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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胡鞍钢现象”和“胡鞍钢挨打现象”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胡鞍钢再次成为网上名人,这一次是因为清华大学的校友们致信校长邱勇,要求清华解雇胡的国情研究院院长和大学教授职务。该封呼吁信批评胡鞍钢“抛常识于不顾,视学术为无物,实在有辱斯文”,更谴责胡鞍钢的研究“上误国家决策,下惑黎民百姓,远引无数他国之戒心,近发邻居恐惧。堪称误国误民”。此信一经公布,便已经有500多名清华校友实名签署,签名人数现在仍在迅速增加。...

奇客资讯 | 中国当局正发起学术打假

中国当局正在打击学术欺诈,此前医学期刊《肿瘤生物学》撤回了中国作者在过去五年里发表的 107 篇论文,构成史上最大的同行评议造假案例。中国科技部上周表示,这起事件...

新闻实验室 | 方可成:谈谈“愤怒”

作者/方可成 新闻实验室微信公号:newslab 昨天的文章并没有什么敏感内容,但发出来很快就被和谐了。不过关系不大,那篇文章更多是谈某一个具体个人的行事方式,公共价值比较有限。 今天想谈一谈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更有公共价值的话题:愤怒。...

南桥:做人归不归老师管?

人大历史学院研究生郝相郝由于在微信圈的发言,被导师发公开信断绝关系,在网上吵炸锅了。老师做得不合理的地方,是应该意识到师生地位并不平等,学生处在弱势地位。这种权力的不均,使得和学生互相加好友的做法不一定妥当。我周围很多美国老师,不愿意接受学生在Facebook上发出的朋友邀请,以避嫌疑。 另外,老师也应该私下解决这种问题,不要发公开信,把学生逼到无路可走。 但是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学生不妥当的地方居多。这事但愿最终有妥善解决。但在目前,该事件把很多问题暴露到了我们面前。这位学生,以及其他的学生,应该在这些问题上吸取教训: 微信朋友圈是不是“私人领域”? 不完全是。泰坦尼克号的船舱相互封闭,最终还是沉了,何况链接四通八达的朋友圈。再者,人不能老想着“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某些场合说话负责任,在某些场合说话不负责。对内对外的原则一致,才应该是我们的追求。当面做人背后做鬼的做法,私人场合一套公开场合一套的两面派做法,不值得提倡。 学生有无权利表达对同系老师的反感? 这位同学大骂本系老师垃圾,真不知如何能说出来?师道尊严姑且就不说了,自己如果坚持认为本系老师这么烂,理应设法转学或者退学,不能长期纠结着,且骂且珍惜。这么做非常错乱,至少也是没有品位的表现。 做一个守望者对不对? 这个学生是不是因为说了真话,劝人不要来本系报考,而遭到报复?问题或许没有这么简单。在美国研究生由于担任助教、助研等职位,往往被老师视为同事。作为一个组织的一员,你要么认同其价值观,要么建设性地去改进它,要是始终不能认同,则离开它,不能反过来糟蹋它的声誉,至少这是我的看法。在企业,在很多其他的组织里,游戏都是这么玩的。 为什么支持老师的人这次这么多? 值得网络研究者注意的是,这次人们没有一边倒去支持这位学生。我觉得郝同学误判了网络的形势。记得韩寒大骂白烨的时候,很多韩粉劝白老先生“谁请你上网来的”?貌似网络就是属于这一伙人的。结果白老先生真是愤而退出,小屁孩们大获全胜,梦想成真。时隔多年,情况已经大为变化,总体上说,网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增强了,不再屈从于几个网络红人的舆论暴力。网络越来越容易使用,或许导师们玩得比学生还精,尤其是微信这种传播迅速且门槛低的东西。孙老师这次利用网络民意的能力不比小年轻差。 做学问不要管做人吗? 和“朋友圈”不是密封的铁桶一样,“学术”和“关系”也不是泾渭分明。一个人要想求学,却不想和老师搞好关系(不是那种不正当的关系,而是和谐的师生关系),在我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事。学生看了一本书觉得好,赞且赞好了。人若赞一个人,就充分去赞,没有人去拦阻,没有必要把另外一个人踩下去才能证明另外一个人的高明。莫要觉得自己看了点书,有了底气,可以骂师辈垃圾,这种自以为是的人,若不反省,在学术上恐怕也非可造之材。诚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这位老师已经试图纠正,甚至决定约谈,照说响鼓不用重敲,该收敛自己的狂妄自大,但对方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也就难怪其老师震怒了。或许做人不归老师管,但若等到老师来耐心修理,恐怕已经晚了。

共识网 | 袁刚:北大教授评级和学术官僚化

去年下半年至今年初全国高校教授进行了评级,北京大学也一样,教授分为四级。定级不仅是人事管理之需要,也是学术管理之需要。教授按资历及学术水平的不同,总有高下之分,改革开放中的教授们也不能吃“大锅饭”。教授级别规定了工资待遇的等差,也必然体现学术水平的高下。正因为如此,评级应当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理应进行广泛公开有权威的评议。   然而,北大的情况至少是我所在的政府管理学院却正好相反,评级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由院党委书记主导进行,没有教师评议,甚至院学术委员会也不评议不投票,各位老师只是填了一张表,表的内容也不公开,每人所填业绩是真是假也不公开鉴定,甚至也不用开教工大会详细解说,就交由校人事部定夺。但校人事部并不承认是自己定的,说是经由下面院、片二级投票,而政府管理学院根本就没有投票,其他院系也不一定投票评议过。定完了级,院党委书记只是在院教工会上宣布:“已由校人事部定了”,也不公布结果,每个人只能去人事干事那里问自己的级别,而不准问别人的,搞得十分神秘,犹如地下工作。   这样的暗箱操作自然不会合理,院党委书记在未经群众和院学术委员会评议的情况下,先把自己破格提为三级,同时将前党委书记也破格提为三级。评级有没有标准呢?当然也是有的,除了年资标准外,有“激励”破格条件,诸如拿国家级大奖,主持国家级大项目,主持大型科研基地。然而,主持基地主持项目,拿了国家的钱却未见象样的科研成果,至于评奖获奖也是徒有虚名,有的人有所谓鉴定书却拿不出像样的科研报告,更拿不出专著。党委书记亲口说“五个一工程奖”不算数,什么奖算数呢?全由书记自己说了算。当然,他暗中把自己所得未经评议竞争的中共党史奖,作为重大奖项。   党委书记学术水平低人尽皆知,也正是因为学术上不行才在党务行政上另求发展。政府管理学院好几位学历较低的人都是因当书记、副书记而“破格”晋升教授,这次教授评级他们也当仁不让,结果当然也是笑话百出。如前党委书记在职攻读博士八年,评级时尚未毕业,许多教授带的博士生都早于他毕业,甚至充任这位前书记的博士论文评阅人或答辩委员,拿博士学位早于这位前书记二十多年,无论是年资还是科研、教学成果均远在他之上,而评级却在他之下。现任书记的学历资历和学术水平尚不如前书记,只是文革1976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留校搞党史,讲大课搞政治思想灌输,如今又讲反腐倡廉,在办公室挂了一块反腐倡廉研究中心的牌子,经常上电视讲些官话套话,成为“反腐败专家”,就自认为水平高。从党委书记暗箱操作自己“激励”自己,给自己升级来看,实际上是反腐专家带头搞腐败,而且是公开的学术腐败,因为书记们学术水平低是明摆着的,简单作个比较就一目了然。可笑的是,这位书记也承认这种做法和结果很腐败,但声称不是自己腐败,而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   为什么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呢?经进一步了解,才知道“上面”确实有未经公布口头传达的“秘密条款”,即党政干部书记主任有“加分”,理由是忙于党政工作才使学术荒废。为怕党政干部书记主任(包括前书记主任们)在基层学术委员会投票通不过,竟允许在党委书记主导下可以不投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就公开说,若投票把那些有项目、干工作,却一时拿不出成果的人选下来,那怎么行呢?书记当然明白,若投票,首先选下来的就是他本人。前书记有一个 20万元的国家教委“项目”,但他搞不来,找了一帮研究生帮忙,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学生,为他打工。而即使是项目完成也就是编一本30万字的书,由能搞钱的书记当主编,其学术质量也可想而知。然而,即便是质量不会好的书也尚未编成,书记就已经以此为“激励”而升级了!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大多数评为二级的教授,包括退了休的老教授甚至“资深教授”,竟然大都拿不出像样的个人专著。但他们却主编了大量教材、论文集、案例报告集等。所谓“主编”,就是自己不写,别人来写。为什么能让别人来写,自己当主编呢?就是因为能拿“项目”,能搞钱!有钱就可以出书,至于学术水平怎样,质量如何,则可想而知。他们大都当过主任、书记,主持了“大项目”,进而评奖。奖是如何评的,那也只有天晓得。甚至上电视讲官话也被某些人自吹为高人一等,然而,真正学术性的电视讲座诸如“世纪讲堂”,却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当官有权力能拿来“项目”、“资金”,获得资源,当“主编”,因而权力斗争也就白热化。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每一次院领导班子换届,都会斗得乌烟瘴气,互相攻击互相拆台,无所不用其极。教授定岗评级不是比学术,比专著,比论文,而是比官位,比“上电视”,比谁获得的“基金”多,说穿了就是比权力,比金钱。所谓“获奖”则更是虚假,因为获奖是建立在“项目基金”之上的,这就使学术彻底官僚化。只要一看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评级,就知道凡级别高的清一色全是争当官的,一当上官就破格,就超升。有的刚刚当上副院长不几个月就升了一级岗。凡学术上不行的,就搞政工,当书记,在党管人事的制度框架下,凡当上党委书记,必然就能肯定地晋升教授,即便是学历低无专著也无所谓。这就使相当多的教师削尖脑袋想当官,本院副院长位子满了,就钻到校部去当,当了部长也就相应提了级,成了名教授。   学术腐败与政治腐败有什么区别呢?我看是没有,人们熟知官场上“五十九岁现象”,在北大也同样发生。政府管理学院现任党委书记是1950年生,虚岁59,他没有博士、硕士学历,连学士都不是,是文革“工农兵学员”出身,以搞政工当书记得以晋升教授。既年已59岁,书记之位也就到顶了,下次换届必然退下去,“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教授定岗评级既由书记掌盘,党管教授,党领导一切,于是上下其手,欺上瞒下,先以“激励条件”给自己破格晋升,又暗中给在职攻读博士八年尚未毕业的前党委书记“激励”一下,破格超升。既然是瞒天过海,当然要严格保密,前书记竟声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评为何级。堂堂北京大学教授评级,竟然会搞得如此肮脏,如此黑暗。这样的事,若其中没有猫腻,用得着保密吗?   书记主任凡有一官半职者,都以“激励”条件晋升了,而据说,今后凡二级以上教授是65岁退休,其他则60岁退休,凡超升者就可以争取晚五年退休,多拿五年“岗位津贴”。本来,让有学术水平的优秀教授多工作几年,能者多劳,应该是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暗中以官位来评级,则必将出现诸如北大工学院武际可教授所说的“逆向淘汰”,让钻营官位却拿不出学术成果实际水平很差的“书记主任”,继续留在教授岗位上“争创一流”。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去年就出现了“白发教授”到了退休年令却死活赖着不退休的怪事。年纪到了不肯退休,并非其学术水平高,也不是紧缺人才,某专业缺少了他就办不下去,他本人也是“半路出家”,由外系转来当系副主任,改行搞政治学,除年龄大社会关系广外,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优势。但是,“白发教授”有一位“在职博士研究生”当上了北大常务副校长,校长钦定“恩师”可以不退休,似乎就可以不退休,还是朝里有官好办事啊!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那位当常务副校长的弟子调走,白发教授也就只好黯然退休回家,闹出了一场笑话。   北京大学自1898年戊戌变法成立,百年来意气风发,也坎坷多难,五四时期北大师生引领着时代潮流,校长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们诸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风骨卓然与权力相去甚远,独立性很强,也倍受尊重,政府官僚不敢轻视。那时教授是不是有级别不太清楚,但依据名望水平应有等级,薪金也有很大差别,聘任制下校长有权破格聘用人才,一般不会有人不服气。教授治校也有相当的传统,教授委员会绝对不会将行政人员捧得很高。国民党政权搞“党化教育”,但大学教授并不买党棍们的帐,党政干部在北大学术殿堂也不太敢翘尾巴,没有学术水平很难在北大靠“吃政治饭”混。   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高校按苏联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中共将教师们纳入干部编制,党管干部,虽然对知识分子强制“思想改造”,但开始时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教授尚心存“敬畏”,据说毛泽东身边的“秀才”们都“怕教授”,没有几个人敢斗胆来北大作报告。有些教授虽批臭了,但待遇仍很高,如俞平伯、周作人等,“养起来”的“高知”待遇可比“高干”,相当于部、司级。“高知”可与“长征干部”比肩,令人可望不可及。当然,老教授们人数很少,又有精神遗传,难以被中共同化,也就难以官僚化。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则实行党化教育,恩威并重,笼络利用,是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要走“又红又专” 道路,他们虽被“党化”为驯服工具,缺乏独立之精神,但却也不允许他们官僚化。管他们的党政领导如北大的彭佩云、聂元梓等党委书记却也没有什么教授头衔,官是官,教授是教授,党管教授。政工干部和科研教学二者分得很清楚,学术虽然意识形态化,却难以官僚化。   文化大革命时,教授们可就被斗惨了,斯文扫地成了牛鬼蛇神。中共建国十多年来精心组建的大学党政领导班子,也都统统靠边站,他们如陆平、彭佩云、匡亚明、聂真等,并非工农干部,而是早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干部,具有一定的学术文化素养。而连他们这些老革命都挨批斗,教授们就更加没有地位了。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鱼贯进驻北大、清华及全国各地的大学,中专生谢静谊和军代表迟群成了北大、清华的太上皇,“高知”成了“臭老九”,被彻底打翻在地,成了专政对象。“教育革命”的结果是停止高考,由基层群众推荐选拔红色苗子上大学,叫“工农兵学员”,工农兵上大学还要管大学,教授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师道尊严和官僚等级制从表面上看是一扫而光。但是,不少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靠的是“开后门”,并不是群众公平推荐,背后倚靠的仍然是官位与权力。   七七年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声浪中,高校恢复了教授制,不久也恢复了评职称。在新中国党政官僚制治理状态下,各种场合实际上都严格讲究级别,1949年前过来的老教授能躲得过文革劫难的已是很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评上教授职称的,与党政干部对应已是降为处级待遇,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学校分配住房教授往往排在处长之后,副教授排在副处长之后。本科生留校搞学生“党化”思想工作,很快当党委副书记,马上就凌驾于博士毕业的副教授之上。而干部、书记们又纷纷“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评职称评级时他们反倒优先,教授官僚化进程也就全面开始。如北大原党委书记任彦申原为清华工科本科毕业,在北大评为文科教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工作”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各个院系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也都优先评为教授副教授,而不再是单纯的政工干部了。   不光是书记们争当教授,而且许许多多的教授们也争当书记主任,大学的“官本位”使学术迅速官僚化。北大学术殿堂也处处以官位决定一切,各种学术资源统统向官权看齐,官位比学术更重要,谁得罪了领导就很难获得学术资源。难怪上面提到的那位白发教授当权在主任位上时,曾当面训斥我:“不干社会工作(指不当官),就不会考虑你出国、提职称,我们不管你了”。与白发教授是同班同学却又长期相互攻击、争权夺位的另一老教授,则是谆谆告诫说:现在不入党的非党员教授当官有优势,只要加入民主党派,或以无党派人士从政,很快就上去了,一下子就到部级。认为北大非党教授不搞学问卖身去从政,为党建言说好话,是奇货可居,说不定能做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大官。这话说得可真是北大一流水平!两位老教授都是文革中留校,是“党化教育”下的优等生,一个搞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个搞国际共产主义史,以“党化”优势搞政治学,天然优势是当官。但一山容不下二虎,两位都想当官的老同学为争夺权位,施用了浑身解术,拉帮结派,两派争了十多年,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学生辈。去年两位老教授终于退休,空出两个“一级岗”。教授岗与级不同,分三级,岗位津贴每一级相差一万元。岗位津贴制是上世纪末高校改革及教育“产业化”浪潮的产物,大学教师一改先前穷酸劲,一下子步入了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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