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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趙楚 中國大陸的 PX官民戰爭

中國大陸各地圍繞環保而引發的日益普遍的官民戰爭,既是權力制度所導致,也是這一體制必須嚴厲壓制的。這些衝突背後的真正意義是專制權力的經濟運行與民權覺醒之間的零和博弈。 剛過去的5月4日,是中國大陸傳統的青年節。這一天,過去幾年各地常見的環保示威集中上演:昆明部分市民散步抗議安寧 PX項目,成都市民反對彭州石化項目,而上海松江市民則抗議電池工廠的建設。在網絡零星披露的這些消息之外,當夜還有消息說,青島黃島工業儲存設施爆炸。這些消息的共同點是,圍繞環保展開的社會抗議和博弈已不限於過去的中小城市,而在人口密集和影響巨大的一二線大城市發生,而且是全國性密集發生。實際上,自上海大火起,圍繞有關社會安全和環保而展開的各種抗爭已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社會運動形式,PX官民戰爭實質是當代中國社會民權覺醒和民權直接對抗專政權力的一種行動,因此值得關注中國民主和自由轉型事業的人們特別注意。 在過去引人注目的厦門、大連、什邡和寧波等地 PX抗爭之後,尤其在黃浦江死猪和新薩斯(SARS)爆發之際,這些一二線大城市還是若無其事地進行這種大型石化項目建設,就已表明各地當局根本沒有從過去的官民博弈中學到任何建設性的東西。這些項目的强制和野蠻推進本身就證明,各地的掌權者相信,只要準備好足够的强力彈壓手段,以及更細密地禁止網絡和媒體的信息傳播,更嚴厲地控制社會,則這些項目都可以高枕無憂地進行。說白了,在這類牽涉重大民生和社會利益的事務上,他們的决策和執行都是圍繞簡單的「有槍在,何必理他」的傲慢。 本來,在市場經濟原理下,權力應該儘量退出經濟决策和運行,安心充當中立的服務者的角色,而且這種服務絕不僅僅針對資本和利潤:首先,如果一個城市的政府是所有人的政府,它首先應該考慮的恰恰是本地居民的意見、意願和利益。可在各地有關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恰恰相反。各地方權力由於强行控制建設必須的土地資源,而土地的直接利益和派生利益是其主要的經濟和財政目標,因此,他們在决策和執行時首先考慮的恰恰是與外來資本的合作,而不是充當不偏不倚和以本地利益為立足點的中立者。這是此類事件往往一旦觸發就變成劇烈衝突的主要原因,因為這是兩種根本不能調和的利益衝突。 要分析中國地方政府為何甘冒群體性抗爭的巨大風險,對此類激發巨大民怨的大型工程如此熱衷,則必須了解中國目前地方權力的生財潛規則。在這類大型國家托拉斯(Trust)及所謂新國有企業的工程項目中,地方不僅有向中央權力授予者買好的政治熱情,更直接地,在此類工程的土地徵集、工程融資、基建施工以及設備採購等過程中,地方權力與所謂央企實際上是聯手搞錢的夥伴關係。這些錢財絕不僅是滿足地方財政需求的桌面遊戲,貫徹始終的,是通過各種人際關係網絡而實現的化公為私、上下其手的天文數字的利益輸送,這才是中國特色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核心,也是上下互動的真正動力。 撇開中國現實的大型工程項目各種權力潛規則機會不談,即使在所謂純粹的發展考量下,由於中國高層的權力是政經合一的,因此,具備全國性地位的央企與各地權力的直接利益結合點也是顯而易見。而考慮到權力自上而下授予的制度特色,要各地當局為地方居民的意願和利益去對抗以全域發展之名的外來資本,也是不現實和不可能的。在任何堂而皇之的道德宣言之外,政治學基本的現實主義思維實際上在此類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實際上,無論從新領導團隊的成員履歷來看,還是從其他層級的各級黨政官員的升遷與職位調整情况看,家族化、派系化的權力結構本身就涵蓋政經兩道,並隨權力與利益分配的需要而轉換角色,如人們在李鵬等家族成員的職位轉換中所看到的。 除此之外,還有地方官員所謂「守土」和「維穩」的自身利益需求。權力自上而下授予,當地的居民對地方當局的權力並沒有任何有效的約束手段。制度化約束並不存在,而居民自發的散步——也就是被內部稱為「出事」的群體性示威,很可能就是居民的唯一博弈工具。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在穩定焦慮症的催化下,考核地方當局的兩大指標,除了經濟上的GDP,剩下的就是政治上的不出事。所以,從這裏可以看出,各種群體性抗議事件,實際上正是當代權力缺乏約束的制度本身所必然孕育的結果。換言之,各地圍繞環保而引發的日益普遍的官民戰爭,既是權力制度所導致,也是這一體制本身必須嚴厲壓制的。也就是說,在現行體制之下,這是無解的死結,因為這些衝突背後的真正意義並不是經濟和產業的,而是全民政治層面的,是專制權力的經濟運行與民權覺醒之間的零和博弈。 由於權力是博弈中與資本立場完全一致的一方,因此,在這種沒有仲裁者的官民對抗中,權力要保持所謂公信力則無異於天方夜譚。在沒有裁判的球場上不可能出現公正,何况在這一場基本生存和權力絕對意志的較量中,裁判實際上本屬於犯規的一方。因此,不可能指望博弈的一方擁有特別的公信。就各地居民的實際行動而言,由於人們對中國權力蠻橫和野蠻性質的認識,恰恰是居民一方的行動體現了高度的自制、理性、尊重法律和人性化特徵。因為,人們深刻意識到,這本來自然和天然的權力行使,在中國無異於「捋虎鬚且與虎謀皮」的危險事業,因此他們總是希望在堅定和明白表達自身意願的同時展現更大善意和誠意。儘管如此,由於上述利益和立場本身的不可調和,以及權力本身的傳統,官府還是以一貫的野蠻和傲慢方式來回應。 誠然,PX並不是中國特有的產業項目,而一般人對化工事業的危險並不具備精准的科學認知。然而,如果稍微了解上面談到的各種現實情形,人們應該明白,在這些項目抗爭背後的真正熱情和動力,並不是圍繞化工產業的科學論爭,而是在缺乏基本公信和互信的環境下的官民對立,以及缺少制約權力手段的居民對自己最切身利益的謹慎態度。因為,歷史和現實太多經驗與教訓告訴他們,權力對經濟發展結果的美好描述並不可靠,而愈是權力以最美好理由要竭力推行的事情,往往結果格外的危險。因此,即使在關於PX 的科學意見上居民們有可能是錯的,但在這終極的厲害和利益的感知上,稍微了解中國現當代歷史的人都知道,各地的市民們絕對是對的。看看現實中國環境、食品、飲水等事情上的現狀,只要一個人還稍有理智和天良,相信沒有人敢於懷疑這一點。 問題是,在出現那麽多起激烈的對抗之後,權力者是不是仍不知道這種基於體制帶來的無公信的施政環境呢?從每起抗爭時格外細膩的控制信息措施,以及動輒出動高壓機器的手法看,他們對此完全清楚。而要解脫這種「結局必定是悲劇」的對抗,需要的是什麽呢?當然是一個人民信賴獨立的法治系統,以及人民可以正當、安全和清晰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並訴諸公論和法治的體制。而這一點,恰恰是權力制度絕對不允許的,連最遙遠的虛假承諾都沒有。這一絕望的現實使得每次本來正常的民意表達帶上了悲壯的最後鬥爭的色彩,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公信是所謂公權的基本特徵,但這卻不可能靠掌權者自我道德目標的標榜而獲得,它只能來源於體制的前提。而任何體制的建構,其根本內涵當然不是經濟的和民生的,而是全域性和政治的。這是某些低估這些環保抗爭的朋友所忽略的意義。然而,那種僅從中外歷史19、20世紀的革命模板來想像當代中國政治反對運動的理論方法本身就有內在的學理弊端:一來,經濟全球化和社會數字化的時代裏,突破性的社會革命是去中心化的,不會再有1789(指法國大革命)或布爾什維克似的運動;再則,這些抗爭背後蘊含的代議制的地方權力訴求正是民主轉型最强大的動力之一——對於現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地方性動力如有疑惑,人們只需要簡單回顧百年前雲南的保礦與四川的保路運動即能明白。明乎此,才能了解為何即使以整個政黨的黨德和形象為代價,中央也要忍痛支持各地的PX鎮壓措施。這與1911年端方入川的情形也是完全一樣的。 一句話,透過今年五四各地風起雲湧的環保抗爭,以及官方格外嚴厲的壓制,人們應該看清一個基本現實,那就是,當此巨變前夜,今日中國已不再有所謂局部事件的概念,而任何零星的火花都可能觸發火山的總爆發,有志於變革事業的朋友們萬萬不可對此有任何糊塗的觀念。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張曉舟 去白宮遞京狀

當朱令案促使愈來愈多的中國民眾——絕大部分是青年——紛紛在給白宮的請願書上簽名,我想到林達的《歷史深處的憂慮》一書中,對美國「世紀大審判」——辛普森案——的梳理和解析。 這封白宮請願書稱,孫維有動機和途徑獲取鉈、導致朱令癱瘓,後來更改名字並通過「婚姻欺詐」赴美,並「請求政府調查並驅逐她」。 與其說這是請願書,還不如說是舉報信。因此有人戲稱,白宮應該專為中國網民建立一個信訪處。在白宮網站上除了這封請願書,還有另外兩份較引人注目的「熱帖」,一封來自馬來西亞,一封來自委內瑞拉,都是要求美國關注本國的大選舞弊事件。 美國仿佛不只是世界警察,儼然還是世界法官了。以前很多愛國青年跟官府腔調一致,喜歡動輒指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去年9月希拉里訪華,影星陳坤發微博抨擊她:「自己家沒擱不平的事轉移視線向外准沒錯,自己當家長時承諾的事沒做到轉移視線找別家麻煩准沒錯,自己在西邊住非要找東邊人家的茬兒積累家人投票准沒錯,關鍵是還派出來一個曾經想當家長的女性來這家周邊鄰居家轉悠,怎麽的?我們家好欺負?」但與此同時,網絡卻一度非常流行希拉里批評中國的言論——即便知道那是編造的,人們也樂於傳播。至少在微博上,崇美愈來愈足以與反美相抗衡,甚至漸成主流聲音。3年前樂清一位為村民維權的村長錢雲會離奇被車軋死,錢雲會80歲的父親錢順南唱了一首哀歌(後被收錄於左小祖咒的專輯)。雖然他也把共產黨當作包青天一樣來喊冤,但現實世界已經容不下賤民的呼告。錢順南最後令人驚悚地哭號——「我要去閻王殿遞京狀」,聽起來就像是千百年傳承下來的一齣鄉村戲曲中的唱詞。然而現實比戲曲殘酷絕望,不是去天安門,不是去中南海,而是去閻王殿。「去閻王殿遞京狀」,一語道破中國傳統社會專制本質。 網絡新世代似乎一舉打破了傳統,他們去白宮遞京狀。 這是出於正義感,出於改變非法制的專制社會的積極願望和行動,然而,卻也是一種饑不擇食,乃至病急亂投醫的做法,恰恰與法制精神相悖,其依據的不是程序正義,而是「情緒正義」。不少人認為簽名請願可以「逼迫美國政府給中國政府施壓重審朱令案」,去白宮遞京狀的人們似乎已經把孫維提前押送上審判席。刻薄一點說,美國似乎應當給這些去白宮遞京狀的人辦一個法盲夏令營。 但寬容一點說,很多人也是被逼的。當「朱令」乃至「鉈」字居然都成為敏感詞,人們只好把對言論自由的絕望和渴望發洩到白宮網站上。 我也和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人們一樣,認為孫維是目前為止可知的最大作案嫌疑人,但現在能做的只有呼籲警方公布當年調查細節並重啓調查——包括調查是否有人利用權力干擾辦案——而不是急於認定孫維就是罪犯。大多數美國人也都認為辛普森是殺人犯,最終法庭宣判辛普森無罪,固然令很多人失望,但這恰恰捍衛了法制。法制要依據的,不是人心,不是民意(尤其不是民憤),不是正義昭彰的迫切需求,而僅僅是:證據。 作為民意的晴雨表,微博意見領袖李承鵬認為朱令案 「理論上還沒有水落石出」。但難道實際上已水落石出?每個人盡可以有自己的意見乃至結論(甚至眾口一詞咬定孫維),這是言論自由,也反映了民意——尤其是對公權力刻骨的不信任感——然而法制精神首先要排斥的恰恰是所謂「民意」。以民意殺人,正是極權社會的一大傳統。再一次,反對極權的人們不知不覺遵循了極權的思維和做法,高喊法制的人自己先違背了法制。 儘管在中國往往黨大於法,司法並不獨立,但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博導沈德咏最近針對冤假錯案有一句話說的不錯:「寧可錯放,不可錯判」。從這個意義上講,捍衛孫維——即便她是嫌疑人——與捍衛朱令同樣是在捍衛人權和法制,當然也是在捍衛我們自己。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徐賁 中國人的良心問題

「人民愈來愈渴望,要有一個制度能將他們由『吃米飯的機器人』提高為真正的人──在人權的保障下,能够自由思考,暢所欲言,昂首挺胸。」而這不正是我們所嚮往,所敬佩的良心行為嗎? 我們生活在一個良心匱缺的時代,我們膽怯、懦弱,看着別人受難,卻自己躲在一邊;看着强權施虐、卻默不作聲。雖然我們羡慕有良心的人,為自己沒有良心及勇氣而羞愧,但在現實的考驗面前還是會選擇不理睬良心地存活下去。良心本身不是道德原則,而是在處理具體情况時,在特殊場合和問題面前根據某種道德原則做出的選擇和行動。這種道德原則往往來自一個人的信仰,尤其是道德信仰。 良心雖然能幫助人辨別對錯和是非,但良心本身並沒有什麽好壞或善惡的實質內容。决定良心實質內容的是運用什麽道德原則(這關乎承認哪種道德權威)和如何運用道德原則(這關乎運用者是否具有「審慎」這種實踐性美德)。對於良心的這兩個方面,理性的作用都特別重要,但宗教信仰卻能給予特別的便利。在宗教信仰中,基本的道德原則及其權威來源都是清楚的,而宗教傳統文獻和共同經驗則有許多良心行為引人向善的先例。這就像法治傳統良好的社會不僅有受尊重、有威望的法律,而且還有許多可供諮詢和參考的判决先例一樣。 說到良心的道德原則,人們往往會想到神和神對人的道德誡命。因此,雖然美國憲法中沒有關於保護個人良心的條文,但還是有法學家和倫理學家將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中的「保護宗教信仰自由」解釋為實際包含了保護個人的良心自由。那麽,神的誡命和人的良心到底是什麽關係呢?不妨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安提戈涅》(Antigone)做例子。在劇中,安提戈涅想方設法要安葬她的哥哥波呂尼克斯,但國王不允許,因為波呂尼克斯是在叛國的戰鬥中死去的。安提戈涅對國王說,有一種比國家法律更高的法,而她要服從的是更高法律,只有更高法才具有神聖權威,更高法不僅要求人不做惡事,而且還要求人做善事。安提戈涅堅持說,神要求她善待自己兄弟的遺體,將其安葬,違反國法做這件事是她正當的良心行為。 那麽安提戈涅所說的神法是什麽呢?希臘的神從來沒有向凡人宣喻過神法,希臘神話中的大英雄珀耳修斯(Perseus,宙斯和達那厄的兒子,傳說中邁錫尼,Mycenae的開國者)也從來沒有像舊約中的摩西那樣登上西奈山,在熊熊烈火中諦聽上帝的誡命,接受上帝與以色列人的約定。大神宙斯也從來沒有用文字公布過像《聖經》中的那種「十誡」。因此,儘管安提戈涅說到具有神聖權威的更高法,但那不可能是《聖經》裏的戒律,也不是什麽部落裏的規定。她心目中的神法是每個正常的人都能用良心感知的原則,也就是後來自然法哲學家們常說的那種「刻印在人心上的律法」。 與異教的希臘人不同,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文字的啓示,摩西在西奈山上宣喻上帝的誡命,《聖經》裏有十誡,都是用文字記載的。人們因此常常以為,猶太人和基督教徒有不同於自然法的道德傳統,他們有了神法,因此根本不需要自然法。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天主教哲學教授布德西斯澤烏斯基(J.

陽光時務 | 章立凡 中國民主黨派編制由來

「六四事件」後,民主黨派被定性為「參政黨」。時至今日,他們仍須按照 50年代劃定的「防區」,每年以不超過 5%的額定淨增率發展黨員。加入民主黨派,通常被認為比加入中共還難。 當今中國的「多黨合作制度」,除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外,有八個參政的民主黨派: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民主同盟(民盟)、民主建國會(民建)、民主促進會(民進)、農工民主黨、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與民主黨派並列的,還有無黨派人士和工商聯兩個界別。 但1949年在北京召開新政協時,民主黨派單位有 11個,宣布成立的是「聯合政府」,也未明確「執政黨」與「參政黨」的區別。這期間的政治變遷,可追溯至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後的政治格局變化。 斯大林否決毛澤東一黨執政提議 1946年 7月國共內戰爆發後,處於調停地位的「第三方面」、中間黨派大本營民主同盟分化,青年黨、國社黨脫離民盟,參加了國民政府召開的國民大會。1947年 11月 6日,民盟在國民黨的高壓下被迫宣布解散。 毛澤東據此認為:走「第三條道路」的中間黨派沒有用處了。他在11月 30日致電斯大林,認為中國也可以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建立一黨執政的政府。毛認為中間黨派大多數人是動搖分子,並且與美國人有着密切的聯繫,將來很容易被美國人利用來做有利於美國和蔣介石的事情。民主同盟的解散,進一步證明了這些中間派的動搖和不可靠。他提出:「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後,應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之外,所有政黨都離開政治舞台,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斯大林不贊成毛的意見,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覆電中說,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着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它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强,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權,即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為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 14個黨派單位入選新政協 隨着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軍事失利,國民黨內部發生分化,李濟深、馮玉祥等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並於1948年1月5日在香港召開一届三中全會,宣布恢復活動。面對中國政治格局出現的重新洗牌,中共中央於同年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主張得到了在野黨派的響應。中共香港黨組織開始秘密輸送各黨派負責人分批北上,參與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 新政協籌備階段共收到30份團體和個人要求參加新政協的書面請求,最終准入有 14個黨派單位:除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外,還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民主促進會、致公黨、農工民主黨、人民救國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 11個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 孫文主義革命同盟、民社黨革新派、中國少年勞動黨、光復會、中國農民黨、中國民治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人民民主自由聯盟、民主進步黨、中國人民自由黨等黨派團體的與會請求,被以「成分複雜」等理由拒絕,僅接受部分人士以個人身分參加新政協。 毛高呼「聯合政府萬歲」 據救國會成員宋雲彬1949年5月27日的日記:「晚,周恩來、李維漢等在北京飯店邀請救國會同人晚餐。周表示,新政協開會後,各黨派除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外,其餘均可解散。」 新政協閉會後,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併入民革,救國會宣布解散。按原定合併方案,下一步致公黨將併入民革,農工、民進、九三併入民盟,當時已安排民進領導人馬叙倫、許廣平出任民盟中常委。據原民盟負責人周鯨文回憶,此方案最終因毛澤東改變主意而未實行,八個民主黨派的歷史格局才得以延續至今。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發表講話,描繪出未來「中國夢」的藍圖: 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在講話結束時,高呼三個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民主聯合政府萬歲 !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 ! 改造民主黨派,確立發展禁區 新政權成立後,對民主黨派的組織改造隨即開始。一些黨派有軍事上的成分,如民革中有原国民黨地方實力派或「起義將領」,農工黨、民盟的某些成員曾是軍人,或從事過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 195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宣布:「各民主黨派已決定不在工人、農民和人民武裝部隊(包括軍事學校和機關)中進行黨派活動。」 1950年 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於同年7月19日正式作出《有關各民主黨派組織活動的决議》:進一步明確各民主黨派「不在人民解放軍包括公安部隊在內的部隊中及其軍事機關、學校以及軍事企業中發展黨員」,同時决定在下列機關學校亦不進行組織的活動:(1)情報機關。(2)革命大學。(3)舊人員訓練班。(4)(大使)館、領(使)館。同年 7月,活動禁區擴大到少數民族地區,翌年根據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指示,禁區又擴大到鐵路系統。一些黨派還應中共要求撤銷了在港澳或海外的支部。 中共中央統戰部劃定了各民主黨派發展成員的分工領域。李維漢 1950年在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說: 「除農工民主黨經其第五次全國幹部會議决定以學習為主,停止發展外,各民主黨派大體上决定了它們的主要活動範圍和發展對象。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對象為轉向的國民黨員,主要是中層的國民黨員。民主同盟的對象為知識分子,主要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民主建國會的對象為民族工商業家及與之有關的從業人員和知識分子,並吸收有關的公營企業幹部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是以自由職業者為主的民主黨派,九三學社與民主促進會相類似,它們在現有基礎上適當發展。致公黨的基礎原在華僑中的洪門,已勸告該黨首領整頓組織,並不向國內發展。」 最終明確各黨派分工如下,民革: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民建:民族工商業家及相關的知識分子;民進:教育文化出版界知識分子;農工民主黨:醫衛科技文教界知識分子;致公黨:歸僑、僑眷;九三學社:科技文教界知識分子;台盟:台灣省籍人士。 上述發展領域的劃分——在民主黨派內部被戲稱為「防區制」,一直存在異議。據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報告,民革的李濟深等「從其根深蒂固的國民黨黨統思想出發,總想把所謂國民黨員全部接收過來(除開現在還公開反共的一小撮)」。民建的章乃器等「一向主張以有代表性的老闆階級即上層工商業家為主要對象」,要求確認民建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而中共的應對辦法是成立了中共黨組領導下的工商聯,對工商界人士實行分流。 據李維漢回憶: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對分工一再表示不滿,主張要打破「防區制」「包幹制」。有些人對我黨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認為是「對九三學社的威脅」。有些人(按:指民盟葉篤義)從增强民主黨派的實力出發,主張取消民盟、民進、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四個黨派,另組一個知識分子的大黨(按:其實是重提中共的合併方案)。上述意見在 1957年「反右」運動中,統統成了「右派言論」。 民主黨派最終淪為「政治花瓶」。1989年「六四事件」後,更被中共中央 8914號文件定性為「參政黨」。時至今日,她們仍須按照50年代劃定的「防區」,每年以不超過5%的額定淨增率發展黨員。加入民主黨派,通常被認為比加入中共還難。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羅永生 香港可以說不

雅安地震,生靈塗炭,人神哀慟。如果按照過去的習慣,香港現時應該是籌款賑災的高潮時候。可是,今次不但沒有這種善事熱潮,更出現所謂「抗捐」運動。「一毫子都唔捐」的呼籲,不但在網上蜂起,深入民心,在立法會更掀了「捐派」與「不捐派」之間的激烈爭辯。最終雖然在親建制議員護航底下,政府還是撥出了一億公帑。然而,事件的漣漪仍不止息。在立法會發言「抗捐」的黃毓民和毛孟靜,其發言片斷被上載至網上媒體,並加字幕翻譯,竟然獲得廣泛共鳴,有200 多萬點擊,令人意想不到。 此事在香港獲得巨大的共鳴,展現出多種的涵意。一方面是中國「大國崛起」的形像,迅速地把「中國」等同一個苦難、落後、有待救助的地方,轉換為一個財大氣粗、霸氣凌人、除了「錢」之外卻什麼也沒有的「強國」。它什麼都不欠缺,它不需要我們的援助。但另一方面,其實是香港人一種更深層的憤怒。這種憤怒,與其說是對大陸人一般的反感,不如說是不滿 「強國」政府這幾年間無數強橫無理表現的一次集中爆發。 在汶川地震、毒奶粉事件,李旺陽的「被自殺」事件中,香港人都自發地表達了高度的關注,而且寄予莫大的同情,這種同情可以說是積累着過去一直以來香港人那種「比中國更中國」的獨特民族主義情緒。可是,當人們發覺,此等基於「同胞之愛」的善心,原來都只是一種一廂情願,「你俾佢心肝,佢當你狗肺」的時候,態度的突然逆轉,實在毫不稀奇。 可是,香港人在短速時間內達成了差不多一致的民間共識拒捐,也並非純然是一種逆反的情緒,因為反對「盲捐」的最有力的說話,並非來自那些早已鐵心不會踏足大陸的本土主義者,而是跑慣了大江南北,比香港一般人更了解中國狀況的那些跑「中國線」的記者。他們現身說法,力證國內救災體系嚴重的問題和漏洞。然而,更弔詭的是,最有力的支持「抗捐」的言論,其實是來自國內網民的反應。鋪天蓋地在微博上流傳的向香港人「抗捐」表示支持的發言,更是使香港這邊的人,下定決心不再為空洞的「血濃於水」論所蒙蔽的原因。 香港幾個力主本土自主的議員反對香港政府向內地「盲捐」一億,反而受國內網民熱烈瘋傳他們的視頻,展現出一種倒錯的怪異景像。原因其實在於,關於「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國內人受害其實更深,只是他們並無渠道去自由表達,只有在香港才有這些帶着逆反意味的真言可以公然陳述,官員還會坐在那裏公然受罵。這種「可以說不」的自由,不就是國內人在他們的環境下求之不得的「主體性」嗎?有趣的是,國內人擊節讚賞的主體自由和暢所欲言,卻正好是建基於「香港可以說不」,「香港還可以說不」的主體性。 事實上,放置在歷史的長河上看,這次「抗捐」事件實在有非凡的意義。因為它重新定義了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從過去一種以脈脈溫情的面紗所掩蓋的,以神秘血緣神話為基調的自我矮化意識,跳到一種以本地理性問責的公民文化為本的自我肯定,以不亢不卑的態度處理與內地關係。在這種「香港可以說不」的原則底下,香港才不會再被捲入那種以災難作為酬酢交往打關係契機的惡性循環,而是在中國面前堅持自己的核心價值和文化。 事實上,事件發生之後,國內官媒如人民日報等均曾有抨擊「抗捐」,然而近日也發文坦承需要對23 張反對票反思,尋求如何「以公開透明贏回信任」,顯見「抗捐」以「說不」的效果,並不在於抗捐者未能以投票阻止這次一億的捐獻。 近年來香港人對中港關係多所議論,也為如何守衛香港核心價值有很多主張。然而多般方案,其神髓均在於健全香港日益被矮化的主體性和主體精神。萬變不離其宗,其實就在於香港還能否維持「可以說不」的坦白和勇氣。不用迂迴理論與無謂的姿態,在醬缸文化、藩屬思維日益泛濫的情況下,香港主體性是否尚存的標尺就在於問:香港仍能「說不」嗎?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羅世宏 馬政府說好的改革呢?

最近這一週,至少有兩起引起社會關注的絕食行動。一是「台灣關廠工人連線」的退休工人長達 193小時的絕食行動;二是我的老朋友、全國教師工會聯合會理事長劉欽旭在立法院前發動了連續80小時的絕食抗議。他們都在對這個政府發出警示,要求這個政府回應社會公平正義的呼求。無奈,國民黨政府好像沒有因為二次政黨輪替、失去又重新獲得政權而變得對民意更敏感。相反,國民黨政府好像一樣無感,不知是出於麻木還是無能?很快就是馬政府連任一週年了,人民想問:說好的改革呢?這個政府到底怎麼了? 問題恐不在於馬英九是不是續兼國民黨主席,而是國民黨這部黨機器已經生鏽了。無法親近層峰(公司、機關中級別較高者)者,桀傲不遜,打造個人品牌,以名嘴身分遊走電視台,視黨的政策和紀律如無物。國民黨則表現不出一個執政黨應有的樣子,政策不清不楚,改革一波三折,不知究竟想將台灣帶往何方? 如果說國民黨行政團隊沒有上緊發條、拿捏好應該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分寸,國民黨的立法團隊就更糟。立法效率低落不說,執政黨穩居多數的立法院既無力為國民做好把關工作,也未能護航行政團隊的政策。台灣雖非內閣制,但這種府院之間離心離德、各吹各的調的情況,環顧世界各國,恐怕還是少見的吧! 以媒體政策來說,馬政府原本令人期待。去年5月20日,龍應台正式掌舵升格的文化部,再加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於去年 8月開始由熟稔法律和傳播的石世豪擔任主委,無疑是台灣傳媒與文化政策兩大舵手正式就位,加上民間的媒體改革呼聲震天,媒體相關政策改革按理應該會有不小的進展。 很可惜,到目前為止,差不多還是原地跑馬。 先說文化部,延宕快兩年半的公視董事會改選至今無法完成。這不能怪龍應台,因為她已成功建請行政院兩度重提公視董事候選人,卻兩度被包括執政黨在內的立法院推舉的審查委員蓄意杯葛。龍承諾去年 10月要公布的公共廣電政策後來沒有公布,因為牽動公視政策改革的《公視法》修正草案已多次被執政黨佔絕對多數的立法院封殺了。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對公視不懷好意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它除了曾凍結公視預算外,還曾透過審查委員的髒手阻止公視董事會順利改選,又怎會輕易支持龍應台修正《公視法》? 再說NCC。4月 24日行政院終於通過 NCC草擬的《廣播電視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防弊與興利的立法意旨兼而有之,將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並冶於一爐。條文內 容雖非毫無瑕疵,但已初步展現國民黨行政團隊有心想要推動媒體改革的政策。然而,能否順利完成立法,目前尚難逆料,令人感到悲觀。 為什麼呢?就在行政院通過這一草案後,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召委楊麗環和包括國民黨黨鞭的 20多位立委旋即提出他們自己的版本,內容荒腔走板,名為《跨媒體壟斷防制法草案》,但實質上是護航媒體財團的法案,不僅不反壟斷,而且不保護多元,完全無視行政院及 NCC剛提送立法院的《廣播電視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擺明了是和行政院及 NCC打對台。雖然立法院國民黨籍立委有自行提案權利,但這次自提法案的動作太明顯,表現的根本是比反對黨更反對黨。有這樣的執政黨立院黨團和黨籍立委,馬政府還需要反對黨嗎? 台灣的傳媒市場不大,加上長期缺乏宏觀的傳播政策,致傳媒產業已是一灘死水,不滿傳媒表現的民怨深重。現在風水輪流轉,很快台灣的新聞做不贏大陸的央視,娛樂節目會輸給大陸的省級衛星電視台。如何有效防制媒體壟斷,振興傳媒產業競爭力,並且積極維護多元傳播權利,亟需大破大立!此刻正是台灣媒體改革良機,立法院應支持《公視法》修正草案和《廣播電視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否則馬政府說好的媒體改革將淪為笑柄。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寧二 精英與皇糧

四五個警察揪着一個穿着紅馬甲的年輕人,警棍劈里啪啦砸下去,我站在 3米之外,幾乎聽得見棍子砸頭的聲音。一個身着黑色長袍的老年女人衝出去,張開雙臂跳起來猛落在那倒楣者身上保護他。防暴警察想拽開她,見她死死抱住被砸癱了的年輕人,警棍又劈里啪啦往她身上招呼。眨眼的功夫,那女人也癱倒了,瘦小的身體滑落下來,趴在地上一動不動,頭部周圍瞬時一灘鮮血。 這是摩洛哥拉巴特五一大遊行的一幕,那天至少 5000人為勞動節走上街頭。被打繼而被捕的小夥子,是摩洛哥 1990年代以來綿延不絕的失業大學生抗議運動中的一員。每個週三週四,少則兩三百多則六七百身着紅黃藍綠各色馬甲的年輕人就會出現在摩洛哥國會所在的拉巴特最繁華的穆罕默德五世大道街頭,圍圈演講,歌唱,喊口號,進而開始遊行。如果你靠近,拍照,總有人立刻與你搭訕,講述就業的訴求。多聊幾句,故事無一不是大學畢業,或是碩士、博士,在私人企業拚打有年屢受挫折,想進公部門多方努力又得不到平等機會,最終逼上梁山走上街頭,用行動要求政府提供在公部門工作的機會。 和其他爆發茉莉花革命的阿拉伯國家一樣,因為高生育率,摩洛哥也是個年輕人的國度,而 15-29歲人口中,幾乎一半既不在學校也沒有工作。2000-2010年摩洛哥經濟增長率在 5%以上,可私營經濟並不發達,財富積累嚴重不均,腐敗侵蝕整個社會,失業率居高不下。根據世行報告,摩洛哥失業人口中 80%沒有受過中等以上教育,只有少於 5%的失業人口擁有文憑——學士、碩士或博士。從入學率看,6歲以上兒童入學率達97%,但其中 45%會在 16歲以前選擇放棄教育,最終只有 8%的高中畢業生願意進入大學。 就此而言,失業人口中擁有文憑的 5%,顯然可以算作知識精英。但這是一批寧死也要吃皇糧的精英。 一個年輕人曾跟我講:「失業大學生的血灑遍了拉巴特街頭!」看多了之後,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每次失業大學生遊行,都會爆發貓和老鼠的追逐遊戲。憤怒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們以各種方式挑釁嚴陣以待的防暴警察,直到警察認為逾越紅線,集體揮舞警棍驅散人群。不過是五六個防暴警察的衝殺,常常引發逾百人的逃散。挑釁,追逐,再聚攏,再挑釁,再追逐,宛若騷亂,結果常常是開篇那不幸的一幕——有在第一排的小夥子跑的慢些,被幾乎一樣年輕的警察扯住,被打,被捕。第二天,抗議現場就會變成司法部,那是向政府要人的地方。 從 1991年全國失業大學生協會(ANDCM)成立始,失業大學生運動成為公認的摩洛哥最持久的抗議運動,也有人說,這是摩洛哥最重要的街頭力量。但以「追逐表演」呈現警察代表的國家暴力吸引民眾的方式歷經多年,無論是摩洛哥媒體還是國際媒體都已疲憊。曾提出「要麽進政府,要麽死」口號的運動本身在摩洛哥民間也頗多爭議,太多人煩這些只想抱鐵飯碗的年輕人。但抗議的碩士博士們常常肯定自己對摩洛哥民主的推動作用。一個 2002年畢業於英語系,一直在私企苦苦掙扎的女孩說:「我們是要求政府給我們機會,但我們也在街頭向人民展示政府的腐敗,我們是在用我們的鮮血喚醒人民!」然而,這些大多出身公務員和其他中產家庭的年輕人都是單一利益訴求,拒絕明確提及其他議題。甚至在阿拉伯之春中,他們决定參與,議題也集中於就業。了解了這一層,外人看來貌似為民主而挑戰國家的街頭血與汗,似乎就成了一個抗議與招安的遊戲。 事實也是如此,2006年摩洛哥政府接納 1800個抗議大學畢業生後,每隔幾年,需要安撫時便發個紅包。老一輩街頭鬥士們成批進入可以分肥的體制,絕大部分自此絕緣於社會運動。而其後自然有「落榜生」和畢業新生填補空缺走上街頭。2011年摩洛哥阿拉伯之春後,新政府為了安撫民眾,吸納了 2000個碩士進入公部門。 也許這可算摩洛哥阿拉伯之春最大的成果之一了。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管中祥 沒聽過的媒體

4月 23日晚上,數百名群眾聚集在中正紀念堂東南側的華光社區,這是法務部第二次强拆這個具有豐富歷史與文化意涵的老舊社區。一個月前,第一次拆除時,兩百多位學生與社運人士和社區居民們手勾着手,緊緊地坐在一起,從白日到黑夜,從深夜到天明,將近 19個小時,守護着杭州南路二段 53巷的兩戶人家,但台北地方法院仍出動了三百警力驅離聲援者與居民,强制拆除房舍。 華光社區原是法務部的宿舍,數十年來部分居民搬移而房舍有所轉讓,住了許多幾十年前買下房屋的城鄉移民,也有部分違建。居民在此安居樂業,按時繳稅,不過,2000年台北市政府將此地劃為都市更新地區,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也允諾居民提出安置計劃。但馬英九跳票了,去年 12月,法務部要在這裏進行「金磚計劃」,針對住戶提出了拆屋還地訴訟,控告居民侵佔國有土地,追討違建戶之不當得利,並凍結帳戶、扣除部分薪資。然而,有能力搬走的居民,多半已自行拆屋搬離,留下來的,大多是無力搬遷的弱勢家庭。 這幾年台灣和香港、中國一樣,不斷出現為了城市發展,討好財團,强拆底層人民居所的都市更新計劃。政府的無情與粗暴引起反抗,群眾一次又一次在拆遷現場守夜。以肉身捍衛家園的行動,在台灣各地揭竿而起。 4月 22日,華光社區民眾及聲援學生前往行政院長江宜樺官邸陳情。陳情民眾雖先進場,但警方卻將院長官邸附近的巷弄包圍,不准聲援者進入。我所參與的「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採訪記者也來到抗爭現場。現場警方要我們的記者陳家豐出示證件,警察看了記者證後,隨口回覆「沒有聽過這個媒體」,拒絕我們進入拍攝。警方的反應雖然荒謬,但作為就算沒人聽過的獨立媒體記者,仍想盡辦法「潛入」抗爭現場。 不過,隔天就沒這麽好運了,警方佈下天羅地網,連縫隙都沒得鑽。包括台灣立報、苦勞網及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等獨立媒體都被阻擋在外,甚至所有的媒體都必須換取警方頒發的特許證件才得以進入現場。 台灣許多獨立媒體都有採訪受阻的經驗,苦勞網的記者甚至曾在社運現場遭警方以「假記者」為由而强行逮補。但,這卻是台灣媒體史上第一次採訪社會運動得先「換證」才能採訪的惡例。對號稱政治民主、新聞自由的台灣來說,絕對是極大的諷刺。有趣的是,警方執行公權力是件「正當」的事,為什麼害怕記者採訪?除了表面上「勤務安全維護暨維持社會秩序」的理由,官方恐怕更擔心媒體監督,特別是那些「沒有聽過的媒體」。 台灣媒體過度商業競爭,早就患了「公共事務無能症」,24小時滾動的新聞充斥着翻攝自Youtube、行車紀錄器、藝人的臉書或微博的新聞。新聞趨向瑣碎及軟調內容,即使有較嚴肅的政治新聞,也大多偏向政治鬥爭,幾乎放棄了對公共議題的討論,並且背叛了監督政府的責職。 相反的,這幾年許多重大的社會議題,幾乎都是公民 /獨立媒體率先揭露或長期報道後,才受到社會重視,進而引發社會行動。包括:反國光石化、大埔農地强徵、士林王家與華光社區强拆、反對國光石化興建、反對美麗灣飯店、政府隱匿禽流感疫情等,獨立或公民媒體不僅成了最重要的資訊來源,同時燃起了人民的熱血,成為社會改革的重要能量。 事實上,早在 2011年7月,大法官釋字第 689號文就指出,新聞自由保障的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限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同時也保障「一般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 這項解釋文確立公民 /獨立媒體的地位,但坦白說,這至多只是在採訪場合用來增加自身正當性的依據。媒體就是媒體,記者就是記者,該有的監督權力、促進討論的本能與職責不應有主流與另類之分。但令人遺憾的是,大名鼎鼎的主流媒體卻與財團及政治合流,反倒是許多「沒聽過的媒體」才是監督政府的重要力量。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寧二 胡蘿蔔與性解放

這幾週,摩洛哥坊間流傳着一個有關胡蘿蔔的笑話,幾乎全民同樂。話說4 月中旬,在摩洛哥召開的一場關於Fatwa(伊斯蘭教法判令)的高級硏討會上,一位激進的Amazigh( 即柏柏爾人) 運動分子 Assid,公開挖苦一位因極端保守而著稱的謝赫(Sheikh ,伊斯蘭教法學者)Zamzami 說:謝赫啊,您別老建議可憐的寡婦們用胡蘿蔔自慰了,您還說胡蘿蔔比其他水果蔬菜更能帶給女人性快感。您老發布這樣的Fatwa,摩洛哥的胡蘿蔔都要漲價了。講台上滿面白鬚的謝赫倒是鎮定,馬上回說:那我該怎麽同那些可憐的女人說?難道我該說,比起胡蘿蔔,西瓜更合用? 第一次跟我講這個笑話的朋友叫做沙瑪,是個世俗主義的女孩。她自己樂得哈哈大笑,我心裏卻是一念閃動:哦,伊斯蘭教令可以這麽開放啊,都能公開鼓勵女性自慰,並且細緻到使用哪種蔬菜水果更合用的微觀技術層面了,於是脫口而出:「這個謝赫是摩洛哥性解放運動的急先鋒麽?」沙瑪聽罷,瞪我一眼。顯然,我失言了。 原來,曾有人去問這位謝赫,寡婦自慰是不是有違伊斯蘭教規,沒想到Zamzami很乾脆地說:凡是寡婦,離婚婦女,或者其他已經確定失去和男人發生性行為機會的女人都可以自慰,並且可以使用性玩具,或者棒子、瓶子以及一些根莖類的蔬菜水果作為自慰器具——單看這點,恐怕還是會生出「疑似性解放」的誤讀:以發布Fatwa的形式,公開支持女性自慰,在普遍被視為女性地位不高的伊斯蘭世界難道不是很進步的事情麽? 但沙瑪說,這件事情的荒唐之處在於,自慰這樣極端私人的行為,為什麽要有一個伊斯蘭教令來規定可以還是不可以?保守的伊斯蘭為什麽要侵入如此私密的個人空間?並且還要建議女人說,胡蘿蔔最合適?有人喜歡黃瓜有人喜歡茄子,對於穆斯林來說,難道就不可以,就不完美? 更重要的,可以自慰的前提是「寡婦,離婚婦女,或者其他已確定失去和男人發生性行為機會的女人」。要知道在伊斯蘭中,非婚性行為被嚴格禁止,也就是說,寡婦和離婚婦女,伊斯蘭承認你們作為人的基本欲求,你們可以自慰,但不能跟男人性交。 而被我初始當做「急先鋒」的謝赫Zamzami,實際上是摩洛哥最保守的伊斯蘭陣營中的一個代表。這位白鬍子大叔發布過的2000多個Fatwa中最臭名卓著的一個,是戀屍癖Fatwa。2011 年,他說,穆斯林男子在妻子死去的6小時之內,可以清洗妻子的屍體,並與之性交。他認為婚姻關係是永恒的,即便一方死去,關係也並不會結束,因為《古蘭經》說,穆斯林將偕同他們的妻子一起進天堂。也許是出於「男女平等」的價值觀,Zamzami 還同時宣布,穆斯林女性在自己的丈夫死去後,也可以同丈夫的屍體發生性行為。 因為各種極端保守言論和對應的政治宗教觀點,Zamzami 曾多次被摩洛哥政府禁止在清真寺宣教,而Amazigh運動家Assid之所以公開挖苦這位謝赫,也有前因。Zamzami曾宣稱,Amazigh也即柏柏爾人的身分和語言令人生厭,從伊斯蘭信仰角度出發,實際佔摩洛哥人口一半還多的Amazigh都是異教徒,摩洛哥政府不應該賦予Amazigh語官方語言地位。 像Zamzami這樣常常「驚世駭俗」的伊斯蘭教法學者,在摩洛哥當然是少數,然而也正是這些極端保守的宗教領袖和宗教言論在束縛摩洛哥社會意識形態的自由轉型。我問沙瑪,真的有人把他發布的教令和教法解釋當回事兒麽?沙瑪說,對於大多數人,他當然是個笑話,但他仍然擁有特定的影響力,這就是伊斯蘭在摩洛哥的現實。總有人會因為各種原因信任他們所願意信任的伊斯蘭教長,而他們也總能在特定場合特定時間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Zamzami在2007年曾通過他在卡薩布蘭卡的常年經營,當選摩洛哥國會議員,而他在那届國會中自承的使命,恰恰是與世俗主義政黨和左翼政黨鬥爭,誓死保衛Sharia伊斯蘭法對於摩洛哥憲法的影響力。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夏明 美國夢斷,美國精神不滅

當習慣於專制體制下的計劃性、穩定性和福利保障的人們面臨自由主義和個人競爭的壓力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會選擇弗洛姆所說的「逃避自由」。 2013年4月14日,美國愛國者日,波士頓第117届馬拉松比賽 ,兩個炸彈先後爆炸,製造出3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的悲劇。正如馬拉松比賽的目的是要超越國籍、種族、階級和疆界帶來的差異,增進全人類的友誼、維護全世界的和平。當我們關注馬拉松爆炸案時,也應該超越具體個人和族群認同的限制,把它視為是對人類價值和世界和平的敵視和挑戰。 但因為連環爆炸主要策劃者持有俄羅斯護照,3個犧牲者中有一個是中國公民,被劫持的奔馳車車主也是華人,它因此牽動了美、俄、中三國。分析和比較三國公民的反應,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三國的民族精神、政治文化、和公民意識。 在美國國內,爆炸後第一時間裏出現了兩種猜測:一個更多地源於意識形態的分歧,斷定可能是國內右翼(例如「白人至上主義者」和一些「民兵」組織)的恐怖行為;另一個直接反應是:這一定又是國際伊斯蘭教極端分子針對美國幹的恐怖行為。 但在危機處理過程中,從奧巴馬總統到聯邦調查局,從新聞媒體到地方警察局,都非常謹慎、克制和負責地避免跳入定勢思維,匆忙下結論,以免給任何人群和社區帶來傷害。這種謹慎後來證明是非常明智的。兩個嫌疑人察爾納伊夫兄弟呈現出許多意外的特徵:他們是穆斯林,但卻並非來自中東或受訓於基地組織,而是來自俄羅斯的移民——兄弟之中的哥哥是持俄羅斯護照的美國永久居民,弟弟是歸化的美國公民。他們就居住在波士頓附近。他們的背景與俄羅斯車臣的穆斯林極端分子有關聯,而以前並未出現過車臣向美國進攻的先例。 這些恐怖分子的新特徵引發反思:兩個年輕嫌犯的父親在 2001年以旅行簽證進入美國,爾後申請政治庇護,他的子女也得以移民美國,在美國定居成長。為什麽美國給他們提 供了庇護所,兩位年輕人卻背叛和攻擊美國? 《紐約時報》指出,如果要搞清楚察爾納伊夫兄弟的動機和行動,我們「必須考慮下面四個因素構成的一個神秘的組合:民族認同、意識形態、宗教和個性特徵」。其實,如果我們引入「美國夢」作為觀察分析的視角,我們就能解密察爾納伊夫兄弟的思想和行為的根源:它們既有個人的因素,也有社會、國際的因素。 從個人角度來看,察爾納伊夫兩兄弟駕的是寶馬、奔馳之類的名車。從他們父親一直是個掙扎着為全家糊口的藍領修車工來看,同時考慮哥哥主要靠妻子養家並依靠政府救助,兩兄弟的享受期盼似乎與他們的掙錢能力有一定差距,這令他們容易產生一種「相對被剝奪感」。 另外還有幾個因素加劇了他們的「相對被剝奪感」。第一,其他家庭成員的成功。他們有許多叔叔、姑姑都已移民北美。其中姑姑在加拿大是律師,還有一位叔叔住在馬里蘭(Maryland)郊外的花園洋房裏。他憤怒地譴責兩位侄子的所作所為,並解釋說:他們是兩位「輸家」(Loser),對於其他能够融入美國社會並取得成功的人,充滿了嫉妒和仇恨。第二,他們的父親曾是一位執法部門官員,在俄羅斯的家境優於他們在美國的處境。由於新移民的一些固有障礙,兄弟倆似乎在大學裏都遇到了挫折。哥哥因為身分限制未能參加為奧運會選拔運動員的全國拳擊賽後,心理發生急劇轉變。他不僅放棄了拳擊,還從一個兩年制大學退學,選擇了强化宗教約束和熱誠的生活方式。他的異化心態加劇,如他所說,在美國生活的5年裏,他沒有一個美國朋友。而弟弟作為二年級學生,在過去兩個學期裏有7門功課不及格。第三,我們可以猜測,這家人一直生活在美國和俄羅斯的雙重世界裏。過去十年間,外包和離岸生產讓年輕人尤其是在美國的新移民就業困難增加。過去5年的金融風暴更是雪上加霜,讓新移民的美國夢變得更加虛無縹緲。相比之下,俄羅斯經濟逐漸穩定。尤其得利於石油價格上漲,國內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他們的父母在去年回到俄羅斯,尤其是母親,在離美前還曾因偷竊商店物品被捕,對美國的仇視毫不遮掩。在波士頓爆炸案之前,弟弟佐哈就在社交網站上寫道:在美國已經呆了10年,我想離去。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在共產黨和今天的普京治理下的俄羅斯,都在不斷製造仇美和反美的宣傳。俄羅斯人對美國的不信任、甚至仇視有着悠久而深刻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根源。察爾納伊夫兄弟作為車臣族的俄羅斯人,他們的世界觀又受到車臣特定的種族背景和伊斯蘭宗教觀點的雙重影響。由於信仰伊斯蘭教,車臣族在斯大林、葉利欽和普京治下都遭到種族迫害和滅絕威脅。現在,美國和俄羅斯在反恐戰爭中,結成聯盟,共同對付極端主義伊斯蘭教的恐怖組織。美國在國內外與伊斯蘭教國家的衝突强化了哥哥的穆斯林意識和認同,他更刻意地以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生活方式來指導自己的人生,對美國的「物資享樂主義」和「道德上的鬆弛」愈來愈感到格格不入。在上述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哥哥回到俄羅斯,並停留半年(多次訪問車臣,可能在那裏與聖戰組織有所接觸或接受了軍事訓練),全面擁抱了伊斯蘭激進主義的聖戰意識形態,把俄羅斯和美國看作自己的雙重敵人。 美國各級政府和執法機構在處理波士頓爆炸案上有兩個重要特徵可圈可點:第一是政府執法人員與媒體的關係。在追捕和擒獲兩位嫌疑人的最後 24小時,美國的執法人員基本上是在成千上萬架攝像機的審視下進行作業的。它展示了美國危機處理機制的實戰運作,執法人員的專業精神,高科技的全面運用(例如,大規模處理信息、機器人干預、直升機利用紅外線探測技術等等)。它給美國和全球的執法行動提供了一個典範。 第二是政府與公民的合作。當麻省州政府宣布整個水城(Watertown)被全面封鎖、甚至整個波士頓全城都被關閉後,美國新英格蘭地區最大的都市近百萬人生活和工作陷於癱瘓。儘管癱瘓整個城市是否可取還有爭議,但波士頓居民展示出了高度的公民覺悟和意識,在有序和克制中配合執法。最後,因為有了這種公民合作,弟弟佐哈被發現並最終被生擒。晚上,成千上萬的居民走上街頭,向執法者致敬,共同慶祝波士頓大都會地區從恐怖中解脫出來。 與此相對照的是,察爾納伊夫兄弟家人的反應發人深思。首先,他們的父母和在加拿大的姑姑堅决不接受察爾納伊夫兄弟捲入恐怖行動的可能。同時,他們還指控,美國政府設下了陷阱來陷害這兩個兄弟。早在幾年前,他們的母親就接受了「9.11」事件是美國製造的陰謀論,認為其目的是要掀起對伊斯蘭教的仇視。她因此指控:「你不了解美國,這是個不誠實的國家,當他們要詆毀一個人,他們會無所不用其極。難道你不明白美國的本質,和美國想得到什麽?這是美國人策劃的一場表演,這是一台戲。美國人出名的演技精湛,我永不會相信。」 她甚至指控電視畫面上的血其實是油漆。 察爾納伊夫一大家子人為自己的親人辯護似乎無可厚非,但他們對美國和美國體制的起訴則反映了他們對民主體制的不理解和對美國價值觀的犬儒主義。他們一大家人以受政治迫害的名義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但他們後來不斷往返俄羅斯,父母二人並最後回去定居,似乎與他們遭受政治迫害的陳述相矛盾。從某種程度上,它反映出長期共產主義體系下生活造就出的專制人格、機會主義、犬儒主義和誠信喪失。再說,從共產主義極權體制下逃離,進入美國民主制,其實暗含着一個交易取捨:在前者,儘管沒有政治和社會自由,但專制體系保障基本的衣食安全。在後者,民主社會給予每一個個人更多的自由和機會,同時保證不會餓死和凍死人,但並不提供物資安全。當習慣於專制體制下的計劃性、穩定性和福利保障的人們面臨自由主義和個人競爭的壓力時,他們中的許多會選擇弗洛姆所說的「逃避自由」。尤其,俄羅斯長期培養出了深厚的祖國情節,即便索爾仁尼琴遭蘇聯流放後在美國生活了 20多年,還是無法欣賞和融入美國,最終帶着對美國的批評和失望回到俄羅斯。可見,政治體制和民族文化製造出了雙重障礙,影響俄羅斯人順利融入美國。而車臣文化則製造出了第三層障礙。正如一位硏究高加索地區的學者奧利弗·布洛(Oliver Bullough)所言,這裏的民族特性具有强烈的反抗性:「不管他們在哪兒,他們都想到另外一個地方,做另外的事,變成另外的人。」 在穆斯林和美國宗教衝突、俄羅斯人與美國人文化衝突的過程中,由於全球化的發展,中國人一方面提高了對國際環境的敏感度,同時也增加了在國際環境中的脆弱性。在波士頓爆炸中,一位 23歲來自瀋陽的中國女留學生呂令子不幸身亡;另一位來自四川的名叫周丹伶的女硏究生腹部受傷。如果說察爾納伊夫兄弟二人美國夢斷,主要是他們自我迷失的結果,那呂令子的美國夢變成了噩夢則是令人潸然淚下的悲劇。 呂令子是無辜的,她的命運是不幸的。她的父母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封公開信裏這樣描述她:「我們滿心激動地看着她成長為一名智慧美麗的姑娘。對許多人而言,她是個積極的榜樣。儘管她的夢想擱淺,但我們想鼓勵那些和令子有着同樣的雄心和夢想、希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人們繼續前行。」信中還說:「我們希望所有認識令子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給我們帶來的歡樂和正能量,並替她繼續傳遞這種精神。」她生前就讀的波士頓大學已决定以她的名字建立獎學金。她的朋友們也為她建立了「呂令子安息」面書專頁,一週內就有八千多訪客喜歡。 但不幸的是,呂令子年輕的生命被恐怖分子奪去,而她智慧、美麗的形象卻又遭到她的同胞的污損。有人宣稱「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系美國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開始借題發揮抹黑呂令子。面對自己同胞的災難,有人表現出極度的冷血。光在「中華論壇」上,就出現了上百個帖子,對呂令子進行有罪推定的評論,而且絕大多數是幸災樂禍,甚至是不堪複述、低級下流的。 在觀察和反思中、美、俄三國民眾對波士頓爆炸案的反應時,我們看到了一個驚人的相似點:在受恩於美國的新移民中,甚至都會產生對美國及其自由、民主體制的仇視。由於專制體制長期塑造出的專制人格,共產主義宣傳洗腦輸入的意識形態,狹隘民族主義教育培育的仇美文化,在中國和俄羅斯,我們都可以看到一批因美國夢斷而畸形產生出的美國夢仇視者和詆毀者。儘管他們有的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拿了美國的博士學位,甚至在美國的土地上生育了自己的後代並持有美國國籍,但他們卻成了佔據教授職位、出鏡央視評論、甚至介入最高决策的反美分子。恐怖主義和間諜活動成為部分不認同美國體系的新移民對美國施加的報復。 在波士頓爆炸案中,我們又看到一個巨大的差異:當美國人對所有受害者和受傷者(包括他們自己的同胞及來自世界的參賽者和旁觀者)爆發出極大的關愛和同情時,他們並沒有忘記以冷靜、客觀、人性和法治來對待他們的敵人。他們重續了美國精神。而察爾納伊夫的大部分家人毫不猶豫地以血緣、宗教劃線,以感情代替事實,為自己的親人做無條件和無原則的辯護,暴露出殘留下來的山區部落精神。而在中國,我們看到了部分中國人,會聚集成一大堆暗物質、釋放出巨大的負能量,來詆毀無辜受難的同胞。 奧巴馬總統在爆炸事件後的集會上說:「我們聚在一起禱告,哀悼失喪之人。但是我們今天也一起重新來找回恩典。來重申這座城市的精神是不屈不撓,這個國家的精神依舊閃亮。」最後,我們記住他的話:「通過這場悲劇所顯露出來的恩典可以最好地說明我們是誰。」而在這場悲劇中露出的醜惡面目和邪惡本性也最好地幫助我們認清他們是誰。無論襲擊者是誰,無論他們是攻擊民主價值體系、自由權利,或是詆毀個人聲譽,他們都是奧巴馬蔑稱為的「只知毀滅不知創造的小人」。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姚新勇 多維文化認同的維吾爾

破除簡單、機械的整體「伊斯蘭維吾爾」觀念,對於自我和他族的相互認識、國家對維吾爾民族的更客觀準確的認識密切相關,而這又會直接影響所涉各方的行為選擇。 (編者按:此文系姚新勇「新疆觀察」系列之二,系列之一見本刊第 51期) 近些年來新疆問題日益激化、暴力恐怖事件頻發,而這又常被或明或暗地解讀為中國政府與維吾爾人或漢族與維吾爾穆斯林社會的衝突。這種指認將複雜的新疆問題簡單地二元對立化了。在整體維吾爾民族感觀下,實際至少包含着 3種身分認同:突厥民族認同、伊斯蘭認同、綠洲認同。三者既相互差異,又互相交錯,圍繞着統一的維吾爾民族主義認同的建構,發生着複雜的關係。 三種身分認同的形成,與維吾爾形成的歷史和新疆的地理條件有直接關係。維吾爾最初的形成所說不一,較為普遍的觀點是:公元 841年起,大批據說是操古突厥語的漠北回鶻人進入西域。其中一部分遷往今吉木薩爾和吐魯番地區,後建立起高昌回鶻王國;還有一部分遷往中亞草原,分佈在中亞至喀什一帶,與那裏的居民逐漸融合,建立起喀喇汗王朝——這是現代維吾爾突厥民族認同的基本根據之一。大約在公元960年,喀喇汗王朝完成伊斯蘭化,並在其後的600多年間,經過數個王朝「聖戰」努力,基本完成了新疆全境的伊斯蘭化。 綠洲認同直接導因於新疆的綠洲地理條件,其明顯的一個文化標誌就是各綠洲居民的不同稱謂,如喀什噶爾人、吐魯番人、哈密人等。而這種稱謂差異甚至也反映在跨族群的範圍上:例如一般認為,「黑大衣」和「纏頭」是維漢兩族相互間的貶意稱呼,但其實烏茲別克族也稱維吾爾族為「黑大衣」,而維吾爾族也稱烏茲別克為「纏頭」。(參見Justin Jon Rudelson《沙中骨:為創造維吾爾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而奮鬥》,本文有關維吾爾多重認同的叙述,多來自此書)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這些概念可能要比維吾爾這一概念來得持續、穩固。因此在歷史上,綠洲的地域分隔所造成的地域認同,是共同的宗教、語言、文化所難以超越的。上世紀初,現代維吾爾民族建構的歷史拉開序幕,50年代之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成立,國家一體化整合行為、整體維吾爾族的國家定位、交通的發達,都大大加速了整體維吾爾民族認同感形成的進程。儘管如此,直到今天,綠洲地方認同仍然有不小的影響。當代維吾爾著名詩人阿迪力·吐尼亞孜,深情地將喀什噶爾視為故園,世界的中心(見《喀什噶爾的地球》),但伊犁地區卻流傳着這樣的民謠: 喀什噶爾⼈,你個呆⽠ /春天已經到了 /扔掉你的爛⽪靴吧 /為你⾃⼰做⾯⿎吧 //喀什噶爾⼈,你個呆⽠ /撓撓我的背吧 /春天已經到了 /扔掉你的爛⽪靴吧 (美Jay Dautcher:《走過家窄窄的路——中國新疆維吾爾社區的認同和男性氣質》) 上世紀 80年代以來,借助中國社會環境的逐漸寬鬆和對外開放的條件,維吾爾傳統文化開始恢復,其集中表現於伊斯蘭文化的復興和維吾爾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直觀而言,這兩方面似乎應該是關係密切、互為一體的。但情况並非如此。伊斯蘭文化復興,主要表現於普通維吾爾人那裏,而且主要是在維吾爾農民中。而多數維吾爾精英知識分子,則認為「宗教迷信」有礙維吾爾民族的覺醒與進步——人們將太多的錢與精力投入到宗教信仰上,去修建清真寺,而不是去建學校;而且泛伊斯蘭信仰,也可能有害於獨特、整體的維吾爾民族意識的形成。維吾爾知識精英,就更願意用突厥民族認同為旗幟來建構維吾爾認同。但是突厥民族認同不僅也潛藏着泛突厥認同與特殊的維吾爾認同的緊張,更重要的是,這一認同與伊斯蘭認同和綠洲地域認同之間存在「歷史合法性」的緊張關係。 因為「突厥族緣」說,來自於公元 841年從漠北遷入西域的回鶻人,要比喀喇汗王朝開始伊斯蘭化早了上百年,而喀喇汗王朝不僅是維吾爾人歷史上唯一得到公認的輝煌王朝,而且其主要文化標誌又是伊斯蘭教信仰。編制出所謂輝煌的八九千年維吾爾民族歷史的吐爾貢·阿勒瑪斯的《維吾爾人》等 3部書,在維吾爾世俗知識人群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卻未能得到信教的維吾爾農民的青睞。另外,為了確定維吾爾人為新疆「最早土著」的身分,解决回鶻人進入西域遠晚於漢人在西漢就進入西域的歷史困擾,阿勒瑪斯不僅將突厥維吾爾的起源,推到距今八九千年前,而且將塔里木河流域作為突厥維吾爾人的文化搖籃。但這樣一來,又與吐魯番人認為自己是現代維吾爾人的最早直系祖先的歷史觀念發生了矛盾。 另外,阿勒瑪斯强調塔里木流域的重要性,也與其是喀什人有關。雖然當代維吾爾民族主義精英,大都生活在烏魯木齊,也在努力建構跨地域的維吾爾認同,但綠洲認同的文化積澱、家鄉情感,以及綠洲親緣關係向烏魯木齊的延伸,都使得他們往往本能地强化自己出生的綠洲文化的重要性。例如伊犁籍的精英,喜歡强調「三區事件」(1944年在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爆發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回族人、柯爾克孜人分離運動)的重要性,而吐魯番籍的,則喜歡推舉阿不都哈里克·維吾爾(1901-1933,維吾爾族詩人,維吾爾近代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為了塑造阿不都哈里克這一民族英雄,有人不僅為他寫傳記,而且還不惜冒犯伊斯蘭教反偶像崇拜的傳統,開棺較驗他的頭顱,以畫出逼真的肖像。 維吾爾社會中不同認同之間的緊張、矛盾關係,就是在某一認同族群內部也可能存在。例如原來絕大多數的維吾爾人信仰者屬遜尼派,但 80年代中期之後,受國際因素影響,瓦哈比教派的勢力迅速擴大,與傳統教派形成了激烈的競爭和矛盾性關係。 再將維吾爾人的多重文化認同與中國認同聯繫在一起來觀察,問題就更複雜了。中央民族大學的楊聖敏教授曾做過一個調查,結論是維吾爾人的國家認同比新疆漢人高十個百分點,這在民間傳為笑話。但是 2008年之前中外多個嚴肅的調查都表明,維吾爾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的確相當高,例如美國華裔學者唐文方的調查,就得出了約 90%的國家認同度。不過這可能是對於擁有中國國籍身分的承認,而並非民族文化的親緣性的認同。一個伊斯蘭教的信徒,可能會認為自己是一個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中國人;反之若是一個知識分子,卻會認為自己是突厥民族的維吾爾中國人。如果再將諸多認同取向與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某人的職業身分聯繫在一起,情况就更複雜了。比如同為吐魯番地區的農民國家認同度一般會高於和田地區的農民,不僅因為吐魯番與內地的歷史淵源更深厚,種植加工葡萄的吐魯番農民的經濟,普遍要比和田種地的農民富裕,且也與政府、內地的關係更為緊密;但是一個從事內地玉石貿易的和田商人,卻很可能比一個虔誠的伊斯蘭吐魯番農民,有更高的中國認同度…… 總之,多種身分認同的取向,既對整體維吾爾族認同形成困擾,也對中國國家認同構成挑戰。雖然如此,但維吾爾民族基本已經達成了血肉親緣性的民族認同;而維吾爾與國家的關係,則可能應該定位於「自主但忠誠」的關係。即「在少數民族中高度的民族認同和高度的國家認同並存」;政府和少數民族達成了某種默契,「如果少數民族忠誠於民族國家——中國,那麽政府就將承認他們的自主與自治。」(參見唐文方《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自主但忠誠》) 破除簡單、機械的整體「伊斯蘭維吾爾」觀念,對於自我和他族的相互認識、國家對維吾爾民族的更客觀準確的認識密切相關,而這又會直接影響所涉各方的行為選擇。例如對於任何國家來說,利用國家機器培育、强化國家認同、克服異質性認同的偏離性都是在所難免的,所以新疆當地政府通過開展不同形式的愛國主義的宣傳教育活動以謀求文化整合、提高各族群的國家認同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就具體的宗教事務管理來說,新疆政府的高壓措施,也並非完全事出無因。新疆 80年代中後期以來,恐怖主義活動日漸嚴重,這與境外瓦哈比教派勢力的迅速增長直接相關。據調查,「新疆重大的騷亂、暴亂和重大惡性事件都有持『瓦哈比』觀點的塔里甫參與或作為骨幹。凡是『瓦哈比』活動頻繁的地方,就是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猖獗的地方,『瓦哈比派』已成為 80年代以來新疆動亂的主要根源、民族分裂主義勢力的重要理論武器、影響新疆長久穩定的重要隱患。」(李曉霞:《新疆 宗教事務管理政策分析——以禁止私辦經文班(點)為例》)近日在巴楚發生的暴力事件,很可能也有極端宗教勢力的因素。但是 90年代之前,地方政府出於宗教事務不宜干涉的顧慮,並未對瓦哈比勢力的迅速擴大以及其他教派活動的活躍多加干涉。90年代之後,政府開始加强對宗教活動的管控,且管控的力度也隨恐怖活動的增强而不斷加碼,乃至於升級為某些地方對留長鬍鬚、戴頭巾的管控水平。這實際上將擁有多維認同取向的維吾爾人簡單性地整體化,並愈來愈緊密地與所謂的「三股勢力」(民族分裂、宗教極端和暴力恐怖勢力)聯繫在一起,從而將帶有相當程度的國家內部的文化意識形態性的競爭,上升為單一性的國家與一個民族或一個宗教之間的分裂與統一的鬥爭。這正是新疆反分裂鬥爭日益擴大化、普通民眾合法的宗教信仰、文化習俗日益遭受打壓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相關的片面認識,不僅為國家所獨有,也為不少漢族民眾所持有,這自然就更加劇了維漢民眾之間的偏見、矛盾與衝突。其實如果漢族能够更全面地認識維吾爾族,那麽就可能會更客觀、將心比心地去理解對方、尊敬對方,體會對方作為新疆地區曾經的主要民族,迅速邊緣化、離散化的情感與困境。這樣,一些原本似乎是荒誕不經的說辭,實際上也可能不再是那樣荒謬而無邏輯了。比如上述阿勒瑪斯的維吾爾史,雖然的確像是天方夜譚,但它與中華民族炎黃起源說並無本質差異,都屬於民族起源的歷史神話。另外即便是危險的瓦哈比教派,可能也不純然就是簡單的暴力、恐怖的象徵。它之所以在新疆地區迅速崛起,就與該教派善於走「群眾路線」、傳統教派的官方化、政府官僚體系的僵化與利益的自身化都有直接的關係。其實在以地下講經活動為基本形式的瓦哈比教派迅速在新疆擴展之時,基督教地下講經活動在新疆也發展較快;內地所發生的官方基督教「三自教會」,在與境外背景的「地下」天主教派的競爭中節節敗退的情况,在新疆也同樣出現。比如說,政府一方面,對於宗教活動的過分管控,大大縮小了正常的宗教活動所需的空間,而另一方面,又一刀切式地嚴查、嚴控「非法」地下講經活動,其結果恰恰刺激了地下講經活動的活躍。所以,對於與信仰相關的衝突性問題,絕不是僅僅靠嚴打、嚴控能够解决的。 認識到這些,我們或許能够更好地明白這一道理:他者的謬誤或偏激,可能正好是自己的偏激與荒謬;他者的進取或咄咄逼人,恰是自我肌體已入沉屙之態的表徵。例如此次巴楚事件發生以後,世維會一方面抨擊新疆當局對相關案件通報的不透明,但又以更語焉不詳的所謂當地消息將事件定性為「中國政府的鎮壓政策導致了新疆最新的暴力活動」。也有一些網友則質疑所謂「家訪」的正當性。譬如世維會就傳出消息說是「社區幹部和警察因掀開了一位維吾爾女性的面紗,導致警民發生衝突」。這些消息的可信度暫且不論,但其實質是本能地站在維漢對立的立場上看問題,無視此次事件導致了維、漢、蒙多族人員傷亡的事實。另外,一概而論地質疑「家訪」的合法性,其實也是罔顧極端勢力在南疆一些農村地區秘密活動相當活躍的現實。現實中,新疆地方政府的監管行為,的確存在擴大化問題,但這並不應該成為籠統反對相關監控並將暴力恐怖活動合理化的理由。在特定時段、特定區域,利用傳統的「國家力量兼群眾協助的方式」並非不可以。只要目的是監控隱蔽、潛在的暴力危險,維護超族群的普遍性的社會安定,而不是諸如像在藏區發生的搜繳達賴像,或查看有無在家裏做乃瑪孜、讀經書之類的活動。2009年「7·5」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間,當地政府就組織各種工作隊進住烏魯木齊的各個社區宣傳維穩:排查隱患、組織座談、走訪住戶、安定人心、解决困難,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另外,拋開此次具體事件不論,我們經常聽到維吾爾人對「大漢族主義」的批評,對中國情結中所包含的殖民、帝國心態的批評,這自然不無道理。但是一些批評者本身的心態,卻可能包括着比大漢族主義更嚴重的「大維吾主義」。請看: 「維吾爾人的祖先在其歷史上,曾建立了統治達 5000年的大匈奴單于國、歐洲匈奴帝國、大約統治了200年的藍突厥汗國、鄂爾渾回紇汗國等强大的國家,在中世紀使西方為之震驚。維吾爾人和他們的同胞從9世紀後半葉起至13世紀初葉,又在中亞及與其毗連的地區建立起維吾爾喀喇汗國、伽色尼蘇丹國,大塞爾柱帝國等國家。在突厥、波斯、印度人民的歷史上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時期,維吾爾和塔吉克人民的文化得以繁榮,為世界文化寶庫做出了輝煌的貢獻……」(吐爾貢·阿勒瑪斯:《維吾爾人》) 這種大維吾爾主義的帝國心態的覆蓋面,遠遠超過了大中國情結的範圍,都快擴展到了整個亞歐大陸。如果它得了勢,恐怕不僅會成為內部不同文化的壓制者,而且也可能成為外部新的國家戰爭的觀念策源吧?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宮鈴 僵化體制的迷魂藥藉口

無分兩岸,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目前的各種問題——無論是貪腐、污染、各種不公乃至民憤,不少人持有的看法是「發展中的必然」。鑒於過去在台灣乃至其他世界各國都曾經發生過類似的問題,於是許多人認為中國在若干年後,自然會跨越這些困境,走上一條康莊大道。 曾經無數次與台灣友人討論到中國大陸的光怪陸離,往往會獲得「台灣以前也這樣」的總結。與大陸友人也經常在一堆抱怨後來上一句「中國共產黨整體是好的,只有少數人是害群之馬」。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總看不透為什麼兩岸的人在這部分似乎達成了某些默契與共識?又為什麼他們總是抱持着樂觀的心態? 台灣在發展過程中,曾經歷白色恐怖與一黨獨大威權體制,無論是黨庫通國庫還是特權,從字面上來看,確實與今之大陸有不少雷同,差別僅在於「程度」。至少蔣經國先生本身恪守清廉,但其接班人李登輝乃至陳水扁,或多或少都有貪腐疑慮纏身,陳水扁還為此身陷囹圄。特權乃至國民黨黨產的來源都類似今天的中共。 最近北京的霧霾,有不少人提出英國倫敦曾經大霧造成人員死傷。大陸的山寨現象,就有人提醒過去的日本乃至台灣,也都曾是世界知名的「海盜王國」(指仿冒名牌惟妙惟肖)。就連今天為人詬病的中國製造的品質問題,在 20多年前好萊塢電影中也曾諷刺過台灣製造的劣質。從這些過往來看,今天中國大陸的問題貌似是發展中的必然,然而這些問題是否有可能得到改善,恐怕不能忽視「制度」乃至核心思想與價值觀的差異。 長久以來,中國大陸將普世價值定性為「西方的」,認為中國社會與西方不同,自有其特色。但人類世界有些共性並不存在「差異」,例如貪腐問題就需要在野黨與自由媒體的監督以及制度的糾錯;例如山寨乃至低勞力成本的製造業想要提升品質,就需要自由市場的競爭以及道德良知與羞耻心;例如想要發展民主就必須按步就班地開放媒體、民間社團乃至自由組黨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從革命思想過渡到多元價值、共存共榮的思想教育。如果這一切都沒有,那麽依存於體制而生的問題不可能獲得解决。 我認為,如果制度與思想不改變,中國大陸的問題很難隨着時間而有所改善,反而只會更加惡化。 中國的教育思想核心仍然是革命的,對歷史的認知仍是敵對的、鬥爭的,加上為服務一黨專政而形成的體制,思想是定於一尊的、死板的,而多年以來達爾文社會進化論的思想哲學也並未改變,對於社會競爭與生存的概念就是你死我活、贏者全拿。而民主社會的思想核心卻是多元的、共存共榮、妥協的。如果思想體系不改變,人們服膺於目前這套體制規則的狀態就不可能改變。贏者全拿、你死我活的思想體系根本不可能產生民主人格,而這套黨國思想體系恰恰為所有問題提供了一個保護、辯解的溫床。 再者就是制度。一個社會的思想猶如人的思想體系,制度則是一個人的行為模式。思想與制度不改變,人的命運就不可能改變,由於中共體制特權的盤根錯節,本身的糾錯機制也已崩潰,加上目前中共一心維繫統治,自我改良基本就是緣木求魚。在此情况下,權錢結合的經濟發展模式,國營企業的壟斷,阻礙了經濟市場的健康發展。事實是,隨着時間的進展,只會使問題惡化、深化,看不到朝向正面發展的契機。 不少較為年長的大陸友人跟我說,「這一切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這話從 80年代聽到今天,中國的問題只是愈來愈大、愈來愈嚴重。我相信各國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有種種問題,但關鍵是要有正能量投入。台灣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黨外勢力早在經國先生開放黨禁前即已存在,市場經濟自由化使得民間企業必須精益求精與世界同步,教育與司法不斷改革試圖與世界接軌,媒體自由開放使得錯誤得以糾正,這些都源於制度的運作。時間並不是解决問題的依據,而是解决問題的過程,關鍵仍在於面對問題是否對症下藥?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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