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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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成都20岁男员工成富士康第15跳

富士康成都厂又发生跳楼事件,一名20岁的男员工周四凌晨在宿舍跳楼身亡,被称为富士康的第15跳,富士康工作环境是否恶劣?纪律是否过于严厉等问题再次引起外界关注。 富士康成都郫县厂房宿舍周四凌晨发生跳楼事件,一名年仅20岁的侯姓男员工从5楼跳下当场身亡,当地公安在10分钟后到达并封锁现场,救护车在20分钟后到达。 据香港《苹果日报》说,拍下现场照片的员工被公安带走,所有照片被删除。公安目前正在调查原因。   自去年一月份开始,深圳富士康接连发生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富士康因此被质疑是血汗工厂,在压力下,富士康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员工待遇,包括增加工资,改善厂区环境等,为了减低成本,富士康将深圳厂房及20万个职位迁往成都,郑州等地。   据了解,富士康成都厂房不断打广告招聘各类员工,本台记者周五打电话给替成都厂房招聘的人员,询问有关情况,对方表示,听说过有员工跳楼身亡,但详细情况不了解,对于富士康的各种问题,这位招聘人员却有另一番说法。   他说:“我敢讲,目前跳楼的很多都是因为谈恋爱,大部分都是17岁至30多岁的,很多都比较年轻,出现这种状况一般都是谈恋爱造成的,富士康是大企业,关注它的人太多了,其他企业没人关注,就是跳楼了,他们也不晓得,我们考察了很多大的企业,相比较下,富士康条件是非常不错的,我本人不是富士康的人,但是通过我对富士康的了解,它的条件是非常不错的。”   记者:“你知不知道之前他有很多在深圳的员工跳楼了?” 招聘人员:“听说了,但是没有具体的了解它。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说,大部分是感情问题,其他企业哪有富士康人那么多呢?主要就是一万,两万人,富士康是几十万人。”   另一个替富士康招聘的人员表示:“富士康不断的在招人。” 记者:“招聘是什么工?” 招聘人员:“普工。” 记者:“大概多少钱?” 招聘人员:“底薪是每个月1350元,加上加班工资两千有元以上。”   香港的大学师生在监察无良企业行动日前发布了一段今年三月拍摄的录像片段,显示生产iPad的成都富士康厂房工作环境恶劣,工人们需要在布满铝粉的抛光厂工作,脸,手和衣服都铺满了铝粉尘。   对此,记者询问这位招聘人员。 记者:“说富士康管理很严厉,厂房环境也不是很好,是吗?” 对方:“不是,富士康都是一级公寓,而且很多都是新修的。管理上也不是很严厉。” 记者:“你是否富士康的员工啊?” 对方:“我不是富士康的员工,他里面的人太多了,可能是他在某方面的压力承受不了了。"   富士康自去年一月开始员工跳楼事件不断,三月份2起,四月份3起,五月份6起,至今已经是第15起员工跳楼事件,共造成13人死亡,2人受伤。   而就在六天前,上个星期五,成都富士康厂房抛光车间发生爆炸,造成3死15伤,目前,整个富士康厂区全线封锁并处于停工状态。 据悉,发生爆炸前的两个月,有工人建议厂方改善通风系统,但不得要领。 据悉,先前富士康计划于6 月将成都厂的iPad 2 产量提升到深圳厂的水平,7月再次增加产量,爆炸事件发生后,成都厂的扩产计划将需要后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真理部】富士康又跳楼

国新办:紧急通知:成都富士康又发生跳楼事件,论坛、微博、博客等互动环节一律不得转发,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长平: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查报告出来了

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之后,由卢晖临、郭于华、潘毅三位学者牵头,两岸三地20所高校60多名师生组成联合调研组,对富士康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研,目前已经写出了报告,将在下月初发布。我看到了报告的部分内容,也和潘毅见面做了交流,感触良多,因此做一个预告,建议媒体关注。 同时,重贴当时写的两篇文章,权当是提前写的读后感。前一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标题为《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我想说的是在当下的社会情状中,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的深渊,群体性地变成心理病患者,都在非人性的处境中痛苦挣扎。后一篇发表在《新闻晨报》,我说的重点是富士康采用极权主义的办法来解决极权主义造成的问题。这在师生们的调查中得到了可怕的证实。 除了自杀,还有尖叫和梦魇 长平 我曾经采访过珠三角的一些中小工厂的打工者,跟他们的普遍遭遇相比,富士康这种“正规”企业,不仅不能算是“血汗工厂”,而且是令人心向往之的好去处。在媒体将“血汗工厂”这个标签贴在它身上之后,富士康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这几年来,我在很多场合都听到人们替它喊冤。 我被反复地告知,这家企业遵纪守法,规范管理,薪酬较好而且不拖欠。更重要的是,它的巨型厂区有很多人性化的设施,比如篮球场、网球场、俱乐部、露天电影等等。这就是身处一个不好的社会环境中的好处:一些正常的状态,几乎就要让人感激涕零了。 这种包容和赞扬压制了人们对这类企业中非人性化因素的观察和批评。今年以来,半年时间不到,已经有十个打工者在这里跳楼。我们至少应该想想,在这个较好甚至非常好的工厂里,都有那么多人处在生死边缘,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富士康固然比很多中小工厂做得要好——据我所知也不尽然——但是它和那些工厂有很多不可比较的地方。毕竟,它的一举一动,都关涉到动辄几十万人的利益。而且它作为一个资本巨鳄,拥有超大的市场权力,同时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也拥有很大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对它投以更多甚至更严厉的关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有心理学专家对媒体说,跟全国平均自杀率相比,富士康的跳楼发生率不算高,甚至还有些偏低。这种貌似学术的观点,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首先,发表这些意见的专家是受富士康公司的邀请,前往调查研究,出谋划策。“拿人手软吃人口软”,言行须格外谨慎,才能取信于人。在还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就匆匆发表意见,不像是专家所为,倒像抢媒体公关的饭碗。其次,全国平均自杀率也太笼统,意义不大。按人口平均也许如此,按地理面积呢?按年龄分布呢?按收入划分呢? 大众媒体可能更关心自杀者,但是作为心理学家以及企业和社会管理者,更应该关心在这背后更广泛的问题。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都没有以自杀来了结生命,但是很多人每天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痛苦生活。是怎样的企业文化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国家公民,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如何能够活得有尊严? 香港社会学者潘毅女士在《中国女工》一书中,深入地剖析了这些打工者的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她并没有选择自杀事件来研究,作为重点分析的例子是一个女工的尖叫和梦魇。由个体的痛苦出发,她勾勒出一幅底层政治中的抗争图景。那么我们在为“十连跳”而感慨的同时,也要关心在那个巨无霸的工厂里,还有多少尖叫和梦魇?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是新生代民工心理健康问题;但不仅如此,也是劳资关系问题;也不仅如此,借用潘毅的研究来说,这是由国家、资本和父权制共同构建的社会状态。比如,富士康的保安可以暴力惩罚员工,几乎取代了警察对社会治安的执行权力,这就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了。又比如,在美国有女工起诉沃尔马性别歧视,而且把个体官司打成了集体诉讼,也就是160万名女工同时索赔,上个月联邦上诉法院裁定集体诉讼成立,这在中国富士康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还有,中国的户籍制度,从法律上承认并帮助了资本对中国劳动力的临时性使用。更不用说,打工阶层的公民权利被广泛地忽略之后,他们在工厂里只有一个单调的身份,遇到问题时几乎看不到身后的社会,也就没有机会把目光越过工厂的围墙看得更远。 这些社会情状使得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的深渊,群体性地变成心理病患者。至于是否如同潘毅及其他学者分析的那样,这种孤独也将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反抗阶层,以及这种包括尖叫和自杀在内的反抗方式的社会效果,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观察。 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 长平 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政府、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 单就企业管理来说,资本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只要挣钱容易,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既有平等亲和式的,也有等级森严式的。你完全可以说,就其本质来说,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确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无论它怎样专制,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这是一种文明的共识。比如,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但是他/她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此外,工作之外的自由思想、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资本不能去干预,甚至不能去收买。这就是《劳动法》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 人们说,只有在中国大陆,富士康才能做成“世界代工之王”。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作为一个纳税大户,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国家有劳动法,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深圳有警察,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员工跳楼之后,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权力运作的参与者,压制工人权利的合谋者和操作者。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占了极大的便宜。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但是它从中渔利。正因为如此,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 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又是从五台山请道士做法事,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这些举措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除了该做什么之外,最重要的是,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平心而论,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但是,政府在资本面前的“亲商”姿态是公开的,一时难以改变。资本自身又是这种权力扭曲的合谋者和得利者,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 抽象地说,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放到具体问题中,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员工的心理病因,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但是,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此时此刻,无为而无不为,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长平的最新更新: 长平:我愿意把我的恐惧说出来 / 2010-09-02 14:42 / 评论数( 8 )

CoChina: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上)

潘毅:我最近刚好是因为富士康的事情,有机会跑了一下两岸三地,我并不认为现在对富士康事件媒体的评论和看法已经达到平衡。刚才也提到自杀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可是在国内大量媒体是针对心理因素这一部分,社会因素是一直都没办法拿出来讨论的。香港报章算比较中立,但也只是比较重视管理压力的问题。我去了台湾5天,我们都知道富士康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非常重要,大陆也有很多台商,所以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希望找一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学生去做田野调查,和学生对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学生问的问题是跟台湾主流媒体的报道直接相关的,他们经常问到底这次事件是否是中共的阴谋,要把郭台铭赶出去,还有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对新闻媒体知道得越多就越没有信心。西方媒体的话他们想把富士康之后的罢工事件变成一个独立工会的追求,所以他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就硬把这种观点塞到你的口袋里,所以我真是对媒体很失望,当然我希望自己能很快改观,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太投入了,所以对媒体有点气。 ● 无论自杀还是罢工都是必然会发生的 杜婷在邀请我过来的时候希望我谈谈自杀背后的社会因素,我们一直在富士康厂区做研究,工厂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人巡逻,有人要自杀他就上去把你拉回来。我看富士康的问题,我会把这些工人理解成一个寄生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把农民工放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这个背景上看,这些工人背后是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那我们就会看到今天工人的这种行为,不管自杀还是罢工,我认为其实是必然会发生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这次的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今天我们要过度渲染罢工,跟我们渲染自杀其实是一样的。在我的研究里这十多年在工业区一直都是有自杀的,但因为工厂太小,一两千个人,自杀一两个人,根本就引不起关注。从03年到现在其实工业区也经常有罢工,甚至不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少,但也不会有太多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罢工就是几天的事情. 我讲的重点是这些东西其实过去十多年一直都是存在的问题,我自己就处理过好几个个案。重庆、西安、天津什么地方都在罢工,这些现象本来就说明了非常明确的东西,只是我们不太关注,这次是通过富士康的事情一下子揭露出来。 ● 维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农民工的付出 中国在工业化道路里面,它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有农民工?其他第三世界不是没有,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外劳,可是我们的农民工还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在整个三十年的工业化里面,城市化、工业化基本是脱钩的两个过程。我们让农民工走进城市、走进工厂、走进工地,甚至也能走进饭馆、酒店工作,可是你就这样让他在城市,如果不能保障他们生存权利的话,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同时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一直模糊不清,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工人,不需要的时候他就是农民,我们在用劳动力的时候把他理解成临时性的、过度性的。我们所有农民工拿的工资都不是最基本能保障生活的工资,所以现在富士康说加了300块钱,加了之后依然是一个农民工的工资,而不是正常工业化后转化过来的工资。这样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讨论,我们在维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农民工在这样付出。 ● “自杀即他杀” 现在的问题在于现在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不同。我95年的时候在工厂里面生活了8个月,后来在我的书中有写到那时候是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宿舍、食堂的条件也比今天差很多。可是经常我会被问到“为什么第一代农民工会接受?第二代不愿意接受?”这是跟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扣连在一起的。第一代的时候,虽然在外面打工很苦,可是他整个生活的意义感或者价值观是对照在农村的生活,所以他在城市里面多苦都好,赚点钱之后他想回农村盖一个房子,然后让他们的孩子出生,抚养他们长大,最希望就是他能考上大学,进入城市。就是不能考上大学,也希望他们长大了能离开农村去城市。所以离开农村进城市这一股强大的力量其实一直贯穿在这两代人身上。第一代人比较愿意回去,年龄越大越知道他在城市生活的不可能,而到了如今这一代,他整个生活价值观已经改变了,他渴望留在城市里生活。富士康那些年轻人进入到那种工厂之后,他其实更容易会看到那种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在城市留下来生活,但他们又不愿意再回去。这就是我们说的从抽象的社会学意义来讲“自杀即他杀”,他现在自杀的只是他的身体而已。年轻人喜欢新鲜的东西,潮流的东西,在富士康门口就有一家商店在卖手机,每个手机都是两千块钱以上,工人的工资不会支持他在城市有这样的消费。 中国这种很特殊的半无产阶级化制造了今天这种困局,困局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绝望,绝望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自杀;另一种情绪就是愤怒,就是罢工。你希望他愤怒还是希望他绝望?我们是希望能改变他背后的根本东西,改变背后的社会结构。 ● 很难找到比富士康条件更好的工厂 还有一种问题是说那些工人为什么要自杀?他们为什么不离开呢?据我所知工人最初是选择离开的,我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本上都才做两三个月,要很辛苦才能找到一个人是工作超过一两年的,所以在遇到问题时他首先是选择离开,只有小部分人会选择自杀或罢工。我想说的是就算离开了,以后他去哪里?他离开以后同样不会想找到一个比富士康更好的条件和空间是很难的。 ● 宿舍劳动体制让如今中国的工厂模式可以维持下去 像这种工厂的模式为什么在中国可以维持下去?可以这么稳定?在城市里我们没有给这些工人家庭生活,但在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他提供了宿舍、公共食堂等等,这种制度上的安排其实就把他的工作空间跟他的生活空间高度重合在一起,这种重合从生产方面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工厂一接到订单可以马上开工,可以非常有效率。同时工厂的宿舍也提供了工人最基本的需要。之前有人说要拆掉富士康的宿舍,如果把宿舍拆掉的话工人就一定要到外面找地方住,就他们的工资水平怎么可能生活?你进A工厂,有个宿舍给你,你离开了进B工厂,也有个宿舍给你,你要真是离开这些工厂,那就只能离开城市。这种宿舍劳动体制让农民工从农民转变为工人的合理转化工程变得不可能。先讲这些吧,我不知道会不会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杜婷:谢谢潘毅,潘毅今天讲到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两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还有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在我们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黄煜老师,您先让潘毅对我们媒体行业恢复点信心吧。 ● 媒体不过是整个制度中的一环 黄煜:首先媒体对潘毅的大量采访和报道让潘毅的很多观点被我们了解,这就是媒体的作用。媒体其实是一个市场,当然有不好的,但有些还是很值得尊敬的。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市场化的媒体制度,很难要求所有媒体都是用一种道德来自我要求,当然这里面还有人性的问题。刚才说富士康,但我们想想当iphone出来的时候,一天就定了60万部,这些苹果的使用者有多少人去关注他背后的血汗工厂,这些自杀的工人?苹果给富士康的利润这么低,所以有时候我对郭台铭也有一点同情,他整个军事化的管理恰恰就使得苹果可以有很大利润,也可以比较价廉物美出售给我们,所以最后你转了一圈,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的?越研究深刻就越糊涂。对媒体来说责难容易,但是媒体本身也是整个体制下的一环。 ● 国家权利和资本权利的结合使公民权利受到侵害 长平:富士康事件出来之后,我在南都发的一篇评论就是介绍潘毅的《中国女工》,我也给很多记者推荐,我当时文章的标题是《除了自杀还有尖叫和梦魇》。《中国女工》有一章重点分析了一个女工的梦魇,从一个梦魇延展开去,分析底层社会反抗的途径。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这个社会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这种孤独一方面使他们更隔离,一方面又使他们更紧密地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反抗阶层,除了自杀还有日常的精神痛苦、灵魂挣扎等等构成了这种普遍的反抗。 在书中提到国家资本和父权制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很准确的描述,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国家的权利和资本的权利的勾结,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概念。富士康就是典型的父权制管理,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管理的不得已,但是这种管理本身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另外由于这种国家权利和资本权利的勾结,甚至沆瀣一气,他使得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一个工人可以有几种身份,对老板而言他是一个工人,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公民,有政治权利。刚才潘毅讲到宿舍的管理方式,在过去中国最早的国企也是这样管理的,这实际上剥夺了工人的政治权利或者说是混淆了政治权利。最近有个消息,富士康说我要把工人交给深圳市管理,这个消息本身可能有它的价值,但这个说法很奇怪,这样说就意味着资本家和政府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我可以交给他管理,明天可以拿过来自己管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大的话,其实整个社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权利的不清晰,然后一旦到了某个时刻,一个管道堵死了整个就没有呼吸了,富士康就比较典型。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经济学家过去提到的,就是说现在给工人涨工资可以,但是我的利润薄了那我可能就撤走了。对农民工而言你是要打工的机会还是要一个公民的权利? ● 媒体对罢工的集中报道使人们意识到工人才是产业升级的主体 刚才潘毅提到媒体对罢工事件的过分关注有可能有负效果,但有一点是好的,过去我们关于产业升级换代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都是处于“被”的状态,他们不是主体,主体是国家的发展、产业的方向。我们的讨论仅限于产业要是不升级国家经济怎么发展,工人作为主体是被忽略的。现在他们站出来了,我们才发现其实你是不能忽视工人的要求。 ● “我不想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QQ可以用” 邓志新:金融风暴之后对以出口为主的广东的制造业影响很大,当时媒体有很多报道,有一些在同一家厂工作了十多年的工人,就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整个生活目标就是把子女亲戚都带到城市,在这里安定下来,结果经济不好厂里根本没有生意,要回去,他们觉得生活完全中断了,不知何去何从。我记得一些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有一些很感性的话,比如说有一位说“我不想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QQ可以用”,还有一些农民工他们可以用一个月的薪水去买一个手机,因为他们需要用手机和外界联系,成为感情的一种寄托。这些让人看了很感慨,我的一个朋友北风当时有一个想法,他想要做一个调查,调查这些返乡的农民工回去之后怎么样,是不是能在家里待下来,工友之间会不会有联系,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他们之间如何互助等等,当然后来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调查没能做下去,但这种想法很有价值。 ● 媒体担心过多的报道会妖魔化某种力量从而导致民粹主义 还有富士康的问题,我和一个朋友曾经有个争论,当时我们作一个评论,我会考虑各个阶层对这个事件有什么反映,比如说有一个大学生关注无良企业的组织,他们要求通过对苹果、惠普这些企业施压让富士康改善工人的用工条件。我的这个朋友是同行,他就很抗拒这种做法。他本人高中毕业后在东莞打工,打了好几年工才出来,他觉得富士康的问题就在于那里都是年轻人,他根据他自身的经验认为在年轻人聚集的工厂环境中大家的抗压能力会比较单一,压力会迅速转嫁和传染。他不同意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富士康,他觉得如果只是把问题纠结在这一环就很容易妖魔化富士康,对很多工人来讲是更不利的。因为相对而言富士康的用工条件算好的,薪水可以按时发,你找不出他太多违反国家用工条例的地方。他所讲的也让我开始犹豫那个评论是不是还按之前所想的做,因为我们在国内做媒体很多时候担心妖魔化某一部分力量,担心民粹的东西泛滥而起。在这个极权社会中我们确实要对公权力非常警惕,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社会关系,但对于其他的一些力量,我们是不是就要宽容一点,不要随便妖魔化。 ● 媒体四面楚歌 胡泳:我第一次见潘毅,她说的话让我很震动。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做媒体的,而且做了很多年。倒不是完全说潘毅一个人让我震动,因为很多人像她这样想,这件事就会让人震动。在两会的鸿忠抢笔事件中,曾经新闻界有一个联署,但是新闻界想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新闻界本身有什么好说的,这件事就是抢人民日报记者的一个录音笔而已。包括艾未未在他的twitter上,他把媒体直接就叫做倒霉的霉。还有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比如说王力雄,还有很多,他们很多时候是很怀疑媒体的公信力,怀疑媒体的判断,至少他们在为很多事情努力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把媒体当作他们的同盟军,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换句话说今天的媒体人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当然我指的不是全部媒体,我指的是比如说在座的诸位,大家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有些共同的认识和判断,这样的一些媒体人。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当局觉得你老说政府不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民粹会骂你,说媒体特别犬儒,特别娱乐;自由派会说你没有立场;我们自己来讲可能精神很分裂,所以媒体就变成四面楚歌的境况。而且很多时候人们会把对社会的很多不满投射到媒体上,就以前两天著名的六九圣战为例,有的人就说是媒体在这里搞鬼,媒体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走。我看到展江有篇文章说“社会有病,媒体吃药”,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之所以那么乱七八糟全是你们媒体搞的,谁对媒体都不满意。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网民对媒体的反对,包括像潘毅老师这样的学者,还有在座很多为了今天的社会做各种努力的人对媒体也是这样的看法,媒体怎么办?媒体自己该怎么做来促进这种东西的改变?这可能是大家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 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政治结构 刚才潘老师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讲了自杀的社会因素,但其实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政治结构。我很欣赏袁剑说的一句话,他说“中国的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讲我们背后的社会结构完全是因为这种政治结构决定的,而这种政治结构如果不改的话,即使中央开经济会议,说我们要调整结构、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金融危机都在导向说我们应该赶紧从价值链的低端走到高端。但实际上这整个过程如果没有触及到政治结构的话我觉得都是瞎扯,而这个瞎扯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东西,刚才长平讲在中国资本和政府是可以互换的,资本和政府互换的背后,你会在中国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全球化绝对是政府的同盟军,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化在很多时候是中国现在这种政治结构的同谋。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国家的能力越来越强,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崛起的能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能力,而如果没有全球化,我觉得中国绝对不会有这么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前些年西方反全球化的东西,我们觉得离我们那么遥远,比如说G8开会,一些NGO去抗议,还有反耐克的血汗工厂,抗议那些不讲社会责任的公司,我们以前觉得这些离我们特别遥远,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同一个问题。而可怕的就是我们的政府还基本上是建立在跟全球化的跨国公司这种同盟之上来维持现在的这个局面。所以要对全球化作一个重新的思考。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CoChina的最新更新: 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下) / 2010-07-09 23:50 / 评论数( 0 )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下) / 2010-06-30 19:44 / 评论数( 0 )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上) / 2010-06-30 16:12 / 评论数( 1 ) 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文字稿 / 2010-06-28 15:10 / 评论数( 1 ) 突發新聞報導研討會 / 2010-06-17 23:13 / 评论数( 0 )

维稳物理

如果一个公司接二连三的有人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这个公司是不是最邪恶的血汗工厂?如果一个社会接二连三的有人到校园疯狂杀害无辜小孩,这个社会是不是已经烂到不可救药?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最正常的公司和社会里,也会出现如此的可怕现象。而中国正在变成这种社会。 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公司,多名员工仿佛着了魔一般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整个事件迅速成为轰动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甚至开始计数,随时准备迎接下一个。这个逼死这么多人的公司到底邪恶到什么程度? 我说的不是富士康,而是法国电信。从2008年初开始,这个10万员工的公司在18个月内有26人自杀,而相比之下深圳富士康35万人中的13个自杀者还算少的。公司肯定难辞其咎,但工作条件不能完全解释自杀现象。富士康和法国电信都不是两国工作条件最差的企业,有无数差得多的公司,甚至山西黑砖窑,都没有连续自杀的事情。 正如参与会诊富士康的心理学家们指出的那样,这种连环自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传染病,后来的人是因为受到前面自杀者的影响而自杀。模仿自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被称之为“维特效应”,因为早在1774年歌德就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描写过这样的故事。比“维特效应”更坏的是“模仿者效应(copycat effect)”,模仿犯罪。美国多起校园枪击案,以及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多起幼儿园杀人案,正是典型的模仿犯罪。 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并不简单。如果自杀者因为不堪重负已经感到活不下去了,公司前人的自杀只是“提醒”了他;如果杀人者已经决心犯罪,前面的杀人者只是教会他去幼儿园杀人这个特定的犯罪方法,那么自杀和杀人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不一定这么集中,方法不一定这么一致而已。而事实并非如此。 2005年10月,两个无辜的法国少年为躲避警察的错误追捕,在巴黎市郊触电身亡。当晚数百名青少年上街抗议,并最终引发骚乱。人们开始焚烧汽车和打砸商店,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骚乱迅速传播到法国其它城市,两周之内竟有3000人被捕。一开始,骚乱的参与者是两个无辜者死亡而抗议,但事情发展的结果是,用纽约时报采访的其中一个十五岁少年的话说, “烧汽车很好玩”。那些打砸抢烧者已经不再介意为什么要上街抗议,他们只是为了参与而参与。 人是善于模仿的动物,因为相对于自己分析各种因素再决策而言,直接模仿别人是一条思维捷径。但骚乱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被别人的行为提醒后为了自身原因采取行动,而是为了模仿而模仿。 这个理论甚至有物理学上的解释和社会统计的证据。把一块磁性物质放在单一方向的磁场中,这块物质中的粒子自旋将会发生磁化,顺着磁场方向排列。我们可以把这些粒子的自旋看成一个个小磁铁。现在我们慢慢旋转外加磁场,直到与原来相反的方向,那么这些小磁铁也会改变方向。 关键在于,如果这些小磁铁的转向完全是出于对外加磁场转向的反应,那么它们的集体转向也应该是逐渐而缓慢的。但实验表明这些小磁铁的转向是突然的,非常之快,如同雪崩一般。这是因为小磁铁并非只对外加磁场反应,它们同时受到临近的小磁铁的影响 — 相邻的几个小磁铁转向之后会带动它们附近的小磁场也转向。考虑到这种模仿效应,物理学家可以用一个精确的数学公式来描写磁性物质整体转向的过程。 2005年,两个法国科学家考察了德国和葡萄牙的生育率变化曲线,以及手机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普及曲线, 发现这些曲线满足描写磁场翻转导致磁性物质内粒子自旋转向的数学公式 。本来,早期的手机价格很贵而性能又差,等到手机慢慢变得物美价廉,使用手机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果每个人只是出于性价比的考虑而购买手机,那么手机的普及应该是逐渐的。但统计表明,手机的流行是突然的。唯一的解释是人在决定是否购买手机和生几个孩子这样的问题上也有“为了模仿而模仿”的因素。这种模仿效应普遍存在,比如剧场里的掌声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满足同样的数学曲线。 为了模仿而模仿,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它让原本无关的人参与到事件之中,导致事态以爆炸的速度迅速扩大。 好在灾难性的模仿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 Mark Granovetter 曾经提出一个理论,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参与骚乱的“阈值”。有些人可能只要看到街上有人抗议就会迅速加入进去并把抗议变成骚乱,而有些人则需要有很多人参与了他才会参与。假设街上站着100个人,它们参加骚乱的阈值分别从0到99。比如其中阈值是3的人只要看到街上有3个人骚乱他就会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第一个人动手,那么阈值为1的第二个人看到有人动手了,他也会动手;于是阈值是2的人也会动手,…,最终所有人都会动手。整个骚乱过程是雪崩效应。 但这个雪崩其实是不可靠的:只要我们把初期的几个人拿掉任意一个,那么骚乱反应链条就会早早断裂,而避免大规模事件!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起因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有些事件会越来越大,而有些则会不了了之。一个大规模事件的走向很可能跟这个事件的起因没有关系。统计表明美国的一些经济条件非常相似的城市的犯罪率却差别巨大,这其实就是因为模仿效应的偶然性质。同样的条件下,有些城市一开始对犯罪抓的比较好,导致模仿者未能跟进。 凡夫畏果,菩萨畏因,但维稳的关键既不是最开始的起因也不是事态扩大以后的结果,而是事件初期有没有人模仿。美国在911之后很长时间内对航空旅行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模仿的恐怖袭击。 通讯手段越先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容易,模仿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就算中国像法国一样民主自由,我们像法国那样两个少年的死亡导致全国骚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也许任何政府都不应该控制媒体,但媒体的确是维稳的重要手段。奥地利禁止报道地铁自杀事件以后,地铁自杀事件立即减少75%。美国过去20年来校园枪击案此起彼伏,但在911事件之后的一年半内媒体把注意力全面转向反恐,结果只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而且没有死人。 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00年发布 一个报告 ,援引多个统计研究表明,自杀故事的报道越详尽,其引发的后续自杀事件就越多,名人自杀和电视报道的效果更强烈。尽管 也有研究认为媒体曝光率与后续自杀者数量的相关性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强 ,但这些研究承认自己的分析方法存在局限。著名学者 Loren Coleman 在  The Copycat Effect 一书中强烈批评媒体对校园枪击案这种犯罪报道的喜爱,认为正是媒体报道加剧了模仿犯罪。 作为一个喜欢新闻自由的人,我非常希望能有这么一种效应,就是全面的媒体曝光反而能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事件的真实情况从而减少模仿者,然而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支持这个假设的研究结果。所有材料都或多或少地指出媒体应该自律。有些国家已经提出一些报道规范,比如挪威甚至禁止媒体报道自杀事件。 在通讯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完全禁止媒体报道自杀和犯罪事件不太可能,但把报道规范化则是可能的。 几个奥地利科学家在2009年有一篇论文 发现,媒体的自杀报道存在严重偏见。那些先杀人再自杀的事件被过度报道,而因为自身的精神原因自杀的事件则被过少报道。事实是绝大多数自杀者有心理疾病。也许是出于人死为大的潜意识,最近富士康事件中几乎没有媒体谈论自杀者本人的精神原因和情绪波动,大家一致指责富士康公司,好像在这种公司工作就应该自杀一样。而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的报道中,很多媒体或多或少地喜欢把先杀人再自杀的凶手描写成无辜的邻家男孩,夸大他生活的不幸却淡化其本人的精神疾病,这种描写无疑会进一步助长模仿行为。 模仿自杀,模仿杀人案,这些事情在几年之前的中国可能闻所未闻,其实早已是发达国家的常见现象。现在轮到中国了。长治久安的上策当然是创造条件让人从一开始就不会自杀或者犯罪 —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得维稳 — 而维稳不关心有没有第一个,只关心有没有第二个。

BBC中文:大家谈中国:富士康的三米高栏杆

林绿野 中国  富士康宿舍楼周围建起安全网以防工人跳楼 今天,中国大陆有传媒报道说: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了“十多连跳”事件后,已经开始对工人宿舍楼加高栏杆,把栏杆从原来的1米高加高到3米高。据说这样做以后就可以杜绝跳楼的悲剧了。 我是个建筑师,对栏杆高度与安全的关系,有比较专业的了解。在建筑设计中,国家规范对栏板或栏杆的高度有强制性的要求:低层和多层建筑,栏板或栏杆的净高不应低于1.05米,高层建筑栏板或栏杆净高不低于1.10米。 从设计的原理上说,栏板或栏杆需要有一定的净高,是为了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人们站在或靠在栏板或栏杆旁边时,保证人们的身体重心低于栏板顶或栏杆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发生意外坠落事件,绝对不是为了防止“跳楼者”的。对于主动的“跳楼者”来说,高度并没有多大意义!3米高的栏杆就能挡住那些怀着必死之心的人吗? 为了阻止那些怀着必死之心的工人跳楼,你们可以把富士康公司的所有的楼房的栏杆都加高到3米,这样一来,在富士康公司范围内,跳楼事件也许不会发生了?对想自杀者来说,3米高的栏杆可能是不太容易跳,然而,自杀者难道不可以到其它地方去跳楼吗?而且,自杀者完全可以采用其它方式自杀,例如:吃大量的安眠药、吃农药、吸毒气等等。此外,你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一般的宿舍楼的层高大约是3米,一旦栏杆被加高到3米,那样就意味外走廊栏杆与屋顶板连在一起。这样一来,栏杆就已经不是“栏杆”了,更像监狱里的“铁窗”。深圳富士康公司有大约五十多万工人。当五十多万人都生活在象监狱一样的环境下时,完全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想自杀,完全可能会有更多的自杀事件发生。 一个社会,若是有大量的精神正常的人想自杀,是由于他们觉得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用技术手段来防止人们自杀,完全是无效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解决人们觉得生不如死的社会环境。 所以,要杜绝或减少工人自杀,必须给予工人作为人的人权,作为劳工的权利,包括组织工会、与资方谈判和罢工等权利。从小共产党就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啊!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是那么毫无权利,而资本家却能通天?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email protected]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译者:金融时报:“中国梦”的阴暗面

“她们年方十六,在中国最混乱的繁荣城镇之一四处游荡,自食其力,身边没有一个成年人……她们想妈妈,但同时她们过得很快活。” —— 《打工妹》(Factory Girls),张彤禾(Leslie T.Chang)著 不是人人都过得很快活。本周,在富士康 (Foxconn)位于深圳郊区的电子厂,一名19岁工人跳楼自杀。这是该工厂两周来第4名、今年第9名跳楼自杀的工人。另外还有两名工人自杀未遂(编者注:截止本周三,深圳富士康制造园区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已达12起)。深圳是中国南方一个工厂遍地的城市。接二连三的自杀事件,加上广州《南方周末》记者对 富士康工厂环境的卧底调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工厂体系中比较阴暗的裂缝。上周,九位社会学教授在致富士康的公开信中,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一角色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 听说过富士康的人不多,尽管这家台湾企业在龙华工厂——也就是众多自杀事件的发生地——的雇员有30万人之众。但多数人都听说过苹果公司(Apple)的iPad,这只是富士康工人大量生产的多种电子设备中的一种。大家也都知道索尼(Sony)、戴尔(Dell)和诺基亚 (Nokia)等公司,富士康为它们代工生产游戏机、数码相机、手机和电脑。富士康工人一周工作60个小时,可挣得大约75美元。他们对这些品牌自然熟悉得很,但他们几乎没有人买得起这些产品。 《南方周末》曾派一名22岁的记者到富士康在深圳以北的这家工厂工作,以进行卧底调查。1992年邓小平南巡,宣告中国将扩大对外开放,给深圳这个城市注入了活力。在富士康的厂房里,身着统一的白色工服、戴着蓝色工帽的工人在岗位上或坐或站,干着每班 12小时的工作。在这个规模可媲美城市的工厂里,除了厂房以外,还有宿舍、商店、饭馆等设施,甚至有自己的消防队。如今工厂里开通了一条自杀救助热线。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单调反复的工作,让工人们变得迟钝,他们甚至按照机器轰鸣的“节奏”吃饭和行走。 张彤禾精彩记述外来女工生活的《打工妹》一书,也时而暴露阴暗的细节。很多工厂把工人当作炮灰一样对待。他们拒绝招收个子太矮、长得太丑、年纪太大——30岁就已是高龄——甚至只是来自省份“不对”的工人。他们让工人们赶订单,即使这意味着,工人们没有得到恰当的培训,就得开始操作可能切掉他们手指头(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的机器。他们要求 工人们长时间工作,而多数工人也因有加班工资而愿意这么干。他们往往会扣留一个月工资,以防女工们交到男朋友,或在别的工厂找到更好的工作。 但这只是一个侧面。中国大约有2亿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 生活出路。他们不可能全部被迷惑。具体在富士康这件事上,近期自杀事件的确明显多于去年。但考虑到该工厂总共有30万名工人——并假设媒体报道的数字属实——其自杀率其实远低于整个社会的自杀率。中国女性自杀率尤其高。 更普遍地说, 平均工资增速多年来一直超过通胀水平,工作条件持续改善。2008年,中国南方的广东省(深圳是该省的一个经济特区)开展了打击山寨工厂的运动,迫使该省一半的玩具厂关门(许多工厂转移到了内地更贫穷的省份)。今年3月,广东省成为最新一个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升幅达20%。理论上(尽管实际上可能并 非如此),这或许会缓解无休止加班的压力。 劳工维权人士将会辩称(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这些举措只是在狄更斯时代劳动条件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渐进改善。但张彤禾著作中强烈体现出的移民经历的另一面是,对于提升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能力这一可能性,人们普遍抱有乐观情绪。最近移民潮中的农民工比 他们的前辈有着更高的抱负。许多人不断跳槽,不断寻找着更好的机会,或者把自己的储蓄投进房地产和初创企业(或传销活动)。 诚然,那种可能性的感觉是一把双刃剑。农民工经常受到现实的伤害。互联网聊天言论似乎也表明,随着人们认为很多个人财富是腐败(而非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越来越感到愤 怒。然而,研究发现,中国人仍然信奉向上流动的梦想。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在广泛民调基础上写成的《社会火山的神话》(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一书中,发现“一个乐观的期望,即经济发展正造福于所有人”。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自己有能力提高生活水平的信心,经常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包括美国)的受访者。这种可能性的感觉——仍受到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似乎表明,工厂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吸引力。 来源说明:本文转载自《金融时报》中文版, 原文链接 。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译者频道—看中国”、 “金融时报”索引。

译者合集十一 “成长中的中国工运”导读

对于国内外的大部分读者来说, 富士康的连续自杀和自杀未遂事件,以及随后在广东佛山的本田供应商工厂出现的 罢工事件 将中国的工人推到了镁光灯下。我们用“ 光明和死亡 ”这个小标题来总结中国工人中存在的两种矛盾现状。“光明”是因为他们持续的呼喊终于有了回声。工人运动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从1970年代后期从工厂中涌现出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首批呼吁民主的活动家,到1980年代被暴力镇压的“工自联”,到1990年代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层出不穷的下岗工人维权运动,再到今天的“数字一族”新生代农民工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中国的工人运动其实有着一条贯穿三十年的从未消失在社会视野内的抗议主线 1  , 但是,由于信息被封锁,加入到这些抗议中的“后来人”,比如“新一代”农民工很难得知前面已经发生过的先例,很多抗议都在重复着已经出现过的教训;而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些对未来抱着太高期望,却没有获得任何社会帮助让他们能融入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都市化和人口迁移的年轻人放弃了希望,选择了死亡。更不要提每年数十万名因工致残致死的工人。“光明和死亡”可能是用来形容工人现状的最为凝练、真实的矛盾性描述。 和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那些相对中立的外媒报道不同,对日益增长的中国的工人运动, 外媒的新闻报道 得很密集,分析中也少了一些“抽身事外”的疏离感。这是因为中国工人的超低待遇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形成“ 中国价格 ”的重要因素,而这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又出口到了发达国家消费市场,“血汗工厂”也是“食物链”顶端的欧美公司非常依赖的外包供应商。在我们推荐的外媒新闻分析中,不难看出,虽然中国工人的要求合情合理,但是因为涉及到了外资在华的利益,也有部分评论提示:过于快速的加薪会扰乱中国;还有的明确提出“不仅是工人会流动”,外企的后路已经在考虑当中。不过,也有另外一些长期的中国观察者们给出了更为客观的分析,后一种评论尤以 《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工人要什么? 为代表。 在外媒的分析中还有一些表现了相当有益的“他者视角”,例如:和国人很容易将工运与政治挂起钩来不同,一些外媒的新闻分析将着眼点放在了 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的构成和改变 、民工的代际差异、 通讯科技的作用 等更为中性的社会因素上。 在“ 深度分析 ”栏目中,我们要特别推荐由韩东方倡导和组织的“ 中国劳工通讯 ”这一基地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几乎所有相对深入的外媒分析中都提到或引用了这一组织发布的报告。我们也节选了由他们制作和发布的《 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07-2008) 》 的“结论与分析”部分。这一组织在深入的观察中国劳工运动,以及切实地帮助中国工人维权方面做得可圈可点。韩在谈及近期中国出现的对罢工潮的报道的松动, 以及“全总”的角色转变时,提到了“ 工运与政治脱钩 ”的思路 2  —— 让中国工运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祛魅”——也就是,不要将任何社会运动立刻赋予推翻执政党的重任,而是切实地为维权主体带来一些保护、开创一些案例、扩展一些空间,从这些具体的可实现的成功中逐步壮大。这可能不是一条激进的路线,也未必会一帆风顺。但是很可能20年后,当我们把中国的工运与司法独立、新闻 自由、学术自由、其他社会团体的发展再次进行对比时,会发现工运带来的改变最大,在维权上所收获的利益也最多。或许这种思路也能为一些急于“改天换地”的人们带来一些启发。 本期合集墙内查看及下载地址: 点击这里 “译者”发布的所有可下载文件: 点击这里 hotfile下载本期合集: 点击这里 合作论坛“蚁论中国”上的下载地址: 译者合集十一:成长中的中国工运(全辑).pdf (1.43 MB) 目录    1. 光明和死亡         1. 《经济学人》富士康里的自杀         2

富士康教訓 南方朔:台商為富方式要改改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今天指出,從富士康事件可以看到,大陸將轉為「強勞工」時代,支配市場的少數在各國都不受歡迎,台商必須改善社區關係,才能可長可久。 台北經營管理學院上午舉辦「台商人才競爭策略論壇」,南方朔應邀專題演講「從富士康事件談台商的勞資策略」。 南方朔用菲律賓華裔富商後代蔡愛美(Amy Chua)的故事,說明他對中國大陸深圳富士康工廠發生12起跳樓事件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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