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楼事件

自由亚洲 | 成都20岁男员工成富士康第15跳

富士康成都厂又发生跳楼事件,一名20岁的男员工周四凌晨在宿舍跳楼身亡,被称为富士康的第15跳,富士康工作环境是否恶劣?纪律是否过于严厉等问题再次引起外界关注。 富士康成都郫县厂房宿舍周四凌晨发生跳楼事件,一名年仅20岁的侯姓男员工从5楼跳下当场身亡,当地公安在10分钟后到达并封锁现场,救护车在20分钟后到达。 据香港《苹果日报》说,拍下现场照片的员工被公安带走,所有照片被删除。公安目前正在调查原因。   自去年一月份开始,深圳富士康接连发生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富士康因此被质疑是血汗工厂,在压力下,富士康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员工待遇,包括增加工资,改善厂区环境等,为了减低成本,富士康将深圳厂房及20万个职位迁往成都,郑州等地。   据了解,富士康成都厂房不断打广告招聘各类员工,本台记者周五打电话给替成都厂房招聘的人员,询问有关情况,对方表示,听说过有员工跳楼身亡,但详细情况不了解,对于富士康的各种问题,这位招聘人员却有另一番说法。   他说:“我敢讲,目前跳楼的很多都是因为谈恋爱,大部分都是17岁至30多岁的,很多都比较年轻,出现这种状况一般都是谈恋爱造成的,富士康是大企业,关注它的人太多了,其他企业没人关注,就是跳楼了,他们也不晓得,我们考察了很多大的企业,相比较下,富士康条件是非常不错的,我本人不是富士康的人,但是通过我对富士康的了解,它的条件是非常不错的。”   记者:“你知不知道之前他有很多在深圳的员工跳楼了?” 招聘人员:“听说了,但是没有具体的了解它。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说,大部分是感情问题,其他企业哪有富士康人那么多呢?主要就是一万,两万人,富士康是几十万人。”   另一个替富士康招聘的人员表示:“富士康不断的在招人。” 记者:“招聘是什么工?” 招聘人员:“普工。” 记者:“大概多少钱?” 招聘人员:“底薪是每个月1350元,加上加班工资两千有元以上。”   香港的大学师生在监察无良企业行动日前发布了一段今年三月拍摄的录像片段,显示生产iPad的成都富士康厂房工作环境恶劣,工人们需要在布满铝粉的抛光厂工作,脸,手和衣服都铺满了铝粉尘。   对此,记者询问这位招聘人员。 记者:“说富士康管理很严厉,厂房环境也不是很好,是吗?” 对方:“不是,富士康都是一级公寓,而且很多都是新修的。管理上也不是很严厉。” 记者:“你是否富士康的员工啊?” 对方:“我不是富士康的员工,他里面的人太多了,可能是他在某方面的压力承受不了了。”   富士康自去年一月开始员工跳楼事件不断,三月份2起,四月份3起,五月份6起,至今已经是第15起员工跳楼事件,共造成13人死亡,2人受伤。   而就在六天前,上个星期五,成都富士康厂房抛光车间发生爆炸,造成3死15伤,目前,整个富士康厂区全线封锁并处于停工状态。 据悉,发生爆炸前的两个月,有工人建议厂方改善通风系统,但不得要领。 据悉,先前富士康计划于6 月将成都厂的iPad 2 产量提升到深圳厂的水平,7月再次增加产量,爆炸事件发生后,成都厂的扩产计划将需要后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阅读更多

【真理部】富士康又跳楼

国新办:紧急通知:成都富士康又发生跳楼事件,论坛、微博、博客等互动环节一律不得转发,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阅读更多

富士康再次发生员工跳楼死亡事件

11月5日凌晨,富士康在深圳厂区的一名员工坠楼,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正对事件的原因进行调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采访报道

阅读更多

长平: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查报告出来了

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之后,由卢晖临、郭于华、潘毅三位学者牵头,两岸三地20所高校60多名师生组成联合调研组,对富士康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研,目前已经写出了报告,将在下月初发布。我看到了报告的部分内容,也和潘毅见面做了交流,感触良多,因此做一个预告,建议媒体关注。 同时,重贴当时写的两篇文章,权当是提前写的读后感。前一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标题为《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我想说的是在当下的社会情状中,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的深渊,群体性地变成心理病患者,都在非人性的处境中痛苦挣扎。后一篇发表在《新闻晨报》,我说的重点是富士康采用极权主义的办法来解决极权主义造成的问题。这在师生们的调查中得到了可怕的证实。 除了自杀,还有尖叫和梦魇 长平 我曾经采访过珠三角的一些中小工厂的打工者,跟他们的普遍遭遇相比,富士康这种“正规”企业,不仅不能算是“血汗工厂”,而且是令人心向往之的好去处。在媒体将“血汗工厂”这个标签贴在它身上之后,富士康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这几年来,我在很多场合都听到人们替它喊冤。 我被反复地告知,这家企业遵纪守法,规范管理,薪酬较好而且不拖欠。更重要的是,它的巨型厂区有很多人性化的设施,比如篮球场、网球场、俱乐部、露天电影等等。这就是身处一个不好的社会环境中的好处:一些正常的状态,几乎就要让人感激涕零了。 这种包容和赞扬压制了人们对这类企业中非人性化因素的观察和批评。今年以来,半年时间不到,已经有十个打工者在这里跳楼。我们至少应该想想,在这个较好甚至非常好的工厂里,都有那么多人处在生死边缘,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富士康固然比很多中小工厂做得要好——据我所知也不尽然——但是它和那些工厂有很多不可比较的地方。毕竟,它的一举一动,都关涉到动辄几十万人的利益。而且它作为一个资本巨鳄,拥有超大的市场权力,同时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也拥有很大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对它投以更多甚至更严厉的关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有心理学专家对媒体说,跟全国平均自杀率相比,富士康的跳楼发生率不算高,甚至还有些偏低。这种貌似学术的观点,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首先,发表这些意见的专家是受富士康公司的邀请,前往调查研究,出谋划策。“拿人手软吃人口软”,言行须格外谨慎,才能取信于人。在还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就匆匆发表意见,不像是专家所为,倒像抢媒体公关的饭碗。其次,全国平均自杀率也太笼统,意义不大。按人口平均也许如此,按地理面积呢?按年龄分布呢?按收入划分呢? 大众媒体可能更关心自杀者,但是作为心理学家以及企业和社会管理者,更应该关心在这背后更广泛的问题。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都没有以自杀来了结生命,但是很多人每天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痛苦生活。是怎样的企业文化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国家公民,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如何能够活得有尊严? 香港社会学者潘毅女士在《中国女工》一书中,深入地剖析了这些打工者的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她并没有选择自杀事件来研究,作为重点分析的例子是一个女工的尖叫和梦魇。由个体的痛苦出发,她勾勒出一幅底层政治中的抗争图景。那么我们在为“十连跳”而感慨的同时,也要关心在那个巨无霸的工厂里,还有多少尖叫和梦魇?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是新生代民工心理健康问题;但不仅如此,也是劳资关系问题;也不仅如此,借用潘毅的研究来说,这是由国家、资本和父权制共同构建的社会状态。比如,富士康的保安可以暴力惩罚员工,几乎取代了警察对社会治安的执行权力,这就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了。又比如,在美国有女工起诉沃尔马性别歧视,而且把个体官司打成了集体诉讼,也就是160万名女工同时索赔,上个月联邦上诉法院裁定集体诉讼成立,这在中国富士康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还有,中国的户籍制度,从法律上承认并帮助了资本对中国劳动力的临时性使用。更不用说,打工阶层的公民权利被广泛地忽略之后,他们在工厂里只有一个单调的身份,遇到问题时几乎看不到身后的社会,也就没有机会把目光越过工厂的围墙看得更远。 这些社会情状使得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的深渊,群体性地变成心理病患者。至于是否如同潘毅及其他学者分析的那样,这种孤独也将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反抗阶层,以及这种包括尖叫和自杀在内的反抗方式的社会效果,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观察。 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 长平 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政府、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 单就企业管理来说,资本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只要挣钱容易,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既有平等亲和式的,也有等级森严式的。你完全可以说,就其本质来说,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确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无论它怎样专制,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这是一种文明的共识。比如,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但是他/她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此外,工作之外的自由思想、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资本不能去干预,甚至不能去收买。这就是《劳动法》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 人们说,只有在中国大陆,富士康才能做成“世界代工之王”。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作为一个纳税大户,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国家有劳动法,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深圳有警察,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员工跳楼之后,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权力运作的参与者,压制工人权利的合谋者和操作者。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占了极大的便宜。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但是它从中渔利。正因为如此,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 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又是从五台山请道士做法事,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这些举措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除了该做什么之外,最重要的是,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平心而论,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但是,政府在资本面前的“亲商”姿态是公开的,一时难以改变。资本自身又是这种权力扭曲的合谋者和得利者,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 抽象地说,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放到具体问题中,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员工的心理病因,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但是,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此时此刻,无为而无不为,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长平的最新更新: 长平:我愿意把我的恐惧说出来 / 2010-09-02 14:42 / 评论数( 8 )

阅读更多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