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学者热中于证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

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0万人自杀，据估计每例自杀死亡都可能影响到6个人：影响自杀及其预防的因素非常复杂，至今还没有被研究透彻，但是有证据显示媒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脆弱个体会 被自杀 报道影响而进行效仿，特别是当报道很广泛、显著、耸动 …

作者： 苗蛮子  |  评论(1)  | 标签: 所见所闻 纷纷扰扰的2009年即将逝去，在跨入新年的门槛前，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惶惑和无力感，以及有种说不出的淡淡的抑郁，这并非杞人忧天，尽管我也原非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而这种无力与惶恐，又因近日在听了孙立平教授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发表的讲演，以及12月30日南都对王帅的报道后，感受愈益真切。 孙教授在公众论坛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现今诸多社会冲突和矛盾的病症，他表示，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实际上是源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而非政治问题，更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认为这才是解决当前社会冲突和矛盾最基本的基调。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这种僵化的维稳意识，使得当局在处理社会冲突和矛盾时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要维稳，就得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正当的利益得不到表达，利益关系就会失衡，而利益关系越失衡，社会矛盾就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需要维稳。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终致形成社会问题治理的“地上河”：社会冲突和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地根治，反而更加严重，而逐年升高的天价维稳成本则成为沉重的额外的包袱。 孙教授的这种观点，我相信并非他个人的新见，只要是一个有社会良知，对中国的现实有过深入思考的人，就能大体觉察出这种问题。可以这么说，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有些问题也并不见得是件难事，譬如孙教授在论坛中所说的，建立现金管理制度，再加上开放媒体监督权，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就不至于弄得像现在腐败遍地开花、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难堪境地。然而，为什么这么一些常识性的容易解决的问题，当局却避而不谈或认为不可行呢？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孙教授甚至在一些文章指出，中国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社会结构已经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一个社会的肌体细胞正逐渐坏死，功能正逐渐失效，但主政者却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而就像媒体近日报道的一些地方出现用胶水糊桥、垃圾填桥的现象一样，在做一些表面的工作。而至于个别有良知的媒体、知识分子所起的监督作用则是有限的，像胶水糊桥、垃圾填桥这样的事，并不是监督的结果，而是桥面断裂自动暴露出来的。虽然在西方被称之为“无冕之王”的媒体，能够以独立的姿态成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权力”，然而中国的媒体的处境却是尴尬的，一方面因中国下情上达的渠道的逼仄，媒体由此起着沟通政府和民意的桥梁作用，而使其难以职业化；另一方面，由于媒体委身于党的领导，所谓的独立的舆论监督也就寸步难行。总之，在诸多的限制条件下，即便是那些自命“关注公共利益”、“具有责任感”的中国媒体，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极其有限的，而不是无限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那天孙教授在演讲完毕时，我脑际突然闪过一丝悲观的念头：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呢？这句充满着无奈和无力感的话或相类似的话，是很多人都想过或说过的。为了自保，作为舆论高地的媒体，很多时候都不得不要看新闻宣传处的脸色行事，或自觉“自宫”；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也只能在江湖之远的地方被当作牢骚发发而已。而至于像我之类的“屁民”们，所谓的无奈与无力显然是自作多情、自作自受了。 的确，在中国，从对死已麻木的煤矿工人，到在遗书上说“我不想死”的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以及自焚的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群体，不管是底层人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都不可能超然于社会现实之外，都可能成为体制的受害者。身处社会的精英阶层的杨宽生、唐福珍等人都未能幸免于难，何况如草芥之“屁民”？因在网上发帖揭露当地政府违法征地，随后遭跨省追捕被拘8天的河南青年王帅，从“拯救家乡的英雄”到“灵宝的汉奸”的转换，面对乡人的敌意和冷眼旁观，这个中国版的“堂•吉诃德”，有的只是挫败感和对人性的怀疑：“我再也不做举报的事了，因为代价太大。”“删除所有年轻的记忆，不再胡言乱语，抒发感情。” 王帅等人的遭遇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王帅由一位热血青年到对世态的“彻悟”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的这种变化何尝不是这个社会的悲哀和损失！ 唐福珍、王帅等人所选择的自焚或沉默，我们常常会不假思索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那个让人诟病千夫所指的“体制”，而忽略了其中也有着自己的一份“功劳”。甚至用连岳的话说，“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这些都是体制的问题”“没用的”“那不关我的事”等等话语，我们不是耳熟能详么？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曾说：“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从社会精英到平民百姓，从职业记者编辑到社会公众，只不过我们出的力大小不同而已。“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至于凭臆造论，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民国初年一代名记黄远生在其《忏悔录》中的这段对他所从事的职业的忏悔，足以让所有远离或漠视良心的新闻人心灵震颤、无地自容。作为在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中国媒体中混迹的一员，我们不也曾或正在为极权出过一份力么？ 想及此，我就为我那种莫名的无奈和无力感，以及那突闪而过的念头而深感羞愧。的确，面对让人诟病的体制问题，以及其他诸如社会道德下滑诚信缺失等社会问题，我们是应该清点一下我们的“功劳”了。我们且不说宏大的体制问题，单说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譬如一个小偷正在菜市场一肉档前用剪刀剪一位女士挂在手腕的钱包，肉档老板虽然眼睁睁地看着小偷在自己摊前行窃，却沉默不语而把视线转至一侧；而相隔一条过道的摊主也选择了远观和沉默；至于行人，所表现出来的仍和摊主们保持高度一致的沉默。摊主们选择沉默是怕被小偷报复，而行人选择沉默是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世故心理。正是这种集体性沉默，才使得小偷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行窃。这样的事就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为了不让小偷得逞，不管你用何种方式，但请别选择沉默、视而不见！否则，不仅难保小偷下一次光顾的不是你，而且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 所以，小至对待小偷的问题，大至庞大的体制问题，请别说“和我无关”“中国没救了”之类的话，它们都有着每一个个体的一份责任。“位卑未敢忘忧国”，推动社会前行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于无数普通、平凡的“位卑者”，而并非只是社会精英们的事。在公共领域发表个人的言论，尽管“屁民”们的影响微弱，甚至根本不起作用。但有声音总比没有声音要好，有多个声音要比只有一个声音要好。当然，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力求保持冷静的态度而不至于粗暴蛮横。其实，能影响一两人固然是好事（其实这就算赚了），即便是自说自话，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理应自觉去做的日修课，而非把它当成一件很崇高的事，其实它只是个人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而在日常生活中，哪怕是你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善意的举动，就给人带来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虽然我们无法预知沉疴已久的体制病何时才能够治好，然而我们只要力所能及地用行动去见证、去改变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就问心无愧了。至于变化，也许就藏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苗蛮子的最新更新： 从拆迁到征收不应只是概念的置换 / 2009-12-19 23:02 / 评论数( 3 ) 黑色阅读· 异端与极权·媚俗的艺术 / 2009-10-30 10:57 / 评论数( 2 ) 教师进城背后的乡村教育困局 / 2009-09-20 10:34 / 评论数( 2 ) 广东“代转公”之耻亦是中国教育之耻 / 2009-09-14 22:27 / 评论数( 6 ) 警惕潜伏中的“抽象愤怒” / 2009-09-10 21:28 / 评论数( 1 )

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报告提出：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 …

中国人的人格是撕裂的，善良与邪恶，正直正派与奸诈虚伪，积德行善与缺德作恶，狂躁暴烈与中庸平和，利他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奴颜婢膝与无政府主义等截然对立的品性往往纠缠在同一个灵魂之中。灵魂不是游荡在空茫茫大地上的孤魂怨鬼，它们终将要彼此相遇。问题是你不知道此灵魂会以何种品性与彼灵魂的何种品性发生碰撞，不知道人与人之间会在什么问题上产生对立和冲突，结果我们看到眼前这个世界出现了大面积的人性扭曲、良心泯灭和道德畸变……有人用“社会溃败”来形容，我认为是准确的。 　　“社会溃败”是一种综合判断，它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简括说来是社会失去正义的品格，政治成为少数人的游戏，经济被强势集团垄断和掠夺，民众失去选择和发展的自由。表现在社会层面，真善美被欺凌和侮辱，只能躲藏在一隅可怜地悲泣，假恶丑却甚嚣尘上，在任何领域任何人群中像瘟疫一样蔓延，人们稚嫩的心灵失去最后庇护所，被风霜雨雪摧残和蹂躏，活着已经成为极为劳累的事情，有人干脆以杀人和自杀的方式来寻求解脱，没有勇气寻求解脱的人则苟延残喘，不得不把缺德和不义作为维护生存的手段，到处都是喧嚣，到处都是愤懑，到处都是哀吟……这种可怕景象既为我们在与他人相处中被体验到，也为我们内心状态所证实。 　　最近又有传言——所谓传言，就是不能在党和国家喉舌、肩负意识形态宣传职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并被讨论的东西——中国每年流入各大饭店、餐馆的地沟油达300万吨之多，我们平时作为奢侈行为的家庭和朋友聚餐，实际上是在兴高采烈地吃比砒霜还要毒百倍的东西;而前几天福建省一个凶犯挥刀杀死8个无辜小学生的惨剧，则再一次以令人发指的方式提醒我们，以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为标识的社会溃败到了何种可怕的程度! 　　有学者痛心疾首：“中国已经国之不国。” 　　一个号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国家，为什么到处都是猖獗的腐败?为什么政府肆无忌弹地拆除民众房屋而无人能够问责无人能够阻止?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为什么蔓延着如此触目惊心的社会罪恶?从来被认为勤劳善良朴素正直的中国人民，为什么竟然如同日本皇军所言“良心大大地坏了”，某些方面甚至把“缺德”和“残忍”发展到了人类所能想象的极致?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有人认为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普遍规律或者说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人则归结为中国文化中的有毒因素，认为两千多年来的专制主义造就了特殊的国民，人格“撕裂”是国民对生存条件做出的被动适应;还有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缺少中间等级，很难建立起健全的人文环境，等等。 　　或许都有一定道理，然而所有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我们内心深处的疑惑。 　　必须正视，就“撕裂”程度而言，1949年至今凡六十年，毫无疑问是历史最严重时期，即使在黑暗年代也没有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基本上可以认为，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溃败是“辉煌六十年”之结果——这种溃败与传统社会文化无干，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你就会从典籍和民俗中感受到宽容、善良和美好;就普遍人性而言，中国人也和世界上其他人种一样，不可避免会在内心深处寄寓着某些兽性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如此集中地在一个地域、一个历史时期爆发成为社会显态，必定有这个社会独有的原因。这就好比人的健康状态，病怏怏、小脸儿蜡黄的人和红光满面、活蹦乱跳的人一定具有使他们成为各自样子的内在原因，这种原因深藏于肌体内部，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现在我们就把表面看不出来的东西挖掘出来，看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 　　2 　　六十年来，执政者就像周期发作的精神病人一样，一个劲儿折腾，没有一刻停歇，从解放初期“‘三反’‘五反’运动”到大规模“‘工商业改造’运动”，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从六十年代“‘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从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到1989年以极端方式平息“天安门事件”……有心人做过统计，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单是被冠以名称的政治运动就多达一百余次，这些政治运动都被宣传为关乎人民福祉，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不搞这些政治运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会“亡党亡国”……凡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这种宣传全部是国家机器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谎言，恰恰是这些政治运动直接导致了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持续地制造着“亡党亡国”的危险。 　　六十年来，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娃娃，都被这种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谎言裹挟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被浸泡到了虚假的政治液体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权力掠夺一天也没有停止，民脂民膏就在权力者“为人民服务”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高调喧嚷中被抽取为少数人的财富，巨大的社会不公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极端的形式显现。 　　你只要稍稍关注一下网络舆情，就会发现人们对意识形态谎言遮蔽下的社会罪恶已经忍无可忍，谴责声讨铺天盖地，但是，改变什么了吗?什么也没有改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人民的血汗只是一种廉价的润滑油，只能使它复杂的结构更加坚固，运转得更加顺滑。看一下1949年10月1日到今天的人民日报，你就会知道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喧嚷包藏着多少谎言多少无知多少狂妄! 　　就是这份人民日报，大跃进时期不是曾经有粮食亩产1万斤的报道吗?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是曾经刊载过很多“世界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新闻照片吗?不是曾经用通栏标题向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民通告“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吗?不是曾经把企业改制导致无数工人顷刻间成为无产者说成“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吗?不是还在想方设法遮掩权力资本用黑社会方式疯狂掠夺土地、强拆民众房屋造成的一系列血腥罪行吗? 　　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针对苏联社会说过这样一句令人警醒的话：谎言是这个国家的支柱。索尔任尼琴说的难道只是苏联吗?不，他概括的是所有不正派国家，概括的是所有国家权力并非来自人民用普选的方式授予的国家，概括的是所有被庞大特殊利益集团挟持的国家，概括的是所有失去民间社会、人民作为个体直接面对强大的专制机器威胁和辖制的国家。 　　我不愿意说我的祖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但是从人民日报等宣传媒体六十年所作所为来看，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说谎是被国家操纵的所有宣传机器的本能，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全部是谎言，赤裸裸的谎言。 　　这就是说，政府与民众始终在用两套话语进行观念表达，一种是政府通过它所控制的全部舆论工具制造并不存在的“第二种现实”，它强大而专横，人作为个体根本无法抗拒，你只能违心地承认它，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得到安全;另一种是民众在至爱亲朋中、在日记里、在网络上表达他们的观感。这两套话语体系彼此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兼容，甚至可以说处在尖锐对立状态。有人说：“如果政府出面辟谣说某件事没有发生，我就会认为那件事确实发生了。”还有人说：“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正是这种不兼容和对立的鲜明写照。 　　当社会黑暗被政府冠冕堂皇地表述为社会光明的时候，当巨大的天灾人祸被政府回避和遮掩，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被谎言浸淫的世界里,所谓“真善美”只是愚弄人的咒符的时候，当政府谎言和社会欺诈成为人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局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人在精神上站立多久?当人由于无力坚守而轰然倒地的时候，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乃至于社会全面溃败，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