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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当人才遭遇“官本位”

中国一些领域存在的过度行政化现象正制约着人才的发展,不仅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文化、体育领域也难逃权力的牵制和干扰。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被现存体制裹挟着进入行政层级的上升通道,无论是从待遇,还是话语权来说,都远不如行政领导,在一些行业中,讥诮的流行语“狼多肉少、先给领导”,即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尽管我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极力强调“去行政化”的重要性,但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和利益驱使下,只有顺应和服从现有的规则,个人才华才能得以施展。    政府干预导致泛行政化   “现在各个领域都存在行政权力的膨胀,权力会影响到个人机会的获得和才华的发挥,人才唯一的机会就是升迁,上级的好恶往往决定一个人能否被提拔上去。”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惠斌说。   泛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与中国对人才的渴求越来越凸显出矛盾,无论是人才的产生、成长,还是发展,这一模式都日渐不合时宜。一方面,当前的模式并不具备人才产生的土壤和环境,另一方面,即使能够在体制中生存和适应,最终也会被一种长久以来已经固定的单位“潜规则”所同化。   在中国急需从人力资源大国转为人才强国的背景下,“去行政化”显得尤为重要。去年6月出台的《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即明确地将“去行政化”作为今后的目标之一,为人才开道。《纲要》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其实,行政制度建立的初衷并非是想阻碍专业人才的发展。相反,官僚体系中严密的科层管理旨在为人才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即使是“官本位”意识大肆流行,似乎也并没有“主动”疏离人才。然而,现实中的行政管理体系却与专业人才切切实实地产生了摩擦。专业人才从最初利益分配欠缺公正下的不满情绪,转变到了面对既成利益格局的绝望心态,早期的愤怒、跳槽等全力避让的方式,到今天已转变为消极的认同,力争在“赢家通吃”的格局中获得有利位置。   “行政化倾向对于科研人员的研究、人才的成长确实形成了体制障碍,已经到了让人无奈的程度。”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认为,“到底什么是行政化?它的具体指向是什么?是不是人才不需要管理?”吴江说,行政化的问题从宏观上来说是政府的行政,微观上则是一个单位具体的管理模式,而政府的行政是根源。以科研领域为例,科研需要立项,首先要解决资金投入的问题,在中国,很多项目都是国家立项,而西方国家一般都是由基金会来操作。“既然是国家立项,政府就要保证资金的安全、质量和有效性,能不能做、由谁来做,政府都需要考虑,然后由政府部门进行申报。”吴江表示,在立项过程中,管理部门确实具有生杀大权,而在国外,通常由脱离政府的专业委员会来对项目进行评估。   国家通过行政等级标准,确定了包括科学领域在内的各领域的社会等级,从而将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纳入了国家官僚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话语权。大学被分为副部级、正厅级,科研机构被分为厅级、处级。科研项目的申请与科研成果的评价等往往受到科学家职位高低的影响,这种科研对行政的依附性管理使政府对科学具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力。   “政府不该管的,就应该下放,政府现在直接管的太多了。比如评职称,现在很多职称还是由政府来评,政府怎么能评价一个科研人员呢?”吴江说。   始于1990年的职称考试被看作是行政权力掌控人才标准的突出反映。专业技术人员要想成为国家承认的“人才”,就必须跨进这第一道门槛。“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用人主体自己会衡量,而职称评定却是由国家来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丁大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人力资源市场化的今天,用人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国家。国家要做的是控制职业准入资格,比如会计、律师等等,但入职以后,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再插手。   吴江认为,政府就应该转变职能,下放管理权限,让单位有更多的用人权。他表示,虽然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进行改革,很多项目由专家来进行评审。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从立项还是资金分配上,都应该减少完全的行政操作行为,让行政权力和专业领域各归其位。    人事之累   政府职能的模糊和对专业领域的干预是泛行政化的第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就是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具体到一个单位,则涉及资金分配、奖金分配、绩效工资和职称的确定,应该由谁来决定的问题。   “以前的出国名额比较少,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很多单位都是由领导来决定,领导看谁比较乖就把名额给谁,所以跟领导搞好关系就变得很重要,很多人出国之后就不回来了,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李惠斌说,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普遍存在的长官意志仍然对人才的机会得失起决定性的作用, 通晓人事成为人才谋求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本领,长期以来,成为让他们无法喘息的负累。   科层制决定了只有达到一定的级别之后,才能享受到某些资源,级别和待遇挂钩的科层制决定了人才的追求目标从提升个人才能转向了职务晋升。“为什么在高校,一些人当了教授之后,还要争着当科研处长,因为涉及课题,不当处长或者领导就当不了课题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没有行政位置的话,这些资源就拿不到。学校的荣誉一般都是给那些‘双肩挑’的干部。”李惠斌说,所谓的“赢家通吃”使人才拼命地挤进领导的行列。    “在一个具体的单位需要加强民主管理。比如职称评定、论文获奖,完全可以由专家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来做出决定,然后通过行政组织确定,管理是不可缺乏的,只不过要走民主管理的方式,一定要有业内的专家、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到管理当中去,赋予他们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让人才得到最好的发挥。”吴江表示,资源永远是不够的,但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分配至为重要,标准应该是大家公认的、制度化的,在单位内部,公开、民主、竞争、择优应该是一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以价值实现价值,用财富回报财富。”吴江说,探索行政权力的退出机制,最终建立独立于权力体系之外的评价体系,才能真正为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    高校行政化尤为突出   人才与行政化的冲突在高校中尤为明显,教授在高校官僚体制中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成为教育领域的人才困境。2006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中晒工资,让高校教师的收入状况公之于天下。他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计4786元,称每月能从北大得到的工资太少,“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个人博客发表题为《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文章,表达了对自己所在学院院长的不满和对行政操控学术的愤怒。“张鸣事件”随即引发了人们对高校行政化的再次关注。   “高校的具体情况有些特殊,这是由其背后的体制问题决定的。政府想给予高等院校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怎么衡量?只能自觉不自觉地用官位来衡量,所以给了40多所重点高校省部级待遇,一些校长成了副部级,这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吴江说。高校的社会地位用行政级别来衡量造就出了浓厚的行政文化,长久看来不利于高校发展,每所大学的校长都希望能获得副部级待遇,司长去当校长、校长在不同学校的互换,都是基于行政调动。   至于学校内部的管理行政化,也与这一文化有关,待遇、配车等层层都按行政级别区分。“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营造一个大的环境。现在很多方面也在好转,我知道的很多二级教授的待遇就高过校长。目前的事业单位改革也在尽力去除行政化,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当中,问题还是存在。”吴江说,只有当学术远离权力的时候,各方呼吁的教授治校,才能真正实现。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风窗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言行不一:怪异中国的根源

中国是一个拜权教的国家。正因如此,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政治权力统治社会,而经济、文化、宗教、社团组织、科技等等都是政权的附庸。一个正常的国家,或者说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各种作用力之间在一定范围内是基本平衡的,它们都可以对社会秩序进行整合,缺失其中的一项整合力时,社会的秩序改变不会那么的的震荡。但在中国,政治权力像一个巨大的、超强的电磁场,笼罩着社会,一切其他的作用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可有可无。但是这种权力强势作用下的社会是极不稳定的社会,一旦权力拆除或消失,整个社会就会轰然崩塌而变得动荡和无序。我们暂且称这种政治权力唯一地决定社会秩序的国家叫集权国家。显然,在现代意义上,这是一种怪异的国家。 在这种集权的怪异国家,国民的言行、道德等,都是以权力为标准的,具体地说,国民的意识和行为,都是以领袖、官员、贵胄为标准的。所以,官僚阶层的言行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追求和风气。这就是所谓的奴才效应。其实,这一切结果,正是中国传统“壹”民政策铸造的。我们如今的“教育人民”、“统一思想”、“不搞意识形态多元化”等,就是愚民政策的直接体现。因此而造就的“官僚社会标准”现象,却必然成为这种社会模式的掘墓人。因为这种社会里,官僚集团,或官员个体的言行,都无时不在民众的关注和模仿中,一旦官僚群体的言行失范,整个社会就会变得迷茫、混乱、甚至动乱。而政府及其官员言行不一,却又是这种社会的必然,所以,欺骗和谎言便是这种社会的突出特征。然,纸总有包不住火的一天,一旦谎言被戳穿,社会的迷茫和无序状态就如云笼罩,实用、趋利、拜金便甚嚣尘上,人人自危,趋利而不择手段,各种怪异事情屡屡发生,现有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政府关门”,对于各种社会力量相对平衡的国家来说,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为权力在这种国家的社会中,只是其中的一种力量而已。可对于我们这种几乎只有权力的国家来说,“政府关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没有了政府,对于我们来说,那简直是天塌地陷;没有政府,那就意味着动乱甚至战乱,意味着朝代更替。在这里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是只有权力单一作用的社会可靠,还是各种力量都可以整合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相对平衡的社会更安全?也就是说,我们是需要“政府关门”也无关紧要的社会,还是需要“政府关门”就意味着改朝换代的社会。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也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与“政府可以关门”的民主社会,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比如,我们一贯宣扬,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性组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贪污腐败的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占有 70% 财产的 0.4% 的人,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是干部家属。所以,“官员财产公示”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谋任何私利”的相悖,必然会在民众中造成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混乱:既然你不谋任何私利,那公示财产就是一种有效的判断;如果你们不能也不敢公示自己的家族财产,那只有证明你们的财产是见不得阳光的,也就是说,你们所说的“不谋任何私利”,“与民众利益一致”,“代表人民利益”等都是假的。既然你们不能公示家族财产,就证明你们的家族财产已经属于非法所得,而且已经相当的庞大,既然是这样,你们又如何还要说“代表人民利益”和“为人民谋利”呢?既然你们不是为人民谋利的,那你们的一切政策措施,也没有一点可信之处了。既然你们领导、官员都是为了敛聚财富而说假话,那我们平民百姓还有何希望,既然你们领导、官员都是为了私利而说假话不脸红,那我们再不闷声发财,就会没有任何希望了。任何东西都可以是假的,唯有发财是真实的。 再比如我们的十二五规划要求“注重公平分配财富”,而我们时下正做的事是,“公务员、国企干部等不断加薪,特权阶层与民众之间实行养老双轨制”。你们一方面向社会承诺,重视财富平等分配,一方面却人为地拉大分配的距离;一方面宣扬公平公正,一方面有意识地划分等级。就凭这点,如何叫民众信赖,又如何能相信你们的承诺和宣传。在这样的现实下,如果我们还要相信你们,那不就证明我们太愚蠢了吗。 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由于中国是一个权力绝对控制下的国家,所以除了权力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社会整合力量。这种权力几乎唯一起作用的国家,其社会结构对于权力的依赖是极强的,一旦出现“政府关门”,不但我们不可想象,而且必然是天塌地陷般的动乱,或者就只有改朝换代。这种权力单一作用下的社会是一个本身不稳定的社会,是没有自主整合力的社会,一切以权力为准,包括以领导、官员的言行为标准,而这种社会却天然地要以谎言为辅助,而一旦谎言被戳穿,这个社会从思想到行为都会陷入迷茫和混乱。也就是说,这种权力构造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因而必然随时间而逐渐混乱、溃败,最后走向以动搞乱为表现,以朝代更替为结果的必然趋势。  

官本位——未来将害死中华民族的百度搜索

Shared by chas 百度前几页估计做过人为调整了,要看后面的! 否何网 发布于 2011-03-29 博客:否何 署名: 谷歌被踢出之后,互联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直以来我都发现在图片搜索上,他们的差异太大了,所以我从来没有用百度图片搜索,最近试了一下,发现悲剧了,什么都不说,我直接上图片,相信你一眼就可以看明白的。 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试试搜索,相信会让你看到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官本位思想。 阅读全文   发表评论   关注作者 © 2007-2010 我烧网 . 我烧网的全部内容均由博客作者自行发布,不代表我烧网立场。复制、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转载]秦晓对话李泽厚:中国现在仍是封建特色的“官本位”

很多领域还是国家垄断,所以才出现“ 国进民退 ”的情况。 秦晓:政府对市场进行管制和行政干预,是 中国 经济的主要特点。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 模式 ,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 ...

官员灰色利益悄然扩张 权力暗箱催“与民争利”

“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下,官员易以公权力获取隐性利益,而公众的敏感反应,正折射出对社会资源遭到权力掠夺或变相 寻租 的担忧。”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黄小勇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受访专家认为,官员利益应公开化、透明化,以防范公权力对 .... “官员灰色收入的主要原因,还是与权力配置的特点和崇尚权力的 政治 文化有关。”胡仙芝认为,从当前权力配置的特点来看,公权力存在暗箱操作,是官员灰色收入难以禁止的主要原因。尽管信息公开条例已实施两年多,但在权力内部的运行中,信息不对称、信息 ...

黎鸣:我们的价值观太朽腐

本人认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可简单概括为三个字:真、善、美,说白了,人类生存的总的“价值”或“意义”,全都在对于“真、善、美”全空间、全时间、全意义的整体的欲求、需求和追求之中。而如果要进一步加以概定,则须全面地回答如下三个层次的问题: ...

刘崇顺:中国如何走出身份社会?

“官本位”的传统定势不破除,权大于法的特权思维也就无从破除,以言代法的人治必然危害法治,因为身份社会的积习无惧法律的威严,社会事务不能依法纳入法制的轨道。其结果,必将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最终连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都难以维护。

许锡良:给我一个官做,我就放弃批评

有一次演讲,有听众问我,要到什么时候,你才会停止你的批评?我说,要我停止批评不难,只要给我一个官当,我就自然停止。听众听完大笑,然后整个会场就是一片哗然:原来你小子一直批评中国官本位,批评中国社会腐败黑暗,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当官而感觉愤愤不平啊。   但是,随即而来的解释,却让听众完全平静下来了。我举出的例子是龙应台,她本质上是一个批评家,是一个批判性非常强的学者,但是,她在做马英九为台北市长的文化局长时,就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过一次演讲。继续发表批判文章,发表公开演讲,是卸任局长宝座之后。可见,要龙应台停止批评的责任最好办法也是让她弄一个官做做。但是,如果以此认为,一个学者批评政府的动机就是准备以此接受招安,弄一个官当当的话,那是错误的。   龙应台先生对此自有一番解释,我以为是很有意思的。她说的大概意思就是:人,作为社会角色身份的不同,所作所为,也自然应该有所不同。一个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是要用好自己的公职权力,为社会效力,此时,他不应该是一个批评者,而是一个践行者。公共权力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职权大小,你唯一表现自己的方式就是按照法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不是夸夸其谈,自我表扬,自己做的事情,要任由人来评判。而此时,你恰恰是相反,就得放弃自己批判社会的权利。而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人,他的天然权利就是批判社会,帮助政府改正错误。如果一个学者放弃了批判的权利,那么,他就是失职的。作为政府公务员,无权批判,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知识人,一个学者,其天然具备批判的权利。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的社会。一个政府官员,公共权力已经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即使有问题,也是你想办法解决,而没有抱怨的空间。这种角色分配不同,所作出的表现自然也就不同。一个社会正如一条船,有人要当水手,有人要当舵手,还有人要当瞭望员。当舵手的就是领导人员,当瞭望员的就是学者知识人。船在大海上航行,当风平浪静、平坦无事的时候,瞭望员可以不必赞美天气多好,航海多顺利,盛世太平,但是,当大海上狂风巨浪,暗礁丛生,险滩多多的时候,瞭望员就必须及时作出警告,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航海平安无事。如果瞭望员看到了危险而不发出警告,这就是瞭望员的失职,如果瞭望员看到了危险,而不让他讲,这就是舵手的失职。瞭望员只有在当舵手的时候,他才不必发出警告,而只需要默默地按照航线与发出的警告做好航海工作,保证安全。   中国“文革”时,大权已经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但是,他却表现出造反派的角色来。手握批判大旗,今天组织批判这个,明天又挑起那个事端,角色反串,应该行使批判使命的知识人被剥夺了批判的权利,而手握大权的人,反而祭起批判的大旗,行使起批判的大任,这个社会因此就这样被颠倒了。美国林肯总统把新闻舆论的批评看着是政府这头牛的牛虻,虽然牛虻总也叮着牛的屁股,有时还鲜血淋漓,但是,这是不让牛偷懒的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在美国这样的传统是由来已久的。因此,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当然,最好是既有政府,又有报纸。但是,如果二者必取其一的话,没有政府的报纸远比没有报纸的政府要好。没有报纸的政府,在美国人看来,其实就等于是黑社会,那种公权必然会变成可怕的利维坦怪兽,祸国害民匪浅。因为权力不公开,不透明,这个权力肯定是非常黑的,不用来做坏事,还能够用来做什么?一个社会,没有政府,但是有报纸,即使乱,也不会乱到哪里去,北洋时期,其实就全国范围来说,也等于是没有政府的,但是,那时因为有几份像样的报纸,如《大公报》、《申报》、《明报》之类,居然还办出了几个像样的大学。鲁迅因一点小事,以一介佥事这样的教育部小官居然告倒了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这样的司法案例无论在后来的民国,还是共和国,都成为绝唱。早在袁世凯准备称帝前夕,有记者采访袁大头,袁第一次接触记者,问年仅二十多岁的一个女记者:记者是做什么的。年轻女记者回答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见官大半级。然后跷起了二郎腿与袁世凯相对而坐。这个时候,中国就是有报纸的时代。可惜,这样的时代,随着袁世凯称帝而灭绝了。越到后来,中国越走上专制。这里不能够说不是文化基因在起着作用,如果此种基因不发生改变,则无其他的指望,其按照专制成长的轨迹是不会改变的。香港在民主宪政文化下教化了一百年,现在何去何从,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地步。这是一个拉锯博弈的过程,如果此时转向专制,则中国连最后一点改变的希望都没有了。辛辛苦苦一百年,一夜回到鸦片战争前。   其实,说到给我官当,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在一个权力祼奔的时代,连水泊梁山招安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因为,每一个官,都是有筹码价位的,多少人的腰都不知道折了多少次,就是专门用来等那五斗米的,你小子岂能轻易到手?套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人的官位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人与生俱来固有的吗?不是。人的官位,只能从潜规则的实践中来,只能从权力斗争、派系斗争和走上层路线这三项实践中来。在这里,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是成功的三大法宝。因此,那个给我一个官当的假设,其实也是不成立的,因此,批判的使命即使像龙应台先生做个五年文化局长那样作短暂的停止也是不可能的。 作者:许锡良 链接: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17-7935.shtml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木然:大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中国的大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政治体制不改,大学的改革无论说得如何花哨,都是新瓶装旧酒或者换汤不换药。政治体制的权力集中、党政不分、官僚主义、民主缺失、自由资源匮乏在大学一个都不少,某些方面甚至更严重,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权力集中在校长、书记且权力不受制约,大学城、教学名师的评审、国家重大课题的带头人哪一个不是大学的行政官员权力在起作用。这里仅以去行政化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去行政

报告:官本位制约中国发展科技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最新报告指,中国人才实力排名全球第八位,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之后。报告指出,中国严重缺乏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有独立作家与学者呼吁,中国当局要解决官本位问题,并要吸引人才回流,才能发展长远的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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