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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墨 | 孙立平教授:你以为你是谁?

经常弄不清自己是谁;放历史情境里,更不知道自己会是谁。 多年前的一天,我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一大堆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著名人物,然后问学生们:你最崇拜其中哪一位?...

孙立平:血性高于是非

昨天晚上,最吸引眼球的事情,也许就是参加中国乒乓球公开赛男单比赛的中国运动员全部退出比赛。虽然我作为一个外人,对于其中的是非曲直并不全然知晓,但这个退赛是表达对刘国梁工作调动的抗议,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昨天晚上还有一件事情:人大校方做出决定,责成继续教育学院收回发给几位社会人士的兼职教授聘书。之所以顺便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中有一个与上一件事情相同的因素,即人大校方是在人大校友联名抗议后做出这个决定的。...

中产圈|上帝给中国还留下了几个有良知的人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社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钱理群,北大教授。...

孙立平:当前中国最急迫的三个问题

当前最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 从最虚的层面来说,就是三方面:第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个是老百姓的希望感。 一、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最让人困惑的一个时期 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焦灼和困惑的心情来讨论中国改革和未来走向问题的。 最近我一直在说,这几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困惑好像跟原来有点不一样。...

CND|孙立平:恐惧的生产与再生产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如是说。 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一篇评论肖斯塔科维奇的文章这样写道。   ...

墙外楼 | 孙立平:个人崇拜也是需要技术含量滴

孙立平:个人崇拜也是需要技术含量滴2016年3月20日墙外仙减小字体 / 增大字体我的长微博从不转载文章。这次破个例。这是姚监复讲的一个真实的笑话。转:姚监复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他说,他讲的这个笑话实际上是文革后期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给他讲过的一件真事。姚监复:有一个笑话是真实的故事,是纪登奎告诉我的,纪登奎不当常务副总理,就在我们农研室当研究员了。跟他一起出差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我们经过贵州,他说,贵州的第一任革委会主任叫李再含。周恩来总理让我调李再含开会时的讲话录音审查。审查以后发现讲话录音内容没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重复中央的《人民日报》精神。就是喊口号时候,一般是喊两个口号,他喊了三个口号,第三个口号有问题。最后结束的时候,一般文化大革命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第二个就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加了第三个,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主任的身体永远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记者:真的假的?姚监复:真的。我说给他处分了没有,他(纪登奎)说没有。他说,后来想想,你们是北京的红太阳,他(李再含)就是个月亮反射你光芒,而且是贵州的“小月亮”,也不能算错啊。你们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他才比较健康,这不能算错吧。但是你没有资格就第三个喊。喊完毛主席、林彪,就喊李再含,因此以后不准再喊了。我说完以后,吃饭的时候,朱厚泽在场,朱厚泽笑完以后说,老姚你瞎编的,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我怎么没喊过永远比较健康啊?我说,这是67年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实行的。你那时候干什么?他说,我劳改。我说,你劳改,你没权利祝万寿无疆啊!结果旁边一个县委书记,沿河县的县委书记,贵州的,说,朱书记,老姚说的是对的。我们那时候开几万人的大会,都是很严肃地祝李再含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他说,还有呢,我们县革委主任,以为这是中央的文件精神,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省里是比较健康,那我县里呢?我也得喊一个,我说省里都比较健康,你县里喊什么?他说我们那时候就喊,祝贵州省沿河县革委会张三主任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这是真的。所以我就写到我的笑话集里了。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传闻, 网文标签: 个人崇拜

孙立平:恐惧的生产与再生产

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如是说。 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一篇评论肖斯塔科维奇的文章这样写道。...

博谈网 | 上海国际问题女专家:谁打朝鲜,我就打台湾

亚太问题专家于迎丽博士(视频截图)(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近期与韩国进行联合演习以武力威吓朝鲜。然而中国的一名女专家却在电视上表示,若美国执意用军事手段解决北韩核武问题,中国也不排除用武力对付台湾。被称为“第二央视”的香港凤凰卫视《凤凰全球连线》15日报导中,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的于迎丽在节目上称:“之前我们其实是一直非常排斥把朝(北韩)核问题跟台湾问题相连接,但是现在我觉得,如果说美国在走军事道路的方向上一意孤行的话,其实我们中国也完全可以考虑,把台湾问题跟朝核问题联系起来看。如果说美国不排除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朝核问题,那么我们其实在台海问题上面的一贯立场,就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排除过武力手段。所以我觉得,中国其实不光是就是说除了要在朝核半岛方向上跟美国是要有一个正面的碰撞,我们也要有一些这种迂回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网友的反对派与支持派于迎丽将台湾与北韩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引起两岸舆论热议。对台湾问题向来总是有二种相反看法的中国网友,不少人批评于迎丽的逻辑太恐怖。中国民众向来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是同胞。因此辽宁律师于洋批评于迎丽主张“同胞相残”来保卫朝鲜金家政权的残暴统治,是何居心。徐昕律师也质问:“谁打朝鲜,我就打内战。三胖是亲人,台湾是敌人。这是什么逻辑?”独立学者荣剑认为于迎丽惊人之处有二点:1。无耻,把台湾视为敌国,以打台湾来救朝鲜,制止美国为世界除恶。2。无知,言论全是意识形态腔调,毫无专业知识含量。另有网友认为,这种观点放到国外就是恐怖分子,质问:“怎还有脸说台湾是中国的?”也有人指出,这就是金氏政权的主体思想──“谁惹我,我就打韩国”。持相反看法的网友则表示,如果美国入侵朝鲜,就是给中国提供一个武力统一台湾的契机。持这类观点的网友普遍认为,中国民众称台湾人为同胞,但台湾人却对中国人民极为不善,和平统一台湾的希望已越来越小。台湾网友:台独催化剂另一方面,台湾网友们愤怒的指出,这种言论是秀下限的台独催化剂。许多人批评中国总是耍“血浓于水的同胞”及“不放弃武力攻台”的两面手法。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变相承认台湾主权:“谁会整天动不动就要打自己国家的一部分?”还有人说于迎丽只是说出中国的真心话,另有不少网友指出,中共是纸老虎,要台湾民众不用担心。但如同支持攻打台湾的中国网友认为台湾人对中国人极不友善的观点一样,有台湾网友表示,就像中国网军在脸书上留下的谩骂留言一样,中国人对台湾也不友善。一位就读台湾大学的张姓网友在脸书上留言说:“四川震灾我也捐了几千元新台币。看中国这几年来不断恐吓、打压台湾,以后我不可能再捐钱给中国了。不能怪我爱心冷淡了。”纯意识形态教育下的专家引来舆论哗然的于迎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官网上显示她已于2015年4月离职。曾为智库助理研究员的她,却出此言论,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孙立平认为,这是长期形成的纯意识形态式的思维方式。孙立平教授在个人微博表示,这种思维方式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分敌我,不但罔顾最基本的道义是非,甚至不能理性判断真正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局势。他也认为于迎丽所言等同于其所想,因为在多年以意识形态正确为导向的学术研究氛围熏陶下,会觉得从意识形态正确的角度看问题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孙立平教授又解释,虽然有人说可透过互联网上的讯息,来达到去愚昧作用,以于迎丽的能力,从网上获得充分信息是没问题的,但那不见得能使人们自动不愚蠢。“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毁坏的就是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他最后又表示,以朝鲜为例,纯粹的意识形态立场,有时往往是损害国家利益的。

孙立平:领导体制的乱象何以形成?

孙立平:领导体制的乱象何以形成?2016年1月19日墙外仙减小字体 / 增大字体经常在各地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就是领导体制乱象。无论是政府机构中,还是国有企事业单位, 举凡任何一个行政组织中(私企除外),都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谁是最高决策者,反过来说,谁是最高责任者。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之初。当时鉴于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教训,开始推行三方面的体制变革:一是强调分权,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也包括向企事业单位的分权);二是强调集体领导的体制,以防止将权力过多地集中到个人手里(指一把手);三是推进党政分开的制度。在其后形成的体制中,虽然一把手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但其后的几把手,仍然有很大的独立决策权,特别是在其主管的领域和部门事务中。一些重要的决策,则往往要经过集体决策的程序,而这种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走过场的。而在党政分开制度能落到实处的地方,实际上出现了双首长体制(如市委书记和市长)。这种体制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角度说,当然有道理,但其实仍然是一种很蹩脚的体制。集体领导,说穿了,就是在缺乏权力外部制衡的情况下,用权力内部分散来实现权力制衡的一种安排。但由此产生的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分权后,一级行政组织的集体决策者向谁负责?比如说一个学校,如果把权力下放给校长们,校长们向谁负责?其次,很多事情在集体领导的名义下互相扯皮,效率低下。更有许多地方,实际上是内斗不止。这一点,在地方政府实际上充当经济发展发动机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明显。现实的要求,推动着权力向一把手集中,而模糊的规则和制度,则为这种集中提供了空间。因此,在过去20年间,总的趋势是权力越来越向一把手集中,所谓集体领导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特别是在一度实行的书记兼人大主任的体制中,一把手专权的模式开始制度化。一把手专权的体制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弊端更为明显。因为这种一把手专权的体制是在缺乏其他权力制约的情况下发生的,于是各个地方的一把手就越来越像一个地方的土皇帝。所谓县委书记现象(成为腐败重灾区)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字面上不能放弃集体领导的说法,这样字面上的集体领导也就成为专权的一把手在决策失误时推卸责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书记是最高决策者,但出了问题,则要由行政负责人担责)。此中可以见到权责的混乱。这当中还有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状况。由于所谓集体领导的制度安排是很模糊的,在现实中,往往是领导者尤其是一把手的能力性格等因素决定了实际的运作的情况。这样,到了本世纪前十年,在中央层面上实行的实际是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体制,而在地方的层面,则是一把手专权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加剧了权力内部的失控。于是,就有了18大之后的再集权化过程。以上,是现象的过程描述。下面,我们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在现代社会中,最有效率的体制是委托–代理关系明确前提下的首长负责制。下面是百度的首长制词条:首长制又称一长制或独任制,是指行政组织的法定最高决策权由行政首长一人执掌的行政组织体制。其基本特征是行政首长对行政机关各种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一人决定一切行政措施,其他领导成员均为行政首长的幕僚,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美国的总统制是首长制的典型。如林肯总统某次召集七位部长开会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七位部长均反对林肯的意见,但林肯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最后宣布说:“七人反对,一人赞成,赞成者胜利。”词条接着说:首长制的优点在于:权力集中、指挥灵敏、责任明确、减少扯皮,办事果断行动迅速、效率较高。这种首长制其实有两个具体安排。第一,首长或一把手组阁制。即副手及各部门负责人由一把手选定任命。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保障首长意志的贯彻执行。第二,首长或一把手拥有最终决策权。但首长制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比如,美国的总统,是选民选出来的,要对选民负责,你可以自己组阁,但你得对你自己组的这个阁负责任。如果你组的阁不称职,你要做好下台的准备。同时,为了防止行政首长专权,还要设立各种制约的措施,比如外部权力的制衡,舆论的监督等。但很明显,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最高行政首长的决策一旦做出,执行起来是高效率的。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和制衡机制这两个前提非常重要。反观我们的体制,首先是缺乏这些前提。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不明确,同时也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就无法名正言顺地实行真正的首长负责制。前些年,云南等一些地方曾进行过一把手组阁的试点,但最后不了了之。问题的原因就在这。因此,我们现在实行的,在名义上的是集体领导体制,而实际上是名不正言不顺的首长制。这其实是一种很混乱的体制。说是集体领导,但又无法真正实行,就是真正实行了,也是弊端多多。但由于这种原则上的集体领导体制,又不能名正言顺的组阁。于是,每一个新的领导上任,面对的都不是自己的人。要把相当的精力放在漫长而复杂的换人的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权力斗争即由此而来。在这种缺乏明确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派制中,为了保障上级对下级的控制,防止下级抱团儿对付上级,上级往往不能容忍下级的几个主要领导关系过于密切;但为了保障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不能允许其关系过于紧张。结果是各揣心腹事,互相掣肘。从现实来看,各个地方的一二把手关系都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但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在分权制下,由于没有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上述问题解决不了,就只能靠更不规范的方式,如党管干部、党的纪律、政治觉悟等来保障体制的运作。然而,在今天的社会,这些因素能起的作用越来越有限。在毛泽东的时代,曾经是靠高度中央集权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不仅下级官员是上级委任的,而且要隔级委任,即地市级的主要负责人也要由中央委任。目的是确保上级对下级的控制。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这样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不可能。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既不能体现民主的原则,又不能达成效率的目标的体制。这告诉我们,如果不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将委托代理关系落到实处,仅仅通过行政体制框架内的集权或分权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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