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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争议话题中的媒体责任

争议话题中的媒体责任 ——在“儿童/年轻人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沙龙上的发言(2012年2月28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参与这次媒体沙龙,并分享我对儿童权利、企业社会责任和新闻媒体之间关系的一些思考。我是方可成,南方周末报社驻京记者。 这次沙龙的主办方,一是我的东家南方周末报社,一是瑞联稚博儿童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我和这个中心颇有缘分,因为在这个中心工作的,有我曾经的同学,也有曾经的老师——我们都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瑞典隆德大学联合举办的“人权硕士项目”的成员。 也正因为曾经修读过这样一个人权硕士项目,所以我对今天的话题还算有些了解。我们知道,联合国现有九大核心人权公约,有的公约我们加入了,有的公约我们签了字,但十几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批准,有的公约我们则还没有签字。 我们在人权硕士项目中的课程很多都是围绕这些公约展开的。在九大核心人权公约中,我对《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的印象最深,因为它是有史以来得到全球各国最广泛接受的一项公约,世界上仅有两个至今未批准加入《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一个是索马里,还有一个是美国。 在座的各位同行都知道,媒体最喜欢追逐有意思的细节,自然,这个细节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同样深深刻进我脑海里的另一个细节是:我们的外教在课堂上用许多事例来引导我们思考和讨论人权相关议题,每一次总结的时候,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人权议题总是充满了争议。她用的词是controversial。 在我看来,这个词的确非常恰当地描述了人权相关议题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今天下午为什么会在这里举办媒体沙龙、讨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人权议题都不复杂,不存在什么争议,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 现在,我就针对一个具体的议题,来谈谈它的复杂性和争议性。这个议题就是等会儿要在这里发布的“新生代青年工人调研报告”所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从我所在的南方周末报社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谈起。2010年5月13日,富士康发生连续自杀事件的那段时间里,南方周末刊发了《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一文,引起的反响很大。最能引发大家兴趣的,是这篇报道的操作方式——我们的一名实习生在富士康“卧底”潜伏了28天,力图解开“自杀之谜” 然而,如果你读完全文,会发现有些“文不对题”,因为文章并没有给出谜底。严格来说,应该做大标题的并非“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而是肩题上的这几个字:“新生代打工者的死与生”。 这正反映了编辑记者在操作这篇报道时遇到的问题。用写作这篇报道的一位资深记者的话来说,一开始,我们希望做一道“数学题”,用一环一环的故事与细节最终导出自杀的结果。他甚至在调查刚开始的时候提出:如果不能建立这样的逻辑关系,那么这篇调查就是失败的。 可是,随着那位卧底的实习生传回来越来越多的信息,这种“数学题”式的思路行不通了。为什么?首先,死者的死因各不相同,多数人自杀的直接原因非常私人化(如婚恋、家庭变故等),有的甚至很抽象,并不是由于具体的事件,想象中的“黑幕”并不存在;其次,富士康的用工制度,相对于其它多数代工厂,不管在工资、福利、管理规范上,实际上都做得更好。 当记者发现这些现象时,实际上问题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就已经部分凸显出来。 今年春节期间,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组报道,同样将目光对准了富士康工厂里的青年工人。这组报道被人翻译成中文之后,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广为流传,有些人读了之后,颇不以为然。比如,有人说:“在去年的某段时间,和富士康走的比较近,所以知道一些内幕。很多工人想进富士康,不但要托人,而且要给招工的工头送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汗工厂?好吧,你是准备让他们不去富士康去小煤窑和建筑工地吗?” 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有些媒体也持此态度。一家门户网站就在评论栏目中旗帜鲜明地表示:称富士康为“血汗工厂”是“乱扣帽子”:“在中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所有‘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并没有被拴上镣铐,他们自愿在这些工厂里做工、加班,不想干了就离开。以富士康为例,针对应聘者的调查显示,他们选择富士康的最主要原因是‘公司能按时发工资,福利和工厂环境好点’。当这家公司因为‘N连跳’事件成为众矢之的时,它选择将工厂内迁至河南、四川等地,在那些地方社会报名员工亦是成千上万。” 这些评论给我们提出了问题: ——工人对一家企业趋之若鹜,是否就能自动证明这家企业在保护工人权利方面做得好? ——当一家企业在保护青年工人权利方面做得比不少其他企业更好时,媒体应该对它采取怎样的态度?是否应该放弃调查与追问? 还有人说:“中国的确存在血汗工厂,而且很普遍,但这是发展的必然阶段,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战争和殖民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个阶段,我们选择了用老百姓的血汗作为完成原始积累的手段,对于个体是利益损失的,对于国家主体和民族主体是阶段性损失长远的是获利行为。” 当然,也有人认为,倘若一家工厂不尊重青年工人的权利,那主要是因为政府的默许,甚至纵容、合谋,所以真正应该被监督和批评的是政府。 新的问题又来了: ——如何看待所谓“长远的整体收益”与“短期的个体损失”? ——当我们意识到,在青年工人权利的议题上,权力、制度等多种深层因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时,企业是否可以因此免责? ——在明知道大的制度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媒体该怎么办? 此外,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企业在保护青年工人权利方面究竟应该执行怎样的具体标准?媒体应以怎样的标准来进行监督和评论?是否存在所谓“西方标准”和“中国标准”? ——当媒体自身的广告经营与对某家企业的监督形成矛盾时,应该怎么办? ——…… 如何回答这么多的问题?让我们先回到南方周末的“卧底”富士康报道当中来。 刚才说到,我们的编辑记者本来准备做一道“数学题”,解答富士康工人自杀的原因,结果发现这道题解不出来了。怎么办?换成了“语文题”。 所谓“语文题”,就是不再力图揭开一连串自杀事件的逻辑链条,而是“去寻找造成自杀事件的那些多样化的资本、机器、权力、制度的现实细节。正是这种种细节,这种种看似不确定的要素,汇流成摧毁那些自杀者生存意志的原因。我们要揭示的不是自杀与富士康之间非黑即白的因果关系,而是自杀与富士康、与整个不合理社会机制之间潜藏又必然的关系”。 所以,最终呈现在版面上的,是一道描绘“新生代打工者的死与生”的语文题,而不是一道解答“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的数学题。 根据这个具体的新闻生产案例,再结合我的浅显思考,我在这里提供几点关于媒体如何处理这一争议话题的个人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对事实和真相负责。 听起来很简单、很基本,是我们做记者的基本常识,但我希望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因为有时候,对事实和真相负责并不是那么简单。 对事实和真相负责,意味着不预设立场。媒体无须天然地站在青年工人一边,不能在没有充足事实和严谨逻辑的情况下强行“揭黑”(所以,从“数学题”变成“语文题”虽属无奈,但却是明智的选择,也给编辑记者带来“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感觉,因为“语文题”触及了更核心的命题);更不能天然地站在企业一边,绞尽脑汁为它们寻找借口和托辞。 对事实和真相负责,还意味着对全部的真相,而非部分的真相负责。上面我所引用的一些评论,就有只呈现部分真相的嫌疑——比如,谈工人们对富士康的趋之若鹜,却不谈富士康真实的工作条件如何,不谈青年工人们在里面的真实感受如何,未免偏颇。 第二个建议是,厘清媒体的定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话题中,利益相关方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几方包括:企业、工人、政府、消费者、媒体、NGO……如果几方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那么事情就能够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在这里并不打算提出一个各方互动的模型,我只想强调:媒体应该认识到,报道真相、监督权力和资本是媒体的天职,无论自己所面临的议题多么复杂,多么具有争议,这一根本属性是不能改变的。 在这里还应强调的是:对权力的监督人人都知道,但对资本的监督却是很多人所忽略的。这也就回答了上面的那个问题:当我们意识到,在青年工人权利的议题上,权力、制度等多种深层因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时,企业是否可以因此免责?当然不可以,倘若青年工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自然应该问责权力,但往往权力和资本是合谋的,对资本的宽容是没有理据的。 第三个建议是,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但不要放弃改变的可能性。 很多时候,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其实是没有任何力量的码字工人而已。我相信大多数同行在工作过程中都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惑:我看清了自己的角色,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可是,情况根本没有发生改变,糟糕的依然糟糕,我做的还有意义吗?具体到青年工人的权利这一议题,一篇篇具体的报道的确根本无法改变中国低成本的世界工厂角色,更无法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那么,还要继续报道吗? 当然需要。认识到局限性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谦卑,但却不是要磨灭我们对一个更好社会的追求。倘若没有媒体、NGO等孜孜不倦的关注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也许根本不会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我们今天这样的沙龙也许根本不会举行。虽然今天的沙龙结束后,不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但一定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在悄悄发生。 第四个建议是,借助多方面的智力支持 ,比如CCRCSR这样的专业机构,比如长期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实际上,我们派人“卧底”富士康,正是受了香港学者潘毅的启发。她在做中国女工研究时,在深圳一家电子厂以女工身份打了一年工,并概括出中国女工身上的三座大山:权力、资本和家庭。看了她的《中国女工》一书,我们的编辑感叹:“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在国内的新闻报道中,看到过如此清晰、血肉丰满的中国女工形象?为什么描述中国女工的真实生态,居然不是由新闻报道,而是由一本学术著作来完成?我只能说,不少媒体人,包括我本人,长期处于浮躁的信息生产中,有时反而迷失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关注与沉潜心态。”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粗浅看法,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对于青年工人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个复杂的争议话题,很难有简单的结论。作为新闻记者,我们只能在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不断摸索,不断讨论,既不成为“愤青”,也不成为犬儒,争取形成最广泛的职业共识。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祝贺中国连任人权理事会成员 盼望人权行动计划早日“出口转内销” 中国特色的人权报道读本 和瑞典副议长共进午餐 无觅

南方周末及暸望东方周刊两名记者在吉林被扣押

南方周末记者详述被扣经过:挣扎中被越拧越紧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6日19:13    南方周末      8月6日下午两点左右,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向编辑部打来紧急求援电话,称他和了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被吉林省桦甸市常山镇派出所和市委宣传部跟踪、扭送、扣押已逾两小时。   南方周末即对此事展开调查与交涉。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讲述了事件经过,并向桦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辰光作了求证。   一   朝格图回忆,8月6日中午12时左右,他和了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在桦甸市常山镇靠山村采访。此时灾情惨重,他们在一户灾民家了解情况,出来后,即被干部模样的人盯上了。   他们想甩掉盯梢的人,就到靠山村的主路上去拦车离开。结果,车没拦到,一辆警车先到了,下来三名警察。其中一名警察亮了一下证件,但朝格图和王立三都没看清楚。为首的警察自称姓卢,但根本没亮证件。他要求两名记者出示证件,两个记者不想暴露记者身份,不愿出示。朝格图对警察说:“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也没做任何犯法的事,我们有权利在自已的国土里走动吧?”但卢姓警察坚决要看两名记者的证件,但他又不给两名记者看自已的警察证。   僵持中,卢姓警察忽然说:“刚才有村民报警,说你们形迹可疑。”   然后又例举说治安管理条例、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他们有权看别人的证件。朝格图就问他是那条那款,那警察又语塞。这辆警车就这样堵着这两名记者不让他们离开。   几十分钟后,又来了第二辆警车,下来两名警察,一个又高又胖,另一个腰间挎着对讲机,他们态度凶悍,自称是桦甸市公安局的,嘴中骂骂咧咧,要看朝格图、王立三的证件。两名记者开始录音。他们还威胁,称已经有证据抓他们两人。   在这样的僵持中,有警察接到了电话,两辆警察忽然就离开了。   两名记者舒了一口气。朝格图回忆:“当时我估计是什么人打来电话,警察觉得我们没有问题,就撤了。”   二   两名记者索性又回到村里,找到一家灾民简单地作了些采访。就拦了一辆救灾车去常山镇。这时,他们发现有辆车跟在后面,后来知道这是桦甸市委宣传部的车。   他们到常山镇的一家小餐馆,刚进一小包间,就看到桦甸市委宣传部的人候在旁边。   桦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辰光显然已猜出朝格图、王立三的记者身份。所以,他对他们反复强调:“你们不能私自采访,记者采访必须经过宣传部,你们要到哪儿,我们宣传部的人都可以陪同。”他继续要求看朝格图两人的证件。朝格图两记者不再理他,自已点菜。   张辰光让另一名宣传部人员盯着朝格图俩,他就走了。   几分钟后,张辰光带着近十名警察包围了那个餐馆小包间。   警察冲进包间,不由分说,扭住了两名记者的胳膊。朝格图回忆:“当时我们反复挣扎,他们越拧越紧。”后来,张辰光承认,警察就是他叫来的。   朝格图、王立三两名记者被带到了常山镇派出所的情报分析室。进入房间后,朝格图的包和王立三的包都被警察夺走。王立三想护住自已的包,在拉扯中,被警察推到了凳子上,凳子把上折断了。   朝格图的南方周末记者证与工作证均被搜走,王立三的记者证、身份证、单位介绍信均被搜走。此时,警察与宣传部官员已明确知道他们是记者。但他们并没有任何要放人的意思。   一名警察看着王立三的身份证,知道他是哈尔滨人,遂骂道:“你是哈尔滨的,哈尔滨的还牛逼,牛逼个啥?”警察还翻看朝格图的采访本。并拿走两人的录音笔和手机。他们已无法和外部联系。   朝格图反复地说:“别动我们的东西。”   结果,警察又冲上来对他们搜身。   两人想去厕所,一个带头的警察就在嚷:“给我跟着。”   王立三去上厕所,想和跟着的警察聊两句。那名警察立马暴怒:“操你妈,别墨即(东北方言:别罗嗦)。   宣传部副部长张辰光还删除了两名记者录音笔上的录音,并翻看两名记者的手机短信。朝格图抗议:“你们没有权力看我们的私人信息。“   张不理,翻看短信后,把手机还给了两名记者。   这时,又有一名警察拿着数据线进来,想调看两名记者的手机信息。王立三遂给吉林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官员打了电话,该吉林省委宣传部对张辰光说了。   张辰光才出来给警察说,手机就不用看了。   三   此时,大约已接近下午两点钟。从被跟踪、扭送与扣押,也接近两小时。本报记者接到了朝格图的电话,遂与吉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的赵姓副处长电话交流。   南方周末记者:“你们为什么要扣记者,这是侵犯记者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并且,也违反法律和新闻出版署的相关规定。“   赵:“这不是扣押。这只是查询身份。“   南方周末记者:“如果只是当地宣传部查询一下记者身份,我们能理解,但为什么要动员大批警察来查呢?”   赵:“警察有权查任何人的身份。”   南方周末记者:“你错了,警察并不能随便查人的身份,除非有具体的案由。请问,他们有什么案由?”   赵:“我们查他们的身份,是为了南方周末好啊。如果是假记者,会损害你们报社的。”   南方周末记者:“我觉得这种查询方式,会捐害政府的声誉。现在你们查清他们是记者了吧,准备什么时候放人?”   赵:“我们已经查清了,朝格图的记者证过期了,但我们准备让他们走了。”   南方周末记者:“即使是普通公民,你们就能随便抓人?”   赵:“不是我们宣传部抓的,是警察查询……我已经给当地打电话了,叫他们放人。”   大约在下午两点多,两名记者在情报室里被扣押半小时后,终于被放。   南方周末记者给桦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辰光打电话,问他当时为什么要扣人。他的回答是:“这只是一个误会。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记者。这里灾情复杂,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   http://news.sina.com.cn/m/news/roll/2010-08-06/191320843146.shtml

VOA中文:南京大爆炸,媒体失声

“新闻报导也是很怪,不报道灾难,只报道救灾,就是把本来一个灾难的坏事,变成一个表扬领导人的好事了。具体那些灾难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才是新闻的核心问题,反而不提。

我们正在习惯的50个异常现象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欢欣,曾悲伤,曾愤怒,曾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2010年上半年刚过,我们关注习惯,那些正在或已经让我们麻木的习惯。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我们处在一个异彩纷呈同时又问题丛生的年代,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经欢欣,曾经悲伤,曾经愤怒,曾经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这个年代,让我们习惯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多。许多原本异常的事情和现象,不再如一开始时那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撞击着我们的心弦。我们可能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变得习惯,变得淡然。     没错,这个年代的确正在一天比一天可爱,人们的观念一天比一天开放,经济发展的数字总是在更上一层楼。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那些原本不该习惯、甚至值得我们警醒的现象,这些现象正在败坏着自然环境,麻痹着人的良知,噬咬着社会肌体……对此,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态度漠然。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习惯。 【社会篇】 1 、矿难频发     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事发时除108人顺利升井外,153人被困井下。一时间,媒体开足马力,全力聚焦救援工作。几天后,115人被抢救安全升井,38人遇难。     其实,王家岭矿难只是众多矿难中最具特点的一场矿难。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国矿难继续着过去的高发态势,从江西新余到湖南湘潭,从河南伊川到河北承德,从新疆塔城到山西晋城,矿难的版图涵盖大半个中国。媒体的反思却已经陷入茫然。看到矿难,担忧、悲伤、愤怒是人之常情,不过当你看到矿难循环往复地不断发生后,你会感觉如何?但愿我们上上下下不会由此变得麻木,变得习惯矿难的不断上演。 2 、百姓跪访     大连庄河市市长大概是第一个被村民“跪掉”的官员。4月13日,该市龙王庙村1000多名村民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大家面朝市政府下跪,直到最后也没见到市长。11天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被大连市委责令辞职。     4月22日,广东化州梅子坑移民新村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小时,反映耕地被侵占问题,但无人理会。     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中曾介绍,面对农民的长跪不起,时任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泪流满面。他说,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     十年前的采访让读者不胜唏嘘,十年后,跪访却已在各地政府门前已不再鲜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还是我们的信访制度走了弯路? 3 、冤狱案一出再出      佘祥林 的风波还没被忘却,赵作海冤狱案又在2010年震惊中国。      从“死者”赵振晌回到村里,到“犯人”赵作海被释放,一共用了6天时间。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11年。经历了刑讯逼供和牢狱之灾,赵作海被形容为“乡村冤案样本”。6月21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来到赵作海的新家,向赵作海鞠躬致歉。      无论如何,赵作海的人生已经不可能重来。而是否还有更多的佘祥林、赵作海,才是中国司法之痛。 4 、拆迁暴力与暗箱操作      一方扛着煤气罐,房子上插着标语旗帜;另一方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深夜扔砖头,在大门上喷恐吓性文字。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式拆迁。拆迁引发的民众不满甚至社会治安案件,已成为导致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中央要求的“阳光拆迁”,到了很多地方成了“黑箱拆迁”,不仅不告诉被拆迁人土地真实用途,还强行签署保密协议,不同家庭的拆迁补偿数字可能天壤之别,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夜赤贫。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障碍?众多答案中,暴力拆迁绝对可列其中。 5 、官员有话不好好说      2010年全国两会,各地官员表现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这片土地上,既诞生过“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雷人官语,也出现过官腔十足“研究研究”的敷衍塞责,当然,还有国际场合官员的集体“鸦雀无声”。有话不好好说,不是高高在上打官腔,就是沉默不语,要么就是乱说一气,已经是中国部分官员的通病。 6 、慈善捐款入财政    “5·12”大地震,中国慈善事业曾迎来前所未有的“井喷”。而公众抗震捐款的流向问题,却引发了同样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青年报》在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质问:中国式慈善,被财政“收编”? 对此,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回应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背后,捐款人有理由心灰意冷:入了财政的捐款,会不会被官员用来买轿车? 7 、人才流失海外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和冯小刚都知道的道理,却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难题。一份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大批人才何时回归,一留学机构总裁的结论很简单:“当中国超过美国的时候,人才自然回归。” 8 、冒名顶替上大学     2004年9月,时任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从女儿的班主任处获取了罗彩霞的高考信息,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证件。并让女儿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罗彩霞事件”曝光后,王峥嵘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4年。     此后,众多版本的“罗彩霞”在各地频现。本该严谨的高考招生录取流程,在手眼通天的权力面前形同摆设。媒体近日披露的案例是,河南一高校清退300多名“罗彩霞”。 9 、官员问责后 “ 带病 ” 复出     曾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5亿美元并在新加坡锒铛入狱的陈久霖,近日悄然复出。2010年6月底,陈久霖出现在央企葛洲坝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的高管名单上。《南方周末》报道称,国资委的问责制度和央企高管任命方式,令人生疑。     陈久霖只是被问责者复出的最新样本。此前,“带病复出”、异地任职的被问责官员,已经让老百姓见识了太多的“问责现形记”。有人说,问责官员不是不能复出,人们反对的是胡乱复出和悄悄复出。 10 、两会雷人雷语     两会雷人雷语已不新鲜,但今年全国两会仍有“突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严琦首倡“两会营销”。严琦的雷人提案是,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由政府办公共网吧。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陶然居网站被黑。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微博上曝料:“昨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 两会雷人语录正式迈上新台阶。对此,韩方明表示,委员不能代表利益集团、私人商业机构到国家最高议政场所来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 11 、富豪榜成为 “ 杀猪榜 ”     5月18日,备受关注的黄光裕案作出一审判决。内地首富黄光裕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黄光裕落马,再次印证了“富豪榜=杀猪榜”的规律。     去年年底,胡润研究院称,从1999年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9人出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归纳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依然前赴后继。 12 、全民争当公务员     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正呈爆炸式增长。继2009年飙升至百万以上(105万)后,2010年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而2003年仅为8.7万人,7年时间增加了将近16倍!     全民争当公务员,看中的无外乎是工作的稳定和良好的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坦承,逐年推高的报考热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分配制度有较大关系,“目前的社会利益分配仍然集中在少数一些部门和职业上”。 13 、河流鱼虾消失     还记得小学时写过的作文吗?家门口的那条小河,还有小河里的鱼虾,曾经成就了几代人的童年乐趣。而今,这样的美好回忆却成了现在孩子们的一种奢侈,因为鱼虾早已消失,河流不是已干涸,就可能成了臭水沟。 我们其实只是这片土地暂居的过客,有什么理由去败坏子孙后代仍要享用的土地、河流和生存环境?N 14 、公务员呵斥纳税人     如果不是广州市民王先生将自己与当地法制办公室公务人员的争吵过程放到网上,更多遭遇“咆哮办事”态度的群众可能依旧在忍气吞声(事实上,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更多人依然也在忍受“咆哮”式办事态度)。     中午12点下班,11点半就不再接待办事群众,广州市法制办工作人员的理直气壮,相信每个到过政府机关办事的人都感同身受。纳税人的钱供养着公务员,后者却对前来办事的“主人”颐指气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解体快100年,一些地方机关部门的“衙门作风”依旧不减当年。 15 、 “ 公费旅游 ” 比着来     香港《明报》报道称,去年一年赴台的大陆省市地方团体只有5个,但今年3月以来,已经有11个大陆省市参访团抵台,而且规模更为庞大,动辄数百上千人。     如果说访台多少还有些“走亲戚”的味道,还带着很多项目前往的话,那么很多前往西方国家和境外旅游胜地的团组就纯粹属于“公费旅游”了。虽然这些团组都会挂着“某某考察团”、“某某项目组”的鲜亮招牌,但他们考察的无非是名胜古迹,每天展开的项目也就是吃喝玩乐。这样的出访团组还是越少越好。 16 、小偷偷出贪官     七年前的一天凌晨,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一家正在熟睡之时,小偷从窗外将胡方瑜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裤子被扔在县医院后门外。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发现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展开调查,胡方瑜随即被“双规”。     这是《广州日报》总结出的“最雷人的贪官暴露经历”之一,其他雷人方式还有:被骗出来的贪官,劣质水管“漏”出来的贪官,拆房拆除来的贪官…… 【民生篇】 17 、铁路春运一票难求     新铁路年年在建,车速日日在提,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问题却成了不变的铁律。每到春节前,求得一张回家的车票看上去比登天还难。这里当然有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也脱不掉“回家过年”习俗的干系,但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从中作祟。要不,在车站前晃荡的黄牛党为何总能在春节前大赚一笔。     今年两会期间,铁道部表示解决“一票难求”的日子不会太远。据说到是到2012年,依据是届时铁路网营业总里程将达到11万公里以上。但愿一年多以后我们不会在春节前的车站看到太多沮丧的脸。 18 、老少皆为买房狂     我为房狂!从2007年前后至今,全民买房的热潮蔓延华夏大地。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要买房,年过半百的老人要换房,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想买房。年轻人不愿“蜗居”,投资客忙着“抄底”,开发商一边利用各种概念推波助澜,一边忙着数钱。     究竟谁最需要房子?花费父母、岳父母甚至祖父母数代人的积蓄成就的一套住宅,到底值不值?有人说不该为房子牺牲幸福,有人则认为有了房子才叫真幸福。幸福究竟有多远?全看你心里的期望与现实的距离。 19 、油价涨多跌少     涨价时总选择深夜偷偷摸摸宣布,跌价时却缓缓慢慢步履蹒跚,这就是中国油价调整时的怪现象。更有意思的是,目前22个工作日的调价间隔,往往出现“国际油价动、国内成品油价不动”、“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成品油价却上涨”的尴尬局面。     6月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做客人民网,称“中国油价涨得快跌得慢”属片面理解。至于后一种情况,曾传出缩短间隔日期的消息,但至今未果。 20 、医生收红包      “靠山吃山”的职务受贿,不是什么新话题。这种习惯在医院的直接后果,就是病人觉得“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九成被调查者觉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术或住院时,应该给医生送红包。     从今年7月1日起,北京市出台新规,凡是向患者索取红包的医生,都将在考核中定为不合格。医生收红包的现象甚至惊动了中纪委。5月7日,在卫生部召开的纠风联席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马馼指出,当前老百姓特别是对于药价虚高和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等问题仍然意见很大。 21 、上幼儿园比上大学难     幼儿园收费比大学还贵!《新京报》近日报道,北京一民办学校学前班学费上涨70%,一年收费20480元。不仅学费贵,入园更是难上难。有消息称,北京幼儿园15年减少1790所,仅能满足一半需求。幼儿园成了稀缺资源,以至于很多准妈妈,孩子还在肚子里,就开始为入园问题操心。     从6月21日到28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分析上幼儿园难的问题。教育资源如何平衡分配,影响的绝不只是当下。 22 、神医轮流转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养生大师”张悟本恐怕此刻对这句话最感同身受。今年上半年,张通过媒体迅速走红,2000元一个号的门诊一度排到2011年。但随着后来媒体的质疑,张悟本一夕败落,其行医坐堂的“悟本堂”,也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违章建筑”为名强行拆除。     “神医”被拉下神坛,“养生专家”成了伪科学代言人。张悟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之前自称“盖世华佗”的胡万林,用一把芒硝包治百病,与张悟本生吃茄子、喝绿豆汤没什么区别。神医轮流转,究竟是谁病了? 23 、黑心食品泛滥     张悟本说,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句话现已成过街老鼠,但中国人常常“吃出病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夏天,三聚氰胺再出江湖,青海、吉林等地“问题奶粉”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自从出了“苏丹红”以及它的弟弟妹妹之后,食品安全就成了老大难。百度百科介绍说,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不法商人生产黑心食品,但由于严重程度及(黑心食品)比例上的差异,目前 中国制造 已成为黑心产品代名词。头发酱油,红心鸭蛋,大头奶粉,洗衣粉馒头……当商人没有了良知,当执法者只知头痛医头,就只剩下老百姓自认倒霉,每天盯着电视报纸网络,苦苦修炼发现黑心食品的火眼金睛。 24 、开车不如走着快     连二三线城市长春、北戴河,也开始按照车牌尾号限制汽车上路了!放眼望去,凡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经常是道路变成停车场;走路反比开车(坐车)快,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中国城市的交通,真的到了让人崩溃的地步吗? 7月1日,IBM发布全球各大城市上班之旅的痛苦指数排名,北京独占鳌头。据财新网报道,此前2月的“世界各国人民上班路上花多长时间”的调查,中国亦是当仁不让占据老大地位。 25 、银行乱收费      到银行存上千枚硬币,645元竟被收了18元手续费。重庆一市民在遭遇莫名收费后,方得知银行收取的是“零钞清点费”。银行说,点钞费用来支付银行的人力成本。     排队等待的客户永远那么拥挤,办理一笔业务的时间永远那么漫长,服务被指相当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商业银行,在收费问题上却一直紧跟国际潮流,且不断有发明和创新。6月初,国家发改委、中国银监会联合发文叫停“零钞清点费”,但商业银行的更换存折费、短信提醒费、打印凭证费等乱收费仍多如牛毛。 26 、农民工为工钱爬塔吊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逢年过节,总会有农民工为讨工钱爬塔吊的新闻曝光。塔吊,正成为众多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们习惯了农民工和塔吊的关联,甚至有无良媒体将农民工讨薪比作“跳楼秀”,对此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直言:“那你秀一个给我看看!” 27 、卖肾救子     因2周岁的儿子得了罕见的病——戈谢氏病(肚大如皮球),37岁的母亲马女士开始在广东惠阳各地贴卖肾救子的小广告,筹钱给儿子治病。     这样的新闻,媒体上已经见惯不怪。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卖肾救子”,3.5万条信息跃然眼前。主人公几乎都是因孩子或父母生病无钱医治,才想出如此对策。     面对要靠卖肾才能拯救亲人生命的现实,最该反思的是医疗管理和社会保障部门。什么时候,这样令人心酸的悲剧不再重演? 28 、 “ 被 ” 涨工资      将“被”字的意义发扬光大的网民“酱里合酱”绝对是个人才,虽然他当时正在“被就业”。为追求就业率,一些高校将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强行描述为“已经就业”,至此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正式诞生。     而这一年来,从“被就业”到“被涨工资”、“被代表”,太多的身不由己“被安排”,效果可能如GDP的数字一样看起来很美,其中的弯弯绕却不知有多少九曲回肠? 29 、收费站天罗地网     两年前,一幅山西省内公路收费站地图在网上热传,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西省几个县市的收费站点,仿佛满天的星星,又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媒体人封新城说,“在这里,读懂山西。”     其实,收费站比服务站多,过路费比燃油费贵,早已是很多车主的感受。根据公开的资料,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竟有10万公里在中国。实行燃油税后,按说普通公路所有的收费站都要取消,但现实情况却是,变相收费、非法收费的公路收费站仍横行各地。 30 、 国庆 节成了旅游节     从1999年起,春节、“五一”“十一”开始了7天的长假。     十几年后,除五一黄金周取消、春节以探亲为主外,国庆节作为旅游盛典的味道依旧如火如荼。国庆节就是放长假,商家为争夺市场铺天盖地搞促销,节日本身的意义反而退居次席。 31 、听证会成 “ 涨价会 ”     6月,备受关注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孔”门票价格最终以涨价告终。此前的5月30日,山东省物价局已就此在曲阜召开了价格调整听证会。     景点门票涨价,我们习惯了;采用听证会的方式为涨价披上民意的外衣,我们也正在习惯着。不仅旅游景点门票如此,其他诸如水、电、煤气等民生价格在各地的历次调整,无一不是按照“听证-涨价”的程序一路走来。 【文化篇】 32 、电视节目台湾化     台湾艺人西进,歌手来了,演员来了,主持人和电视制作人也来了。随便克隆一下对岸的节目,再加上夸张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收视率就可能如打了鸡血般猛窜。一时间,众多卫视黄金时段嗲声不断,全民娱乐,“国语”腔席卷大陆荧屏。     早年香港影视剧也曾风靡内地,如今已是明日黄花。这一拨电视节目台湾化风潮,不知会吹到几时? 33 、拜金女争比不要脸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年上半年最火的电视节目都非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莫属。一群或真或假的“拜金女”,在台上极尽刻薄奚落“穷男人”之能事,语不惊人死不休。马诺、马伊咪,甚至连主持人和点评嘉宾,都因撩拨大众道德底线的“技巧”火得一塌糊涂。     可惜,“火”不代表口碑好,赢得了收视率却可能失却了美誉度。孟非曾辩称“不要老拿一句话说事”(马诺名言: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田歌则在微博上回应:别忘了,你们节目就是靠这一句话大红大紫的。 34 、大学行政化     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短短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30次。“根叔”的演讲稿中,“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等网络用语一应俱全。     我们习惯了高校被各种“工程”划分不同等级,校长也往往摇身一变成了副部级、正局级官员,此后便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虽老生常谈,但曙光已现。近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35 、用 “XX 后 ” 标签一代人     用出生年代来划分并标签一代人,是看似讨巧的提法。但“80后”“90后”等笼统的划分在涉及具体个案时,却往往以偏概全。“80后”在汶川地震和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风波后终于获得了正名,而精明的商家则用商业的手段向90后献媚:“你不了解90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对此撰文,呼吁“慎用代际用语”。在陶教授看来,随便使用代际术语,还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思维的弊端:对个人价值的不尊重。 36 、盗版有理     早在2001年,王小东就发表文章《盗版有理》,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没有到底是谁欠谁的绝对的“理”。“要讲绝对的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高度关联的,很难讲清楚到底是谁欠谁的。”     十年之后,如果有人批评盗版,想必仍有很多人会气愤难平:“你要是卖得和盗版一样便宜,哪怕是盗版二倍的价格,我们也会买!”有评论曰:看来,造假有理,只要便宜。 37 、山寨名牌满天飞     每天深夜打开电视机,各大卫视的广告几乎都被山寨品牌占据,其中尤以电子产品为最。你有苹果iphone,我就有Hiphone,你有iPad,我就造一个iPed。     事实上,中国厂家山寨的对象已不仅限于电子产品。美国《时代》周刊近期也凑了把热闹,评出中国的十大山寨,内容涵盖电子产品、街道建筑(如“白宫”)、文化产品等方面。有简单的模仿,也有加入自己智慧的创造,既满足底层人民大众之需,又娱乐了世界人民。 38 、戏说历史成风     新《三国》开机前,高希希曾表示“绝不戏说历史”。但上映后,却被网友猛烈揭批为“伪《三国》”。     从《宰相刘罗锅》到《康熙微服私访记》,从新《三国》到《杨贵妃秘史》,影视文学戏说历史之风由来已久。对此有人不解,指斥戏说让严肃真实的史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层越来越深,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特殊的文化现象,“四大名著里面三部都是演绎的历史”,老百姓看历史,“全凭戏说”。     戏说有理乎?答案缺席,只有戏说依旧。 39 、艳照门     始于香港明星陈冠希的专有名词,正在内地网络上发扬光大。“兽兽”、“闫凤娇”,一批又一批豪放女在网络上曝光令人咂舌的艳照,尺度之大让陈冠希的艳照风波相形见绌。     出名才是硬道理。在此背景下,一些女大学生、空姐开始分享自己的艳照甚至是洗澡 视频 。让见惯了大世面的中国网民也手足无措。 40 、争抢名人故里      李白、曹操、西门庆、孙悟空、观音菩萨……如果有足够的版面,这串名字可以列出更多。哪里才是他们的家乡?7月,这股争抢名人故里的风潮中又添新丁:国学大师陈寅恪。7月3日是陈寅恪120周年诞辰,随着“陈学”在海内外华人地区炙手可热,湖南凤凰古城与广东中山也掀起了“陈寅恪故里”之争。     拉名人虎皮,举地方经济大旗,各地政府的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 41 、学术腐败丢脸到国外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数十名学者联名公开信,就清华教授汪晖涉嫌剽窃事件敦促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给予回复。     汪晖之后, 唐骏 、朱学勤等名人,纷纷被指学历或毕业论文有问题。江西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更牛,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发表70篇论文,直到去年年底,上述论文被一次性撤销,“科研成果”才成为“学术丑闻”。     学术腐败各国皆有,中国学人一枝独秀委实不易。 42 、体育界丑闻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因董芳霄涉嫌伪造年龄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十年后(2010)的2月27日,中国体操女队当年获得的团体铜牌被取消,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被收回的奖牌。     “年龄门”还没结束,新消息又传来。国际柔道联合会查明,中国选手佟文在2009年柔道世锦赛后的尿检呈阳性,并宣布对其禁赛两年,世锦赛所获金牌被取消。据说,佟文是“被中国的猪放倒的”——赛前吃了排骨。 如果算上足球界的假球黑哨,中国体育信誉危矣。 【城市篇】 43 、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     一下雨就成汪洋,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的普遍顽症。今夏多雨,城市中的水乡泽国也就格外多。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曾这样描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交通虽慢但不堵塞,城市虽滑却不积水的,多半是发达国家,反之,大概就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很简单,后者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未雨绸缪,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训,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领会它的本意。 44 、盲道 “ 失明 ”     人行道上那一溜长长的特殊凹凸路面,你曾发现过什么问题?在即将举办亚运会的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前几天闭着眼睛走了几步,在七拐八拐之间,不时要躲避停在上面的自行车、机动车,记者感叹“如练九宫步”。     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有盲人500万,占全世界盲人总数的18%。如此多的盲人群体却很少出门,原因自然是生活的不便。而盲道上的错落“风景”,也让其违背了设计初衷。 45 、城市马路开膛破肚     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兰州晨报》曾报道,为了净化黄河,兰州市从2009年开始展开为期三年的污水全收集官网配套工程,该工程的特点就是对主次干道动“大手术”。《重庆晚报》对此类现象的描述更形象:今天姓“电”的部门刚刚开挖完,明天姓“水”的部门可能又来挖。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中国多数城市却因马路隔三差五开膛破肚,让居民无法感觉到“美好”。 46 、耕地变厂房     几个月前还是绿意浓浓的田野,再去时却发现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塔吊。如果有空到城市周边转转,城市建设的步伐是多么迅速,就能略知一二。     数据显示,1996年10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到2006年10月31日,这个数字已经锐减为18.27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40万亩。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正面临严峻考验。 47 、办假证广告随处见     这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景观:电线杆上,地铁车厢内,旅游景区的建筑表面,到处都可见到歪歪扭扭的“办证”两个字,后面是一长串11个数字的电话号码。     殊途同归的,还有“收药”广告、“中奖喜讯”,通过原始的、电子的方式考验你的承受力。 48 、城管扫荡小贩     从当年北京烤串小贩刺死城管队员,到后来流传于网络的《城管执法手册》,城管与城市建设和市民的关系一直含糊不清(表述上很清晰,共识总是很有限)。     城管扫荡小贩,已是中国城市雷打不动的街头闹剧,演出场次随机,演出地点随意,演出结果唯一:罚款,没收小贩谋生的工具。 49 、物业只知道收费     潘石屹在瑟瑟的办公室里冻得发抖,建外SOHO物业公司停暖,令这位中国地产巨头一筹莫展。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让中国众多业主看到了物业公司的超强能量。潘石屹尚且瑟缩一团,普通人又能如何?     2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直言“不能让物业矛盾影响了和谐社区的建设”。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相当普遍,物业被指责为只知收钱,而几年前北京朝阳区业主因拒交物业费遭法院强行从被窝里带走的场面更是历历在目。 50 、国际名牌中国最贵     一条Levi's牛仔裤在美国的折扣店卖15~30美元,可在国内的专卖店却要卖700元人民币。一双耐克鞋,美国卖60美元,在中国的专卖店里可能要800元人民币。尤其让中国人郁闷的是,其中很多国际名牌都还是中国造。     一样的商品,一样的出身,美国人消费就是比中国人便宜,这种价格倒挂现象由来已久。与此类似的还有,国外名牌汽车全球召回,唯独中国消费者很难获得同等待遇等。 危险习惯暴露转型期社会问题   【作者】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虽然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人正在习惯的50个异常现象中,我们首先能归纳出的是“矿难频发”、“百姓跪访”等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这些现象实质上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体现,至少反映出两个矛盾:一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二是官民隔阂、甚至对立。 消除矛盾需照顾各阶层利益     虽然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民众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往往使得一些个别事件,迅速发酵扩大,最终形成某种程度的群体行为和事件。当然,对矛盾的宣泄可能是心理上的,比如上网发发牢骚;也可能是行为上的,比如频发的群体性风波等,后一种类型自然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我最近正在进行有关“两极分化”问题的调查研究。有91%的人认为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近四成的民众认为两极分化在 北京奥运会 之后只会加剧和扩大。这其中有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也有先富政策的原因,已使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提前出现了两极分化。 既然分化已经形成,完全消除它须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且不能采取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的政策。在避免社会因矛盾加剧而出现不稳定因素时,我们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底层民众的收入,让底层民众看到生活的希望。第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使中产阶级个体坚强、整体成熟。上世纪的中国中产阶级心态比较优越和自豪,但现今由于过高的房价,变成了一个个“苦奴”心态,比如成为“房奴、卡奴、车奴、孩奴”等。所以,如何培养和加强中产阶级队伍建设,如何扩大他们的收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是当务之急。第三,要限制高管和富人的收入,保护富裕阶层靠正当合法途径获取的合理收入。当然,这方面工作怎样不触及社会敏感的神经,需要高超的艺术。 感性文化要向理性文化转型     除了上述提及的“社会矛盾”,我们也发现生活中有一些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现象,包括“铁路春运一票难求”、“油价涨多跌少”等在内。虽然“一票难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农民工、学生等流动人口过多,社会运力不够,但不能否认特权垄断和部门“潜规则”加剧了这种状况。因此,改变或防止这些现象继续出现需要国家能够及时治理住官僚部门的不正之风。     这又回到了官民矛盾的话题。改革的对象有行政部门、有垄断部门,还应该包括国有垄断企业。有些中国的事情可能老百姓看不懂,因为它们不符合市场供求规律。例如,油价涨多跌少肯定不符合规律,因此包括我也会怀疑,是否背后还有人为操纵的迹象?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追求利益是企业的既定目标,但如果这一目标也同样适用于地方政府,就会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看到“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这说明城市建设缺乏规划,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和人为的城市化水平,不断盲目进行扩张。为了领导政绩而不考虑子孙后代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这暴露出当下地方政府喧嚣浮躁、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弊病。 而这种“喧嚣”的氛围浮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追求金钱拜物教,追求感官刺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信仰了。     最好的例子来自各类相亲节目中的“拜金女”宣言,来自不尊重历史的戏说剧成风,来自学术腐败、“艳照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化都属于感性文化,追求娱乐化。所以,现在迫切需要向理性文化转型。我们要重视价值体系建设,特别是古代的文化价值体系,譬如礼仪廉耻,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只有这么做,才能引导人们去找寻真正的幸福。  

傅国涌:时代的痛感就是我们的痛感

一句话,时评需要深入生活的底部,也需要仰望星空。真正有生命力的时评不需要黄金 铸造的桂冠,千百万读者会主动在心中为它加冕。 傅国涌. 【按:好几年前,《南方都市报》第一次出时评集时,要我写几句话,就写了这篇小文。今天找文章时,发现了此文,虽相隔数年,对时评、时评与时代的关系、与我们生活的关系,这些看法并无什么改变。】 在1949年以前相当长的岁月里,《大公报》曾经 ...

看中国:南方报系破禁爆上访者惨况

据悉事件引起北京市当局不快,向 中宣部 逼宫要求广东处分有关刊物。 《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文章题为《倪玉兰这两月》,虽然目录提要不显眼,但内页全文长达5000字,且配上受访者大幅相片,相当引人注目,堪称是本期刊物的“压轴之作”。

期待另一种“不惜一切代价”

在主流媒体报道的救灾现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面倒的救人场面,领导如何发布指示,救援者如何争先恐后,医疗人员和上级领导如何细心呵护获救的矿工。一方有难,八方支持,这些动人的场面当然应该报道。可是,自始至终,我们从电视画面上看不到介绍矿工的姓名、身世、家庭,听不到获救矿工自己的声音,听不到他们同事上司的声音,更听不到矿工家属、附近居民的陈情,企业工会更是鸦雀无声。各级政/府一直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可是在媒体报道的现场,“主人翁”全部销声匿迹了,他们只是“被隔离”、“被同情”的配角。当悲剧被描绘成奇迹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悲伤。

媒体的责任

英国科普杂志《新科学家》去年刊登了一篇文章,我一直保留着,题目叫做《媒体的歪曲报道对科学事业和新闻事业都不好》(Media distortion damages both science and journalism)。这篇文章是英国剑

地沟油恐慌:生命在漠然中更加廉价

地沟油恐慌:生命在漠然中更加廉价      (这是给某杂志写的卷首语。给杂志提供时的标题是“风一样的恐慌”。早就写了,现在才可以发在博客上)       习惯性恐慌,像风一样,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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