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

朱学东 | 我的大学

2012年03月15日 18:35:40   我的大学                    (按:早上读到一条为人民大学在高校排名鸣不平的围脖:高校排名对于人大很不公平,大多评价主要侧重各项指标的总量,而忽视了许多高校是因为大量合并,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其实,人大许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回说:干吗计较这种玩意儿呢?若爱人大,在校当老师的,立身正己,教书育人 ,关心社会;离校工作的,以职业精神专业水准服务好从事的职业,关心家人, 关心社会,才能为自己也为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赢得尊严。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长文,《我的大学》,重新贴出来,重温那个年代,大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的大学       朱学东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得闲翻看当年制作粗糙的大学毕业纪念册,同学们那些神态各异的黑白照片,那些毕业题写的留言,或豪言壮语,或旁征博引,或感性直陈,或真情流露,或幽默诙谐,甚至那些插科打诨,一一读来,怎无万千感慨!     不经意间,大学毕业已经20年。     当今天的我,回首望去,来路上依然混沌模糊。但仔细翻检过去每一个路口的选择,以及经过的路石,还是会发现记忆中那些斑驳的痕迹,甚至那些想刻意忘却的物事,竟也忽然鲜活起来,潮水般涌现在眼前心头,原本干涸麻木的心,动了起来,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人老多情。萧伯纳说:”回忆往事使人非常愉快地感到衰老和悲哀。”     果真。          *****************************************************************************          前传          我的大学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曾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     2007年,我还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特意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了人大70年校庆,并因感慨而写了篇《两所大学的70年》(西南联大和人大),产生了一个有关爱国者的命运的选题。而前些日子,我和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师妹,现在是京城名记,还专门聊起了仙逝不久的人大前辈学长,林希翎女士,唏嘘感慨,也引以为豪。     不过,1985年,我报考人民大学的过程,还颇有些戏剧性。     我对人民大学最早的认识,来自于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胡秋原。     我出身在一个生活清苦的普通农民家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江苏苏南地区一个农村中学度过的。     这个中学叫前黄中学,当年坐落在我故乡的一个镇上,在我的故乡大大有名,是乡里先贤毁庙兴学而来,今年建校已70周年。     受母校委托,今年我特别敦请我的大学母校校长纪宝成先生,为我的中学母校题字,纪校长以”立德树人,桃李芬芳”寄语我的中学母校,很是妥帖。     胡秋原老师19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如何回到老家的中学当地理老师,我并不清楚。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也错过了了解的机会。不过,从胡老师那里,我得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最初的启蒙。     高中一年级时,前黄中学调来了一位教导主任,兼政治老师,叫李培森。李培森先生出身苏州望族,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辗转做了中学老师,从此一直到退休。可以说,李培森先生是我最后决定报考人民大学的最大的引导者。     我在前黄中学文科班的最后时光,应该说成绩还算不错。当时我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在全校高考填报志愿动员大会之前,让我考虑,由学校推荐报考南京大学(可加分20分),或者免试上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因为家境贫寒,管老师动员我报考南大。但会议一结束,我跟管老师说,我自己考。然后,自己填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所以填哲学系,就是李培森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时,介绍过吉林大学哲学系有位鼎鼎大名的高清海老师。不过,家里人对吉林一无所知,父亲连夜赶到中学,找管老师,请他阻止我报考吉林大学。管老师后来劝我,不报南大也罢了,报北大也行,我们村的一位老乡,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那时候,自己年少幼稚,总想尽快离开熟人的世界,到一个陌生的天空去扑腾,不想进南大和北大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最后,我填报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无他,除了李培森先生一直以来对人大的鼎力推许外,就是因为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招生简章上排在第一位。按当年我高考的成绩,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可以(当然,我们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志愿的)。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多少回,当我重读或者默念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时,都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感慨万千。     虽然,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说男怕入错行,自己是入错了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人民大学哲学系。     相反,感谢人民大学哲学系,它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候,颠覆了我旧有的世界,给了我自己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她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途中的选择,与众不同,却依然那么坦然无悔。     因为,人大这四年,那是我们真正的成人礼,思想上的成人礼。它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          正传     引路者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          1985-1989年,人民大学和北京,给与我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就是一缕引领我走向未来新世界的光,但它不是耶和华给的,而是这个时代给予的。虽然期间也伴随着巨大的创痛。          (一)师长们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混沌中开始的。     人民大学哲学系1985级,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我们班30多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江苏的,自然只有我一个。我所在的宿舍,8个同学,北京同学1个,来自顺义,广西2个,一个壮族一个瑶族,(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湖北1个,四川1个,江西1个,河南1个。两位读理科的,是广西瑶族和江西的同学。宿舍里按年龄,我排老三(事实上应该是老四,这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才知道的)。     初到北京,在班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结结巴巴,闹得满头大汗。虽然考语文拼音我可以考得很好。而晚上在学二楼下的紫藤园中纳凉,遇上谈恋爱的学长学姐们,害羞躲开的,是我们!我甚至不知道,老家喂猪的玉米糊,如此好吃,而北京的馒头,竟然是没有馅的–我一开始还懵懂地以为,学长学姐们买菜就着馒头吃,真够奢侈的!     更不用说其他了。     这就是我对世界的了解。     当时我的认知,基本来自于课本和亲友老师的言传身教,但他们为我勾勒的这个世界,与我面临的现实世界,距离竟然如此之遥远。     打开新世界光的,首先是哲学系的课程设计和老师。     因为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所以一些课程设计其实还在尝试中。     在中学时代,我最怕的就是物理,没想到,上了大学,竟然又重新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了,心里的抗拒可想而之。结果第一学期的时候,这两门差点都挂了,其中一门,忘了是数学还是物理了,连续两个学期,都参加了补考。     不过,读哲学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课程杂。除了诸如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美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等哲学系的基本课程外,当时的老师把集体到雍和宫等参观、看录像等,作为课程内容。同时,自由阅读更是学哲学的人的机会。那个年代,正是读书的好时光,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当年在雍和宫为我们班集体作介绍的先生的名字,但我对当年雍和宫之行印象深刻,那位先生讲得生动有趣,这是一次真正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的巡游,而不是在枯燥的教室里和书本上的那些生涩难记的概念。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可惜,后来这样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少了。     组织看的录像,最初影像最深的政论片,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虽然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谈中国军队的成长的,但为之配音的张家声先生,从此却刻记在我的脑海里。美学课组织看的,有港台片,比如《搭错车》;有欧美片,比如《飘》、《音乐之声》等。现在的学生们,要接触到这些,实在太方便了,但在过去,这些于我而言,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年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更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肖前、罗国杰、李秀林、陈先达、苗力田、张立文、方克立等,都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大师,虽然我们于他们跟前耳提面命的机会很少,但我们都读过他们的书,其中一些人,也会跟我们见面座谈。而肖明(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刘大椿(科学哲学)、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刑东风(中国哲学史)、李秋零(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马俊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燕(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李德顺(价值论)、郑杭生(社会学)、丁子霖(美学)、张兆梅(形式逻辑)、许启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毕业我差点到伦理所工作)、王旭晓(美学)、董永俊(马列主义原著选读)、索爱群(我曾帮着抄过书稿,挣些零花钱),以及那些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老师们,都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给予过我指导。现在北大哲学系的陈波老师(逻辑学),我印象极其深刻地是,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带我们去吉安做社会调查,嗓门比我大很多,还老批评我讨论问题说话声音太大–不过,那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此外,1980年代的人大哲学系,当时的博士们也是群星璀璨,李忠尚(德国博士)、远志明(《河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欧阳康、郭湛、单少杰、陈志良、陈宣良等。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这些后进很多鼓励和指导。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我同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89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对我们说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后,学生们可能会为学校管理和治安或者伙食上街,但再也不会有这样政治性学生运动了。”          (二)思想者          ”我要特别感谢那四年,那是构建我基本价值体系的四年,我个人世界观中,关于平等正义自由法治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充盈心中”,在学校组织的返校筹备活动时,我对请来的一位央视导演说,”那个年代,我们吸纳的这种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基本理念,虽然很多也是经过二传的,未必是原意,但当时我们是以理想主义者怀抱改造国家社会的心态,来吸收这样新鲜的养分的,这与后来某些机会主义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些理念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后来无论我在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引领我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后来的生活,更多只是校正和丰富这样的认知。”     这是真的。     当年,李洪林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册子,叫《四种主义在中国》,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地现状。不过,我的大学时代,现代国家和公民权利的理念,真在成为知识界传播的新贵。如今成为显学的新儒家,当时在国内还不是主流。     在我的记忆和认识中,那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确切地说,应该是现代国家公民理念传播的又一次开始–走向高潮并迅速凋零地时代,我们之后不久,物质主义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理想主义和田园牧歌般的旧式情怀,清扫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挽歌都没来得及谱。不过,吊诡的是,有关现代国家和公民的理念,却从此从学识的小圈子扩展开,真正在更广大的民众中扎根发芽了。     1985-1989,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有壮美的青春。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充盈于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心中。     讲座。雷祯孝先生关于人才和人的价值以及对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论螺丝丁论的批判,王若水先生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等等,于我而言,振聋发聩。     当年,人民大学800人教室的讲座,可谓往来无白丁,在北京高校赫赫有名。不仅是800人教室,那时,我们追逐于海报栏中各种讲座信息。讲座,那是我们在课本之外,理解世界的又一个窗口。我丝毫不怀疑,在其他地方,这种机会要少得多。     电视片。电视片对我影响很大的,除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河殇》。那真是一部让人省思的片子。虽然今天来看,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但在那个时代,不破不立,历史可能就需要这一过程。     导师们。那是一个盛产导师的时代。除了印在书本上作古了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有很多当时国内有名的思想家思考者。     还能回想起来的有,李泽厚(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家)、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雷桢孝、刘宾雁、苏晓康(河殇)、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诗化哲学)、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庞朴(文化的民族性欲时代性)、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何新(诸神的起源)、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萧功秦、周国平、俞吾金……     书报刊。那是一个火红的出版年代,感谢那些出版工作者,那些承载时代思潮的书报刊,成为我们追逐的对象。到北京上学后,我省吃俭用,或订阅,或零购,《读书》、《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停刊)、《书林》(已停刊)、《武林》或《中华武术》,等等。     如今,我还会偶尔翻阅一下《读书》和《新华文摘》,而当年积攥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印刷学院搬家后不知踪影,《读书》和《书林》,则封存在我东直门外已经出租的房子壁柜里。     除了报刊,更多地是图书,影响最大的第一本读的外国人写的颠覆中学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理想的价值》(内部资料,遗憾的是作者忘了)。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颠覆性的作品,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看不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看看当年我省吃俭用至今还留在书架上财富(主要是来自海外的思想财富)吧:     思想录、忏悔录(奥古斯汀,卢梭)、社会契约论、遗书、小逻辑、培根论说文集、第一哲学沉思集、自然哲学、精神分析引论、西方哲学史(罗素)、随笔(蒙田)、历史主义的贫困、弗洛伊德的使命、存在哲学、存在与虚无、西西弗的神话、福泽谕吉、哲学人类学、文化模式、从混沌到有序,熵,二十世纪哲学、单向度的人、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哲学中的变革、生命的悲剧意识、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自卑与超越、救亡与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西方的没落、人生的智慧、古代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马恩选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资本论、理性化及其限制、论有学识的无知、结构主义、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现代西方社会学、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反右运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快乐的科学、生活与情绪、情爱论、不断革命论、幻想与现实……     很难想像,还会有这样的场景,萨特、波伏娃、加缪、马克斯o韦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尼采、叔本华、卢梭、帕斯卡尔、奥古斯汀……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些生涩难啃的著作,竟然能成为当年大学生,无论文理科,谈话流行的主题!     这样的时代,只有理想主义的时代才会出现,现在,它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除了这些,图书馆是我们更大的选择。除了那些西方学术名著,国内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鲁迅、钱穆、侯外庐、冯友兰等国内思想家学者的一些作品,也开始走入我们阅读的空间。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时代。除了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我更多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看了大量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基本不看电影了)。     除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国内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柯云路的《新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影响最大,也于我影响很大),和古代笔记小说外,大量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著名小说,大多是在大学时代完成阅读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既是武侠小说迷,也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迷,还有印度的泰戈尔。而德国人施笃姆的《茵梦湖》,夜深人静回味起来,至今让我扼腕叹息。更不用说伟大的莎士比亚了。     不仅是那些国家的小说迷,我还是哪些国家的影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办公室的故事、合法婚姻、秋天的马拉松、这里黎明静悄悄、机组乘务员、两个人的车站、德黑兰1943、老枪、最后一班地铁、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寅次郎的故事、片岗刑警、爱情故事、音乐之声、飘、北非谍影,还有更多无法一一列举的片名。     除了小说电影,还有诗歌。诗歌是我上大学个人阅读的一个重点。中国古代的诗词自不用说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惠特曼、爱默生、裴多菲、戴望舒、穆木天、徐志摩、北岛、舒婷、顾城、里尔克、聂鲁达、波德莱尔、纪伯伦、蒙塔莱、彼特拉克、雪莱、济慈、白朗宁夫人……     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解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却相对较容易被漏过的利器。崔健、张明敏、侯德健、苏芮、齐秦、费翔、郭峰,等等。诸多港台歌星开始渗透,竟然是进一个红一个。     当然,还有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歌曲,虽有语言隔海,却也传唱至今。卡朋特、里奇、约翰丹佛……          (三)不该遗漏的导师们          19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传播达到了高峰。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新权威主义一度成功地实现了政学合流,在政界被推崇。当时其代表人物有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王逸舟等。     不过,新权威主义当时即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狙击。后来王沪宁和萧功秦尤其是前者颇有隐身沪上之意。不过,没有想到的是,89之后原来身居要津的吴稼祥即遭厄难,王沪宁却步入了真正的核心圈。当年学术同袍,如今在政治上分际明显,令人扼腕的,也不过如此。     今年在吴稼祥老师博客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引用春上村树的演讲,说胡在墙和蛋之间,明知粉碎自己,也选择了站在蛋一边,读后让我感佩于心。我原本想约请吴老师开专栏,吴老师原也答应,但形格势禁,终究未能成为现实。     新儒家那个时候虽未像今天似的成为显学,但那时已蠢蠢欲动。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的作品也开始在国内出版发行不少。     不该忘记的还有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两本书当年颇受欢迎。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甫一发行,顿时洛阳纸贵。     科尔内和《短缺经济学》。今天物质生活丰盈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了,也难以明了短缺经济学何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学引进的主流。     当然,还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戈尔巴乔夫与《新思维》。改革需要新思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新政,最终带来了传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     还有胡绩伟,还有那些去国离乡叶落无望归根者方励之夫妇、万润南、陈一谘等等。     ……          我的女儿朱佩玮,不到6岁时,还不认识字,但不知因何拿到了我书架上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吵着她妈妈给她读,如今就快读完了。我曾经很担心,这个年纪读这样的书,对她的成长有何意义。后来我突然明白,这个时候她要读,就让她读吧。也好,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感伤的残酷的场面,以及闪耀的爱可以战胜奴役的内涵,也许会因此而埋藏着她心灵深处。在一个浮躁而残酷竞争的现实世界里,读书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小说,更何况是老小说。也许她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了。     海绵。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纳各种社会思潮,不管有无营养。但它们却在我自身学养和人格的健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     很难想像,现在的大学生,还能够和我们当年一样,沉下心来,不带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心态,去阅读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努力实现与他们在心灵上的沟通交汇,并追随于那些伟大的灵魂。          ******************************************************************************          外传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帕斯卡尔          ”我们这一代,是理想主义终结的一代。”也是在返校20年筹备会上,同学们对这个有着共识。     是的,89年消散的,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公民启蒙思潮的高峰,还有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凝聚的对国家命运的共识。改变的,除了朝野关系,更有我们自身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85级新生开学典礼。后来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开学典礼。     新任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王震同志,以及众多位高权重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花了很长时间,播报人大85级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和李鹏副总理在800人大教室,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未来寄予了厚望。在800人大教室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王震等一干老同志端坐其后。     尤记得,当时袁校长说,四年之后,希望我们在这里再次开会,欢送你们这些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     但是,四年之后,我们是在悄无声息,甚至是在社会上充满了怀疑的眼神中,告别了人民大学,到新的岗位后,迅速下基层劳动锻炼。我到了北京翠微路的总后3209厂锻炼了半年。这是个印刷厂,当时印刷的最有名的杂志,是海外文摘。我在这里学会了上纸、打包、推纸筒。     1985-1989年,北京曾发生多起学生上街事件,有因治安案件引发的(当时北大学生经过人大时,天刚下过雪,我正在楼道里看电视播放的《两个人的车站》),也有因政治而发生的–人大也有这个传统,刚恢复高考不久,人大的师生就为文革期间被占的校舍问题,和二炮闹个不断–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再也见不到–新闻系一位同届同学,曾经和我们大打出手过,毕业那年意外身亡;一位浙江来进修的老师,一直跟着我们上了好几门课–前些日子同学聚会,我说他当时是因为想追我们班的某位女同学–腿部也受了伤,我们班好几个女同学当时还去医院看望他,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那一年春夏之交,人大也是个中心,我在人大校园里,和我师兄聊天时,聊到”哪有抬着毛主席周总理像追求民主的”的话题时,差点遭到工人兄弟的围攻。自此,我对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左右翼的原教旨主义,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当年刘宾雁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人大是出女英雄的地方,不仅有张志新,还有林希翎。”     历史没再让人民大学出女英雄,这也算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吧。     即便强力可以剥夺自由和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即如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这些其实也是正史,但因有不方便处,只能列入外传了。     经历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到了今天,回首过去,其间也有诸多幼稚之举,但无需汗颜,因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两种态度让我一直努力追随。     对过往的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对以往历史需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决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     对过往的学说,我们须如陈寅恪在《冯友兰 (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天的我,对于彻底颠覆历史,把问题都推诿给死人的观点,向有微词;而对于重新兴起的某些街头政治,我最多也只是在道义上抱有”同情之理解”。     时代发生了变化。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          *******************************************************************************          别传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戴望舒                当然,大学的生活并非只有这些正剧。如果全是这样的生活,一旦遇上89年的事,难免崩溃掉,好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它有益地调和了我们所遭遇的考验。     当年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渗入学校,人大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舞会和咖啡馆,就是我们85级的同学搞开的,还有卖书卖其他商品。     我的班长文学国(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们,卖的是一本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什么书;曾经当过我们团委书记的杨靖峰(现在是个农场主),卖的是从潮州带来的香烟和TDK盒带,当年他们都挣了不少钱。     不过这些都没有我,我缺乏商业头脑。当时电脑还不流行,我当时做的,主要就是给老师誊写书稿,一千字一元钱,最多的一次,上课下课都在誊写,一天搞了1万7千字,挣了17元钱,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个大数目了。当然,我故乡乡镇企业发达,当时有人编那些名录,放暑假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我的故乡各乡镇,也搞成了3单,挣了些买书和喝酒的钱。     大学时代,我来自故乡的学长们,对我们这些后进,也是提携帮助有加。82、83、84那些学长们,一拨一拨地成了我们生活的领路人。而到后来,我自己也与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喝酒玩耍。     我大学时代,最大的糗事,就是喝酒。我的同学许小方,大学毕业在我的留言本上戏称:”除了大碗地酒和众多的美妞,你还喜欢什么?每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就大喊大叫,这可不好,得慢慢来。”而忠山兄在填写志趣一栏时,写的是:”喜欢同你喝啤酒,白酒可不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的啤酒也还不行)。留言则是:”青岛五星最好,燕京玉泉也中,如果money不够,来点散装也行–酒囊老弟赠饭袋兄”。今天读来实在忍俊不禁。     当时我在我们宿舍酒量应该是排第二(现在肯定第一了,呵呵),89年临离校,我的舍友肖顺平同学,就是瑶族的同学,不服我的酒量,非要比拼一番,于是买来了通化红葡萄酒,烧鸡和朝鲜凉菜,肖同学把通化红倒在饭碗里,一瓶两碗一下子干掉后,然后,倒下了。不过,肖同学现在酒量大有长进,这两年我去南宁,总会和肖同学切磋一番。     我被逼着跟了一瓶后,看他已倒下,原本想收手,但一大帮同学起哄架秧子,结果被迫又连干了2瓶,6口干掉了3瓶通化红!结果是,我已经爬不上我的铺位了(我住上铺),只能躺在下面沈同学的铺位上,半夜吐得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当时我们住学2楼5层,那个时代晚上停水,半夜起来,什么水都没有,这个难受劲,回想起来,至今不寒而栗。     大学时代,人民大学东门有一个海丰餐馆,就在现在当代商城的位置上,很破败,但那个地方的鱼香肉丝和水饺,绝对地棒,到3、4年级,我们是经常去光顾了。     与师弟师妹们的喝酒,以白酒为主,,至今这个酒局还泰半存活–每年回家,总会与师弟痛饮,而每年师妹从美国回来,也总会一起喝上一口。89年春夏之交,师妹临去之前,壮行酒是我请她喝的。前些日子妹妹从美国回来公干,不到一周,一起喝了两次,分手之时,竟然很伤感,只能短信祝福一路平安生活幸福,嘱咐回家别忘了给我们电话。     当然,也不全是酒。上大学时,我体质不好,早年的哮喘一直缠着我。那个时候,我的体育老师李德印,是太极拳宗师李天骥的后人,而我最早是跟我同学孙双平学太极和站桩的。     孙双平是甘肃庄浪人,我上中学时读过《麦客》,对庄浪很有印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孙早年习武,颇有功力。体育课上,虽然只是重学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但孙还是上了这门,李老师看了他的表演后,夸了句底子不错。可惜,我竟没能坚持下来。     偷白菜。偷白菜可不是开心庄园摩尔庄园中的游戏,而是当年北京大学生冬天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并非我们85级独美。     北方的冬天当时有一街景,就是到处堆放着垒得很高的大白菜。大白菜是当时北方冬天的当家菜。一到冬天,人民大学食堂周围的马路边上,到处堆着白菜。当时大学生活还比较清苦,油水少,冬天夜自修回到宿舍,肚子总是饿得慌,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瞄向了路边的白菜,当然,这也有传承。高年级的同学会告诉新进者,晚上煮白菜不错。     一个宿舍的同学总是轮流去偷,经常会撞上其他偷白菜的人。偷回去后,用水洗干净,电炉子上,清水炖白菜,偶尔也会放点盐或者剩下的方面便面调料,但清水煮最常见。也许是因为当年生活实在不好,这样也算是佳肴了。后来跟朋友们聊起,大家都还津津乐道。     偷木板。大学时候偷的,不仅有白菜,还有木板。     有人会问,偷木板干什么?     其实当时大学宿舍里,流行一种时尚,就是用块木板搁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放些书和杂物,当时那女生宿舍都有这块木板。2米长一点,20公分宽。我们理论系学生书多,更需要这块木板。不过,这块木板并不是学校配的,而是偷的!     现在想来,很难以置信,哪儿来这么多合适的木板给学生偷啊?     当时我们85级同学的木板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毕业班传下来的。有机灵的或认识高年级同学的,早早就定下了,不过,他们的也是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传下来的。     另一个途径就是偷来的。我的就是偷来的。与同学去学校的建筑工地偷来的。工地山工人也许是见多了,看到了也只是喊两声,并无其他动作。扛回宿舍后,擦干净,用报纸糊上,往床架上一放,成了。     恋爱。大学本是恋爱的好时光,不过,我发育晚,别人忙着谈恋爱的时候,我正忙着看小说喝酒呢。不仅是我,我们许多同学也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结果成了无故事的人,实在无趣。现在后悔得很。后来跟同学聊起,说我们这一代错过了美好的时光,损失一定要让下一代夺回来,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有故事。     当然,也就是一乐而已。                    同学之间的情谊,自是山高水长。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     在广州期间,我的那些早已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大学同学,无论是否同班,总是喜欢拉着我一起,熟悉广州的风土人情,让我这个新外乡人,感恩于心。而均伟兄是我苏北老乡,党史系,大学期间我们一起在一个班上英语,他在广东挂职期间,竟能通过在飞机上阅读南风窗,通过这本杂志的版权页,认定是我在做,辗转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找到多年未能联系上的我,绝对算是同学情谊的一段佳话。     四年风云激荡的岁月,在万余字的个人记忆里,难免挂一漏万。自然,也有其他考虑,比如方便不方便。我对于博客里的个人记忆,向来是一气呵成,不愿意打磨检查,所以错别字乃至记忆的疏漏都是常见的,但毕竟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博客里公开的,既考虑了个人立场,也基于遵循时代所允许的呈现方式,记忆自然也会有所选择了。     这也算是一点遗憾吧。     逝者如斯,烟云若尘,悠悠往事,付梓以铭。          2009年10月1日夜,10月2日晨,匆匆于旭日嘉园。           上一篇: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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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苗连营:传统“和谐”文化的宪政之殇

苗连营:传统“和谐”文化的宪政之殇 进入专题 : 和谐 宪政    ● 苗连营       【摘要】和谐精神勾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脉络和价值观念,并形塑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与生活情趣。然而,就文明存在的实际形态而言,其在现实中并没有走得太远而更多的是停留在观念层面上。从宪政层面予以反思和省察,就会发现传统的和谐观念在多元主义、人文精神、制度构建等方面所存在的宪政之殇。如何消解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并对宪政文明与和谐社会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本质规定和价值取向作解构性的思考与探索,对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宪政建设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关键词】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宪政          无论是从政治经验看,还是从生活常识出发,建立和谐社会、形成和谐秩序,始终都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和理想,并由此引发了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关于和谐问题的种种思考与探索。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特别强调“和”的价值,众多思想流派都对其做了相当精彩而细致的描述与解构,甚至可以说,追求、崇尚和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精神之一,它们从不同侧面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持。但从宪政层面予以反思和省察,就会发现其价值和意义是十分有限的。超越于传统的和谐概念,当代的和谐命题在价值内涵、存在形式、运作过程和发展规律等方面,都展现出一种新的理论魅力和观念升华。          一、典籍文明中的和谐观念及其悖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作为“群经之首”、“三玄”之一的《周易》,高度赞美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强调:“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乾·彖辞》)“太和”,即“大和”,就是阴阳对立的矛盾双方均衡无偏,处于一种最佳的和谐统一状态。天地絪緼有常生、阴阳和会以施化、刚柔相摩以成形、男女和合成夫妇、感应相通成变化,无不体现着保合太和的思想。这是一种生生不已、变化相续、恒久常新的动态整体性和谐观。“保合太和”思想,以人道观天道,以天道证人道,视天道为人道所本,人道为天道所宿;以阴阳变易展现人生的丰富内涵和意义,关照人类善恶吉凶的性命情理[1]。并立基于宇宙万物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本质,肯定天道与人性的统一,将天道阴阳之变化与人类社会的政治过程、社会发展相互映衬与对应,体现了一种以天人合一为根基的和谐观念,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探索天地人自然运动规律的理性思维,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特征和哲学智慧,也成为一脉相传、博大精深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     儒家思想特别强调“和”的意义,主张施政使民,贵乎“执中”;天地万物,贵乎“中和”;君子言行,贵乎“中庸”[2];“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等,其核心内容与精神实质是中和哲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1章)因此,中、和是天下的大本与达道,是万物生存与发展的本源;天地有序、万物生育尽在于中、和之性。本于孔子、成于孔子后学之手的《易传》,对《周易》的基本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说和发挥,使儒家的中和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易传》崇尚中和,其中心法则即为阴阳中和之道,这种中和也叫“太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高度中和的“太和”正是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万事万物常存而不息的根本原因;阴阳只有处于中和的相互作用、协同运动、对立统一关系中,才能化生万物并使其获得源源不竭的发展动力,处于最佳的存在状态。《系辞》所描绘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样一幅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是存在于美妙的中和关系之中。中和之道的本质是“时中”,即善于把握和利用客观形势的变化与时机,随时进行调整而执“中”,从而创造出更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其实质是主动顺应天地之道的“适时之变”,即“应乎天而时行”,“承天而时行”(《易传·彖·大有》)。《易传》以“究天人之际”为主题,“揭示人类进取创造的生存方式,标举儒家崇尚的人格理想和价值境界;易道体现了以中和为特色的天人和合的价值取向,奠定了中华民族尚中尚和的思维方式”[3]。使阴阳中和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用以阐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在宋明理学中,“和”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总结和发展。北宋理学的开山之祖周敦颐指出:“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通书·师第七》,《周子全书》卷8)。“北宋五子”之一张载视太和为“和”的最高境界,太和者“和之至也”。“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正蒙·太和篇》)因此,“太和”便是天地之道,是天地运行和万物生长的最后根据、现实过程、根本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的价值之渊源[4]。理学大家程颐同样强调:“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保合太和乃利贞,保谓常存,合谓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贞也。天地之道,长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伊川易传·乾·彖》)“若至中和,则是达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5)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认为:“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安泰。而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乖错。其间一家一国,莫不然。”(《中庸或问》第1章)宋明理学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同样体现着对“和”的追求。道家以“道”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本质、起源和变化的规律,而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方面,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者像天地以治事,合和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阙题》)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以天道合人道,和合生生万物,“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生生发展的根据。“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学说的核心主张。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正是在这种爱意融融、自利与互利的家庭式亲情之中,所有的“祸篡怨恨”才会得以消弭,富足与和谐的“天下之治”才能实现。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但也强调“和”的意义。《管子》将和合并举,认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幼官》,《管子集校》第八)荀子强调“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因此,万物的生长变化、天下的和乐安详,都是和合的结果。     当然,传统文化中的“和”,并不否认矛盾与差异,而是要求在承认差异、相互宽容的基础上,在浮沉、升降、动静、氤氲、相荡、胜负、屈伸等对立面相互作用、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过程中,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的完美境界。“太和中容万物”,它体现着“万物”的不同对立面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论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不同事物之间彼此谓“他”,“以他平他”意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与融合,体现着各种对立面之间协调配合、共同发展的平衡状态,是万事万物产生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则是相同事物之间的简单相加,其关注的是事物之间的同一性而忽视了事物之间的多样性。而天地之和生是以存在差异与多元为前提的。春秋末期,齐国的晏婴以“和羹”、“琴瑟”为例,进一步阐明了和与同的关系,认为只有承认多样,尊重差别,才能“相成””相济”,否则,“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和而不同”更是儒家所强调的价值立场与人生哲学,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 “和”蕴涵着“他”与“他”的关系,其前提是“不同”,没有差别,就无所谓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协调,也不可能有事物在竞争基础上的进化与发展。这也就是一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多元和谐发展过程。     总的来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中正、均衡、和谐、和合的精神。所谓和合的“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5]。这既是一种哲学范畴和道德伦理准则,又是一种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秩序与规范;既体现为社会的和治、人伦的和谐,也体现为人民的和乐、生活的和美;既是宇宙万物繁衍生息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生应当践行的基本原则。它蕴涵着多元并存、相谐共进的人文精神与辩证思维,体现着对不同个体、不同价值、不同文明的尊重与承认,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天地万物人人相谐“和生”的理想境界,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天下和洽、人得其愿、和谐共进的大同社会。不少统治者也都将社会和谐作为心驰神往的施政目标与社会图景,“和气致祥”、“嘉承天和”、“兴和气游”、“中正仁和”则是皇帝的自我期许[6],也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太平盛世”,甚至有过“百家争鸣”以及儒、释、道三教合流、和谐共处的文化繁荣景观。“和为贵”、“和睦相处”、“和衷共济”、“琴瑟之和”、“家和万事兴”、“淡如秋水,和如春风”,则既是妇孺皆知并极力信奉与践行的生存法则,也是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境界与情调。     可以说,和谐精神勾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脉络和价值观念,并形塑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与生活情趣,在某个时期或某种程度上也一度成为过一种政治实践和社会现实,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就文明存在的实际形态而言,历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幅幅充满战争与混乱、血腥与暴力的画面,兵祸连接、腥风血雨的王权更迭,治乱循环、周而复始的社会动荡,所谓的均调天下、和乐人民、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观只不过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成王败寇的历史活剧在神州大地上不断重演。美妙的和谐理想被无情的不和谐现实击得粉碎,甚至在向社会现实的转换过程中变成了活生生的压迫性话语。可以说,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更多的是停留在观念层面上,在冷酷的现实中并没有走得太远。在反思传统的和谐文化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理念所存在的宪政之殇。          二、从多元主义的宪政文化看传统的和谐观念          宪政是在人类漫长的政治实践过程中自发地演化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渊源于一个社会由来已久的宽容、妥协、合作与诚信的文化传统。可以说,作为人类政治生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最高层次的“政治竞赛规则”[7],近代宪法在功能上起源于人权保障的历史需要,在结构上发端于社会多元利益相互之间的对抗与妥协。它不仅仅是一套控制政府行为与进行利益协调的制度和技术,同时还是人类政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蕴涵着丰厚的文化底蕴与价值观念,秉持一种在宽容、妥协基础上的多元主义生活态度与和谐理念。     多元主义早期在哲学领域内是形而上学上关于一与多的争议,直到20世纪中叶才找到了现代用法上的许多共同特点,这种意义上的多元主义首先是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出现的,其吸引人之处在于这个语词的意义含糊,并且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学说[8]。虽然对多元主义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容忍差异、歧见和尊重道德、文化、思想、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的多样性,则应当是所有多元论者的核心或本质。它不只是一套价值体系,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生、社会以及政治理论的基本态度。在多元主义者看来,社会是由自我和他者所组成的多元世界,是由不同思想观点、理论主张、利益诉求以及行为方式等多重力量所构成的复杂空间,并因为这种多元而倡导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之间的宽容、妥协以及平等竞争与合作,要求每个人在展现自我的同时,都应当给予他者的独立和特殊性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     在多元主义价值观里,权力多元或多元政治是民主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结构模式,并始终是西方法治演进的动力和自由的保障。在中世纪,教权与王权、宗教世界与世俗国家的并存与对立,是多元主义的典型表现,它造成了西欧社会从政治结构到社会生活,从价值观念到制度构建的碎片化。王国、领主、公国、城市、教皇、主教、修道院等,每个政治实体都有特定的管辖权,而国家只是众多政治实体之一,并不具有最高主权或垄断性的权力,每一种权力又都会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制约和分散,从而形成一种权力多中心的政治秩序;每个社会成员也都被分别置于与教会、城市、领主、国王等的多重社会关系之中,从而使他服从与效忠于多个权力塔尖。多元主义政治结构既给西欧社会带来了连绵不绝的杂乱甚至灾难,但它也给个人自治与自由留下了空间,它使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可能对社会和个人进行绝对的控制,使每一种社会力量都获得了生存的土壤;不同的社会元素杂处共生、此起彼伏,相互渗透、相互竞争,由此使得整个社会多彩多姿并造就了富有创造精神的多元化发展模式。“伴随着这种混乱和骚动,我们看到对法治的坚定信仰,对正义的社会秩序的不懈追求:这就是中世纪政治制度史的真正特点。”[9]近代人文主义的勃兴,立宪主义的诞生,其实正是多元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逻辑。英国最早将多元主义精神从私人领域、宗教领域扩展至公共领域、政治领域,从而使其成为宪政之母、宪法的发源地,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大宪章和议会政治的范例;美国的制宪者们把宗教宽容上升为明确的宪法语言,适用于与绝对权威相对立的思想自由和心灵自由,从而使捍卫良心自由、信仰自由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基本精神。可以说,宽容、妥协与合作的多元主义传统,孕育、催生了主体意识、契约自由、有限政府等近代宪政理念,构筑了宪政、和谐的文化根基。     立基于多元主义之上的宪政意味着对价值多元、文化多元、利益多元的承认与肯定,要求相互竞争中的每一方都应当以他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承认对方的“主体性”,相互尊重、彼此宽容,从而将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通过非暴力的政治谈判和妥协来解决。在这个自由的多元化社会场景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主张彼此平等竞争,形形色色的利益诉求均可公开博弈,多样性和差别性都有其存在的某种合理性,一切观点和利益都完全靠自己的内在品质及其正当性而赢得人们的认同。罗尔斯特别将多元主义区别为合理多元(reasonable pluralism)和简单多元(simple pluralism),前者强调合理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主张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后者只说明学说的多样性。政治自由主义的课题是,不只是把简单多元视为理所当然,更重要的是将合理多元作为民主社会文化的当然现象;在当代民主社会拥有合理却不相容的宗教和哲学主张的前提下,如何可能产生一个合理对立学说能够共存、共同肯定宪政体制的稳定、正义的社会[10]?多元主义宪政观不仅是一种文化理念,更是一种政治结构模式:它反对任何人拥有法律上、政治上或道德上的至上权威,强调对于自由的维护必须倚赖权力的分散及其相互之间的制衡;各利益主体基于对自身利益的深切关心,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政治权力的运行过程施加影响,进而实现制度设计和利益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多元化和决策民主化。这样的宪政文化氛围历练着社会成员的民主、法治素养和宽容、妥协精神,使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变革都抛弃了睚眦必报式的复仇或摧枯拉朽式的革命,而采取合作与妥协的宪政改良主义,多元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共存成为一种常态,整个社会的实质性和谐由此得以达成。因此,和谐社会是一种需要以宪政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社会,是一种需要以多元文化为背景和支撑的社会生活样态;社会的多元化对于宪政与和谐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是建立在宗法统治关系基础上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政治体系,奉行的是神秘一元主义与绝对君权主义的国家观,血缘宗法关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家”是“国”的最初形式,所谓的“国”只不过是“家”的放大和延伸而已。这种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必定是一个一元性的社会。君主正像是一个家族的家长,君主制正像家长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都以此权力为最终依归,所有的个人都是依附于此权力的臣民;家长式的君主握有无限的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是一切权力的化身和源泉。“权者,君之所独创也。”(《商君书·修权》)文武百官都是辅佐君主统治国家的幕僚,其所享有的权力都只不过是皇权的延伸而已。在这种宗法制政体之下,家族的结构模式与伦理道德具有超越于自身的普遍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而成为安排政治关系、确定政治生活原理的模板与指南,家族的秩序和利益就是浓缩了的国家的秩序和利益,血统身份与政治身份、亲缘伦理关系与政治权力关系、家族网络结构与国家政权结构一一相应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吾侪若能对宗法精神根本明了,则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谓‘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庶几乎可以索解矣。”[11]可以说,“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是一家一姓之王朝”。“历代统治者都以家族伦理为治国之理。”所谓的“大一统”,“不是统一于作为民族或社会代表的国家,也不是统一于作为民族或国家之象征的人员经常流动的某个机构,而是统一于某个君主及其家族”[12]。     在这种宗法专制政体中,“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民之一切皆拜天子所赐;君主按照个人的专断意志与反复无常的任性进行统治,而人不过是一个绝对服从另一个生物发出的命令的生物而已。维护这种政治秩序的专制主义文化强调人的工具意义,每个人从其一出生便处于家长体系的统治之下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扮演着特定的工具角色,独立的“自我”和抽象的平等人格是不存在的。维护这种家族统治秩序的是道德、伦理、等级差别,即礼;出礼入刑、德主刑辅,对家长权威、三纲五常的极端推崇和维护,实质上就在于对家族式政治统治的维护。这样的社会铁板一块、等级森严,不可能形成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更不可能产生制约世俗政权的社会力量。所谓的“宽”、“恕”思想和“中庸之道”只不过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说教,并往往变异、迷失为政治生活中的偏执和视一切“异端”为“洪水猛兽”的狭隘。宽容、妥协精神的缺失与专制主义一体两面,使社会变革常常以急风暴雨、你死我活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强权绝不可能与弱者合作、妥协,作为一种权益之计的谋略性妥协又往往陷于日后以暴治暴、怨怨相报的恶性循环之中,历史也由此充满了动荡、无奈,并使国人一再领略缺失宽容和妥协所带来的悲剧与混乱。压制而不是协调冲突、消灭而不是尊重差异,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秩序与和谐;如果一个社会上尚未形成一种真诚宽容、妥协、合作的多元主义文化和宪政精神,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三、从人文主义的宪政精神看传统的和谐观念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人文主义(humanism)是一种以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它强调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以人为归宿,肯定世俗人生的意义和现世生活的幸福,提倡个性解放、人性至尊的观念,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关切,对个体的存在、个人的权力、个性的自由的追求。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价值取向,构成了近代人权思想产生的重要道德基础和西方宪政的人文关怀,其所“假定的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至高性,即人的神圣性,不仅为人权及人权保障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使得人权思想得以广泛张扬和发展,也为宪法确认人权保障提供了思想基础,使得人权保障成为近代宪法鲜明的主旨”[13]。可以说,西方政治文明是伴随着人的本质和价值的不断发现与肯定而逐步向前演进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西方宪政的人文精神。     人文主义是西方宪法诞生与发展的思想源泉,而宪法的根本原则、基本内容、制度建构也处处彰显着人文主义的价值追求,这突出表现为宪法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在宪政的基本理念当中,人权保障是第一位阶的目的性价值;无论是从宪政的起源和发展来看,还是从其制度建构与运作实践来看,宪法都是源自人权并集中围绕人权这一核心价值而展开的。人权是一个世俗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人对自己的存在和自身价值理性思考的结晶,体现着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人性的解放。文艺复兴催生了人文主义,提出了人、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等全新观念;宗教改革则把人从神学的迷雾中唤醒,彰显了人的高贵本性和崇高尊严;启蒙运动则进一步使人认识到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目的,并直接导致了近代人权思想体系的真正形成。古典宪法的理论基石是天赋人权学说和人民主权学说。在今天,宪政更是“事实上已成为保护个人权利的同义语”[14]。可以说,人权保障是宪政的核心与主旨。     人权作为人之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其所争取的首先是人间最珍贵的个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是不再依附于某一外在权威的独立人格,其根本意义在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的复归,在于尊重人作为人的尊严。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所指涉的并非是简单的平权主体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它的首要对立面首先是某种外在的公共权威或强权机构;“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的义务应该是保持其统治下的所有人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尊严”[15]。人权精神秉持个人主义和国家工具主义观念,它把个人视为国家和社会的基础,赋予其终极性的意义,而国家只是保护和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实现和保障人权应该成为国家政权存在的正当性依据与合法性基础,是国家政权运行的核心活动和最终目标;如果个人被淹没于这样那样的共同体中,或者仅仅是某种共同体或神权、特权、君权的附属物,那他就只能成为权力奴役的对象和政治关系的客体,多元利益的和谐共存也将只能是一种幻象。     在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中,同样蕴涵着丰富的重民或民本思想,并且这是一个源远流长且相对成熟的思想体系。孔子有言:“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舒则容敬……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更是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法家要求统治者须“有德泽于民”的思想、兵家的以战止战的思想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古代思想家的重民情怀。尤其是作为传统和谐观念哲学基础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在极力劝说统治者不要逆天而行,不要违背民意天心,而是要以和谐、中和、公正为本,令顺民心,施行仁政,为民立极,承流宣化,道正天下,德被四海。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经典的思想智慧,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内在的意义追求和超越的价值情怀,其目的在于立基于天地本原的思想,从天人和谐的内在逻辑导引出社会和谐及政治和谐,从而将人的生活世界编织在一个贯通天地人的整体和谐观之内。东西方哲学传统都重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先天根据、至上本原的探寻与挖掘,并以此作为现实社会中超验的价值评判与论证标准。但总的看来,西方哲学更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及对自然的改造和驾驭,重视人类的理性和创造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而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整体观出发,更关注天人之间的和谐,认为“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以及“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道与人性相合、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本为一体,应当顺应天地万物之本性、听任世间百态之演变,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融合无间之地步。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系辞上》),即是强调顺天应人,依照天地之道行事,预测天时变化而主动配合,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然而,天人合一的思想“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能动地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服从崇拜”[16]。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孟子·离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其经典表述。既然个人的得失荣辱、国运的兴衰存亡都是由上天来决定的,因而人就必须顺应天意、天命。道家更是主张道法自然,在天人关系上强调天的决定作用和人对自然的顺从,希望人们“绝圣弃智”,破除各种人为的典章律令、道德戒条等等束缚人性的枷锁,通过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理想的实现,使人们生活在一种自足素朴、和谐淳美的自然风光之中。显然,在这些和谐语境之中,人的“有己”意识被刻意消弭、自然本性被充分张扬,其目的就是彻底铲除一切侵蚀人性、引起扰乱纷争的不和谐根源,使人成为挣脱一切文明藩篱、没有任何自我意识的纯粹自然存在,成为“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师》)的大自然造化之物。这种意义上的和谐实际上只是“物”的和谐,人的主体价值与特立独行的意义被淹没在了家庭式的融融亲情与生活场域之中。     可见,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对个人人格的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更重视个人的社会角色,“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被体现,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合,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存在一个抽象的人格[17]。在这种文化观念之中,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个人只不过是宗法等级链条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结,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完全为家长、家族、王权的淫威所吞没,个人的利益完全以国家(实际上是扭曲、膨胀了的家族)利益为依归。法律的制度设计与具体操作也处处都在刻意维护着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使贵贱有别,下不凌上,伦常纲纪得以不替,君子得以重临民,进而维持一种严格的宗法等级秩序。在这种秩序和结构之中,礼是道德体系的核心和维系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每个社会成员各安其位,政治地位、社会角色、生活方式、衣履器物无一不异,正所谓“观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新书·服疑》);“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无其禄不敢用其财”(《管子·立政》)。“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马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汉书·成帝纪》)。“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没有平等、没有协商、没有“自我”,君主对臣民可以生杀予夺,下等级对上等级必须绝对服从,在和谐静谧的田园风光和脉脉温情的宗法政治背后到处流淌的都是专横暴虐与屈辱服从的血泪,个人受到轻视乃至否定,人性受到压抑渐至枯萎,个人的权利、尊严和意志受到漠视与蹂躏。这种思想意识以其强大的惯性延续于中国传统社会,窒息了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权利的终极关怀,自然也无法滋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精神。          四、从利益调谐的宪政机制看传统的和谐观念          宪政主义的和谐观认为,在谋求社会和谐的过程中,人们不可能通过回避“矛盾”或压制“冲突”来实现多元利益的宽容共存;在矛盾中求协调、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差异中求共存,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利益格局和价值法则,也是宪政的重要功能和目标。在实现社会和谐方面,与前立宪主义时代不同,宪政不是靠压制不同的利益诉求来谋求多元利益通向一致,而是通过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益表达与衡量机制,并合理排列各种价值秩序,以保证各利益主体都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政治运作与利益选择过程之中,从而为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提供一个宽容、妥协与合作的常规机制和稳定的规则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的实质性和谐提供可靠的体制性资源与保障。     在宪政框架内,不同的利益主体均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自由、安全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和愿望,一切利益都应当受到平等尊重和对待,各种利益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协调和宽容共存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周期性、多层次的竞争性选举为各种政治资源和不同利益的分化、组合、谈判提供了常规性的制度平台;代议机关的日常立法活动,使得各种利益之间的谈判与妥协成为一种经常、普遍而现实的政治过程;司法机关的公正与中立,为化解矛盾、消弭冲突,提供了法治化、程序性的利益冲突和纠纷解决机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对分离,以及精巧复杂、独具匠心的分权制衡的政治结构,划定了国家权力的边界,形成了政治权力的分散与多元,并在国家与社会以及政治机构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从而使得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可能同时控制所有的权力资源并绝对地扩张自己的利益。同时,分散、多元且相互制衡的权力秩序,不仅发挥着限制权力和平衡权力的作用,更使人们的自由获得了坚实的保障,因为,对权力予以有效地防范和制约是保证个人权利不受肆意侵犯的制度性前提,并有利于建立起公平的利益衡量机制以增强社会的包容性与和谐度。     和谐淳朴的人伦关系、和美安详的世风民俗,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状态。对治乱之道的探求,更“是先秦诸子殊途同归之所在,也是孔孟之后两千多年来历代文人政客议论最多,用心最切的根本问题”[18]。然而,对于达致这一梦境的路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主要是寄希望于社会成员以及当政者个人的自身修省、品行操守、道德教化和道德自律上,而没有太多关注外在制度的安排与设计。     儒家崇尚“无讼”,希望通过礼乐教化制度建立一个“群居而不乱”、“体情而防乱”,人人融洽相处的理想社会。“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表达了孔子反对争讼的基本态度,争讼是礼崩乐坏的具体体现。朱熹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而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故又记孔子言,以见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使民无讼为贵”(《论语集注》)。因此,无讼是“本”,而听讼只能起到“塞其流”的末的作用,“正其本,清其源”才能达到无讼境界。相对于诉讼而言,儒家学说更强调道德教化在解决冲突与纠纷中的作用。儒家伦理要求人们修身、反省、内求。修身内求的标准是“五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其实践方法为“克己复礼”,即用礼来约束自己,奉礼守信,修身养性。同时,主张通过“德化”和“礼教”,使人们安分守己,和睦相处,不生争端;对于发生的纠纷也要尽量通过各自的忍让及协商加以解决,即“礼和”,从而消灭诉讼,取消刑杀,臻于“无讼”,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和谐关系。     儒家的“无讼”思想是建立在“中庸之道”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虽然慎重刑罚、用中折狱的中庸思想体现着一定的“重民”色彩,但后世对“中”与“和”过分强调与曲解,往往使“无讼”思想变成为没有原则、不问是非的一味折衷、调和以及同乎流俗的盲目顺从,甚至成为统治者愚弄百姓的政治工具。它反对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与他人争讼,要求百姓成为集权统治下的顺民[19]。一切以和为贵,即使是表面上的和谐,也胜过任何实在的公开冲突,非至绝路,绝不兴讼告官。绝对的是非分明并非人们追求的目标,关系的和谐才重要,妥协是维系关系的手段[20]。由此使得乡土社会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反诉讼”传统。“无讼”思想又受到了儒家义利观的支持,“舍生取义”,“存天理、灭人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说教,要求人们在义和利发生冲突时,应当毫不犹豫地将义的价值置于一切欲望、财富乃至生命等个人私利之上。显然,这种“无讼”式的和谐,其实质是通过对抑制甚至泯灭人性而追求一种虚幻的道德境界。     老子哲学中的“不争”思想与儒家的“无讼”观念异曲同工。与“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十六章》)的人生之德相联系的是“致柔守雌”的存养方法,即“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道德经·二十八章》),要求人们始终保持谦退不争的阴柔姿态,要养成不争之德,要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尚贤、不武、不怒、知足、知止、无私、无欲[21]。并将“不争”上升为“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的高度。当然,老子的“不争”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消极退避,而是要追求一种“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六十六章》)的“善胜”之“争”、符合天道之“争”。     墨家的“兼爱”思想同样具有浓郁的道德伦理色彩,它要求人们相互地、平等地、普遍地爱。即所谓“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兼爱中》),“爱人者必见爱也”(《兼爱下》);“爱人若爱其身”,“为彼若为己也”;“爱人者此为博焉”(《天志下》),“天下之人皆相爱”(《兼爱中》)。而“兼相爱”的实质是“交相利”,“兼而爱之”就是“兼而利之”(《法仪》)。所以,墨子常常把“爱”与“利”、“相爱”和“相利”、“爱人”和“利人”相提并论,如“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此自爱人利人生”(《兼爱下》),“利爱生于虑”(《大取》),“爱利天下”(《尚同下》)等等。这样,相爱就是相利,“爱”中有“利”,“利”中有“爱”,“爱”和“利”紧密联结、融为一体,从而使其道德主张获得了“利益”的支撑。“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基础在于“天志”和对人性的判断。墨子认定天公正而普遍地兼爱天下,“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行广而无私”(《法仪》)。而作为天之臣民,人也应该秉持天性、顺乎天意,普遍而无差等地兼爱天下之人,即“厚人不外己,爱无厚薄”(《大取》)。同时,“兼爱”是建立在人的“互报”的本性之上的,“无言不仇,无德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兼爱下》)。“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兼爱中》)并认为“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兼爱上》);“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兼爱下》)。因此,只要普天之下“兼相爱、交相利”,就能实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     人伦和谐上升为“至治之世”、道德自省扩展至政治领域,便是对“仁政”、“德政”的向往和推崇。“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其基本精神就是“爱人”,即对人要有爱心,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亲、相爱、相趋、相合,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推及政治立场上便是实行“德政”、“仁政”。“为政以德”是孔子基本的治国思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从“仁学”思想出发,孟子把德政思想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仁政”学说,极力主张以仁治天下、以德服人的“王道”,认为“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尽心下》)。“仁”,即“不忍人之心”,仁政就是君主以自己的“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上》)。施行仁政自然要求顺从民意,令顺民心,奉行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孟子的仁政思想还包括“制民之产”,“薄其税敛”;省刑节兵,“不嗜杀人”;以及尚贤任能,“贵德尊士”等等。孟子的仁政思想特别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     老子政治哲学的精髓是“无为而治”,即顺其自然、无所作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道德经》中多处表达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圣人之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十五章)“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第七十五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当然,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告诫统治者不要胡作妄为、“逆天”而行,不要发动战争、扰乱天下,不要让百姓负担沉重的劳役和贡赋。无为的目的是“无不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因此,只有通过无为、无欲、无事,“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才能引导人民回归自然,才能使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进而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的境界。     “德政”、“仁政”和“无为而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传统社会基本的政治信条。然而,无论是儒家的学说,还是道家的主张,都在很大程度上把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了为政者个人品质的高尚和道德教化的成功之上,而不是通过制度化的逻辑和力量来造就出“圣君明主”或“无为”之君。这与西方文化更为关注民主制、共和制、贵族制、君主制等政治模式的理论思考及其制度建构大异其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并未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而成为社会常态,实行仁政的明主和以德取天下的圣君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廖若晨星,美妙的和谐话语并不能改变底层民众悲惨无助的命运,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只不过是皇权专制和残酷奴役的注脚。和谐,是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沉重的话题。          五、当代和谐命题的历史超越及其宪政意义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宪政是内生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种政治法律现象,它所涵摄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浸满了人类历史传统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和人文精神。当具有特定内涵和价值追求的宪政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相碰撞的时候,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可能表现得更为激烈、更为艰难。如何消解传统文化中那些和宪政文明及现代和谐理念难以相容的东西,并对宪政文明与和谐社会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本质规定和基本要求作解构性的思考与探索,对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宪政建设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更高层次上的和谐,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价值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的形势与使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2]。这一战略思想,充满着理论创新的气息,闪耀着政治哲学的光芒,预设了我国宪政建设的理论起点与归宿。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中,首要的便是“民主法治”。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将和谐社会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坚实基础之上。民主被看做是最能保证政治平等、保护自由、维护公共利益、满足公民需要以及促进道德自我发展并做出顾及每个人利益的有效决策的政治制度[23]。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与核心理念是人民主权,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本源,这也是宪法的核心原则。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每个公民均有平等的表达政见、参与决策的机会和权利。他们以政治主体的身份参政议政、影响政治权力的运行,从而使政治成为多数人的事情。公民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体悟到自己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拥有者,认识到自身的意志与利益要求已转化为法律的规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真正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这将会极大地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与热情。同时,民主政治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体各自的角色作用,使他们能够充分地表达各自的利益目标与主张,不同的意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可以相互共存、互相包容,各种不满、怀疑和对抗都应该保持在一种秩序的范围之内,各种利益冲突与争执都应该通过民主程序与机制得以舒缓和排解,从而有利于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与平衡,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由此得以形成。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高度民主的社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当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把人民主权原则切实贯彻、体现于政治权力运行过程的始终和各个环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法治与民主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真正的民主政治必然是法治政治。在民主政治之下,法律应当是人民的自我规定,体现着理性、民意、自由、平等和正义精神。实行法治,就意味着宪法以及体现宪法精神和原则的法律应当有至上的权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是一切社会主体的最根本的行为准则,国家权力受到法律的有效规制,公民权利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法律规范必须是关于未来的、公开的、普遍的和相对稳定的并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连续性和一致性,必须公正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平等地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力求实现各种社会价值之间的衡平与互补。法治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调控方式,能以较小的代价带来秩序、自由、公正、安全以及利益归属的均衡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更是一种为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的理性的社会生活样式,社会成员从内心深处对法的权威形成了一种普遍认同和信仰,从而使法治成为凝聚社会成员的精神力量和现实机制。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民主法治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多元利益之间的宽容共存。这就要求承认和肯定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弘扬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自由和平等,保障各利益主体具有平等的、独立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在与自然、社会、国家和他人的关系中具有自主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意志和力量;尊重并理解现实生活之中个人对自身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的选择与规划,体现出对社会个体的生存与生活、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现实与前途的真情关切,承认与支持社会个体追求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的各种努力,确认和保障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坚持以人为本并为“人”这一目的而服务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要求“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4]。以人为本概念的提出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升华,它以权利本位为原点、以人权保障为基本内涵,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层呼唤和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尊重。可以说,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具有广泛的号召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灵魂与核心原则,也是宪政建设的内在动力。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首赖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只有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的社会氛围,公平竞争、有序发展、生机勃勃的社会环境。罗尔斯认为,社会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如协调问题、效率问题、稳定问题;但是,社会正义是一个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社会正义原则所要解决的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包括政治体制,主要经济和社会制度,用什么方式分配基本权利义务等。这些显然只能体现在宪政秩序中;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应首先体现为一种制度化的宪政安排,任何一项规则的设计和政策的选择都必须符合最起码的公平标准。只有在一部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宪法的基础上,通过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构及其运行,才能为多元利益之间的公平博弈提供民主化、法治化的程序与机制,并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使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能获得平等的尊重与对待;才能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和利益,并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和才能的最大发挥提供公平的机会与手段,使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社会事务、政治生活,从而使全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以及创造活力、竞争活力得到切实保证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把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社会,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机制顺畅,人际关系和谐、融洽,全社会共同富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致力于培育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宪政秩序,以推动社会向更为文明和谐的方向发展。     总之,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宪政建设则为和谐社会提供着最根本的制度支撑。民主、法治和人权三位一体、紧密结合,共同展示着宪政的基本面貌,并在更高层次上践行着公平正义的精神,铸造着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石与目标定位。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在民主法治、人权保障、公平正义等基本点上与宪政建设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蕴实现了高度的契合与内在的统一;二者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和理想图景。          苗连营,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注释】     本文为中国法学会2010年度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研究”(CLS-B1002)与郑州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建设和公民教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刘玉平。易学思维与人生价值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6.3,145。     [2]牛先锋。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6, (2)。     [3]董根洪。“亨行时中”,“保合太和”———论《易传》的中和哲学[J]。周易研究,2002,(3)。     [4]陈海红。“保合太和”的传统文化[J].当代社科视野,2008,(9)。     [5]张立文。儒家和合文化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J].理论参考,2007,(2)。     [6]程缙。太和充满:紫禁城构建中的“和谐”思想[J].紫禁城,2008,(1)。     [7][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M]。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15。     [8][10]林火旺。多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 http: //blog。 sina。 com。 cn/s/blog_5f96e09c0100czeh.ht-m,l 2010.10.06。     [9]H。米提斯。中世纪的国家。转引自丛日云:《政治的贵族气质与多元主义政治文化》, http: //yyf710168. w6. leadbbs。 com/ScholarsCollection/CongRiyun/347。 htm,l 2009-08-10。     [1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J].中华书店,上海书店,1986.36。     [12]黄文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128,142。     [13]周叶中,周佑勇。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研究, 2001,(4)。     [14][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136。     [15][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M].王志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21。     [1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02。     [17][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     [18]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2-63。     [19]于语和。试论“无讼”法律传统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消极影响[J].法学家,2000, (1)。     [20]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13。     [21]罗传芳。老子生存哲学辩证发微[J].哲学研究,2005,(2)。     [22]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2005-02-19。     [23][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404。     [24]《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25][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39。    进入专题: 和谐 宪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13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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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ZT 杜君立 孔庆东时代的北大

2011年11月22日 16:30:02        在孔庆东身后,站着一个更加孔庆东的北大,和一个非常孔庆东的社团,而孔庆东不过只是北大和社团的一条狗而已。      孔庆东并不是北大的代表,而是北大的精神领袖。对思想和精神的放弃使孔庆东和北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正像一位网友所说:孔庆东终于成为“人类都无法战胜的一朵奇葩”。据说孔庆东“三妈的”之后, 北大校长周其凤对重庆晚报记者说,孔庆东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好,我本人很喜欢他的文字。”       “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如果说当下的北大是什么,那么孔庆东无疑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特别是在贺卫方被逐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今日之北大已经进入一个孔庆东时代。如果说季羡林犹是一个犬儒,那么孔庆东则已经沦落为一个市井小贩甚至无赖流氓。       孔庆东时代的北大已经完全世俗化和商业化,甚至从庸俗走向恶俗。这种趋势一方面完整地体现在北大百年讲堂上,从金庸、周星驰到芙蓉姐姐,北大走下了神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校长的气质上,当副部级的周其凤载歌载舞,唱起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并填词“化学就是你,化学就是我,父母生下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时,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在一个低智化的社会中,北大已经成为低智的榜样。                       孔庆东时代的北大 作者:杜君立 2011-11-15 1 “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 近日以来,孔庆东因为这则微博而声名鹊起。北大素有“宁可鸣而死,绝不默而生”的传统,虽然之前他早已经出书上电视,但只是从这两年开始骂人以来,孔庆东 才算摸到了出名的门道。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许可以说,这也是芙蓉姐姐和凤姐带来的启示。她们与孔庆东的不同是从不伤害别人。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坏事不难,但要一辈子都做坏事,就非常难得了。”他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母狗”;他骂姜昆是“下三滥”;他骂贺卫方是 “汉奸法学家”;他骂央视“毫无人性”;他骂记者是“国家公害”;他骂南方报业集团是“汉奸报系”;他骂深圳是“反动政府”;他骂中国是“不要脸的国家”。对孔庆东来说,骂是他重要的提高知名度的方法;为了增加骂的效果,他采取了最出位最低级的爆粗方式,如泼妇骂街一般恶毒下流。 “骂人绝不是战斗”。孙隆基将一个人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力类比成排泄能力,一个污言秽语的人如同一个大小便失禁者,这是一个人人格(身体)不健全的结果。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人格健全的样板的话,那么孔庆东正好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孔庆东认为自己骂人就是“八路骂鬼子”。他骂药家鑫时说:“你跑吧,跑到天涯海角,我把你满门抄斩!”他骂贺卫方时说:“你想给美国人当孙子,美国不要你啊,因为你不是你美国爷爷日出来的啊!”他骂网友时说:“其实如果再来一次‘文革’的话,所有的‘五毛’都会被揪出来。你以为你是匿名的,就查不出你来了?一旦查出来,杀头怎么办啊?” 孔庆东曾经靠研究鲁迅谋生。鲁迅曾总结过骂的技巧:“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 不敢开口。”孔庆东不仅爱骂,而且会骂;他不仅注意选择骂的对象,更注意选择骂的舞台。他在重庆骂道:“谁反对重庆,谁就是反对党中央!”他在警察局骂道:“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他在人间骂乔布斯道:“乔布斯离开了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苹果给全世界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像乔布斯这样的人死的越多越好。苹果集团现在就是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网上为了乔布斯的离开而痛哭的中国人都是汉奸!”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一种名士情结,从魏晋开始,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就成为一个名士的标准形象,而骂则是一个名士的基本功。祢衡骂曹操,方孝孺骂朱棣,章太炎骂袁世凯,马寅初骂蒋介石,李敖骂蒋经国……骂体现了一个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时的勇敢与正义,因此名士之根不在骂,而在良知与正义、勇 敢与磊落。如果只是打鸡骂狗欺软怕硬,谄媚于权力,厉骂无权无力的民众,则与名士无关了,而只剩下骂。 鲁迅曾经说过:“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孔庆东常常不经意间泄漏了其人格的猥琐与缺陷,比如他常说:“爷是北大教授,怎么样?眼红了吧?汉奸王八蛋们!爷家来暖气了,气死你们这帮孙子!”孔庆东不只是骂,他也夸。他夸郭德纲是“民族英雄”;他夸于丹是孔子再世,“倒退2000年,孔子就是于丹”;他夸朝鲜比中国好三倍,“没有伟大的领袖和劳动党,没有强大的人民军,没有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和奋发忘我的劳动热情,(朝鲜人)早都死绝了。” 孔庆东深谙信息过剩时代的传播技巧,他为此制造了一批讨巧的笔名,比如孔醉、醉婴、周三、丛剑等,甚至还有一个日本版的“孤岛独一郎”;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传播性的口号,比如“北大醉侠”、“北大的马克吐温”。他总结自己的十全武功包括“语文八卦掌,现代文学六合拳,通俗文学扫堂腿,武侠连环套,金庸倚天剑,大韩民国疯魔爪,戏剧流星锤,大众文化一阳指,地域文化梯云纵,教育九阳真经,高考改革擒拿手,党史断魂枪,军事乾坤大挪移,毛泽东研究互搏术,宗教思想打狗棒,反腐倡廉蛤蟆功……”他虽然常常令人莫名其妙的自称“孔和尚”,乃至自称“孔子73代孙”。在《第一视频》中,孔庆东常常以“爷爷”自居,将其他人称作“孙子”。 事实上,他最热衷的称呼却是“北大教授”,以及自己的社团身份。2006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只不过在公开场合说了句“女性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成就不如男性”,就被舆论抨击性别歧视,最后只得引咎辞职。但毫无疑问,萨默斯的灾难不会发生在孔庆东身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在孔庆东身后,站着一个更加孔庆东的北大,和一个非常孔庆东的社团,而孔庆东不过只是北大和社团的一条狗而已。 2 孔庆东是在文革时代的一个工人家庭长大的,这属于当时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最为优越的一个社会群体。虽然没有赶上“红卫兵”,但“红小兵”还是赶上 了。“毛主席培养的千百万红小兵还没死绝,正在拔剑出鞘。”这种成长背景带给孔庆东一种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毛式思维和毛式话语从此根深蒂固阴魂不散。他在14岁时写过一首革命诗:“孔庆东,真英雄,前进路上当先锋。为了人类得自由,哪怕流血与杀头。”如果说一个人的出身与童年常常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那么这种富于时代气息的暴力情结与理想主义,在未来的日子里似乎极为典型地体现在孔庆东的思想和行为中。 22年前的那个夏天,北大学生领袖孔庆东已经24岁,他终于可以以“北大筹委会”召集人的显赫身份指点江山。当孔庆东的革命梦想随着这次广场运动被钢铁的国家机器碾碎时,他和无数北大人一样被发配到最偏远的地区;一个叫陆步轩的北大才子甚至沦落为卖肉的屠夫。很多年后,孔庆东对这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讳莫如深闭口不提。 北京已经离他远去,“万马分尸国欲休,人心似水覆难收。豪情总被闲情笑,放眼天边一白鸥。”在这段寂寞难耐的日子里,孔庆东只能从风靡中国的金庸热中寻找温暖。武侠从来都是中国小人物的童话。这种借酒消愁的逃避并不能改变什么,马克思说过,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直到3年后,前度刘郎今又来,孔庆东依靠考试和向社团效忠得以重返北大。他在《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二十年来苦读书,气吞万象志踌躇。今朝识得大千貌,始信文章愧不如。” 孔庆东选择了金庸,在王朔看来,这是给金庸抬轿子。在革命家的梦想彻底破灭之后,一个自命不凡的犬儒诞生了。作为一个成功的犬儒,只有成名一条路。据说犬儒的始祖欧也根尼名气之大,连亚历山大都要亲自来拜访。通过他的博导钱理群,孔庆东邂逅了中国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很快,孔庆东与余杰、摩罗被包装成非主流的“北大三侠”,成为图书市场的传奇。很多年后,贺雄飞这样说:“当年钱理群先生在赞扬余杰和摩罗时所说的‘精神界战士’的影子,只可惜的是,当年我当酋长时的那批人,已经有好几个不是‘精神界的战士’了。余杰信了主,摩罗彻底否定了自我,孔庆东则完全沦为‘帮凶’和‘帮闲’文人,只有谢泳先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教授。” 孔庆东无疑很快就融入到了北京这种权力江湖中,并且如鱼得水。孔庆东以“祥林嫂到底是谁杀死的”,开创了《百家讲坛》的八卦花边模式。不幸的是,孔庆东并没有使《百家讲坛》出名;同样,《百家讲坛》也没有让孔庆东出名。即使这样,在易中天之后,孔庆东还是常常以“百家讲坛开国元勋”自诩,并且发誓他再也不会上《百家讲坛》了。离开出版与电视,孔庆东只剩下北大这个贞节牌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孔庆东全身心地依靠这个牌坊,竟然终于达到了化境; 孔庆东与北大已经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孔庆东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孔庆东。孔庆东并不是北大的代表,而是北大的精神领袖。对思想和精神的放弃使孔庆东和北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正像一位网友所说:孔庆东终于成为“人类都无法战胜的一朵奇葩”。据说孔庆东“三妈的”之后,北大校长周其凤对重庆晚报记者说,孔庆东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好,我本人很喜欢他的文字。” 3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物还是,人却非,今日之北大早已不是昨日之北大。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事实上,北大虽然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但同时也是中华数千年“太学”传统的延续。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北大成为科举的替代品,甚至成为仕途捷径。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科学氛围浓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而北大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乃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主”、“科学”也成为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词汇。这样的历史经过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传统,北大师生也不断的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并付诸实践。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北大教授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财产作为政治目标的社团。 蔡元培时代之后,北大进入胡适时代,包括蒋梦麟和傅斯年在内,这一时期的北大依然延续了其精英精神和贵族气质。在民国时代,读书上大学基本只是富人的专利。民国三十八年,当年那个图书馆管理员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包括北大都成为这个社团的财产。毛万岁所做的不仅仅是更换了北大的招牌。在某种意义上,马寅初时代的北大依然是对胡适时代的延续,这种延续其实只是一种苟延残喘。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官方褫夺北大校长之职。马寅初不仅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苦苦坚持着北大的尊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如果说林昭是北大的圣女,那么聂元梓则是北大女巫。北大的沦落并不是从聂元梓开始,但聂元梓代表了北大的沦落。这个狂热的社团分子创建了“新北大公社”,北大再一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场浩劫中,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北大从此成为一种不祥的传说。很多年后,孔庆东在他的博客上对网友说:“只有中国到了今天这个真正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意识到文革的伟大”;文革是人民的正义起义,要收拾但没收拾利索的,就是你这种王八蛋!”他似乎忘了当年“砸烂孔家店”中,孔子被掘坟暴尸。这个“孔子73代孙”果然是大义灭亲了。 劫后余生的北大在王柴时代达到又一次辉煌,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多少保留了北大的传统遗风。在22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中,北大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这些青年精英中,北大人构成了浩浩荡荡主体力量,而孔庆东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北大精神的死灰复燃使其最终遭到官方严厉的打压,理想主义色彩渐渐散去。此后几年入学的新生必须接受一年严格的军训。在愚蠢的军人训练下,此后的北大学生已经明显不同。在丁石孙被罢免后,此后的几任校长均来自社团成员,吴树青、陈佳洱、许智宏,直到如今的周其凤。曾经北大越来越变成社团的“党校”。除过中关村时代的吴树青有经济学背景,以后3届校长均是较少思想人文基础的理工类技术专家型官僚;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 北大很早就以“三角地”闻名,三角地布告栏位于学校的大讲堂南侧,一直是“民间资讯发布中心”,也是几十年来历次中共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如今,作为言论中心的现实中的”三角地”已经早已不复存在,并为北大未名BBS上的相应版面所取代,即使在BBS上的言论自由受到相当的控制。事实上,在出国潮席卷之下,TOEFL和GRE早已成为北大学生的“必修课”,关心政治已变得非常罕见;或者说,那只是社团成员的事情,因为他们需要经常“学习政治”。这就是李敖所说的,“北大变孬了!” 2009年季羡林之死象征着北大又走过了季羡林时代。这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社团,在他的耄耋之年获得令人咋舌的荣誉。温家宝道出了实情:“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些飞来的廉价荣誉就连季羡林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事实上,这种对北大的隆重礼遇泄漏了官方严重的文化焦虑,因为作为思想国的传统北大已经没有了。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李敖就对这个“国学大师”颇不以为然。“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季羡林成为一个犬儒时代的新模范。极为讽刺的是,季羡林最终在一片有关虐待和财产的纷争中死去;虽然哀荣无限,但无法掩饰权力下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卑微。 张维迎试图以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结果被北大社团罢免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职。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钻狗洞理论”:“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钻狗洞理论”的悖谬之处在于:所谓“狗洞”,顾名思义就是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从狗洞里钻过去,人就得变成狗——否则就不叫“狗洞”,叫大门了——人要变成狗当然也没什么,但你要指望它再说人话就不对了。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个人,他不愿意当狗,他压根儿就从狗洞里钻不过去。 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学”其实一直属于禁忌。自称“精神上有洁癖”的郑也夫始终没有加入社团,他是北大,也是中国不多的几个良心社会学家之一。在北大,郑也夫完全是一个边缘化和被边缘化的学者,他对“现在的社会包括学生越来越向钱看”只能空叹无奈。2010年,他指导博士生冯军旗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这部长达25万字的社会切片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中国地方政治生态已经严重走向家族化和社团化。这次成功的田野调查成为近年来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楷模,特别是在抄袭成风、官样文章泛滥的当下。博士毕业后,冯军旗并没有留在北大,而是骑着一辆二手永久自行车去社科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4 竹林七贤的阮籍曾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如果说当下的北大是什么,那么孔庆东无疑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特别是在贺卫方被逐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今日之北大已经进入一个孔庆东时代。如果说季羡林犹是一个犬儒,那么孔庆东则已经沦落为一个市井小贩甚至无赖流氓。从出书到上电视,再到四处走穴参加开业开盘庆典,孔庆东时代的北大已经完全世俗化和商业化,甚至从庸俗走向恶俗。这种趋势一方面完整地体现在北大百年讲堂上,从金庸、周星驰到芙蓉姐姐,北大走下了神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校长的气质上,当副部级的周其凤载歌载舞,唱起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并填词“化学就是你,化学就是我,父母生下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时,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在一个低智化的社会中,北大已经成为低智的榜样。《南方周末》方可成曾讥讽周其凤: “不伦不类,天雷滚滚,斯文扫地。”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周其凤不过只是另一个孔庆东而已,孔庆东攻击南方报系实则是替主子出气。 北大100年诞辰时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中文系党员学生马楠对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几年之后,马楠选择了她想过的生活—— 移民去了美国。在孔庆东时代,北大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据《高教年鉴》说,2005年北大是获得美国院校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榜首。 在权力体制下,北大越来越成为贵族精英的子弟学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正义。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中国公民日渐失去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社会上升管道。 虽然北大在思想重兴和学术领域乏善可陈,但却升官有道、生财有道。据南方周末2007年报道,“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57人”。其中毕业于北大77级历史系的薄熙来更是其中最具权势的一个,因此唱红的重庆与孔庆东的北大之间发生怎样热烈的互动都不意外。在清华之后,北大正在成为权力与资本同流合污的另一源头。在1999年至2010年之间,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首位。在2011年4月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上,中国首富李彦宏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其他北大富豪还包括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以及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等。李彦宏甚至出资1000万元设立北大回报基金。 毕业于北大梵文专业的钱文忠以在电视上讲解《三字经》和《弟子规》闻名,并迅速混成浑身名牌的炫富高手;据说他收藏的LV就有几百只。这种“北大富豪”语境之下,阿忆也高调“哭穷”,原来北大教授月薪“只有”4786元;而他来北大之前,“每个月的收入比5万还要多”,他“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还有一个北大教授将一个小他26岁的中学生诱骗上床,并发展为情人;当这个女孩向其索要30万元青春费时,北大教授协助警察将这个可怜的“敲诈犯”抓捕。北大至始至终拒绝公开这个教授或者说“禽兽”是谁。 相由心生,孔庆东天生嘴歪眼斜面目狰狞,比不得阿忆水灵,但他却是一个赚钱的好手。据说早在10多年前,身为北大副教授的他就为韩国留学生做枪手,一篇本科留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卖到8000块。在这个娱乐时代,名人走穴远比枪手赚钱快,孔庆东这些年千山万水地去走穴,甚至连偏远的三线城市平顶山都不放过。走穴赚的是知名度的钱,知名度就是生命线;在这方面,孔庆东长袖善舞,炒作有方;说白了,只要豁出去,不怕人笑话,不怕人指脊梁,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常言说,赚钱如吃屎。毕竟靠着北大这个蔡元培胡适们打造“金字招牌”和“百年老店”,如今财大气粗的孔庆东不仅不屑于做枪手,甚至有钱雇枪手了,出个书都有一大堆人在记录、在润色,他只要提供一张横眉立目的照片即可。 北大教职工数万,几乎与学生相当,其中博导数千,教授近万;在偌大的北大,教授多得一块砖能砸死一堆,本来算不得什么稀罕。但“北大教授”在一种商业语境下,竟然被神化为一种文化和权威的象征,孔庆东因此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或者说,孔庆东极其逼真传神地诠释了“叫兽”和“砖家”的真实含义。孔庆东的言行绝非一个正经的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所可以想象。北大在20多年间的沧海桑田,真是如此不可思议。在孔庆东刚刚进入北大的那一年,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当孔庆东引领学生们占据权力的主席台时,海子已经被山海关的机车碾碎。那时,北大社会学所里有一位少言寡语的讲师,他叫王小波;他从没有为自己贴上什么“北大”的标签;他像卡夫卡一样,在思考和焦虑中度过自己真诚的一生。他的内心如火,智性而又谦卑。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他死了以后,人们这才发现中国早就有一个心静如水的大师。 5 很多年以前,前门大栅栏有一个卖冰棍的,每天大骂:“要不是爷爷我在这儿卖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他妈的渴死!”这个“叫兽”的智商恰好跟一只鸡类似,一只公鸡常常以为,只要它不打鸣,那么天就不会亮。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流氓往往是权力的伴生物,如果说权力是粪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个权力控制一切的时代,流氓往往会大成气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榜样,将审美改写为审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经与严肃,从而抹杀了人的神性。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众的流氓就是市侩。 孔庆东的专业是研究青楼文学和通俗文学,或者说他研究的对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孔庆东最终竟陷入这种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话语与流氓话语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其言说方式。在去政治化体制下,孔庆东的没落传达出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犬儒化与人渣化。在一个民族集体罪恶从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们在掩盖和遗忘中不知不觉又踏入从前的覆辙;物质与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提升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思想。无论孔庆东穿和服还是用苹果,他的脑袋其实还停留在40年前的毛时代。这好比一个“五官可爱”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来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3岁的儿童阶段;如同孔庆东的笔名“醉婴”——本来就是没有智力的婴儿,还醉了。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儿童来说,成人世界里的一切东西必然会被一概地斥之为丑陋和邪恶;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杀”这个,就是“操”那个。特别是当他学会了骂人之后,他就不再会说话;因为骂人已经成为他唯一的说话方式。 如果说孔子是丧家犬的话,那么孔庆东则是一条疯狗,不管是装疯假疯还是真疯。很多年前,余杰与孔庆东互相吹捧,余杰写了《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其中写道:“‘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当你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国官吏们一边口头上反腐败,一边行为上腐败;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妻女送到美国,孔庆东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现了当下中国的实用主义。孔庆东几乎每天都在骂美国, 但他却以受到美国大使接见为荣;他恶毒地骂乔布斯,但他却用的是苹果手机;他骂日本骂韩国骂汉奸,却偏偏喜欢穿和服;他总是对朝鲜和金正日赞不绝口,却津津乐道朝鲜的美女和美食。 孔庆东在2010年9月曾去朝鲜朝圣,“金正日的文化工作能力有口皆碑。……最重要的是忠孝二字,这是朝鲜红色江山保持颜色的根本秘诀。”他在《第一视频》中说: “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六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那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世界上现在最糟糕最腐败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中国为什么坏到这个程度?没有廉耻了。这么没有廉耻的情况下,人家朝鲜人民都不批评你,人家才是真正保持传统文化的国家,人家才是有泱泱大国之风。人家看在眼里,微笑在心里,人家不批评你。要批评你,你体无完肤,你哪有一点好处?在朝鲜人民面前,中国人应该低下自己那不知羞耻的头!” 半年前,孔庆东在《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中曾经引用过笔者的一段文字,但他似乎忘了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大饥荒50年祭》。孔庆东《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末尾写道: 、 清明节,除了想念自家的亲人,想念先贤先烈,还应该想想亿万的普通亡魂。读了杜君立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文章写道:“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民国24年,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一张人吃人的照片亲自交给蒋介石……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蒋梦麟先生曾抗战时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长。他在《新潮》一书中写道: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怪不得在鲁迅先生笔下,“中华民国”不是一个褒义词。每年都有几百万人饿死,一共饿死了几亿人的中华民国,今天的汉奸们台独们居然歌颂如父母如天堂,说那时候的旧中国,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有文化,很多糊涂的民众也跟着应和。让我们按照汉奸的思维逻辑,借着清明节的纸船明烛,恭送汉奸们五毒们,回到你们天堂般的旧中国去吧。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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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老人跌倒:一个讹人的博弈?

  近年来,老人上街跌倒没人敢扶起,事件频频见闻于中國媒体,最近发生的”佛山女孩小悦悦被碾”,更是将国人爱心的争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1.      中國道德的二律背反:善的高扬与缺失   是什么原因遏抑爱心的抒发,使得国人冷漠无情,事不关己,与世无争?人们热议,众说纷纭,而评论几乎都认定国人爱心低下,这个视角折射出中國式泛道德主义倾向,以为凡是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又凝聚为人性善恶,反映出儒家的套路,如此则使问题表面化、简单化。   进而,将国民爱心低下过多地归咎于政府功能缺失,或其价值引导,则是人(人民)的主体性失落的表现,又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征。现代西方人常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其实,华人的冷漠在中國之外也广泛存在。譬如,笔者居住的纽约法拉盛,是华人集聚区,去年在这里的闹市地段发生了的中國女留学生姚宇被奸遇害案。当时墨西哥裔凶手当街抓住姚宇,欲拖往偏僻地段施行强奸,途中姚宇不停地高声呼救,曾有两三位华裔民众在一旁驻足围观过,但随即转身离去,事后从监控录像中还看到,案发时街上匆匆而过的有多位路人(华人可能性居多),华人经营的店铺许多还在营业,却无一人愿意解救或报警,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其心之冷酷,并不逊色于佛山小悦悦被碾的场景——当然不能归咎于美国人主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吧。   国人的劣根性是有着悠久的遗传史的,早已根植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对于今人来讲,不属于”新生事物”.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在《中國人的特性》中记载道,中國人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更有甚者的动有趁火打劫的心思;对于家人尽孝尽慈,却对旁人冷若冰霜。在鲁迅的笔下,看客是多么从容不迫和麻木不仁,鉴赏家则有的是玩赏他人痛苦的兴致。   确切地讲,当今中國人的爱心阙如是基于执政者与民众之间持久博弈、长期磨合的结果,落实到今天具体的”老人跌倒失助”场景,则是由:政府、(欲)施助人、跌倒老人(连带家属)三方博弈的结局。人类社会是个自组织的系统,按系统论观点,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在功能上联系着的,并且互为反馈交流而成牵涉于一体。如同生物的进化,社会要形成一个乐善好施、知恩报恩的良善氛围,是个渐进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反之,若社会中的全体成员作为各自交互的主客体,已经达成某种平衡态,处在了稳定性结构中,从而协同化于运用低级德性的生存智慧,则表明了经久历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2.      高扬善的代价:遮蔽社会正义   今天国内传媒与网络上呼声高涨,声讨国人爱心冷漠,但若让这些声讨人士亲临其境,体验一下正义匮缺环境的严酷性,他们还会保持住在声讨时候的那种英雄主义气概吗?须知道:单纯高呼口号是廉价的,是属于愤青之举。   当今国人普遍不愿意做好人,敢于扶起跌倒的老人,直接的主因还是慑于被讹诈,因为这样的案例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人们目睹了不断上演的新时代版本《农夫与蛇》,大家都心领神会。讹诈案件能够成立,需要具备三项条件:缺少相关的证人,被施救老人(及其家属)图恶报,司法机关判决偏护于老人——这些全是根基于正义感的严重缺失!   须知,中國的东半部是人口稠密地区,通常情况,在中國东部城市的大街上发生了一件冲突性事件,必定为众多过路人所瞧见,过路人想必会饶有兴致地来围观看热闹。因此,对于一场马路上的纠纷来讲,本来不应该有缺少见证人的场景,问题就在于中國的民众相当普遍地不愿意出面作证人,这恰是正义感严重缺失的症状,不能找理由说是担心遭受报复。因为出面做民间纠纷(而不是介入官民冲突!)的证人,一般是不会冒着风险的,并非如学者丁学良所说的,在中國许多出面为民办好事者都会遭遇到报复的情景。   为着正义感,出面做证人,其道德要求,显然要比奉献爱心来得低。但是在正义感普遍匮缺的道德氛围中,作为道德评价的主体本身,即众多国人,其眼中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于是否献爱心上。   中國某些老人之所以会以怨报德,乃出自于其一生所亲历的非正义遭遇。现今的老年人还原到他们的青壮年时期,也是曾经遭遇到种种不平等的”尊老”、”敬长”对待,时时会在心坎上打上”怨恨”的烙印,即在道德信息的储存库中储存了大量的”怨恨”信息。换言之,就是泡在人格尊卑有分、权利等级有序的传统文化酱缸中腌制,当漫长的腌制岁月历程终于渡完,挨到了老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羊与狼”角色互换,便开始以”过来人”倨傲,以”二十年媳妇熬成婆婆”的姿态来对待现今的青壮年。中國文化基因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延绵不息。   从事现象学社会学研究的M舍勒发现,”怨恨”正是现代市民伦理道德建构的动机缘由,也是由于”怨恨”使现代人的价值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换,现代社会中弥漫着”怨恨”的毒素,使得现代市民的伦理道德品味发生了扭曲。舍勒强调,人越是长期地被感受为受伤害状,从而引发了受伤害者的意志力使得情状转化,受伤害越是被感受为命运,报复感便愈是转化为怨恨。窃以为,中國式的怨恨”报复”往往是隔代的并且针对下一代的。   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往往就是”潜规则”盛行,所谓潜规则,就是见不得文字、上不了台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种种人情世故,搞关系,结帮派,舞弊营私,通融迁就,乃至厚黑功夫之类都行。在社会学上讲,是一种特殊主义,讲究个人之间的交往血缘私情,否弃现代性的契约主义,是低级的德性,如见机行事,看风使舵,处事圆滑,投机取巧的城府等等,与康德的至高道义理想大相径庭,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云:”道德行为的准则应该永远同时成为普遍立法原理。”   中國的司法办案除了依明文规则之外,还有潜规则的一套,具有浓厚的人治特征。譬如,民事法庭办案总是偏重于调解程序;又譬如,有”政法委”这个组织的存在,统管各省市公检法机关,清楚表明着司法是为着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质,是”毛之于皮”的所属。   中國潜规则政治的一个重要侧面是,对于生命活力强者的高度压制,除了直接压制,并且还要拉拢弱者一起来参与,共同压制住强者,如老弱幼对之青壮年,女人对之男女,无知无识无德无良的大老粗对之知识分子(主要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毛时代,现今已经淡化),而弱者往往会心甘情愿为之,因为有了”铲平主义”怨恨情愫(孙隆基语)这样的国粹传统作为群体下意识的基础,以”稳定压倒一切”为价值核心的社會主義大厦自然牢固不动摇。盖因生命活力的强者,大多是”全心全意依靠”性的指数低下者,叛逆、反抗心思颇多。反之亦然,则倍受敬仰爱戴。   在中國,老年人方对青壮年人做出讹诈,是一种只赢不输,或者说,赢多输少的博弈格局。当今人们都看到了,在多件讹诈案中,老年人方即使输掉后,也仅仅是赔礼道歉的损失而已。老人们一旦明白了自己所享有的某种特权,于是就得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必然会利用之。凡是出现了权利大小不平等者之间冲突的场景,就会诱使特权者发挥自己所长。当然,老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功能已经退化,一般言之,侵犯的本能衰弱,作恶的动机和目的不算强烈。但是问题在于,中國的老人背后,通常都是有着家属的连带关系,牵涉着经济利益和名声与一体,人们可以看到在一些讹诈案子中,老人都是在家属的”启发”之下才提起法律诉讼的。所以,中國的司法实践偏向于老人,确切地讲,是对老人连带着其家属于一起的,总体的偏向性关照。在此,非正义性是明显的。   老年人与青壮年人相博弈,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非对称”,在于使用于”争吵时间”的宽裕度上。老年人都是退休在家空闲着,日常时间对于老年人而言少有价值,而青壮年人则不然,几乎都是忙碌于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所以,一旦老人与中青年人一起被拖进纠纷之中,后者为时间所累,必定损耗多多,于是或许会做出一些让步来,这样就给老人方提供了可趁之机。   这样的”博弈论”局面,无疑为老年人(连带家属)抢得”良机”,也就是希冀只赢不输,或退一步讲,赢多输少的局势。既然社会的非正义为小人行径开了绿灯,一旦出现争吵的”好兆头”,就是其得利的好机遇,为此,其对策就是积极主动地挑起事端,争当”碰瓷黨”角色。   当然,人的内心多少还是有着良心和正义的德性,人的社会行为都是具有道德性的行为,因此,并非说,凡是老人都会走上”碰瓷”之路。因为内在的德性”气禀”人与人各不相同,所以,这里就有”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所思的是道德,他的居处,必然选择在有仁德之人所居的邻里。小人怀土,土是地利,小人只选择有利可图之地。《中庸》云:”正已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这是说,君子安心地处在平易的地位,等候天命的到来,而德性低下之徒则会采取冒险一搏,以妄求非份之念。   一个正义充盈的社会需要有健全的公义来支撑,为此,公众内心的正义感是必须的条件之一。然而,当今中國社会所呈现的面貌恰是差劲。   3.      正义与善:谁更优先?   社会正义的基点是:人人在人格和权利上都是平等对待,个人利益不应建立在牺牲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之上,而这恰是中國泛道德主义的盲点,在动听的话语”尊老爱幼传统美德”下行使不法事情——这样的”善”是从什么逻辑前提出发的经过怎样的推理过程?难道就为了老年人,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青壮年人就不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吗?   现代西方主流伦理学认为,与”善”或”好”相比,正义更为基本。正义的首要性是绝对确保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正义观是从全局出发,高屋建瓴,统筹、综合、平衡、兼顾各个殊项的”善”或”好”.康德认为:”善恶概念不是先于道德法则而定义的,如果先于道德法则,那么,前者似乎就必定具有基础地位;相反,善恶概念必须在道德法则之后并通过道德法则来定义。”在法则的意义上,正义(公正)就是需要确立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从”平衡”观出发,我们可以演绎,当一个人在与老人打交道的时候,如果得知,该人的合法权利根本保障不了,那么该人怎么可以轻易地去行动,上前帮助扶起倒地的老人?这样的行事够得上”善”吗?尽管被极力鼓吹”爱”的人们指责为”冷漠”.   中國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成语。如今中國频发老人讹人事件,恰是表明了中國社会缺失了某些基本的社会正义,由此对于个人權利的直接损害,而这种缺失并非可赖以呼唤人们的”爱心”来补救的。因为正义这个大前提缺失下,爱心越多,讹诈也就越多,正义越是偏失。一方面,即使有爱心者去扶起跌倒老人,但也不能够持续多久,另一方面,口是心非的”大爱”过热,反而造就了国人虚伪盛行。   有鉴于人性的幽暗深处,敢于直面人生的西方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都认定正义的重要性,并坚持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J*S*密尔把正义叫做”所有道德的主要部分,和不可比较的最神圣、最有约束力的部分”,洛克认为,人的天赋权利比任何联邦所能僭越的权利都要强大。只要一个社会难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普遍地得以维护,或者说,只要社会不能及时有效地制裁和惩罚非正义的行为,就不仅会危及社会普遍正义要求的无条件性和权威性,而且还会削弱公民个体对正义信念及道义价值。   西方的伦理学价值范畴系列中,”爱”、”善”、”好”与”正义”、”权利”是隶属于二种完全不同体系的价值观,西方自古以来始终在纠缠不休于这二大类型价值谁优先的问题,实际涉及的两大德性关系的问题,最终归结为神学信仰与公共理性谁优先的问题。   我以为,现代社会推行市场经济,是市民利益交换的联合体(Gesellschaft),而不是传统社区内合群抱团的血缘共同体(Gemeinschaft)。具备市场经济活力的社会其征服自然界的生存、进而对抗外界武力入侵的能力必定大为增强,与市场经济伦理相匹配,使得本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成为日常社会实践活动的中心内容,在此情景下,对待凝聚社群共同体德性的”神圣大序”,如”大一统”、”国家至上”、”集体主义”、”义务论”、”动机论”、”道义目的论”,以及对应的贤人政治、圣人样板等等必须予以脱魅、降价、降级,取而代之的是,应该发展起权利——责任伦理。但是作为人的终极关怀需求,人的神性,人的爱心,始终是有必要存在着。   4.      人心拯救:宗教信抑或道德模范?   人心冷漠同样是个顽疾。除了正义之外,当今中國的道德建设还需要”爱”,但不宜高调扬善,使之过多寄托于道德理想主义,高标的道德修养而无视现实可行性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儒家亚圣孟子提到在培养理想人格上须注重方法:”勿助长”,但他何曾注意到,儒家的仁学指望于理性十足的自我,寄托于”人性本善”,已经在揠苗助长了。《里仁》曰:”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的目标可否轻易达到?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知道,那个时代大搞”斗私批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好榜样”,反而开启了人性之恶的潘朵拉盒子,当年的教训好好反省过吗?今天的人们还会见到回光返照,余音绕梁。国内媒体近日来时常会刊登”尊老”、”献爱心”的模范,人们有理由怀疑:意义何在?   M*舍勒认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道德趋势,在于每一个个体的道德力量的方向,而伦理学是应该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否则人们就不可能通过对价值和人心偏好价值的等级秩序的明察来确定他们的道德品味。只有当客观合意的爱的秩序已经得到认识,与人的意愿相关,并且由一种意愿提供给人,它才会成为规范”.因而,”对人而言,所谓事物的’本质’的’核心’始终在他的情性赖以维系处。凡是远离人的情性的东西。人始终觉得’似是而非’和’不在其位’.人的实际的伦理,即他的价值取舍之法则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决定着他对事物的献身意志或主宰意志。”为此,我们对照一番上海市文明委发出的《上海市民”七不”规范》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调目标,看看有多大的差距呢?   人是有缺陷的存在物,有着自持的罪性,人性总是有着向下坠落的强烈倾向性,因此人需要得救,需要超升,为此需要依靠上帝的牵引力量。但是中國人深信”英雄模范”有着”超我”的德性,单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足够了,这样就将人类自身锁闭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之内,隔绝了外界有用信息之源,即上帝之爱,闭塞了人超越自然,通向至善的道路,拒斥神明影响力的”爱”的造化。如此,还原在物理世界观上,则使得一个人文的自组织系统缺失了”负熵”的引入,系统”增熵”,趋向混乱,至少是难以”减熵”,使推动中國社会进步,人性提升。如今国人注意到了自身的德性真情,即是也。   若使人类处于开放之境,则建立起与上帝的互爱从而紧密联系上人与人之间互爱。正如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坦认为的,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都是作为主体与客体而确立起认识关系,这样就难保人们相互间的主体性存在,因为作为客体来认识往往置人以手段、工具的意义,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这样的认识就有失于公正。自我的目的性只能在主体性中得到保证和实践。人活着世上,要避免被人误解,只有依靠上帝,唯有上帝才把我当做真正的主体来看待,才能理解我存在的深处,知道我的一切,上帝对他的所有拥有物主体性的深切体验,以免于自身孤独和绝望为由,来保证他的拥有物——我免于孤独和绝望,这样我就有了”爱”的来源。   当我的主体性被充分启动后,人进入了活生生的、开放式的自为存在,成为了”爱”的给予的源泉。    施卫江   写于 美国纽约  2011年10月25日   作者: 施卫江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1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老人跌倒:一个讹人的博弈?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雷锋精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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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孔庆东时代的北大

  1   “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近日以来,孔庆东因为这则微博而声名鹊起。北大素有“宁可鸣而死,绝不默而生”的传统,虽然之前他早已经出书上电视,但只是从这两年开始骂人以来,孔庆东才算摸到了出名的门道。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许可以说,这也是芙蓉姐姐和凤姐带来的启示。她们与孔庆东的不同是从不伤害别人。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坏事不难,但要一辈子都做坏事,就非常难得了。”他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母狗”;他骂姜昆是“下三滥”;他骂贺卫方是“汉奸法学家”;他骂央视“毫无人性”;他骂记者是“国家公害”;他骂南方报业集团是“汉奸报系”;他骂深圳是“反动政府”;他骂中国是“不要脸的国家”。对孔庆东来说,骂是他重要的提高知名度的方法;为了增加骂的效果,他采取了最出位最低级的爆粗方式,如泼妇骂街一般恶毒下流。   “骂人绝不是战斗”。孙隆基将一个人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力类比成排泄能力,一个污言秽语的人如同一个大小便失禁者,这是一个人人格(身体)不健全的结果。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人格健全的样板的,那么孔庆东正好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孔庆东认为自己骂人就是“八路骂鬼子”。他骂药家鑫时说:“你跑吧,跑到天涯海角,我把你满门抄斩!”他骂贺卫方时说:“你想给美国人当孙子,美国不要你啊,因为你不是你美国爷爷日出来的啊!”他骂网友时说:“其实如果再来一次‘文革’的话,所有的‘五毛’都会被揪出来。你以为你是匿名的,就查不出你来了?一旦查出来,杀头怎么办啊?”   孔庆东曾经靠研究鲁迅谋生。鲁迅曾总结过骂的技巧:“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孔庆东不仅爱骂,而且会骂;他不仅注意选择骂的对象,更注意选择骂的舞台。他在重庆骂道:“谁反对重庆,谁就是反对党中央!”他在警察局骂道:“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他在人间骂乔布斯道:“乔布斯离开了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苹果给全世界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像乔布斯这样的人死的越多越好。苹果集团现在就是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网上为了乔布斯的离开而痛哭的中国人都是汉奸!”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一种名士情结,从魏晋开始,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就成为一个名士的标准形象,而骂则是一个名士的基本功。祢衡骂曹操,方孝孺骂朱棣,章太炎骂袁世凯,马寅初骂蒋介石,李敖骂蒋经国……骂体现了一个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时的勇敢与正义,因此名士之根不在骂,而在良知与正义、勇敢与磊落。如果只是打鸡骂狗欺软怕硬,谄媚于权力,厉骂无权无力的民众,则与名士无关了,而只剩下骂。   鲁迅曾经说过:“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孔庆东常常不经意间泄漏了其人格的猥琐与缺陷,比如他常说:“爷是北大教授,怎么样?眼红了吧?汉奸王八蛋们!爷家来暖气了,气死你们这帮孙子!”孔庆东不只是骂,他也夸。他夸郭德纲是“民族英雄”;他夸于丹是孔子再世,“倒退2000年,孔子就是于丹”;他夸朝鲜比中国好三倍,“没有伟大的领袖和劳动党,没有强大的人民军,没有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和奋发忘我的劳动热情,(朝鲜人)早都死绝了。”   孔庆东深谙信息过剩时代的传播技巧,他为此制造了一批讨巧的笔名,比如孔醉、醉婴、周三、丛剑等,甚至还有一个日本版的“孤岛独一郎”;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传播性的口号,比如“北大醉侠”、“北大的马克吐温”。他总结自己的十全武功包括“语文八卦掌,现代文学六合拳,通俗文学扫堂腿,武侠连环套,金庸倚天剑,大韩民国疯魔爪,戏剧流星锤,大众文化一阳指,地域文化梯云纵,教育九阳真经,高考改革擒拿手,党史断魂枪,军事乾坤大挪移,毛泽东研究互搏术,宗教思想打狗棒,反腐倡廉蛤蟆功……”他虽然常常令人莫名其妙的自称“孔和尚”,乃至自称“孔子73代孙”。在《第一视频》中,孔庆东常常以“爷爷”自居,将其他人称作“孙子”。   事实上,他最热衷的称呼却是“北大教授”,以及自己的社团身份。2006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只不过在公开场合说了句“女性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成就不如男性”,就被舆论抨击性别歧视,最后只得引咎辞职。但毫无疑问,萨默斯的灾难不会发生在孔庆东身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在孔庆东身后,站着一个更加孔庆东的北大,和一个非常孔庆东的社团,而孔庆东不过只是北大和社团的一条狗而已。   2   孔庆东是在文革时代的一个工人家庭长大的,这属于当时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最为优越的一个社会群体。虽然没有赶上“红卫兵”,但“红小兵”还是赶上了。“毛主席培养的千百万红小兵还没死绝,正在拔剑出鞘。”这种成长背景带给孔庆东一种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毛式思维和毛式话语从此根深蒂固阴魂不散。他在14岁时写过一首革命诗:“孔庆东,真英雄, 前进路上当先锋。为了人类得自由,哪怕流血与杀头。”如果说一个人的出身与童年常常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那么这种富于时代气息的暴力情结与理想主义,在未来的日子里似乎极为典型地体现在孔庆东的思想和行为中。   22年前的那个夏天,北大学生领袖孔庆东已经24岁,他终于可以以“北大筹委会”召集人的显赫身份指点江山。当孔庆东的革命梦想随着这次广场运动被钢铁的国家机器碾碎时,他和无数北大人一样被发配到最偏远的地区;一个叫陆步轩的北大才子甚至沦落为卖肉的屠夫。很多年后,孔庆东对这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讳莫如深闭口不提。   北京已经离他远去,“万马分尸国欲休,人心似水覆难收。豪情总被闲情笑,放眼天边一白鸥。”在这段寂寞难耐的日子里,孔庆东只能从风靡中国的金庸热中寻找温暖。武侠从来都是中国小人物的童话。这种借酒消愁的逃避并不能改变什么,马克思说过,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直到3年后,前度刘郎今又来,孔庆东依靠考试和向社团效忠得以重返北大。他在《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二十年来苦读书,气吞万象志踌躇。今朝识得大千貌,始信文章愧不如。”   孔庆东选择了金庸,在王朔看来,这是给金庸抬轿子。在革命家的梦想彻底破灭之后,一个自命不凡的犬儒诞生了。作为一个成功的犬儒,只有成名一条路。据说犬儒的始祖欧也根尼名气之大,连亚历山大都要亲自来拜访。通过他的博导钱理群,孔庆东邂逅了中国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很快,孔庆东与余杰、摩罗被包装成非主流的“北大三侠”,成为图书市场的传奇。很多年后,贺雄飞这样说:“当年钱理群先生在赞扬余杰和摩罗时所说的‘精神界战士’的影子,只可惜的是,当年我当酋长时的那批人,已经有好几个不是‘精神界的战士’了。余杰信了主,摩罗彻底否定了自我,孔庆东则完全沦为‘帮凶’和‘帮闲’文人,只有谢泳先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教授。”   孔庆东无疑很快就融入到了北京这种权力江湖中,并且如鱼得水。孔庆东以“祥林嫂到底是谁杀死的”,开创了《百家讲坛》的八卦花边模式。不幸的是,孔庆东并没有使《百家讲坛》出名;同样,《百家讲坛》也没有让孔庆东出名。即使这样,在易中天之后,孔庆东还是常常以“百家讲坛开国元勋”自诩,并且发誓他再也不会上《百家讲坛》了。离开出版与电视,孔庆东只剩下北大这个贞节牌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孔庆东全身心地依靠这个牌坊,竟然终于达到了化境;孔庆东与北大已经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孔庆东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孔庆东。孔庆东并不是北大的代表,而是北大的精神领袖。对思想和精神的放弃使孔庆东和北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正像一位网友所说:孔庆东终于成为“人类都无法战胜的一朵奇葩”。据说孔庆东“三妈的”之后,北大校长周其凤对重庆晚报记者说,孔庆东是个才华横益的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好,我本人很喜欢他的文字。”   3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物还是,人却非,今日之北大早已不是昨日之北大。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事实上,北大虽然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但同时也是中华数千年“太学”传统的延续。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北大成为科举的替代品,甚至成为仕途捷径。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科学氛围浓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而北大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乃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主”、“科学”也成为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词汇。这样的历史经过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传统,北大师生也不断的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并付诸实践。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北大教授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财产作为政治目标的社团。   蔡元培时代之后,北大进入胡适时代,包括蒋梦麟和傅斯年在内,这一时期的北大依然延续了其精英精神和贵族气质。在民国时代,读书上大学基本只是富人的专利。民国三十八年,当年那个图书馆管理员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包括北大都成为这个社团的财产。毛万岁所做的不仅仅是更换了北大的招牌。在某种意义上,马寅初时代的北大依然是对胡适时代的延续,这种延续其实只是一种苟延残喘。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官方褫夺北大校长之职。马寅初不仅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苦苦坚持着北大的尊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 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如果说林昭是北大的圣女,那么聂元梓则是北大女巫。北大的沦落并不是从聂元梓开始,但聂元梓代表了北大的沦落。这个狂热的社团分子创建了“新北大公社”,北大再一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场浩劫中,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北大从此成为一种不祥的传说。很多年后,孔庆东在他的博客上对网友说:“只有中国到了今天这个真正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意识到文革的伟大”;文革是人民的正义起义,要收拾但没收拾利索的,就是你这种王八蛋!”他似乎忘了当年“砸烂孔家店”中,孔子被掘坟暴尸。这个“孔子73代孙”果然是大义灭亲了。   劫后余生的北大在王柴时代达到又一次辉煌,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多少保留了北大的传统遗风。在22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中,北大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这些青年精英中,北大人构成了浩浩荡荡主体力量,而孔庆东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北大精神的死灰复燃使其最终遭到官方严厉的打压,理想主义色彩渐渐散去。此后几年入学的新生必须接受一年严格的军训。在愚蠢的军人训练下,此后的北大学生已经明显不同。在丁石孙被罢免后,此后的几任校长均来自社团成员,吴树青、陈佳洱、许智宏,直到如今的周其凤。曾经北大越来越变成社团的“党校”。除过中关村时代的吴树青有经济学背景,以后3届校长均是较少思想人文基础的理工类技术专家型官僚;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   北大很早就以“三角地”闻名,三角地布告栏位于学校的大讲堂南侧,一直是“民间资讯发布中心”,也是几十年来历次中共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如今,作为言论中心的现实中的”三角地”已经早已不复存在,并为北大未名BBS上的相应版面所取代,即使在BBS上的言论自由受到相当的控制。事实上,在出国潮席卷之下,TOEFL和GRE早已成为北大学生的“必修课”,关心政治已变得非常罕见;或者说,那只是社团成员的事情,因为他们需要经常“学习政治”。这就是李敖所说的,“北大变孬了!”   2009年季羡林之死象征着北大又走过了季羡林时代。这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社团,在他的耄耋之年获得令人咋舌的荣誉。温家宝出了实情:“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些飞来的廉价荣誉就连季羡林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事实上,这种对北大的隆重礼遇泄漏了官方严重的文化焦虑,因为作为思想国的传统北大已经没有了。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李敖就对这个“国学大师”颇不以为然。“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季羡林成为一个犬儒时代的新模范。极为讽刺的是,季羡林最终在一片有关虐待和财产的纷争中死去;虽然哀荣无限,但无法掩饰权力下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卑微。   张维迎试图以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结果被北大社团罢免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职。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钻狗洞理论”:“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钻狗洞理论”的悖谬之处在于:所谓“狗洞”,顾名思义就是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从狗洞里钻过去,人就得变成狗——否则就不叫“狗洞”,叫大门了——人要变成狗当然也没什么,但你要指望它再说人话就不对了。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个人,他不愿意当狗,他压根儿就从狗洞里钻不过去。   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学”其实一直属于禁忌。自称“精神上有洁癖”的郑也夫始终没有加入社团,他是北大,也是中国不多的几个良心社会学家之一。在北大,郑也夫完全是一个边缘化和被边缘化的学者,他对“现在的社会包括学生越来越向钱看”只能空叹无奈。2010年,他指导博士生冯军旗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这部长达25万字的社会切片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中国地方政治生态已经严重走向家族化和社团化。这次成功的田野调查成为近年来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楷模,特别是在抄袭成风、官样文章泛滥的当下。博士毕业后,冯军旗并没有留在北大,而是骑着一辆二手永久自行车去社科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4   竹林七贤的阮籍曾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如果说当下的北大是什么,那么孔庆东无疑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特别是在贺卫方被逐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今日之北大已经进入一个孔庆东时代。如果说季羡林犹是一个犬儒,那么孔庆东则已经沦落为一个市井小贩甚至无赖流氓。从出书到上电视,再到四处走穴参加开业开盘庆典,孔庆东时代的北大已经完全世俗化和商业化,甚至从庸俗走向恶俗。这种趋势一方面完整地体现在北大百年讲堂上,从金庸、周星驰到芙蓉姐姐,北大走下了神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校长的气质上,当副部级的周其凤载歌载舞,唱起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并填词“化学就是你,化学就是我,父母生下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时,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在一个低智化的社会中,北大已经成为低智的榜样。《南方周末》方可成曾讥讽周其凤:“不伦不类,天雷滚滚,斯文扫地。”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周其凤不过只是另一个孔庆东而已,孔庆东攻击南方报系实则是替主子出气。   北大100年诞辰时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中文系党员学生马楠对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几年之后,马楠选择了她想过的生活——移民去了美国。在孔庆东时代,北大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据《高教年鉴》说,2005年北大是获得美国院校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榜首。   在权力体制下,北大越来越成为贵族精英的子弟学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正义。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中国公民日渐失去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社会上升管道。   虽然北大在思想重新和学术领域乏善可呈,但却升官有道、生财有道。据南方周末2007年报道,“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 57 人”。其中毕业于北大77级历史系的薄熙来更是其中最具权势的一个,因此唱红的重庆与孔庆东的北大之间发生怎样热烈的互动都不意外。在清华之后,北大正在成为权力与资本同流合污的另一源头。在1999年至2010年之间,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首位。在2011年4月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上,中国首富李彦宏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其他北大富豪还包括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以及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等。李彦宏甚至出资1000万元设立北大回报基金。   毕业于北大梵文专业的钱文忠以在电视上讲解《三字经》和《弟子规》闻名,并迅速混成浑身名牌的炫富高手;据说他收藏的LV就有几百只。这种“北大富豪”语境之下,阿忆也高调“哭穷”,原来北大教授月薪“只有”4786元;而他来北大之前,“每个月的收入比5万还要多”,他“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还有一个北大教授将一个小他26岁的中学生诱骗上床,并发展为情人;当这个女孩向其所要30万元青春费时,北大教授协助警察将这个可怜的“敲诈犯”抓捕。北大至始至终拒绝公开这个教授或者说“禽兽”是谁。   相由心生,孔庆东天生嘴歪眼斜面目狰狞,比不得阿忆水灵,但他却是一个赚钱的好手。据说早在10多年前,身为北大副教授的他就为韩国留学生做枪手,一篇本科留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卖到8000块。在这个娱乐时代,名人走穴远比枪手赚钱快,孔庆东这些年千山万水地去走穴,甚至连偏远的三线城市平顶山都不放过。走穴赚的是知名度的钱,知名度就是生命线;在这方面,孔庆东长袖善舞,炒作有方;说白了,只要豁出去,不怕人笑话,不怕人指脊梁,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常言说,赚钱如吃屎。毕竟靠着北大这个蔡元培胡适们打造“金字招牌”和“百年老店”,如今财大气粗的孔庆东不仅不屑于做枪手,甚至有钱雇枪手了,出个书都有一大堆人在记录、在润色,他只要提供一张横眉立目的照片即可。   北大教职工数万,几乎与学生相当,其中博导数千,教授近万;在偌大的北大,教授多得一块砖能砸死一堆,本来算不得什么稀罕。但“北大教授”在一种商业语境下,竟然被神化为一种文化和权威的象征,孔庆东因此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或者说,孔庆东极其逼真传神地诠释了“叫兽”和“砖家”的真实含义。孔庆东的言行绝非一个正经的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所可以想象。北大在20年多间的沧海桑田,真是如此不可思议。在孔庆东刚刚进入北大的那一年,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当孔庆东引领学生们占据权力的主席台时,海子已经被山海关的机车碾碎。那时,北大社会学所里有一位少言寡语的讲师,他叫王小波;他从没有为自己贴上什么“北大”的标签;他像卡夫卡一样,在思考和焦虑中度过自己真诚的一生。他的内心如火,智性而又谦卑。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他死了以后,人们这才发现中国早就有一个心静如水的大师。   5   很多年以前,前门大栅栏有一个卖冰棍的,每天大骂:“要不是爷爷我在这儿卖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他妈的渴死!”这个“叫兽”的智商恰好跟一只鸡类似,一只公鸡常常以为,只要它不打鸣,那么天就不会亮。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流氓往往是权力的伴生物,如果说权力是粪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个权力控制一切的时代,流氓往往会大成气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榜样,将审美改写为审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经与严肃,从而抹杀了人的神性。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众的流氓就是市侩。   孔庆东的专业是研究青楼文学和通俗文学,或者说他研究的对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孔庆东最终竟陷入这种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话语与流氓话语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其言说方式。在去政治化体制下,孔庆东的没落传达出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犬儒化与人渣化。在一个民族集体罪恶从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们在掩盖和遗忘中不知不觉又踏入从前的覆辙;物质与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提升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思想。无论孔庆东穿和服还是用苹果,他的脑袋其实还停留在40年前的毛时代。这好比一个“五官可爱”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来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3岁的儿童阶段;如同孔庆东的笔名“醉婴”——本来就是没有智力的婴儿,还醉了。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儿童来说,成人世界里的一切东西必然会被一概地斥之为丑陋和邪恶;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杀”这个,就是“操”那个。特别是当他学会了骂人之后,他就不再会说话;因为骂人已经成为他唯一的说话方式。   如果说孔子是丧家犬的话,那么孔庆东则是一条疯狗,不管是装疯假疯还是真疯。很多年前,余杰与孔庆东互相吹捧,余杰写了《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其中写道:“‘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当你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国官吏们一边口头上反腐败,一边行为上腐败;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妻女送到美国,孔庆东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现了当下中国的实用主义。孔庆东几乎每天都在骂美国,但他却以受到美国大使接见为荣;他恶毒地骂乔布斯,但他却用的是苹果手机;他骂日本骂韩国骂汉奸,却偏偏喜欢穿和服;他总是对朝鲜和金正日赞不绝口,却津津乐道朝鲜的美女和美食。   孔庆东在2010年9月曾去朝鲜朝圣,“金正日的文化工作能力有口皆碑。……最重要的是忠孝二字,这是朝鲜红色江山保持颜色的根本秘诀。”他在《第一视频》中说:   “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六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那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世界上现在最糟糕最腐败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中国为什么坏到这个程度?没有廉耻了。这么没有廉耻的情况下,人家朝鲜人民都不批评你,人家才是真正保持传统文化的国家,人家才是有泱泱大国之风。人家看在眼里,微笑在心里,人家不批评你。要批评你,你体无完肤,你哪有一点好处?在朝鲜人民面前,中国人应该低下自己那不知羞耻的头!”   半年前,孔庆东在《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中曾经引用过笔者的一段文字,但他似乎忘了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大饥荒50年祭》。孔庆东《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末尾写道:   清明节,除了想念自家的亲人,想念先贤先烈,还应该想想亿万的普通亡魂。读了杜君立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文章写道:“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民国24年,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一张人吃人的照片亲自交给蒋介石……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蒋梦麟先生曾抗战时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长。他在《新潮》一书中写道:‘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怪不得在鲁迅先生笔下,“中华民国”不是一个褒义词。每年都有几百万人饿死,一共饿死了几亿人的中华民国,今天的汉奸们台独们居然歌颂如父母如天堂,说那时候的旧中国,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有文化,很多糊涂的民众也跟着应和。让我们按照汉奸的思维逻辑,借着清明节的纸船明烛,恭送汉奸们五毒们,回到你们天堂般的旧中国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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