拆迁政策的改善对他们的意义也不如后者。因此与城中村户籍房主和贫困租户间的巨大差异相比,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的均质性就更高。即便如此,作为租户的外来打工者也比“棚户主”更为弱势。有时户籍居民干脆只是出租地面,坐地收钱,让打工者自建棚户,那也是租用,而非“棚户主”。   显然,如果说市民的合法棚户区是中国典型的贫民窟,那么城中村的贫困租户尽管所租的并非棚户而是楼房,其地位却比棚户区市民更低。而城乡结合部与城郊的棚户租户就更是低而又低了。“典型贫民窟”的待遇对于他们俨然是梦想!   但是,如果说市民的合法棚户区在我国的官方英译中都不是“贫民窟”(Slum),而是英文的“违章建筑”(Squatter)的话,城乡结合部与城郊的棚户租户就常常被直接以中文称为违章建筑——当然主要是在政府打这块土地的主意时。在政府没打这种主意时这种“聚落”仿佛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文字会提到它们。   于是在官方的称呼中,中国是没有“贫民窟”的,有的只是“棚户区”“城中村”和“违章建筑”。在一般国家,贫民窟这个称呼只能使人同情于贫民,并问责于政府促其施以援手。说是有损于“国家(应该说是官家)形象”或有之,说是有损于贫民则纯属无稽——难道对他们犁庭扫穴、毁“窟”逐人反倒有利于他们?而“违章建筑”的说法就更妙了:他们不是需要救济的穷人,而是应受惩罚的“违章者”!政府可以对他们任意行使权力,但无需对他们承担什么义务。当然,在中国特色下这样做也许是有理由的,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而不是简单地表达一种“护弱惜贫”的道德情绪。不过在继续讨论这些理由之前应该明确:不承认“贫民窟”并不是为了“贫民”,否则就真是太虚伪了。    “福利房”的正名与廉租房制度的由来   从理论上讲,都市化过程中大量新移民的居住和安家问题无非是下面这几种可能:   第一,如果这些移民足够富裕,他们自然可以与一般市民那样购买或租用普通商品房。但是经济规律决定了房地产价格低廉的城市通常都是不能吸引移民的萧条都市、夕阳都市,而能够吸引移民的繁荣都市、成长期都市通常是房地产价格高昂,因此在几乎一切国家,中国自然也不例外,能在这样的城市买商品房安家的人,在新移民中只能是极少数富有的“投资移民”,作为城市新贫民的打工者,至少在进城初期是绝少有这种可能的。   第二,如果是“福利国家”,则政府要以保障性住房(廉租公屋或福利价格产权房)来解决穷人的居住问题。其中又有集中兴建这类住房与分散安插这类住房两种选择。两者各有优劣。但无论哪一种,都有个申请资格问题,即必须是穷人,现在住得比廉租房差,而且又不可以被驱逐,这样才会形成申请者群体,然后以排队或抽签等方式给他们提供保障房。   第三,如果实行偏向于“自由放任”的政策,那就会对穷人自己解决低成本居住问题的安排持宽容态度,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穷人“私搭乱建”,或允许廉租私屋存在。两者都可以归结为承认“贫民窟”的存在。事实上,前述第二条的“福利国家”政策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只是由于福利国家重视保障房的建设,可以使贫民窟住户较快申请到公屋,不至于久困贫民窟并使这种简陋社区不断蔓延扩大而已。而“自由放任”国家由于公共资助少,新移民只能靠自己奋斗、谋求积累来摆脱贫民窟。在经济高速增长、穷人就业率高、收入增长快的情况下他们比较容易走出贫民窟。但如果国家“自由放任”而经济增长又因某种原因相对停滞,贫民窟就可能成为一种持续存在甚至不断扩大的“城市病”了。   第四,还有一些国家对城市新贫民的居住实行所谓“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政策,其中又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流动劳工”制度,或曰“两栖人”制度。即以集体工棚形式,只让新贫民作为“劳动力”单身进城出卖青春,形成“35岁现象”、家庭分离与“回乡养老”体制,以图既规避城市福利责任,又避免市区出现大量穷人家庭居所即贫民窟。但这种体制第一依赖于严厉的“城管”政策,第二依赖于在乡村对农民土地的管制(土地归“公家”——部落或村所有,农民不能自由处置,于是统治者就假定他们是“有退路”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搞不来,能体现这种做法之“优越性”的,在当代大概只有我国和1990年代以前的南非。   第五,上述“两栖人”制度如果维持一代人左右大都会发生严重问题,因为那时无论怎么管制乡村土地,已经长期进城的新贫民都几乎不可能再退回乡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制度性歧视又仍然存在,可能的另一种安排就是像南非的索韦托,即实行隔离制度,在城区之外划一块地区形成封闭式贫民区,其他地方都不许穷人进来安家,否则就成为“违章建筑”,要予以犁庭扫穴式的驱逐。这样都市主城区仍然会是豪华壮观的“美丽城市”,但同时会有一个贫民窟的“城外城”出现。   第六,当然,如果不搞市场经济,就可以完全禁绝自由迁徙,把城市划为特殊身份者居住区,把非特许的全部穷人都赶走,或者不许其进入。这样即便国家发生饿殍盈野的大饥荒,城里也不会出现棚户区,而仍能维持煌煌帝都的雄伟景观。我们过去就曾经是这样,而今天的中国已经越来越远离了这种状态。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想,要么没有城市化,要么大量移民海外,否则除了上述六种,我还真想不出什么别的可能。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我们实际上是从上述第六种状态逐渐转向了第四种状态。但是如前所述,这种状态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而第二、三、五种状态的势头都已在我国出现。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接受第五种,也特别回避第三种,于是,如今的主流宣传似乎都指向了第二种——也就是以廉租房来解决穷人安家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强调民生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更是不断升温。   这种想法固然值得赞许。但是,廉租房制度其实是我们向西方学来的一种福利制度,有人说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安排,其实,它固然与“拿钱买房”的“资本主义”交易原则不同,却也很难说是“社会主义”。毋宁说依我们过去的某些界定它更像是“共产主义”的安排,因为它的分配原则是“按需分配”,并不是“按劳分配”。廉租房是专门照顾穷人的居住需要,而不是用来激励工作成就的;是优先照顾无劳动能力或失业的弱势群体,而不是用来奖励“劳动模范”的。不过,这种“共产主义”完全是一种西方的东西,它在我们的土地上没有先例,而且是与我国过去的许多做法(不仅是“商品房改革”中的做法,更包括改革前的“住房待遇”制做法)完全相反的。不改变这些做法,廉租房制度就很可能被扭曲。   这是因为,我们过去那种“住房待遇”制虽然也被称为“福利房”,其实它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福利制度是相反的。他们的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社会盖的,不是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我们政府的房政部门也直接管一些不属于单位的房,有的地方叫直管公房,有的叫经租房,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房?都是城市里的危房、破房、旧房。那么我们改革前的住房投资哪里去了?都给了各“单位”。这是与他们迥然不同的。二是他们福利房的分配标准,唯一的条件就是贫穷,也就是说它是给穷人盖的。西方国家形形色色,有的是左派掌权的高福利国家,有的是右派掌权的、比较自由放任或者说是低福利的国家。但是民主国家的福利就是照顾穷人,无论高福利、低福利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所谓高福利就是穷人受照顾的程度更高,或者是福利的覆盖率更大(不太穷的也能受照顾),而低福利无非是照顾少一些,或者覆盖率低一些(只覆盖最穷的人)。但是像我们改革前那种只覆盖有特权者的“负福利”制度,他们无论高福利低福利都是不会这么办的。   以住房福利而言,美国可以说是低福利的典型了。自罗斯福新政至今经过几十年发展,包括廉租公屋、租房券、住房补贴在内的各种福利安排只覆盖了约占全美家庭总数10% 的最底层人口,其余绝大多数人都买或租商品房。美国很多州只有失业者可以申请廉租公屋,在业但低收入者能否申请,一直是争议的公共话题。而另一方面,在高福利的北欧国家,中低收入者都可以申请。所以瑞典那么富的国家,住房自有率却相对较低,很多人都住着国家提供的房子。最有趣的是丹麦,那里的廉租房与医疗一样实行普惠制,理论上即便百万富翁也可以同穷人一样排队申请廉租公屋,前提有两个:第一你必须自己住,不能拿去出租。第二你不能有第二套住房。如果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百万富翁国家也可以给你提供房子。为什么这样规定?因为如下所述,集中连片兴建公屋如果都是穷人住,人文环境尤其是治安往往很成问题。因此他们提倡贫富混合社区,如果富人想和穷人一起住公屋,国家愿意提供这个方便。当然事实上有多少富人愿意这么住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但无论丹麦还是美国,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福利都是从最穷最弱势的人开始覆盖的,从来不是从最有权有势的人开始覆盖的,更不可能强势者有福利而弱势者没有。在丹麦虽然人人可以申请公屋,包括高官,但穷人、单亲家庭和有孕妇的家庭可以优先,高官(如果申请)也只能靠后。美国给贫穷的黑人分配公房,但从未听说有给总统分房的。美国总统在任期内住白宫,白宫只是总统官邸,四年任期结束就搬走。有的总统出身富豪,卸任就回到自己的私家豪宅(如华盛顿的维农山庄,老布什的德克萨斯州庄园),有的总统出身贫寒,卸任就要操心住所。如克林顿原来在阿肯色州家乡有住房(按美国标准算陋居了),卸任后因希拉里当选纽约州参议员,随妻定居纽约,就卖掉家乡陋居加上预支回忆录稿酬,在纽约州维彻斯特县买了商品房。就这样他卸任时还爆出“丑闻”:有媒体说他离开白宫时带走了几件家具,克林顿称是自己买的,媒体却说他是顺手牵羊。   像这样的制度,我们国家以前从来就没有过。我国改革以前的住房制度,是国家把钱交给各“单位”,各单位自己给“内部人”建房。单位之间通行“负福利”原则:一般有权有势的单位,工资高,福利也好,住房自然也大。无权无势的单位工资低,住房也差。单位内部的住房分配也按“负福利”原则,官大工资高,住大房;官小工资低,住小房;没官的你就等着吧,小房还只是画饼,不定猴年马月才轮到你。至于“没有单位的人”理论上没有收入,也完全没有福利,谁还会管你住房啊?美国只有失业者(“没有单位”者)可以申请公屋。我国改革前恰恰相反,“没有单位”的那时叫“盲流”,别说分房了,自己盖个窝棚还是“违章建筑”,被犁庭扫穴算是轻的。   那时大官小官之间、官民之间工资有差异,但比起各种“待遇”(就是那时的“福利”,包括住房)的天地悬隔真是不算什么了。所以我称之为“负福利”,这种福利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是缩小两极差异的,而是相反,它是扩大两极差异的。就像三百五十多年前大儒黄宗羲揭示的所谓“福利”“: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   这种“负福利”住房的覆盖率有多大?改革前党政军机关一般能分房,那时干部的工资水平总的来说也比工人高,但高的不太多。机关的魅力主要在“待遇”,尤其是能分配住房。而企业里住房就非常困难。但是不管怎样,大中型国企至少在原则上还是承诺提供职工住房的(不仅仅是集体宿舍—工棚,在国际上这种仅仅是“劳动力”的栖身处是不能叫“住房”的),尽管常常要苦等画饼烤成。当时很多工人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很多大龄青年因为没房结不了婚,但国家理论上还是许诺要给他们盖的。   然而当时中国城市里还有一种经济,就是过去所谓“二轻局”管的街道工厂,又叫“大集体”。这个“二轻局”管辖的“第二轻工业”其实不是个产业概念,而是个身份、待遇概念。“二轻企业”尽管也是计划经济、“公有制”,但不能享受正规国企待遇,其工人一般来讲收入都比当时的大中国企要低,而且最大的特点是,二轻企业当时大都明确不承诺解决住房,工人得自己解决住处。当时上海的棚户区里就有很多人在这种“街道工厂”谋生。我们这代知青“大返城”后很多人也只能进这种企业,他们中的不少人到老都寄住父母家,至今仍是“住房困难户”。   至于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更典型了。当年集体化时把农民的耕地充了公,但是高级社时就明确了:集体化只是生产的集体化,公家只负责组织集体生产,不负责解决农民住房。农民还是住各自的房子。尽管“刮五风”时各地一度出现乱拆农民私房的狂潮,说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农民就可以住上“天堂”般的房子,但那时拆房主要是为大炼钢铁,只拆不建造成极大灾难,而且“五风”几乎立即就导致了   大饥荒,饥荒过后“天堂”也不再被提起。农民还是得自己解决住房问题。从此直到人民公社结束,尽管一些“先进”单位,比如说大寨或者华西村,给社员提供了新房,但整个公社制度并没有这种规定。因此一直到改革时代人民公社解体,我国绝大多数农民仍然是住自己的房子,无论国家还是“集体”都没有给他们提供住房福利。   既然住房是自己解决,当时认为它是生活资料,不是生产资料,就像家具等等一样并不纳入公有化,因此1956年的高级社章程明确规定农民的耕地要入社,但宅基地是不入社的。宅基地和坟地仍然归农户所有。公家不负责给你住房,也就不没收你的宅基地。可是奇怪的是,到了1962年没有做任何解释,在《人民公社60条》修正案中,却忽然改为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一切土地,包括宅基地,都属于集体。”农户被剥夺了宅基地产权。由此形成了我国当前土地问题中最为抢眼的“子问题”之一:农民宅基地问题。   按过去所谓农民“没有社会福利,但享有作为替代品的土地福利”的流行说法,农民使用宅基地似乎也成了“土地

信力建 | 信孚要闻(6.14)——恭贺中国人民收入迈入世界上中等!

作者: 信力建   1、近日,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王宏在接受采访时称,按照中国2011年人均GDP35000元人民币,按照当前汇率折合美元约为5000-6000美元,中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国家。——点评:但愿别掉陷阱里。 2、吴敬琏【政府能控制权贵?】现在,中国存在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3、在上海即将举行的拍卖会上,将公开拍卖一颗舍利和供奉的器物。消息一出让很多人对此质疑,一些专业人士也予以坚决反对,“别说是高僧的舍利,拍卖普通人的骨灰盒和骨灰,这也是有违基本伦理道德的。”“祖先的灵魂、精神和信仰都拿来换钱,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以用金钱来置换的呢?” 4、厦门新规,个人购买汽油需派出所证明与身份证明。据悉,这是厦门首次在全市所有的国字头、民营加油站执行严厉新规,新规由厦门市安委会办公室转发 《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加油站安全监管的紧急通知》, 6月9日印发并开始执行。 5、香港特首梁振英日前出访美国,他接受彭博通讯社访问时论及普选特首问题。他指出,香港增加民主,或会导致中央拒绝任命香港人选出的领袖。他首度透露,中央曾否决特首推荐的主要官员,对于特首任命,中央同样具有相同的权利。 6、深圳数十户想住进安居房的残疾人家庭空欢喜一场。由于信息管理系统筛选设置出现问题,在6月8日入围安居房初定名单后一天,他们又被调出。而入围名单错漏百出,身份证信息显示一名仅5岁的男童和一名仅3岁的女童,均被列为“后备级人才”,另一名2岁的儿童更被注为“杰出人才”。 7、中石油从上市首日的最高价48.62元跌到现在的8元,股东户数由187.9万户跌到103.57万户,大约84.33万股民割肉离场。假如投资者在上市首日最高价48.62元买入,那么每年分红率仅为0.65%。相比已经跌去的40.51元股价,粗略计算,若靠分红回本(保持年均每股分红0.3148元),股民需要等待128年。 8、刘志军律师称刘志军374套房不实,刘志军除了受贿所得的6460余万元外,其他没有获利。刘志军案所冻结的374套房产,其中337套是伯豪瑞庭酒店的房产,绝大多数是酒店客房;另外37套的所有权涉及十几个人及公司,都属于丁羽心及其亲友以及其他相关公司的名下。 9、经证实,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13日提出与邓文迪离婚。默多克发言人称,此前半年,他们的婚姻就已经“不可挽回地”破裂。邓文迪现年44岁,比默多克年轻38岁。他们在1999年6月结婚,育有两个孩子。有消息称,邓文迪可能获得10亿美元以上补偿。 10、深圳市将建立师德师风档案,以后教师逢年过节收受家长、学生财物,师德考核一票否决,列入灰名单,情节严重的,列入黑名单,并清理出教师队伍。 11、去年,刊登在美国《移民与难民研究》杂志上的一份关于“纽约健康和营养检测调查报告”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血液中铅、镉、汞等重金属含量高于来自其他亚洲地区的移民。铅比其他亚洲新移民高出44%。报告称,虽然这一情况堪忧,但随着一些措施的实施,前景不可怕。 12、中国经济增长堪称世界奇迹,上证指数却从10年前的2245点跌到现在2149点,扣除新股发行因素还剩不到500点,十年增长为负数。而同期货币发行十倍以上,房价上涨十倍以上,一般商品至少上涨五倍以上,亿万投资者亏损累累,数十万亿资金蒸发。 13、昨天,广州市环保局在官网上公布了首批50条(54段)河涌5月份的水质监测信息。监测信息显示,中心城区仅荔湾区的大沙河达标。所有50条河涌达标率只有22%,且集中在郊区。据估算,到2010年广州在治理河涌方面投入达486亿。 14、今年被称作建国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截至5月,全国699万名应届毕业生签约率仅3成,其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业竞争最激烈。据悉,上海应届生平均月薪为4859元,位列全国之首;其次为北京,平均月薪为4746元;再次为深圳,平均月薪为4494元。 15、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怡安翰威特日前公布了2013年中国最佳雇主评选结果,包括联邦快递、麦当劳、诺华集团、万华化学、万科、星巴克、易安信、英特尔、中国电信上海分公司、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在内的十家企业入围最佳雇主榜单。 16、城镇化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政策何时推出备受关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透露,国家发改委将在下月推出有关城镇化方案,而今年秋季召开的三中全会将会订出政策,尤其是户籍改革方面。 17、@_-冰翼-_:美国的朋友: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等,个个被美国压榨得繁荣富强;中国的朋友:朝鲜、柬埔寨、巴基斯坦、伊朗、坦桑尼亚、赞比亚等等,个个被中国赞助得一贫如洗...!!! 18、热钱自全球新兴市场撤退的脚步愈来愈快,从大陆抽腿的资金量,更创下5年来的新高纪录。全球资金追踪机构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在截至5日的单周内,超过40亿美元资金从新兴市场股票基金中撤出。 19、【贪官被刑事追诉求生秘籍】1、进去后,不要撕咬上级和同仁;2、死扛,要有点硬骨头,扛住事;3、庭审流泪,对不起党,对不起家人等;4、认罪被判入狱,等风声小了,悄悄保外就医;5、花藏匿的钱,没被揭发的同伙资助,善终。而要完成这些,关键是要与时俱进,譬如做中国梦,不用“碰瓷式”律师。 20、李安为内地电影“开药”:抢钱、抄袭、缺乏创意、盲目相信大牌,热钱想方设法进来 。这是电影市场的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之前先后搞垮了台湾、香港电影,现在同样的版本正在大陆上演,我希望不要把大陆同电影搞垮。(中国新闻周刊) 21、日前,宁波冯先生和徐女士各收到十几张EK36开头的伪钞,警方介入调查。据报道,近期在青岛、辽阳等地也出现同样开头的假 币!银行工作人员提醒:这些伪钞的纸质摇动起来不是很脆;盲文区有凹感,金线区发暗,水印区发暗;头像区头发纹理不清,没有质感。(信息时报 ) 22、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两岸都没有办法掌握说不发生天灾地变,但是我们一定有足够的智慧让炮火相向的日子永远不要再来。让我们的子孙不要再有,永远不要有炮火相向的日子,民族内部的内耗是死路,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

爱思想 | 郑杭生 黄家亮: 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

郑杭生 黄家亮: 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新命题及其破解 进入专题 : 无感增长 有感发展 新型现代性 社会管理科学化    ● 郑杭生 ( 进入专栏 )   黄家亮       摘要:从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一个新命题。要破解这一命题,必须在对传统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进从发展理念到具体体制机制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本文提出,从理念上看,要摒弃旧式现代性及其相对应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从管理体制上看,要将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以形成更好的社会资源配置体制;从机制上看,要构建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机制、创新政绩考核机制、民生资源整合机制和民生事业的社会参与机制。          关键词:无感增长;有感发展;新型现代性;社会管理科学化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经济奇迹与社会危机并存的独特发展阶段。要保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塑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并创新社会管理和民生事业的体制机制,从而促进社会成员的“有感发展”,避免“无感增长”。          一、中国社会转型新命题:从“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大幅度提升。特别是近几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仍然强劲有力。但是,如何普通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增长带来的实惠,则是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新命题。          (一)国富民强:中国社会转型的经典命题          国富民强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追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经典表述。近代以来,我国由盛而衰,泱泱大国陷入了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空前危机之中。惨重的历史教训,使得“落后就要挨打”作为一种集体意识被嵌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在这一背景下,富国强兵以救亡图存,并找回民族的尊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之下,我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始终是将“国富”放在第一位的,而“民强”被作为“国富”的必然结果。     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富”与“民强”是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两个目标。一般来说,“国富”是“民强”的前提,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是谈不上普遍意义上的“民强”的。这也是过去一个多世纪,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始终将“国富”放在首位的原因所在。“民强”也是“国富”的支撑条件,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普遍富起来了,这个国家也就真正强大了;反之,一个国家强大了,但其大多数老百姓却没有真正富起来、或者说大多数没有享受到与国家的财力水平相匹配的生活品质,那么这个国家的“富”和“强”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国富民强”的科学理解应该是:国富则民富,国强则民强;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          (二)“国富民弱”与“无感增长”: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新格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中国奇迹”2。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更猛,在短短的几年中,GDP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强国;而到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总量达到 1.33万亿美元,日本同期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正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位居世界第三,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这些指标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然而,近些年来,另外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普通老百姓所得的实惠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不成正比例,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相反,人们感受到的是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中的冷漠无情,价值观开放多元时代里的分歧纷争,社会分化加剧情势下公平正义缺失,社会重心下移情况下民生举步艰难,滥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部门关系的越位错位缺位虚位,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居民安居乐业,造成生活幸福感不强,似乎经济增长与己无关,甚至相当多成员有“被增长”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          (三)发展的幻象:“无感增长”及其后果          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对于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破坏作用。     首先,它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这个社会、特别是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信任感。而一旦认同感、信任感削弱了,无论政府做什么、说什么,都难以被社会成员从“同情式理解”的角度去赞赏、去宽容,而往往会毫无理由的成为被质疑、被挑剔,甚至被讥讽的对象。即使是对某一群体有利的政策,也容易被该群体从负面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接受,造成政府动辄得咎,非常被动。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就会出问题。     其次,它会造成社会成员普遍的弱势化。长期的“无感增长”,使社会成员感觉到对自己、对社会都丧失信心,感觉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改变自己的现状。近几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一些在人们看来属于社会精英的强势群体也纷纷感叹自己正在陷入“弱势化”,“弱势心态”开始在全社会各个阶层之中蔓延3。这实际上就是“无感增长”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哀莫大于心死!”一旦这种弱势心态演变成为绝望情绪,种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人肉炸弹”就会出现。     再次,从长远来看,“无感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所谓的“比较优势”——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特别是土地资源)。即着重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通过压低土地等生产资料价格和劳动者的报酬,来降低商品成本,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本文第一作者曾将这一发展阶段概括为初级发展阶段4。这一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大都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限制进口(特别是从中国)而扩大内需,中国大规模的出口受到了限制。要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必须从扩大内需入手;而要扩大内需,必须首先保证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并且通过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总之,社会成员“无感”的增长,只不过是沃勒斯坦所说的“发展的幻象”5,看似发展得很快,实际上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这种发展模式是对发展的异化,用马凯同志的话来说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负发展的增长”6。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对传统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进从发展理念到具体体制机制在内的全方位创新。          二、重建生活世界:以人为本与民生为重          要走出“无感增长”困境,首先必须突破旧的发展理念,重新确立生活世界的首要地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民生为重。          (一)发展主义、现代性与生活世界          “无感增长”是近代以来开始盛行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意识形态走到极端的必然结果。所谓发展主义,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7在发展主义看来,经济的增长高于一切,一切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经济更快增长的方式来解决,发展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正如沃勒斯坦所批评的那样:发展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又如何?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谋求发展又有什么政治含义?这些都是发展主义忽略了的重要问题。8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发展主义”的盛行是旧式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回首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社会发展历程以及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所谓现代化进程,就不难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了满足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人类选择了以掠夺自然界的初级要素资源(土地、矿产、水等)作为聚敛财富的基础,生活世界被摧毁了。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经济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科层体制、规则体系等系统世界随之日益健全,“物”的世界,一片繁荣景象;但另一方面,社会分裂、社会疏远、社会冲突、社会压抑、社会冷漠等如影随形的缠绕着现代人的心灵世界,使得“人”的世界趋于“异化”。社会进步即意味着代价,社会丰裕也意味着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始终相依共生。所谓风险化社会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反过来,人们也被迫以风险方式来应对风险社会。循着这条轨道,人类与幸福的愿景渐行渐远。这就是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旧式现代性的必然后果。9     正是基于对旧式现代所造成困境的反思,本文第一作者提出了“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范式。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共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是一种服务于人类解放的现代性,使现代性最终向人类自身解放的目标回归。10对于人性回归和生活世界重建的倡导是新型现代性理论的题中之意,也是我们对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人的命运的回应。          (二)新型现代性视野下的“无感增长”及其突破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也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展开的。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遵循的是典型的旧式现代性和发展主义逻辑。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发展的目标是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摆脱贫困状态。第二,发展的手段是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其它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11 这种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但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有限的初级资源。第四,参与发展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12     正是这种旧式现代性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使得经济增长与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成员“无感增长”现象越来越严重。因此,要走出“无感增长”的困境,从深层理念来看,就必须得摒弃旧式现代性及其相对应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按照新型现代性及其相对应的以人为本、民生为重的理念,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谓“以人为本、民生为重”,就是要始终把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人”的需求的满足上,要真正把经济增长与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联系起来,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为了老百姓生活得更加有品味、更加有尊严、更加有幸福感而增长。          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科学化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说到底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配置不合理、不科学,没有形成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的氛围和现实。要矫正这一现状,最重要的就是要构建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体制。这就涉及到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13。所谓“社会管理科学化”主要就是使我国的社会管理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符合社会管理的规律性,更加体现以人为本,并使它们转化为有可操作性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落实为有可行性的社会政策,从而保证我国社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社会成员,造福于民。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利益,努力满足群众的愿望和需求。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14:     第一,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突出源头治理,强调治本管理,把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所谓治标管理,就是我们过去习惯的应急性、“灭火式”的管理。而所谓治本管理就是从源头抓起的管理,主要包括三个要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注重制度安排的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现在多发凸显的社会矛盾看,从燃点多、燃点低的社会问题看,最主要的根源就在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上,应该说,这是最大的脱离群众。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政策如果不给老百姓实惠或少给老百姓实惠,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现在确实有些干部舍不得把钱花在普通百姓身上。这已经发展为政治问题。单靠刚性的强力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发事件越多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治标。必须有新的治本的思路。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别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这是有效得多的办法。这当然不是平分,平均分配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吃过亏,也要避免。     第二,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管理作为一种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本来就应该是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其中除了监控以刚性管理为主外,服务、协调、组织都是以柔性为主的。标本兼治的社会管理,则更应该在实行方式上体现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有机结合。治本的管理本身就是以柔性管理为主的。柔性管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加大财政投入、德治法治并重、突出社会服务。以第一个方面为例,2011年末我们承担了北京市大民政的一个课题,题目叫《“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适度普惠民生之路——夯实世界城市基础的“北京经验”》,通过调查我们很受启发。北京市大民政近两年来出台200多项惠民政策,都需要投入。例如,就北京市65岁以上城乡居民享受公交免费、公园免费这一项就要支出80亿。其他,城乡居民死亡,一律每人补助5000元。义务兵补助,改变过去城市户口是农村户口几乎2.5倍,一律改为城市的标准10000元,农村65岁老人的生活补助每人每月200元。都需要财政投入。但是,财政的钱是留不住的,不是花在这,就是花在那,而最值得的是花在普通百姓身上。这就是用大幅度增加民生福利来“倒逼效应”,迫使减少那些与民生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开支。     第三,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实际上,社会管理,既是管理更是服务。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5最佳的管理方式是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通过强化服务提高社会管理实效。柔性管理的最切近群众方面,老百姓最能切身感受到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服务。     第四,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正逐渐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区、各种社会利益的交织处、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体,也是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的支点。因此,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服务,都离不开社区这一基础平台。就社会管理来说,其重点、难点和亮点都在社区。因此,必须将社区管理和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建立起能够最大限度容纳各种主体、整合各种资源、发挥各方面能动性、高效承载各种功能、并实实在在改善社区民生的新型社区管理模式。     第五,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胡锦涛在关于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讲话中,也对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16”这里,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说的是政府一块;强化各类企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说的是企业一块;而各类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各人民团体、不同阶层的群众参与,则是社会一块。这三块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作用都要加强或强化。它们之间不是一块压一块的关系。这就是说,在中国,“国家-社会”两维或“政府-企业-社会”三维相互合作、有机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分歧、矛盾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解决的。     第六,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社会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一方面,社会管理应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态度,不断探索其中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社会管理作为对人的管理,应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特别是从教育疏导入手,融法、理、情于一体,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心情更加舒畅,从而自觉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          四、创新民生工作机制:普惠民生与有感发展          要促进社会成员的“有感增长”,还必须形成各社会主体真正愿意关注民生、主动关注民生的工作机制,使公共服务能够惠及全民,使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经济增长给自己生活品质所带来的提高,这就是“有感发展”。     第一,构建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机制。首先,要提高劳动报酬提高占GDP的比重。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程度的直接反应。当前,在我国大陆地区,这一比例只有37.2%,还不到40%,与发达国家在60%以上,差距太大了。而且,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20多年处于持续下降状态,与1985 年相比,下降了近20%。17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指标当中,明确了经济增长速度是年均7%,同时也明确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在7%以上。把GDP的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明确挂起钩来,使居民收入增长与GDP保持一致,在中国社会,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其次,要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特别是要注意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再次,要健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要建立居民收入、福利与物价的联动机制,保证收入的实际效用不贬值。通过这些机制,逐渐调整过大的贫富差距,形成一个合理的、具有弹性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阶层都有希望,也都有危机感,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     第二,创新政绩考核机制,将民生工作指标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范围。中国特殊的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基于“目标责任制”的政绩考核机制对各级政府来说是一个指挥棒18。长期以来,民生工作、社会建设之所以反复强调但总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GDP不用强调,各级政府都将其看做是头等大事,很大程度上是跟我们的政绩考核体制有关系的。GDP是硬指标,而民生工作、社会建设等往往属于软指标。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主要是看硬指标,这就造成了被广泛诟病的唯GDP主义现象。如果能把人们的满意指数、幸福指数、社会的和谐指数等民生指数都纳入硬性的考核指标,各级政府就会有更大的动力,来将经济增长的结果转化为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三、创新民生资源整合机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但是,制约当前民生工作的一个重要障碍,在当前的体制之下,民生工作的资源呈现出严重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格局,难以有效整合、形成合力。北京市从2008年开始,开始推进的“大民政”理念和实践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作为一种新的工作理念,“大民政”强调站位全市的大局观、统筹协调的发展观和以民为本的价值观;作为一种新的工作机制,“大民政”强调破城乡分割、部门分割,改变社会参与不足,建立一个跨区域、跨部门解决民生问题的工作机制,使民生工作职能、职责得到全面整合,通过建设大民政统筹机制、联动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推动民生工作由“散”到“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19他们的思路在解决民生资源的整合问题上,是具有创新性的,值得在全国推广。     第四,创新民生事业的社会参与机制。民生事业的发展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的各种组织通力合作、共同治理。但目前,由于参与机制的不健全,使得第二、三部门的参与受到很大的限制。实际上,无论是对企业组织来说,还是对社会组织来说,民生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参与潜力和价值的领域。民生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有力的增长点,但目前社会参与渠道还太窄,很多想进入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进不来。因此,当务之急是拓展参与机制,构建起由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民生事业发展格局。     总之,从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是当前我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艰巨而迫切的历史性课题。这一课题的解决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实现了从国富到民富、从国强到民强的转变,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国富民强”的大国崛起了!          参考文献: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     林毅夫、姚洋,《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马凯,《中国不要“没有发展的增长”》,载于《企业管理》2004(1)。     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载于《社会学研究》2009(2)。     吴世民,《以大民政理念推动首都民生创新发展》,载于《前线》2009(11)。     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许宝强,《发展、知识、权力》,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郑杭生,《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人民日报》2011-04-21。     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2)。     郑杭生、杨敏,《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载《福州大学学报》,2005(1)。     郑杭生主编,杨敏、黄家亮副主编,《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版。          注释:     1[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黄家亮(1980-),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     [基金项目]本文是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人文社科类项目(郑杭生主持,编号:YB201010002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 参见林毅夫、姚洋,《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载《人民日报》2011年05月05日。     4 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2)。     5 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6 马凯,《中国不要“没有发展的增长”》,载于《企业管理》2004(1)。     7 许宝强,《发展、知识、权力》,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8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9 郑杭生主编,杨敏、黄家亮副主编,《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第125-126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版。     10 郑杭生、杨敏,《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载《福州大学学报》,2005(1)。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 具体分析参见: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2)。     13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最后访问:2011-5-15。     14 这部分的主要观点已在本文第一作者执笔的《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一文中已有简单表述。参见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郑杭生执笔,《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人民日报》2011-04-21。     15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最后访问:2011-5-15。     16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最后访问:2011-5-15。     17 《全国总工会最新调查: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原载《解放日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17/c_12108971.htm,最后访问:2011-6-1。     18 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载于《社会学研究》2009(2)。     19 吴世民,《以大民政理念推动首都民生创新发展》,载于《前线》2009(11)。 进入 郑杭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无感增长 有感发展 新型现代性 社会管理科学化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1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联合早报 | 姚洋:缺少中国援助的欧洲

姚洋:缺少中国援助的欧洲 (2011-12-13)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要爱要爱要爱「生日会」 [时事漫画] 阁员增至22人 澳洲内阁局部改组 [全球金融风暴] 欧盟峰会错置问题焦点 [名家专评] 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 ● 姚洋   中国究竟会不会出手拯救欧元?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今年8月曾说,中国准备在欧洲有需要的时候施予援手。但在12月初于北京举行的第五届“蓝厅论坛”上,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却持相反的论调:“中国救助欧洲的命题不成立,因为储备不是这样用的。”   多个月来,欧洲领导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都希望中国能伸出援手拉欧元一把。但温家宝总理对此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包括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然而,欧洲的领导人并没有接受这项和其他条件,于是就有了傅莹坚持中国无法出手救助的说法。 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的重要性   市场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但它对中国来说却相当重要。欧盟委员会会员和律师正激烈讨论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否应该在2016年自动赋予中国这一地位。不管争论结果如何,好处也是有限的。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主要好处,就是能在WTO的规定下排除他国的反倾销指控。   无论如何,这个象征却对中国意义重大。许多中国人认为,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否定它过去30年来的艰难改革。最重要的,是中国希望得到一直把它视为高压政府及另一种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资本主义而非自由市场——的发达西方经济体认同的表示。   西方对中国的这两种看法都过于极端了。中国的体制在很多方面是很专制,在整体来看却不是简单地非黑即白。在经历了30年的转型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及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都发生了深远的变革。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依然很紧。与此同时,私人企业也起飞了,目前提供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城市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二。   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这些进展,西方却似乎对它失去了耐心。在2004年以前(当时中国不断膨胀的经常账户顺差成了国际课题),西方相信中国正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变得“同我们越来越一样”。如今,这种观点已经动摇,尤其是在中国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变得日益自信后。 接纳中国将助中国社会更开放

译者 |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12/08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email protected]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路透社: 丑闻过后,中国人对慈善机构的捐款大减 ——由于人们对慈善机构丧失信心,六至八月的捐款数额比起之前的三个月减少 80% 《卫报》: 西藏旧日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对此,自焚也无能为力 《卫报》: 中国国家电视台公布全球扩张计划 ——中央电视台计划到 2016 年将海外职员人数增加十倍,利用英语来推广软实力 《纽约时报》: 大陆一名男子向往台湾的民主选举,游过海峡前往台湾 ——不少大陆人对台湾的选举干兴趣,这位更是付诸行动,要亲眼目睹。 美联社: 中国的污染数据笼罩在当局的迷雾之中 ——政府不公布相关数据,市民们开始自己买来设备测量。这样的行为有颠覆政府的倾向。 《华盛顿邮报》: 印度警方起诉噶玛巴活佛,称其所藏巨额现金来源不明 。 《经济学人》:世贸组织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与不变——一共两篇文章: 经济上的变化 , 政治上的不变 《华尔街日报》: 香港房地产大亨��宗:别忘了中国有着一大堆问题 ——“欧洲已下了地狱,美国走在悬崖边上,中国则是到处乱走,很可能也会掉下去。”   【国际外交】 《外交学者》: 湄公河上的谋杀案 ——发生在金三角地区的谋杀十二名中国人事件,引来中国果断的反应。但在有些邻居看来,中国有些过分“果断”了。 路透社: 美国向中国保证,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协议不是针对中国 ——美方人员在双方的高层军事磋商会议中做出这种表示。 辛迪加项目: 欧洲讨不到中国的钱 ——北大教授姚洋的文章,称欧洲在承认中国市场化地位问题上过于固执。毕竟,将中国彻底迎进世界大家庭有助于中国更加开放   【经济金融】 《金融时报》: 中国在人为地支撑人民币吗 ?——凡事有涨就有跌,房地产市场如此,经济增长速度也如此。现在轮到了人民币。 法新社: 圣诞的欢乐在中国出口枢纽难觅踪迹 ——由于来自欧美的玩具和电子产品订单减少,今年深圳出口商的日子不好过。 《卫报》: 为何中国需要力挺人民币 ——经济不振已对人民币造成压力,但中国央行需要制止其继续贬值,否则会惹恼美国。   【生活百态】 《华尔街日报》: 当美国人遇到中国的封闭资金帐户 ——一位老外为支付房租而转了些美元到国内,由此见识了中国的银行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译者 |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11/22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email protected]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美联社: 西藏团体公布尼姑自焚的现场录像 ——还有几天后上万人在寺院烛光追悼的场面。 youtube 视频 (慎入) MSNBC :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答网友问 ——“我们必须要走法律程序。我的清白事关国家的清白” 赫芬顿邮报: “脸书”也从不道歉吗? ——《艾未未从不道歉》的拍摄者记述自己的脸书页面因张贴艾未未裸照被脸书短暂关闭的事情。 美联社: 中国民众仍不清楚高铁事故的原因 ——官方对于事故原因仍然没有定论,一些流传出来的说法又很快被收回。缺乏透明度依然令百姓困扰。 东亚论坛: 极权制度并非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北大学者姚洋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更多是因为进行了市场化改革。 皮特森研究所: 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重要,但没必要夸大其影响 ——国企一向是被人诟病的对象,但是作者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认为外人对国企的作用高估了 《外交学者》: 中国和我们有那么不同吗 ?——初次接触异族文化的人往往会着重谈论双方的不同之处,因为那很明显,也很有趣,但是其实,作为中美两国人民,相同的地方远远超过不同之处。 CNN : 温州企业主逃跑,债主怒火中烧 —— CNN 记者采访温州 LiRen 教育集团债主的现场报道。(录像 + 文字) 《商业周刊》: 台湾马英九称如果条件合适,将会与大陆签订和平协议 ——但他在竞选活动中也说目前仍以维持现状为主。 亚洲前哨: 中国外交政策的急先锋 ——如果说中国政府唱白脸的话,《环球时报》就是在唱红脸。其主编胡锡进不过是党推出来的另一种代言人。 无用之木博客: 阎学通・历史・哲学 ——对阎学通《纽约时报》文章的反驳。“如果说仁者会取胜,那该怎么解释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事实上,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率更高   【国际外交】 东亚论坛: 泛太平洋合作伙伴:亚洲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有人认为,不搞 TPP ,亚洲就会被中国所主导的经济模式统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华盛顿邮报》: 红色高棉 2 号人物在法庭上称当年的政策是为柬埔寨人民着想   【经济金融】 路透社: 专家称中国明年可能会出现贸易逆差 ——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夏斌在台湾表示,由于欧美进口下降,中国可能会出现 20 年来的首次贸易逆差   【生活百态】 Penn Olso: 为什么中国最酷的博客写手不用微博 ?——虽然微博传播新闻的速度很快,但象韩寒这样使用博客则能做更深层的分析 《金融时报》: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是否对经济危机具有免疫力? ——如果未来 12 个月内中国富人面对房价惨跌仍能继续花钱,那经济学家们的眼镜会跌碎不少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爱思想 | 贺大兴 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关键词:社会平等;中性政府;经济增长          一、引言          过去的六十余年,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时期。特别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7%(国家统计局,2010),是二战后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30年在7%水平以上的十三个经济体之一(The Growth Commission ,2008),被称为经济增长奇迹也不为过。在纯经济学层面上,中国的经济成就来源于不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采纳了符合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增长药方(Perkins ,2004)。     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够采纳标准的经济增长药方呢?本文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核心思想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依赖于改革初期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性政府(姚洋,2009,2010;贺大兴、姚洋,2009)。     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指的是不长期偏向某个(些)社会群体的政府。中性政府不是对社会群体毫无兴趣,也不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掺杂自己的利益诉求。相反,中性政府是自利的,也可能对社会群体采取掠夺性行为,只不过它的经济政策和群体的非生产性特性无关。换言之,它采取中性的态度,是它的策略选择的结果。由于它的中性选择,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才可以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限制,放开手脚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性政府和几个已有的概念具有相通之处。一个是奥尔森的泛利性组织(奥尔森,2007)。所谓“泛利性组织”,就是其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重合度比较高的组织。奥尔森认为,和其他组织相比,这样的组织更可能做出对全社会有利的事情。把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看待,中性政府就是一个泛利性组织。但是,中性政府之所以具有泛利性,不是它天生如此,而是出自它的策略性选择。另一个概念是发展主义政府(World Bank,1993)。这是从东亚的赶超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概念,特指那些主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但是,和泛利性组织一样,发展主义政府要求政府天然地具有发展的冲动。相反,中性政府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但正因为此,这种选择才可能更持久,而不是像发展主义政府那样,取决于官员的素质和追求。第三个概念是阿里吉的“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里(阿里吉,2009),阿里吉区分了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是资产阶级管理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另一种是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属于全社会,而不服务于特定的阶级。阿里吉认为,中国实现了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中性政府的概念比“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更具体,有助于对具体政策的分析。     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政府,其起点是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此之前,党的工作被意识形态化,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部争斗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第一要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并在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中得到体现。本文以上述转变为起点,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而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本文的观点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少数发生过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革命的国家。20世纪完成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门(费正清,2000),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打破了旧有的等级社会结构,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这里的“平等”指的是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社会集团,不存在一个集团主宰其他集团的情形。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无须顾虑强势集团的挑战,从而更可能成为中性政府。     社会平等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而且也可以解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例如,政治学家Woo-Cumings 就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为它们战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为了防止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的反抗,日本统治者有意压制这两个地方的商业和政治精英,两地的社会结构因此变得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扁平。“这个变化具有强大的拉平效应,使得收入分配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平均,并为建立有效的干预型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它可以相对自由地放手建立它认为必要的发展同盟”(Woo-Cumings,1997,p.331)。虽然东亚经济取得了成功,但地区内部的差异巨大,中性政府可以较好地概括所有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因素。     然而,我们的解释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既然社会平等是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那如何解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首先,我们的理论预测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中性政府倾向于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其次,社会平等不等于经济平等。即使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集团,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变得不平等。第三,本文只探讨了政府的一个侧面,不能解释政府的所有行为。在对待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察政府的其它方面,特别是如何将民意集中形成政府决策的过程。     本文的主体包括两部分内容。理论部分构造了一个考察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以及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动态斯塔克伯格模型,经验研究部分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理论部分,本文完善和发展了我们之前的理论模型(贺大兴、姚洋,2009)。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仅仅在一个特例下给出了中性政府的定义,并证明了中性政府存在的社会条件,但是没有证明中性政府经济表现的最优性。     本文在更一般的条件下给出了中性政府严格定义,清晰地表达了社会平等透过中性政府改进经济表现的直觉和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比较所有社会结构下模型的解析解,严格证明了中性政府的效率。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在接下来的第二节里,我们回顾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讨论本文理论模型在文献中的地位,并评论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已有解释。第三节给出理论模型的基本设置,第四节详细分析和求解模型,给出模型的关键性结论,并对模型进行简短的说明。第五节就模型所提出的命题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特别讨论一些选择性的、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却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最后,第六节总结全文。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丰富的理论文献探讨不平等和政府政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民主国家中经济不平等如何透过投票(Alesina &Rodrik,1994;Benabou ,2000;Hassler et al ,2003)或院外活动(Esteban &Ray ,2006)来影响和扭曲政府政策。其中,Esteban &Ray (2006)的研究和本文的关联较大。在财富和经济能力不平等都影响院外活动的前提下,Esteban &Ray(2006)将院外活动视为个体发送给政府显示其能力的信号。显然,较多的财富会使个体更有能力进行院外活动。由于个体的能力分布和她们的财富分布不相关,即使政府追求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不平等也会扭曲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本文的模型提供了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类似理论。在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中,经济平等会降低院外活动作为能力的信号的强度;在本文的模型中,社会平等会降低群体权力扭曲政府政策的强度。在两个模型中,平等都使得政府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但是,一个区别是,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是建立在能力是私人信息的前提下的,经济平等减少了政府获取个体能力信息的成本,而本文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平等使得各个群体更有效地表达意愿,从而增进效率。     另一个区别是,我们没有假设政府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因此,中性政府下的社会产出永远只是次优的。显然,研究主题的差异——Esteban &Ray (2006)研究民选政府,本文研究非民选政府——自然导致模型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研究最近也有所发展,其中大多数的文章着眼于研究为什么非民选政府、特别是那些失败的非民选政府能够长期存在的问题(Padro-I-Miquel,2007;Acemolgu,Ticchi&Vindigni,2007),但最近的两篇文献研究了为什么一些非民选政府能够比其他的非民选政府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Besley&Kudamatsu(2007)提供了二战后非民选国家经济表现的详细记录,并试图解释部分国家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他们的文章中,选举团(selectorate )决定领导人的人选。在一个简单的声誉模型中,他们发现当选举团的力量不依赖于在位领导者时,它更换领导人的威胁就变成可信的,领导人因此会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Gehlbach&Keefer(2008)发现,当执政党有较长的历史时,非民选政府的经济表现更为优异,他们将其视为政党制度化正面作用的证据。特别地,他们的模型将党内信息共享视为政党制度化的最重要特征。信息共享意味着党的成员了解领导人的行动,并通过行使否决权来约束领导人,这会降低领导人对党的成员的掠夺能力,从而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上述两篇文章都强调了在位群体对领导人的约束作用,本文与之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另外,在理论上,执政者在本模型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更重要的是,本文建立了社会平等和更优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     在最近解释中国经济成就的文献中,钱颖一和他的合作者(Qian&Weingast,1997;Qian&Roland,1998)、诺顿(Naughton,2004)、谢千里和张军(Jefferson&Zhang ,2008)也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钱颖一等人强调财政分权作为一个约束中央政府的承诺机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但也有部分文献批评钱颖一等人过分强调了财政分权的作用。例如,在比较了中国和俄国财政分权的表现后,布兰查德和施莱弗(Blanchard &Shleifer,2001)认为,单独的财政分权不足以产生一个保护市场和促进增长的政策,中国的成功较多地与政治集权有关。事实上,1994年的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中央再集权的现象。     诺顿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保持一个有效的官僚系统的认知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多方面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它能够执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指令,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能提高官员的政绩,进而增加官员的收入和升迁的概率(Li&Zhou,2005)。不可否认的是,有效的官僚系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但是,我们怀疑它是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从隋朝起就存在了,但中国至少在过去500年内没有发生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诺顿没有解释为什么官僚体系的领导需要经济发展。     谢千里和张军区分了政府合法性的两个源泉,一个是程序,另一个是表现。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采用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它追求的是基于表现的合法性。本文的模型也可以推导出这个结论,因为政府必须保证合适的经济表现以安抚社会群体。事实上,威权政府都不注重程序上的合法性,而且大多数希望通过给人民带来福利改进而获得合法性。然而,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单独追求表现的合法性也不足以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前面提到的文献中,Gehlbach&Keefer(2008)、Besley&Kudamatsu(2007)也提供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尽管他们的文章不是针对中国的。     Gehlbach&Keefer(2008)对政党制度化的关注值得一提。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制度化,如退休制度、平稳的领导更替、更加正规和理性的决策程序以及党内更多的权力共享等等,这些变化有助于中国共产党采取更合适的经济政策。不过,这个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采用了有利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其成员的政策。在Besley&Kudamatsu (2007)的模型中,党的领导人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权力比较稳定。但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看作外生给定的,将失去解释的关键效力。在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拥有很高的支持率,但由于前三十年所犯的错误,在改革初期,党的革命红利已经大为削弱。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众的高支持率。     …………          五、改革时期的中性政府          本节结合上一节的理论命题,给出并讨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明确几个问题。一是分析单位问题。我国政府层级很多,经济分权体制独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所讲的政府,如果不加特别说明,一律是指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析单位是全国,而不是局部地区。某个局部地区在政策上可能受到歧视,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受到歧视的原因可能是该地区的生产能力较为低下,因此,政府政策仍然符合中性性质。二是群体的定义问题。中国的社会群体分化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清晰,但是,当考察具体的政府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清楚地辨认出不同的利益群体。比如,当我们考察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工人和企业经理就是两个利益诉求不同的群体;当我们考察汇率制度的时候,这样的群体就变成了出口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三是政府政策的所指问题。在我们的模型中,政府决定两个政策,一个是税率,一个是政府服务。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决策理解为政府政策对不同群体的损失和收益的实质性影响。     此外,我们还需要明确讨论一下我们的理论模型所暗含的几个对政府的假设:其一,我们假设政府是务实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可以根据情形确定自己的政策;其二,我们假设社会群体具有对政府进行“革命”的能力,而政府需要对此作出回应;其三,我们还假设政府可以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群体。关于第一个假设,我们注意到,过去三十多年是党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走向务实主义的时期。关于第二个假设,“革命”在此可以理解为任何可以削弱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行为,如示威游行、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批评文章等。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不成功的革命相当于对政府合法性没有任何威胁的行动,成功的革命则是有威胁的行动,而成功且剥夺了在位群体财产的革命是有严重威胁的行动。事实表明,中国政府非常关注民众的诉求,特别是当这样的诉求会演化为群体性事件的时候。     最后,如果把对社会群体的定义和政府政策联系起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第三个假设。     几乎所有的政府政策都同时制造得利者和失利者,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总是要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取舍。如果一个群体从中得益,则这个群体就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理论模型中的在位群体;反之,它就是在野群体。     最后,在我们的理论模型里,政府是一个全面的、精于计算的行为主体,这个假设在现实中肯定是不成立的。但是,在具体政策上,把政府看作一个精于计算的主体还是合适的,因为具体政策的得利者和失利者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我们的理论模型也可以看作是对政府具体政策的描述,而不是对它的整体政策的描述。     在完成了以上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可以讨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显然,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一篇长文,超出了本文的范畴。这里,我们将采取举例的方式,试图说明,中国政府既没有屈服于精英的力量,也没有迁就民众的短期利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     反映第一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改革。于1985年正式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是在两种倾向——完全抛弃或继续坚持计划定价——之间的一种妥协。价格双轨制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配额之后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产品和购买原材料,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国家计划的价格。     价格双轨制降低了改革的阻力,让我国平稳地完成了价格改革,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Lau ,Qian,and Roland,2000)因此把它称为“没有失利者的改革”。但在现实中,双轨之间的价格差额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企业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把配额卖给其他企业和个人,从而轻易致富。控制配额的往往是党内或政府的强势人物,因此,对很多学者来说,像价格双轨制这样的部分改革会造就一些坐享好处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进一步的改革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中国的发展证明,这种预言错了。在1994年,最后的双轨制价格——双重汇率——被取消,双重价格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在这里,借着价格双轨制而成长起来的市场力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90年代初已经占到工业增长和出口的半壁河山(Lin &Yao ,2001)。     另外,私营企业也在90年代初发展起来。但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原材料和产品都依赖市场价格,它们的快速发展是在夹缝里发生的。因此,它们迫切希望改变双轨制产生的“资源错配”,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双轨价格的并轨。     反映第二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民营化。邓小平南巡之后,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开始了国企的民营化。经过广泛的调研和讨论,中央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决定保留500到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允许较小的企业租赁或转让。从“放小”政策衍生出来“改制”,在很多情况下,改制就是民营化。到2005年底,1995年的国有工业企业中的76.7%都已经民营化或破产了(Garnautet al ,2005)。与民营化相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就业数量的下降。裁员的高峰发生在1998年,这一年国有企业中有二千万员工下岗或失业。从1995年到2005年,近五千万国有部门的职工经历了下岗或失业(Garnaut et al ,2005)。对党而言,这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但是,政府没有因此停步不前,而是一方面低调进行民营化,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帮助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到2005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大多数失业和下岗工人找到了新的工作或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下面着重举例说明我们的理论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推论,即一个中性政府会选择性地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回顾一下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所采纳的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就短期而言,它们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总是偏向某些群体,长期累积起来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看似歧视性的政策,恰恰是因为它是中性:因为并不特别地照顾任何群体的利益,它才可能放开手脚采取“有偏”但却和生产能力匹配的经济政策。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农村改革一开始是一个“有偏”的改革,它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核心,从而让农民得益,城市居民受损。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的收入进一步提高。尽管政府对城市居民的食物补贴也增加了,但总体而言,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城乡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8倍缩小到1985年的1.8倍。但是,自1985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没有缩小过,到今天已经达到3.5倍(国家统计局,2010)。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政府对城市投资力度的加大难逃其责。然而,从纯粹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在农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后,投资城市比投资农村的收益大得多,因此,这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对外开放是比农村改革更加“有偏”的举措。对外开放以特区为先导,在特区设立之初,中央政府给了它们非常优厚的政策待遇,其它地区对此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中央政府的反应不是取消特区,而是确立了沿海开放政策,给予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差不多的政策。这个政策开启了沿海和内地差距拉大的大门,但对中国经济的起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大陆由此完成了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完成的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型。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入世之前,国内对入世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有许多讨论,普遍观点是,入世将对我国的农业、汽车制造、零售业、金融业以及电信服务业产生巨大的冲击。政府并没有被这些担心所左右,入世之后的结果也表明,入世之前的悲观预测多数是错误的。除大豆和棉花之外,多数农产品的出口增加了;汽车市场发生了“井喷式”增长,自主品牌不仅没有萎缩,而是有了巨大的发展;金融和电信行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只有零售业受到的冲击较大。总体而言,中国的出口自2001年入世到200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保持了年均29%的高速增长,速度接近20世纪90年代的两倍(国家统计局,2010)。     改革时期中性政府得益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对社会平等的深化。20世纪的中国革命打破了封建社会关系,把中国领入现代化的大门。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尽管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政体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方面,两者惊人地一致。在农村,两岸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在城市,大陆没收了官僚资本,但保留了民族私人资本,台湾地区则没收了日本殖民者的资本,但也保留了私人资本。两岸社会都被均等化了,其结果是,两岸都可以放心地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相比之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存在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由此而生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以印度为例,种姓制度和宗教至今仍然是影响其政治的重要力量,一些政客和宗教领袖以种姓和宗教为依托建立起庞大的政治势力,左右政府政策(Mehta ,2005)。另外,尽管印度政府很早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但至今仍然有11%的农民没有土地,在印共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更是达到30%以上(Mukerjee,2009)。尽管印度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比例高于中国,但其文盲率却达到40%,其中多数是地位低下的妇女。另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在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当中的明星,但是,马科斯长达二十年的独裁统治却毁掉了菲律宾的经济,而马科斯统治的基础是地方上的旧势力。在殖民时代,这些旧势力是殖民者的统治工具,殖民时代结束之后,他们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得到发展壮大(陈衍德,2004)。尽管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已经结束二十年,但菲律宾仍然处于地方旧势力的控制之中,2009年11月发生在棉兰老岛的屠杀事件就是旧势力之间火并的结果。世界银行2008年的发展报告发现,土地分配不平等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其背后的原因是大土地拥有者左右着国家政策,阻碍教育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World Bank,2008)。          六、结语          本文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我们通过理论模型和经验例证阐述了如下逻辑:20世纪革命所造就的平等社会结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社会基础,在此之上,党完成了从激进主义到务实主义的转变,党所领导的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它关心的不是短期和局部利益,而是社会的长远利益。我们的解释不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唯一解释,而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     我们想提醒读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中性政府是一个很弱的概念,它只要求政府不长期支持某些社会集团。但是,中性政府却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态,而是特例。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四种政府形态比较普遍,即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替。精英主义政府就是来自精英阶层或与精英基层结盟的政府,民粹主义政府就是用再分配政策讨好民众的政府,前者为少数人服务,后者则置国家的未来于不顾。在当今世界,纯粹的精英主义政府或纯粹的民粹主义政府都比较少见,两者的混合或交替是更普遍的情形,前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南亚,后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拉美。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府完全可能是精英主义的,在存在极端不平等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国家里,精英利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操控选举,左右政府政策,而大多数普通百姓则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但是,正因为此,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呼声也很高:普通百姓有被剥夺的感觉,因此要通过民主程序要求更多的再分配。中国是少数特例之一,而正是这个看似一般的特别之处,却足以解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巨大差异。     由此引出了本文最后一个结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不是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平等的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中性政府定义了中国的独特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这种独特性?中国是否会变成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种种迹象表明,做出一个乐观的回答将越来越难。     一个可能的图景是,当前的收入差距演变为社会壁垒,并最终葬送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对此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畴,有待作者或其他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认真研究。          *贺大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和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制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04JJD790002)的支持。作者感谢Lee Benham、Daniel Bromley、Michael Carter、Oded Galor、Yukon Huang 、Phillip Keefer、John Knight 、Gerard Padro-I-Miquel 、Debraj Ray、MaryShirley 、彭锋、文贯中等人的建设性意见。文章初稿曾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纽约大学、纽约新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世界银行、三一学院、瓦莎学院、香港大学等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过,作者对与会者的评论表示感谢。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阅读全文请下载PDF文档

爱思想 | 刘明:从国际金融危机看泡沫经济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3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4 10:58:17 刘明:从国际金融危机看泡沫经济 标签: 金融危机 泡沫经济 美国债务危机 ● 刘明        泡沫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超出了国别经济的范畴,全球泡沫经济使得泡沫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需要更宏大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在泡沫经济的不断演进中,“主权债务”和“国家破产”成为新世纪最为抢眼的经济学热词。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市场控制。这种平衡对于市场的动态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仅仅从公共债务规模无法判断美国或美元是否已经确实形成了巨大的泡沫,或者这个泡沫是否即将破裂。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再加上美元自身的发行方式,使得它与普通国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转型经济体等国家却出现远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发酵,一年之内即已演化为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但是,超级泡沫的积聚和破裂往往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中与多层级、一系列的次级泡沫产生或隐或显的逻辑关联。这些或大或小的危机为我们研究和理解泡沫经济提供了经典的案例。           一、泡沫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破产”          泡沫经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也是时间和地域上相对的概念,局部性与系统性掺杂其间。从商品泡沫经济、行业泡沫经济,到系统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直至全球性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展现出多样式、多成因、多效应的复杂生态。     泡沫经济可能源自特定经济活动。美国就出现过并购泡沫。兼并、收购本是经济活动的常态。通过数度大规模并购,美国培植出汽车、钢铁、电子、石油、计算机、网络、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大大提高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但是,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联合并购掩盖了企业自身的问题,从70年代末开始,不少超大型联合企业走上了分拆之路。并购浪潮的结束伴随着股市的暴跌。80年代,一些所谓的“企业狙击手”出现,其并购的目的就是再度全部或分拆出售,方式则包括所谓的杠杆收购,动机常常是追求短期暴利。短期的股价上涨制造了巨大收益,但由于大量资金游离在生产领域之外,从事着高风险的“击鼓传花游戏”,并购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财务困难和再度破产重组,经济和社会损失惨重。     泡沫经济也可能源自国家发展模式和国际资本流动。20世纪60年代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通过举借外债发展经济。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失去偿债能力,打破了“国家不会破产”的神话。继墨西哥之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在1982—1983年这场震撼世界的拉美债务危机中,近40个发展中国家要求重新安排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提供援助,各债权银行额外提供融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拉美国家则实施紧缩政策,导致投资萎缩,失业攀升,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迄今为止,拉美大部分国家因国际债务危机而丧失了发展的基础,他们曾经有过的“债务繁荣”再也未能出现。     泡沫经济还可能产生于僵硬和扭曲的货币和汇率政策。1990年,英国决定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欧洲汇率体系(ERM),维持1英镑兑2.95马克的汇率水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后,索罗斯等投资者认为一些欧洲货币如英镑、意大利里拉等被高估。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英国试图降低利率,以刺激出口,提振本国经济。受限于欧洲汇率体系关于汇率浮动的规定,英国请求德国央行同时降低马克的利率,以免削弱英镑。但是德国央行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1992年9月15日,所谓的“黑色星期三”,索罗斯等投机者大规模攻击英镑、里拉等“疲软货币”,英镑与里拉一起双双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     泡沫经济常常发端于某些特定产业。由于房地产业大多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与国民生活与财富积累息息相关,再加上它所涉及的上游和下游产业众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较高,包括作为一国经济核心的金融和保险行业,因而往往成为这样的“高危产业”。经验表明,房地产泡沫是极常见的经济泡沫。日本金融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尝试自由化,推动房地产投资者的融资条件进一步宽松,并出现了我们在此后的房地产泡沫中反复看到的商业模式:连续降低利率,滥用杠杆作用,金融机构大面积违规,不动产抵押贷款膨胀,各类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房地产业,政府监管形同虚设,土地和税收政策推波助澜,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地产不灭”的神话为投资者广为接受,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价格飞涨,号称“卖掉东京就能买下美国”,股市、楼市双双飙升,等等。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此后开始漫长的经济衰退。如同拉美国家一样,日本也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同样迄今未能走出阴影。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同样源自房地产泡沫——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和相关“金融创新”为核心内容的房地产兴盛。当然,美国的泡沫经济有其形成的内在必然性和自身的发展轨迹。事实上,房地产泡沫的背后是一个在相当长时期内不断积聚的超级泡沫。早在房地产泡沫产生以前,一系列其他各类经济泡沫就已经相继产生了。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美国仍然存在超级泡沫继续膨胀的可能。     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泡沫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超出了国别经济的范畴,全球泡沫经济使得泡沫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需要更宏大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泡沫经济的不断演进中,“主权债务”和“国家破产”成为新世纪最为抢眼的经济学热词。在本轮金融危机演化的过程中,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迪拜宣布其最大国企“迪拜世界”590亿美元债务延迟偿付,冰岛金融业危机则导致该国“国家破产”。此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形势的发展形成了一轮迄今仍在发酵的“欧债危机”。泡沫经济正以人们越来越难以预料的方向和方式向前延伸。           二、泡沫经济的可知性与不可知性          在研究泡沫经济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其绝对性与相对性、可知性与不可知性以及泡沫经济标志的模糊性与可感知性的对立统一;在进行形势判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把握其两面性、多面性、复杂性、不确定性。     不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继续寻找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答案。“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于劳动者有效需求的过剩。导致危机的最深刻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这就要求我们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现实中去求得泡沫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动因。这样的基本经济现实也是泡沫经济能够为人们认识和把握的基础。由此,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集中在“经济基本面”这样的概念上。小到一个经济实体,大到国别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都存在这样的经济基本面,它也是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但是,决定经济形势走向的是无数的市场行为主体;经济基本面只有一个,市场行为主体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和认识却并非必然地趋同。市场行为主体自身的利益需求、价值和信仰、先入为主的见解、教育程度、处境和环境、综合素质等等均有区别,他们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对于信息的选择、分析、反应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市场行为主体的决策和反应的多样性和易变性。他们对所处经济环境的“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他们对市场未来的各种不同预期,以及他们由此产生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都将影响经济走势。泡沫经济的全球化使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全球层面上市场参与者和市场信息的海量增加,市场参与者互动和市场信息传递的加速甚至全球化、即时性,使市场,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具有易变性。     另一方面,市场并不仅仅被动地反映经济基本面,同时也对经济基本面产生能动作用,甚至可能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并由此成为经济基本面本身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方向,市场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可区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例如,目前全球粮食价格飙升,它可能导致粮食供给增加,从而平抑粮食价格,这是市场价格正向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的基本模型。但是,粮食价格飙升也可能导致粮食供应商惜售,或者区外市场参与者因为粮食价格继续上涨的预期购入粮食,从而使粮食价格进一步飙升,引发世界粮食危机,这是市场价格负向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的基本模型。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改变,价格都可能出现拐点,并对经济基本面形成新的改变,或者叫改变的反转。如果在某一拐点,出现急剧的、大规模的改变,我们事后会说,在拐点之前形成了经济泡沫。在引入做空机制后,从数学绝对值的概念上说,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改变,都可能形成经济泡沫。     超出经济领域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甚至包括偶然事件,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可以导致大势的方向性改变甚至反转,但也更加不可预测。例如苏联解体、“9.11”事件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市场模式,它既可能使所谓的有效市场理论更有效,理性市场行为更理性,又不断侵蚀地缘和文化的障碍,加快沟通的速度,提供爆炸性增长的信息,改变着传统市场的功能,影响着包括政府等市场监管者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决策和行为,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因而进一步增加。     当然,由于前文所述基本经济现实或经济基本面的存在,在如何判断泡沫的形成和发展方面也并非完全无规律可寻。按照索罗斯的说法,经济泡沫一般经历(1)发端期;(2)加速期;(3)被成功的检验中断又进一步强化;(4)黄昏期;(5)逆转点或颠峰;(6)加速下跌;(7)形成金融危机。 不过,索罗斯也承认,要准确预测每个阶段的长度和力量是不可能的,尽管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     趋势判断的难度实际上也对进行成功的趋势判断提出了更精致、更复杂的要求。设计模型越包容,占有信息越充分,囊括变量越完备,计算和处理能力越强大,趋势判断越动态,相应的结果就越能与形势的演进相一致。这种理论假定更适用于趋势判断者不是市场行为主体的情形。例如,假定趋势判断者,包括他所从事的研究以及他的研究结论都与研究对象绝缘。但事实上,趋势判断者大都同时也是市场行为主体;此时,则影响、操纵、控制能力越强大,趋势判断的结果就越能与形势的演进相一致。例如政府或者具有相当程度市场垄断能力的特大经济组织、基金会等等,与普通投资者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操纵、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假定存在的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里,特殊市场行为主体实际上都试图去主导、控制,或至少具有这样的冲动。在极端的情况下,政府等特殊市场行为主体的目的更多地就是控制,例如军事当局对控制能力范围内的特定区域实施战时经济管制,则经济形势的演变大概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了。在这种环境下,形势“失控”或者“非理性泡沫”固然不至于出现,但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最可宝贵的活力与创新精神恐怕也就离你远去了。     总的来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悖论,因而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市场控制,或叫市场“引导”。这种平衡对于市场的动态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要问国际金融危机给予市场行为主体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恐怕就是对于自己的形势判断尽可能多地再给一次怀疑、再进行一次检验。不断假设、不断怀疑、不断检验,在经济环境的不断演变中动态把握,可能是所有市场行为主体获取目标收益的最佳方法。这包括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市场行为主体——政府,只不过政府的目标收益被设定为公共政策目标。           三、政府与泡沫经济          膨胀——破裂的循环是泡沫经济演进的基本模型。政府或其他外部力量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被引入,他们被寄望能打破这一循环,推动经济趋于均衡。     人们寄望于政府干预的基本假定是:无论市场信息如何充分,也无论市场参与者如何“理性”,市场都有形成泡沫的内在动力和倾向。市场参与者认识到泡沫的形成,既可能促使他因为避险而远离泡沫,也可能促使他因为逐利而进入泡沫并助推泡沫的进一步形成。所以市场难以做到自行趋于均衡;即使最终趋于均衡,也是以制造经济危机的爆炸性方式实现的。由此,市场监管被引入,我们需要市场监管者进行反向操作,以避免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当仁不让地,政府应当承担这样的监管责任。     但是,从这个基本假定出发,政府干预的困境也恰恰在这里:如果其他市场参与者不能准确判断市场何时形成了泡沫,或者何时泡沫将会破裂,政府是否就一定具有足够的信息和判断能力做出正确的决策?市场监管者同样远非具有绝对的充分信息,他们在与市场参与者的不断互动中做出决策,而市场参与者的初始决策以及对于其他市场参与者决策的反应,包括对于市场监管者决策的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至少不可准确预测。市场参与者做出决策的背景也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理性预期理论常常在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行为面前不知所措。     这就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市场监管者获取市场信息存在一个决策——等待——反馈——评估的过程。在危机情势之中,就算市场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市场监管者甚至也无法等待这一过程的完成,即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被迫迅速地做出决策。监管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只是市场参与者之一,甚至在特定情形下被其他市场参与者强行逼迫为“被动反应者”,只不过“权重”过于特殊。     市场监管者的决策既可能引导市场趋于均衡,也可能进一步扭曲市场。如果市场监管者远非“独立的第三方”,则情形将更为复杂。例如,政府可能有目的地制造泡沫,或者别无选择,形成泡沫是其不得不接受的代价。这样的假定在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包括美国政府至今持续推进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得到了验证。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曾表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的监管失误。” 其实,这样的判断只是看到了美国泡沫经济形成与发展的表象,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推动泡沫的形成,政府干预阻止泡沫的形成。事实上,这是一个典型的“似是而非式”的理论假说。“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序更是如此”。 市场和政府均可推动形成泡沫经济,也都可能是泡沫经济的出口和解决手段。美国政府及其支持的“两房”在“次贷”泡沫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远不是监管者缺乏监管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制造泡沫。     所谓“有意识”,最根本的是指美国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后急需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避免陷入衰退。其结果是美国的政府干预阻断了市场机制,助推形成新的更大的泡沫。“房利美”和“房地美”本来就是由美国政府出资创建的,其主要业务是购买抵押贷款并证券化,然后在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取资金并提供给购房者作为新的贷款。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补贴、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使得美国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随着“两房”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违约增加,相应的金融机构遭受巨额亏损,“次贷”危机终于爆发,并演化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更深层次看,在资本主义政治现实中,连美联储和白宫都可能为国际资本家所操控,则市场更可能被恶意扭曲。     对应于政府干预与泡沫经济关系在经验世界中的演进,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理论互动也在延伸。在传统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亚当•斯密那支“看不见的手”成为广为追捧的教条,被认为实际操纵着我们的一切经济活动。大萧条之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又将政府等同于社会正义和明智,将政府干预视为摆脱危机的法宝。三四十年后,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治国方略重新将市场捧为效率和理性的化身,以致获得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样的“美誉”。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导国际经济机构的推动下,自由资本主义甚至被作为“普世”的价值,不仅在转型经济体中广为实验,而且试图在全球予以推广,并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教条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是,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却批判说,“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它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其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实践上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这一思潮;特别是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促使人们全面地重新审视国家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自由资本主义遭遇普遍的质疑。     无论“左转”还是“右转”,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恐怕都难以再度回到某一个原点,或者退回到某个从前的时代。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时的大规模救助、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以及随后相继采取的退出政策,勾勒出一个政府、市场以及各市场行为主体互动演进的新型模式。     事实上,市场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更遑论“万能”和“绝对正确”。今天,很少有人再度相信单一的充分市场或者单一的全能政府就是“灵丹妙药”。市场与政府将进行日益频繁、强度日益加大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认识外部经济环境,建立假定,对假定进行证实或证伪,并随着经济形势的演进建立新的假定,重新证实或证伪。“过程论”将成为认识外部经济环境的核心理念。与此同时,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行为主体,对于自身的行为也不断地进一步自我反省、自我认知、自我评估、自我校正,并构成整个经济形势持续演进的要素。     更广泛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主体也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力,他们“都超出了政府管治的范围,因而有了比government的内涵更为宽泛的governance的概念,用以包含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当然更不用说经济和市场活动。 国家和世界正在加速进入多元化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需要,也的确正在发生系统性、全局性的大变革,它为想象能力、变革能力、创新能力、领导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四、“特里芬难题”批判与美国债务危机          讨论政府与泡沫经济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理论问题,它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美国经济是否正在形成更大的超级泡沫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常常更为重视研究“非理性”行为如何制造泡沫,研究政府干预如何避免泡沫。但上述讨论说明,政府行为同样可以制造泡沫。对于这一点,即使不是故意被忽略,也至少是研究远远滞后。这一现象导致另一派学者认为,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政府干预缺失,而是市场远不够自由,是政府干预过度。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推动复苏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正在催生更大的超级泡沫。美国金融机构事实上正在通过政府补贴走出困境。量化宽松政策的目标在短期内是避免银行体系的崩溃,在中长期内是刺激增长。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将新旧银行业务剥离,通过向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使新的银行业务重归正常,引导资金进入有价值的投资领域,特别是私人部门。这正是设计量化宽松政策机制的目标所在。但是,美国的传统产业已经过于成熟,有效需求不足,而新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具备担当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是否能够及时出现,我们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而如果没有这一肯定的回答,由于量化宽松政策使短期利率几乎为零,那么大量低利率资金投放市场的结果,可能最终并不是流向有价值的投资领域,而是被迫回流美国政府债券。银行完全可能利用这一机会低成本借贷,然后投资政府债券牟利。美国政府债券因此将处于不可持续的危险境地,新一轮的超级泡沫由此可能出现、积聚。这也是部分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持悲观态度的原因。     政府债务原本是非经常性的财政收入,但在如今各国政府的实践中,它实际上“经常性”了。政府可支配资金的增加固然是好事,但债务迟早要偿还。“欧债危机”以及此前的历次主权债务危机早已经打破了“国家不会破产”的神话。现在,轮到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美国接受这样的检验了。     2011年1月6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致函参议院称,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很快会达到国会设定的上限14万亿美元,接近GDP的规模。他提醒国会要及早行动提高美国公共债务的上限,以避免引起支付困难和市场混乱。 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美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2008财年的40%攀升至2011财年的近70%。 欧元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中,希腊和爱尔兰的债务与GDP之比高于美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则低于这个数字。有经济学家说,这还不是美国的真实债务。例如,目前美国50个州中的47个州政府和许多市政府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财政危机,按华尔街分析师的说法是“美国百座城市面临破产”。此外还有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还有诸如“两房”债券、美国各大财团的债务等等所有显性、隐性债务。他们说,“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看做一个公司,那么国家也有一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果真如此,则美国早已经资不抵债、破产清算了。     但是,美国毕竟没有破产,而且真正认为有此风险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并不多。奥秘究竟在哪里?奥秘就在于国家毕竟不能简单地看做一个公司,尤其是美国。     理论上,由于美元在国际结算、国际储备中的特殊地位,美元的需求是全球性的,因而美元的发行量对应的就是需要以美元来“反映”和“反应”的经济总量。如果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持续复苏,这种持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的需求也可能随之走强。在特定情势下,比如战争、政治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等等,由于美元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尤其是唯一的超级军事霸权所“担保”,因而其避险的功能和优势还可能凸显。反之,当投资者重新表现出风险偏好,大宗商品和证券价格可能上扬,美元可能走低。     不管成因分析如何,目前的事实是:世界各国大量拥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拥有对美国的债权,美国则对所有这些国家负债。这是现代杨白劳与黄世仁关系模式的全球版本。但是如果你认为杨白劳可以让黄世仁破产,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美国和各“债权国”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欠债还钱的问题,而且具有各国至少在迄今为止的时间段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美元这种“全球金融服务”的特性的问题。往“合理”的方向说,美国是在收取“世界中央银行”的铸币税,至少是管理费。往“恐怖”的方向说,美国是在滥用国际货币发行的特权,谋一己之私利,说美元绑架了世界也不为过。如果债务真的到了要清算的地步,清算的对象也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所有使用美元的广义上的“美元经济体”。郎咸平甚至认为“两败俱伤只是痴人呓语”。     在美国国内,债务至少在一个侧面上是个记账问题。美国国会提高美国公共债务的上限,实际上就是美国国会批准美国财政部多发行债券,美联储则在收讫后发行同样多的美元,这是美元发行的方式。如果我们指令国家的中央银行直接发行货币,而并不记为财政部的债务,其结果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国内经济总量会不断上升,美元的需求和相应的发行量将不断扩大,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也会不断上升,而且永远会上升。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是一个货币供应规模的问题,不是通常的“借债”和“还债”的问题。这个“债”是永远还不清的。     5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部分地解释了上述原理。他的基本论点是,“美元被其他国家作为储备资产积累起来,以作为调节国际收支波动的手段,这要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为前提,只有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储备资产不断减少,才有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元。然而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储备资产的减少又会动摇美元币值的稳定,最终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 这里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被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罗伯特•特里芬在考虑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必然性时,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因而得出了合乎经济现实的结论。     但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在这里同时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错误:使用标准的双重性。当他考虑美元币值稳定性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把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而用普通的国家与国家间贸易的模式来论证贸易差额与币值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能完整解释——如果还不能说是故意掩盖的话——美元币值变动的趋势及其国际、国内的复杂表现。按照特里芬的第一种标准,美国贸易逆差的必然性既然是全球对于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需求导致的,其相当的一部分也至少在理论上是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之用而游离于美国与各国双边贸易以及美国国内经济之外的。例外的情形只有一个极端的假定:世界各国,至少是各主要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持有者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偿付和实物兑现。那无异于推翻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地位的“世界革命”或“超级世界大战”,美国维护自身全球统治地位的应对也必然是同样极端的。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罗伯特•特里芬的理论错误反而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因为这一原理“自然地”推导出:美元长期贬值趋势是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必然结果,美国由此所获取的利益是它作为“世界中央银行”收取铸币税的合理收益。这样的结论掩盖了美国国内经济政策,比如目前推动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美元加速贬值的核心作用,掩盖了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对于世界各国财富的有目的的掠夺。即使在事实上,美元发行规模的扩大也并不必然地等于美元的恶性贬值,前提在于它与其所对应的广义上的“美元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是否相当。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平衡,但并不是不可能的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获取了相应的权利之后,是否存在法制或者哪怕是道义上的约束,使它同时承担起如同各国中央银行那样的责任,去试图维持这样的平衡。     结论是:美国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确已经存在积聚新一轮超级泡沫的基础,并已经开始出现若干类似病例通常出现的症状;但是,仅仅从公共债务规模无法判断美国或美元是否已经确实形成了巨大的泡沫,或者这个泡沫是否即将破裂。“至于负债,它本身从来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不创造福利、价值和利润的负债。美国在19世纪同样有过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但那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19世纪后半期美国还超过英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原因就在于这些负债投资到了大量创造价值和利润的、有效率的部门,这些价值和利润不仅足以偿付债务,而且可以用于新的经济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再加上美元自身的发行方式,使得它与普通国家更加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转型经济体等震中边缘国家却出现远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这样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我们判断下一次危机在哪里,危机将如何演进,以及我们采取何种对策的逻辑出发点。          (原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 作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副巡视员 刘明)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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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金正日向中国重申 愿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

金正日向中国重申 愿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 (2011-08-27)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79元外交,稳赚不赔 [时事漫画] 美指中军力破坏地区平衡 [名家专评] 姚洋:中国的3.2万亿美元烦恼 [总统选举] 吴俊刚: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元首   (北京路透电)朝鲜领袖金正日昨天向中国重申愿意无条件重返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日前访问俄罗斯期间已经表达过相同意愿的金正日,也在黑龙江省参观访问时告诉陪同的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他将致力于使朝鲜半岛无核化。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引述他说:“朝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愿意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与有关各方一道全面履行9.19共同声明,维护和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在2005年发表的9.19共同声明中,朝鲜同意放弃其核武计划,以换来经济与能源援助,以及跟宿敌美国与日本建交。但朝鲜后来在2009年4月宣布退出六方会谈。   莫斯科与北京都呼吁尽快恢复六方会谈,但首尔、华盛顿与东京坚持,平壤必需先展现其对无核化的诚意,才愿复谈。   平壤被指推翻已达致的放弃核武协议,因为它视发展核武为跟外界讨价还价的工具。 新华社罕见即时 披露金正日行程   金正日去年5月以来已经访问过中国三次,最近的一次是今年5月。北京通常对他的行程高度保密,等到进入尾声才有所公布,这次新华社却罕见地即时披露。   新华社说,金正日是在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途经并顺访中国东北地区,他前天由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入境,当晚在海拉尔进行了参观访问。他昨天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参观了齐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和蒙牛乳业,在大庆参观了城市规划展示馆,实地考察了在建的居民小区。

联合早报 | 天空的秘密

天空的秘密 (2011-08-27)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79元外交,稳赚不赔 [时事漫画] 美指中军力破坏地区平衡 [名家专评] 姚洋:中国的3.2万亿美元烦恼 [总统选举] 吴俊刚: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元首 ● 陈迎竹 上海特稿   上海虹桥机场因为吉祥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争着降落造成的危险事件,虽然在一些内行人看来只是虚惊一场,甚至谈不上虚惊,但事件引发的反思空间其实不亚于温州动车事故。   得益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富裕化,中国民航业近年的发展速度不下于许多大项目。然而,许多消费者乘坐国内航空都有经常延误的经验,中国机场硬件设施的增加赶不上运输量是关键之一。   另一个鲜为人知或提到的原因是,“天空的最终管制权不在民航在军方”。   一名熟悉民航业的人士向本报指出,“军方限制很大,以致民航使用权的高度和宽度都不够丰富。”   他说,天空的使用层次比其他国家限制更大,是造成中国境内许多航班轮候飞行时间更长的原因。   解决这一空域不足的瓶颈,其实也在十二五计划中被提出。据了解,在国家级层次机关协调下,预计军方会同意开放更多空域给民航。   不过,不是所有业内人士都看好民航业的大规模发展。民航业在国际上属于经营困难的行业,虽然中国长程出行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其中包括很大部分的公费出差。近年迅速发展的高铁,一度打击了民航的愿景,温州动车事故之后,民航机票一度居高不下,眼下高铁部门的困境会给民航业带来多长的利好时期,有待观察。   从数据来看,去年民航业的运输总周转量达到538.45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26.1%。其中国内航线运输周转量为345.48亿吨公里,同比增长16.3%,国际航线周转量增长则更达到48.5%。   运输业总周转量包含货物和旅客两种周转量,周转量是指运输量和运输距离的乘积。

联合早报 | 贪污弊案大逆转 阿扁判监10个月

贪污弊案大逆转 阿扁判监10个月 (2011-08-27)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79元外交,稳赚不赔 [时事漫画] 美指中军力破坏地区平衡 [名家专评] 姚洋:中国的3.2万亿美元烦恼 [总统选举] 吴俊刚: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元首 ● 庄慧良 台北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被控贪污国务机要费案,昨天台湾高等法院更一审出现大逆转,认定陈水扁因公支出的金额超过检方认定的诈领金额,故不构成贪污,改依伪造文书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   除了国务机要费案外,陈水扁所涉及的龙潭购地弊案先前已三审定谳被判刑两年,法官裁定合并执行两年8个月。昨天到场聆听判决结果的陈水扁,听到审判长念出国务机要费案不构成贪污罪时,即露出难得一见的自信笑容。   台湾总统马英九和行政院长吴敦义昨天分别在公开场合被询及此事时,都是礼貌性地微笑而未作答。总统府和马英九竞选办公室都低调地表示“尊重司法”,不愿评论。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回应说:“国务机要费本身有历史的因素,希望法院在判决的过程中,能够考虑这些历史的因素,也持续期待法院及司法单位能独立、公正,也能够保护当事人的人权。”   陈水扁涉嫌贪污国务机要费,从一审的无期徒刑、二审的20年徒刑,到昨天更一审竟然变成10个月,令当初起诉的特侦组大呼:“判决落差太大了!”特侦组主任陈宏达表示,收到判决后将研究如何提起上诉。 后续政治效应 将影响总统选举   陈水扁家族当年贪污腐败,民怨激愤,不仅个人在2008年卸任后即身陷囹圄,民进党也因此失去政权。昨天判决消息传出后,蓝营人士或愤怒或丧气,绿营则出面挺扁。

秦晖 | 对贫民“犁庭扫穴”何时休

2011年04月21日 23:11:46   城市新贫民问题之一      怎么还要剥夺     不久前刚刚读到海南三亚市 “强拆贫民窟”不补偿不安置的报道,今天又看到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强拆大勘村 “农场”、“200多农民未获补偿”的新闻,不由得感慨莫名:今天我国大讲“民生”,对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本福利已成热门话题。但是我国仍然有些最弱的群体,在其他国家属于社会保障的第一号对象,在我国某些地方不仅“保障”无门,连他们自力谋生盖起来的简陋家园还要被强大势力犁庭扫穴、扫地出门!     在柬埔寨,前不久发生了金边“万谷湖”拆迁事件。万谷湖周围很多贫困新移民的“违章建筑”,如今柬方招入中资公司搞商品房开发,需要迁走他们。柬政府给的条件是凡能出具收据发票等居住一段时间的证据者,每间棚户(常常简陋之极,甚至就是废纸箱等搭成的小棚)赔偿8500美元(当时合5.7万元人民币,见图1),或者分给一处郊区安置房——当然条件不怎么样。由于贫民们认为赔偿标准不高,迁移到郊区后原有的谋生方式难以继续,他们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虐待,群起抗争,要求提高赔偿、安置标准。一些同情他们的媒体还把矛头指向中资公司,认为中资欺负他们,是搞“殖民主义”。中资公司当然有理由觉得冤枉:我们只管盖房,政府负责拆迁,这怎么是欺负了你们?而柬政府要是看到我们深圳、三亚的做法就更会生气了:我们柬埔寨那么穷,政府不是还给了赔偿、安置吗?要是在深圳、三亚,只要“称政府无此义务,若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看谁还敢讨价还价?     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用说了,我们周边一些更不发达的国家对待类似群体也没有这样做的。人们的常识是:如果国家还保障不了他们,至少不要再剥夺他们。在印度,进城谋生的新移民(他们没有户口管制和“农民工”之说)盖起棚户,只要能出示住了一段时间(四五年)的证据,通常也就是收据发票什么的,你就有了不受驱逐的居住权。如果因为公益或商业开发要你搬走,那就要与你商量赔偿与安置条件。     再看看同属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地区,他们的“都更”(都市更新,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旧城改造、城市发展)同样有对待贫民进城自建棚户 (他们也叫“违章建筑”)的问题。他们的做法是:除了强势者仗势欺人的“违章豪宅”拆了就拆了以外,对于弱势贫民存在一定时期的“违章建筑”,拆除时都要予以赔偿与安置。台湾安置“违章”棚户居民的公屋有个专称叫 “整建住宅”,笔者曾去看过几处,其标准低于政府为不“违章”的都市贫民老住户兴建的保障性廉租房即“国民住宅”,但也并不差多少。早期的“整建住宅”后来很多还进行了二次改造(见图2)。台北当年的“康乐里”拆迁和最近的溪州、三莺拆迁都是这样。在笔者看来,对“违章”的贫民给予如此程度的赔偿与安置简直不可想象,但那里的人们仍然认为不够,他们的维权运动 (号称“对抗政府推土机”)仍然继续推进,要争取进一步的改善,而且社会舆论总的来说都是同情他们的。      什么是“违章建筑”     而我们这种对穷人 “不赔偿不安置”的强行驱逐,在世界上恐怕也只有当年白人统治的南非对黑人干过。有关方面这样做,理由无非是这些贫民区属于“违章建筑”。     的确,城市要有规划,随意“私搭乱建”哪个国家都不允许。“违章建筑”的概念也不是不能使用。像南非那样把所有的黑人贫民棚户都限制在郊区的索韦托那样唯一的地方当然是很坏的“章”法(连那样的地方都要驱逐,就是更坏的“章”法),但民主国家自然也不是对贫民建房完全没有限制的。纽约的时报广场、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这样的地方总不可能让贫民棚户存在吧?所以为了都市的规划、秩序和其他公共利益,禁止“违章建筑”的规定是有必要的。但这个“章”必须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笔者曾指出如下三点:     首先,这“章”不能只是利益有关一方(例如想搞“土地财政”的官员和想赚钱的开发商)下个“红头文件”就算,像扒房赶人这样事关基本人权的事,怎么能不立法、不依法?而且涉及这种事的立法过程也应该有利益相关各方参与,无论代议制还是听证制,都应该有被强拆的一方如所谓 “流动人口”的声音。只考虑“老市民”都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只考虑强势者了。     其次,这“章”也应该合乎常人情理,至少回答:如果不违这个“章”,那些弱势者能在哪里安身?过去的做法实际上是想让那些年轻人单身进来打工,自己住工棚,家庭留在乡下。就像当年白人南非对黑人“流动劳工”的设想一样。南非当年的理论家说,如果不这样就会出现贫民窟,我们的官员讲的也是同样的理由,区别只在于南非以美国(因为那里的贫民窟多黑人)为“教训”,而我们的官员喜欢以印度等国为“教训”。但是“流动劳工”制肯定无法永久,进城安家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给提供廉租房,高价商品房买不起,简陋的棚户又“违章”,到底要人怎么办?     最后,这“章”还应该有点严肃性,不能朝令夕改,而且改了还追溯既往。前些年深圳大 “梳理”时就有论者指出:这些棚户“违法”存在有的已达20年,过去不拆,就是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造成的后果只让这些贫民承受,这样合理吗?      “违章”居住者群体     实际上,我们不少大城市不仅户籍门槛很高,连办“暂住证”也有相当高的门槛,“有固定、合法的住处”就是其一。工厂提供的工棚或集体宿舍是“合法”的。但如果你要安家,不仅自建棚户不 “合法”,租房也有面积(人均不得低于多少平米)与形式(不得合租等等)规定,不达标也“违章”。“违章”就办不了暂住证——现在很多地方进步了,为减少歧视性,暂住证改叫“居住证”什么的,而且办证交钱少了或免了,这当然是好事(就连南非,当年黑人劳工办“暂住证”也是免费的),但是这门槛并没有降低。而“门槛”正是历来歧视政策的关键。例如上海,据调查在2004年该市的打工者有53.5%住集体宿舍和工棚,能够租房安家的不到一半,而就是这些租户中,因租房不达标故而也办不了暂住证的又占了一半。     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违章”居住者群体。我曾经说过:理论上他们都可能因为住得差而被驱逐——而不是因为住得差而获得帮助。但人们也发现,其实一般情况下他们也并未被驱逐。管理当局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照不宣的:只要这些住所分散、偏僻,不影响“形象”,平时可以给当地带来点收入(由于我国完全不允许他们成为“棚户主”,他们即便是自建棚户,也是租用当地农民的地皮,仍然属于“租户”,要交纳租金的),可以干户籍居民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等。到了想开发这块地皮赚钱的时候,又随时可以把这些连“暂住权”都没有的“违章”居住者赶走,既无需赔偿,也不用安置。     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弱势棚户存在一定时间就形成事实权利的通例。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真是在城里无法谋生、或者生存状况还不如故乡的话,经过一个 “试错”期他们多会自行离开。继续留下来的人基本上都出自其理性选择,只要不是违法犯罪,人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当地容他们留下这么长时间也是有理由的。有人说贫民占据 “空地”居住就是在侵犯“产权”,仿佛那些“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如我们注重保护“产权”,而“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听任穷人“侵犯产权”,那 “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又所为何来?事实上他们与我国一样,一般城市及其周边的土地并非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它们不是公有就是私有,很难说会有什么真正无主的“空地”,贫民能够“擅自”占据相当一段时间而不被赶走,往往都是有原因的:或者是占据者支付了某种代价,或者他们的存在适应了当地的某种需要,或者(尤其在公地上)这种状况体现了政府的某种社会政策,或者就是基于一种人类社会的同情心。     外国是如此,我国也不例外。据报导,在三亚的那些棚户已经存在了十多年。深圳这次强拆的“紫金农场”贫民区更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至今已近30年了。深圳虽然仍然把他们视为“外地(紫金县)人”,但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还能“回乡”务农吗?今天对他们如此犁庭扫穴,到底要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      城市新贫民     实际上,这些贫民的成因与性质与前述柬埔寨、台湾都市贫民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都市化、工业化时代由乡入城的人口迁徙大潮的体现。只不过别国没有我们这里那种户籍管制,所以没有“农民工”之称,而曾经建议改称他们为“流动工人”的姚洋先生如果知道当年南非“流动工人”制度在世界上的名声,大概也不会坚持这个称呼了吧。     其实按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通例,他们就是城市贫民。一般地讲,都市化、工业化时代城市新移民中富有的“投资移民”总是极少数,而穷人是绝大多数。另一方面,占有先机的老市民在这一进步潮流中“沦落到贫民窟”的几率也不高。这个时期的城市底层贫民、包括“贫民窟”的住户主要都是由这些贫困的新移民构成。从发达国家当年,新兴工业化地区曾经,到我们现在,基本都是如此。在进城潮持续一代人之后,今天中国这一亿多、有人说是二亿人就其主体而言已经很难逆转 “回乡”,称他们为 “农民工”、“外来打工者”或“流动工人”都会越来越不合时宜。我认为应该就称他们为城市贫民,由于我们过去习惯称的“城市贫民”、比方说“棚户区改造”的对象、廉租房的申请者和其他“困难户”都不包括他们,姑且称他们为“城市新贫民”吧。     有人说,称“贫民”就会导致歧视,或者会导致他们的地位 “固定化”,这真不知如何说起。我们“扶贫”、“脱贫”讲了多少年,没有“贫”,焉用“扶”?过去我们不这样称呼,但他们受的歧视还少吗?而今天我们的城市廉租房等扶贫民生政策一直不考虑他们。承认他们是城市新贫民,就是对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一种动力或压力。几年前我关于宽容贫民窟的主张引来激烈争论,一些人对此大为光火。其实过去我们一向对事实上存在的贫民窟使用几种区分“身份”的称呼:老市民的“棚户区”、户籍“农民”的“城中村”和“流动人口”的“违章建筑”。正是这后一个称呼使得对这些城市新贫民可以肆无忌惮地驱赶而“不能轻易放过”,可以“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还有什么样的歧视能甚于此?说“贫民窟”是歧视的那些衮衮诸公对此说过一个字吗?“棚户区”是政府有责任给其居民改善的,“城中村”则会被强制拆除但通常补偿还不少,“违章建筑”则犁庭扫穴不容分说,不给分文。这样不同身份、不同称呼对应于悬殊的不同待遇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努力去改变 (哪怕是逐步的)吗?     (发表于2011年4月6日《经济观察报》) 上一篇: 新济贫法与新富民观   下一篇: 应当承认“外来人口”的租户权 阅读数(3809) 评论数( 7 ) 7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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