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责任

方可成 | 争议话题中的媒体责任

争议话题中的媒体责任 ——在“儿童/年轻人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沙龙上的发言(2012年2月28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参与这次媒体沙龙,并分享我对儿童权利、企业社会责任和新闻媒体之间关系的一些思考。我是方可成,南方周末报社驻京记者。 这次沙龙的主办方,一是我的东家南方周末报社,一是瑞联稚博儿童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我和这个中心颇有缘分,因为在这个中心工作的,有我曾经的同学,也有曾经的老师——我们都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瑞典隆德大学联合举办的“人权硕士项目”的成员。 也正因为曾经修读过这样一个人权硕士项目,所以我对今天的话题还算有些了解。我们知道,联合国现有九大核心人权公约,有的公约我们加入了,有的公约我们签了字,但十几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批准,有的公约我们则还没有签字。 我们在人权硕士项目中的课程很多都是围绕这些公约展开的。在九大核心人权公约中,我对《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的印象最深,因为它是有史以来得到全球各国最广泛接受的一项公约,世界上仅有两个至今未批准加入《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一个是索马里,还有一个是美国。 在座的各位同行都知道,媒体最喜欢追逐有意思的细节,自然,这个细节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同样深深刻进我脑海里的另一个细节是:我们的外教在课堂上用许多事例来引导我们思考和讨论人权相关议题,每一次总结的时候,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人权议题总是充满了争议。她用的词是controversial。 在我看来,这个词的确非常恰当地描述了人权相关议题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今天下午为什么会在这里举办媒体沙龙、讨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人权议题都不复杂,不存在什么争议,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 现在,我就针对一个具体的议题,来谈谈它的复杂性和争议性。这个议题就是等会儿要在这里发布的“新生代青年工人调研报告”所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从我所在的南方周末报社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谈起。2010年5月13日,富士康发生连续自杀事件的那段时间里,南方周末刊发了《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一文,引起的反响很大。最能引发大家兴趣的,是这篇报道的操作方式——我们的一名实习生在富士康“卧底”潜伏了28天,力图解开“自杀之谜” 然而,如果你读完全文,会发现有些“文不对题”,因为文章并没有给出谜底。严格来说,应该做大标题的并非“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而是肩题上的这几个字:“新生代打工者的死与生”。 这正反映了编辑记者在操作这篇报道时遇到的问题。用写作这篇报道的一位资深记者的话来说,一开始,我们希望做一道“数学题”,用一环一环的故事与细节最终导出自杀的结果。他甚至在调查刚开始的时候提出:如果不能建立这样的逻辑关系,那么这篇调查就是失败的。 可是,随着那位卧底的实习生传回来越来越多的信息,这种“数学题”式的思路行不通了。为什么?首先,死者的死因各不相同,多数人自杀的直接原因非常私人化(如婚恋、家庭变故等),有的甚至很抽象,并不是由于具体的事件,想象中的“黑幕”并不存在;其次,富士康的用工制度,相对于其它多数代工厂,不管在工资、福利、管理规范上,实际上都做得更好。 当记者发现这些现象时,实际上问题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就已经部分凸显出来。 今年春节期间,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组报道,同样将目光对准了富士康工厂里的青年工人。这组报道被人翻译成中文之后,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广为流传,有些人读了之后,颇不以为然。比如,有人说:“在去年的某段时间,和富士康走的比较近,所以知道一些内幕。很多工人想进富士康,不但要托人,而且要给招工的工头送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汗工厂?好吧,你是准备让他们不去富士康去小煤窑和建筑工地吗?” 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有些媒体也持此态度。一家门户网站就在评论栏目中旗帜鲜明地表示:称富士康为“血汗工厂”是“乱扣帽子”:“在中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所有‘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并没有被拴上镣铐,他们自愿在这些工厂里做工、加班,不想干了就离开。以富士康为例,针对应聘者的调查显示,他们选择富士康的最主要原因是‘公司能按时发工资,福利和工厂环境好点’。当这家公司因为‘N连跳’事件成为众矢之的时,它选择将工厂内迁至河南、四川等地,在那些地方社会报名员工亦是成千上万。” 这些评论给我们提出了问题: ——工人对一家企业趋之若鹜,是否就能自动证明这家企业在保护工人权利方面做得好? ——当一家企业在保护青年工人权利方面做得比不少其他企业更好时,媒体应该对它采取怎样的态度?是否应该放弃调查与追问? 还有人说:“中国的确存在血汗工厂,而且很普遍,但这是发展的必然阶段,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战争和殖民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个阶段,我们选择了用老百姓的血汗作为完成原始积累的手段,对于个体是利益损失的,对于国家主体和民族主体是阶段性损失长远的是获利行为。” 当然,也有人认为,倘若一家工厂不尊重青年工人的权利,那主要是因为政府的默许,甚至纵容、合谋,所以真正应该被监督和批评的是政府。 新的问题又来了: ——如何看待所谓“长远的整体收益”与“短期的个体损失”? ——当我们意识到,在青年工人权利的议题上,权力、制度等多种深层因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时,企业是否可以因此免责? ——在明知道大的制度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媒体该怎么办? 此外,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企业在保护青年工人权利方面究竟应该执行怎样的具体标准?媒体应以怎样的标准来进行监督和评论?是否存在所谓“西方标准”和“中国标准”? ——当媒体自身的广告经营与对某家企业的监督形成矛盾时,应该怎么办? ——…… 如何回答这么多的问题?让我们先回到南方周末的“卧底”富士康报道当中来。 刚才说到,我们的编辑记者本来准备做一道“数学题”,解答富士康工人自杀的原因,结果发现这道题解不出来了。怎么办?换成了“语文题”。 所谓“语文题”,就是不再力图揭开一连串自杀事件的逻辑链条,而是“去寻找造成自杀事件的那些多样化的资本、机器、权力、制度的现实细节。正是这种种细节,这种种看似不确定的要素,汇流成摧毁那些自杀者生存意志的原因。我们要揭示的不是自杀与富士康之间非黑即白的因果关系,而是自杀与富士康、与整个不合理社会机制之间潜藏又必然的关系”。 所以,最终呈现在版面上的,是一道描绘“新生代打工者的死与生”的语文题,而不是一道解答“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的数学题。 根据这个具体的新闻生产案例,再结合我的浅显思考,我在这里提供几点关于媒体如何处理这一争议话题的个人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对事实和真相负责。 听起来很简单、很基本,是我们做记者的基本常识,但我希望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因为有时候,对事实和真相负责并不是那么简单。 对事实和真相负责,意味着不预设立场。媒体无须天然地站在青年工人一边,不能在没有充足事实和严谨逻辑的情况下强行“揭黑”(所以,从“数学题”变成“语文题”虽属无奈,但却是明智的选择,也给编辑记者带来“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感觉,因为“语文题”触及了更核心的命题);更不能天然地站在企业一边,绞尽脑汁为它们寻找借口和托辞。 对事实和真相负责,还意味着对全部的真相,而非部分的真相负责。上面我所引用的一些评论,就有只呈现部分真相的嫌疑——比如,谈工人们对富士康的趋之若鹜,却不谈富士康真实的工作条件如何,不谈青年工人们在里面的真实感受如何,未免偏颇。 第二个建议是,厘清媒体的定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话题中,利益相关方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几方包括:企业、工人、政府、消费者、媒体、NGO……如果几方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那么事情就能够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在这里并不打算提出一个各方互动的模型,我只想强调:媒体应该认识到,报道真相、监督权力和资本是媒体的天职,无论自己所面临的议题多么复杂,多么具有争议,这一根本属性是不能改变的。 在这里还应强调的是:对权力的监督人人都知道,但对资本的监督却是很多人所忽略的。这也就回答了上面的那个问题:当我们意识到,在青年工人权利的议题上,权力、制度等多种深层因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时,企业是否可以因此免责?当然不可以,倘若青年工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自然应该问责权力,但往往权力和资本是合谋的,对资本的宽容是没有理据的。 第三个建议是,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但不要放弃改变的可能性。 很多时候,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其实是没有任何力量的码字工人而已。我相信大多数同行在工作过程中都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惑:我看清了自己的角色,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可是,情况根本没有发生改变,糟糕的依然糟糕,我做的还有意义吗?具体到青年工人的权利这一议题,一篇篇具体的报道的确根本无法改变中国低成本的世界工厂角色,更无法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那么,还要继续报道吗? 当然需要。认识到局限性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谦卑,但却不是要磨灭我们对一个更好社会的追求。倘若没有媒体、NGO等孜孜不倦的关注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也许根本不会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我们今天这样的沙龙也许根本不会举行。虽然今天的沙龙结束后,不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但一定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在悄悄发生。 第四个建议是,借助多方面的智力支持 ,比如CCRCSR这样的专业机构,比如长期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实际上,我们派人“卧底”富士康,正是受了香港学者潘毅的启发。她在做中国女工研究时,在深圳一家电子厂以女工身份打了一年工,并概括出中国女工身上的三座大山:权力、资本和家庭。看了她的《中国女工》一书,我们的编辑感叹:“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在国内的新闻报道中,看到过如此清晰、血肉丰满的中国女工形象?为什么描述中国女工的真实生态,居然不是由新闻报道,而是由一本学术著作来完成?我只能说,不少媒体人,包括我本人,长期处于浮躁的信息生产中,有时反而迷失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关注与沉潜心态。”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粗浅看法,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对于青年工人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个复杂的争议话题,很难有简单的结论。作为新闻记者,我们只能在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不断摸索,不断讨论,既不成为“愤青”,也不成为犬儒,争取形成最广泛的职业共识。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祝贺中国连任人权理事会成员 盼望人权行动计划早日“出口转内销” 中国特色的人权报道读本 和瑞典副议长共进午餐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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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及暸望东方周刊两名记者在吉林被扣押

南方周末记者详述被扣经过:挣扎中被越拧越紧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6日19:13    南方周末      8月6日下午两点左右,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向编辑部打来紧急求援电话,称他和了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被吉林省桦甸市常山镇派出所和市委宣传部跟踪、扭送、扣押已逾两小时。   南方周末即对此事展开调查与交涉。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讲述了事件经过,并向桦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辰光作了求证。   一   朝格图回忆,8月6日中午12时左右,他和了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在桦甸市常山镇靠山村采访。此时灾情惨重,他们在一户灾民家了解情况,出来后,即被干部模样的人盯上了。   他们想甩掉盯梢的人,就到靠山村的主路上去拦车离开。结果,车没拦到,一辆警车先到了,下来三名警察。其中一名警察亮了一下证件,但朝格图和王立三都没看清楚。为首的警察自称姓卢,但根本没亮证件。他要求两名记者出示证件,两个记者不想暴露记者身份,不愿出示。朝格图对警察说:“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也没做任何犯法的事,我们有权利在自已的国土里走动吧?”但卢姓警察坚决要看两名记者的证件,但他又不给两名记者看自已的警察证。   僵持中,卢姓警察忽然说:“刚才有村民报警,说你们形迹可疑。”   然后又例举说治安管理条例、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他们有权看别人的证件。朝格图就问他是那条那款,那警察又语塞。这辆警车就这样堵着这两名记者不让他们离开。   几十分钟后,又来了第二辆警车,下来两名警察,一个又高又胖,另一个腰间挎着对讲机,他们态度凶悍,自称是桦甸市公安局的,嘴中骂骂咧咧,要看朝格图、王立三的证件。两名记者开始录音。他们还威胁,称已经有证据抓他们两人。   在这样的僵持中,有警察接到了电话,两辆警察忽然就离开了。   两名记者舒了一口气。朝格图回忆:“当时我估计是什么人打来电话,警察觉得我们没有问题,就撤了。”   二   两名记者索性又回到村里,找到一家灾民简单地作了些采访。就拦了一辆救灾车去常山镇。这时,他们发现有辆车跟在后面,后来知道这是桦甸市委宣传部的车。   他们到常山镇的一家小餐馆,刚进一小包间,就看到桦甸市委宣传部的人候在旁边。   桦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辰光显然已猜出朝格图、王立三的记者身份。所以,他对他们反复强调:“你们不能私自采访,记者采访必须经过宣传部,你们要到哪儿,我们宣传部的人都可以陪同。”他继续要求看朝格图两人的证件。朝格图两记者不再理他,自已点菜。   张辰光让另一名宣传部人员盯着朝格图俩,他就走了。   几分钟后,张辰光带着近十名警察包围了那个餐馆小包间。   警察冲进包间,不由分说,扭住了两名记者的胳膊。朝格图回忆:“当时我们反复挣扎,他们越拧越紧。”后来,张辰光承认,警察就是他叫来的。   朝格图、王立三两名记者被带到了常山镇派出所的情报分析室。进入房间后,朝格图的包和王立三的包都被警察夺走。王立三想护住自已的包,在拉扯中,被警察推到了凳子上,凳子把上折断了。   朝格图的南方周末记者证与工作证均被搜走,王立三的记者证、身份证、单位介绍信均被搜走。此时,警察与宣传部官员已明确知道他们是记者。但他们并没有任何要放人的意思。   一名警察看着王立三的身份证,知道他是哈尔滨人,遂骂道:“你是哈尔滨的,哈尔滨的还牛逼,牛逼个啥?”警察还翻看朝格图的采访本。并拿走两人的录音笔和手机。他们已无法和外部联系。   朝格图反复地说:“别动我们的东西。”   结果,警察又冲上来对他们搜身。   两人想去厕所,一个带头的警察就在嚷:“给我跟着。”   王立三去上厕所,想和跟着的警察聊两句。那名警察立马暴怒:“操你妈,别墨即(东北方言:别罗嗦)。   宣传部副部长张辰光还删除了两名记者录音笔上的录音,并翻看两名记者的手机短信。朝格图抗议:“你们没有权力看我们的私人信息。“   张不理,翻看短信后,把手机还给了两名记者。   这时,又有一名警察拿着数据线进来,想调看两名记者的手机信息。王立三遂给吉林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官员打了电话,该吉林省委宣传部对张辰光说了。   张辰光才出来给警察说,手机就不用看了。   三   此时,大约已接近下午两点钟。从被跟踪、扭送与扣押,也接近两小时。本报记者接到了朝格图的电话,遂与吉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的赵姓副处长电话交流。   南方周末记者:“你们为什么要扣记者,这是侵犯记者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并且,也违反法律和新闻出版署的相关规定。“   赵:“这不是扣押。这只是查询身份。“   南方周末记者:“如果只是当地宣传部查询一下记者身份,我们能理解,但为什么要动员大批警察来查呢?”   赵:“警察有权查任何人的身份。”   南方周末记者:“你错了,警察并不能随便查人的身份,除非有具体的案由。请问,他们有什么案由?”   赵:“我们查他们的身份,是为了南方周末好啊。如果是假记者,会损害你们报社的。”   南方周末记者:“我觉得这种查询方式,会捐害政府的声誉。现在你们查清他们是记者了吧,准备什么时候放人?”   赵:“我们已经查清了,朝格图的记者证过期了,但我们准备让他们走了。”   南方周末记者:“即使是普通公民,你们就能随便抓人?”   赵:“不是我们宣传部抓的,是警察查询……我已经给当地打电话了,叫他们放人。”   大约在下午两点多,两名记者在情报室里被扣押半小时后,终于被放。   南方周末记者给桦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辰光打电话,问他当时为什么要扣人。他的回答是:“这只是一个误会。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记者。这里灾情复杂,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   http://news.sina.com.cn/m/news/roll/2010-08-06/1913208431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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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导也是很怪,不报道灾难,只报道救灾,就是把本来一个灾难的坏事,变成一个表扬领导人的好事了。具体那些灾难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才是新闻的核心问题,反而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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