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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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从郭伯雄看“穷二代”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

全网注意查删《南风窗:从郭伯雄看“穷二代”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一文。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附:南风窗:从郭伯雄看“穷二代”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并因涉嫌严重受贿犯罪,被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一切尘埃落定。...

纽约时报 | 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

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习近平在2012年末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不久就发起了反腐行动,当时,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他只不过是走走过场,抓几个高官,而后一切照常。毕竟,他的前任开展反腐调查主要是为了消除政敌,巩固权力。纪检行动在新官上任第一年会出现激增,但第二年就会减少。

北美留学生日报 | 美漂中的官二代们

对于大多数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孩子来说,进入五月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完成一学期紧张而繁重的课业之后回国与家人团聚, 而对于在纽约的Patrick来说,他的归国之日却遥遥无期。...

共识网 | 李晓:2013,一个新闻学子的困惑与出走

2013年,我研究生毕业。   凭借985名校光环和“三脚猫”的文字功底,顺利进入一家省级电视台实习。   进媒体不易,进“根红苗正”的媒体更难。在史上“最难毕业季”的2013年,就我而言,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很好的选择。看着多数同学走马灯似的参加招聘会,与众多牛校的硕士、博士和海归一轮轮PK,寒意阵阵,背脊骨发凉。经济形势不够明朗,大部分企业的校园宣讲更多地是走走过场,缩招的现实让698万的应届毕业生不敢“挑肥拣瘦”,当然,有爹可“拼”的人除外。   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从并不发达的三线城市出来,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多年努力,拿到硕士学位,进入心仪的媒体行业,知足吧,更何况人外有人,比你牛的绝不是九牛一毛。朋友们也为之欣喜,“你进了一个“在省内有话语权”的单位。”这个时候,“新闻理想”四个字你都不敢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然而,这一切,只是看上去很美。   你会感觉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有“来头”,都得罪不起,“他爸来自省委,她妈好像是局长,她是谁打了招呼进来的,他就是来混口饭吃…….”拿在此工作多年的师姐的话说,“即便是清洁工阿姨都不敢随便开除”。于是,工作能力只是一个附属品,完成自己该完成的事,为稻粱谋就好。“发展空间,培训机会、提职升级”这些不   是跟你绝缘,就是你还没有梦醒。   这里年轻人多,青春气息逼人,你原本以为这会激发你的创造力,保持冲劲和朝气,然而,他们却打扮时髦,光彩照人,甚至开着奥迪、背着GUCCI走基层,主题是农民群众生活如何得到改善。嗨,这有什么奇怪的,LV都只是入门的包,比你早来一星期的实习生不正提着吗。师姐的提醒是善意的,管他们的包有多贵,她们的高跟鞋有多高,他们和我不同,不靠这点钱吃饭。   有次和一位名制片人在楼道碰到,在学校时就仰慕已久,正准备上前讨教,听到其在拿着电话嚷嚷,“项目”、“钱”、“喝酒”是关键词。想想也对,在市场化大潮席卷而来的当下,有多少人会再花心思研读“作品”呢,“产品”、“效益”才是左右节目的准绳,冷板凳一坐十年的时光一去不返,早前的创业精神也消失殆尽,哪怕曾经思想深刻,眼光犀利。   互联网和手机掀起了新的媒体革命,且来势汹汹,有大局观的传统媒体人早已冷暖自知,“报业寒冬”、“电视衰落”的口号也不免充斥耳闻。而在这里,大家却丝毫不为所动,传播观念和新闻报道手法之陈旧,让人惊叹,也让人遗憾。在多数人看来,传媒发展走向、产业生态布局,这些宏大得不着边际的话题和记者们又有什么关系,那该是台长、总监的事,有个工作,混口饭吃,这样的想法在此得到了高度一致。   而在实习期间,自然灾害报道、日常民生新闻、党政重大议题、深度调查跟踪……大多数新闻题材我都都一一接触,犯过错,有稿子   被毙,也有人给过你车马费,也有报道被区县公关拿下;有在暴雨地区冲锋陷阵,也玩起了偷拍暗访,有跟黑社会打过交道,也跟省级领导碰个照面,这些在教科书上的案例活生生地成了现实,都处变不惊,接受,消化。痛并快乐着。   三个月实习结束,如愿转正,拿到“台聘”资格的我没做太多思考,毅然选择了离开。其实,在当下的中国做新闻应该是很幸福的,面对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经历着西方数百年的行进历程,记者虽早已不是什么“无冕之王”,但也伴随着时代的阵痛感知着其中的人生况味,对很多人而言,这不可谓不是一种丰富和开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座右铭仍然留存在很多记者的心中,如果他们能将新闻视作自己的事业,并保持对它的热爱和理想主义的情怀。   记得李安有一句话,纯真的丧失难以避免,但不要丧失对纯真的怀念。我们都只是这个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在父辈的叮咛中实事求是地谋生,安分地做人。我们也只是在力所能及的环境中想做的更出类拔萃一些,想更幸福,哪怕只是一点点,而不管幸福离我们有多远,希冀赤子之心永存。   现在的我,在一家国企做宣传工作,朝九晚五,许多人都叫我小李,小李生于1988年。

【异闻观止】中国企业报|李小琳统领中国电力似乎是命运的安排

过硬的工程师背景、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让李小琳在央企企业家群体中脱颖而出。由这样一位娇小的“电力十足”的魅力女性掌管与“电”有关的巨无霸央企,统领市值近百亿元的中国电力,似乎是命运的安排。 “长大后我要做一名光明使者,给中国的每一个乡村带去光明,让孩子们不在煤油灯下读书。”电力能源领域创业、治业二十年,在李小琳的心中撒下的梦想种子,如今已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 “不仅要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和动力,同时还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一片碧水蓝天,所以我坚定了做清洁能源的梦想。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一直坚守心中,这是我创业治业、保持激情和动力的源泉。”李小琳深情地说。

译言|到中国创业? 把道德留在家吧

“对于一个进口商来说,头等大事就是让海关里的人高兴,因为他们能随意决定货物是否过关。标签上的一个小毛病就能扣你十五天,让你破产。但如果他们高兴,你有问题,他们会很快帮你解决。要请他们吃饭,给他们上海世博贵宾卡或赠送产品。这里就是这样,要么从胯下过,要么就回去。”何塞(化名)说道,他通过一家中国进口商供应西班牙高档食品。“让他们高兴”是在中国做生意的海外企业家常用的一句话。 “让警察高兴能令你内心感到平安,这就好像是可以预防问题的遮雨伞。真正要付钱的是从事非法生意的人。如果你开妓院,那肯定要付,而且要付很多。在其它情况下,都是人情可以解决的。每次都会冒出一个不要脸的普通小官,打电话通知你他要到你餐厅来吃饭了,暗示要你请他。”另一位在中国的西班牙企业家胡安(化名)说道。 “这里卖的好的都是便宜货,所以要跑量。想要跑量也得有人帮忙,如果想在餐厅里卖红酒,就得给服务员每软木塞5元。你帮我,我帮你。” 今年七月,中国政府拘留了跨国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公司(GSK)的四名高管,理由是他们贿赂了医生和医院,使其选择他们的产品。据警方调查,此案始自2007年,数额高达30亿人民币。于是,GSK称,其严谨的道德行为制度忽略了某些箩筐里“烂苹果”,但如今调查却指向公司策略。 全球媒体用这起事件描述了一个恶劣情况:医生工资低下,公共医疗投资不足,法律存在缺陷甚至被忽略,导致腐败必不可免。还有其它多家跨国企业被调查,如今形式非常像2010年英澳矿业巨头力拓集团的四位高管被监禁时那样。腐败再次成为最高行为原则。 不是严谨人的国家 据说,在中国做生意,一定要跳入泥潭,沾上淤泥,才能和本地企业家在同样条件下竞争。另外一个办法是放弃这一个拥有14亿顾客的市场。中国不是正人君子或严谨人的天堂。GSK事件的起因主要源于外界的压力而不是内部因素导致的。被捕高管之一透露,他们的薪水是根据盈利发的,他们被要求完成每年销售额增长25%的任务(这比之制药业的增长高了7%),不利用“暧昧企业行为”是无法达到这一目标的。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腐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国际透明组织将中国排在176个国家中的第80位,透明度指数为100分之39(0为绝对腐败,100为完全无腐败),在全球最大28个经济体收受贿赂频率排行榜中,中国位于第27位。 这一问题源于对腐败的基本定义,如果做一个各国法律的比较,矛盾显而易见。西方法律将许多中国视作普通合法的行为列为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是指个人或组织涉及不同方面相同的利益时,向自己或与自己相关人士作出偏袒或优待的不当行为。 中国式“关系”穿插纵横在整个社会中,将其变成了一个人情交换的杂乱场所。无论是在家庭企业,跨国企业还是银行,想要出人头地的人明白大部分还是得靠关系。为了结交关系,从基本的礼貌到最无耻的腐败手段都能用上。 “我没有降低我的道德水准,我把它抛了” 纽约时报八月发表,摩根集团因雇用中国重要官员子女,与其父母交涉而被美国司法部调差。铁道部的前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就在这场暴风雨的核心,他现因受贿接受调查。蹊跷的是,在摩根集团雇用其女儿张西西之前,铁道部从未与摩根集团有过交易。 在日常小买卖中这些还是比较含蓄的。小礼物,请客吃饭,卡拉ok都属于商业惯例。“平时会有本地收购代表问我要一部分,装进他们自己口袋里,他们威胁说我不同意就要找别家。在西班牙我也遇到过一次,我拒绝了。这里我总是接受,因为这里就这样。我没有降低我的道德水准,我把它抛了”电子供应商彼得(化名)说道。 GSK高管被捕并不令路易斯(化名)感到稀奇,他是从事过药业和石油业的企业家,如今受一家西班牙上市公司聘用。他说:“十年前,就可以看到他们乘坐豪华轿车,提包里满是钱。他们在上海医院里进行临床试验。他们会给预付款,再按销售数量算酬金。这些行业是受外国经济主体主导的一个大腐败坑,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然而,他不认为逃避贪腐的触角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对,这里可以正当做生意。”他说道,“腐败是捷径。中国人付诸腐败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不懂企业文化,不知道什么是行政、管理和国际化。45岁以上的人,也就是和我做生意的人,他们是农民出生,书读得很少。当他们学习后,他们就不会再付诸贪腐了。” 跨国企业的卑鄙行为 六个乳业跨国企业因私定价格而在八月受到了记录性罚款:6.68亿人民币,其中包括美国美赞臣,新西兰恒天然,和法国达能集团。中国监察机关发改委,以违反反垄断法而对其制裁。这些企业承认其违法行为。然而,其余的三家企业避免了罚款,据政府说,原因是“他们迅速地改正了,并提供了宝贵信息”。 从商业角度看,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从道德角度看,是卑鄙的。这些国外企业利用了自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后中国人对于国产品牌的恐慌,当时,该事件导致了6名婴儿死亡,几千婴儿中毒。 近日,中国强大的发改委中的一位官员向30家国外企业施加压力(通用电气,微软,IBM,英特尔等),在一次会议中要求它们公开承认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并为此向它们展示了几份其它企业签署的认罪书,威胁说如果它们要请律师辩护,罚款会增至原先的三倍。这些强制性道歉令人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仇外心理。 根据这一些事件,有理论认为,中国已经向企业腐败行为宣战,但目的只是为了攻击跨国企业,保护国内产业。这种说法并不荒唐,却也有许多人持不同意见。重要的是,一个实质性问题被忽略了:有许多国外企业正在反复地违反法律,违反道德准则。 “许多外国企业参与腐败行为,这已得到充分证实。…这些犯罪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受到惩罚。”偶尔发表靠谱文章的中国日报写道。该文也提及GSK在商业环境更健康的新西兰和美国受到过的巨额罚款。 中国承受着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猖獗腐败。腐败方面的法规一直都很宽松,只是在近几月出现了新的势头。然而,腐败已经深入人心,将其铲除需要很大的代价。 通往健康环境的路是漫长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令人疑惑的是,西方企业家在其中又将担任什么角色,那些出生并非农民,而是收集了诸多大学、硕士文凭的学者又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面对一个污秽环境中看似不可胜的惰性或企业的无理要求,我们始终可以做出个人的私密抉择——支持腐败还是打击腐败。

张鸣 | “二代迷思”下的富二代与官二代

眼下的中国,似乎存在着一种情绪,什么情绪呢?可以说是“二代迷思”。好多的人,都对现在中国的第二代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困惑和担忧。其实,目前所谓的第二代,70后已经奔四,过四,而80后也已经奔三,过三了,只有90后小一点,但也正在步入成年。其中70后,已经在各个行业成为骨干。但是,现在50—60岁的人,显然提起第二代,尤其是80后和90后,往往大摇其头。其实,九斤老太式的感喟,哪一代都免不了。每代人都会或多或少觉得自己的下一代不那么顺眼,担忧一代不如一代。后来证明,往往这种担心,不过是杞人之忧,后代当了家,天也没有因此而塌下来。应该说,我们今天弥散着的忧虑,很可能也会是白担忧一场。人类的末日,并不会因此而提前到来。 不过,此刻中国人的这种担忧,跟以往的九斤老太感喟,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这几代的中国人,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生育制度,对国人伦理和育儿传统,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被养育的儿女和养育他们的大人,以及学校和社会,都因此而变得有点不正常。所出的问题,也跟以往出的问题大不相同。显然,人们有理由对独生子女的几代人,表示出独特的担忧。80后和90后能够经受时代的考验,现在还真的没有定论。当年我们7、8岁就会做的事,现在20几岁的年轻人都不会做。因为这样的小事,家长都给他们包下来了。连一点小事都不会做,能有担当,能会抉择,进而会做人、做事吗?至少,他们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补上这些本该在童年就习得的基本素质。 不消说,富二代和官二代,跟同龄人相比,所面临的独生子女困局,更加严峻。至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更加娇生惯养,更加不知道负责任,更加没有担当,甚至有些人都不屑于学习生存的技能,传统上所谓的纨绔子弟的毛病,在新的环境下,会更加突出。更加可悲的是,在当今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和官民矛盾如此尖锐的环境里,他们几乎是一出生就背上了不道德的印记。同代人对他们既艳羡,又嫉恨,似乎已经很难在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社会中生活了。 在各个时代,富二代和官二代所拥有的优裕和嫉恨都是相似的。但是,中国由于比较早的从封建时代走出,世袭分封,身份固定化的社会结构宣告瓦解。秦汉以后的多数朝代,都是富贵不能恒久的社会状况。俗话说,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白衣可以致卿相,卿相也可以变为白衣。《红楼梦》“好了歌”里富贵贫贱无常的思想,也是社会真实的写照。两千多年,中国只有两个家族的富贵传了下来,一是孔家,一是道教龙虎山的张天师家。都是因为特别的文化和宗教的原因。其他的家族,即便当初贵为天子,改朝换代之后,后人也一样沦为乞丐。富贵贫贱无常的文化传统,在心理上,对富贵之家的子弟,有着一种无形的制约。我们知道,秦汉以后的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在隋唐实行科举制之后,更是如此。多数人出人头地,都要通过仕途来实现。尽管朝廷在制度上,规定权贵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的后门进入仕途。富家子弟也可以通过纳捐,买个官做。但是,门荫和捐班出身的人,都会被人看不起。多数的富贵人家的子弟,但凡有点志向,都会争取从正途出身。费孝通和吴晗研究了自隋唐以来科举及第者的出身,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出身寒微,也就是说,另一半的人,是富贵之家的子弟。按人口比例来说,富贵之家肯定比平民百姓要少得多,所以,富贵子弟通过科举考试的比例还是要比平民子弟高得多。尽管存在教育上的优势,但不能说社会的风气,包括富贵之家的风气,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既然大家都在一个考试的尺度上竞争,富贵子弟的入仕,也就不大能引起平民太大的反弹。 毕竟,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固的家族制传统,做了高官的人,以其权势惠及家族,尤其是子弟,理所当然。高官的子弟,即使为官者不以权谋私,也会被人高看一眼。权贵子弟进入仕途,有着天然的优势。如果国家不特意设置制度的门槛,加以限制,那么势必会出现官僚世袭化、贵族化的倾向。就像东汉末年察举征辟制度蜕化出门阀,最终导致整个官僚制的贵族化一样。显然,对于国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贵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袭贵族对于采邑里的农奴,虽然有奴役,但毕竟有责任感。而官僚变成世袭贵族,却对治下的农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农民是国家的,官职也是国家的。拿来国家的权力,自己私下占有,而且传代,连起码的职业伦理都不会有。所以,官僚贵族化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国家孱弱,高门大姓,遭致贫寒士族的嫉恨,属于公认的乱世。 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通过制度化的强制,为权贵子弟进入仕途,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考试,而且有背后的读书传统。事实证明,在科举制度下,有读书传统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机会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国的大门槛(门阀)消失之后,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是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大体上都会有所谓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很多家族,不求世代有公卿,只求代代都有读书人,家里有藏书,有读书传统,甚至有家学渊源。一直到民国,有家学的人家的子弟,还是为人称道。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刘师培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子弟,一直都被人高看一眼。至于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土财主,还是富商子弟,要想出息,往往得花高价请名师课子弟读书,改变身份,跻身士大夫阶层,否则,家族永远翻身不得,有钱也保不住。 很明显,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话,他们维持地位的途径,已经有些官本位的异化了。但无论如何,在保持读书传统这一点上,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们的老子,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对读书传统感兴趣的,但维持地位的着眼点,却多半集中在了钱和权上。对于官员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种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让子弟经商发财,尽可能快地暴富。无论是自己直接出面,还是暗中默许子弟利用自己的名义,官宦子弟经商,走的都是借权生财的道路。这条路,在目前官本位、关系盛行的中国,是相当顺畅的。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而国内坊间传闻与百姓的日常经验,却往往表明这种传闻其实绝非空穴来风。还有一种思路,是官员自己弄钱,染红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配偶或者子女出外经商。这些官员可能属于对体制的悲观派,不大相信这个体制的稳固性,他们操作的要点,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后代变成外国人,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富人,从彻底上改变身份和地位。第三种思路是直接让子弟接班,进入仕途。他们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国只有权力是最佳的挣钱机器。只要权力开动,比什么公司都能来钱。他们的操作方式,一般都是交换形式的。比如甲乙两个都是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这样的做法,按照现在的制度,完全是合法的。只有在某些地方的官员做的过于过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越级提拔自己的子女,或者越级提拔时子女时,条件差的离谱之际,才有可能引起网上的关注。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富商,所谓培养子女的途径,也大抵跟官员类似。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父母在国内官商两界的关系,继承国内的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无论官和商,他们经营自己事业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诟病的。而接下来培养第二代的方式,同样充斥铜臭和权杖的霸道。其中,民营商人由于相当多的人,严重缺乏权利意识,习惯跟个别官员勾兑,即使法律不合理,也不是通过争取正当权益,修改法律,而是喜欢在官员默许下违法。加上官方有意识制造“原罪”的舆论,夸大民营企业家违法的现象,这些富商在民众眼里,已经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一部分官员的罪过,也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所以,尽管富二代的培养方式,跟别人没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在民众眼里,跟官二代一样,都是令人质疑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现在的高官和富商,可以构建一个权钱世袭的世界。这种建构,在现存制度方面,没有多少障碍。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时代,整个世界已经通过网络网和其他方式联系成了地球村。09年“被”字的凸显,说明平民百姓的权利意识已经今非昔比。因此,势力更大的官二代,他们跟自己的父辈的种种接班的努力,只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恶劣的舆论环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固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但也往往会更加怨恨把持挣钱和权力的人。以富骄人的富家子弟,固然可以挣来更多的艳羡,也遭致更多的怨恨。在仇富和仇官气氛日益浓烈的情形下,人们几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中,官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继承下来父辈的权势和财富,又怎么可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捞足了就走。走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在那里做富翁。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后代还很少有人能在发达国家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的财富,还得从中国来,所以即使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和绿卡,还是得过两栖生活,国内国外来回跑。从根本上讲,作为社会的精英,社会上层人士,不思改变自己的国家,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只打算捞足了就撤走,抛弃自己的家乡,显然是一种自私、短视之举。作为中国人,这不是退路,而是一种不道德的逃遁。 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从社会地位来讲,都属于社会的上层,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并没有跳出历史上纨绔和衙内的窠臼,在父辈着眼权和钱的培养中,多半没有经受过社会的磨练,吃过苦,品尝过创业的艰辛。可以说,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养成,既脱离了传统耕读传家的套路,也没有学会西方富人平常人式的培养方式,两边都不靠。因此,可以预计,我们大多数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个别人也许可以例外,但多数人,命里注定,属于失败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国人的“二代迷思”,在他们身上,是能够应验的。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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