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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世維會的三種政治形象與隱憂

文 /侍建宇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在國際政治中以民族主義、對抗中共治疆的異議勢力和國際社會操作新疆議題的三種形像出現。但其財源與人力智識不足,在國際宣傳上難有突破,同時也必須在國際政治夾縫中求生存,其政治前景並不明朗。 2012年5月14日,日本東京, 世維會領袖熱比婭在第四次全體大會上發言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以下簡稱世維會 )權力核心由三種人物所組成,20世紀中葉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移居海外的領袖與子嗣、加上 1990年代出境的學運領袖、以及改革開放後曾經在新疆活躍過的社會菁英所主持。 他們可以分別出現,被視作三種現象;分別是: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抗議當代中國治疆政策、以及國際政治操作新疆議題的表現。 維吾爾民族主義的政治象徵 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與清朝治理新疆的帝國結構、以及外力干涉與蘇聯的中亞民族政策都息息相關。 如果採用「新清史」對於清代歷史的一些詮釋,可以說當時新疆與中原內地在制度、以及社會的連結統合上,其實相距甚遠,處於一種「隔離」狀態。滿州、蒙古、新疆、西藏、中原,五個部分都從屬於愛新覺羅皇室,作為大清帝國的一個部分而分立。 新疆這種「若即若離」政治態勢一直延續到20世紀,提供維吾爾民族主義發展的環境。第一、在蘇聯民族政策影響下,盛世才總督確立維吾爾成為正式民族稱謂,等於確認「維吾爾」可以作為一個民族主義動員的單位。第二、1930與1940年代兩次東突厥斯坦的建國運動,進一步確認維吾爾民族主義落實發展的可能性。同時第三、也清楚顯露出國際外力干預對維吾爾民族主義的關鍵作用。 世維會成立於2004年,是由兩個組織合併而成,那就是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 (以下簡稱東突大會),以及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 (以下簡稱維青會)。 東突大會等於直接延續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發展勢頭。這個組織的源頭與領袖可以溯及二戰後1940年代的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運動失敗後,這些人物的子孫向外擴散,移居歐亞大陸各國,從歐洲、阿拉伯國家、土耳其、一路串連到中亞地區,像是力薩·別金( Riza Bekin,曾任職土耳其軍隊,世維會榮譽主席,前年在土耳其過世,筆者註)、艾何買提·伊幹別提(Ehmet Igemberdi,後來於2004年組織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流亡政府,擔任總統,現居澳洲,筆者註)、阿尼瓦·江(Anivar Can,曾任東突大會主席,現居德國,筆者註)。他們繼承父執輩的一些政治理念,在蘇聯解體後的 1990年代,更為緊密的活動,並於1992年底,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成立東突大會。同時期的艾爾肯·阿布甫泰肯(Rkin Alptekin,曾任「非聯合國會員國家與人民組織 UNPO」秘書長,並籌組東突厥斯坦歐洲聯盟,後擔任世維會第一任主席,現為世維會顧問,已經淡出運動,退休狀態,居於德國,筆者註)因為擔任 UNPO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職務,所以並未直接參與,但是與他們互動頻繁。 維青會於1996年成立於德國慕尼黑,主要的領導成員大多在新疆受過高等教育,有些參與過1980年代發生在新疆的幾場學生運動,或是目睹一些中共統治下新疆的一些社會不公義,像是多里坤和裕米堤(兩人在1980年代均參與過烏魯木齊學生運動,Dolkan Isa當時就讀於新疆大學,現為世維會執行委員會主席,UmitAghy當時就讀新疆師範大學,現為世維會副主席,負責歐洲區組織活動,筆者註)、安華(Enver Tohti,原為新疆烏魯木齊鐵道醫院外科醫師,曾任世維會英國代表,現為絲路對話組織負責人,筆者註)。他們無法見容於中國政府,向外流竄,先是移入中亞國家與土耳其。但是在1990年代後期,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前,中國逐漸鞏固與中亞國家與土耳其的邦誼後,他們擔心遭到逮捕遣返,於是又向外移往歐洲、澳大利亞與美國。 這兩股勢力的合流,象徵着已經流離境外的維吾爾民族主義「舊」勢力再次與新疆本土「新」力量連結,一同對中共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治理情況提出質疑,賦予維吾爾民族主義新的動能與正當性。 對抗中國治理新疆的異議勢力 維青會成員對中國治理新疆有過親身經歷,也曾經提出過各種質疑,像是漢族移民、核試爆污染、宗教、生育、民族教育、政治改革與徹底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但是沒有得到滿足的答覆。姑且不論他們的看法內容與論證是否合理,但是這些議題足夠挑起人們對政府的埋怨。 但是,維青會併入世維會後,現實生活的經濟壓力並未好轉,再加上主事者的願景與能力,以及政治性組織總會有的黨同伐異內部權力問題,抱持不同國際發展策略的維吾爾族人士,就會被逐漸有意無意地排擠,或自動淡出權力核心。 作為新疆政治的異議勢力,世維會也因此無法形成清晰有深度、又可操作的運動政策。對中國在新疆治理的失誤,也僅止於抱怨,無法跟進在各種相關政策論述上,提出進一步有意義的建政方針。 例如在新疆的政治定位上,世維會對外公開的發言,總是強調新疆被中國「佔領」,現在處於一種「殖民地」的地位,所以要求「民族自決」,並不排除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的可能。 但是根據世維會組織憲綱與平時的活動,可以發現運動並沒有具體可行的操作路線圖,而且終極實質目標應是「維吾爾斯坦建國」,而非「東突厥斯坦復國」。 時間回到 90年代的東突大會時期,其實對國家與民族認同問題就進行過辯論,但是自此沒有突破,論述停滯在「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表述。 當時蘇聯剛解體,來自中亞維吾爾離散社群的代表受到啟發,認為中亞各國都以民族名稱命名國家,像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坦,於是他們也認為應該鼓吹建立「維吾爾斯坦」 。 但是出身自中國新疆的代表則堅稱「東突厥斯坦」,背後主要的理由就是:第一、「新疆」是中國殖民主義的詞彙,字面意涵就是新併入帝國的疆域,所以必須廢棄。第二、繼承近代史上兩個短暫的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以維持政治道統的延續性。另外第三、使用東突厥斯坦名稱可以駁斥中共可能的反宣傳,迴避掉「維吾爾斯坦」象徵的民族主義狹隘姓或排斥性意涵,畢竟新疆還有其他十幾個不同的長久定居民族。 簡單來講,東突厥斯坦當然不只是取代新疆的一個「地理名詞」,對於世維會來說,更是一個有「族裔政治」考量的國名。當時東突大會的名稱,常常是兩名併陳的形式,抬頭多用「東突厥斯坦 /維吾爾斯坦民族大會」(National East Turkistan/Uyghurstan Congress),並且一直延續到成立世維會。 可是這樣以「東突厥斯坦為名,維吾爾斯坦為實」的民族與國家認同論述其實只是片面表述。在世維會成立初期,核心曾經有人願意與中國進行政治定位論述上的妥協,提出以「東突」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進行「實質自治」的看法;要以落實現行民族自治區制度為基礎,重新討論並定義「自治」的內涵。但是這樣的看法一被提出,則被眾人罵做「維奸」,上綱成為政治忠誠與正確的紅線禁忌。除去「分裂」的選項,與中國「妥協」則不被允許進行理性討論。 2009年7月10日,德國柏林,維吾爾族人士在中國使館前揮舞東突闕斯坦旗幟抗議   國際政治角力的外交籌碼 世維會近年戮力於國際宣傳,套用西方自由民主的修飾辭,抨擊各個中國治理新疆的人權缺失。而具體運作的方式就是第一、在歐美各國,組織「反中國」街頭示威,或向中國使館與出訪的領導人抗議,第二、雖然極力接觸並連繫各種國際網絡,但是能夠觸及的對象總是侷限在各國的在野反對黨與勢力、人權相關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傳播媒體。 現實上,「新疆問題國際化」的聲勢看似浩大,實際成效卻有限。現行國際宣傳的作法已經遇到瓶頸。遑論街頭遊行示威並無實效,而各國政治人物與團體其實各懷鬼胎,而真正握有實權的政府與執政勢力,世維會卻不得其門而入。 另外,國際主流媒體也不見得聽信世維會的宣傳辭令。例如剛剛發生的巴楚事件,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特派員就有過這樣的分析,「維吾爾流亡團體通常提供與中國官方不一樣的相反說法,可是直接綜合兩造說詞,也不能獲取真相」 。 再以 2012年世維會在東京舉行第四次大會為例,表面上似乎前進亞洲,已經擴展到中國門口,但是詳究背後的原因,經費才是主要的問題。這次大會的主要財政支援其實來自日本右翼勢力的鼎助,而且右翼團體為此次會議還共組「日本人民支援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組織」。右翼勢力還協助成立由日本自由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古屋圭司任會長、以及當時在野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任顧問的「日本支持維吾爾國會議員聯盟」。換句話說,日本的世維會分支基本上依附在右翼政治勢力上,反而成為日本與中國外交關係中的一個籌碼。 又再以現任世維會主席熱比婭為例,她作為新疆1990年代崛起的維吾爾族紅頂商人,因故遭中國政府逮捕,又流亡美國。這樣的社會菁英背負着曾經入獄,再加上中、美兩國曾因她進行人權外交的政治資本,2006年進入世維會,開始擔任主席至今。但是在國際反恐戰爭的氛圍下,美國透過熱比婭,以及民主基金會的財政補助,掌控對世維會,並裂解維吾爾民族主義中強調武裝鬥爭的成分,並將傾向這一部分的維吾爾族,與中國同一口徑,將他們以「東突厥伊斯蘭運動 (東伊運 )」的標籤,識別做恐怖分子。 美國的「棒子與胡蘿蔔」策略,一方面標籤東伊運是恐怖組織,同時又支持並金援世維會,這樣可以逼使海外維吾爾族自發自覺地與伊斯蘭極端主義劃清界線,進行世俗化,甚至「去伊斯蘭化」的效果,否則至少也可以達到寒蟬效應。 2010年7月,挪威政府逮捕一名維吾爾族移民叫做 RashidinMuhemmet,指控他涉嫌放置炸彈,企圖恐怖攻擊。消息立即就在維吾爾社群傳開,想盡辦法跟他劃清界線。世維會主席熱比婭立即公開譴責,說明這只是個案。世維會網站也對這名維吾爾疑犯的背景正本清源,認定他原本就是塔利班,原本挪威移民處就不同意予以政治庇護,但是移民申訴委員會卻駁回移民處的決議。至於海外維吾爾的網路論壇就更誇張,竟然有人說他不是真的維族人,也有人說他根本不跟海外維族社群來往,總是跟阿拉伯人混在一起,自稱「是從突厥斯坦來的穆斯林」,不說自己是「維吾爾」。 美國的做法很巧妙,一方面聲援維吾爾民族主義的「族群認同與和平自決」,卻同時也不經意地壓制住其中的「政治伊斯蘭與武裝手段」的可能性。同時也讓維吾爾因素成為中、美關係間的一個棋子。 如果撇開政治形象,隨着近年海外維吾爾離散移民的增加,世維會雖然是政治組織,它的骨幹也在世界一些地區組建出具有集結、互換訊息、甚至能夠動員群眾功能的同鄉會團體。從長遠的發展角度來論,他們維吾爾民族主義與抵抗中國統治的意識,可以化整為零向境內外的維吾爾社群擴散。但是世維會諱於財源與人力智識的不足,在國際宣傳上眼前難以突破,同時也必須在國際政治夾縫中求生存,一方面受制於列強,另一方面只能與各國在野,甚至政治偏激勢力來往。 (作者是台灣學者,長期研究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問題)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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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夾縫中的維吾爾族學生

2009年7月9日,新疆烏魯木齊街頭,一名維吾爾婦女驚恐地注視着滿載全副武裝的軍警的卡車   文 /趙思樂 近日,維漢衝突在新疆和內地城市再度爆發。本刊深入調查在內地的維吾爾學生群體,傾聽他們的心聲,細膩描述他們在學校教育、感情生活、宗教信仰和民族認同等各方面面臨的困境和苦惱。 今年 4月 23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巴楚市發生暴力襲擊事件,造成 21人死亡,其中包括警察和社工 15人、犯罪嫌疑人 6人。根據新疆自治區政府發佈的消息稱,社工和警方由於發現了犯罪嫌疑人在家中計劃籌備恐怖襲擊而遭到殺害,在雙方激戰過程中,犯罪嫌疑人有 6名死亡。 然而 BBC記者在事發地對當地人的採訪則反映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鄰里透露與警方衝突的一家人並非「恐怖分子」,而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家庭,經常被當地執法人員干涉要求他們剔去鬍鬚或摘掉面紗,可能是由於不堪其擾而進行了反抗。 4月24日,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發生了多名漢族學生群毆一名維吾爾族學生的事件,根據維吾爾在線報道,受傷維吾爾族學生眼部遭受重創,可能永久失明。民族大學校方為避免發生更大規模的鬥毆而對外封鎖消息。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4月24日發生的維漢學生鬥毆事件與前一天發生的「巴楚暴力事件」存在關聯,但是每一年離家數千公里往內地高校就讀的維吾爾族學生共有上萬人,他們與漢族學生乃至漢族社會之間的隔閡、矛盾甚至衝突由來已久而且並未真正得到重視和解決。 維吾爾族學生們時常面對共同的煩惱——漢族同學在他們身邊大嚼豬肉;公交車上的人指指點點猜測他們的國籍;家人來探望他們時被廉價旅店拒絕入住,只因為身分證上寫着「維吾爾族」……他們承認自己有時候會被個別漢人的大漢族主義表現刺傷,但他們相信身邊的大部分漢人是友好的。 進入了同一所學校的維吾爾族學生往往彼此熟悉,平時都在學校的清真餐廳吃飯,每逢伊斯蘭的重要節日就在一起聚餐、跳舞,因此他們也往往被漢族同學認為生活在維吾爾族的小團體裏,甚至讓其他學生感到「神秘」。 《陽光時務週刊》通過長期調查採訪,探討這批闖入了漢族社會的維吾爾族學生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和苦惱。 教育 維吾爾族學生一般通過幾種途徑來到內地高校:「民考民」,即新疆的少數民族學生用少數民族語言進行高考;「民考漢」,即新疆的少數民族學生用漢族語言進行高考;以及就讀四年制的內地高中新疆班,簡稱「內高班」,在內地參加高考。這三種渠道都有各自的高考錄取指標,並不會在一個平台上發生競爭,而「民考民」的學生還必須通過漢語水平考試 5級才能參加高考。 來自南疆烏什縣的阿里木(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受訪維吾爾族學生均為化名)在中考那年決定要「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於是他考入了吉林長春一所高中的新疆班。就讀內高班的學生多數來自南疆的縣城或農村,而且不僅僅有維吾爾族的學生,在阿里木的班上就有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回族、蒙古族等多個民族的學生。 然而內高班的生活與阿里木之前想像的繽紛多彩的內地完全不同,「非常苦悶,很壓抑,就感覺被框起來了。」阿里木說。阿里木清楚地記得,在學校裏他被要求每天早晨5時50分起來在冰天雪地裏跑操,跑完操回宿舍疊被子,疊成豆腐塊,坐在板凳上長時間地學習,集體洗澡,統一熄燈,一個月只能外出兩次,實行准軍事化的管理。「每天三點一線,吃飯、教室、回宿舍睡覺,每天都是重複的,以至於我都記得自己在那裏生活了多少天,1450天。」阿里木說。 內高班的生活或許與內地的大多數高中是相似的,然而對於在新疆小城過慣了無拘無束的日子的阿里木和他的同學們,卻好像從人間掉入了地獄。阿里木的許多同學開始想要回家,以吵鬧、借病甚至出逃的方式,但更多的人還是堅持了下來,阿里木說:「絕大多數人是農村的孩子、牧區的孩子,比起艱苦的勞作,能夠有這樣一個教室好好學習,還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下一代的命運,真的是很難得。這是一個蛻變的過程,一個進化的過程。」阿里木承認,「改變命運」「建設家鄉」這樣的想法,主要是在內高班後被學校教育出來的。相比於大學才到內地就讀的維吾爾族同學,阿里木的思想明顯更為複雜而且多層次。 與許多就讀過內高班的維吾爾族學生一樣,阿里木的漢語講得比維語更好,事實上這也是「民考漢」學生的普遍情況。而從小在新疆接受漢語學校教育,後來考入北大的湖瑪的維語水平更為有限,以至於她在家中與父母進行比較深入的溝通都會出現困難。但湖瑪並不認為這有什麼問題,湖瑪說:「如果一種語言要消亡,或者如果一個族群要被一個族群融合、同化,其實這是很正常的事,是歷史的趨勢,完全沒有關係,你不用去阻攔它,不用覺得有多可惜。」 早期赴內地的維吾爾族學生,現在已經是北京一所醫院的醫生的斯拉木同樣認為語言的消亡不重要,但他並不認為語言和民族文化的消失是必然伴隨的,他認為維吾爾族優秀的性格和文化必然會保留下來,而語言不過是一種工具,完全可以由實用性更強的語言代替。 阿里木則完全不能同意他們的看法,阿里木說:「如果讓你從幼兒園開始就天天說漢語,到大學畢業,你都不會用自己的母語來進行思維了,有一天你會成為父母,那你怎麼教育你的孩子?這樣就會出現文化的斷層,民族的信仰和認同就會式微,一代又一代以後,民族的性格也會產生偏差。」阿里木會為自己的漢語比維語更好感到羞愧,並認為湖瑪的想法就是過度漢化的結果。 不論學生們對維語的看法如何,新疆的維語學校愈來愈少卻是不爭的事實。維吾爾族女孩阿拉努爾的母親是用維語授課的數學老師,在推行雙語教育之後,數學等科學相關學科要求用漢語授課,阿拉努爾的母親就實質上失業了。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認為,推行雙語教育本來是好事,但用雙語教育對維語教育進行抹殺則是非常有害的,而南疆在漢語授課師資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強推雙語教育,更導致了新疆農村地區教育水平的倒退。 2012年6月,在北京故宮護城河邊玩耍的新疆維吾爾族兒童   愛情 在維吾爾族學生中,誰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是不是維吾爾人永遠是一個熱門話題。 湖瑪跟自己的漢族男友已經同居兩年,由於父母的強烈反對,她準備今年瞞着父母與男友登記結婚;曾經跟韓國男友同居的一位維吾爾族女孩陷入了兩難,她可能會由於過去的感情經歷而遭到維吾爾族男孩的嫌棄,但她的父母又堅決不能接受她與非維吾爾族男孩結婚;阿里木雖然過去的女朋友都是漢族人,但他也迫於維吾爾族社會的壓力決定將來還是娶維吾爾族女孩為妻;阿拉努爾過去也偷偷喜歡過漢族男孩,但是現在已經對他們失去興趣。 阿拉努爾過去喜歡的漢族男孩是她的初中同桌,她本以為這個漢族男孩也喜歡她,但一次這個漢族男孩偶然談起自己的父母原本是北京人,由於上山下鄉運動才來到新疆,言談中男孩流露了許多對新疆的嫌棄。阿拉努爾當時想:「哦,原來你這麼不喜歡我們的地方,原來你覺得這麼委屈。」這件事之後,阿拉努爾就再也沒有喜歡過漢族的男孩,她發現自己和他們其實是不一樣的。 湖瑪則堅決不願意與維吾爾族男孩結婚並回到維吾爾族的社群裏,她認為維吾爾族文化裏的男女關係是男尊女卑的,而這種關係以及其衍生的一系列戀人、夫妻相處方式都是她不能認同、不能接受的。 在維吾爾族社區裏,女子不能先於男子跨進屋門,即使是成年女子和男性小童也必須是男性先進屋;在維吾爾族的聚會中,男子與女子不能同屋而坐、同席吃飯;在維吾爾族的結婚儀式「尼卡」中,在穆斯林牧師宣讀證詞時,房間裏只能有新郎和男賓,而女方的認可只由放在新郎面前的結婚證代表。「非常荒謬,」湖瑪說,「你如此之不被重視以至於一本結婚證就能代表你了,一堆男人坐在那裏聊聊天你就被嫁掉了。」 相比與阿拉努爾和湖瑪對自己外來愛人的民族籍別已十分明確,阿里木則還在糾結當中,阿里木說:「我必須考慮到我的父母,他們那一代人的觀念、生活的環境,如果以後要帶我的妻子去見父母,能不能讓她感到適應,能不能讓父母感覺到滿意,所有的壓力最終都會扛在我的身上,我一定要做一個理智的權衡。」他目前的打算是如果遇到喜歡的漢族女孩,他還是可以跟她談戀愛,但不會再去幻想能跟她結婚。「無奈,實在是無奈。」阿里木說,他欣賞漢族女孩的勇敢、事業心和獨立的性格,而認為維吾爾族女孩更多以家庭為重,有依靠男性的觀念。 阿拉努爾在婚姻觀上可以說是非常傳統的維吾爾族女性,她對漢維不能通婚的解釋是:「我們穆斯林結婚需要按伊斯蘭風俗的作證詞,作證詞之後你們在真主面前就是夫妻,但如果是和非穆斯林結婚,你們的證詞就不存在,那你和他就是一輩子的通姦關係。」至於維吾爾族人為何也不太願意跟回族、哈薩克族等穆斯林民族通婚,她則認為是出於民族自豪感,但與這些民族通婚某程度上是可以被維吾爾族社會接納的。 然而湖瑪的父母的原則卻似乎不符合阿拉努爾的說法,湖瑪曾問過她的父母能夠接受她找什麼民族的對象,她的父母回答,只要不找蒙古族、藏族、回族、漢人、哈薩就都行,湖瑪於是問能不能找一個美國黑人,她父母也說不行,卻認同她可以跟一個美國白人在一起。「真的非常狹隘,」湖瑪說,「他們唯一在乎的就是面子。」維吾爾族中熟人社會的現象非常明顯,他人的家長里短經常是朋友聚會的話題,湖瑪的父母不止一次以「某家的女兒嫁了一個漢人,父母由於受不了鄰里的口舌是非而每日以淚洗面」來教育她。 宗教 絕大多數的維吾爾族學生認同自己是穆斯林,雖然他們由於長期在漢族社會生活無法堅持一日五次禮拜或週末上清真寺的的教規,並且由於維語水平有限也不一定能讀懂古蘭經,他們往往會對此感到慚愧和虧欠,但生於穆斯林家庭的他們基本都願意接受自己與生俱來的穆斯林身分和信仰,他們中的多數人也為自己的信仰而驕傲,他們普遍認為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更為善良、單純而有底線。 作為醫生的斯拉木更認為伊斯蘭教的許多教規教義是富有科學道理的,他舉例說,研究證明豬肉中含有比羊肉和牛肉中更多的病菌;伊斯蘭教所要求的一日五次禮拜的時間正好可以讓人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而且禮拜的動作為人提供了相當的運動量。斯拉木笑着說他正準備以伊斯蘭教的禮拜動作為藍本設計一套廣播體操。 至於有一些維吾爾族人在內地偷竊和強賣的現象,這些年輕的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們認為每個民族都會有不良分子,而且出現這樣的問題某程度上也是因為無論在新疆還是在內地,社會提供給維吾爾族人的機會和上升空間相比於漢人是不平等的。 同樣生於維吾爾家庭的湖瑪卻不認為自己是穆斯林:「可能很多人不用去想就認為自己是穆斯林,『因為我父母是穆斯林,我成長在穆斯林的家庭,我有穆斯林的生活習慣……』,但我認為信仰也需要學習,我沒有受到什麼宗教的教育,即使受到了的那些我也一直懷疑它們,所以不能稱為信仰者。」 阿拉努爾則是一位相當虔誠的穆斯林信徒,剛到北京讀大學時她還天天戴着頭巾,「我們維吾爾族整個都是信這個宗教的,但是往往是基於習俗的,不是發自內心的,到我發自內心地信了,我就開始戴了。」阿拉努爾上小學初中時還是基於身分和習俗信仰伊斯蘭教,並不戴頭巾,但她自高二時開始對宗教產生興趣並閱讀了關於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書籍,對比思考之後,她選擇了衷心信仰伊斯蘭教。至於選擇伊斯蘭教的理由,阿拉努爾說,伊斯蘭教是幾大宗教中最晚產生的,而且經書從未被竄改。到北京上學後,雖然每天都要面對不少人的側目而視,阿拉努爾還是堅持着她戴頭巾的習慣,但是就讀於醫學院的她開始實習後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在她要給病人檢查時,病人會說:「能不能換一個人?」醫院的醫生和她的老師以戴頭巾會讓病人產生戒備、恐懼心理為由,一再對她進行勸說,最終阿拉努爾在壓力之下摘掉了美麗的頭巾。「暫時不戴了,以後還會戴。」阿拉努爾說。 無論對伊斯蘭的信仰是否經過仔細考量,幾乎所有的維吾爾族學生都堅持着伊斯蘭教最基本的飲食規則——不吃豬肉及相關製品。 湖瑪因漢族室友在宿舍裏大嚼豬肉香腸而反胃想吐;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實習的阿里木午餐時看見打飯的師傅先用大勺給別人勺了五花肉,再給自己勺雞腿,他覺得一陣噁心,就沒有再碰他的午飯;有人問維吾爾族女孩努爾比亞:「你們不吃豬肉是不是因為豬是你們的祖先?」維吾爾族女孩努爾比亞又氣又辱卻不屑回答。 維吾爾族學生們同樣不能接受還有發生在他們家鄉的不尊重伊斯蘭宗教的事件,阿里木說:「政府甚至在清真寺裏要求阿訇(伊斯蘭教教士的稱呼)升國旗、唱國歌,這他媽的非常可惡的一件事,政府明明說宗教不可以干預公共事務,現在是政府用公共事務干預宗教。」 2004年6月,杭州某中學新疆班的維吾爾族學生展示畢業證書   認同 維吾爾族學生間見面時必然會討論的一個問題是:你打算回新疆嗎? 兩位維吾爾族女孩阿拉努爾和努爾比亞的答案非常明確:會。她們都將飲食列為首要考慮,努爾比亞說:「我在北京是哪有清真餐廳就去哪兒,但在烏魯木齊清真餐廳到處都是,我可以挑好吃的。」另外,新疆更為悠閒的生活、眾多的維吾爾族朋友都是吸引她們回去的原因,「就是感覺很親切。」阿拉努爾說。兩位女孩都承認這樣的考慮主要出於喜好,與「建設家鄉」之類的宏大命題沒有關聯。 湖瑪則說自己是絕對不可能回新疆的,新疆維吾爾人之間的熟人社會風氣、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以及大部分維吾爾族人的閉塞都讓她無法承受。湖瑪說,「大多數人可能需要有這種歸屬感、認同感,基於民族也好、國家也好,但我不覺得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來源於這些。」湖瑪認為,她之所以對維吾爾族的認同感較弱,是因為她長期處於漢族文化和維吾爾族文化、有神論和無神論的衝突當中,她最後無法選擇相信任何一方。 同樣從小在差異巨大的兩種文化間長大的阿里木則與湖瑪的態度截然不同,他認為認同的缺失必然導致身分的焦慮,阿里木說:「人到一定年齡都會思考『我是誰?』『我屬哪個群體?』如果你沒有從小耳濡目染漢文化的習俗,沒有身體、靈魂甚至基因裏面都是這個東西,性格上既不屬儒家文化,又不屬你自己民族的伊斯蘭文化,你會懷疑自己能不能完全融入漢民族,要融入自己的民族又會有優越感、很多東西已經不能認同,你就會很痛苦,處於夾縫中,到最後就是四不像、和稀泥。」 已經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的斯拉木與阿里木有相似的看法,他將像自己這樣在語言和思維上已漢化的少數民族人士稱為「第五十七個民族」。然而斯拉木同時對伊斯蘭文化極為推崇,他認為伊斯蘭無論飲食文化、男尊女卑和宗教禮儀等,都是極為科學和優秀的,而且維吾爾族人無論在性格、智力和身體素質方面都優於漢民族。大多數維吾爾族學生都認為漢維之間存在着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壓制,並認為這主要體現在國有企業對新疆經濟的壟斷和資源的低價輸出,以及政府沒有給予維吾爾人平等的進入社會高層和分享經濟利益的機會。多年來接觸了許多來內地讀書的維吾爾族學生的學者伊力哈木表示,他發現受漢族文化影響更深的「民考漢」學生比「民考民」學生更容易出現對民族平等獨立地位的強烈訴求。阿里木的話為此作了印證:「一方面我非常感激中國共產黨,我也非常感激高中以來所有的漢族老師,以及吉林的水和土,那裏的教育、文化給了我很多。但到最後再回過頭來想,這些給予是帶有某種意圖、某種使命,是要達到同化我們的政治目的的。」 「我完全清楚地知道,沒有這個黨、沒有這個政策,我沒有今天,而且我可能連今天的這種思考能力都沒有。」阿里木說,「但一旦有了思考能力,我就會去了解我的民族和它的歷史,我們的人民一次次地簞食壺漿來等待解放我們的人,最後卻都成了壓榨我們的人,只是統治者換了一個又一個。但是這個過程中,我們中有些人會成為既得利益者,融入、利用統治者,到最後該卸磨殺驢的時候還得卸磨殺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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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澳洲碼頭的天空 工會擊敗政府財閥

1998年4月23日,參與抗議資方裁員罷工的澳洲墨爾本碼頭工人, 得悉法院裁定工會勝訴後歡呼慶祝   文 / 陳嘯軒 和記黃埔的貨櫃碼頭業務遍布澳洲等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面對澳洲強大工會,和黃不但沒有把運輸物流業務外判,並承諾以 8萬澳元年薪(約 64萬港元、即平均月薪 5.3萬元)聘請工人。香港同行的待遇遠較澳洲差,與香港工會力量遠遠不及西方國家有直接關係。 和記黃埔的貨櫃碼頭業務遍布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集團最近更把業務拓展至澳洲,成為第三家駐紮當地的碼頭公司。然而,面對當地強大的工會,和黃不但沒有把運輸物流業務外判,並承諾以8萬澳元年薪(約64萬港元、即平均月薪 5.3萬元)聘請工人。香港同行的待遇遠較澳洲差,與香港工會力量遠遠不及西方國家有直接關係。 澳洲海事工會(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多名代表,4月中旬來港聲援罷工的香港同行,向罷工基金捐出1.6萬澳幣(約 12.8萬港元)。MUA成員兼「國際運輸工人聯盟」(ITF)副召集人 Matt Purcell對本刊稱,澳洲和香港碼頭行業的最大分別,在於前者的主要工種工人全部都是由直屬公司聘請,並無外判。他得悉香港的碼頭外判工人經常要在吊機控制室內吃飯甚至小解後,形容他們的工作環境以至工業安全狀況皆「不可接受」。 和黃與澳洲工會談判 早前 MUA成員曾向香港傳媒透露,和黃將在澳洲布里斯班和悉尼開設碼頭,初步聘請 1200人,並事先與該工會商討待遇。由於目前當地另外兩家碼頭集團 Patrick和 DPWorld,工人年薪均達 8萬澳元,並以每周工時 38小時、每日以 8至 12小時輪更工作,和黃已承諾會給予相若待遇,亦毋須隨時候命,且不會以外判形式運作。 MUA副秘書長 Joe Deakin則說,該會要求李嘉誠以人道的名義站出來,解決香港外判碼頭工人的問題。工會正與世界各地工會聯絡,試圖協調組織聲援香港工人的全球行動日。 澳洲的工會擁有法定的集體談判權,MUA每隔三年就會代表工人與僱主談判新合同條款,當中包括未來三年的工資調整方案。Matt Purcell表示,近年工人都有穩定的工資增長,年增幅在 3%至 4%左右。談判期間,工人可以發動罷工而豁免法律責任。 不過,澳洲工會的集體談判權,也曾遭到政府和企業聯手的挑戰。1998年上半年,Patrick在墨爾本、布里斯班、悉尼和費利曼圖四個港口的碼頭工人,就因為資方企圖繞過工會進行職位重組,並裁減多達 1800名工會會員工人,結果觸發長達近半年,也是澳洲碼頭工人最近一次的大規模工潮。 為保集體談判權罷工 工潮的遠因,是當年首相霍華德領導的自由黨和國家黨聯合政府,上台後即制訂被指削減工會勢力的《1996工作場所關係法》。當局指法例旨在「促進個人在工作場所的議價和選擇」,容許僱主與個別僱員簽定僱傭合約,藉此削弱工會的談判權。 當年要在澳洲成為碼頭工人,必須事先加入 MUA成為會員。霍華德政府和 Patrick集團均希望能組成一批「非工會」的工人,用以抗衡MUA,並藉此推動相關的勞工立法。1997年 9月,Patrick宣布業務重組,把僱用碼頭工人的業務分拆到集團旗下幾間公司,令僱主得以在未徵得工會同意下,就可以終止勞工供應合同。 1998年初,Patrick在墨爾本碼頭部分設備分租給旗下公司,因此觸發工業行動。其後,Patrick在 4月裁退了 1400名工會成員,並為了抵制罷工行動,宣布把碼頭資產凍結,「鎖場」(Lock out)禁止工人進入碼頭,同時又請來非工會成員的工人前來上班。罷工工人於是組織「糾察線」(Picket line),勸說阻止新工人上班。霍華德政府完全站在資方立場,當年的工作場所關係部長還曾公開表態,指聯邦政府「全面支持」Patrick的決定。 此後,多個城巿曾發生罷工「糾察線」與警方的衝突,布里斯班更有186人因為堵塞道路和鐵路被捕(警方後來撤銷檢控)。5月 6日,維省工會聯合會在墨爾本發起 8萬人大遊行,聲援 MUA的行動,並反對《1996工作場所關係法》。MUA成員在罷工期間,每週獲發 250澳元的罷工生活津貼。 澳洲工會財力豐厚 事件還鬧到國際層面,日本和南非的碼頭工人一度拒絕處理來自澳洲的貨輪。碼頭「封場」期間,工會發現一家與Patrick關係密切的碼頭物流公司,招請了大量澳洲退役軍人和保安員成為碼頭工人,並安排他們到阿聯酋杜拜接受培訓。事件在傳媒曝光後,資方受到輿論批評,杜拜政府也因此受壓取消該批員工的入境簽證。 最後,事件要鬧到法院上解決。法院裁定工會勝訴,理由是法官認定資方單純出於裁退工會工人之目的,故意重組公司架構。Patrich在政府支持下兩度上訴,但先後被聯邦法院和高等法院駁回。最後資方與工會在 6月達成協議,工潮才宣告結束。 根據勞資協議,資方通過自願離職的原則裁減接近一半的原有永久僱員,並可以把部分工作崗位以臨時工、外判的形式取代,工人的常規工時也略有加長,資方向工人承諾生產力提高後發放花紅。至於工會方面,則保持其代表全體海事工人的地位,即仍然握有集體談判權。 Matt Purcell表示,澳洲工會的歷史非常悠久,其前身組織早於1872年已經在悉尼成立的 MUA,目前在全國已擁有 1.4萬名會員,每名會員的年度會費為其年薪的 3%至 4%。與沒有加入工會的同行比較,MUA成員較非成員收入約高出 17%。如果按每名工人年薪 8萬澳元計算,MUA每年的會費收入保守估計便達 3360萬澳元,相信這方面香港的工會均望塵莫及。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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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變色龍」工聯會

一直強調為勞工權益打拼的工聯會議員陳婉嫻,在這次碼頭工潮表現異常低調   文 / 溫朗鈞 工聯會在 46年前發動震驚港人的六七左派工潮,在與港英政府抗爭中以失敗收場。回歸後,它即成為「變色龍」、資方和政府的「維穩工具」,在這次罷工中不但「抽工人後腿」,更不見蹤影。 1948年成立的工聯會,是香港左派陣營的橋頭堡,跟中共關係非常密切。1967年5月,內地文革浪潮蔓延到港,時值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工聯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開展了持續大半年的六七暴動。 過往工聯會曾是捍衛工人權益的表表者,但在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時期,工聯會被指開始變質,跟商界建立利益關係,未能貫徹保障勞工權益。1997年 7月,臨時立法會把由職工盟李卓人提出並獲通過僅一個月的「集體談判權」議案凍結,當時的工聯會議員鄭耀棠投棄權票,陳婉嫻則缺席投票。 回看這次碼頭工潮,工聯會被指一直「潛水」。在罷工開始逾十天後,勞工處在 4月 9日安排勞資談判,但卻同時邀請一直未參與工潮的工聯會及勞聯與資方進行另一場談判,引起發起罷工的碼頭業職工會不滿。在數日後的另一場談判中,外判商永豐更在會後多次讚揚兩個工會提出加薪12%的方案,較職工盟「理性及正面」,並稱會積極考慮。結果雙方舉動被職工盟抨擊為「互扯貓尾」,認為外判商藉工聯會壓價和測試底線。 工聯會部分成員的身分,以及處理事件的姿態,也令外界質疑其處理碼頭工潮的誠意。有罷工工人透露,在工潮未發生前,工聯會屬下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曾聲稱會為工人爭取權益,並跟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談判加薪,但屢次失敗,事後人發現有該會成員其實在 HIT身居要職,自此對工聯會失去信心。 傳媒還披露,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理事邱美光,其實是外判商之一高寶的中層管理人員,而邱亦曾代表民建聯參選區議會。其後在 4月中的部分談判,「勞方」代表正正來自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 陳婉嫻否認「潛水」 對於有批評指工聯會在工潮爆發後一直「潛水」,直至勞工處安排談判才現身,工聯會榮譽會長、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否認「潛水」。她認為工聯會也有在工潮中有所付出,並說屬會曾跟外判商商討出一個加薪幅度較低的方案,但是碼頭業職工會方面堅持己見,坦言有屬會中人對此感到「很激氣」。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則表示,今次工潮由職工盟牽頭,不清楚對方爭取的目標及策略,故此工潮爆發後未有插手參與。他又說,工聯會曾在去年向工人發問卷詢問加薪意向,與資方商討後得出較低幅度方案,須再諮詢工友。他批評職工盟發起罷工令「破壞談判、前功盡廢」。但有工人表示未有收到問卷,質疑問卷代表性。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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