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烏托邦的鄉愁 阿才的店

他們是邊緣者,卻注定和台灣的進步糾纏不休。他們以不登大雅之堂對抗殿堂,以真誠的頹廢擊退偽善的威權社會。 文/圖 林怡廷 阿才用那白底綠字的打火機點燃一支菸。 打火機上面是三隻酒仙露出肚腩,光著屁股,手拿酒瓶,有種促咪(台語:趣味)的放蕩。「阿才的店」四個字頂在他們頭上,店名之上有朵啤酒花,花的上方寫著Taiwan Beer。 他吐口菸,隔著霧看晚輩喋喋不休,「您怎麼看這裏是民主聖地的說法?」他們意圖建構一個後設性的概念,並且渴望得到草創者的確認,但他顯得不大耐煩,尤其剛才講了這麼多頹廢往事,「你們根本不懂,都沒問到重點。」 晚輩似懂非懂,音樂繼續放著。五十年代的台語老歌,揉合了日本那卡西和小型室內樂的編制,節奏輕輕晃晃,像在行船,船上的人暈陶暈陶。 阿才將略為苦澀的咖啡色瓶裝台啤倒進杯裏,啜飲一口,環顧這個空間。 灰白相間的磨石子地,上面鑲嵌著幾何圖形的花樣,二十幾年的油煙,將牆壁薰得更昏黃;老檜木作的桌子用到現在,牆上掛著五十年代的電影海報,美援時期的麵粉 袋、「隔牆有耳,小心匪諜就在身邊」、「公共場所,不談論國家大事」的標語,都被裱褙掛在牆上;泛黃的黑白照片裏,有著旗袍的女子,也有穿泳衣的女人,同 時暗示了節制和輕佻。而他視線不所及的外牆木材立面上,一個刻著「才」字並圍繞三隻酒蟲的木質圓徽,是已故雕刻家蕭一的作品。 「當初沒設想黨外人士來,只是想讓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地方一起飲酒咖促咪(台語:比較有趣)。」阿才輕蔑的補上一句,「如果要賺黨外人士的錢,不如去加入國民黨。」 民主聖地是個意外,阿才費心建制的是一個酒徒的教堂,來這裏作禮拜不拘假日,這位牧師專聽酒徒告解,但他沒有信仰,「我從不相信甚麼聖地,酒徒沒有偶像。」 酒徒的虛無,和追尋價值的年代,兩者該是甚麼樣的心事?他的嗤之以鼻是一種傷感,因為他們確實轟轟烈烈幹過些事,晚輩卻一無所知。這些人既是歷史又還沒成為真正的歷史,還未被記上一筆前,他們只是普通的老頭子。 又或者是一種寂寞,這寂寞是年輕人再也無法理解,那個年代的放蕩意味著什麼。 1990年成立酒國流亡政府第四共和 阿才已許久沒來,甚至不願再來,雖然這間店的靈魂是他給的,但「阿才的店」只是他幹過許多糊塗事的極小部分—58分之3年,之後近二十年都再與他無干,唯獨一點讓他耿耿於懷,「這間店是民國79年11月18日那天開幕,媒體都說是76年,那是亂講的!」 1987到1990年不過短短三年,在二十二年的店齡裏,或許沒甚麼不能將錯就錯,但阿才清楚,經過七十年代的醞釀,八十年代的鬆動,九十年代交界是台灣社會能量最激烈、最飽滿,蓄積到臨界點的時刻,台灣的民主每年都有重大進程。 1987 年228事件四十周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嚴,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1988年520農民運動,1989年鄭南榕為百分百言論自由在民權東路的 辦公室自焚,90年3月野百合學運……這些阿才都參與了,但阿才的店來不及趕上,而每一個歷史事件都如此壯烈而關鍵,沒有一年可以和其他年份混為一談。 「酒徒的歷史記憶不可靠是正常的,」只是幹過黨外雜誌攝影記者的阿才,還是挺在意真相是甚麼,「3月野百合學運的時候,我在中正廟拍照,不可能記錯。」 而可靠的阿才史冊是這樣記載的。 「我 們有個酒國流亡政府,」頓了頓,他無限懷念的說,「第一共和是師大路的『六福』,那是間塌塌米很髒的日本老宿舍,第二共和是在基隆路敦化南路口,熱炒店 『喝一杯』旁邊的路邊攤。」第三共和是所有人都必定提到的「攤」,而最終,1990年開張的「阿才的店」,是酒國流亡政府第四共和。 酒 國政府到處流亡,但他們還是渴望一個宮殿。那時大夥集資,讓人緣最好的阿才當老闆,他找了拍龍發堂(編按:精神病院)出名,人稱阿猴的攝影家侯聰慧幫忙設 計,到處搜集材料和元素,放台語老歌,花了兩百萬重現五零年代台灣社會的淳樸與溫暖,那是南部鄉下小孩來到繁華台北城後,一直尋覓不到的氣味。 阿猴建議店乾脆以阿才為名,「了然銹才,了然了然」,當你想形容一個人沒出息的時候,台語是這麼說的。於是流亡政府的第四共和,就暫時偏安在仁愛路金山南路交界的巷弄,國號是阿才的店。 這 批流亡者,有很大部分和阿才一樣,是紀錄黨外運動在街頭抗爭的攝影記者,潘小俠、謝三泰、邱萬興、葉清芳、侯聰慧、何經泰等人,現在都已是台灣重要的攝影 家。而阿才—余岳叔,在林正杰創辦的黨外雜誌《前進》當攝影記者,1988年520農民運動,鎮暴警察踩著學生前進的經典照片,是出自他手。 「阿才那張照片說明一切,台灣人就是被國民黨踩在腳底下踩了四十年。」當時在《自立早報》當攝影記者,後來拍《蘭嶼紀事》出名的攝影家潘小俠依舊難掩情緒。 越壓抑 越反撲 潘小俠無心的評論,卻精準總結了台灣戰後世代的質地。他們成長的台灣社會,有令人難忘的淳樸,但同時,也存在著難以排解的,巨大的苦悶。 1947年228事件後,國民黨對台灣展開高壓統治,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主席陳儀宣布戒嚴,直到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解嚴為止,台灣人的壓抑,也就是潘小俠口中被踩在腳下的東西,不只是政治的,還有文化。 那 個年代,刻意打壓台灣意識的國語推行政策,讓台語歌、台語電影的發展因此式微,佔百分之七十比例所謂的本省人(福佬人),普遍有文化自卑情結,一直要到 1980年代,結合了黨外運動的能量,台灣意識才真正明目張膽的躍上檯面,反映在無論是文學上的本土論戰,或空間上的展現。畫家林鉅開在和平東路,阿才稱 第三共和的「攤」,便是台灣意識從空間美學反撲的濫觴。 彼時台灣人內心,就像地殼下伏流已久的熔漿,解嚴並非終結這些苦悶,事實上,苦悶才開始準備噴發,而阿才的店則銜接這種時代的氣氛,山雨欲來的反撲,成了它的主調。 酒精是共同朋友 反抗的方式很多,有肉身,有精神,能積極,也可頹廢,但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對象永遠指向一個,萬惡的國民黨。 這個BBcall隨時以代號09(喝酒的台語音)來召喚酒徒的流亡政府,彷彿為痛恨國民黨而生,當時他們流傳的經典笑話是,所有人喝醉都會用台語大罵:「一切都是國民黨的陰謀!」因為會喝醉肯定是喝到國民黨故意拿來的假酒。 在他們心中,民主不足成為共和,酒精才行,在酒的國度,不需要爭論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共和國。 民主要容忍異己,但他們還是常常意見不合便要用身體來表達,而酒一下肚,甚麼都一樣了。人性就是人性,沒有意識形態的區別,統派也會寂寞,獨派也會怕老婆, 左派和右派都得暫時放下歧見,聯手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因為結構尚未推翻前,沒有人有機會出頭。當時所有人心無旁鶩,不分敵我,反國民黨成了當時社會上 最不政治正確的政治正確。 就是這種反國民黨的情調,吸引各路人馬在此交會,劇場導演耿一偉在自己的文章《追憶九十年代》中寫道: 「在九○年代的混亂氣氛下,政治人物、革命份子、作家、藝術家、記者、大學生、學者、無業遊民、投機份子,通通交雜在一起。真實的情形往往是,白天台北街頭上演著激烈的抗議遊行,到了晚上,這些人又在阿才的店不期而遇。」 然而應該還有更深層的理由?在羅斯福路上的老屁股酒吧裏,耿一偉自我剖析,當時的台灣並不自由,「但在阿才的店,我們可以找到自由。」 以不登大雅之堂對抗殿堂 自由,是一種高度政治性的解放美學,這種政治性涵蓋了社會制度、道德,也囊括身體和思想,它是抽象的概念,但人們自會找到具體的實踐。 當時的台北,很像68學運的巴黎,為了和偽善的清教徒主義決裂,興起了頹廢的享樂文化。彼時的反抗者,為了打破黨國不分的威權結構,年輕的身體和年輕的社會 一樣蓄勢待發,需要宣洩,「開幕那天,我們喝了五百瓶啤酒,啤酒箱堆到這麼高」,阿才往樓梯前方的天花板上下比了幾下,「喝到最後,樓上在打架,樓下也打 架。」 「九 十年代的公共空間,如同在當時大鳴大放的小劇場運動一樣,帶有某種程度的表演性在裏頭。小劇場的特色,除了它的挑釁態度與實驗傾向外,就是它具有特殊的親 密性,演出者與觀眾之間經常是彼此熟識。」對耿一偉來說,當時的阿才的店就是一個劇場,那裏充斥著藝術家、畫家、劇場工作者,又或者每個人都沾染了藝術的 氣息,即興式的表演時而可見。 人們對保守主義的挑戰,主要用放蕩來證明,而這種放蕩,必須存在於彼此的默契。對不瞭解的人來說,這群人和當時左邊摸摸茶店的客人,右邊精神科診所的病患同樣邊緣,就如阿才所說,「這裏接連三間店都是從事醫療行為,」但事實上,他們是用不登大雅之堂來對抗殿堂。 白天上街頭 晚上阿才的店碰頭 而九十年代的街頭,自然是和國民黨正面對決的場域,精彩更甚於阿才小劇場。 「當時街頭很好玩,」無論是阿才、侯聰慧、潘小俠、謝三泰都使用了同樣的修辭,來為當時的街頭運動註解。「每天都有不同議題,不可預知的事,」阿猴猶記當時的 興奮感。白天在街頭上並兼作戰的攝影記者們,晚上來到店裏討論早上的衝突,會順便猜測明天警察將用催淚瓦斯還是消防車的水柱,來對付上街的人們。 「以前的遊行不像現在這麼制式,」曾文邦當時在鄭南榕辦的《自由時代週刊》當攝影記者,他尤其印象深刻,「有次邱義仁帶隊的遊行,只知道起點,不知道終點。」 所有的隊伍跟著指揮車一下左轉,一下右轉,像無頭蒼蠅走了好久,最後結束在基隆河廢河道。當時對威權的挑釁,除了衝突之外,還要懂得戲謔,及良好的幽默感。 而這群記錄時代的,又或者是拒絕讓主流媒體來詮釋時代的人,不只是拿相機的攝影師,還有無論是大小報或黨外雜誌的文字記者,自詡為進步的自由派媒體人。 10點截完稿後,店裏的生意是另一波高潮,可以見到大記者如司馬文武、王健壯等人和同事把酒言歡的身影;店裏充斥著主流大報、電視台,所有大牌小牌資深菜鳥的編輯和記者,在這邊拼酒和交換情報;而當初位於濟南路,腳程只有十分鐘的自立報系,更是把阿才的店當成大本營。 「白天上完街頭,截完稿一定得來這裏喝一杯,轉換一下心情,回家才睡得著覺。」曾先後在黨外雜誌、自立早報當記者,後來致力於重建二二八、白色恐怖歷史的人權 工作者陳銘城回憶,自己幾度受到家人反對,卻還是執意回到報導的戰鬥位置,是為了用筆替後代記得,那些街頭運動者,不昰主流媒體所框架的暴民,而是台灣民主的鬥士。 他說當時阿才總是拿著混了番茄汁的啤酒,出來和大家邊喝邊講五四三(台語閒扯淡),這彷彿是種淨化的儀式,可以卸去整天的武裝,畢竟生活不能總是沉浸在對抗的情緒中,阿才的店是重要的緩衝。 樂觀主義的新聞使命者 即便有憤怒,當時店內店外,都還是瀰漫著樂觀主義的氣氛,尤其讓媒體人著迷的是,大家認為自己既見證又介入了歷史。 「當時好像今天訴求甚麼,明天就有可能改變。」《中國時報》副總編輯何榮幸當時剛退伍,在《自由時報》當菜鳥記者,特別感觸的,是當時純真的理想主義氣氛,足 以趨使一個新聞從業人員的強烈使命感,「當時不怕工作沒有意義,只怕自己不夠努力,無法多報導解嚴後新興迸放出來的社會力。」 何榮幸的語速有點短促,彷彿重現當時的急迫感,那是一個樂觀的進步主義者,和社會同步前進的幹勁,當時的他相信走上街頭的少數,終究會成為社會的多數。他深信不疑自己的價值,因為「我們在做對台灣社會有意義的事。」 阿才的店確立了一個年輕記者的志向,「當初如果沒這麼密集來,和同業有這麼多情感交流,也不會義無反顧投入搶救自立行動。」投入媒改運動至今,最令何榮幸難 忘的是一進門那個大圓桌,當時每家媒體都會由主管領軍,互相派人拼酒,「每次來都會在那個圓桌就被拉住,坐下後就喝到被扛出去,都沒再往店裏走,更別說上 二樓。」也正是如此相濡以沫,讓他結識了許多自立報系的記者,建立革命情感。 1994 年6月,自立報系爆發股權轉移風波,為了維護獨立傳統不受侵犯,自立員工發起抵制行動新資方,也就是國民黨立委陳政忠。何榮幸毫不猶豫接受陳銘城的求援, 和幾位記者一起跳出來發起「搶救自立」運動,接著在同年的9月1日記者節,冒著颱風的大風大雨上街頭,號召媒體人為新聞自由而走。 雖然搶救自立最終還是失敗,但也刺激了何榮幸投身媒體改造運動。1995年他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新聞工作者成立記者協會,為新聞自由奔走。隨後和傳播學者馮建三、郭力昕成立媒體改造學社,企圖用草根的力量深耕校園,提升台灣新聞素質。 但少數人的零星作戰總是勢單力薄,諷刺的是,報禁解除後,台灣媒體反而為商業而自甘墮落,作為民主社會的守門員價值,早在敗壞的媒體圈蕩然無存。 和台灣民主一起改朝換代 1993年,阿才在喝了八千瓶啤酒,胖了十五公斤,認識了無數有意思的朋友之後,發現自己清醒的時間太少,酒帳難算,於是決定不再當陪笑的和事佬老闆,當個專業酒徒比較自在。 短短三年,阿才和他的店也歷經不少。1991年5月1日李登輝實踐對野百合學生的允諾,終止動員戡亂條例,但隨即5月9日清大學生的獨台會案,舉國震撼,引 發上千名大學生在台北車站靜坐,開啓一百行動聯盟廢除刑法一百條內亂罪的契機。1991年懲治叛亂條例廢除,但刑法一百條則在多方反對下只修不 廢,1993年黑名單終於能從海外回來……生意好與不好,端看那晚客人們是否得為了抗爭露宿街頭。 解嚴之後五年,台灣才不再將政治異議者當作犯人,而每個人心中的小警總,卻存在了四十三年之久。社會逐步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從禁錮中解脫,敵我意識逐漸模 糊,民主的包容也包含善忘,當初反對廢除刑法一百條,也反對總統直選的馬英九,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二及十三任,由人民直選的總統。 阿才將店以七十萬頂給廚師阿華的時候,台灣民主轉型工程正告一段落。街頭平靜了,酒徒們也各自成家立業了,酒國流亡政府四分五裂,和一個轉折的時代一起落 幕。對阿才來說,阿才的店只是偏安的一個朝代,人在精神在就好,空間不這麼重要,但這班人馬走了之後,新的掌朝之人,也開啟了另一個盛世。 進了廚房才知道多熱 阿華在狹窄的廚房裏,地板滑溜滑溜,空氣油膩悶熱,他舀了一大勺油在鍋裏,準備作三杯軟絲,正好是民進黨中央黨部的黨工聚餐點的。 他動作俐落將軟絲下鍋,透明迅速變成白色,油倒掉,然後爆香老薑及蒜,再用上醬油膏、米酒等佐料大火快炒。白色的軟絲著上焦糖色後起鍋,不忘放進九層塔,三杯系列,是道地台菜口味。 阿華很熟練,每個動作都有韻律,每個流程都有道理,而最重要的道理是,廚房很擠,怕熱不要進。 阿華不怕熱,所以進來了,那時候只有模糊的政治意識,書也讀得不多,所以沒能延續陳銘城所形容,阿才時期各方人馬在此激盪論辯的「哲學啤酒屋」風格。但基本 上他也沒有改變太多,包含空間,音樂的選擇,和各桌敬酒的儀式,甚至是一個最像台客的外省人,有著鮮明的台派立場。阿華將這間店的靈魂延續下來,唯獨加強 了自己的專長——炒菜,讓阿才的店有了阿華特色。 每一盤菜都是他在廚房揮汗如雨,親自炒的。夥計只負責備料擺碗筷,老婆阿霞在外面招呼客人。大約十點,他忙到一個段落,就會出來帶著一瓶台啤,穿梭在各桌和 客人敬酒。阿華最有名的客人應該是陳水扁,阿扁給阿華斟酒的簽名照片,讓他放大錶框高掛在一樓的牆上,對面則是陳水扁致贈的匾額,上面寫著「香餚味佳」。 羅文嘉和阿華一樣,都難忘照片裏的那場盛宴。 「那是98年阿扁要選台北市長連任前,為了給年輕幹部打氣,包下這裏還叫來一個那卡西,讓大家在這邊吃飯喝酒。」羅文嘉舒適的坐在和那場宴席一樣的塌塌米地板上,本以為自己再也回想不起任何細節,坐在午後夏陽斜照的光線下,往事如煙襲來。 曾經隨著陳水扁打贏94年的台北市長選戰,28歲就進入市政府團隊擔任新聞處長兼發言人,成了當時最年輕的政治金童,羅文嘉回憶陳水扁是個嚴肅的老闆,很少談工作以外的事,那個晚上羅文嘉才看到他比較放鬆的一面。 「他本來九點就要回家了,但我們起鬨他唱歌,唱了一首就唱下去了。」阿華在一旁馬上附和,「我也印象深刻,阿扁唱歌很像唱軍歌。」不過有一首歌最令羅文嘉難忘,「不知道為何阿扁唱丁黛的『送君珠淚滴』時,特別有感情。」他陷入回憶的神情有點幽微。 一路送君到車站,二人情份不敢放。 依依難捨心情重,煞來目眶紅。 望君真情相疼痛,為君守空房。 咱情意不通忘記,我是你的人… 彼時的陳水扁雖然在台北市長任內聲望很高,後來卻敗在馬英九手下,連任失敗。但隨後誰也沒料到,2000年他和民進黨帶著人民的託付和期待,在上升的風旋中 得到權力,但現在一切都已不同。台灣一切都很快,對的錯的錯的對的,你一失神就跟不上,一轉身就看不見了,你會不知道到底甚麼是可以永恆不變。 「以前太天真,以為打倒國民黨改革就成功,以為台灣只要本土化、民主化,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大學時就和學運世代們來阿才的店混,羅文嘉和阿才的店一樣, 經歷了純真、世故和幻滅,「當初推翻的是一個敵人,但之後才發現,原來該推翻的是背後的結構。」那是偽裝在民主制度之下,資本主義的金權政治,羅文嘉認 為,如果這種結構不處理,任何政黨輪替都沒有用。 但台灣民主轉型的一期工程未竟,二期工程不知道要何時才能啟動?這群當初滿懷裏想的青年,不怕熱,投身於政治改革,突然有天發現世界變了,也比前輩更幸運的享受到甜美果實,只是二十年後才知道,原來努力幾十年,結構沒有變過,所有人都在尋找答案,卻充滿了無力感。 「以前雖然很苦悶,酒喝得特別多,看起來很墮落,但想改變世界的動能卻非常強,革命就在墮落與認真的過程中交錯。」現在酒喝得少了,卻沒有當時的動能了,或許是不再青春,或許是不再天真,政黨輪替後,藍綠對立,社會空轉給所有人巨大的疲憊感,需要時間才能恢復。 快消亡的歷史記憶 最終,阿才的店最令人神往的,是台派人士聚會的情調,及特殊的歷史記憶,但這些記憶,終究也要隨著都市更新而亡佚。店外面那棵被眾酒鬼睡過的老榕樹,因為建商的堅持,提前被移除了,也順帶移除了一些不平凡的記憶,留下平庸的日常,有些事或許應該在此誌下。 許信良的五十大壽是在這裏過的,當時眾人祝福他選總統,但他終究沒能如願,不久前,他才在立法院前絕食靜坐,對馬總統抗議。 野百合學運的學生領袖范雲出國進修前,所有來送別的學長姐和學弟妹,這些泛學運世代在二樓醉倒一片,他們是台灣民主進程重要的一部分。 2007年解嚴二十周年時,總統府辦的人權影像展結束,阿才那幫酒國流亡政府的攝影家們都貢獻了影像,展完大夥兒在阿才的店聚會,啤酒箱又堆到了天花板,美麗島辯護律師李勝雄喝到不醒人事,被眾人抬到樓上。 今 年初總統大選投票前一晚,一進門就聽到的北方口音,21個通緝名單的民運人士,有3個坐在這裏。這群中國的流亡者,在台灣意識強烈的阿才的店流連忘返,他 們會不會好奇台灣除了民主以外的故事?他們如何看待台灣民主的成功,跟台灣意識覺醒的關係?他們在這裏,參透了甚麼追求改革的道理? 「我朋友都說,開希,你住在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自從八九六四後,就輾轉流亡到台灣的吾爾開希,把台灣視為民主寶地,而他認為台灣人對民主的失落,在於當年對民主的理想不夠成熟,想像不夠周延,現在應該會務實一點, 顏柯夫自從五六年前被朋友帶來阿才的店,就再也離不開,「這裏像是台灣的縮影,很樸實,不花枝招展,來喝酒的人不管喝多喝少喝醉,都有起碼的界線,不會侵犯別人,這就是文明。」兩人都覺得民間社會裏,藍綠是非常和諧的。 2010年劉曉波得諾貝爾獎那天,顏柯夫接到電話,請阿華把電視打開,「當時我熱淚盈眶。」 過了二十二年,阿才的店成了中國異議份子的酒國流亡政府,而現在還有甚麼事可以讓台灣人熱淚盈眶? 某天凌晨結束採訪,台大剛選完研究生學會會長,十幾個人熱熱鬧鬧的在阿才的店慶祝。看他們坐在民主前輩們坐過的塌塌米地板上,吃著一樣的酒肆,討論時政,臭 罵政府,彷彿有了傳承。但他們看不到那寫滿字的廁所牆壁上,「喝酒救台灣,喝酒進步黨」的字眼,阿華提醒一定要用台語發音,他後悔將那牆粉刷了三次,連印 刻總編 輯初安民都再找不著自己的詩。 現在的酒徒,從晚安啤酒喝到早安養樂多的清晨醒來,已經沒有街頭運動可去,只能起身回家;不知道過去那些酒徒,是否會感謝國民黨豐富了他們的青春?不然他們可能會和現在的清教徒社會一樣,保守而無趣。 然而終究是平淡無奇的社會比較幸福?還是波瀾壯闊比較快活?又或者,應該像何榮幸樂觀的看待天真幻滅後,重新拾回埋鍋造飯的價值?永遠認清社會的改變必須一點一滴,沒有捷徑,更沒理由犬儒和迷惘。 我想起英國詩人雪萊批評其同時代的詩人渥茲華斯(Wordsworth),從擁抱法國大革命,退縮到田園式保守主義:「在可敬的貧困中,你的聲音編織了獻予真理和自由的歌曲,捨棄了這些,你讓我悲慟不已,如此一來,你不再是過去的你。」 阿才的店是否還是過去的阿才的店,端乎裏面的人們,是否還願意追尋自由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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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我願意帶路——專訪民進黨前主席、前行政院院長謝長廷

「我現在不是主席、也不是公職,對我個人來說,我願意代表民進黨與中國建立一個對話的平台或管道。如果我失敗了,那也只是我個人的失敗,如果未來的民進黨願意嘗試走我這樣的路,那我帶路先這樣做就有了價值。 」 文/張鐵志 謝長廷是民進黨創黨黨員之一,同時也是民進黨前主席,他曾在2008年黨內總統初選時因過去主張「憲法一中」,而遭來黨內同志與本土社團的批評,認為這一說法不僅有矮化主權之虞,同時也背棄了民進黨以台獨創黨的基本精神。但謝長廷為什麼多年來仍堅持以中華民國的名義與中國交往?他對於民進黨如何開創兩岸關係的新局又有什麼想法?素有黨內智多星之稱的謝長廷,能提出什麼「獨門解藥」?謝長廷接受本刊專訪時,語重心長地說,如果民進黨在兩岸關係持續被邊緣化,讓國共兩黨在選舉時聯手對抗民進黨,對民進黨會很不利。民進黨在2012年總統大選的再次挫敗,讓黨內一票同志終於領悟到「不能老是敗在兩岸政策」,但民進黨要如何突破國共兩黨的聯手夾擊?謝長廷使出迥異於傳統民進黨與獨派的路數,也將再為自己的歷史定位賭上一把,但能不能成功,就跟謝長廷本人所喜歡引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一樣,仍待歷史檢驗。 以下是陽光時務專訪謝長廷的摘要: 陽光時務:這次民進黨在總統大選的失敗,有人說這是因為大企業家最後一刻都站出來支持「九二共識」,因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而得不到「經濟選民」的支持,民進黨過去也被認為是比較反商、照顧弱勢的政黨,未來民進黨在經貿利益與注重公平正義間要如何求取平衡? 謝長廷:我過去就提出過一個黃金三角的理論,就是經濟發展、環境永續,還有社會正義,這三項應該是一個等邊三角形,都不能偏廢,但我們所攻擊國民黨的就是它在經濟上暴走,但不重視環境永續、社會正義,過去國民黨常把民進黨扭曲為反商,我覺得這是一種扭曲,因為他們不重視另外兩部份,過度凸顯經濟成長的重要性,所以我才覺得有調整的必要,我在2008年選舉時提出的「幸福經濟」口號,就是基於這樣的理念。 陽光時務:蘇貞昌在新一屆民進黨主席選舉後,主動發了一個新聞稿,建議民進黨應該對中國政策舉行路線辯論,您可以說說這方面的進一步思考嗎? 謝長廷:民進黨的中國政策其實很分歧,一方面希望維持主權的獨立,一方面也認為面對中國的崛起,以及目前國際情勢的改變,跟中國的交流與對話已經不可避免。但民進黨跟中國共產黨長期沒有來往,了解也不夠。民進黨人對中國的理解,基本上是受過去反共教育的影響,有刻板印象存在,而共產黨對民進黨的認識基本上是受到國民黨的介紹所影響,所以,民進黨的面目是模糊的。 未來民進黨在兩岸關係持續被邊緣化,不管在民主、人權、或經貿交流的議題上,著力點都會更少;如果跟共產黨的官方談判我們都只有持反對、堅持不參與的立場,這對台灣人民的利益也會有所損害。除此之外,民進黨也要面臨一個現實利益上的考量,那就是選舉,未來如果國共兩黨持續聯手對抗民進黨,對民進黨的未來發展是很不利的。這是民進黨必須面對的問題,畢竟兩岸經貿交流非常頻繁,大陸對於台灣影響力會逐漸增加。如果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不調整,我對下一屆的總統選舉還是很不樂觀。 陽光時務:有人認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有助於台灣社會的安定,您對於這句話的看法是? 謝長廷:當然一個民主的大陸,對於台灣的安全比較好,而且這個民主也是普世的價值。我個人認為台灣民主轉型的經驗可以作為中國的借鏡,民主中國對於台灣的安全是好的,中國既然走改革開放路線,主張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必然會影響人民的價值觀跟生活方式,人民會主張比較多的開放跟自由也是必然的,你從台灣早年的經驗來看也是這樣,經濟上開放,但政治上採取戒嚴,但這個很難維持,最後還是走向民主開放,所以我覺得台灣民主轉型的經驗可以給中國參考,台灣有這樣的經驗,這個經驗對統治者本身也不見得壞啊,你看國民黨也還在執政啊(笑)。 陽光時務:您主張的「憲法一中」跟先前吳伯雄到中國時所講的「一國兩區」有何不同? 謝長廷:我認為,民進黨對於兩岸關係,應該從現實、憲法上看,現實上台灣跟中國是互不隸屬,憲法上是有特殊關係沒錯,雖然吳伯雄或馬英九講「一國兩區」有憲法上的基礎,但我不會使用這樣的概念,我認為這是內戰時期的概念,像毛澤東當年講解放區、淪陷區,這樣的講法停留在國共內戰架構下的概念,應該要避免使用,因為國共內戰已經結束了。我為什麼要強調憲法?第一,當然是因為我們要守憲,其次是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曾經承諾要給大陸人民民主自由,這個憲法上的定位,讓台灣人民跟中國大陸地區的人民存在一種特殊關係,我認為這部憲法曾經對於大陸地區的民眾有承諾。 我過去提出的「憲法一中」,雖然常被批評,但我認為兩岸關係,不管是什麼樣的概念,從現實上來看,胡錦濤再大,他也無法指揮我們的區公所的一個工友、甚至一個小職員,馬英九去到中國也一樣沒辦法去指揮福建省的工友,所以「兩岸分治」是既定事實,至於兩邊要怎麼各自表述才有尊嚴啊,要怎麼講都沒有關係,最重要是要兩邊互相尊重。 陽光時務:所以,你認為民進黨應該採取什麼原則與中國交流?你自己願意扮演什麼角色? 謝長廷:我2001年擔任高雄市長的時候,曾經想去廈門,比連戰出訪還早五年,但當時黨中央不放行,當時如果能夠早一點去的話,兩岸關係就不會是民進黨的罩門了。這是11年前的事情,我當時就認為依我們的主張,未來兩岸關係會是民進黨的罩門,所以我那時候就主張以「城市」的名義訪問,用城市交流的方式突破。但當時就有許多人批評我,說我主張一中,但我當時的講法就是按照中華民國憲法,這些中國的城市也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啊,所以我去中國訪問,是有正當性的,但我每次講這個都會被十幾個本土社團批評,最後的結果就是等著讓別人去。如果這點再不改變,兩岸關係依舊會是民進黨的罩門。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覺得民進黨不必否認歷史的中國、文化的中國,甚至血統的中國,不用去挑動感情。 我的兩岸關係論述在民進黨內是少數,我知道很不容易突破這一點,我講「憲法一中」,大家就會覺得這是大中國主義。但我覺得民進黨應該在兩岸關係跟國民黨一致,才不會被分化,才不會被國共聯手夾擊,從內政上比較兩黨執政的優劣,才能有效凸顯馬政府的無能。像國民黨跟中國關係很好,但他們去只做兩件事情,一個就是當買辦,一個就是講民進黨的壞話,我們很吃虧,民進黨是扮演黑臉的角色,一直要守住台灣,但這對我們很不利,我們等於放棄了戰場。 台灣跟中國交流越來越頻繁,但很多人會有焦慮,例如:陸生來了,陸配來了,會不會在選舉上對我們不利?但我覺得要去容忍,這些政策只要制訂配套措施,就可以讓他們來,但不能說陸配來了,連人家的公民權都要剝奪,我認為這個不是民主,台灣人要有信心。有些人連這個都怕,這個也是主體性的優勢,你很久沒有執政就會越來越焦慮。兩岸交流必然會影響意識形態,但交流就是要把這些成本也算在內,但只要有清楚的政策管制就可以了。 我現在也不是主席、也不是公職,對我個人來說,我願意代表民進黨建立一個與中國對話的平台或管道,這條路可能不是康莊大道,民進黨的人未必也要這樣走,但就是讓大家多一個選擇,重要的是說要開創一個對話的平台,而不在於談什麼內容。如果我失敗了,那也只是我個人的失敗,如果未來的民進黨願意嘗試走我這樣的路,那我帶路先這樣做就有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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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死而生李旺陽

這是一位為了實現給眾人帶來福祉的民主制度而奉獻了生命的人!漠視他、鄙視他、踐踏他、虐待他和殺害他的人在安享自己的日子。 文/ 唐荊陵 一個人死了。 李旺陽先生在6月6日的不知什麼時間離奇地掛在邵陽市大祥區醫院七樓的窗櫺上,因為酷刑早已失明的眼睛望著窗外,腳上整齊地套著拖鞋,平平地站在地上,悄悄地走了,不明不白地走了。 二十一年的鐵窗苦難,他從身高一米八三、風華正茂、英俊倜儻的青年,被活活折磨成不能行走、雙目失明、耳不能聽,身高甚至萎縮到只有一米七三! 對我來說,他是一位未能謀面的民主老戰士。2007年春節,我從湖北老家返回廣州的途中路過長沙,有幸接觸了湖南的謝長發、李贊民、趙志華等諸多從民主牆時代就開始投身中國民主事業的人士。此後不久,李贊民和趙志華來廣州遊玩,他們正是李旺陽先生在民主牆時代的戰友,同為邵陽人,這也是我和邵陽人結下友誼的開始。 從他們的講述中,我聽到了他們和李旺陽先生一起經歷的激動人心、或是令人悲傷、或是讓人憤怒的經歷。李贊民先生自己也是被囚十多年,他本人曲折多難的牢獄經歷所寫成的篇章卻被當局扣押或銷毀,他那次來到,卻更多地介紹了李旺陽先生的事蹟,因為李旺陽當時尚在獄中。 李旺陽出生於1950年11月12日,在高中畢業後到邵陽玻璃廠當工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時東歐波蘭團結工會取得不錯的成果,中國則有民刊運動——全國有諸多地方出現了一些民間刊物,逐步脫離文革中路線鬥爭的方向,開始指向民主常識的傳播並提出民主化的訴求,其中以魏京生先生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化的提法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其他如貴州、湖北、浙江、上海、廣東等地也有活躍的民刊。學界有人統計當時有名可查的民刊達到103種。傳遞著關於民主的知識。 1983年的邵陽雖然地處偏僻,信息相對蔽塞,但時為教師的李贊民與趙志華、李旺陽還有其他一些朋友也一起舉辦了《資江民報》,並設立邵陽工人互助會,一度參加者多達數百。他們還在業餘時間走出去將自己編輯和印行的《資江民報》出售,同一售賣點的銷量常常是遠高過當局的報紙。即使時隔近30年,聽到他們談起這些,仍然能感受到他們當時的喜悅。 鄧小平在完成其奪權行動並穩固權力基礎後,很快開始了嚴厲和廣泛的全國性鎮壓,李贊民先生等人因此被判入獄,李旺陽也被抓,後免於刑事處分。恐怖鎮壓沒有讓他退縮和轉向。大概也是因這一段經歷,使得他錯失了結婚的時機。而以後更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了。 誰能想到這只是他苦難的抗爭生涯的啟幕呢? 中國民主運動的地火始終在運行中,80年代的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一個短暫的知識傳播空間,並最終激發了轟動世界的89年民主運動。1989年5月,雖然鄧小平等通過自己掌控的媒體連續幾次發布了殺氣騰騰的公開恐嚇,各地的遊行規模始終不減,當時,李贊民先生出獄時間尚不長,李旺陽自告奮勇去到北京關注當地的學生運動。 我聽民刊時代邵陽另一參與者曾先生提到,李旺陽觀摩回來,為當時形勢所鼓舞,十分激動,似乎深切感到某種召喚。他竭力呼籲大家起來聲援學生民主運動,自己則多日不眠不休,睏了就打個盹後繼續工作,親手製作多面旗幟,廣泛聯絡各界朋友,發起建立邵陽市工自聯並任主席,經過大家努力,還爭取到一輛公交車來幫助派發傳單。 當規模巨大的八九民運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鎮壓後,李旺陽不避危險,仍堅持舉辦了六四死難者追悼會並遊行到政府門前抗議,後被指控為「反革命份子」,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於6月9日被捕。本來一審時被判十年監禁,但在邵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時李旺陽激昂自辯:「遊行示威、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我既沒有罪,也沒有錯。……中國工人已經覺醒了!……這個政府已經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正是這一上訴,他最後反被加刑至13年!在這一波行動中,李贊民先生也再次重判入獄。邵陽很多人士也被波及。 關押在看守所裏的時候,李旺陽因為始終堅持原則立場,拒絕當局的強制思想審查而被多次毒打,當局更以所謂「態度頑固」將他被列為重點打擊對象。 李旺陽以及其他很多名不見經傳的六四受難者或者政治犯,被關押在湖南龍溪監獄,很多人被酷刑虐待。1990年1月,另一名著名政治犯,湖南溆浦的張善光先生,曾親眼見到獄吏對李旺陽的殘酷虐待:為了迫使李旺陽認輸,居然用老虎鉗扭緊土銬,致使其雙手血液無法流通,很快李旺陽就昏倒在地,為了不出人命,見其好長時間不能甦醒才被迫送醫! 面對龍溪監獄的殘酷迫害,李旺陽毅然選擇了絕食抗爭,和中國很多監獄一樣,龍溪監獄當局根本不在乎犯人絕食,先讓你餓幾天,等你受不了自己復食,四五天後再不復食,則開始強行灌注。由於無論什麼辦法也不能讓李旺陽屈服,龍溪監獄當局居然用鐵鉗和螺絲批撬開他的牙齒灌食,當場把他的牙撬掉了兩顆! 如此種種獸行,不堪盡述。龍溪監獄的這些酷刑醜聞終於傳到外面,到1990年3月,當局為避嫌,將關押在龍溪監獄的幾十名政治犯(包括學生和市民)全部轉移到位於益陽市的湖南省第一監獄,也就是赤山監獄。後來到1999年,迫於國際輿論壓力,湖南省當局實行了對所有「6.4」犯一律減刑兩年的政策,李旺陽得以在坐牢11年後於2000年出獄。只是被多年摧殘苦害的他已經不能憑己力走出監獄的大門了,他是被人抬著出來的! 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他出獄後,只好由幾乎同樣生活窘迫的胞妹李旺玲和妹夫趙寶珠照應。起初,他還盼望能治好病,過正常人的生活,然而,嚴重的病情和毆打折磨導致的後遺症,以及巨額的醫療費用很快就粉碎了他的希望,他不僅沒有恢復行走能力,反而完全癱瘓了。這更將相依為命的一家人帶到絕望的邊緣。 他除了追討被監獄酷刑導致殘疾應付的賠償之外別無選擇,2001年1月他請妹妹妹夫將他抬到邵陽市委市政府門前請願,並聯合其他湖南民運人士絕食抗議,共絕食22日,要求解決醫療和生活問題。國際媒體也紛紛予以關注,迫於輿論壓力,當局假意先做安撫,把李旺陽收進了醫院,一開始還出了一點錢,然後就很快就不管了,在積欠了醫院一萬多元錢後,李旺玲夫妻無奈只好將李旺陽再次接回家中。 在此一抗爭行動中,李旺玲則因接受海外媒體訪問竟被湖南當局處以三年勞動教養,李旺陽本人於5月6日在大祥醫院再次被捕,6月11日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9月11日,邵陽市中級法院將他判處10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4年,重新關入沅江監獄。 在與邵陽和湖南其他地方更多人士交往的過程中,我也不斷聽到李旺陽的傳奇經歷和遭遇的非人磨難,而他都戰勝了這一切,保持了不屈的立場和不變的追求。我在了解這些少人關注的偉大犧牲後,曾向一些朋友提及,其中一些人也曾伸出援手,這雪中送炭的情誼總是讓人不能忘懷,只是這裏暫時不便提到他們的名字。 因為辦理邵陽武岡楊寬生「被自殺」一案被當局再次勞教的時候,我曾再次到訪邵陽,乘便拜會和結識了李旺玲女士,也加深了對李旺陽先生的了解。 又是十年,一位已經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半老的人,再次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關押十年,直到2011年5月5日他才再度回到親友身邊。那時我和我太太雙雙被當局囚禁,一在黑獄,一在家中,無法與他們分享這短暫的重逢的喜悅,但我仍如以往一樣,希望有機會可以面見他,向他致敬。 2012年6月6日的早上,我接到朱承志先生泣不成聲的電話,告知了我一個難以置信的消息:李旺陽先生在醫院非正常死亡了!我實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幾天前,我在網上看到關於李先生的專訪,作為一個身體很虛弱的病人來說,他的精神應該是很飽滿和樂觀的。 當局未經調查,就已經向家屬聲稱說他是自殺了!我本來是有其他案件辦理路過湖南的,當即決定改道去邵陽,可是到邵陽所見,卻是眾多友人已經被當局強力驅走和軟禁,李旺玲女士夫婦被嚴密看守在臨時設置在民族賓館的靈堂裏,李旺陽先生的遺像孤單地擺放在床頭櫃上。媒體人士也被特務騷擾驅趕。 上帝啊,這是一位為了實現給眾人帶來福祉的民主制度而奉獻了生命的人!漠視他、鄙視他、踐踏他、虐待他和殺害他的人在安享自己的日子。上帝看義人之死極為寶貴,我們怎麼看待他的死呢?他的錚錚鐵骨,他的不計成敗利鈍,都是寶貴的財富。 他的死,終於點燃了大地的怒火,2萬5千名香港市民對著匆匆火化他遺體的人發出怒吼,身披白紗懷念他的逝去。當看到隊伍中那一張張年輕光潔的面孔,我說我在這裏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李旺陽的靈魂就活在這人群中。 作者註:文中提及的有關人士的講述如與事實有出入,本人願承擔相關責任。又或者因時間關係記憶或有錯訛,又因種種原因無法向相關人士一一核證,請相關人士及讀者諒解。 (作者係廣州知名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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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受難者

(圖/Benson Tsang) 「還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這些人,當年他們的鬥爭,後來所遭受的迫害,他們這些基本情況都還沒有披露給世界,世人所瞭解的僅僅是一小部分。」 文/崔勁草 「李旺陽,邵陽人,參與八九民運,(判刑)13年,2000年獲釋;2001年接受境外電台採訪和『中國人權』8,000元人民幣生活資助,遭判10年,現在湖南赤山監獄服刑。」 以 上數十字,是由旅居西班牙的中國異見人士黃河清編錄的「六四底層列傳」名單,有關「六四鐵漢」李旺陽的簡介。其實,要不是李旺陽生前(5月22日)接受了 香港有線電視的訪問,以百病纒身、嚴重傷殘之軀,在鏡頭前擲地有聲地說無悔參與八九民運,「就是砍頭我也不回頭」,並在受訪短短兩周後(6月6日)在下榻 的醫院離奇身亡,相信海內外知道「李旺陽」這個名字的人很少。 李旺陽「被自殺」事件在香港社會激起震怒,民情的凶湧迫使一些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承諾去信中央政府要求徹查李的真正死因。可是,一眾知名度比李旺陽更低的「六四」沉默受難者,多年來又得到海內外的多少關注? 「暴徒」的下場 根據黃河清的「六四底層列傳」(收錄於蔡淑芳所著的《廣場活碑》),「六四」後全國15個省巿,共有逾1,700人遭抓捕和判刑,當中北京巿便佔了1,209人。全國共有26人被判處死刑,當中只有一人上訴後改判無期徒刑,其餘當年全被槍斃。 而 由張良所編著的《中國六四真相》,列出全國因為牽涉民運而被捕(包括向當局自首)者,截至1989年6月底更多達5,104人。官方資料方面,北京巿委辦 公廳在1989年8月所編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提到,北京巿在「六四」後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亂」的疑犯。 在 八九民運時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聯絡部部長的北京異見人士李海,在九十年代初期曾進行有關「六四」後被當局判刑和迫害者的調查。他接受《陽光時務》 訪問時稱,當年北京巿政府管轄的五個監獄或監禁處所,合共有500到600人,因為牽涉八九民運而遭判刑囚禁。其中104名判刑十年以上至死緩不等的重 犯,全被關在位於北京巿朝陽區南豆各莊鄉的北京巿第二監獄,至今還有小部分人仍然在囚。 「他們當中以普通巿民、工人居多,也有一些京郊農民,被判監禁的學生人數不是很多。因為曾參與民運的學生,相對普通巿民都較有組織,有訊息渠道,因此政府對他們往往都有點網開一面。」 「他們不少人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也有很多人被控以蹤火、搶劫、參與暴亂等罪名。很多被捕者其實都沒有與戒嚴部隊正面(暴力)衝突,例如有巿民因為僅僅在街上拿走士兵遺下的軍用包,或是檢起子彈頭,就被控以搶劫罪名,判處七年、十年的監禁。」 現年58歲的李海,因為在九十年代長期從事追蹤「六四沉默受害者」情況的調查和統計工作,1995年因「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當年,公安把他的調查資料全數充公搜走,因此他目前也只能憑記憶講述當年報告的內容。當中不少史料,難免因此散佚。 李海稱,根據他當年的統計,北京當年共有八人因為被指縱火焚燒軍車被判死刑,當中只有環衛工人王連禧,最後因為經醫學鑒定為智障人士而沒被處死。他在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2007年出獄。王出獄時僅靠每月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過活,生活非常艱難。 「政 府對這類人的打擊都很重。他們當中很多沒有什麼政治目的,只是同情學生,就因此被指是『暴徒』,關押了很多年。他們出獄後,遭受貧困的生存壓力,很難找到 較好的工作,也很少拿到政府的低保,終生沒有配偶。」在八十年代曾在北京中醫學院任教的李海稱,他在2004年獲釋以來,也從未得到過政府的低保,一直以 來只能靠家人和朋友的接濟維持生活,還要長年受到當局的重點監控。 「自 出獄以來,警察對我的騷擾都非常厲害,不少時間我都被軟禁在家。尤其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當局對我的打壓更變本加厲,有幾次我被政府人員綁上雙眼帶 走,關在招待所地下室或者是賓館,一關短的就是一個星期,長的就是四十多天。這樣我的生活就很難正常,工作也很難搞。」 不為人知的迫害 同 樣曾經參與八九民運的江蘇異見人士江棋生,在三年前的「六四」20周年前夕,曾整理發表《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他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說: 「當年大部分省份,都有一些積極參與民運的人。四川、湖南、山東等,有些人判得很重,死緩、無期徒刑、十五年(監禁)以上的都有。當然根據我瞭解的情況, 到今年六四23周年了,除了北京還有幾個人還關在監獄裏之外,其餘各地的都放出來了。」 為 了撰寫這篇報告,江棋生在2009年上半年聯絡了全國各地關注「六四」受害者的人,向他提供了一些比較完整的名單,並參考了「天安門母親」組織以及一些海 外中國人權組織的資料。「拿到倒是還算順利,但是過程中也被當局嚴密地監控,後來(政府人員)就到我家裏來抄了兩次,把電腦、把材料全部抄走了。」 「北 京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群,判刑判得最重,就是『六四』屠殺那一天,起來反抗屠殺的工人和市民。這群被當局稱為『六四暴徒』的群體,得到境外有關機構的關注很 少。他們關進去的時候都二十來歲,有的關了八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三年。例如今年的李玉君,出來就是關了二十三年,四十多歲也沒有成家,也沒有謀生的 本事,也沒有知名度,家庭往往也不敢站出來為他們說話。所以他們的處境應該是比較差的。」1989年時年僅22歲的小販李玉君,當年因為點燃了一輛普通民 用運送油料的「解放牌」油罐車,阻止解放軍入城,結果被當局以縱火罪判囚23年。 對 於李旺陽的「被自殺」事件,江棋生表示真相仍然有待尋找。他雖然從未與李旺陽有過交往聯繫,但認為李當年積極投身八九民運,出獄後仍然繼續為民主奮鬥,因 此又換了第二次監禁,形容「在中國願意為民主獻出自己絕大部分東西的人,為數已不多」。他慨嘆說:「還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這些人,當年他們的鬥爭,後來所 遭受的迫害,他們這些基本情況都還沒有披露給世界,世人所瞭解的僅僅是一小部分。」 孤立待援 在 內地,官方傳媒至今對李旺陽之死三緘其口,即使在微博、討論區等網上平台,網民討論李旺陽事件的氣氛也並不熱烈。一名在上海某電視台供職的媒體人說:「相 比於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當年學運領袖,李旺陽的名氣不大。此外,邵陽巿位處偏遠,歷年來外界關注都不多。即使他的死在香港激發了萬人遊行,我身邊朋友 知道他的人也不多。」他對這次事件在香港引起強烈反應,感到有點不解:「坦白說,內地『非正常死亡』事件實在太多了,為什麼去年底廣東陸豐烏坎村民薛錦波 之死,又沒有像這次引來這麼大的反應呢?」 這 名經常「翻牆」瀏覽海外敏感資訊的媒體人形容,李旺陽事件目前僅在內地公共知識分子等「小圈子」群體獲得關注。「李旺陽所做的事情,可能跟民眾最直接的利 益離得太遠。與上次烏坎事件的薛錦波之死比較,徵地、拆遷這類的事情經常發生,很多民眾利益都受到侵害, 所以因此發生的『非正常死亡』就比較受人關注,因為人們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但是李旺陽所做的,比如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等,就不是大家眼下最關心 的。」但他補充,一些人還會默默關注李旺陽事件,但就不願意公開談論,更遑論以實際行動聲援了。 在 海外有較高知名度,曾經因為組建中國民主黨而被判囚12年的湖北異見人士秦永敏,去年5月曾在網上公開呼籲海內外各界有心人慷慨解囊,向當時剛剛出獄的李 旺陽捐款,以解決他生計問題的燃眉之急。可惜,當時只在美國之音等少數長期密切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海外媒體,以較大篇幅報道這個呼籲。至於香港主流傳媒, 直到李旺陽不幸離奇去世前,對他卻甚少關注。《陽光時務》記者近日曾多番聯繫秦永敏,但電話一直未能接通。 「普 通人如果真要幫忙的話,那還是很容易的。即便他們知名度低,但是真正要瞭解到他們的基本情況,應該並不難。可惜的是,真正著手去幫的人比較少。」江棋生慨 嘆,境外傳媒以至有關團體,以往一直很少關注「李旺陽們」這類知名度較低的長年受迫害異見人士,他們長年因此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我想對他們來說,經濟 上最好希望能夠雪中送炭吧。他們中間不少人都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也很不穩定,也不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險。其次,在政治上,即便他們名氣不大,也應該如實 地肯定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功績。」 身 兼職工會聯盟秘書長的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李旺陽生前曾積極投入工人運動,其家人長年也生活結据。為了援助李旺陽的家屬,職工盟已為李家設立捐款專 戶,目標是為他們籌集50萬港元,以應付李旺陽的後事和家屬日後生活所需,超出之數則將會撥作設立永久「六四紀念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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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香港。這一代的六四

黃之鋒和尤思聰都生於1990之後的香港,在回歸之後長大。對他們來說,「勿忘六四」並不只等同於悼念,「化為行動才是重點,影響更多人才是目標」,要「提倡當年北京學生,願意為了自己堅信的價值而付諸行動的一面」。他們認為「平反六四」等同於愛中國,「反對國民教育科、平反六四,很多人都會認為你不愛國,但我們是透過六四晚會,說出我們愛中國,希望中國有民主,希望中國可以變得更好。」 文/黃麗萍 五、六月的香港,如常的悶熱多雨,走到街頭,仍舊熙來攘往,躁動的人群之中,穿插著堅定的歌聲。「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來自香港各大專院校學生的歌聲,鏗鏘有力。他們自發組成不同隊伍,穿上黑衣,走到香港各區,為當年六四的死難者報上哀音。 另一個年輕人組織「這一代的六四」,舉辦了不同的電影會、街頭相片展覽,重現了當年的「六四」。中文大學的學生,重新洗刷豎立於中文大學火車站旁的民主女神像,希望「六四」精神歷久常新。他們更會進行六十四小時絕食,經歷當年學生所經歷的。「九十後」也不甘示弱,一群中學生自發呼籲同學一起去六四遊行…… 你會發現,仍然堅定地告訴你「不能忘記」的,不少都是一張張年輕的面孔。 當很多曾經覺得「痛心疾首」的「大人」已漸漸淡忘,很多八十後、九十後的年輕人卻開始走出來,湊成每年維園六四晚會的萬點燭光。 「六四」這段回憶,是如何印記在新一代人的腦海裏?他們甚至沒親身見證,為何他們仍然拾起這支差點失掉的棒,接力堅守「毋忘六四」? 黃之鋒,生於1996年,今年15歲,外表看起來,與普通中學生無異。 但與黃之鋒說話,你會漸漸忘卻眼前的他只是個中四的學生。 「為何我這樣關注國民教育科?因為民 主並不只是普選。如果民主只是一人一票選特首,但原來每一個小學生由小到大都受到洗腦,不容許有獨立思考,即使香港有普選,但每個人都覺得林瑞麟(政務司司長)可以做特首,香港就玩完啦。」 黃之鋒與其他幾名中學生因為反對政府在中小學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立了「學民思潮」,是香港目前最活躍的中學生社會運動組織。早前,他面對著記者連珠發砲式的提問,面無懼色,思路敏捷,對答絕不遜於很多高官政客,相信曾指「辯論不是鬥口才」的唐英年看後更會汗顏。一夜間,訪問片段於網上瘋傳,短短幾天,點撃率已超過17萬次,被視為香港九十後社會運動的代表人物。 5月27日,支聯會一如往年,在「六四」前夕舉辦愛國民主大遊行,「學民思潮」也在網上呼籲成員參加,一起支持平反「六四」、反對國民教育。 平反「六四」=愛中國 在不少新一代的心中,支持平反「六四」與支持民主連成一線。 黃之鋒說:「為何我希望平反『六四』?因為我渴望中國有民主。」他認為「六四」就如一個關口,如果政府一天不肯承認這件事,中國就不會有民主。「香港現在還有少少的言論、集會自由,當香港仍然可以紀念『六四』,我們就要好好堅守,進而延伸,去爭取香港的民主,爭取中國的民主。」 有人會認為,中國是否民主,與香港人無關,黃之鋒卻說:「首先你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當你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中國每件事都會影響著香港,中國有沒有民主直接影響到香港有沒有民主。『六四』是中國民主的契機,平反『六四』,與每個香港人都有關。」 「九十後」這一代,大概從懂事開始,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他們成長於中港密不可分的年代,「現代中國」成為新高中通識課程的單元之一,在他們心目中,「六四」除了體現民主,亦象徵著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懷。 黃之鋒說:「反對國民教育科、平反六四,很多人都會認為你不愛國,我也試過被人問候娘親,但我覺得我們是透過六四晚會,說出我們愛中國,很希望中國可以變得更好,我們每年去六四(集會),去表達香港對祖國的情懷,香港人希望中國有民主,香港人關心中國。」 化作行動才是重點 這天,烈日當空,另一名「九十後」尤思聰,拿著清水,大汗淋漓,於中文大學為於一一年六四晚會後,由維園移送到中大擺放的民主女神像洗刷,希望六四精神「歷久常新」。 尤思聰生於1991年,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二年級生,也是中大學生會的幹事,是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將會參與專上學聯在6月1日開始的絕食64小時活動,重演當年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行動。 上一代人經過23年的洗禮,很多人雖然堅持著平反六四的信念,卻再沒有魄力多做一些,這可能是兩代人最大的分別。年輕的一代,傳遞出一個很強烈的訊息:化為行動才是重點,影響更多人才是目標。 尤思聰說:「既然大家都知道平反六四暫時無法實現,我覺得應該聚焦在透過六四讓更多香港人明白政治參與的重要。」他認為,很多香港人認為六四晚會就是為了悼念逝者,他認為並不只是這樣簡單,更重要的是,重新提倡當年北京學生,願意為了自己堅信的價值而付諸行動的精神。所以加入學生會,他也以增加同學的政治參為目標。 以自己影響他人,黃之鋒可以說發揮到極致。前年,唸中二的他,自發與四個同學第一次去六四燭光晚會;去年,他已經於Facebook邀請更多同學一起去,結果有二十個同學響應;今年,由他成立並擔任召集人的「學民思潮」,繼續於網上呼籲更多年青人一起行動,更計劃於六四晚會完結後舉辦討論會。 「當年的學生可以做這樣多的時候,我會想,我們現在作為學生又可以做些甚麼?我可以怎樣回應這個社會呢?」他常掛在口邊說,搞社會運動不能只活在自己圈子之中,一定要接觸更多的群眾,「我們要深入民間。」 iPad不離手的黃之鋒熟練地打開Facebook中「學民思潮」的群組,按了按群組成員的分析圖,滔滔不絕:「我們這個群組已經有五千多個like(讚好),當中只有約五百個是我的朋友,即是說我透過這個群組接觸到幾千個我平日接觸不到的人。從統計圖看到,有八成是八十後,之前我們發起過聯署,有來自三十所不同學校的學生參加,我透過這個群組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中學生。」 傳承 「六四」之火,當初到底是如何相傳? 黃之鋒回想起第一次知道六四:「我記得我初小的時候,有個晚上,阿爸給我看《文匯報》的《血洗京華實錄》,跟我說:『仔,這就是六四,這是王丹,當年有坦克車輾死了人。』當時甚麼是民主,怎知道呢!但是就有了六四的基本概念。」直到反高鐵、五區公投開始,他開始關心更多不同的議題,於是自發在網上去找六四的資料去看,了解更深。 黃之鋒的家是個典型的中產家庭,爸爸是管理層,媽媽是全職家庭主婦,爸爸自少也會帶他到基層社區探訪,希望他關心社會。之鋒的媽媽說:「在我的角度,一切都是輕描淡寫,沒有想到要把民主的種子散播給下一代那麼偉大,也沒有對他說你一定要支持平反六四,只是希望兒子不是一個不理世事的人。」 至於尤思聰,也是因為父親才知道「六四」。尤爸爸說:「當時去完六四燭光晚會,也會給他看尊子、馬龍那些政治『六四』諷刺漫畫,這是一件大事,他應該要知道,就如同告訴他甚麼是端午節、重陽節一樣。」 尤思聰的家庭也是典型的中產家庭,爸爸媽媽都是中大的畢業生,爸爸會去六四、七一的遊行,但就從沒與兒子一起去過。「小時候有叫過他去,但他很懶不願去,也不會迫他。」 黃之鋒和尤思聰小時候都沒有跟家人一起到六四晚會、七一遊行。但兩人長大了,也就自動自覺地去參與。 沒有想像中的強硬灌輸,兩個家庭只是讓孩子知道「應該知道的」,並鼓勵下一代關心社會。當他們隨著成長而對事件了解更多時,很自然地,就走出來做「應該要做的事」。 走自己的路 香港典型的父母都希望兒女讀好書、找份好工,最好成為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然後專心賺錢,結婚生子買樓。政治的事,是浪費時間。 之鋒的媽媽則說:「只要他人做的是對的事,好的事,我們會全力支持。」 尤爸爸則說:「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路,他的人生不是去實現我的理想。他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沒甚麼問題。」 走這條不主流的路,可能要付出很多,值得嗎?之鋒說出他的座右銘:「做一件事,應該想應不應該做?不要那麼功利主義,只看結果,搞社運又不是做生意,難道常常看profit(利潤)?」 「別人都在練八級鋼琴,或者參加學界運動比賽,我全部都沒玩,但我卻學到一些別人得不到的經驗。」 「雖然辛苦,但我很享受,因為有意義。」他又補充:「你以為讀BBA(工商管理)出來工作就一定會很快樂?」 希望 黃之鋒於去年「六四」燭光晚會後,於網上發佈了一篇文章《二十二週年六四所思所想》:「還記得當大會主持問誰是在1989年後出生時,我身處在第三個足球場,當時全個足球場有差不多七成人舉起手,這個數量也嚇了我一跳。今天再重看報紙的報道,發現今年越來越多九十後參與六四燭光晚會,慢慢九十後也成為社會上的焦點,成為一群政壇生力軍。」 「六四」已經過了23年,每年電視新聞總會看到父母帶著小朋友一起參與六四的燭光晚會。這群小朋友慢慢長大,就如黃之鋒、尤思聰,他們的感染力、動員能力更強,這些星星之火不繼綻出火花。種子開始萌芽,期待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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