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

　　现在就讲两大重大事件，一件是马丁文章事件，一件是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秦柳方小报告事件，唐宗昆（时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经济研究》为当时经济学界最权威刊物，编者注）是当事人之一。 　　 先讲马丁文章事件。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理论版“社会之声”栏目发表了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宋龙详署名马丁的文章，题目是《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文章所列十大转变分别是，1）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2）从对经济政策的理论阐释到科学分析；3）从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排斥、否定转向分析借鉴；4）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向生产力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5）从经济关系的一般研究转向经济运行机制的具体研究；6）从经济的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7）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8）从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从短期规划转向长期战略的研究；9）从孤立的单向度的经济学研究转向综合的多学科的社会经济研究；10）从线性知识结构转向复合型知识结构。应当说，马丁的概括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和正确的。《工人日报》发表该文也很正常。 　　问题在于，文章发表后，出现了一大堆事情。先是日本时事通信、《读卖新闻》、美联社转载，歪曲报道了这个事情。 　　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电讯，说什么“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议：为了适应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提出《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成果”。 　　12月19日，美国纽约中文报纸《中报》“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月12日报道”发表社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论中国对经济学研究应有的态度》，尖锐批评马丁文章关于《资本论》已经失去有效性和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的观点。这就大大歪曲了马丁文章的原意。 　　关于这个问题，马丁文章讲得很清楚，我也不用讲了。他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百年前，马克思写作不杇巨著《资本论》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经济运动规律，论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资本论》正是以雄辩的逻辑力量和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了最无情的历史性判决，它是射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厉害的重磅炸弹。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须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放在经济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上。而这些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为马克思从未陷入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他是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社会主义作了最一般、最抽象的预见。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应从书本教条出发，而应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立一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可见，马丁文章充分肯定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价值。而问题就出在那些望文生义的外国文章出口转内销之后，就变味了。 　　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提前一天发回《中报》的文章。1986年1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内刊《理论交流》以《纽约〈中报〉论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为题，转发了《中报》的社论。接着，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予以转发。2月21日，新华社编辑的供中央领导参阅的、号称中央耳目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的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社论。这样，对马丁文章的歪曲性报道就摆在了中央领导的案头。 　　3月4日，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公开报道，甚至把马丁当成外国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反精神污染的情况下，有人据此将马丁文章看作是经济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在1986年2月召开的企业管理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发表讲话，对《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章提出批评，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批判之势已经形成。邓力群在《自述》中还提到此事。 　　1986年2月22日，薄一波（时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编者注）在报道《中报》社论的《国内动态清样》上批示：“启立同志，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朱厚泽，时任中宣部部长，编者注）同志把各方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把马丁文章和这篇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 　　2月23日，胡乔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批示：“启立（胡启立，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刷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望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之重大已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定”。其中，“此件意义之重大已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一句值得特别关注。 　　与此同时，《北京周报》、《新华文摘》也转载了，但是照着《工人日报》转载的。这两家就打报告给中宣部，要求他们澄清事实。 　　事情的真正转机是赵紫阳3月3日在胡乔木上转秦柳方“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的信上的批示，才把这个风扭转了。这个批示后面再讲，因为跟后面的事件连在一起。 　　根据赵紫阳（时任国务院总理，编者注）批示，3月22日，中宣部根据薄一波的批示，专门就马丁文章事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朱厚泽委托王惠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主持，参加的人有于光远、董辅礽、王若水、苏星、冯兰瑞、廖盖隆、曾彦修，还有相关媒体的负责人喻权域、张惠卿、汪永芬、李禹兴等，共30多人。 　　于光远（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编者注）首先发言，肯定马丁的文章是一篇好文章。大家都在批评新华社论内参谎报军情，干扰中央决策。要求对向中央谎报军情的人进行批评处理，不能随便放过。王惠德在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宣部宣布两条决定：一，鉴于《国内动态清样》前次对马文的报道失真，应根据这次座谈会精神重新发一次《动态清样》，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写一简报，上报中央。 　　至此，马丁文章事件便告一个段落。 　　对此，我想做一点评论。 　　人常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还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作者宋龙祥（笔名马丁）本人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所写的文章也是一篇很平常的文章，只是概括了经济理论研究中实际发生的一些变化，并没有什么创新的见解。《工人日报》也不是主要的理论报刊，发表这样的文章也很正常。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思想控制，外国人对国内的情况无法了解和充满好奇，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进行一些猜测也是常事。然而，国内的一些人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见风就是雨，唯恐天下不乱，而且常常是出口转内销，拿外国人的话说事，只要它符合自己的需要，那管它符合不符合基本事实。但是，这一次却选错了对象，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暴露了自己。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是，这些人，有的还升官了，这是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里讲的，事实也是如此。这样的事也不会绝迹，它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绎出来。这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好恶，而是这种体制之树结出的硕果。 　　 再看第二大事件，就是秦柳方给胡乔木的小报告及其掀起的波澜。 　　先给大家讲下，秦柳方其人。秦柳方（1906－2007），江苏无锡人。1927年入党，后来脱党，1929年参加由陈翰笙和王寅生主持的无锡农村调查团，1933年参与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理事，出版《中国农村》杂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担任《文汇报》社论委员兼经济版主编，《经济周报》编委，属于所谓进步文化人士。上海解放后，重新入党，历任上海军管会中纺公司代表处顾问，华东区花纱布公司经理，华东贸易部计划处、物价处处长，中央商业部工业商品局副局长，中财委六办商业组副组长，国务院八办商业组组长等职。1957年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领导小组成员，《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科研处处长、《世界经济调研》常务副主编兼《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 　　在经济理论上，秦柳方没有什么建树，是中国农村经济学会的末流人物，在抗战时期写过一些短文和评论，解放后基本上没有写过什么理论文章。秦柳方以打小报告和整人见长。在国务院八办时，秦柳方曾经揭发批判过许涤新。1957年，秦柳方又给他的前任李维汉的秘书郑新如贴大字报，调门很高，把郑新如当成敌人，因而成了反右派运动中的左派。50年代末，经济理论界讨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云南一化名LX的人给《经济研究》写稿，主张商品经济，秦柳方给云南省委宣传部写信，此人受到批判。浙江省委党校有人给《经济研究》投稿主张商品经济，秦也给浙江省委宣传部写信，此人也被整。孙冶方当了经济所所长以后，秦柳方经常把孙冶方的言论报告给中宣部，中宣部也越来越不信任孙冶方。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反对翻案风、单干风、悲观风，经济所过去受过批判的人提出申诉，秦柳方说所内有“三风”，翻案风特别严重，孙冶方、冯秉珊、项启源、何建章等不同意秦的意见，秦就向中宣部打小报告。张闻天关于集市贸易的意见及其在经济所的讨论，也是秦柳方打小报告给中宣部告发的。这样一来，在1964年经济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派了七十多人的工作组搞出了个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秦柳方成为唯一的大左派。有鉴于此，陆定一曾经提议让秦柳方当经济所所长，只是于光远和林涧清说“秦柳方的市侩作风太严重”才作罢。秦柳方在经济所的名声不好，孙冶方平反回到经济所以后，秦柳方自觉脸上无光，在经济所呆不下去了，才找到钱俊瑞，调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为什么秦柳方找钱俊瑞，他是钱俊瑞的救命恩人。钱俊瑞在文化部党组犯了错误，被弄到无锡当地委书记，文革中间，老百姓在揪他，他逃到北京，躲在秦柳方家里，躲过去。所以这个时候，秦柳方找到了钱俊瑞，钱俊瑞收留了秦柳方。有人给秦柳方做了四个字的概括“思想警察”，这个评价确实入木三分，极为正确。不过，秦柳方的行为既与个人品德有关，也是集权体制的必然产物。如何防止那些政治品质低劣和学术品质低劣的人再次得势，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么，咱们看秦柳方的小报告。1986年2月22日，秦柳方给胡乔木寄了一个整整15页约五千字的小报告，题目是《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者不仅开门见山，而且深知内情地写道，“近年，一些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非难，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重视，书记处作了讨论，耀邦同志也作了指示，但最近一段时间，经济理论方面还存在一些混乱现象”。接着，秦柳方仅就他看到的材料，以理论问题为主，分四个问题揭发和批判了经济理论方面的一些所谓自由化现象。我们下面只就第一个方面做点介绍。 　　在“一，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秦柳方揭发了7个所谓自由化问题。 　　认为“第一，主张价格改革可以冒更大的风险，主张建立劳动力市场，让农民进城，压低工资水平”，是自由化。这是从985年11月《经济研究》杂志第11期发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写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调查报告，题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摘录出来的观点。 　　第二，主张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实行’股份化’。也是自由化。 　　第三，主张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要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也是自由化。 　　第四，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与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是自由化。 　　第六，认为’经济学缺乏新概念’。要创新经济学的概念，也是自由化。 　　第七，全盘否定陈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也是自由化。 　　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一条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六四”事件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清查和批判自由化时，曾经复印出来在所内传阅的，这一条没有圈掉；一个在向上转报稿子的复印件，这一条被圈掉了。据此推断，转报的稿子可能是被胡乔木圈掉的。 　　其他几条我不说了，时间关系。而且秦柳方的小告还提出了四点建议。(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术史话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480.html

　　【原编者按】如今，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上个世纪80年代对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生活影响巨大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多年，南巡讲话也过了20多年之后，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先生重提这段历史，是因为“反精神污染运动一直影响着中国政局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而且这种影响到现在都没有消失。”对思想和学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应该以史为鉴。特别是现在“有关国家和相关人物历史回忆和传记频出，但是还有很多是在歪曲历史”，他希望能够提供他所了解的那一面，“做一部信史”。 　　本文为张曙光在7月19日举行的天则双周论坛上的演讲的上半部分，经张曙光先生和天则所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以飨读者。我们将另文发布下半部分。 　　今天的这个题目，是我正在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史研究中的一章。我想能够写一个比较真实的例子。上次我讲过一次，讲的是1958年的公共食堂和经济所的食堂报告，题目是“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是改革以前发生的故事。今天讲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故事。我的态度是想做一部信史，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既不为尊者讳，也不故意踩踏小人物。我主要还是讲故事，讲五个问题，第一，“反精神污染”是怎么提出和怎么推行的；第二，“反精神污染”有一个前哨战，讲围绕着张维迎“为钱正名”的文章发生的事情；第三，第四讲两大事件，第一个是马丁文章事件，第二个是经济所秦柳方小报告事件，最后是一个简单的评论。 　　反精神污染：一场学术报告演变成的重大政治事件 　　我这里写了一个导论做了概括：“反精神污染提出的直接动因是有关周扬讲话的分歧。一场学术报告演变成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桩盛大的喜事变成一场悲剧，且一直影响着中国政局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不能不令人深思。” 　　这就要讲，周扬讲话是怎么回事？ 　　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央宣传部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联合举办一场学术报告会，报告人就是周杨（时任中宣部顾问，编者注）。王若水、王元化等帮着周扬起草了报告。3月7日，周扬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周扬讲了四个问题：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的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在第四个问题中，周扬讲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分歧和争论也集中在这里。 　　周扬说：“人是我们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而异化是奴役人的。”他认为，承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异化现象，他说，“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法制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 　　争论是怎么发生的？ 　　邓力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宣部部长，编者注）当时正在医院检查身体，特意从医院赶到会场听报告，听着听着觉得有问题（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特别是关于异化问题。按周扬的说法，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会异化，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不一样。我们历来讲，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队伍，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员干部中会发生腐化变质现象。异化问题我过去没有接触过。现在周扬讲，社会主义本身要发生异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上都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与过去长期的说法不一样。当时，我没有立即断定周扬的说法是错误的，只认为是新说法，有疑问：这种说法对不对？能不能站得住？”。 　　“另一个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我听周扬讲人道主义时，感觉他的语言和赫鲁晓夫的语言、提法差不多”。 　　这就是分歧的由来。接着，邓力群就给胡乔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编者注）打电话，让胡乔木看这个报告。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讲话摘要，并刊登了要全文发表的广告。胡乔木看了周扬讲话以后，就带人去找周扬谈话。一方面，给周扬戴了些高帽子，说周扬年高德勋，认为周扬讲人道主义讲得不错，另一方面又说有些问题还没有讲，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需要补充修改，并要周扬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修改好以后，出单行本，在《哲学研究》上发。但是《人民日报》已经做了广告。《人民日报》食言是常有的事，但是周扬不能这么做，不能食言，因为大家知道，周扬过去是所谓“阎王殿的阎王”，文化界和理论界的霸主，跟着毛泽东整过不少人，胡风反革命事件就是毛泽东决定，他指挥搞出来的，这个大家都清楚。结果没想到，文革期间他自己挨整，从切肤之痛中，周扬明白了，总结了经验。文革以后，凡是他过去整过的人，他都赔罪道歉，有的人误解消除了，有的人则不依不饶，讽刺、挖苦，甚至漫骂，周扬照样笑脸相迎。 　　所以，周扬选这个题目，他是想用自己从血的教训中悟到的道理总结共产党过去的经验教训，为共产党的改革提供一些新的思想，提供一些新的论据。但是，周扬没想到，得到的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3月16日，周扬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要中宣部向中央报告，邓力群以中宣部部长名义，下令《人民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王若水、秦川检查违反组织纪律，后来撤职。接着，就提出了“反精神污染”的问题。 　　“反精神污染”的发明者不是邓小平，而是邓力群。1983年6月4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批判周扬等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观点，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语，后为邓小平接受和采纳。接着，邓小平（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提出来一个更政治化的概念，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9月7日，邓小平就要邓力群帮助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稿，并决定只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谈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他说，说社会主义会发生异化，“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看来虽然没有给周扬戴修正主义的帽子，而实际上他们把周扬讲话看作修正主义。 　　10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在简单地肯定了成绩以后，邓小平说，“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有的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不是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的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已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的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已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上面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 　　听了邓小平的报告，周扬很紧张，并在二中全会分组会作了自我批评。邓力群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了，而邓小平看到简报后却不答应。他把胡乔木和邓力群找去，对他们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话能交待过去吗？不行。周扬应该公开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鉴于周扬年事已高，胡乔木出主意，建议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做变通的自我批评。新华社写出稿件后，周扬又在后面加了几句话，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稿子拿到书记处讨论时，胡耀邦（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编者注）说，又作自我批评，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怎么叫检查，他主张把周扬的保留意见删去。可见，这哪里是周扬个人的自我批评，而是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和把戏。11月6日，“周扬同新华社记者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事后周扬又感到上了胡乔木的当，此事也就成为周扬的一块心病。 　　接着，就胡乔木批判周扬。 　　1984年1月27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点名地批评周扬的讲话。他把问题提到了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一下子就给周扬的问题定了性。胡乔木首先区别了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进而明确指出，“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并引周扬讲话和王若水讲话进行批判。 　　胡乔木的文章也讨论了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特别是后面两个问题，批判的矛头直接对着周扬的讲话。 　　我想先就这个问题做一点评论。在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仍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待人道主义、人性等问题，而且认为只能从这个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不允许从其他的观点来讨论这些问题。否则就是精神污染，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必须批判和清除。从以上和后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反精神污染是由邓力群、胡乔木发难，由邓小平发动的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 　　至于胡乔木为何发难？有人说是因为周扬抢了胡乔木的彩头，这个报告应当由胡乔木来做。笔者与当事人均无直接接触，不敢妄加猜测，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胡乔木要坚守和保持他中国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立场和形象，则是显而易见的。最有意思的倒是前引邓力群的两句话。一是“我觉得，他（指周扬）的这种说法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不一样”。难道只能讲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一样的话吗，那么还会有创新吗？难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说法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一样吗？这说明邓力群坚持和维护的是什么，也说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不一致的。二是“我听周扬讲人道主义时，感觉他的语言和赫鲁晓夫的语言、提法差不多”。正是赫鲁晓夫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揭露了斯大林的专制和残暴，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样，周扬讲人道主义也不是无病呻吟，并不是像胡乔木说的那样，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而是对中国3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认真反思。难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办公共食堂，饿死几千万人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难道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为什么不能抽象的讨论“人的价值”和“人的目的”？为什么必须从阶级观点来看待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或者说，用阶级观点来看待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既然可以抽象出“人”，为什么不可以抽象出“人的价值”和“人的目的”？既然同是为了人，为什么不能讲人的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目的？用阶级观点来看待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实际上是把人作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而不是把人当作目的本身。其实，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了的。为了实现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所谓共产主义目的，不惜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为了通过文革来保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所谓纯洁性，不惜破坏几千年的传统文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术史话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306.html 文章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