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改革

【网络民议】2000年:“受教育权”由最高法明确;2008年:司法解释撤回;2013年,报道司法解释撤回的南方周末被接管

此后几年,宪法权利案件有过短暂的风起云涌,出现过“三名高中生诉教育部高考分数线不统一案”、“蒋韬诉银行招工身高歧视案”、“周香华诉男女退休年龄不同案”等追求宪法规定的平等权案件,却基本都不了了之。 “齐玉苓案”最终成为中国宪法案的绝唱。 2008年,最高法院发布公告,废止了关于齐玉苓案的司法解释。甚至连废止理由都没有,只写了“已停止适用”。曾为“齐案”叫好的黄松有也在这一年因贪腐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 事后看,妄图以一个不起眼的案件推动中国宪政改革简直是一个堂吉柯德般的尝试,其结局几乎在一开始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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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夏白鸽:110年前的中国宪政改革

1906年1月29日是农历正月初五。春节刚过,中国派驻英、法、德、美的大使联衔发表声明,称五年内中国必能改行立宪制度。这一年上半年,中国派出的两路政治考察团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亚、美、欧大陆之间,重点就是考察宪政。同是1月29日这一天,政治考察团中的一路正在美国华盛顿参观华盛顿故居。考察大臣戴鸿慈在日记中赞叹美国开国总统“自以身为公仆”,认为这是美国历代总统均遵循的原则。也许是有感于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他感慨道:“诚哉,不以天下奉一人也!”1905年7月15日,光绪皇帝发布谕旨,派考察团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1906年两路考察团历时半年有余,遍访当时欧洲的十三个国家(涉及今天的十五个欧盟成员国)和美国、日本。1906年9月1日,光绪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向世界宣布中国将由君主制改为君主立宪制。从此,至少在名义上,中国将宪政作为国家管理体制的既定目标。德国汉学家弗兰克(Frank Otto)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中国考察团学习西方的国家管理制度”。(《科隆日报》1906.2.25)今年是中国开始宪政改革110周年,值得纪念。不过笔者开篇讲述这段历史的目的还不在此。本文所要引出的话题是,将一百多年前和今天对比,历史何其相似。笔者所指相似之处,并非指中国为了政治体制改革派员考察东西方政治制度,以期择善而从。就这一点而言,历史恰恰相反。然而,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因、波折和结果而言,一百多年前的历史轨迹却能与今日直接衔接,且共同之处颇多,吊诡之处亦似,令人不能不发出历史如此相似的感慨来。一就历史给中国人提出的命题而言,一百多年前和今天,人们都同样在关注中国的变革,呼吁中国的变革,期许中国的变革。一百多年前人们关注中国的改革,重点是中国政治体制,而这一命题同样是今天人们关注的焦点。一百多年前,体制内的改革者针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人治还是法治的命题,他们在《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中开篇便直奔主题:“太后、皇上,请想一想,中国的内政外交何以一败涂地,中国为什么求强反而越来越弱,求富反而越来越贫?何以如此?请仔细看看中国实行的是什么政体吧。太后、皇上圣明,足以判断。政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当今世界政体有两种,一个叫专制政体,一个叫立宪政体。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以人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因此,这样的国家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立宪的国家,以法治国而不是以人治国,因此这样的国家也易于国泰民安。”(笔者将原文转换成了白话文)看看今天,人治还是法治依然是百姓检测中国政治体制究竟为何物的标尺,也是近年来执政者们反复提出的核心问题。一百多年前,人们在焦虑中等待着中国的巨变,同时又担心保守势力的反扑。体制内外的改革者们都清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专制体制本身,来自于那些专制体制内的利益集团。面对体制内的保守势力,改革者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独不利于官。因为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形。彼其心……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镇国公载泽的奏折)当时政情公开,《北京日报》为此专发评论称:“我国政治之腐败,在于君民之情不通,官吏蒙蔽,从中作弊。故虽有维新之善政,而在外国行之则有益,我国效之则不特无益,而且有损。朝廷多一章程,则官吏多一作弊。故破除官吏蒙蔽与作弊,非君与民通不可。君民相通,则非立定宪法,联君民为一体不可。此立宪之制度所以利于君,利于民,而独不利于蒙蔽作弊之官。”如果我们把上述的言论放置于今天,只是改换其中的称谓,其他一字不改,竟然同样一针见血,切中时弊。一百多年前,中国官僚体制除各级官员敷衍了事、作弊多端、欺上瞒下、恣意妄为之外,还有一大弊政:亲贵弄权,纲纪不正,贪污腐败,贿赂公行。最著名的是段芝贵买官进爵一案。1907年,地方道员段芝贵为获得黑龙江巡抚一职,以便独霸一方,便试图买通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为此他向商会会长王竹林借了十万两雪花银,作为给庆亲王的寿礼。又得知“贵”二代庆亲王之子喜欢天津十里洋场的歌女杨翠喜,又花重金将其赎出,一并献上。当年《大公报》将此一恶性公诸报端,一时全国震动,舆论哗然。光绪大为恼怒,改革刚刚起步,王公亲贵便如此胆大妄为,改革如何进行得下去?!下令严查。就连慈禧太后也不敢袒护。约二十年前,醇亲王奕譞曾出主意,以海军名义筹款集资。后集资的白银一部分建了铁路,一部分在原皇家园林的基础上为慈禧修了还政之后颐养天年的离宫,并改名为颐和园。那是甲午海战前的事情,那时慈禧垂帘听政,只手遮天。庚子年之乱后,慈禧的观念也开始有所转变。也开始思索中国的发展之路。一些迹象表明,她甚至也参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对女权方面的事务尤为注意。如严令禁止女孩裹小脚,要求中国宪政考察团留意西方女学等。据1906年9月5日《时报》的报道,对《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慈禧太后认认真真地看了三个多小时。段案爆发后,据报章披露,慈禧怒斥庆亲王,“如此欺蔽朝廷,还不如用绳子勒死我们娘俩(指她跟光绪)算了。”如果换成今天的话,应该是:如此欺蔽中央,还不如亡党亡国算了。面对舆论鼎沸、上庭震怒,庆亲王父子惊恐万状,急忙退还了银子和歌女。派往调查的人为了维护朝廷的颜面,便以查无实据复命。谁知当时《大公报》紧追不舍,将所有调查内情揭露出来,公之于众。整个京城顿时炸开了锅。回过头来看看今天,专制体制下的弊端仍历历在目。恣意枉法,腐败横行,甚至腐败手法也如出一辙,就连查办腐败导致的结果都有相似之处。一百多年前,查办腐败本来是为政治体制改革开路,借机建立起监督权力的机制来。但实际结果却是,腐败虽然被揭露了,却导引出一场勾心斗角、排除异己的权利争夺战。史称“丁末政潮”。这也为后来权力失控埋下了伏笔,暴露出中国政治改革的致命弱点与先天不足。而且,坦率地说,一百多年前,政情已基本做到了舆论公开,报刊杂志已有了不受干预的监督之权。而如今舆论的监督还被滋生腐败的权力所严格控制,鲜有舆论独立调查披露出腐败大案的。二如果我们把视线再引向深入,从历史潮流的基本走向看,历史也何其相似。110前的宪政改革发端于中西冲突和由此引发的“国家身份”转换。中西冲突之后,中国固守的“天下秩序”被打乱,中国不得不改变“国家身份”,变“天朝上国”为世界万林中之一国的“民族国家”——“中国”。由于与“天朝上国”相配套的权力运转机制不再适用,以及与“天朝上国”权力运转机制配套运行的安排社会秩序的传统道德观念无所适从,于是由此又引发了一系列危机,首当其冲的是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和价值观危机。110年前的中国国家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这一系列危机的必然结果。同样,文革浩劫之后的改革开放也面临“党朝上国”的身份转变。与“党朝上国”所配套的运转机制同样不再适用,与“党朝上国”权力运转机制配套运行的安排社会秩序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同样无所依托,结果也引发了一系列危机。首当其冲的同样是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和价值观危机。110年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系列危机的必然结果。而今日,这一系列危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同样会将中国政治体制变革问题逼到前台。从历史走向的具体脉络看,110年前的中国国家管理体制改革可谓姗姗来迟。本应于洋务自强运动中解决的国家管理体制问题,最终只被限定在发展经济的范畴内,看重以技术引进、科技创新为基础的军力强大,国家的发展仅是为了强国强军,最终目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其中缘由,有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久拖不决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惯性。中国现代化步伐刚刚起步,百端待理,基本观念的转变还需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政治体制跟不上,靠发展经济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结果又进一步引发一系列危机。甲午海战一败涂地,终结了洋务自强运动。由此激发了体制内外政治体制变革的呼声。然而当时的政治架构使得改革者根本不可能与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势力相抗衡。“戊戌变法”不到一百天便失败了。此后保守势力强力反扑,又引发了义和团之乱,结果使中国再次陷入全面危机的状态,八国联军最终占领了北京。如果打乱历史轨迹,将上述历史选出一些关键指标与“文革”浩劫之后中国所走改革之路做一对照,结果不能不惊叹历史何其相似:政治体制不变,政治架构雷同,侧重经济改革,力求强国强军,大规模腐败,改革派与保守派决斗,最后发生国家危机。甚至连“海战”危机、“师夷长技以制夷”(反西方敌对势力)等都极为相似,真可谓丝丝相扣,号号入座,桩桩有迹。三历史的吊诡之处也同样反映在一百多年前和今天。当人们在议论中国变革时,内心深处的忧虑也表露无遗。一百多年前人们对中国改革失败的担忧蔓延四方,今天这种担忧情绪同样在体制内外、海内外四处弥漫。而其核心点又都在于中国的“乱”与“不乱”。一百多年前,国际媒体、海内外关心中国改革的各界人士对中国实行立宪改革的议论,与今日人们谈论中国崛起或崩溃的情形竟然也极其相似。1906年,《时报》全文转发了英国《泰晤士报》评论中国立宪改革的文章,让人看到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变革的关切。文中发出的肺腑之言难掩疑惑担忧之虑:“若(立宪)时机未熟而欲仓促从事,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此等事历史上数见不鲜矣。……此次改革政体,为世界上唯一之大举动。因中国地广人众,其阻力之巨,非别国所可同时而语。其前途之结果,非能预言,且亦不能预测,以其过于深奥故也。惟此举必有利于中国则可断言者。”(1906.8.29.)1905年,俄国沙皇先于中国宣布立宪。于是光绪所派宪政考察团于1906年也考察了俄国立宪起步的情况。当时俄国前首相维特当面向中国考察大臣提出了这样的忠告:中国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谓欲速则不能,过迟不可。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则有倾跌之虞;上不行而下将出于急求,则有暴动之举。”(考察大臣戴鸿慈的奏折)《申报》记者曾向一久居北京、对中国形势较为熟悉的美国人询问对中国实行立宪的看法,这位能说一口流利北京话的美国人回答道:“二十世纪世界进步的潮流急速而来,一泻千里,不可遏制。中国政海的情势受其刺激,而一转,再转,三转,已呈大势所趋,无可逆转。立宪之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因此,中国若不实行立宪制则已,旦若实行,就不能迟疑犹豫。踌躇一时就有一时之损,犹豫一年就有一年之害。”(1906.9.10.)中国宣布预备立宪后,《申报》、《同文沪报》、《中外日报》、《时报》、《南方报》等联合登出布告:“朝廷特颁明诏宣布立宪,此乃吾国旷古未有之幸福。”(1906.9.4)《申报》还发表专文评论道:“上谕宣布立宪,海内士夫,凡知专制国不足以立于二十世纪者,莫不奔走相告,额手相庆,曰:立宪矣,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1906.9.16)然而日本驻中国公使却直言不讳地断言道:今日中国“遑论立宪?恐不能图治,适足速乱”。他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当年日本国民头脑中均有立宪变革意识,而中国百姓并无此念想。(《新民丛报》1906,4期)其实中国的改革者也意识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传统文化虽然有着深厚的基础,但其中能够与各立宪国的制度相结合、说用就立刻能用得上的并不多。因此不能说立宪立刻就立宪,说颁布宪法,马上就颁布宪法。如果贸然行事,则举国上下将杂乱无章,就像群儿戏舞。国家混乱的情况恐怕比今天还要厉害。这样立宪,不仅得不到国家的安宁,反而造成危亡的局面。(《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1908年,锐意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光绪皇帝再派大员专赴欧洲考察宪法,之后便遭人暗算,在慈禧太后死前一日晏驾。最新的研究表明死于砒霜。权威的陨落使得一向依靠威权统治的中国政局突发巨变,权力出现巨大真空,致使变革中的中国进入了一系列“乱”局。前述人们的担心变成了事实。日本驻中国公使简单干脆的断言一语成谶。中国变革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威权社会造就的是权威人格。一人之命决定着全民之命。要想和平有序地改变威权社会的命运,又必须依靠体制内的权威力量。而通过激烈手段改变命运,将打乱国家秩序。整合国家秩序也同样需要依靠权威力量。原有的权威不再发生作用,就需要再造权威。在传统帝制的崩溃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新的目标价值——宪政,而权威陨落后产生新权威的过程却是在背离宪政的轨道上进行的。因此,新权威在产生的同时就缺乏合法性,权力的合法性危机也就始终灾难般地降临在每一个新生政权的头上。当新的权威产生、但还缺乏整合国家秩序的力量时,其他政治势力往往又充分利用宪政的目标价值,以维护宪政为名义,集结更大的军事力量,结果形成恶性循环,直到形成足以控制其他政治势力的政治军事集团为止。如果将历史在更广的范围内铺开,纵观这一乱局,便不难发现,其走向又是向“恶变”发展的。“恶变”的结果正是“文革”浩劫。其“恶性”的程度堪称中国史无前例。其“恶变”的成因恰恰又是威权社会里的权威力量。110年前中国为适应新的形势而希求解决的国家管理体制,在“文革”浩劫中又基本复辟到1860年前的“天朝上国”形态,形成了变异体“党朝上国”。结果,从“国家身份”认同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国家管理体制这一意义上看,中国又回到了原点。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的权力中心是紫禁城,“文革”的权力中心是中南海,两者仅一街之隔,原都是皇家领地,权力的运转机制却如出一辙:君临天下,乾纲独断,一言九鼎。权威之命决定国家、万民之命,中国至今也未能摆脱这一宿命。四历史相似的原因只有一点,本应该彻底解决的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结果,中国所经历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过是在兜圈子。法治还是人治,崛起还是崩溃,这些问题一百多年前就提出来了,至今未解,历史如何不相似!在前引那位一百多年前住在北京的美国人的采访中,记者又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实行宪政的次序如何,他打了个比喻:“遇到火灾的人,先造一间小屋,已避风雨。如果要盖大厦,就需费时经年,不可仓促。”如今已到了21世纪,盖大厦已耗时一百多年,到今天为止,中国已盖起了一座惠及子孙万代的宏伟巨厦吗?从辛亥革命到国共内战,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从改革开放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每每在历史关头,中国的统治者是不是恰恰都像遭遇火灾的人,先造一间小屋躲避风雨?雨过天晴之后,他们好像又都在绘制宏伟大厦的蓝图,可结果呢?看看自1911年至今颁布的宪法文件,达十几部之多。仅1949年之后,和平时期就颁布了五部宪法。每部宪法颁布过后便免不了再经狂风暴雨的洗礼。而避雨的小屋,在风雨飘摇中说垮就垮。结果不得不再制定新的宪法。可哪一部宪法的命运不如同一纸空文?!从1989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相对平稳,有人便以为中国总算盖起来一座宏伟巨厦,经得起任何风雨。然而掐指一算,从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1975年颁布“文革宪法”,再到1982年颁布现行宪法,也不过近30年的时间。细究起来,实施宪法的根基究竟在哪儿?再比照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1989之后中国不过是在重复一百多年前清季的洋务自强运动。根据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在1880年中国洋务自强运动方兴未艾之时,经济总量跟美国比已旗鼓相当,均占全球的14%。那时人们也认为中国盖起了一座宏伟巨厦。那时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比2014年还高出两个百分点。可随后呢?便一路下滑。这同今天的情况也极为相似。那时中国面对的问题,其实也同样摆在了今天中国民众和执政者面前。如果解决不好,洋务自强运动失败后引发的局面,今后能够避免吗?五其实,中国第一批宪政改革者们已经把握住了中国实行政治体制变革的脉搏,可惜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这也凸现了历史的偶然性。在国家管理体制改革中,他们试图确立这样的观念:“国民者,政治之本原也。立国者法,而行法者人,守法者亦人。”他们认为,只是赞赏羡慕东西各国已成之效,并加以仿行,“视其形式则是,而察其精神则非。”那么为什么他国变革能收富强之实效,我国为何只得变革之空名?就是因为中国“无行法之人”、“无守法之人”。这样的结果只是“饰貌效颦”,改革则“名存而实亡”。为此他们大力推行现代教育。与今日不同的是,今天实行“精英”教育,思路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没有根本的区别,重点仍在官运和财运。而他们在考察各国教育制度后提出:“考之东西各国之学制,其大别有二,曰专门,曰普通,而普通尤为各国注重。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考察各国学务择要上陈摺》)他们在比较了东西方各国政治之后(详见《列国政要》、《欧美政治要义》,1908),则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为反比例。专制政体之国家基础,多未能巩固。只适用于人民幼樨之时代。若国家之组织已整理,人民之智能既发达,非变更立宪政体不能为功。”他们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做到的三点,这也是立宪政体胜于专制政体关键点:“一、人民权利自由依宪法之负担,各自安图个人及社会之发达。二、人民依宪法受议政权,关于国务利害之观念甚切,且发一种公共之观念,以助国家之进步。三、代表议会之设置,不但使人民对国家之注意甚深,且可使政府注意施政,以矫正专断压制之弊。”(《大清国宪法草案》)他们把国民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本源,国民是行法之人,也是守法之人。这是打破中国数千年来一人命运决定全民命运这一宿命的不二法门。整理国家组织,发达人民智能,人民依宪法管理政权,监督政府,依宪法维护自身的权利与自由,安图乐业,社会发达,形成公民意识,共助国家进步,这是一百多年前的改革者们为中国规划的宏伟蓝图。然而,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人民仍处于“幼樨之时代”。恐怕实在说不过去了。一百多年前,中国的改革者也向光绪皇帝和大清国民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无行法之人,无守法之人,那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局面:“少数人倡举之,而多数人破坏之,如是者虽百废俱兴,亦百兴而百废!”回首以往,就中国首次宪政改革失败之后,中国已经上演了多少回“百废俱兴,亦百兴而百废”的历史悲剧呢?中国的历史还是不要再继续相似下去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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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改革开放后中共关于道路问题的三次争论

为什么2010年、2011年思想那么活跃?可以先看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同时社会变化很大,有很多新的矛盾和新的情况出现。首先是贫富分化,到现在为止这是大家高度关注的;第二是党内腐败比较严重;第三是社会的价值迷茫,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诚信缺失,道德水平下降,市场活动中假冒伪劣特别多,人们缺乏安全感,总怕被骗;第四是人口环境资源矛盾非常突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作者/蔡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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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盛洪:谁有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权力?

“ 一方面,是大量打工子弟学校的员工在艰苦条件下的不懈努力,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使数十万打工子弟免于失学的损失;在另一面,是手握公权力,吃着喝着纳税人 (包括成千上万的打工者)的血汗,却几次三番地要关闭这些可能缓解打工子弟上学难题的学校。” 近日,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一口气关闭了五十多所打工子弟小学和幼儿园,但最令人震惊的还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选择的这个时机:竟然在社会关系日趋紧张、执政党的声誉已大受贬损的时候,做出这种古今中外都非常罕见的恶行。我们也惊叹这些官员的耻辱感已经麻木,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背上“赶学生、拆学校”这种反教育反社会的大耻。 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谎称,那些失学的孩子可以全部被分流到公办学校,但孩子的家长们发现,等待他们的是要办好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和全家户口簿等所谓“五证”。把“五证”作为中国公民孩子受教育的前提,也就是把这个神圣的权利放在了行政部门自己规定的“许可”之下。其实,真正该拿出来证明的,恰恰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自己:关闭别人的学校、禁止别人办学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假定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教育,尤其是初级教育,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的性质,所以政府有某种责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叫做保证全中国所有孩子的起点平等。因为有某些家庭的收入较少,不足以支持孩子上学,从而最需要公共机构的扶助和支持。我们假设,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在花费纳税人的钱成为一个机构的时候,它的义务或职责,就是向在其境内的所有中国公民,尤其是弱势公民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么,“北京市境内的中国公民”是否包括那些到北京来打工的外地人或农村人呢?显然包括。因为他们来到北京工作是他们的宪法权利。这种权利在计划经济时期曾被剥夺,但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居民跨城乡、跨地区的流动已经成为常态,流入人口已是一个地方的正常且合法的居民。一个地方政府有义务为其提供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各项公共服务,当然包括教育上的辅助或资助。《义务教育法》已经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那么,北京市地方政府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了吗?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90年代到今天,到北京来工作的外地人和农村人成千上万,他们为北京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为所有这些人的子弟提供了充分的教育服务吗?对此我并不掌握全面的信息。但我可以通过一些事件反证,它没有履行它本应履行的义务。那就是,它不止一次关闭打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在北京已经创立并教学了很多年。例如媒体披露的红星小学,就在北京设立并教学了十二年。我们试想,在这十二年间,若没有红星小学等打工子弟学校的努力,在北京的数万以至数十万孩子岂不没有学上了吗?而这些学校的存在不正是对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未履行自身义务的一种补救吗? 令人奇怪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没有向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提供它应该提供的服务,不但没有受到相关部门的批评和惩罚,反而理直气壮地指责这些弥补它过错的民间学校来了。一个地方政府如果想推动教育的发展,是可以鼓励民间力量来办学的,但如果民间有困难,它就应施以援手。而在民间办学中,为富人子弟办学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不须为经费发愁,但为穷人办学就相当困难。在印度,有大量为穷人子弟创办的私立学校,他们提供了社会大部分儿童的教育服务。例如在海德拉巴市,有61%的孩子在未接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上学。这种穷人学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赞扬。从这个角度看,十几年来在北京挣扎奋斗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及其教师,是令人敬佩的教育英雄;但在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眼中竟一文不值。我不知还有什么比这更颠倒黑白、恩将仇报了。 当北京市教育当局指责这些学校没有资质的时候,它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不正是它自己的过错吗?所谓“没有资质”,就是因为这些穷人学校的财务捉襟见肘,不能聘用高素质的教师,添置充分的设备,以及租用更坚固和宽畅的教室。难道这不是教育管理当局应该出手援助的地方吗?然而尽管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手握巨额公共教育经费,却对关乎穷人子弟的学校一毛不拔,自我设立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所谓办学许可,反将它不履行义务的结果当成它关闭这些本该表彰的学校的理由,这不是太过荒诞了吗? 最重要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误以为自己有权力关闭这些学校。翻开中国宪法,其中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创办学校是中国公民的天赋权利,行政部门只有帮助他们的义务,至少不能妨碍他们。从宪法到各项法律,没有一条规定行政部门有限制公民自由办学权利的权力。 实际上,行政部门控制教育只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面操控整个社会的体制的一部分。实践已经证明,这种体制既无效率、又不公正;改革开放对这种体制进行了宪政层次的纠正。在大多数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政府还权于民,裁撤了大量管制经济的行政部门,人民有权自由创办企业,从而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这一奇迹又印证了这一宪政原则,即人民才是行政部门各项权力的宪法来源,后者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反过来限制它的政治委托人。很显然,北京市教育当局自我授权、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作法,是一种僭越权利的狂妄举动。 最后,我们承认,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有关“资质”的问题。但关键在于,是谁的资质有问题?这一事件也暴露出了“不合格”的机构,但关键在于,是哪一个机构不合格?我们也看到了“危房”,关键在于,是哪个房屋里有真正的危险?一方面,是大量打工子弟学校的员工在艰苦条件下的不懈努力,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使数十万打工子弟免于失学的损失;在另一面,是手握公权力,吃着喝着纳税人(包括成千上万的打工者)的血汗,却几次三番地要关闭这些可能缓解打工子弟上学难题的学校。到底是谁推进了北京市的教育,使更多的人得到了教育;又是谁在破坏北京市的教育,使大量的学龄人口失学? 更为严重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的这一行为不仅给打工子弟上学造成了困难,更是在颠覆有关公平与教育的宪法原则,挑战社会正义与良知的底线。这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系列愈演愈烈的滥用公权力现象达到的新的高度。他们敢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他们有恃无恐——规定他们义务的《宪法》和《义务教育法》不能有效实施,用来对他们加以惩罚。然而正因如此,宪法就无法落地;就会鼓励其它地区和其它行政部门也起而仿效,最终瓦解中国的宪法原则。所以,中国社会已经到进行宪政改革,保卫宪法,阻遏宪政崩坏的加速度的重要关头了。 即使在今天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违宪诉讼和违宪审查的有效机制,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也是可以有所作为。我呼吁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采取果断举措,严惩北京市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撤消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以表明自己维护和捍卫宪法原则、打击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滥用公权力的坚定立场;由此扭转宪政崩坏的势头,证明政府的存在符合人民设立它时的初衷,以及执政党有政治合法性继续治理这个社会。   (盛洪, 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链接: http :// www . ftchinese . com / story /001040578? pag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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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 | 宪政改革的瓶颈与突破(上)

2011年09月22日 10:57:45         共识在线第17期:       众所周知,就和法律不等于法治一样,宪法和宪政也是不能互为一谈的两回事。中国验证了这一常识。在1978年开始的经济和法治改革三十年中,不同层级的立法者制定了众多法律、法规、规章,但是中国至今仍然面临着如何落实这些法律规范的问题。对于1982年宪法来说,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更大,因为民法、刑法乃至行政法都可以通过诉讼形式获得一定程度的实施,惟独“国家的根本法”却因为迟迟不能进入诉讼而至少得不到司法的实施,从而使中国长期陷于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困境。     从辛亥革命至今,中国一直面临着“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困境。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中国历届政府制定了一部又一部宪法;除了1975年的“文革宪法”和1978年受“文革”影响的宪法之外,每一部宪法都罗列了许多公民权利,但在实践中却难以落到实处。如何实现从宪法到宪政的根本转变,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共识网邀请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与网友共同探讨:宪政改革的瓶颈与出路。          嘉宾:张千帆教授     主持人:邵梓捷     地点:共识网访谈室       嘉宾介绍:张千帆,1964年1月生于上海。1984年7月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1989年12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8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教育部宪法与行政法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张千帆教授的主要学术方向包括: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司法制度;中西方政治、道德与法律思想。主要著作有《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美国宪法与政府体制》、《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译著《宪法决策的过程》等。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们共识在线所邀请的嘉宾是张千帆教授,来给我们讲宪政改革的瓶颈与出路。现在请张教授与我们的网友先打个招呼。       张千帆:大家好。       主持人:张教授这么多年对于宪政改革的关注一直很深入。       张千帆:对,我的专业就是教宪法。       主持人:您的求学经历中间转变很多。最终怎么会选择“宪政”这个学科呢?       张千帆:我觉得中国比较需要,当时面临选择的时候也是考虑究竟是学法律还是政治学?最后两者都学了,宪政等于是法律和政治的结合。       主持人:您在法学院做教授这个我们也了解一些。今天这个话题是关于“宪政改革的瓶颈与出路”,首先在这个标题上来看,您觉得“瓶颈”是什么?       张千帆:宪政改革的最主要的瓶颈,就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和政治结合起来的既得利益。这个既得利益者在改革过程中会受到冲击,他就会作为一种改革的障碍,这个是我们说的宪政和改革的主要的瓶颈。       主持人:您能给我们稍微具体举一些例子么?比如说目前您觉得哪些既得利益者能够跟宪政改革发生冲突。       张千帆:可以说无所不在。因为我们主要考虑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和公权力挂钩的——凡是和公权力挂钩获得的不正当利益都是作为一种既得利益者。比如说,近两年讨论最多的“征地拆迁”,显然是政府官员的一种既得利益者和开发商的既得利益者两者结合起来。在没有民众参与的时候,这两部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者,就可能建立在多数人公共利益的基础上。       主持人:咱们就这个例子说下去,“征地”这个问题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他的利益在哪?       张千帆:对官员,有政绩、也有好处,而且有的好处是对于整个政府,有的是对于官员个人。对于政府,是提供土地财政,除了满足一些日常的公共需求的开支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三公”消费。最近中央也要求要公开“三公”开支,这是一块。在批地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幕后交易。可以为官员利用公权力寻租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土地问题产生那么多社会冲突?之所以产生社会冲突最直接的就是被征地和拆迁的居民和农民补偿不够。为什么不多给点补偿呢?这就是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所以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允许改革的。一旦发生冲突,既得利益者很容易成为改革的障碍。       主持人:我们从头说一下关于宪政改革的背景话题。我们国家从新中国以来,有几次关于宪法的比较大的改变或者修订?您能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吗?       张千帆:1949年以来中国有四部宪法,还有一部基础性文件,等于是有五部宪法性文件:49年的《共同纲领》、54年宪法、75年宪法、78年宪法还有现在的82年宪法。50年代宪法和82年宪法有比较多的相似点。中间经历了文革,经过了这么一个波折。到了82年重新制订宪法之后又到现在有四次修订,分别在88年、93年、99年、04年通过,是对宪法的补充完善。       主持人:我们国家从新中国以来,修订宪法的频率和国外对于宪法修订的频率相比,有没有一些区别?比如以美国为例。       张千帆:和美国相比修改的频率要多,但美国事实上也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例外。比如法国跟我们国家差不多——我们国家从民国开始算有十几部宪法,法国从法国革命也有十来部宪法。即便它在1958年有现行宪法之后,有比较多的修订。到现在我想它修改的频率应该和我们是可比的——从修改的文字上、数量上来说两者可比。我们说美国宪法是一个例外,从1788年开始是很稳定的宪法,而法国、德国也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是一旦定型之后,即使对宪法也有修补,那些修补也都是技术性的,比较次要的,大的方面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和补充。因为基本原则在宪法中都已经规定了,在以后的发展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突破。我国宪法和他们是不太一样的。       主持人: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会修订宪法?       张千帆:国家修订宪法无非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认为这个宪法条文和现实滞后,在这个时候他们会选择修订宪法。比如我国1982年制订宪法的时候,虽然进入了改革开放,但是毕竟是初期,有很多理念和今天有很大差距。82年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时间,当中还规定了反革命罪,还有人民公社。尤其是中国社会近三十年发展非常快,当社会快速发展就会出现宪法当中规定的一些东西和社会现实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个时候就要修改宪法,不至于拖改革的后腿。我们修改的大部分都是针对“经济体制”方面的。因为原先75年、78年宪法不说,82年宪法也是以公有制至上,后来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之间的这种重要地位发生变化,所以必须通过不断地修改宪法来体现这个变化。“法治国家”在80年代并不是一个定论。当时还有一个争论是我们到底是要水“治”还是刀“制”?人权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等。       到99年,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对于中国市场经济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在跟经济相关,但并不纯粹是一个“经济条款”的东西要加进去。到04年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关于“人权”、还有“私有财产”等都有规定。       随着社会发生变化,人民的思想理念,包括学者的想法、官员的想法也都有比较大的变化。这些原则不可缺,或者原先有的一些东西要拿掉,因为不符合现代人的这种社会观念:像“反革命”的概念、我刚才提到的“人民公社”,现在人民公社已经可以说是完全绝迹了、不应该放在任何法律当中了,尤其是宪法当中。       主持人:我们再来回答几个网友的问题。有个叫郑子蒙的网友问关于“违宪审查”这样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张千帆:“违宪审查”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任何公民为任何事、只要你认为符合它的条件。比如国民的法规违反了某一个法律,或者某一个法律违反了宪法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的申请,然后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来预审一下“违宪审查”的必要性。如果认为必要、就要交给常委会审查。到底什么是“必要”没有一个确切、可能也不可能有确切标准,这样一来就导致82年宪法至少从《立法法》制订到现在十多年时间,没有一起“违宪审查”的事件。       主持人:“违宪“本身这个概念跟我们平时说的违法不是一个概念。       张千帆:对,这个违宪还涉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体制作用不大呢?很大一个原因是不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则,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违宪一般是指法律和宪法发生冲突。在我们国家,全国人大我们知道每年开会会期很短,它制订的法律很少,大部分法律都是由人大常委会自己制订,由人大常委会自己审查自己制订的法律是否违宪,这个不符合法治的基本精神,因为和他自己的利益有冲突,所以这个体制这么长时间没有发挥作用并不奇怪。       主持人:国外的审查是什么样?       张千帆:国外我曾经做过一个比较研究,对于世界五大洲的规定不一样。但是我们通常说的、由法院来审查的这些国家,在亚洲可以说是比例是最低,但也达到了80%。80%的亚洲国家都有这个规定,当然实施如何还待考察。由一个司法性质的机构来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这是世界通例。要说美洲、欧洲、澳洲、甚至非洲,他们的比例要比这个还过得多,要超过90%。       主持人:网友21岁小伙爱宪政:请问张老师,您认为目前执政者改革的动力在哪?1982年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行使国家权力。但是“人民”到底是指谁呢?“人民”和“公民”有什么区别?您觉得我们现在谈论宪政是否是一种空谈,有什么积极意义吗?       张千帆: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一旦执行以后就会和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因为局内人和局外人都能看到,一旦执行肯定会和既得利益者发生很严重的碰撞。       主持人:从这个网友的角度来说,他觉得人民的意义可能会根据具体的事情或者是具体的场景发生变化。       张千帆:人民也可以具体化,这个概念并不神秘,人民指的跟公民有所区别,比如三岁小孩就是“人民”但是没有达到“公民”的条件。公民是指人民当中在政治上比较活跃、有觉悟、至少符合法定条件的这一部分人民。     公民怎么样来推动宪政?最主要的就是通过选举,因为宪法毕竟是政府实施的。这是公民能够发挥的作用。有些国家宪法实施得好、有宪政,有些国家实施不好,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政府愿不愿意实施。为什么政府愿意实施宪法呢?因为通过选举或者一些辅助性的机制,他不实施宪法不行、他就得下台,而这就和他最大的利益——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发生冲突。这是他获得其他利益的前提。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公民能够通过周期性选举去控制政府,让它不得不实施宪法。如果做不到,不管你有什么样先进的机制,这个机制都是写在纸上落实不了。       主持人:宪政程度就是和最大既得利益者、或者是说政权,来扩大到一定程度政权的利益。       张千帆:对,宪政就是让这个政府去实施宪法的规定。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或者是法院、国务院这套体制,但是这些机构会不会按照宪法规定去做,有什么样力量可以迫使他们去做?最主要的力量就是人民自己。如果人民自己没有提出诉求的话,政府官员是不会主动去做的。       主持人:下面一个叫做公民社会的网友提问,是两个宪法学中的技术性问题。第一个,记得有人研究过不同宪政形式(政体)对执政绩效的影响。貌似是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与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间确有不同,在全世界而言,前者的平均绩效似乎要好于后者。请问,这是一个真问题吗?       张千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是你怎么样去单独比较这两个因素?这是一个问题。我想你只能说,可能对于大多数一般情况的国家,可能议会制会更好一点。因为对于总统制的批评也是挺多的。但是如果这个国家已经适应这种机制,那说不定虽然这种机制本身并不是最优的,但是在这个国家运行不错,理论和实践总归是两回事。同时要考虑民族的长期的文化、一种习惯上的因素。我觉得制度之间的优劣倒不是一定是决定性的。       主持人:他说的是关于绩效的比较,其实本身是一个多因素的比较——很多指标都可以提供。但是我们对于总统制和议会制这样的简单概括,其实现在社会国际政治当中,每个国家的制度并不单一是由议会或者是总统来单一使用的。或者某个总统的地位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张千帆:对,现在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兴的宪政国家,往往是结合两者特点是一种混合型的政府。       主持人:第二,无论这一问题是否为真问题,由于各国人口构成等千差万别的情况,在选择政体形式时,是否应有具体考量?还是所谓各方“合力”共同自然塑造?就中国情况而言,哪种政体形式更为适合?或者均可,只要实行宪政原则,不管何种政体?       张千帆:今年是辛亥百年,其实辛亥革命一结束就实行了混合制,民国当时就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到底是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他们双方都不是基于哪种体制对中国更好,而是对自己更好。袁世凯当时已经是总统,他当然主张总统制,而国民党控制国会,他们是希望议会的权力越大越好。一个国家的制度往往是在不同的政治利益碰撞之后,相互妥协达成的一种方案,这种方案不是任何一方获得全胜,而是混合妥协的结果。但是前提是彼此有相互尊重,至少不是背着对方拆对方的台,而是本着合作的精神,双方大致能够接受。我们的问题是最后国民党和袁世凯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就落入了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     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一种混合制。总理权力也很大,“中央军委”更是以前和各国宪法都没有的一个制度。议会制对于可能控制一些军事强人会有好处,但是中国能否适应这种没有强人的社会?也许中国社会古代就有皇帝,他是掌握实权的最高权力。有这么一种文化延续下去,我们能适应哪种政治体制?还有中央和地方,中国那么大,不可能不考虑地方,而中央和地方的体制可以不同。在中央实行议会制,在地方是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学者能够解决的,是通过实际的政治之间的较量和磨合才能够确定下来,而当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纸上谈兵的问题。       主持人:其实这种主动选择的这种几率不是很大,是各种力量磨合才有的结果。       张千帆:对,只有我们国家宪法面临大的变化,变成一个真实的政治选择的时候才会变成对中国来说的一个真问题,也确实很复杂,很难一概而论。既然是政治实践当中解决,光是在理论上论证是不够的,还要看以后的政治发展。       主持人:我们来回答下面的问题。有一个叫罗律师的网友问:张老师,您好,很荣幸能与您就中国宪政这一课题进行交流。我的疑问主要有如下几个:法国大革命之胜利之后就立即成立了护法院,而中国从提出立宪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制定的宪法数量甚多,但却不曾见过有护法院这一与宪法实施相关的组织机构,原因是什么呢?违宪的救济和制裁除了通过上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吗?最后一个问题他提的是,如今我国的法律与宪法相违的情况是不是很多?先说一下关于护法院和我们国家对于宪法的实施的组织机构这样的情况。       张千帆:我们国家宪法历代确实对司法审查这类话题不是很重视,这个不仅在民国约法当中没有,后来的立法当中也没有当做很重要的问题。台湾目前还在延用的大法官会议,这个机制是1946年宪法当中规定的。我想它即使对于民国宪法来说也是很长时间都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它真正发挥作用是到了87年之后。在大陆的话,49年以后的任何宪法都没有规定司法性质的审查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前接受的历史观比较简单。历史是不断地进步,有些方面可能会退步。       主持人: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       张千帆: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当时也有学者提出是不是要建立一个“宪法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但是后来很快被否定了,这可能是存在一个意识不到位的问题。但是我想至少从2000年之后,这个意识问题已经是比较次要了。因为引入了大量的外国宪法的这种规定制度,我们也都知道像护法院这样的宪法守护者对于宪法的有效实施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想这个意识应该已经确立了。但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说既得利益者的障碍,我们并没有能够在制度上发生任何变化。       主持人:我们刚刚第二个问题基本上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国家现在法律和宪法之间相违背的情况多不多?       张千帆:法律和宪法相违背肯定是不会没有的。但是多不多我没有做考察。我们面临一些这样的问题,首先就是宪法肯定是有的地方规定不完全到位,有时候相反是法律超越了宪法这是经常有的,宪法反而有可能拉立法改革的后腿。     另外一种情况是法律规定很好,至少是按当时水平来说很好,但是却实施不了,这是另外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律规定有问题,而且是按照那个时候的宪法来衡量也是有问题的。这样的情况我想也会存在。       主持人:现在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       张千帆:要解决就是只有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过,据我所知很少有公民提出直接针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往往都是针对国务院的法规,你像两次比较有影响的事件,一次是孙志刚事件,一次是唐福珍事件,都在没有立法授权的时候,或者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或者是剥夺财产,违反《立法法》第8条。这个也可以看出一个什么现象,法律规定往往是问题不大,这不是我们在中国要落实宪法的主要的问题。大量的问题出现在法规、地方规章以及许许多多的红头文件。可以说层级越低问题就越多。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怎么样清理这些法律规范和宪法之间的冲突。       主持人:我们问下面的问题,有个叫做da-le的网友问:我认为中国的一切关键在党,如果没有党内的有力支持,宪政改革根本无从谈起。悉数四九年后的历次改革,都是党内有人推动的。所以他认为当前关在在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凝聚政改共识,这才是第一步。不知道张老师是不是同意?如果不同意,请问政改的动力和第一步应从何开启?       张千帆:宪政改革要进步一定要有党内的推动,没有党内推动是不可能的。将来社会矛盾过多就发生革命了。但是要改革、要改良、要渐进而不是暴力革命。党内为什么会有人赞成宪政呢?这一直是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当代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你可以问胡耀邦、邓小平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可能跟他们那一代人的理念和追求很有关系。但是以后执政者他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搞宪政?因为宪政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是不利的,要把他们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规定了人大该怎么做,国家主席该怎么做,不这么做就是违宪了,现在不实施宪法他怎么做都可以,当然对他来说是最好。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某些权力放弃掉呢?这对于我们当代来说是很突出的问题。     所以恐怕还不能完全把这个视线集中在党内,党内你看这个派那个派,我们从清末开始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斗争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改革派输了。为什么是屡战屡败?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党外的支持。因为真正的动力不可能来自党内,宪政改革的主要障碍是既得利益者。怎么样超越既得利益者的障碍呢?动力不能在党内找,因为党内在既得利益者里面你永远看不到希望,你要到外面找。所以推动宪政改革原动力到底在哪?你要看宪政改革对谁最有利?对谁有利谁就愿意推动。宪政肯定是对人民、对公民最有利。这个时候人民再把目光放在党内,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这个改革永远不可能发生。       主持人:我们要开启宪政的第一步就是我们人民本身的。       张千帆:关键在我们自己。       主持人:本身要有竞争意识。       张千帆:宪法不仅是规定了政府机构的行为、程序,它还规定了人民的很多权利。政府要尊重这些权利,也就意味着他的义务。但是他为什么要尊重?如果你自己不争取,他为什么要尊重呢?他不会尊重。所以要让宪法落到实处公民自己要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些那以后的所有都不可能达成。       主持人:现在我们普通的人民他对于宪法的这种认识跟以前相比是不是意识更强一点?       张千帆:肯定是不断加强。而且近年来公民宪法意识提升非常迅速,比如说孙志刚发生以后也包括法学家的参与,有些法学家提出要进行违宪审查,这样就把公众的视线从一个个案转移到制度问题上去。这样几次以后,公民就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官员个人行为的问题,而是背后制度在发生作用,所以说要让这些个案悲剧不再重演是要改变制度。通过这些事件以后公民宪法意识不断提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的公民都有意识的用宪法来维权。尤其是拆迁,经常可以看着挂着国旗,手里拿着宪法。他们基本上空喊宪法,因为宪法规定的制度基本上不起作用。     这是和一百年之前有一个很根本的不同。辛亥革命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宪法制订很先进,包括湖南省的省宪,公民的公投这些都有,制度规定很先进,但是大多数人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宪法意识。这是和各种各样的战乱、教育水平比较低下、人民生活比较艰难都有关系。现在正好反过来,以前是制度领先于人民的意识,现在恰恰是人民意识领先于制度。       (未完待续)              上一篇: 关闭打工者子弟学校是歧视性回潮   下一篇: 宪政改革的瓶颈与突破(中) 阅读数(5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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