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

All

Latest

陽光時務 | 世維會的三種政治形象與隱憂

文 /侍建宇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在國際政治中以民族主義、對抗中共治疆的異議勢力和國際社會操作新疆議題的三種形像出現。但其財源與人力智識不足,在國際宣傳上難有突破,同時也必須在國際政治夾縫中求生存,其政治前景並不明朗。 2012年5月14日,日本東京, 世維會領袖熱比婭在第四次全體大會上發言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以下簡稱世維會 )權力核心由三種人物所組成,20世紀中葉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移居海外的領袖與子嗣、加上 1990年代出境的學運領袖、以及改革開放後曾經在新疆活躍過的社會菁英所主持。 他們可以分別出現,被視作三種現象;分別是: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抗議當代中國治疆政策、以及國際政治操作新疆議題的表現。 維吾爾民族主義的政治象徵 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與清朝治理新疆的帝國結構、以及外力干涉與蘇聯的中亞民族政策都息息相關。 如果採用「新清史」對於清代歷史的一些詮釋,可以說當時新疆與中原內地在制度、以及社會的連結統合上,其實相距甚遠,處於一種「隔離」狀態。滿州、蒙古、新疆、西藏、中原,五個部分都從屬於愛新覺羅皇室,作為大清帝國的一個部分而分立。 新疆這種「若即若離」政治態勢一直延續到20世紀,提供維吾爾民族主義發展的環境。第一、在蘇聯民族政策影響下,盛世才總督確立維吾爾成為正式民族稱謂,等於確認「維吾爾」可以作為一個民族主義動員的單位。第二、1930與1940年代兩次東突厥斯坦的建國運動,進一步確認維吾爾民族主義落實發展的可能性。同時第三、也清楚顯露出國際外力干預對維吾爾民族主義的關鍵作用。 世維會成立於2004年,是由兩個組織合併而成,那就是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 (以下簡稱東突大會),以及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 (以下簡稱維青會)。 東突大會等於直接延續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發展勢頭。這個組織的源頭與領袖可以溯及二戰後1940年代的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運動失敗後,這些人物的子孫向外擴散,移居歐亞大陸各國,從歐洲、阿拉伯國家、土耳其、一路串連到中亞地區,像是力薩·別金( Riza Bekin,曾任職土耳其軍隊,世維會榮譽主席,前年在土耳其過世,筆者註)、艾何買提·伊幹別提(Ehmet Igemberdi,後來於2004年組織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流亡政府,擔任總統,現居澳洲,筆者註)、阿尼瓦·江(Anivar Can,曾任東突大會主席,現居德國,筆者註)。他們繼承父執輩的一些政治理念,在蘇聯解體後的 1990年代,更為緊密的活動,並於1992年底,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成立東突大會。同時期的艾爾肯·阿布甫泰肯(Rkin Alptekin,曾任「非聯合國會員國家與人民組織 UNPO」秘書長,並籌組東突厥斯坦歐洲聯盟,後擔任世維會第一任主席,現為世維會顧問,已經淡出運動,退休狀態,居於德國,筆者註)因為擔任 UNPO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職務,所以並未直接參與,但是與他們互動頻繁。 維青會於1996年成立於德國慕尼黑,主要的領導成員大多在新疆受過高等教育,有些參與過1980年代發生在新疆的幾場學生運動,或是目睹一些中共統治下新疆的一些社會不公義,像是多里坤和裕米堤(兩人在1980年代均參與過烏魯木齊學生運動,Dolkan Isa當時就讀於新疆大學,現為世維會執行委員會主席,UmitAghy當時就讀新疆師範大學,現為世維會副主席,負責歐洲區組織活動,筆者註)、安華(Enver Tohti,原為新疆烏魯木齊鐵道醫院外科醫師,曾任世維會英國代表,現為絲路對話組織負責人,筆者註)。他們無法見容於中國政府,向外流竄,先是移入中亞國家與土耳其。但是在1990年代後期,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前,中國逐漸鞏固與中亞國家與土耳其的邦誼後,他們擔心遭到逮捕遣返,於是又向外移往歐洲、澳大利亞與美國。 這兩股勢力的合流,象徵着已經流離境外的維吾爾民族主義「舊」勢力再次與新疆本土「新」力量連結,一同對中共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治理情況提出質疑,賦予維吾爾民族主義新的動能與正當性。 對抗中國治理新疆的異議勢力 維青會成員對中國治理新疆有過親身經歷,也曾經提出過各種質疑,像是漢族移民、核試爆污染、宗教、生育、民族教育、政治改革與徹底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但是沒有得到滿足的答覆。姑且不論他們的看法內容與論證是否合理,但是這些議題足夠挑起人們對政府的埋怨。 但是,維青會併入世維會後,現實生活的經濟壓力並未好轉,再加上主事者的願景與能力,以及政治性組織總會有的黨同伐異內部權力問題,抱持不同國際發展策略的維吾爾族人士,就會被逐漸有意無意地排擠,或自動淡出權力核心。 作為新疆政治的異議勢力,世維會也因此無法形成清晰有深度、又可操作的運動政策。對中國在新疆治理的失誤,也僅止於抱怨,無法跟進在各種相關政策論述上,提出進一步有意義的建政方針。 例如在新疆的政治定位上,世維會對外公開的發言,總是強調新疆被中國「佔領」,現在處於一種「殖民地」的地位,所以要求「民族自決」,並不排除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的可能。 但是根據世維會組織憲綱與平時的活動,可以發現運動並沒有具體可行的操作路線圖,而且終極實質目標應是「維吾爾斯坦建國」,而非「東突厥斯坦復國」。 時間回到 90年代的東突大會時期,其實對國家與民族認同問題就進行過辯論,但是自此沒有突破,論述停滯在「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表述。 當時蘇聯剛解體,來自中亞維吾爾離散社群的代表受到啟發,認為中亞各國都以民族名稱命名國家,像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坦,於是他們也認為應該鼓吹建立「維吾爾斯坦」 。 但是出身自中國新疆的代表則堅稱「東突厥斯坦」,背後主要的理由就是:第一、「新疆」是中國殖民主義的詞彙,字面意涵就是新併入帝國的疆域,所以必須廢棄。第二、繼承近代史上兩個短暫的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以維持政治道統的延續性。另外第三、使用東突厥斯坦名稱可以駁斥中共可能的反宣傳,迴避掉「維吾爾斯坦」象徵的民族主義狹隘姓或排斥性意涵,畢竟新疆還有其他十幾個不同的長久定居民族。 簡單來講,東突厥斯坦當然不只是取代新疆的一個「地理名詞」,對於世維會來說,更是一個有「族裔政治」考量的國名。當時東突大會的名稱,常常是兩名併陳的形式,抬頭多用「東突厥斯坦 /維吾爾斯坦民族大會」(National East Turkistan/Uyghurstan Congress),並且一直延續到成立世維會。 可是這樣以「東突厥斯坦為名,維吾爾斯坦為實」的民族與國家認同論述其實只是片面表述。在世維會成立初期,核心曾經有人願意與中國進行政治定位論述上的妥協,提出以「東突」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進行「實質自治」的看法;要以落實現行民族自治區制度為基礎,重新討論並定義「自治」的內涵。但是這樣的看法一被提出,則被眾人罵做「維奸」,上綱成為政治忠誠與正確的紅線禁忌。除去「分裂」的選項,與中國「妥協」則不被允許進行理性討論。 2009年7月10日,德國柏林,維吾爾族人士在中國使館前揮舞東突闕斯坦旗幟抗議   國際政治角力的外交籌碼 世維會近年戮力於國際宣傳,套用西方自由民主的修飾辭,抨擊各個中國治理新疆的人權缺失。而具體運作的方式就是第一、在歐美各國,組織「反中國」街頭示威,或向中國使館與出訪的領導人抗議,第二、雖然極力接觸並連繫各種國際網絡,但是能夠觸及的對象總是侷限在各國的在野反對黨與勢力、人權相關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傳播媒體。 現實上,「新疆問題國際化」的聲勢看似浩大,實際成效卻有限。現行國際宣傳的作法已經遇到瓶頸。遑論街頭遊行示威並無實效,而各國政治人物與團體其實各懷鬼胎,而真正握有實權的政府與執政勢力,世維會卻不得其門而入。 另外,國際主流媒體也不見得聽信世維會的宣傳辭令。例如剛剛發生的巴楚事件,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特派員就有過這樣的分析,「維吾爾流亡團體通常提供與中國官方不一樣的相反說法,可是直接綜合兩造說詞,也不能獲取真相」 。 再以 2012年世維會在東京舉行第四次大會為例,表面上似乎前進亞洲,已經擴展到中國門口,但是詳究背後的原因,經費才是主要的問題。這次大會的主要財政支援其實來自日本右翼勢力的鼎助,而且右翼團體為此次會議還共組「日本人民支援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組織」。右翼勢力還協助成立由日本自由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古屋圭司任會長、以及當時在野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任顧問的「日本支持維吾爾國會議員聯盟」。換句話說,日本的世維會分支基本上依附在右翼政治勢力上,反而成為日本與中國外交關係中的一個籌碼。 又再以現任世維會主席熱比婭為例,她作為新疆1990年代崛起的維吾爾族紅頂商人,因故遭中國政府逮捕,又流亡美國。這樣的社會菁英背負着曾經入獄,再加上中、美兩國曾因她進行人權外交的政治資本,2006年進入世維會,開始擔任主席至今。但是在國際反恐戰爭的氛圍下,美國透過熱比婭,以及民主基金會的財政補助,掌控對世維會,並裂解維吾爾民族主義中強調武裝鬥爭的成分,並將傾向這一部分的維吾爾族,與中國同一口徑,將他們以「東突厥伊斯蘭運動 (東伊運 )」的標籤,識別做恐怖分子。 美國的「棒子與胡蘿蔔」策略,一方面標籤東伊運是恐怖組織,同時又支持並金援世維會,這樣可以逼使海外維吾爾族自發自覺地與伊斯蘭極端主義劃清界線,進行世俗化,甚至「去伊斯蘭化」的效果,否則至少也可以達到寒蟬效應。 2010年7月,挪威政府逮捕一名維吾爾族移民叫做 RashidinMuhemmet,指控他涉嫌放置炸彈,企圖恐怖攻擊。消息立即就在維吾爾社群傳開,想盡辦法跟他劃清界線。世維會主席熱比婭立即公開譴責,說明這只是個案。世維會網站也對這名維吾爾疑犯的背景正本清源,認定他原本就是塔利班,原本挪威移民處就不同意予以政治庇護,但是移民申訴委員會卻駁回移民處的決議。至於海外維吾爾的網路論壇就更誇張,竟然有人說他不是真的維族人,也有人說他根本不跟海外維族社群來往,總是跟阿拉伯人混在一起,自稱「是從突厥斯坦來的穆斯林」,不說自己是「維吾爾」。 美國的做法很巧妙,一方面聲援維吾爾民族主義的「族群認同與和平自決」,卻同時也不經意地壓制住其中的「政治伊斯蘭與武裝手段」的可能性。同時也讓維吾爾因素成為中、美關係間的一個棋子。 如果撇開政治形象,隨着近年海外維吾爾離散移民的增加,世維會雖然是政治組織,它的骨幹也在世界一些地區組建出具有集結、互換訊息、甚至能夠動員群眾功能的同鄉會團體。從長遠的發展角度來論,他們維吾爾民族主義與抵抗中國統治的意識,可以化整為零向境內外的維吾爾社群擴散。但是世維會諱於財源與人力智識的不足,在國際宣傳上眼前難以突破,同時也必須在國際政治夾縫中求生存,一方面受制於列強,另一方面只能與各國在野,甚至政治偏激勢力來往。 (作者是台灣學者,長期研究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問題)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夾縫中的維吾爾族學生

2009年7月9日,新疆烏魯木齊街頭,一名維吾爾婦女驚恐地注視着滿載全副武裝的軍警的卡車   文 /趙思樂 近日,維漢衝突在新疆和內地城市再度爆發。本刊深入調查在內地的維吾爾學生群體,傾聽他們的心聲,細膩描述他們在學校教育、感情生活、宗教信仰和民族認同等各方面面臨的困境和苦惱。 今年 4月 23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巴楚市發生暴力襲擊事件,造成 21人死亡,其中包括警察和社工 15人、犯罪嫌疑人 6人。根據新疆自治區政府發佈的消息稱,社工和警方由於發現了犯罪嫌疑人在家中計劃籌備恐怖襲擊而遭到殺害,在雙方激戰過程中,犯罪嫌疑人有 6名死亡。 然而 BBC記者在事發地對當地人的採訪則反映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鄰里透露與警方衝突的一家人並非「恐怖分子」,而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家庭,經常被當地執法人員干涉要求他們剔去鬍鬚或摘掉面紗,可能是由於不堪其擾而進行了反抗。 4月24日,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發生了多名漢族學生群毆一名維吾爾族學生的事件,根據維吾爾在線報道,受傷維吾爾族學生眼部遭受重創,可能永久失明。民族大學校方為避免發生更大規模的鬥毆而對外封鎖消息。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4月24日發生的維漢學生鬥毆事件與前一天發生的「巴楚暴力事件」存在關聯,但是每一年離家數千公里往內地高校就讀的維吾爾族學生共有上萬人,他們與漢族學生乃至漢族社會之間的隔閡、矛盾甚至衝突由來已久而且並未真正得到重視和解決。 維吾爾族學生們時常面對共同的煩惱——漢族同學在他們身邊大嚼豬肉;公交車上的人指指點點猜測他們的國籍;家人來探望他們時被廉價旅店拒絕入住,只因為身分證上寫着「維吾爾族」……他們承認自己有時候會被個別漢人的大漢族主義表現刺傷,但他們相信身邊的大部分漢人是友好的。 進入了同一所學校的維吾爾族學生往往彼此熟悉,平時都在學校的清真餐廳吃飯,每逢伊斯蘭的重要節日就在一起聚餐、跳舞,因此他們也往往被漢族同學認為生活在維吾爾族的小團體裏,甚至讓其他學生感到「神秘」。 《陽光時務週刊》通過長期調查採訪,探討這批闖入了漢族社會的維吾爾族學生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和苦惱。 教育 維吾爾族學生一般通過幾種途徑來到內地高校:「民考民」,即新疆的少數民族學生用少數民族語言進行高考;「民考漢」,即新疆的少數民族學生用漢族語言進行高考;以及就讀四年制的內地高中新疆班,簡稱「內高班」,在內地參加高考。這三種渠道都有各自的高考錄取指標,並不會在一個平台上發生競爭,而「民考民」的學生還必須通過漢語水平考試 5級才能參加高考。 來自南疆烏什縣的阿里木(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受訪維吾爾族學生均為化名)在中考那年決定要「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於是他考入了吉林長春一所高中的新疆班。就讀內高班的學生多數來自南疆的縣城或農村,而且不僅僅有維吾爾族的學生,在阿里木的班上就有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回族、蒙古族等多個民族的學生。 然而內高班的生活與阿里木之前想像的繽紛多彩的內地完全不同,「非常苦悶,很壓抑,就感覺被框起來了。」阿里木說。阿里木清楚地記得,在學校裏他被要求每天早晨5時50分起來在冰天雪地裏跑操,跑完操回宿舍疊被子,疊成豆腐塊,坐在板凳上長時間地學習,集體洗澡,統一熄燈,一個月只能外出兩次,實行准軍事化的管理。「每天三點一線,吃飯、教室、回宿舍睡覺,每天都是重複的,以至於我都記得自己在那裏生活了多少天,1450天。」阿里木說。 內高班的生活或許與內地的大多數高中是相似的,然而對於在新疆小城過慣了無拘無束的日子的阿里木和他的同學們,卻好像從人間掉入了地獄。阿里木的許多同學開始想要回家,以吵鬧、借病甚至出逃的方式,但更多的人還是堅持了下來,阿里木說:「絕大多數人是農村的孩子、牧區的孩子,比起艱苦的勞作,能夠有這樣一個教室好好學習,還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下一代的命運,真的是很難得。這是一個蛻變的過程,一個進化的過程。」阿里木承認,「改變命運」「建設家鄉」這樣的想法,主要是在內高班後被學校教育出來的。相比於大學才到內地就讀的維吾爾族同學,阿里木的思想明顯更為複雜而且多層次。 與許多就讀過內高班的維吾爾族學生一樣,阿里木的漢語講得比維語更好,事實上這也是「民考漢」學生的普遍情況。而從小在新疆接受漢語學校教育,後來考入北大的湖瑪的維語水平更為有限,以至於她在家中與父母進行比較深入的溝通都會出現困難。但湖瑪並不認為這有什麼問題,湖瑪說:「如果一種語言要消亡,或者如果一個族群要被一個族群融合、同化,其實這是很正常的事,是歷史的趨勢,完全沒有關係,你不用去阻攔它,不用覺得有多可惜。」 早期赴內地的維吾爾族學生,現在已經是北京一所醫院的醫生的斯拉木同樣認為語言的消亡不重要,但他並不認為語言和民族文化的消失是必然伴隨的,他認為維吾爾族優秀的性格和文化必然會保留下來,而語言不過是一種工具,完全可以由實用性更強的語言代替。 阿里木則完全不能同意他們的看法,阿里木說:「如果讓你從幼兒園開始就天天說漢語,到大學畢業,你都不會用自己的母語來進行思維了,有一天你會成為父母,那你怎麼教育你的孩子?這樣就會出現文化的斷層,民族的信仰和認同就會式微,一代又一代以後,民族的性格也會產生偏差。」阿里木會為自己的漢語比維語更好感到羞愧,並認為湖瑪的想法就是過度漢化的結果。 不論學生們對維語的看法如何,新疆的維語學校愈來愈少卻是不爭的事實。維吾爾族女孩阿拉努爾的母親是用維語授課的數學老師,在推行雙語教育之後,數學等科學相關學科要求用漢語授課,阿拉努爾的母親就實質上失業了。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認為,推行雙語教育本來是好事,但用雙語教育對維語教育進行抹殺則是非常有害的,而南疆在漢語授課師資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強推雙語教育,更導致了新疆農村地區教育水平的倒退。 2012年6月,在北京故宮護城河邊玩耍的新疆維吾爾族兒童   愛情 在維吾爾族學生中,誰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是不是維吾爾人永遠是一個熱門話題。 湖瑪跟自己的漢族男友已經同居兩年,由於父母的強烈反對,她準備今年瞞着父母與男友登記結婚;曾經跟韓國男友同居的一位維吾爾族女孩陷入了兩難,她可能會由於過去的感情經歷而遭到維吾爾族男孩的嫌棄,但她的父母又堅決不能接受她與非維吾爾族男孩結婚;阿里木雖然過去的女朋友都是漢族人,但他也迫於維吾爾族社會的壓力決定將來還是娶維吾爾族女孩為妻;阿拉努爾過去也偷偷喜歡過漢族男孩,但是現在已經對他們失去興趣。 阿拉努爾過去喜歡的漢族男孩是她的初中同桌,她本以為這個漢族男孩也喜歡她,但一次這個漢族男孩偶然談起自己的父母原本是北京人,由於上山下鄉運動才來到新疆,言談中男孩流露了許多對新疆的嫌棄。阿拉努爾當時想:「哦,原來你這麼不喜歡我們的地方,原來你覺得這麼委屈。」這件事之後,阿拉努爾就再也沒有喜歡過漢族的男孩,她發現自己和他們其實是不一樣的。 湖瑪則堅決不願意與維吾爾族男孩結婚並回到維吾爾族的社群裏,她認為維吾爾族文化裏的男女關係是男尊女卑的,而這種關係以及其衍生的一系列戀人、夫妻相處方式都是她不能認同、不能接受的。 在維吾爾族社區裏,女子不能先於男子跨進屋門,即使是成年女子和男性小童也必須是男性先進屋;在維吾爾族的聚會中,男子與女子不能同屋而坐、同席吃飯;在維吾爾族的結婚儀式「尼卡」中,在穆斯林牧師宣讀證詞時,房間裏只能有新郎和男賓,而女方的認可只由放在新郎面前的結婚證代表。「非常荒謬,」湖瑪說,「你如此之不被重視以至於一本結婚證就能代表你了,一堆男人坐在那裏聊聊天你就被嫁掉了。」 相比與阿拉努爾和湖瑪對自己外來愛人的民族籍別已十分明確,阿里木則還在糾結當中,阿里木說:「我必須考慮到我的父母,他們那一代人的觀念、生活的環境,如果以後要帶我的妻子去見父母,能不能讓她感到適應,能不能讓父母感覺到滿意,所有的壓力最終都會扛在我的身上,我一定要做一個理智的權衡。」他目前的打算是如果遇到喜歡的漢族女孩,他還是可以跟她談戀愛,但不會再去幻想能跟她結婚。「無奈,實在是無奈。」阿里木說,他欣賞漢族女孩的勇敢、事業心和獨立的性格,而認為維吾爾族女孩更多以家庭為重,有依靠男性的觀念。 阿拉努爾在婚姻觀上可以說是非常傳統的維吾爾族女性,她對漢維不能通婚的解釋是:「我們穆斯林結婚需要按伊斯蘭風俗的作證詞,作證詞之後你們在真主面前就是夫妻,但如果是和非穆斯林結婚,你們的證詞就不存在,那你和他就是一輩子的通姦關係。」至於維吾爾族人為何也不太願意跟回族、哈薩克族等穆斯林民族通婚,她則認為是出於民族自豪感,但與這些民族通婚某程度上是可以被維吾爾族社會接納的。 然而湖瑪的父母的原則卻似乎不符合阿拉努爾的說法,湖瑪曾問過她的父母能夠接受她找什麼民族的對象,她的父母回答,只要不找蒙古族、藏族、回族、漢人、哈薩就都行,湖瑪於是問能不能找一個美國黑人,她父母也說不行,卻認同她可以跟一個美國白人在一起。「真的非常狹隘,」湖瑪說,「他們唯一在乎的就是面子。」維吾爾族中熟人社會的現象非常明顯,他人的家長里短經常是朋友聚會的話題,湖瑪的父母不止一次以「某家的女兒嫁了一個漢人,父母由於受不了鄰里的口舌是非而每日以淚洗面」來教育她。 宗教 絕大多數的維吾爾族學生認同自己是穆斯林,雖然他們由於長期在漢族社會生活無法堅持一日五次禮拜或週末上清真寺的的教規,並且由於維語水平有限也不一定能讀懂古蘭經,他們往往會對此感到慚愧和虧欠,但生於穆斯林家庭的他們基本都願意接受自己與生俱來的穆斯林身分和信仰,他們中的多數人也為自己的信仰而驕傲,他們普遍認為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更為善良、單純而有底線。 作為醫生的斯拉木更認為伊斯蘭教的許多教規教義是富有科學道理的,他舉例說,研究證明豬肉中含有比羊肉和牛肉中更多的病菌;伊斯蘭教所要求的一日五次禮拜的時間正好可以讓人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而且禮拜的動作為人提供了相當的運動量。斯拉木笑着說他正準備以伊斯蘭教的禮拜動作為藍本設計一套廣播體操。 至於有一些維吾爾族人在內地偷竊和強賣的現象,這些年輕的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們認為每個民族都會有不良分子,而且出現這樣的問題某程度上也是因為無論在新疆還是在內地,社會提供給維吾爾族人的機會和上升空間相比於漢人是不平等的。 同樣生於維吾爾家庭的湖瑪卻不認為自己是穆斯林:「可能很多人不用去想就認為自己是穆斯林,『因為我父母是穆斯林,我成長在穆斯林的家庭,我有穆斯林的生活習慣……』,但我認為信仰也需要學習,我沒有受到什麼宗教的教育,即使受到了的那些我也一直懷疑它們,所以不能稱為信仰者。」 阿拉努爾則是一位相當虔誠的穆斯林信徒,剛到北京讀大學時她還天天戴着頭巾,「我們維吾爾族整個都是信這個宗教的,但是往往是基於習俗的,不是發自內心的,到我發自內心地信了,我就開始戴了。」阿拉努爾上小學初中時還是基於身分和習俗信仰伊斯蘭教,並不戴頭巾,但她自高二時開始對宗教產生興趣並閱讀了關於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書籍,對比思考之後,她選擇了衷心信仰伊斯蘭教。至於選擇伊斯蘭教的理由,阿拉努爾說,伊斯蘭教是幾大宗教中最晚產生的,而且經書從未被竄改。到北京上學後,雖然每天都要面對不少人的側目而視,阿拉努爾還是堅持着她戴頭巾的習慣,但是就讀於醫學院的她開始實習後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在她要給病人檢查時,病人會說:「能不能換一個人?」醫院的醫生和她的老師以戴頭巾會讓病人產生戒備、恐懼心理為由,一再對她進行勸說,最終阿拉努爾在壓力之下摘掉了美麗的頭巾。「暫時不戴了,以後還會戴。」阿拉努爾說。 無論對伊斯蘭的信仰是否經過仔細考量,幾乎所有的維吾爾族學生都堅持着伊斯蘭教最基本的飲食規則——不吃豬肉及相關製品。 湖瑪因漢族室友在宿舍裏大嚼豬肉香腸而反胃想吐;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實習的阿里木午餐時看見打飯的師傅先用大勺給別人勺了五花肉,再給自己勺雞腿,他覺得一陣噁心,就沒有再碰他的午飯;有人問維吾爾族女孩努爾比亞:「你們不吃豬肉是不是因為豬是你們的祖先?」維吾爾族女孩努爾比亞又氣又辱卻不屑回答。 維吾爾族學生們同樣不能接受還有發生在他們家鄉的不尊重伊斯蘭宗教的事件,阿里木說:「政府甚至在清真寺裏要求阿訇(伊斯蘭教教士的稱呼)升國旗、唱國歌,這他媽的非常可惡的一件事,政府明明說宗教不可以干預公共事務,現在是政府用公共事務干預宗教。」 2004年6月,杭州某中學新疆班的維吾爾族學生展示畢業證書   認同 維吾爾族學生間見面時必然會討論的一個問題是:你打算回新疆嗎? 兩位維吾爾族女孩阿拉努爾和努爾比亞的答案非常明確:會。她們都將飲食列為首要考慮,努爾比亞說:「我在北京是哪有清真餐廳就去哪兒,但在烏魯木齊清真餐廳到處都是,我可以挑好吃的。」另外,新疆更為悠閒的生活、眾多的維吾爾族朋友都是吸引她們回去的原因,「就是感覺很親切。」阿拉努爾說。兩位女孩都承認這樣的考慮主要出於喜好,與「建設家鄉」之類的宏大命題沒有關聯。 湖瑪則說自己是絕對不可能回新疆的,新疆維吾爾人之間的熟人社會風氣、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以及大部分維吾爾族人的閉塞都讓她無法承受。湖瑪說,「大多數人可能需要有這種歸屬感、認同感,基於民族也好、國家也好,但我不覺得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來源於這些。」湖瑪認為,她之所以對維吾爾族的認同感較弱,是因為她長期處於漢族文化和維吾爾族文化、有神論和無神論的衝突當中,她最後無法選擇相信任何一方。 同樣從小在差異巨大的兩種文化間長大的阿里木則與湖瑪的態度截然不同,他認為認同的缺失必然導致身分的焦慮,阿里木說:「人到一定年齡都會思考『我是誰?』『我屬哪個群體?』如果你沒有從小耳濡目染漢文化的習俗,沒有身體、靈魂甚至基因裏面都是這個東西,性格上既不屬儒家文化,又不屬你自己民族的伊斯蘭文化,你會懷疑自己能不能完全融入漢民族,要融入自己的民族又會有優越感、很多東西已經不能認同,你就會很痛苦,處於夾縫中,到最後就是四不像、和稀泥。」 已經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的斯拉木與阿里木有相似的看法,他將像自己這樣在語言和思維上已漢化的少數民族人士稱為「第五十七個民族」。然而斯拉木同時對伊斯蘭文化極為推崇,他認為伊斯蘭無論飲食文化、男尊女卑和宗教禮儀等,都是極為科學和優秀的,而且維吾爾族人無論在性格、智力和身體素質方面都優於漢民族。大多數維吾爾族學生都認為漢維之間存在着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壓制,並認為這主要體現在國有企業對新疆經濟的壟斷和資源的低價輸出,以及政府沒有給予維吾爾人平等的進入社會高層和分享經濟利益的機會。多年來接觸了許多來內地讀書的維吾爾族學生的學者伊力哈木表示,他發現受漢族文化影響更深的「民考漢」學生比「民考民」學生更容易出現對民族平等獨立地位的強烈訴求。阿里木的話為此作了印證:「一方面我非常感激中國共產黨,我也非常感激高中以來所有的漢族老師,以及吉林的水和土,那裏的教育、文化給了我很多。但到最後再回過頭來想,這些給予是帶有某種意圖、某種使命,是要達到同化我們的政治目的的。」 「我完全清楚地知道,沒有這個黨、沒有這個政策,我沒有今天,而且我可能連今天的這種思考能力都沒有。」阿里木說,「但一旦有了思考能力,我就會去了解我的民族和它的歷史,我們的人民一次次地簞食壺漿來等待解放我們的人,最後卻都成了壓榨我們的人,只是統治者換了一個又一個。但是這個過程中,我們中有些人會成為既得利益者,融入、利用統治者,到最後該卸磨殺驢的時候還得卸磨殺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澳洲碼頭的天空 工會擊敗政府財閥

1998年4月23日,參與抗議資方裁員罷工的澳洲墨爾本碼頭工人, 得悉法院裁定工會勝訴後歡呼慶祝   文 / 陳嘯軒 和記黃埔的貨櫃碼頭業務遍布澳洲等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面對澳洲強大工會,和黃不但沒有把運輸物流業務外判,並承諾以 8萬澳元年薪(約 64萬港元、即平均月薪 5.3萬元)聘請工人。香港同行的待遇遠較澳洲差,與香港工會力量遠遠不及西方國家有直接關係。 和記黃埔的貨櫃碼頭業務遍布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集團最近更把業務拓展至澳洲,成為第三家駐紮當地的碼頭公司。然而,面對當地強大的工會,和黃不但沒有把運輸物流業務外判,並承諾以8萬澳元年薪(約64萬港元、即平均月薪 5.3萬元)聘請工人。香港同行的待遇遠較澳洲差,與香港工會力量遠遠不及西方國家有直接關係。 澳洲海事工會(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多名代表,4月中旬來港聲援罷工的香港同行,向罷工基金捐出1.6萬澳幣(約 12.8萬港元)。MUA成員兼「國際運輸工人聯盟」(ITF)副召集人 Matt Purcell對本刊稱,澳洲和香港碼頭行業的最大分別,在於前者的主要工種工人全部都是由直屬公司聘請,並無外判。他得悉香港的碼頭外判工人經常要在吊機控制室內吃飯甚至小解後,形容他們的工作環境以至工業安全狀況皆「不可接受」。 和黃與澳洲工會談判 早前 MUA成員曾向香港傳媒透露,和黃將在澳洲布里斯班和悉尼開設碼頭,初步聘請 1200人,並事先與該工會商討待遇。由於目前當地另外兩家碼頭集團 Patrick和 DPWorld,工人年薪均達 8萬澳元,並以每周工時 38小時、每日以 8至 12小時輪更工作,和黃已承諾會給予相若待遇,亦毋須隨時候命,且不會以外判形式運作。 MUA副秘書長 Joe Deakin則說,該會要求李嘉誠以人道的名義站出來,解決香港外判碼頭工人的問題。工會正與世界各地工會聯絡,試圖協調組織聲援香港工人的全球行動日。 澳洲的工會擁有法定的集體談判權,MUA每隔三年就會代表工人與僱主談判新合同條款,當中包括未來三年的工資調整方案。Matt Purcell表示,近年工人都有穩定的工資增長,年增幅在 3%至 4%左右。談判期間,工人可以發動罷工而豁免法律責任。 不過,澳洲工會的集體談判權,也曾遭到政府和企業聯手的挑戰。1998年上半年,Patrick在墨爾本、布里斯班、悉尼和費利曼圖四個港口的碼頭工人,就因為資方企圖繞過工會進行職位重組,並裁減多達 1800名工會會員工人,結果觸發長達近半年,也是澳洲碼頭工人最近一次的大規模工潮。 為保集體談判權罷工 工潮的遠因,是當年首相霍華德領導的自由黨和國家黨聯合政府,上台後即制訂被指削減工會勢力的《1996工作場所關係法》。當局指法例旨在「促進個人在工作場所的議價和選擇」,容許僱主與個別僱員簽定僱傭合約,藉此削弱工會的談判權。 當年要在澳洲成為碼頭工人,必須事先加入 MUA成為會員。霍華德政府和 Patrick集團均希望能組成一批「非工會」的工人,用以抗衡MUA,並藉此推動相關的勞工立法。1997年 9月,Patrick宣布業務重組,把僱用碼頭工人的業務分拆到集團旗下幾間公司,令僱主得以在未徵得工會同意下,就可以終止勞工供應合同。 1998年初,Patrick在墨爾本碼頭部分設備分租給旗下公司,因此觸發工業行動。其後,Patrick在 4月裁退了 1400名工會成員,並為了抵制罷工行動,宣布把碼頭資產凍結,「鎖場」(Lock out)禁止工人進入碼頭,同時又請來非工會成員的工人前來上班。罷工工人於是組織「糾察線」(Picket line),勸說阻止新工人上班。霍華德政府完全站在資方立場,當年的工作場所關係部長還曾公開表態,指聯邦政府「全面支持」Patrick的決定。 此後,多個城巿曾發生罷工「糾察線」與警方的衝突,布里斯班更有186人因為堵塞道路和鐵路被捕(警方後來撤銷檢控)。5月 6日,維省工會聯合會在墨爾本發起 8萬人大遊行,聲援 MUA的行動,並反對《1996工作場所關係法》。MUA成員在罷工期間,每週獲發 250澳元的罷工生活津貼。 澳洲工會財力豐厚 事件還鬧到國際層面,日本和南非的碼頭工人一度拒絕處理來自澳洲的貨輪。碼頭「封場」期間,工會發現一家與Patrick關係密切的碼頭物流公司,招請了大量澳洲退役軍人和保安員成為碼頭工人,並安排他們到阿聯酋杜拜接受培訓。事件在傳媒曝光後,資方受到輿論批評,杜拜政府也因此受壓取消該批員工的入境簽證。 最後,事件要鬧到法院上解決。法院裁定工會勝訴,理由是法官認定資方單純出於裁退工會工人之目的,故意重組公司架構。Patrich在政府支持下兩度上訴,但先後被聯邦法院和高等法院駁回。最後資方與工會在 6月達成協議,工潮才宣告結束。 根據勞資協議,資方通過自願離職的原則裁減接近一半的原有永久僱員,並可以把部分工作崗位以臨時工、外判的形式取代,工人的常規工時也略有加長,資方向工人承諾生產力提高後發放花紅。至於工會方面,則保持其代表全體海事工人的地位,即仍然握有集體談判權。 Matt Purcell表示,澳洲工會的歷史非常悠久,其前身組織早於1872年已經在悉尼成立的 MUA,目前在全國已擁有 1.4萬名會員,每名會員的年度會費為其年薪的 3%至 4%。與沒有加入工會的同行比較,MUA成員較非成員收入約高出 17%。如果按每名工人年薪 8萬澳元計算,MUA每年的會費收入保守估計便達 3360萬澳元,相信這方面香港的工會均望塵莫及。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變色龍」工聯會

一直強調為勞工權益打拼的工聯會議員陳婉嫻,在這次碼頭工潮表現異常低調   文 / 溫朗鈞 工聯會在 46年前發動震驚港人的六七左派工潮,在與港英政府抗爭中以失敗收場。回歸後,它即成為「變色龍」、資方和政府的「維穩工具」,在這次罷工中不但「抽工人後腿」,更不見蹤影。 1948年成立的工聯會,是香港左派陣營的橋頭堡,跟中共關係非常密切。1967年5月,內地文革浪潮蔓延到港,時值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工聯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開展了持續大半年的六七暴動。 過往工聯會曾是捍衛工人權益的表表者,但在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時期,工聯會被指開始變質,跟商界建立利益關係,未能貫徹保障勞工權益。1997年 7月,臨時立法會把由職工盟李卓人提出並獲通過僅一個月的「集體談判權」議案凍結,當時的工聯會議員鄭耀棠投棄權票,陳婉嫻則缺席投票。 回看這次碼頭工潮,工聯會被指一直「潛水」。在罷工開始逾十天後,勞工處在 4月 9日安排勞資談判,但卻同時邀請一直未參與工潮的工聯會及勞聯與資方進行另一場談判,引起發起罷工的碼頭業職工會不滿。在數日後的另一場談判中,外判商永豐更在會後多次讚揚兩個工會提出加薪12%的方案,較職工盟「理性及正面」,並稱會積極考慮。結果雙方舉動被職工盟抨擊為「互扯貓尾」,認為外判商藉工聯會壓價和測試底線。 工聯會部分成員的身分,以及處理事件的姿態,也令外界質疑其處理碼頭工潮的誠意。有罷工工人透露,在工潮未發生前,工聯會屬下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曾聲稱會為工人爭取權益,並跟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談判加薪,但屢次失敗,事後人發現有該會成員其實在 HIT身居要職,自此對工聯會失去信心。 傳媒還披露,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理事邱美光,其實是外判商之一高寶的中層管理人員,而邱亦曾代表民建聯參選區議會。其後在 4月中的部分談判,「勞方」代表正正來自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 陳婉嫻否認「潛水」 對於有批評指工聯會在工潮爆發後一直「潛水」,直至勞工處安排談判才現身,工聯會榮譽會長、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否認「潛水」。她認為工聯會也有在工潮中有所付出,並說屬會曾跟外判商商討出一個加薪幅度較低的方案,但是碼頭業職工會方面堅持己見,坦言有屬會中人對此感到「很激氣」。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則表示,今次工潮由職工盟牽頭,不清楚對方爭取的目標及策略,故此工潮爆發後未有插手參與。他又說,工聯會曾在去年向工人發問卷詢問加薪意向,與資方商討後得出較低幅度方案,須再諮詢工友。他批評職工盟發起罷工令「破壞談判、前功盡廢」。但有工人表示未有收到問卷,質疑問卷代表性。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從佔領華爾街到佔領長江

2011年10月,美國民眾在紐約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抗議金融界過於貪婪   文 / 陳嘉銘(左翼 21成員,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研究生) 「佔領華爾街」與「佔領長江」,兩者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前者挑戰的是金融海嘯後貪得無厭的財閥,後者矛頭則明顯指向剝削碼頭工人的外判商及香港首富李嘉誠。但從宏觀政治經濟框架看,引發這兩場運動的根源同出一轍,就是由英美保守勢力發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在上世紀 7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陷入經濟衰退期,各大跨國資本賺取的利潤不斷下降。然而,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卻是要將利潤最大化。那問題就來了,當時的大型資本有什麼方法去增加自己的利潤呢?答案就是香港人十分熟悉的金融業。在這個時期,全球的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都紛紛投入金融市場,不斷進行收購和投資,將之視為提升利潤的最佳出路。 金融業可以由 70年代大行其道至今,還有政治因素。在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國首相戴卓爾(撒切爾)夫人及美國總統列根(里根)相繼上台,推行了一系列有利於資本家的經濟改革措施。當中包括公營企業私有化,勞動市場彈性和零散化 (Flexibilization and casualization of labor),以及放寬金融業規管 (Financial deregulation)。放寬金融業規管,無疑是促使金融業在80、90年代興起的主因。加上90年代以後,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布殊更進一步推行金融自由化,而聯儲局又以貨幣政策配合,大幅增加貨幣供應及調低利率。結果在整個 90年代,衍生工具 (Financial derivative)的交易暴升數倍,其交易量甚至達到全球 GDP總和的十倍有多。這些經濟上主張市場放任的政策,實為日後引爆金融海嘯的炸藥。 Too big to fail 的金融業 2008年,美國次按危機終於引爆了這些炸彈,觸發自 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這場金融海嘯迅速由美國蔓延至全球。該年 9月,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為了防止倒閉潮,布殊政府提出以 7000億美金救市(Bailout)。在第一次投票時,眾議院否決了方案。四天後,經過政府多番政治游說,不少共和黨及民主黨的議員在第二次投票「轉軚」,最後救市方案順利通過。 美國政府拿這 7000億美元注資在眾多助金融機構,事實上是等於犧牲勞苦大眾的血汗錢,用之來救助那群應為金融海嘯負上最大責任的金融財閥,避免這些金融資本破產。換言之,這個救市方案實屬「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不過,這個救市方案並非一帆風順。 在 2009年 5月,傳媒揭發保險及金融集團 AIG將2100萬美元花紅分給金融部門的員工,發給公司員工合共的花紅高達12億美元。這消息隨即引來美國群眾強烈反感,事關AIG是受政府注資最多的企業之一(其注資額高達1700百億美元)。如今這群貪婪的金融財閥竟在大派花紅,那就好比是當着美國市民說:「你們不但要替我們的爛攤子『埋單』,還得讓我們繼續酒池肉林!」儘管國會後來通過了向花紅的收益者抽稅九成的法案,但美國民眾的怒火依然難消。上述的歷史脈絡,正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背景。 不難想像,自金融海嘯後,美國人民的生活相當艱難:失業率不斷破頂、中小企難以借貸導致破產、基層在金融海嘯前借貸買樓卻無力償還,被銀行收回物業。這一切民生問題都令得美國人民火冒三丈,他們只是在等待一個機會走上街頭。 2011年9月17日,逾2000人響應反消費主義雜誌《Abusters》的號召,到華爾街街頭示威。當時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都是99%」,就是要突顯資本主義下的貧富懸殊問題,宣示社會上 99%窮人對 1%資本家的憤怒。至於選擇佔領華爾街,相信也不難理解箇中象徵意義。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大鱷的捕獵場地。美國人民佔據華爾街,就是要向全世界昭示金融霸權之惡,引起公眾的同情和共鳴,去集結更多的群眾對抗無能的政府和金融商賈。 佔領華爾街之難 值得留意的是,當權者面對佔領運動絕對不可能絲毫不動,任由示威者持久地佔領下去,擴大群眾基礎。就以佔領華爾街為例,由第一日示威者佔領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開始,警察已開始戒備,用諸多方法驅趕示威者。在運動的第八日,警方故意隔離一群和平的女性參與者,並惡意噴催淚氣體。最誇張的是在第十四日,警察阻斷在布魯克林大橋上的遊行人士,連同記者總共逮捕逾700人! 在運動發生約兩個月後,祖科蒂公園的持份者以公眾衛生和公眾安全為由,允許警察清場,示威者之後難以再次佔領華爾街。 從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起源到結束,我們不難得出兩個觀察。 第一,即使是美國這個老牌代議民主國家,也得向資本屈從。細想一下,在金融海嘯後,為什麼美國國會沒有立過什麼法例去實際約束金融霸權?為什麼民選的國會議員會通過救市方案?道理其實很顯淺,因為無論那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他們終歸需要財團資金去支持其選舉工程。政黨向大商家俯首稱臣,絕非偶然。 第二,所有影響資本主義運作的行動,國家機器必然會將之打壓。不要忘記,在發動佔領華爾街的時候,奧巴馬已上台半年多。試問這位甚受人民擁戴的總統為何不阻止警察去打壓示威者呢?其邏輯十分淺白,因為一旦示威者動搖到資本主義的秩序,這必然會損害資本家的利益。繼而,受資本約束和支配的政黨也就難以無故阻止警察去嚴懲示威者。 香港政制與勞工力量薄弱的關係 回到香港,在連代議民主制仍有很多缺憾的情況下,香港資本家的行為就必然更加赤裸,勞資雙方的權力關係就必然更強弱懸殊。 熟悉勞工法的香港大學法律教授Rick Glofcheski已在媒體訪問中表示,在這次碼頭工潮中,我們已足見香港的勞工法是遠遠落後於其他已發展國家。他指出,勞工法的改革之所以停滯不前,與香港的政制不無關係。因為在畸形的立法會制度下,若議員想提出私人草案去改革勞工法例,就必須先得到行政長官同意。即使行政長官同意,還得通過偏重商界的功能界別這一關。故此,在近十五年來,除了最低工資和種族歧視條例外,香港勞工法基本上沒有實質的改革或檢討。 再者,集體談判權在回歸後遭臨時立法會廢除,令勞資雙方在談判權力的關係上完全不對等。就以這次碼頭工潮為例,即使碼頭工人在罷工期間想跟老闆談判,資方也可完全藐視工人的談判要求。結果在罷工期間,外判商皆以「拖字訣」去削減工人罷工的力量。這正正是缺乏集體談判權的禍害。 4月19日晚,香港貨櫃碼頭工人和巿民圍繞中環長江中心遊行   讓資方金蟬脫殼的外判制 不過,令勞工力量薄弱的還有一點:外判制。在新自由主義浪潮底下,世界各地的資本家都扭盡六壬尋求減少成本的方法,而外判制正好為商家提供一個制度。事實上,在90年代至2000年,香港政府和各大企業都大舉引入外判制,不再直接聘請員工,並將工作變得零散化。一方面外判制是會削弱工人團體的可能;另一方面,它亦讓企業逃避對工人的福利保障。 在這場碼頭工潮,外判制之惡實在一覽無遺。在罷工期間,外判商高寶突然宣布結業。不少隸屬於高寶的工人都向傳媒訴苦,指他們的工傷賠償可能會隨着外判商倒閉而消失。另外,即使高寶結業,也難保同一個老闆不會在日後開另一間公司,重新聘回同一群工人。這種做法無疑是剝削工人原本應得的福利。 歸根究底,HIT之所以將工作外判出去,無疑是要節省成本,同時推卸對勞工應負的責任予外判商。結果,外判商卻可以盡情壓榨碼頭工人,使他們毫無尊嚴地工作──長工時,工作環境惡劣。 迄今,罷工工人主要在長實集團的中環總部長江中心外駐守,被稱為「佔領長江」。不過,與佔領華爾街不同的是,佔領長江是罷工的延伸行動,碼頭工人是迫不得已才會這樣做。 在罷工頭五天,碼頭工人是一直留守在碼頭內,堵塞裏面的主要通道,阻礙貨櫃出入。換句話說,他們是首先佔領碼頭。碼頭工人之所以要撤出碼頭,乃是由於資方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如果沒有禁制令,工人必定會繼續佔領碼頭。理由很簡單,因為這種在工作場所的佔領跟佔領華爾街不同,它就是要停頓或暫緩資方的運作,要資方利益受損,迫使他們跟罷工工人談判。相反,後者卻難以實際影響金融資本的運作,而主要是象徵意義居多。 之後罷工工人佔領長江,只是希望李嘉誠回應他們的合理訴求。然而,長江仍要趕盡殺絕,不斷申請禁制令希望罷工工人無地方駐守。資方這樣做,當然是為了瓦解罷工。 大衛決戰哥利亞的硬仗 罷工已過了一個月,勞資雙方仍未有和解的跡象,這絕不是工人不願意談判。恰好相反,在香港勞資權力關係強弱懸殊的情況下,資方就是可以強硬得完全不理會你,以逸待勞。儘管特首梁振英要求資方返回談判桌,只要資方「企硬」,我們亦只能無奈等待。在香港,資本就是可以如此霸道,罷工工人就是如此無助。 不少人都將這場工潮形容為「大衛決戰哥利亞」。的確,這是一場不可能的戰役,因為對手李嘉誠是全球第八大富豪,是香港最強橫的資本家。工潮發展至今,這場鬥爭已不但是碼頭工人與外判商的勞資糾紛,它更是香港工人階級跟李嘉誠所代表的資本家的戰爭。 這場階級之戰 ,實在不能輸。輸,意味着碼頭工人喪失尊嚴,意味着香港打工仔女一輩子都不能抬起頭做人。贏,則意味着碼頭工人可以有尊嚴地工作,意味着香港工人運動的歷史將被改寫。現在,我們就站在香港歷史的十字街頭,你會選擇站在哪一方?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香港碼頭的天空 一流城市三流勞工保障

文/ 黃麗萍  攝影/ 鍾卓明 六、七十年代白手興家的李嘉誠,曾是香港人的夢想,港人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為李嘉誠。時至今日,李嘉誠卻成為民眾厭惡的對象,在他身上盡顯出冷漠大財閥的本色。 在前任特首曾蔭權,全力向財閥傾斜而形成今日「商家治港」的政治格局下,民眾換來的是小商戶經營日益困難、受薪階層長工時但薪金增長遠低於通賬、蝸居族湧現、貧富懸殊居世界之首等連串問題。民眾的忍耐已幾近臨界點。 碼頭工人罷工至今逾一個月,獲得包括中產階層的社會各界的支持與金錢上的援助(罷工基金至今累計逾800萬元),正顯示出民間對財閥壟斷下的政、治格局的不滿與反抗。我們要拷問的李嘉誠,不是那曾擁有香港精神的李嘉誠,而是他現在所代表的對社會普羅民眾層層剝削的既得利益階層。 香港貨櫃碼頭外判工人罷工至今已逾七個星期,得到社會廣泛的支持。4月30日進行的勞資第四輪談判未有結果,碼頭大老闆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繼續置身事外,拒絕與工會談判,政府無力斡旋。四間外判商中,只有永豐願意回到談判桌,高寶更已宣布倒閉,令工會失去談判對象,勞資雙方處於膠着。過去一個月,工人不斷把行動升級,「佔領」地點由貨櫃碼頭轉移至中環長江中心,但工人復工卻遙遙無期。 這次的碼頭工潮,赤裸地揭示了香港勞工保障的薄弱,研究勞工議題的學者批評香港是「一流的城市,三流的勞工保障」。同樣是和記黃埔旗下的碼頭,香港工人的待遇不但遠較澳洲差,甚至還比不上沒有組織獨立工會權利的深圳。同一工種,同一老闆,為何待遇差之千里?為何香港的勞工一直積弱,走不出困局? 集體談判權夭折 工潮開始的首兩星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和勞工處處長卓永興,可謂完全「失蹤」。其後,工潮不斷升溫,獲得社會各界支持,政府才開始介入,但卻軟弱而無力。 爭取勞工權益多年的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說:「這次碼頭工潮完全反映,政府過往那套『勞資自願性協商』的哲學已徹底破產。」現今的勞資談判純屬自願性質,即使工人發起工業行動,資方仍可拒絕與工會談判,政府可以干預的手段近乎零。「香港沒有集體談判權,政府沒有法例援引去迫使資方與工人談判,工人等了三十多天,希望與資方有個平等的談判,卻仍等不到。」 「如果 1997年沒有廢除集體談判權的話,這次的罷工根本就不會發生。」1997年 6月回歸前夕,末代立法局通過了由職工盟議員李卓人提交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條例列明五十名僱員以上的企業,如工會的會員人數超過僱員人數的 15%,並取得逾五成僱員的授權,可以獲得集體談判權。 然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上台兩星期後,即凍結了集體談判權。被指是北京欽點、沒有任何民選成分的臨時立法會,同年11月正式把法案廢除。 研究中國、香港和越南勞工課題的澳洲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蕭裕均解釋,集體談判權有助改變勞資不平等的關係,資方須定時與工會檢討薪酬待遇,最終簽訂集體談判協議,保障工人在特定時間內的薪酬福利,即使在經濟轉差的時候,資方亦不可以單方面減薪,要先得到工會的同意,尋求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對於政府在回歸後急急廢法,蒙兆達說:「董建華本身就是一個商家,與財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當年有很多商家聯手向政府施壓,要求廢除集體談判權。」他謂如果現在有集體談判權,資方一早就要與工人商討薪酬待遇,工人的怨憤就不會壓抑了十多年,或者就能避免了這次罷工。 蕭裕均分析,香港的勞工勢力一直薄弱,與香港政治環境有很大關係。「殖民地時代,政府與英資站在同一陣線,因為目標都是在香港賺錢;回歸後,香港政府與商界的關係仍然密切,因為香港政府一直弱勢,要依靠資本家的支持,政府從來不敢得罪商家,對保障勞工的政策一直拖延。」 資本家刮盡一分一毫 在這個政治格局之下,資本家被縱容賺盡一分一毫。蒙兆達說:「和黃是持有 HIT的公司,每年除稅後盈利有323億元(港元,下同)。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一面指責工人要求加薪兩成會『拖垮經濟』,一面卻不斷加自己薪酬。有報道揭發他 2009年到現在加薪已超過四成,每年的收入達1.8億元,HIT的高層年薪亦是過千萬,根本就是肥上瘦下!」反觀香港基層工人計算通脹因素後的實質工資,現在的數字卻較回歸前更低,顯示工人未能分享經濟增長成果。 蒙兆達又指,大企業利用外判制把員工進一步「搾乾搾淨」。「大企業把工種外判,以價低者得的方式,把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亦省下員工的花紅、退休保障、加班補水等員工福利。當你成為外判工,資方就只需要符合勞工法例的最低標準。香港勞工法例非常薄弱,幾乎只保障工作後有糧出。工人連續工作72小時,並沒有違法;沒有食飯、上廁所的時間,也沒有違法。企業利用外判制,把企業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把工人的工資搾乾搾淨。」 外判制是政府於90年代帶頭牽起,當時亦曾出現過清潔工時薪低至七元的剝削情況,經過工會的抗爭之下,政府訂立了指引,規定外判商不可以低於市場平均薪金去聘請工人,以及推出外判商扣分制。但蕭裕均指出:「政府只肯訂出指引而不肯立法,對於私人企業完全沒有約束力,讓企業大條道理只向錢看。」 蕭裕均形容,香港的勞工法例是「一流城市,三流勞動保障」,最基本的最低工資、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很多發達地區早已立法,例如美國已經立法了一個世紀。香港的保障甚至比不上內地,內地於1993年已為標準工時和最低工資立法,而香港在兩年前才實施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立法依然遙遙無期。 雖然《基本法》訂明工人擁有罷工權利,但蒙兆達直指這其實是虛假的:「法例上雖保障工人不可因罷工而被當作犯錯而即時解僱,但僱主仍可以一個月通知的方法解僱罷工員工,工人罷工要冒很大風險。」 政治制度成為路障 爭取勞工權益的路一直都走得很慢,蒙兆達與蕭裕均都把矛頭指向香港政治制度,為勞工權益的爭取設下重重的路障。 蒙兆達指出,功能界別佔了立法會一半的議席,由議員提出的法案要分組點票,很多時保障勞工的法案在直選議員獲通過,但在功能界別被否決。「政府擁有立法的主導權,因為政府提出的法案只要過半數就可以通過,但為免得失商界,政府把勞工的保障一拖再拖,不會主動提出法案。如訂立標準工時,梁振英說開設一個委員會去研究三年,到時政府換屆,又不了了之。我們的行政長官亦是由小圈子選舉去產生的,工商界背景的人基本上把持了整個選舉制度。」 此外,目前擁有三個議席的勞工界功能界別,亦被指是打散工會力量的元兇。蒙兆達指出,勞工界議席是以工會為單位去投票,致使工會愈拆愈細、愈拆愈多,例如一個碼頭就有四個工會。「這種分裂的狀態在與資方爭取權益時非常不利,亦打散了工人寄望加入工會去爭權益的意識。」 另外,勞工界議席採用「全票制」,即每個工會必須投下三票,容易造成議席全取的局面,而不是按工會比例分配三個議席。這樣就有利工聯會等資源豐厚的建制派工會,可以開設更多工會屬會來壟斷議席。回歸後的各屆立法會的勞工界議席選舉,都是由工聯會取得其中兩席,勞聯取得餘下一席。而在 97年的廢除集體談判權的動議上,工聯會正正投了棄權票,集體談判權最後被廢除。 蕭裕均認為,民生政策要靠民主過程推動,希望工人運動可以與民主運動更緊密地結連,「佔領中環與罷工的討論現在好像完全分開了,但其實是息息相關,佔領中環不是爭取四年投一次票,而是要深化到改革政治制度如何改善民生的政策。」 港人應有尊嚴地生活 政府在4月26日舉行酒會,宴請勞工界慶祝「五一」勞動節。灣仔會展中心場內衣香鬢影、歌舞昇平,場外幾百個已罷工一個月的碼頭工人聲嘶力竭繼續抗爭。一名碼頭工人代表進場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遞交請願信,問司長可否到場外見一見工人?可是,林太並沒有出來慰問工人。 蒙兆達對政府高官的冷漠感到非常遺憾,又指該名工人代表已對政府「沒半點寄望」:「勞動節是為了紀念百多年前,美國工人爭取 8小時工作的抗爭,到今天的香港,工人仍要連續工作24,甚至48、72小時。政府對待這些工人繼續愛理不理,商家用盡手段希望這局面可以千秋萬代不要改變,最可悲的是,長時間的剝削,令工人自己也麻木了,覺得理所當然了,連工人自己也看不到這是個政治問題。」 「為何其他城市的人,可以有尊嚴地生活,有時間陪家人?為何香港人就一定要去認命,不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生活?我常常提醒自己,抗爭並不只是為了抗衡憎恨的事,亦是為了你所愛的而抗爭。我希望我的下一代,將來不用做工作的奴隸。這次的抗爭,不只是為了碼頭工人,也是為了我所愛的子女,將來可以有尊嚴地生活。」蒙兆達說。 職工盟發起「五一」勞動節遊行,其中一個訴求就是要求政府落實集體談判權 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右),日前高調為和黃主席李嘉誠(左)護航, 並狠批職工盟發動針對李嘉誠的工運是「搞文革」 4月19日下午,工人披着雨衣在長江中心外集會抗爭 4月26日,工人在長江中心外,向張建宗、李嘉誠、 李澤鉅和梁振英的紙版頭像投擲顏料抗議 五一勞動節遊行上,三名示威者抗議官商勾結,導致工人受苦 4月19日,一名巿民帶着女兒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聲援罷工工人 4月19日的長江中心晚會,學民思潮成員黃之鋒帶領一群中學生站台,支持工人行動 4月26日晚,逾千人由長江中心出發,沿着花園道遊行至禮賓府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深圳碼頭的天空 李嘉誠大不過北京

和記黃埔旗下的深圳鹽田港碼頭,2007 年曾發生工人罷工   文/ 陳嘯軒 深圳鹽田港屬李嘉誠所有。六年前,碼頭工人罷工三天即成功爭取到加薪和獲得應有權利。同一集團,為何中港兩地工人的爭取結果如此截然不同? 2007年4月6日,深圳鹽田港國際集裝箱碼頭逾700名吊運貨櫃的工人集體罷工,要求資方加薪,補發因為工時計算不合理被剋扣多年的每天半小時工資,以及要求准許成立工會。據當年媒體報道,罷工工人主要做「輪吊」和「塔吊」工作,薪酬由3,000至5,000元人民幣,包括底薪和其他收入。有工人說:「我們的工資 10年了就加了一次,很多工人上調不到100元。」 中央沒給李嘉誠面子 當年協助罷工工人維權的律師段毅憶述,工潮最早由約二百名碼頭後勤服務工人發起。「他們當時的工資最低,月薪只有 3000多元。資方最初準備採取較強烈方式來解決,沒想到工人的關係非常好,緊接配送和裝卸工人都響應了,最後連塔吊司機也參加,就把碼頭生產鏈徹底中斷了。」 罷工後翌日,深圳市政府派出一名副市長介入協調,連同鹽田區政府以及勞動、工會等部門和組織趕赴調停。結果,勞資雙方談判在 4月 8日即達成和解,700多名工人每月獲加薪 3%和另額外補貼 500元薪金,工人滿意隨即復工。 鹽田港集團屬合資經營,有接近消息人士對本刊透露,作為碼頭「小股東」的鹽田港集團,當年在工潮與大股東和黃角力時毫不退讓,甚至還向和黃暗示,如果香港合資方未能處理好事件,中方大可根據合同「把你的東西買過來」。 「當時罷工的問題直接就報到中央。當時深圳鹽田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鄭京生,給了李嘉誠方面三個意見:第一是我們現在已經有足夠的管理經驗,第二我們有足夠的錢,第三如果這個問題你處理得不好,就會影響我們與你合資能否持續。」 消息人士指,中央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給李嘉誠多大的面子,這麼做是迫於經濟壓力,「鹽田港是國際性碼頭,如果事件處理得不好,會直接影響國際貿易,對中央來講經濟壓力非常大。」 中方「不得不介入」 工潮結束後一年,鄭京生接受「中國國際海運網」訪問時曾明確說:「港口工人自發維護自身利益,要求提高薪資待遇,但鹽田港港方合作夥伴和記黃埔並沒有做出積極的應對,使工 人的待遇問題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直接導致了罷工。」由於和黃對罷工持消極態度,因此中方「不得不介入」。對於深圳碼頭工人六年前的成功抗爭,段毅認為有三大因素:「工人非常頑強,最初在(資方)壓力下沒有妥協;國家從整個社會安定的角度,傾向工人;和黃在兩方的壓力下,也作出妥協。」 不過,段毅也承認:「對付大資本,工人鬥爭肯定不夠。」鄭京生給和黃的三條意見,除了唬嚇以外,明顯帶有「國家實力」的表達。雖然中央主要是出於國家貿易政策和貿易風險的問題上去干預,但也間接支援了工人。 「這種唬嚇是有足夠的經濟力量的。因為李嘉誠再大,也大不過中國。中央認為問題要盡快解決,當時鹽田港碼頭在世界吞吐量居第二,按照和黃的內部計算,是集團在全球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貨櫃碼頭。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部分靠遠洋(貨輪)來完成,中央想在這個事情我不管那麼多,鹽田港必須恢復生產。中央也不單是為了支持工人權益,中央只是覺得你(和黃)要是做得好,工人不可能這麼鬧。它這麼強勢介入,是帶有政治姿態。」 和黃付9000 萬平息工潮 香港親北京報章連日來炮轟碼頭工運漸趨政治化,甚至指摘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借工潮預演「佔領中環」對抗中央。不過,段毅認為中央為了在香港政制改革方案出台的前夕,給巿民較良好的形象,「肯定不會傾向李嘉誠,可能更多會協調出更好的方案。」他不排除中央會向特區政府作出「政策指導」,要求當局較積極介入工潮。 當年工潮結束後,段毅受深圳巿總工會委托,擔任工會的談判指導和法律顧問。談判歷時45 日,結果工人在加薪以後,成功追討了過去八年的加班費,其中4000 多萬元是直接補回給工人,另外和黃則答應給職工增加4000 多萬元的住房公積金。 對於官方的工會能否為工人爭取權益,段毅說:「中國工會的特點,就是中央有明確指示的情況下,它就會不疑慮地做;但是中央有相反指示時,它就會按相反指示做。」他說,他擔任工會法律顧問一年後,「跟工會出了毛病」,此後就再沒有接觸碼頭工會和工人。 資料顯示,現任鹽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工會主席陳德雲,同時身兼中共鹽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委員會副書記兼紀檢書記,曾任中共深圳巿紀委辦公廳副主任。 國際工會聯合會香港聯絡處行政主任黃靜文表示,當年深圳巿政府高度介入工潮,「一定要擺平事件」的強硬態度,令最初不願意與工人談判的和黃屈服進行勞資協商。她指自2007 年以來,鹽田港狀況都較平靜,沒有爆發大型勞資糾紛。 「深圳碼頭的工人每天只是工作八小時,工時遠較香港同行動輒16甚至24小時為短,工資也遠較當地一般藍領工人要好。」黃靜文慨嘆,雖然內地沒有獨立工會,但在港資貨櫃碼頭工作的工人待遇,竟然較有權利組織獨立工會的香港同行要好。 熟悉國際工運並一直關注香港碼頭罷工問題的段毅則指,放諸其他國家或地區,碼頭工人罷工,最終勝出的絕大部份是勞方。他提醒香港碼頭罷工人士,談判對象必須回歸到和黃本身,且罷工行動與聲援行動要升級,才有機會獲勝。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佔中勝敗五大因素

文 /黃麗萍、陳嘯軒 1基層 為香港勢佔中 麥先生在船務公司任文職工作。葵涌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雖對他的工作有影響,但他仍走出來支持罷工工人:「我一定算不上是中產,但比起最底層的好一點。」他參加了一個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民間組織,接觸過不少基層人士,以他的觀察:「很多市民對整個政府的管治非常不滿,即使他們不太清楚政改的問題,也會因為民生等問題而走出來。有人還覺得明年佔領中環太慢,今年七一就應該搞。」 他覺得民怨已到臨界點︰「政府一直解決不到市民的住屋問題,退休保障又搞到不知所謂,新界東北的居民無被諮詢過就拆他們屋企,嚴敏華去示威抗議又被人拉去坐監,市民的壓迫太大,如果這一分鐘有人出來號召佔領中環,都絕對會成功。引爆民怨的永遠都是政府自己,而不是市民。當民怨積聚,得不到宣洩,有一天始終會爆。」 但麥先生也坦言基層對於佔領中環的認識不夠多,「他們的確不是太清楚到底佔領中環是什麼,但如果他們知道可以為社會帶來改變,很多基層都會肯做。畢竟這是個群眾運動,群眾的力量要來自群眾,所以這個時間要做多些群眾解說的工作,如擺設街站,當時的反國教也設了一年多的街站。」 麥先生補充,「我認為我們應該盡能力去爭取,民主、自由是要靠我們爭取回來的。」   2社運界 佔中充滿隱憂 社民連成員周諾恆對於社會運動及公民抗命都很有經驗,曾因不滿港鐵線加價,在前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致詞時,衝上台搶咪及「撒溪錢」,而被拘捕。對於佔領中環,他樂見其成,但他亦在組織及行動現場的操作層面上提出不少隱憂,他指在行動現場做民主的決策很難,但一定要做,一個爭取民主的運動,如果很多都是由領導去帶領和決策,大家會覺沒有太大意思,但現場的形勢多變,警察一有不同的做法,政府突然提出一個還價的方案,有變化時候,所有事都要再一起商量過。 他亦指,這是一個很大型的行動,後續的發展是要考慮的,因為會影響到很多人,他也不希望看到香港人搞到這樣大最後原來是失敗的,而且如果跟人「講數」,你要確保你的這個「核彈」一定會爆,而非「大家先試試,不知道會不會成功的」,這樣似乎太冒險。 他借用 WTO在香港開會時,韓農示威的經驗,指如果佔領中環強調絕對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很難突破警方的防線,「基本上警方的人數到一萬,做到一比一,他們就不用怕,他們一對一去與你糾纏,跟你說「先生、小姐馬路危險,上回行人路吧」,其實已經很難可以齊齊整整一萬人坐在馬路,以往很多社運都出現過這情況。」   3中產 佔中是道德決擇 尤先生是四十多歲的中產人士,80年代大學畢業,一直隨着社會向上流的階梯,現任職市場顧問,有穩定的工作、不俗的收入,有自己的物業,兩子女都是大學生。尤先生以前也是一個溫和的泛民主派,兩年前他也接受 2010年的政改方案,認為可以是個過渡階段,但經過上一役,尤先生不再相信中央,並表示一定會支持佔領中環。他認為佔領中環是個「道德的決擇」,「我覺得這是應該去做的事。」 「在追求普選上已忍無可忍,我們的要求一點也不過分吧?我們只是要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中央卻不斷搬龍門,打矛波,國際公約要求普選須符合「普及和平等」原則,中央就說,對不起,我們沒有簽。我們都是有分析能力的,普選爭取了三十年,被你玩完一次又一次,怎樣可以再相信你(中央)?」 「所以戴耀廷這班溫和的學者,也要走出來佔領中環,他們被人欺騙了一次又一次,知道對話已經沒有用。前天看了梁文道的文章,我很認同,他說就算知道中央一定不會讓香港有真普選,也要走出來為香港做點什麼,這是一個良心的感召。」 「中產是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當你得到了社會不少好處的時候,你願不願意為香港做點什麼?香港現在的社會極度分化,貧富差距非常大,為什麼大家不可以放棄爭取更多的利益,而去讓下層活得好一些?」雖然他對香港得到真普選的機會並不樂觀,但他說︰「做得幾多得幾多。」   4商界 佔中不切實際北京難讓步 一向被認為對政制發展立場保守的香港工商界,如何看待「佔領中環」運動?被視為「開明商界」的中原集團董事施永青認為,透過「佔中」向北京施壓爭取普選並不可行,實在難以取得着重實際利益乃至現行政制既得利益者的商界人士支持。 本身是免費報章《AM730》老闆的施永青,直指戴耀廷提倡的運動過於理想化:「你佔領中南海就有用,而且不是靜坐佔領,而是要武裝佔領!」「在我所接觸的商界高層管理人員,都不太認為佔領中環可以達到積極的意義。商界不反對有民主選舉,但認為香港未來的政制不是只由一方來決定,而是不同的利益相關者都會參與,這當中包括了中國共產黨。爭取普選時完全不理會中共的取態,這是不現實的。」 年輕時曾是馬克思主義者,文革結束後對中共失望並開始從商的施永青說:「我也是民主派,也渴望一人一票的選舉,但我認為爭取民主要講策略。爭取民主不可能一步到位,2017年的特首選舉即使有篩選中央不可接受人選的機制,也算是一種進步。」 施永青還擔心,佔領中環若曠日持久,會導致社會分裂、矛盾劇化,甚至可能出現「血光之災」,因為「中共很着重要維持其在中國的管治權力,為此會不惜一切」。   5北京 吹響抗「佔中」集結號 北京雖迄今未有公開回應「佔領中環」行動,卻透過多名香港建制派人士,頻頻重申中央就 2017年特首人選所定下的底線,包括必須愛國愛港和不能對抗中央。同時全面開動在港的宣傳機器,狠批「佔中」運動「搞亂香港」。 這個集結號由表態「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的政治局常委俞正聲率先在 3月吹起,隨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表明 2017年特首選舉「一定要有篩選」,再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委喬曉陽說出了北京對特首人選的「底線」,更為未來的提名委員會僭建了「預選」機制。 香港建制派人士即上前接捧。3月 31日,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訂明「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只是指投票權,並不包括提名及被選權。4月 6日,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指香港並非獨立政治實體,中央也有權選舉特首,「不是港人想選什麼人也可以」,並指佔領中環會令香港社會運作不利。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也透過中通社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符合國際社會通例。 對此,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這是北京的戰術部署:「最先由幾名中央大員和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說明中央對特首選舉的底線,藉以搶佔香港輿論陣地,令傳媒的報道方向不會那麼由民主派主導,目的是要把中央的訊息打入港人腦中,從而起到『洗腦』的作用。」 「這種中共一貫使用的『洗腦』辦法,對於相信『民不與官爭』的部分普通巿民的確會起到作用;但對於有獨立思考的人尤其是知識界則沒有什麼作用,甚至還有反作用。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從韓國經驗看「佔領中環」 民主不是單一場的決鬥

1993年,南韓警方用催淚彈驅散逾千名參加示威的大學生   文 / 鍾樂偉 (澳洲悉尼大學韓國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南韓民主化運動成功在於聚合社會各階層支持。今日社會已失去當年民主運動的活力,香港「佔中」能否成功?南韓民主人士說︰香港要做好民主不是單一場決鬥的心裹準備,需長期作戰。 在我們的世界裏,穿梭過往數個世紀間,民主的思潮與制度建設曾經在不同的土壤裏播下種子:有的茁壯成長,有的只是與民主擦身而過;有的在偶然的機遇下萌芽,有的則是犧牲上數不清人類的血和淚一步一步建立而成。 說到這裏,看到香港,我們從1988年在殖民者手中爭取代議政制起始,經歷回歸前後民主發展的倒退,至今天仍有數之不盡對民主訴求抱有熱情的一輩,他們最終敲出「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作為香港真正實現「民主化」的關鍵與最後手段,以圖向中央政府表達港人對民主作為香港最後「核心價值」的渴望與追求。 在平行時空下,當 80年代是香港在中英之間爭取長遠最大民主空間的角力期,韓國也同樣經歷了民主化浪潮中最血腥、熱血和蕩氣迴腸的十年。1987年 6月,韓國全國有數百萬人上街高呼「打倒全斗煥、建立民主」的口號,最終他們成功把獨裁的惡樹在韓國從此連根拔起。當書本翻到那一頁,看到漢城 (現稱首爾 )街頭上聚集成數十萬的民眾,因催淚彈的煙把街道弄到白濛濛一片的景象,有的罷工、有的罷課、他們無不高舉國旗與橫額,呼喊着「民主」。那些日子,我想大家還是記憶猶新的。 走過二十五年的民主路,香港見證着身邊的國家與地區,一個接一個在經歷辛酸與汗水夾雜的民主化建設道路上取得成功,我們能否最後搭上「民主化」的列車,聽來很孤獨,但看到韓國帶給我們的經驗,毅然感到一鼓熱升與安慰湧上心頭。 革命是韓國的宿命 二次大戰結束後,朝鮮半島全體人民渴望的獨立自主狀況沒有到來,換來的是從蘇聯「扶植」下成立,由金日成領導的朝鮮,與美國協助半島以南地區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大韓民國」分庭抗禮。南端的民主政權,由留美回國的精英領袖李承晚作第一任韓國的總統。然而,民主與和平的日子終歸未有找到在韓國喘息的地方。韓戰發生前後,來自北方共產主義的威脅,使李承晚變回保守與高壓管治。他先以制止朝鮮入侵的理由,暴力鎮壓了發生在濟州島的民主革命,更以新建立的「國家安全法」拘捕了三萬多有「親北」傾向的平民。其後,他更貪污買票以維持他的政權,且修改憲法變成終生總統,令以民不聊生的民眾選擇以「革命」的方式,來推翻這位已腐化的建國總統。 短短建國不足十二年後,韓國便發生了第一場的民主革命。野心勃勃的李承晚再次在 1960年的總統大選中大舉使用舞弊方式以圖維持政權,但忍無可忍的民眾決定要發動革命推翻這個貪污不堪的政權。1960年4月,一名示威者在韓國南部馬山市的示威抗議中,被警方發射的催淚彈擊斃,結果是一石擊起千重浪,引爆了 419革命。數以萬計的學生上街聲討在青瓦台的李承晚,他卻下令向學生開槍,殺死了二百多人。鎮壓反而令民怨更大,導致更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結果是警方與軍方也不遵從政府命令,李承晚受不了壓力之下唯有狼狽下台逃到夏威夷,民眾也高呼革命成功,也是韓國學生所發起的最早的成功抗爭活動之一。 1960年的第一場革命沒有為韓國帶來真正的民主,一年後來自軍方的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建立軍事獨裁政體。朴正熙在國家進行社會大改造,不但打壓言論自由,公然以「國家安全」為名捉拿並殺害異見分子,更學習李承晚再一次修改憲法,建成「維新政權」,延伸政權至永遠。眼見韓國政治從此落入專權之際,韓國中情局的金載圭忽然暗殺了朴正熙,權力真空突然出現,民眾也再一次走上街頭,開始在全國各地展開示威遊行的抗議活動,反對軍方的全斗煥奪權。 從 1980年 5月中開始,數以萬計的大學生在全國各地展開反軍方奪權運動,特別在韓國南部的光州仍有大批民眾推動民主示威遊行,要求民選總統並要全斗煥下台。然而,全斗煥卻封鎖光州一切對外聯絡方式,並派遣數萬軍人包圍光州鎮壓遊行,最後在5月18日,全斗煥下令開槍屠殺示威者,導致數百至千人的喪生和數千人的受傷或被拘捕。最後,光州的革命在被機關槍與坦克車的鎮壓下被「平定」,也是韓國民主道路上最黑暗的一天。 518革命雖然未為韓國帶來民主,但從1981年起韓國民眾要求平反518民主運動的聲音不斷冒升。一方面,縱使全斗煥以酷刑迫害學生,但學生推動民主運動的力量卻日益壯大,當中他們更以自焚來吸引國際社會注視。1987年 5月,韓國天主教教會公開學生朴鍾哲被害是因警方以嚴刑審問下致死,點燃了蓄勢待爆的民眾情緒。在整個 5月裏,除了學生之外,連中產階級和白領階級都開始走上街頭要求民主選舉。面對着數百萬人上街的挑戰,雖然全斗煥曾考慮過再一次以槍彈鎮壓,但眼見時移世易,也只能要求他的繼承人盧泰愚發表「六二九」民主化宣言,支持韓國的民主化並在同年 10月以公投的方式通過了韓國的新憲法。就在那刻起,韓國全國民眾一同歡呼民主化的勝利,也成功超出了韓國革命的宿命論。 佔據:作為一種方法 回顧韓國民主抗爭的歷史,看到了血、汗與淚水外,也細味出他們在不同階段對民主運動策略的調節。今天香港走進了數十年前與韓國的相同境地:要使用暴力抗爭不為上算,因難以服眾;要發動公民抗命,亦要小心計劃,因為會影響社會經濟運作,更要盡力把持着應有的社會感召與道德高地。面對着如何權衡這個作為運動支點的承托力,看看韓國的民主化運動經驗,或許對今天討論「佔領中環」有極大的啟示作用。 說到韓國民主化經驗,趙大熙是當中曾經賣命投身參與的其中一員。現在他是韓國進步新黨的成員,也是進步力量的代表人物,「說到今天香港將進入民主化最關鍵的時刻,選擇以『佔領中環』的方式來表達人民對民主的訴求,話雖說是不容易,但也是十分正面的一步,我也是十分認同的﹗」趙大熙跟我誠懇地說出這番話。 以佔領方式,來表達出「公民抗命」的民主運動效果,在香港當然是革命性的,但在韓國多年來的民主抗爭路上,原來他們也曾走過相同的一段路。趙大熙提到:「80年代還是高中生的我,已在朋友圈子聽到不少大學生使用「佔領」方式訴說出對民主改革的渴求。當時,普遍的韓國人對 1980年發生在光州的屠殺民眾血腥鎮壓,責任都是歸咎於當時的美國政策背後默許全斗煥的惡行,所以反美的情緒一直很大。就是這樣,大學生一直在民主運動的矛頭也是針對着美國,因而他們也多次曾經發動佔領美國在韓國的文化中心事件。1981年他們佔領了釜山美國文化中心、1982年在光州美國文化中心裏自焚並跳樓自殺、72名大學生於 1985年更佔領了首爾美國文化中心五天。他們佔領美國文化中心,一來可以造成國際影響,也可以透過激進行動令民眾不會忘記光州的屠殺事件。」 「當民主運動到了頂峰的 1987年時,6月份,不少大學生因避開政府的捉拿,也曾經佔領過位於明洞的天主教教堂 6天,今天韓國人稱之「明洞六天」。當時的金壽煥樞機主教是民主運動的捍衛者,他容讓學生佔據教堂作暫避警察監察之用。」趙大熙憶起昔日在民主運動的動盪日子時,不禁也激動起來。說到近年,趙先生也提起佔領運動在韓國也依然存在:「2008年時,全韓國爆發反入口美國的牛肉風波,當時不少示威者也曾佔領過首爾的市政廳廣場,有些人更在那裏扎營了一個月。」可見佔領作為一種抗爭方式,在韓國也算是相當深入民心。 1993年,南韓警方拘捕一名抗議美國總統克林頓到訪的示威人士   非暴力抗爭的重要 佔領中環的背後,也是負帶着「愛與和平」的核心價值,來實現和平的「公民抗命」政治效果,這一點趙大熙也認同,亦令他聯想到與昔日韓國民主抗爭運動的類似情況。「雖然你經常看到一般韓國的示威者都是以暴力手段抗爭,但其實他們一直都是信奉「公民抗命」的理念,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只是每當示威過程中,警方都以過分的「暴力」應對和平的示威者。例如 1980年光州起義,當地的民眾是和平上街和參與燭光集會,意料不到政府竟然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屠殺,警方才是迫民眾走上「以暴易暴」的因由。另外,在 1987年的學生民主運動中,學生一直都是信守非暴力的原則,但警察卻向示威者使用過量的催淚彈,最終導致學生李韓烈被警方的催淚彈碎片傷及後腦致死,這才是激起民眾反抗使用暴力的主因。」 因而,趙大熙也相信「佔領中環」要極力維護和平與公民抗命的大原則,因為這是政府必須尊重的,而且是當權者賦予民眾應有的表達政見的權利。「作為政權,他們必然不想見到有民眾反對自己,更以塞路方式阻止交通運作。但他們也得明白,包括示威與罷工,也是公民權利的一部分,無論如何他們也要尊重這樣的表達方式。所以,以示威表達對普選的訴求也是合情合理的。但當然要維持着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形式,因為這更能使一般民眾支持。」 一次曾經在香港的經驗,也使趙大熙相信香港人不會接受,民主化中出現「暴力化」的傾向,也使他放心,香港步向民主化上,其道德光環是不會被破壞。「我曾經在 2005年反世貿運動中,陪同韓農來到香港進行示威。有一天,我與幾位韓國朋友帶同反世貿標語走進地鐵車箱,不消一個車站後便有車站的工作人員走入車箱勸阻我們。從那次經驗可知,其實香港人對這樣的示威也有一定保留,看來應該不會在民主運動中出現什麼亂了調子的問題的。」 要推動全民參與 佔領中環,是推動香港民主化中極有意味的一步,也是香港民主發展史上的第一次,當中不但要動員一貫對民主有自然熱情的一群,更要取得「全民參與」的號召與動力,方可收到最大的政治效果。趙大熙也以韓國發動民主運動的經驗告知筆者,說:「單人匹馬應付民主運動是不可能的,正如韓國在 1987年的 6月的民主抗爭運動中,除了學生之外,工人罷工,連中產階級和白領階級都開始走上街頭要求總統直選,有超過數十萬民眾一同上街示威,可見跨階層是運動成功的關鍵。」 此外,他也以當下韓國民主運動失去動力的問題,警惕香港要把握全民動員的重要性。「今天韓國推動民主「優化」運動比以往更困難,就是因為難以聚合不同階層支持的問題。我們看到,經年累月,單靠同一班經常走上街頭的民主鬥士爭取民主,今天他們也會累下來。但是要求當下的大學生上街也算是不設實際 (要面對因高學費下,要兼顧工作與讀書 )、工人也因外判制度被迫分成兩派內鬥、曾經支持民主的一輩卻因年紀老去而變得保守,這樣的社會環境,導致今天在韓國推動政治與社會變革非常困難。我希望香港可以好好認知韓國今天這樣的問題,要努力聚合不同社會階層支持民主運動。」 雖然「佔領中環」有孤注一擲之勢,但趙大熙也以當年 1987年韓國民主抗爭時,在報紙《韓民族》的一句廣告句子作勸告 -「民主不是單一場的決鬥」,來鼓勵處於民主化十字路口上的香港人,不要輕易放棄,要有好像當年韓國民眾長期作戰的決心。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爭取民主,一條漫長的道路 那個時代的台灣經驗

1996年台灣首屆總統直選,選舉前夕工作人員在點票中心彩排   文 /康依倫 當權者是不可能平白的交出權力。而在運動的過程中,則要配合三大原則:立場堅定、雙方溝通管道順暢、談判要有可讓步的彈性。 「不健康的人,才知道健康的重要;不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貴。」 這是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日前在出席於 1989年因爭取言論自由而選擇自焚的「自由時代」週刊總編輯鄭南榕的紀念活動上,對於在「那個時代」的民主運動者的最好註解。 「那個時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 不能不關心選舉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先是台灣人被外省軍隊打。緊接着,外省人被台灣人打。直到蔣介石再派軍來台鎮壓,事件才告段落。但在過程中,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鼓勵台灣籍菁英,從政界、學界、醫界等,在各地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這群菁英們努力的提出各項建議及解決的方式,結果他們卻成為日後被整肅、槍殺的對象。 為了保命,台灣人,特別是菁英階層不敢對公共事務表達關心,更遑論去參加。而從 1949年 5月 19日,國民黨在台灣頒布戒嚴令,展開長達 38年的戒嚴統治,當時國民黨政權為了防止共匪的滲透,只要被密報是匪諜者,採取連坐法,「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放掉一個」。這段白色恐怖期間,被捉者不分省籍,只問思想是不是正確。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政治參與成了台灣人的禁忌,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統治者又會展開大規模的屠殺。 但政治是眾人之事,蔣經國在1970年代展開培養台籍人士的策略,因為這是受到國民黨的栽培,降低了從政的恐懼。李登輝、前台北市長黃大洲、從國民黨跳到黨外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前立委張俊宏,都是因「催台青」(台灣 70年代紅星崔苔青諧音 )政策而投身政壇。也就是從這個時代起,因為美國與中國關係改善進而建交,蔣介石辭世,台灣退出聯合國;一連串的國際關係及島內政治、經濟的變化,讓台灣人開始關心起政治議題,其中,最受到關注的就是選舉。 台灣人民從 1950年開始投票選舉縣市長,1959年台灣省議會成立,民眾可以選舉台灣省議員,這是在中央民意機關無法全面改選的情況下,由台灣人民全面直接選出的最高的代議機構。黨外人士中,郭雨新、李萬居、郭國基、李源棧、吳三連等五名省議員被合稱「省議會五虎將」。幾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游錫堃、蘇貞昌,都曾是省議員出身。 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非國民黨籍人士參選,競選時找不到助選員、開票時找不到監票員,也不必設服務處,因為民眾怕被情治單位盯上,根本就不敢上門。選舉過程中,黨外候選人被抹黑是貪污、收賄,選監人員幫忙做票的情況時常發生,1977年的「中壢事件」就是因為投票所人員故意污染選票做成廢票而引發數萬名民眾包圍、火燒中壢警分局的衝突事件。 測試暴力邊緣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在 1987年 7月 15日解嚴之前,就是黨外人士為突破政治空間,不斷與執政的國民黨衝撞。當時,由於警備總司令部(警總)還在,這個由軍、憲、警組成的情治系統,跳過地方的首長,直接指揮各縣市的警察體系,面對群眾運動,採取圍堵鎮壓。以 1979年 12月的高雄事件為例,黨外這場以人權為名的遊行,國民黨的指揮體系就是由警總南部的中將、上校負責,國民黨高雄市黨部則成為警總的指揮所。 當時的遊行總指揮,後又因此案再度入獄的前反貪腐運動總指揮施明德,對於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下,黨外仍持續的運動,有其「暴力邊緣論」的論述。他認為黨外藉由活動,測試國民黨願意忍受的臨界點。國民黨一開始當然不會接受,但可以一次次的施加壓力,讓其習慣,以量變帶動質變,如此,黨外才能爭取到更多權益,否則,當權者是不可能平白的交出權力。而在運動的過程中,則要配合三大原則:立場堅定、雙方溝通管道順暢、談判要有可讓步的彈性。 這套「暴力邊緣論」的原則,不只在戒嚴時期有用,也適用在當今政治環境。日前南投縣長李朝卿涉嫌貪污停職,交保後打算復職,施明德於3月 31日就對內政部長公開警告,准李復職,「大家就走着瞧」,不排除發起群眾運動與政府抗爭到底。隔天,4月 1日,原來一直傾向同意其復職的內政部,卻改變決定,李朝卿繼續停職,並且移送監察院調查。 愛與非暴力的訓練 解嚴後,不同主題的遊行出籠。政治、婦女、居住正義、消費者權益、環保、農民,甚至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兵,也在禁忌突破後發起了返鄉運動。當時的遊行仍會見到警民衝突,88年的「520農民運動」更是演變成軍警、學生與農民在街頭的流血衝突,民進黨因此被黨營媒體及國民黨塑造成暴力政黨。為了避免遊行示威造成一般民眾的恐慌,部分民進黨人士開始透過長老教會系統接觸愛與非暴力的運動訓練。 這套訓練是以哈佛大學吉恩夏普博士 (Dr. Gene Sharp)的著作:《非暴力行動政治學》所闡述的 198種「公民防衛術 (Civilian-Based Defense,簡稱 CBD)」為主。夏普認為「非暴力運動是愛,不是恨;是主動,不是被動;是挑戰不義,而不是要傷害執行不義者。」這套訓練由前民進黨立委林哲夫在加拿大引進,透過台灣的URM(Urban Rural Mission「城鄉宣教事工」)進行訓練,從 1982到1999,從戒嚴時期的 10多位,到解嚴後人數突破 700人參加,都成為台灣社會運動場上重要的種子。 愛與非暴力的抗爭,已成為台灣現在公民運動的主要精神,即使是反貪腐運動數百萬人上街,也和平收場。不過,當 2008年,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首次來台,警方暴力執法,拉扯抗議者的國旗,甚至是直接進入店家要求停止營業的舉動,引發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流血衝突。而這場衝突,透過媒體、民眾第一手影音報道,「警方執法過當」成了原因,警察成眾矢之的。 台灣民主化的經驗,一直是兩岸三地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上,被提及討論的例子。香港近來傳出要爭取2017普選,並由學者發起要在今年 7月佔領中環。 台灣經驗對香港來說有何參考及借鏡之處?曾任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現任中央警察大學副教授的董立文認為,台灣過去雖然沒有像佔領中環採取長時間預告期的運動,但如果從台灣民主運動的經驗來說,主導者必須體認,公民運動非一次就會達到成果,就可結束,台灣的反核、反媒體壟斷,「大家都有相約再見面的認知」。香港除了六四運動外,很少運動有持續性,運動者階段性的目標為何?另外,對於政府提出的最後腹案,也必須要有妥協的可能性與心理準備。 董立文也認為,香港的公民運動,相對於台灣在70、80年代的社會運動,較為成熟、和平及理性。因為這次活動的預告期很長,三方 (發起人、香港特區政府、北京政府 )都還在看彼此的態度,結果會如何,恐怕得等到最後的階段。但他認為,這次活動已經引起香港公民、北京政府及國外媒體的觀注,就宣傳來說,已經成功。但後續包括香港公民對此次運動的意志力是否堅定?北京及特區政府的判斷力及可能措施,都會對運動產生本質上的影響。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反專制向北京說不 香港人佔起來

  「佔領中環」   文/雨文 錄音 整理/溫朗鈞 攝影/鍾卓明 編按︰ 曾經很多人都認為香港只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沒有人會認真地把這塊土地當成自己的家,只是一個驛站。不過,當逃避戰亂和內地連場政治運動而來到香港的內地人,在這片土地生根後,家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形成。70 年代開始,第一代本土香港人形成後,港人就未停止過要為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爭取公民和民主權利。由港英時代要求提升華文地位、反貪污、爭取「八八」直選,到回歸後,在《基本法》的框架下,繼續爭取2007 年,2012 年,以至今日的2017 年普選。誰說香港不是香港人的家? 當香港人的爭取行動促使港英政府逐漸開放民主權利予港人時,1997 年的回歸,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基本法》賦予港人可以在2007 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時,港人正式成為這個家的主人夢似乎近在咫尺。然而,回歸近十六年,港人的普選夢卻愈走愈遠、港人追求要成為這個家真正主人的行動被北京視為「逆子」、「人心不回歸」甚至是「港獨」。面對這樣的局勢,長久以來政治立場溫和的香港知識精英們已無法再忍受下去,決定站出來要向北京說不、要向專制說不,首次發起以全城公民抗命運動 ─ 「佔領中環」的方式,促使北京實踐落實真普選的承諾。 「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1月16日,於報章撰文《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指出若市民不再施以更進一步行動,普選的目標將會無法達到。他鼓勵市民及民間領袖以事先張揚的形式實行違法、非暴力的佔領中環行為。他認為港人過去各種爭取政治權利的方式,如遊行示威、苦行、五區公投和佔領政府總部等,帶來的壓力都不足以讓北京讓步,故提出在2014 年7 月,以堵路方式來佔領中環,爭取普選特首。文章刊出後在社會引起軒然大波,更迫使北京首次就普選問題明確表態。 戴耀廷接受本刊專訪時表示,身為一名香港人、一名父親,他要為這個家、要為下一代負責,才決定站出來。他相信香港人的善良本質、他相信北京願意理性對話、他相信民主的香港是香港唯一的出路,能夠化解目前潛在的巨大政治和社會危機,避免香港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亂局。不過,他否認「佔領中環」是要與北京決戰,反而是要把「佔領中環」的民主種子植於每個人心中,且要港人做好長期民主抗爭的心理準備。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Q&A 陽光=陽光時務 戴=戴耀廷 戴:「佔中」既是中環,也指處於中間的一群人,所以我們談佔中,也可說是佔據中間的那群人,即「中產」。中產相對於基層市民,在經濟上的考量相對較輕;對非物質價值的重要性較重視;他們會憂慮下一代的處境和成長。這群過去未必是強烈支持或反對政府的人,佔五至七成人口屬香港大多數。他們未必在短時間內表達出他們的關注和立場,正因為他們一向處於中間,可能在最後一刻才表達立場,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希望盡早將這批人拉出來。 陽光:這次行動是希望得到中間的大多數支持,還是連最基層的支持也一起爭取? 戴:一定是爭取全民支持,但最終取決的可能是中間派。基層群眾我們也爭取支持,但他們有許多實際考慮,如參與行動可能會「手停口停」。但如果沒有全民的同情或認同,我們也不能發揮足夠的作用去影響北京。所以整個部署是先佔中,然後再擴散。 陽光:用什麼方法令這些中間派明白或支持這場運動? 戴:我們很強調「非暴力」這個元素。對於中間派來說假如運動是暴力的話他們絕不考慮。我們也要把民主和民生的關係解釋得清楚,現時的論述仍不足夠。當我們說北京應該相信香港人,我們辦這場運動時也應該相信香港人。到底香港有多少人有如此決心來爭取真普選,同時認同以非暴力手段,而不是帶着其他政治目的來做這件事。當有人使用暴力,我們就切割,他不再屬於我們這個運動,希望對運動的損害降到最低。這正是為何部分激進分子,如拿龍獅旗,米字旗的人會不喜歡「佔中」,因為他們認為「佔中」是排斥他們參與。反佔中勢力主要來自兩方面,就是極右和極左,因為極右的一方是希望仍然可以用暴力的方式來進行抗爭。 陽光:其實你是在開拓新市場。 戴:是的。如果我們能透過佔中,令一些以往不甚關注政治的人都因此而關注政治,並不只是從經濟角度來考慮,同時也加入了普世價值的考慮。而一直關注普世價值的一群亦能從關注民生角度出發的話,未來香港的管治真的可以開拓出一個新局面來。我並非說有佔中和有普選就能夠解決問題,兩者只是製造一個解決香港管治問題的契機。有了普選,我們就會有公平的制度,然後才能打破那種惡性循環,互不相信的困局。例如貨櫃碼頭爭議,就可以商討方式來解決。 陽光:你早在兩年前已提出「佔領中環」,為何? 戴:我當時寫一系列關於社會運動模式如何令政府改變的文章,探討公民抗命或堵路的方式,當時只集中談堵路,沒把公民抗命結合起來。直至今年 1月,才把兩者結合。因為堵路會產生社會秩序被破壞並引發震撼力,既要付出社會代價「挾之以勢」,亦引發道德效果「道之以德」,利用一個道德訴求,令政府或其他人認真考慮你的訴求。 陽光:為何有這種轉變? 戴:跟整個香港社會民情有關,因為民情從上年特首選舉起就一直在惡化。2010年政改,當時有一種盼望,希望透過妥協達到紓緩彼此矛盾和分歧。但實際並非如此,首先泛民分裂,而北京亦在協議後置之不理,不修補與泛民的關係,結果彼此的不信任比之前更差。特首選舉的「泥漿(摔角)式」選舉模式更令整個制度顯得不濟。到了反國教科,大家看到一個非普選的政府即使不願推某個政策,但如果中央政府有任務下達,她也要硬着頭皮去做,結果令市民反彈。這兩件事令大家預見到未來的政改推行將會非常困難。我跟很多人談過大家都很悲觀,都對政改能否取得突破感到非常悲觀。沒突破即暗示要再次採用 2012年的選舉模式,即再重現唐梁之爭的模式,這會令大家感到無助和無力,這種悲觀情緒非常強烈。雖然反國教一役似乎勝了一仗,但只反映了一種小退卻,大家的無力感仍是很強烈。但當(我的)文章出現時,似乎有一種希望。不需要大家拋頭顱灑熱血,只要能夠付出少許代價,是可以產生一種巨大力量,這個巨大力量是可以令政改突破,實現真普選。所以才會產生現在這種影響力,這是任何人連我自己都不曾預見到。 陽光:當初回歸時你對「一國兩制」,有沒有期望? 戴:我想從過往「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管治,轉變成香港人能夠在自己的地方去進行自身管治時,我們是期望管治會更加能夠貼近香港人的需要,更能貼近香港人的價值。一國兩制是應該在主權回歸之後,讓香港能夠自行走出一條路,但回歸之後所出現的問題是愈來愈向一國傾斜,反而兩制的特性逐漸被消磨。 陽光:你擔不擔心北京不再與香港的泛民主派溝通? 戴:我不敢解讀,我看到《明報》在 4月 2日有一篇評論談及「硬中有軟」,我同意。硬是一種表面取態,也是理性部署,當然會跟你一樣搶佔中間的那群人,說我們︰「很有問題」,「會搞亂香港」,他們要跟我們搶佔市場,所以硬是必然。但我覺得喬曉陽(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他講話當中,亦保留了一些空間,如「不與中央對抗」,你可以定得很緊,也可以很鬆,鬆緊全在他手中,就會有空間。假設佔中真的成勢,真的有具體方案又有很多人投了票,這就是一種力量令他們不敢再漠視。首先是壓,壓不來就分化,分化不成就妥協,或者鎮壓,但這個代價實在太大。所以為何我只是說說,他們就有如此大的反應,正因為他們想到如果佔中成真,會出現一個他們難以承受的代價,故要在你未成形前能夠把你剷除。 陽光:在這場運動中,很多內地人在看。他們有些人會想這個運動能否中港結合,你是如何定位? 戴:我想我始終把這場運動放在香港本位,這始終是香港爭取民主制度的運動。如果成功的話,這種文化素養其實可以在中國人社會中出現。不只香港,台灣已經出現了。或者是說亞洲文化、儒家文化,韓國都已經有了。故有人說中國人、中國文化與民主憲政有排斥性,不是必然的,其實是有相容性,只是說你會不會在一個對的時機,那個土壤是否準備好,然後就讓事情發生。套在香港,當機會來臨時是可能發生。中國何時有合適土壤和時機,這要由內地同胞判斷。 陽光:會否接受他們各種支援? 戴:我想還是以香港本土運動為主,我們不想把事情變得更複雜。如果將兩地力量連成一線,反令在香港本土能夠發揮的東西因而喪失掉。不是不關注內地的問題,而是在運動現階段,我們的焦點應該放在香港。 陽光:這場運動與其他本土運動有何分別? 戴:我的分別,不是說要和中國內地割裂開,我們本身是相連的。不過在現階段,我們想要的東西和積聚的力量,都需要由本土力量去積聚。而當力量爆發後,成功是一種引爆,失敗被捕也是另一種引爆,到達佔中又是另一種引爆,他所波及的地方必定不止於香港。但因為不只有實際上的距離,亦有文化上的距離,這些爆破作用是不會即時在內地產生爆破效果和改變,而是屬於一種長期滲透。我們不可能在該處種一枚核彈,亦沒有如此能力,因為任何地方的公民抗命都是靠他們本土出發,沒有人是可以去做這些事,必須由本土出發。 陽光:整場運動何時最艱難? 戴:最艱難是我們定出方案後一直到我們要佔領中環這段時間,那種未知狀況最艱難。到現在仍未想清楚,即使是政黨,或者認同佔中的人,他們對這都有不同看法。艱難在於到底我們有沒有「迴旋」的空間。有說法指,當你經過電子公投後,已經沒有迴旋空間,但政治永遠是妥協的,你要如何妥協呢?在哪個位置可以讓你妥協呢?如果你預留了妥協的空間,會否得不到原本所期望的形勢呢?當矛盾出現時,要不斷營造形勢,這會把自己推到沒得回頭的位置,屆時就沒有任何空間和機會做出妥協。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被迫要去佔中,沒有回頭路。到底這兩者間能否找到一個出口實在考智慧。如果北京的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那很易辦,我們就去佔領中環;但假如北京的回應是似是而非的話,那就麻煩了,大家會在內部先辯論一番,那就需要一個機制去解決問題。如何處理,仍未找到一個最完美的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目前進行的這部分不是很政治,反而是一種文化塑造的過程,但到了需要政治上抉擇時到底該如何去做,非常艱難。陽光:有無作出最壞打算? 戴:最壞打算就是佔中實現的時候,全香港市民都在責罵我們,責罵得我們全無心情後就各自散去回家。就像「十個救火的少年」的故事,去的時候人似乎很多,但因為各自原因慢慢消失,這就是最壞的情況,反而拘捕不是最壞的情況。拘捕其實是一枚「核彈」,佔中就是爆發,但爆發後最大的影響並不是爆發的破壞力,而是爆發後的核子輻射令當地數十年都不能有人居住才是核爆最大的威脅。現在就看香港社會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滲透力。因為當你去拘捕時候,所有的矛盾就會帶到更深層,會帶到整個社會當中。假如那時人民的回應是正面的,支持你,他就會對政府提出更多訴求,或者是進行更多的不合作運動。 以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來看,他不是在被拘捕的一刻產生效果,他被捕後群眾才開始反思,到底制度是不是真的出現了問題呢?然後這才促使種族隔離政策結束。所以被捕不代表失敗,反而是為下一個階段作準備。更多更廣泛的公民不合作運動,令整個社會不能管治。其他群眾會認為這個政府不講理,到時不只佔領中環,也要佔領沙田,全香港不停搞佔領,整個社會就會運作不了。 陽光:到時解放軍會否入城? 戴:入城也沒用,全港市民都不合作軍隊能夠迫到人合作嗎?合作出於人的自願,你是無法強迫的,你拿着槍也無法迫人跟你合作。要不就發起罷工罷課,整個社會如果是認同的話,軍隊入城會刺激到更大型的不合作運動,這與1989年六四事件很不同,兩地始終是很不同的城市,佔中的抗爭文化較 89時的北京強很多。國際城市的資訊流通相當厲害,到時會發生什麼事真的無法可估計得到。所以我說,你要想清楚並不是在爆發佔中那一刻,接着的事情無人能預計,你要把那些一併計算。如果事情爆發下去不知會發生什麼事,這將超出我們和北京的估計,那你會不會想冒這個風險?你不想冒這個風險,就要在爆發前作出讓步。你的讓步不是在於佔中的一刻,而是你種下了「完全不能信任中央」,「完全不能信任特區政府」的情緒到整個香港社會裏,屆時情況只會比現在更加差。 陽光:香港有無營造核彈土壤? 戴:有一定基礎,否則不會兩個月就產生出如此大的效果。基礎是香港人的文化,從港英時期以來的文化。雖然有言香港人經常把錢看得重,重經濟,但你看到從基本法廿三條,到反國教,都不只一次有如此意識。香港人的意識其實不只於經濟理性,亦包含了公義理性和訴求,這個令香港有足夠土壤製造出這枚核彈。但是現在是否已經製造到核彈,或者爆發出來是否有核彈的效果,我也沒有信心。所以這也是為何我們要做這麼多前期工夫去製造出「核元素」,來達到最終的核彈效果。到時就算運動最終失敗,也算是成功,因為我們已經完成了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過程。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