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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转移(刘荻)

用这一标题来评价重庆近期发生的事件,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当然是指薄熙来的失势。因受王立军事件牵连,薄先是于今年3月15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又于4月10日被暂停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失去了全部政治权力。第二重含义则是如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统治社会的实际权力正在由暴力和金钱向信息和知识转移。 4月10日,中国当局仍在严厉打击网络谣言,官方媒体也对此大肆宣传。然而这天晚上,无数中国网民正是在谣言的“蛊惑”下才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官方新闻节目播出中央对薄熙来的初步处理结果。 到了晚间11点,电视新闻终于播出了《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和《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进行依法复查》的消息。至此,重庆事件中的绝大部分网络谣言都被中国官方所证实。 中国政治习惯于黑箱作业,官方媒体公开报导“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属涉嫌故意杀人这种令党感到尴尬的消息尚属首次。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重庆事件从头到尾都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从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开始直到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公民尼尔伍德,令人目瞪口呆的猛料一个个曝出,并在随后得到官方证实。这一事件中,谣言远远跑在官方的新闻报导之前,并且有着很高的可信度,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谣言迫使政府(也包括美英两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反应并公开部分真相。互联网迫使政府提高透明度,并推动事件进一步向前发展。 中国当局总是企图控制信息的传播,4月10日晚间中央传达对薄熙来的初步处理结果时仍然按照过去的老做法,先干部后党员,先党内后党外。然而在信息时代,这一手段很难达到预定的目的。晚11点的电视新闻正式播出有关消息之前,相关“谣言”在网络上早已铺天盖地。这一事件中,不仅内幕消息总是提前泄露于海外媒体,就连内部传达的文件和录音也频频暴光于网络。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展江教授就此发表评论说:“…… 意味着政治与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 如此之多的内部消息暴光于媒体和网络,自然离不开内部知情者的泄露;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共内部的派系已经把向海外媒体爆料当作内部斗争的手段。这种做法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局严厉打击网络谣言,与此同时却发现谣言来自最高层中自己的政治对手那里。这种有违组织纪律的做法必然会使中共传统的信息控制手段失效,也会打破原有的党全权掌控社会和信息的权力关系,使舆论和民意在政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结果正如凯文•凯利所说:“在这个时代,开放者赢,中央控制者输。”“控制和保密只能帮倒忙。你无法控制,而开诚布公比遮遮掩掩效果更好。”中共当局无法控制信息的传播,只能被信息的洪流席卷而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时代周报:“乌有之乡”分崩

“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巫秋君 李活妙 发自北京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 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 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 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 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 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 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 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 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 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 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 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 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 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 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 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 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 (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相关日志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8 -- 《求是》资深媒体人士解密:司马南、孔庆东等为何力挺薄熙来 2012/03/24 -- 王思想: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2012/03/24 -- 重庆与新左派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推广重庆模式”课题上化了100万? 2012/03/23 -- 李乾:自由派的忧虑与极左派的密谋–一个老红卫兵眼里的左派右派 2012/03/19 -- “乌有之乡”网站之前世今生 2012/03/18 -- 红色文化:制造者最后让自己无路可走 2012/03/16 -- 传左派号召“重庆白万市民散步活动,声援薄西熙来书记” 2012/03/16 -- 司马南被封杀 讲座取消节目查封 2012/03/16 -- 明报:薄熙来去职 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无法登陆”

徐伟、巫秋君、李活妙:“乌有之乡”分崩

“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炎黃春秋》雜誌力抗當局整肅

《亞洲週刊》 北京政壇再度傳出推進改革的呼聲,而長期來呼籲推進政改的《炎黃春秋》雜誌面臨再一次整肅。當局想利用文化體制改革的機會,透過組建股份公司來改變《炎黃春秋》辦刊方向。 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說:「前一段日子,大家都在議論中東,也就是西亞、北非的局勢,到現在,中東的事並沒有完,還在繼續發展。我們應該想一想,當年辛亥革命時,全世界專制主義的國家佔百分之九十,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佔百分之五十,現在只剩下百分之十左右。現在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我們怎麼辦?非改革不可!中央黨校的教授杜光,寫了一篇文章是針對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應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年紀大了一點,沒有權沒有勢,但我們還有腦袋。」這是九十七歲的李銳在二月八日《炎黃春秋》雜誌社在北京舉辦的春節聯誼活動上說的一番話。 像李銳這般的政改呼聲近期在北京凝聚成一股強風。距離中共十八大召開尚有八個月,距離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尚不到半個月,北京政壇再度傳出推進改革的呼聲。中南海高層也頻頻釋放改革強烈信號,可以預見,無論是中共十八大,還是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上,「改革」勢必再度成為熱詞,不同聲音會在這一平台上匯聚而碰撞,有助於凝聚改革共識。 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認為,中國政治改革已開始破題。從「烏坎事件」到因「王立軍事件」正陷於崩潰邊緣的「重慶模式」,從汪洋和溫家寶頻頻吹響政改號角到越南、緬甸等政改的示範效應與壓力,都表明中國政改顯然已蓄勢待發。打黑頭目王立軍事件引爆了危機,也宣告了往回走、不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 二零一二年是中國本屆政府施政的最後一年,也是鄧小平推進改革的南巡講話二十週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論述發展和改革的文章《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求是》是中共思想理論戰線的重要陣地。有望在下一屆政府中接任總理的李克強在十八大換屆前發表此文,明顯是為中國新一年政府工作定下「改革」基調。 溫家寶肯定烏坎選舉 最近一個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多次強調要永不停頓推進改革。二月六日至十日,溫家寶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五次座談會,他說,要用改革的辦法破解難題,無論是經濟結構性問題,還是分配不公問題、反腐敗問題,都得靠改革、靠制度性建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們關注的廣東省汕尾陸豐市烏坎村,最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十一名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被譽為中國民主的萌芽。二月三日至四日,溫家寶在廣東聽取基層民眾意見時說,農村辦事要廣泛聽取農民意見,要由農民作主。一定要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利,堅定不移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會村民直選。他說,二十年前,八十多歲的鄧小平到廣東視察,明確說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改革開放只能死路一條。 溫家寶在短短兩週內,數次強調要永不停頓地推進改革。一月三十一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透露了三月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政策基調,繼續搞好經濟宏調、切實解決民生難題、永不停頓推進改革,他強調,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也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一月十八日,溫家寶在結束對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海灣三國訪問前夕的記者會上說,「任何動盪都有內因和外因,但我以為,內因還是主要的」,「任何政府的責任都是為人民謀利益,我之所以一再強調改革,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還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聯繫群眾,傾聽群眾的意見和呼聲,改善政府工作」。 辦成《求是》第二? 然而,長期來堅定呼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炎黃春秋》雜誌面臨再一次整肅。《炎黃春秋》社長、社委會主任杜導正接受採訪時說,現在又有人想利用文化體制改革的機會,改變《炎黃春秋》二十一年來的辦刊方針。他們的辦法是透過組建股份公司,用權力和票子控制大股,因董事會掌握人事權,從而改變辦刊方向,想辦成學術性刊物,有的人還說要把《炎黃春秋》辦成第二個《求是》。 他說:「國家此次文化體制改革的目的或標準是兩個:第一個是社會效益;第二個是經濟效益。照這兩個標準看,《炎黃春秋》現在都在八十分以上。從社會效益看,宣傳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為全面體制改革大聲呼號,對人對事堅持實事求是精神,說實話,說公道話。這份刊物真正是讀者自己掏腰包訂購的刊物,發行量由去年的十二萬份,上升為今年的十五萬份。它增強了黨和政府的凝聚力、公信力。從經濟效益看,《炎黃春秋》創辦以來,國家從沒給過一分錢,我們又不善經營,現在已經能夠做到自給有餘,二零一一年上繳稅費二十八萬元(人民幣,下同),上繳主管部門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管理費五萬元。」 有學人說,現在《炎黃春秋》的運行體制是「四不像」體制。說是事業單位,又沒有事業編制和財政投入;說是企業單位,又掛著事業單位的牌子;說是國有,又沒有國家一文錢的資產投入;說是民營,又叫國有事業單位,戴著「國有」的帽子。這就是《炎黃春秋》的歷史與現狀。 杜導正說﹕「我們受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領導,研究會幫了我們許多忙,但人事權、發稿權,掌握在雜誌社的議事機構編委會、行政機構社委會手上,刊物運作一切權力歸社委會。在這種體制下運行,有原則,又很靈活,所以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才這麼好。《炎黃春秋》的這一套體制、運作機制是成功的。《炎黃春秋》的這種市場化、社會化探索已為國家文化體制改革闖出一條新路。」 運作體制應得到扶持 他說,國家文化系統處於大轉折大發展時期,《炎黃春秋》這種成功的運作體制效益和效果明顯,理應得到政府明確保護和扶持。當然,這一套「四不像」體制會有缺失,還要改進。他說:「上級部門應該繼續承認我們這個體制,切望不要在當下轉制這件事上出難題,可等待時機成熟時再考慮轉制問題。如果現在強行改變雜誌現有體制和運作模式,我們就無法再勇敢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再不敢對人對事說實話公道話了。那將違背讀者和作者心願,違背六十個編委和上百老幹部與學者心願,後果是嚴重的,有人說甚至可能釀成政治事件,二月初山東省濟南市就出過一起。」 杜導正說,「二十一年辦刊經驗:小是小非可以讓步,大是大非寸步不讓。大是大非讓步的後果,不是個人、小團體,而是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失敗。《炎黃春秋》已經邁過了許多個『坎』,現在又面臨一個大『坎』」,「十八大開幕在即,我們願和大家一起,營造和諧輿論環境,不給黨與國家製造新麻煩。我們重申:一,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不動搖;二,堅持對人對事實事求是原則不動搖;三,遵守憲法不動搖;對於背離憲法的法規允許我們獨立思考,提出不同意見;四,全面推進體制改革,當前著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是體制內改革派,也有人稱是務實派、民主派。五,《炎黃春秋》對此次體制改革的底線是:基本維護現在體制,服從二十一年的辦刊宗旨,對股份制、董事會等想法,我們可以再作思考,但票子一定要服從理想」。 二月八日《炎黃春秋》舉辦春節聯誼會,周有光、閻長貴、章詒和、張思之、蔣彥永、戴煌、張木生、展江、丁冬、劉志琴、高放、馬曉力等一百七十多名老幹部和專家學者出席,為《炎黃春秋》再遇風波、面臨「大坎」出謀劃策,共商《炎黃春秋》何去何從。 前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陸定一之子陸德認為,《炎黃春秋》在全國報刊中,是難得的堅持講真話、不趨炎附勢的刊物。他說:「現實生活裏確實有人藉口為政治服務而說假話。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不讓人們知道,這根本不是我黨的新聞觀。十七屆六中全會主題是發展文化,我學習了有關文件,我發現文件的一個主要思想講發展文化的目的,九九歸一,歸於正統,強調儒家思想,這是不對的。春秋時期還講百家爭鳴,儒家只是其中一家,儒家的根本是皇道思想,集權統治。歷史賦予《炎黃春秋》一個非常光榮的使命,就是堅持改革。當前最突出的兩個問題,一是腐敗,二是貧富懸殊。我國已經排進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八個國家,有人私自修改居民收入恩格爾系數,隱瞞貧困的真實狀況。現在每年的群體事件已經超過十萬起,維穩經費超過了軍費。」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華最近受《炎黃春秋》的邀請出任新編委。他說:「我想,能同這樣一群有思想、有靈魂、有正義感的朋友在一起,這是我榮幸。一位年輕記者採訪我,我反過來問他,年輕觀眾對我們談歷史會有興趣嗎?他說,你不知道,我們非常希望看見真實的歷史,但現在看不到,我們很無奈。來採訪你,就是為了了解真歷史。歷史上,秦朝趙高指鹿為馬,滿朝文武全體失語,秦朝二世而亡。今天,我們決不能讓這一幕重演,所以要講真話。儘管困難,我決心跟《炎黃春秋》的老編委一起保衛《炎黃春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葉劍英之女葉向真說:「《炎黃春秋》是一本老中青讀者都愛看的雜誌。說到忠言逆耳,在此我要向大家推薦一本《群書治要》,此書再版時習仲勳也題了詞『古鏡今鑑』。歷史證明,只聽吹捧話,聽不得逆耳忠言的王朝一定要滅亡。只有像《炎黃春秋》這樣的刊物才是真的跟黨和政府一致,像魏徵一樣,值得我們學習。如果心不真,他的言論對領導是有害的。領導人應該經常下來跟人民溝通,聽老同志的意見,他們是對國家最有發言權的人。」 原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資中筠說,《炎黃春秋》應該說是穩重、嚴謹的刊物。他們代表了大家心裏想說的話,是「最大公約數」,所以並不算是很突出。但這樣一份雜誌,為什麼每年都會碰上「生死存亡」問題呢?法定代表人、常務社長吳思要發揮作用,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學會生存。但生存的意義在於堅持原則。記得美國當初要通過《愛國者法》,主張為了國家安全,政府可以查老百性的E-mail、百姓的通信,查某人到圖書館借過什麼書,並認為這是美國公民為了國家安全應該作出的犧牲。但這個法律最終遭到多數人反對,因為它侵犯了美國人最珍惜的東西。如果犧牲了原則,那《炎黃春秋》就沒必要生存下去。跨過了底線,雖生猶死,名存實亡。如果《炎黃春秋》改弦易轍,說明他們容不下一點點良心和真話,那這個社會更沒有希望了。 沒有清算文革流毒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的女兒陶斯亮說:多年來,意識形態部門總是盯著右,沒有清算文革的流毒。最近聽說二零一二年將會是極左勢力亮劍的一年。執政過程中積累了很多問題,長期的民怨引起了突發事件。社會上的反對力量打不倒共產黨,能打倒黨的只能是共產黨自己,千萬不能因為執政不得法而引起廣泛民變。她說:「《炎黃春秋》是三十年改革開放路線的捍衛者,是體制內穩健轉型的支持者,呼籲的是改革開放,這些人是真正的改革派。杜導正一生三起三落歷盡坎坷。在廣東曾被我父親陶鑄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他後來一直實事求是地評價我父親,功過是非相當客觀。在雜誌社,他培養了年輕一代,應該像杜老一樣地做人,沒有私心,客觀公正地做人。希望他們把《炎黃春秋》繼續辦成一個講真話的陣地,我們黨應該有足夠的胸懷,秉持春秋大義,讓他們把刊物辦好。」 國際問題專家、黨史學者何方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到現在經濟市場化已經取得了共識,除個別小問題外,沒大分歧了。政治民主化卻複雜一點。這些年從拉丁美洲開始,最近到了西亞、北非。對這個潮流,我們採取什麼態度?我們在世界大潮面前是落伍者。在有些方面是往後退。有人想方設法干涉別人的自由,想方設法把民主思想搞掉,有人把搞掉《炎黃春秋》當成向上爬的台階。這是舉什麼旗的問題,不僅是《炎黃春秋》,而是全國輿論界的大問題。有人老想採取『延安整風』的方式來整肅輿論,這是歷史倒退。」 作者:江迅

展江:左与右,洒怨恨不如寻共识

与其高调指责别人是“汉奸”和“带路党”,不如低调行善积德;与其互相指责,抛洒怨恨,不如开展善意的沟通,寻找左右两翼的共同点,尊重彼此的差异和人的复杂性;与其抽象地追求什么崇高目标,不如在鲜活生动的社会现实中通过个案和实际参与来体现各自的价值。

美国之音 | 奇闻:默克尔欲访《南周》《南周》称没空

 2012年 2月 04日 奇闻:默克尔欲访《南周》《南周》称没空 记者: 萧洵 | 香港 图片来源: AP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温江宝总理的陪同下访问广州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广州访问期间未能如愿造访敢言媒体《南方周末》编辑部。南方报业媒体人坦承访问计划“泡汤”是压力使然;而南方报系近期“低调”背后的压力却不单单来自官方,更与左派文营的大肆猛攻有关。 此前外间有关默克尔总理访问《南周》编辑部或“见光死”的消息得以应验。默克尔2月3日在广州访问期间,没有前往南方报业。 *南方报业:工作忙无法接待默克尔* 默克尔访《南周》未能成行,原因不是她太忙,而是南方报业太忙。 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援引《南周》未具名编辑的话说,南方报业方面以“工作忙,无法接待”为由,拒绝了默克尔的访问要求。 官网截图 官网截图 当然,此前曾独家采访到访德国总理的《南方周末》这样说是言不由衷,是在压力之下不得不这样说。 *南方报业压力下的低调* 南方报业资深编辑鄢烈山说,作为《南方日报》的子报,《南周》也有上级宣传部门在管;接待或者不接待,什么能说或不能说,不是报社单方面能决定的。 曾在2007年和09年默克尔访华期间两度与其会面的传媒学者展江,对南方报业拒绝默克尔访问也不感到意外。他注意到,南方报业在压力之下,刻意保持低调。 展江说:“其实现在除了官方与媒体的关系以外,你知道现在有北大的孔(庆东)教授,还有那位去美国伤了脑袋的司马南先生,他们对南方(报)系有很多指责。这个是民间的,不是官方的。那么据我了解到的一点情况,就是南方那边,他们现在处在一个比较低调的时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说,南方报系的低调表现在,挨了骂也不回应,也希望避开默克尔访问这样的事情。他说,南方报业自己会这样想,也可能会得到有关方面的明示或暗示。 *鄢烈山:左派放肆下的民间压力* 南方报业编辑鄢烈山也承认,南方媒体当然愿意保持低调。他道出了南方报系低调背后的两重压力:一是宣传部门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媒体的控制,这是国际公认,也是执政党并不讳言的;而另一方面,还有来自民间的压力。 鄢烈山说:“民间的压力其实当然是多年宣传造成的,还有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放纵,就是那种民粹主义,或者极左思潮回头泛滥。邓小平时期就说要彻底否定文革。对毛泽东应当怎样评价其实党都是有决议的。但是这些年,你看‘乌有之乡’的那些人,特别是以孔庆东为代表,非常放肆,动不动就骂我们南方报系是汉奸媒体,甚至组织了一些行为艺术,要火烧南方报业。” 鄢烈山说,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的言论,并没有真正得到上面的处理。他认为,孔庆东们的放肆言论,应当是得到上面的默许。 *上层默许左营谩骂 南方沉默可理解* 鄢烈山说:“他是那种极左的嘛,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极左的。但是如果是一种极右的,或者另外一种,马上你就要坐大牢了。所以在这样大的环境下,说南方报系是汉奸媒体,南方报系也不坑声,假装没听见,要保持低调。” 传媒学者展江认为,今年要开十八大,官方的逻辑当然是维稳,而同时南方报系又受到一些抨击,被贴上“汉奸”、“带路党”这样的标签,因此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沉默和不回应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展江认为南方报系的低调并非意味着官方对其施以更大的压力,反而官方会认为南方报系这样做是稳妥的。他相信其中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 *展江:左派有施展其影响的空间* 展江说,左、右两派与其互相攻击,不如各司其职。他说,如果左派希望社会更公正,其实有很大的施展空间;而右派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公权力不受限制,政治改革没有踏踏实实地开展。他说,左右双方的诉求其实都有道理。 但是,他认为在现今中国缺乏公正的情况下,左派虽有很大空间和号召力,但遗憾的是当真正发生不公正的事情时,他们发出的声音比较少,反而是所谓的右派在发声、行动。 *鄢烈山:极左回潮有复杂背景* 南方报业的资深编辑鄢烈山则认为,当前极左思潮的回潮有着复杂的背景:民间情绪和毛泽东时代的呼应,那种对官僚阶层的仇恨,对富人的仇恨,和毛泽东时代是非常吻合的,因而毛思想在这个时代得到一些人的呼应是可以理解的。 鄢烈山说,对此左右为难的官方继承的是毛时代的那种“党天下”和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而它要让政权合法化,就会对毛和文革的错误讳莫如深,并对那些歌颂文革的人睁只眼闭只眼,以致这些人变得如此嚣张。 不过,鄢烈山说,也不必对此悲观,因为媒体受到的管束虽然越来越多,但言论的空间也在变大。他说,鉴于当前状况,大家认为不必无谓受伤害或者作出牺牲,保持低调也是应该的。

南都周刊:网络实名制破产记

实施网络实名制以后,韩国主要网站成为了黑客们的主要攻击对象。一旦网站被攻破,施行实名制的网站显然比匿名制的网站更令人不安。2008年针对eBay韩国子网站的黑客攻击,导致1800余万网民真实资料泄露。

刘云山长子涉嫌蒙牛丑闻事件

中国蒙牛集团最近爆出致癌物黄曲霉素超标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但有消息称,中宣部已经下令禁止媒体继续报道此事。 12月24日,蒙牛集团在四川眉山的子公司,在国家质检总局派出检测小组的一次抽查中,被查出,其10月份生产的一批次盒装鲜奶,疑似因饲料被致癌物黄曲霉素污染,导致成品鲜奶中检出黄曲霉素M1超标140%。 这一抽查结果由国家质检总局在网站公布后,中国媒体广泛报道,舆论哗然。蒙牛公司不仅涉及三年前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几年来,与蒙牛相关的食品安全负面新闻屡屡出现。 2008年9月,蒙牛爆出“三聚氰胺”事件;2009年2月,蒙牛特仑苏被爆出含激素类OMP;2010年10月,蒙牛被指策划“圣元奶粉性早熟门”;2011年4月3日,陕西榆林251名小学生饮用蒙牛纯牛奶集体中毒;4月,蒙牛财务总监称出口香港产品出问题几率要比内地小得多,舆论哗然。 因此,连日来,在被认为是中国网络舆论晴雨表的微博上,有不少知名网友提出抵制蒙牛等激进号召。 中国媒体的对此事的进一步报道遭到中宣部的新闻禁令的阻止。 12月27日晚间,《21世纪经济报道》的产经版的编辑在微博上抱怨说,“说件狗血的事情,(就算)违规,我也要说,今天关于蒙牛的禁令不是一条,是两条!” 他描述说,第一条禁令说“不让炒作”,于是,该报自然而然的认为,“可以报道”;第二条禁令才是(完全)禁止报道。于是,“我版面上的稿子从改好,到被撤、做调整”,连发两道(金牌),以为我是岳飞呐!“ 他透露,中宣部今天晚间发出的第二条关于蒙牛的报道指令内容是,“再次重申,关于蒙牛乳品事件,除了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外,其他来源包括自采消息一律不报道不评论,请严格遵照实行。”很快,他的微薄不明原因地被删除。据了解,除了该报外,全国不少媒体都陆续收到禁止继续报道此事的禁令。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说,“谁要是禁止这样的信息传播,谁就是非人类。” 而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守谦则评论说,“搞不懂有些部门。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此禁言只会换来更为恶劣的社会观感,引发更大规模的舆论喧嚣。” 有知情者称,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刘云山虽是山西忻州人,但其公开简历显示,从1964年,他在内蒙古集宁师范学习起,就长期在内蒙任职,一直到1993年,他从中共内蒙古赤峰市委书记任上,调任中宣部副部长才离开内蒙进京。 一位内蒙古籍新闻从业者称,一直以来,“蒙牛、伊利利用广告投放和中宣部内蒙人的关系,两种渠道操纵媒体,不让大众看到其负面新闻。” 据她的描述,这两家奶业巨头,虽然互为对手,但却都能掌控宣传机器。“如果拿广告搞不定,就通过搞定个别人假传”圣旨“什么,屡次发生,跟禁令库比对过,有时候根本没有(正式禁令),真“圣旨”的情况比较少,真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几个月前,帮助举报另一家内蒙大型奶业巨头伊利董事长潘刚涉及贪腐的的《内蒙古商报》60岁的社长李希晓,被刑事拘留后推上法庭,可能将以“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的罕见罪名被判刑。 值得关注的,刘云山的长子刘乐飞管理的号称内地最大规模人民币基金“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募资规模为90亿元,伊利集团是股东之一。当时,中宣部也发出禁令,禁止继续报道伊利董事长潘刚因可能贪腐而被举报的事件。

盘点2011遭“拍砖”官员多数有假

12月 山西省临县安家庄乡党委书记曹莉 15岁即参加工作 免职 10月 陕西蓝田县小寨镇政府党委委员薛冬 10岁获大专学历 信息录入错误 10月 陕西旬邑县政法委书记田更文 16岁本科毕业并参加工作 信息录入错误 10月 陕西志丹县副县长黄华 3岁半就上小学 履历无问题 9月 陕西武功商务办纪委书记张凌雁 年龄造假 免职 9月 河北馆陶县代县长闫宁 简历在当地被列为机密 正在调

德国之声 | 山西交警“潜规则”和香港特首选举

香港《明报》报道,山西交警和货车司机间的「潜规则交易」已成社会毒瘤。有内地学者指,表面上,交警收黑钱,司机少给钱,好像双方皆占便宜,但受损终是国家。事件虽发生在山西,却是普遍现象,「涉事公安应被以贪污罪起诉,杀一儆百」。 报道写道:"北京外国语学院新闻学教授展江认为,年近岁末,各地警方下达收钱指标,「乱收费是滥权行为」。「中国问题学」学者胡星斗称,乱收费导致物流成本高,「司机少罚款,公安少收钱。于是,形成司机和交警私下达成潜规则交易的恶性循环」。「损害的终是国家利益。」他说,此事是公权力失去规范和制约的典型,公权滥用导致国家公信力、权威性皆受挑战,与此同时,本属于国家的经济收入,却被装入私囊,还造成国家收入流失。" 报道接着写道:"「财政支出的结构也该调整。」胡星斗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拨款不足的确存在,「鼓励地方公安自己搞创收(创造收入)」。制度对公权力本已缺乏监督制约,令利用公权牟利、权力强制征收敛财、权力经营等现象成为社会毒瘤。他亦说:「乱收费等同于贪污,今次事件公安部门应严格处罚,不仅将涉事交警开除公职,还应对他们以贪污罪起诉,杀一儆百。」公安部门还应开通举报电话、网站等,鼓励民众举报监督。" 在香港政局方面,香港特首竞选即将开始。但香港《苹果日报》透露,北京通过许多手法在秘密操纵选举。该报本周的评论写道:"《苹果日报》经深入调查,以大量事实,揭发中共和建制派在区选中疯狂种票的种种具体证据。这样的事,如发生在回归前的香港,必会全城哗然,各大传媒纷纷跟进,官员厉声谴责,甚而警方或廉署介入调查。追求公平公正,是香港传统价值,也是我们成功的要素。然而,回归14年后,这次事件却没有造成轰动。多数传媒不予重视,政府官员轻轻放下,……市民的反应也冷淡,网络甚至有人质疑《苹果》有偏见,为泛民在区选惨败找藉口。这件事进一步说明,香港传统价值观在一国的强势下正在流失。" 评论写道:"市民对两任特首,特别是曾特首的种种倒行逆施感愤怒,对施政向大地产商倾斜造就地产霸权、贫富悬殊极不满。推动民主、要求还政于民,又因中央干预、特区政府配合而无可奈何。香港人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劣政的忍受程度很高。对激起公愤的烂施政,骂一阵事情就过去了。市民善忘,也接受既成事实,比如在新特首选举中,两个烂苹果选其一,看来市民最终也不了了之地接受。……毫无疑问,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选民,都趋向求稳定、反对改革,他们大都短视,只顾眼前利益,因此外国选举议题多讲福利,讲减税,不会讲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因为这些东西已如阳光空气一样,既已有之也不觉其存在也。 香港人所关心的事已较外国选民为多。六四已过去22年,每年仍然有数以万计市民参加烛光集会;为反对23条立法超过50万人上街,尽管这法例的通过未必即时影响香港的自由和法治。" 评论最后写道:"但这不足够。因为香港面对专权政治的威压,中国领导人已明言要香港「三权合作」,也就是要摧毁三权分立,港人会因此而失去独立司法的保护,若任由恶劣的政治发展,香港将会沦为与大陆一样的缺乏自由、法治,任由当权者鱼肉的社会。……没有民主保障,自由法治保得住吗?面对权利会被剥夺的前景,香港人不能只顾眼前。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觉。即使是自由法治稳固的国家尚被提醒要时刻警剔,何况香港的处境呢?" 摘编:李华(香港特约记者) 责编:石涛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首先,我要感谢两年来坚定不移支持我工作的《长城月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长城协会(香港),长城月报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先生,长城月报社执行社长杨尉先生。正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两年来我方有了追求新闻职业理想的机会。 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和我曾经携手迎风雨的同事: 范友峰、孔令军、兰燕飞、吴相军、杨文琴、陶勇、徐秋颖、张蕾、王博、王瑞峰、刘岩、詹敏、蒲文盺、齐林、张薇、王亚花、李蓓、郭振卫、李庭煊、 種靜華 、王红彦、于燕、张玉、刘婷、武灵敏、张腾江、马婧、宋雯、梁韦韦; 尤其要感谢跟随我战斗到最后、和我一起出走的长城月报团队成员:鲁晟、陈威、彭毅飞、许夏颖、汪峥、齐庆涛、张杰、李彦、卢丹江、李志伟等。 还有其他曾经为长城月报做出过贡献、直到现在还牵挂着长城月报发展的新朋故友们。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关心长城月报发展的 杜导正、江平、郭道晖、茅于轼、张思之、戴煌、贺卫方、于建嵘、蔡定剑(已故)、展江、张鸣、焦国标、胡星斗、马云龙、周道鸾、吴思、杨继绳、张千帆、胡星斗、曹思源   、蔡霞、陈思进、邓文初   、嘉琛   、萧瀚、丁冬、李剑芒、沈敏特   、宋忠平、   任孟山   、滕彪   、王建勋、信力建、   肖雪慧   、徐友渔   、许志永、于德清、林峰等师长们!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同仁:程益中、王克勤、笑蜀、长平、洪振快、喻尘、杨恒均、梁文道、曹景行、盛大林、陈锦麟、廖保平、王光泽、郎遥远、吴祚来、智效民、李小鸣、唐毅、杨桐、陈凤山、陈永苗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关心长城月报和我本人近况的朋友们! 两年来,我把一句话当成长城月报的理念,并且用这句话号召和锻炼了一个经得住风霜雪雨的年轻团队 ——“ 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 ” 。这个理念之下,我和每位同事坚决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携手迎风雨、同道对惊雷,并且走过了一条荆棘满布的坎坷路、留下了一串无愧新闻职业道德的脚印,洒下了满怀新闻理想的激情。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 2011 年的 10 月,一切都成为绝唱。 随后各种传言疯长,各种指责和无妄谣言也向洪水般疯狂向我和我们这个年轻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扑来。更让我心寒的是,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有时就在我身边,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说谎言时眼睛的虚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当你说第一个谎言时,你就必须说十个谎言来弥补,当你制造 10 个谎言时,你必须说 100 个谎言去圆谎 . 而当你说 100 个谎言的时候,怎么办?挚友范友峰昨天告诉我:一个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即便你是女人。 躲在背后放冷箭的人,只能活在寒冷的黑夜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也不需要阳光。我相信,当拿惯了冷箭的手再去拿起笔时,文字和键盘也能成为冷箭。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冷箭,所以放冷箭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之下的苟合。时间消逝后,他们诞下的只有令人鄙视的龌龊、贻笑大方的卑鄙。 不过,是时,我多次心痛至伤,无数次眼泪沿着脸庞滴落在键盘上、办公桌上、方向盘上,甚至饭碗和三岁儿子的小脸蛋上。 然而,更多的同仁给了我们理解、支持和鼓励。我记得吴思先生当晚给我打了 25 次电话,急切询问我的心情和近况,次日又转告了杜导正老先生对我和团队的问候与安慰。杨恒均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远在香港的几位前辈也专程或者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就连腾讯微博管理人员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 “ 朱老师,相信你,你能成功运营长城月报,也能在其他平台搭乘新闻理想 ……” 几个小时后,诸多国外媒体率先报道了我和团队的遭遇。应该说,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善意的猜测,或者是根据业内人士传言而整理的消息。除了个别媒体外,大多同行没有询问我和我们团队成员。彼时,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西直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希望所有编辑记者不允许对涉及长城月报与我个人的微博言论发言,也不得接受外媒对此事的采访 ……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在此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冷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惟有沉默。 即便如此,相关方面依然认为国外的报道是我的炒作,长城月报走到今天是 “ 朱顺忠个人的原因,与长城月报的诸多报道无关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曾经登门要求处罚并且想 “ 约我谈谈 ” 的某敏感执部门人员也意外的给我电话说: “ 您是一个应该尊敬的新闻记者,走到今天原因很多,但是您和您的报道确实大大惹怒了好多人、好多领导 …… 请您好自为之吧 ……” 。 第二天开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谁疯狂?公权力滋生的利益相关者和想当然认为自己是传媒领导的那些人、那些真正不为党前途着想、妄图掩盖真相的人,想把党的前途和执政地位陷入不义、不理、不法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作家曹天竞选郑州市市长的事件。我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曹天值得信任的记者之一,同时我还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事件发展的亲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中午,来京的曹天约我到著名学者焦国标老师家里吃饭。焦国标的夫人端出了自酿的葡萄酒,并且下厨做了 6 道非常 “ 河南 ” 的菜。饭后,曹天和焦国标老师谈论起了当时正引起媒体关注的 “ 独立候选人事件 ” 。谈论中,曹天突然告诉我说,目前郑州市市长吴某是代市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市长,曾经做过律师的曹天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自己完全可以、并且有能力争取 20 个人大代表签名,并且设想在郑州两会期间作为候选人出现,进入正式的郑州市市长选举的法定环节,从而彻底打破政府候选人等额选举的 “ 花瓶选举 ” 现状。焦国标老师和我都感觉这个想法很好,并且认为 “ 虽然败局已定,但谁说法律就不能真正拿起来用一次? ” 随后,我发了曹天出资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参选郑州市市长的微博消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曹天很快成为 2011 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做的事情被南方系做了完整的报道。国外媒体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河南当地的行动非常快,后来曹天的一句话可以反证,他说: “ 都说秋后算账,其实他妈的他们哪里还需要等到秋后?夏天未到,账就开始找我算了!! ” 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曾经供职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某重要领导就此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然说:曹天一事,涉嫌国外反华势力参与 …… 集团所属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 转发新京报报道的河南手机报当事编辑做出严肃处理 …… ;后来,另一名领导也小范围通知单位中层领导:马云龙和朱顺忠都曾是我们单位的人,而且是现在也是全国的 “ 名人 ” ,但也都是 “ 麻烦制造者 ” ,不要和他们接触,否则后果自负 …… 国庆节回家,以上的消息均被一一证实。开车路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时,看着宏伟的集团大楼,我再没有留恋、回忆、甚至感到心寒似冰。眼泪不争气的在我路过这个建筑物时,缓缓滑落。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动辄宣称要 “ 讲政治 ” 的、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们这个最不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官员居然恬不知耻的大谈 “ 讲政治 ” ,而自己却是一肚子为官私利的卑鄙和龌龊。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那么请问某些官员,你们的 “ 讲政治 ” 讲的是民主、还是法治?或者在你们的词典里, “ 讲政治 ” 就是听上级的话、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子、保住自己头上那顶血红的乌纱? 忽然想起了程益中说过的一句话: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常识。原来,我们的诸多官员根本不懂得常识。 斯为,疯狂。 自 2009 年我从中国周刊辞职接手并且负责改版长城月报至今,整整两年时间。这 700 多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 资金紧张,我五次从家里把给孩子准备的看病钱拿来给员工们发工资,为了让大家有团队荣誉感,我多次在经济极端拮据时组织大家游玩,为了省一张门票,我们单位的几名副总甚至主动放弃随行,只让我这个总编的带领大家出去;为了省办公耗材,我到隔壁办公室蹭法律顾问的打印机和扫描仪,后来甚至专门鼓励大家在纸的背面继续编校稿子;我深深的记得,数不尽个夜班,美编和编辑们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到天亮:数不尽个深夜,连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得不陪着我们一起趴在办公桌上睡个通宵。很多同事们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住到很远的郊区,比如通州的六环外,昌平的六环边,为了第二天早上 9 点的选题会,他们不得不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挤公交,拼地铁 …… 一年后,长城月报终于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知名度节节攀升。多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言论和国是栏目更是成为读者翘首以待的 “ 名牌栏目 ” 。我们的特约作者里,知名的学术大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连我们的一个编辑也感叹,我们的专家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甚至中纪委的读者也都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长城月报的肯定。 2010 年初秋,定居南京的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将军,出差到北京,专程 “ 偷偷 ” 给我打来电话,教我如何绕过警卫,坚持要接他到长城月报社看一看,坐一坐。由于没有电梯,我多次劝将军是不是可以让小伙子们搀扶他到四楼,而年逾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却执意自己步行上楼。那天晚宴时,老将军用钢笔写下几个字:一定要讲真话,长城月报一直在努力讲着真话,值得尊敬 …… 刊物办到第二年时,长城月报已经毫不夸张的踏入知名刊物的行列。来自龙源期刊网、读览天下、汉王科技、 iphone 客户端等等网络阅读运营商的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长城月报和我本人的微博也成为有一定号召力的微博 “ 名人 ” 。在我们的努力下,河北聂树彬、内蒙呼格吉勒图两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案子,被重新拉回到读者眼前。我们拿出 10 个版深度策划了两个案子的前世今生,并且将杂志送进了两会会场 …… 此后,我们对计划生育国策、罕见的国内移民潮、全国的大规模拆迁行动、鲁迅被删去教科书事件、国民党将领抗日的寸血寸山河、钓鱼岛的历史由来、我国边疆烽烟等等都做了入木三分的深度采访和报道。我们的报道,赢得读者的同时,也逐步影响着市场。 可就在此时,我们折翼,摔下云端。 但是,我们对蓝天的渴望没有停止,我们对真理的伟望和仰慕没有折翼。我们依旧渴望正义的蓝天、真理的浩瀚,我们相信:声音不能被垄断,真相不会被抹杀。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政治诉求并不隐晦:将公权力赶进用民主(选票)编织的铁笼里,让暴力不要成为独 ’ 裁的怪兽,而成为我中华 13 万万同胞的保姆、保安和服务员。然而要想驯服公权这头世界上最凶猛的怪兽,谈何容易?!不仅仅当下之中国,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和靠革命推翻王朝的孙文先生,都耗尽毕生心血,然,民主法治之光至今没有光耀我 960 万平方之华夏。 我们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 90 年前立党之初的革命夙愿, 80 年前的伟大民主诉求, 70 年前对独 ’ 裁和专 ’ 权的愤恨, 60 年前对亿万同胞的民主政体承诺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 孙文先生政治理想之继承者 ” ,时时刻刻 “ 为人民服务 ” 的先进政党。 如何保证以上的承诺能够兑现?惟有依靠民主和法治。也许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宪政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建议我们的执政党能够相信并且自觉维护宪法之尊严、法治之神圣。 斯为,坚韧。 我主政之下的长城月报团队,由于 “ 和上级单位合作、管理和其他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选择了离去。 ” 但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新闻职业理想,无愧于市场,无愧于读者,无愧于给我们投入广告的每一个良善的商家,也无愧于那些说谎言和制造谣言的朋友! 但我对不起三岁的孩子,对不起日夜为我操心的父母。 我尤其对不起跟随我的员工。由于我们的清贫,大家的待遇都很低,你们的腰包没有鼓起来;创业之初,清贫之下,我甚至没有能力给各位买上各种保险,配上各种福利,也没有能力给每一位员工配上必要的采访设备。可我们是一名记者,我们注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行者,我们注定清淡一生,戎马今世。我们选择了新闻,就注定有风霜雪雨。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大家下辈子择业时不要考虑做新闻,当然我也坚决反对大家投生于飘着国旗的办公大院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俯视着门口聚集的 shang 访百姓,然后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用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要分手了,我送给大家的怕只能是一句话了:以后无论在哪里择业,先要做一个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做一个内心良善的好人,然后再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新闻人;面对不干净的、可能玷污新闻职业的钱时,一定要记住,它可能会让你一辈子洗不掉痕迹。再说句粗话,请大家见谅 —— 新闻就像一个清澈如水的处女,不干净的钱就是嫖客,如果你和他上床一次,你今生就永远不会再是处女。 我希望我们团队留下的长城月报理念不倒,希望接下来的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高举 “ 民主法治 ” 之大旗,推崇宪政之政体,惟新闻自由和敢言为职业理想追求,让长城月报这块牌子继续在新闻业界闪烁。我当然知道,敢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长城月报哪天因讲真话而遭整肃,那我们会化作新闻理想的雕像存入历史的档案馆。 我相信:长城月报的昨天,会被后人写进中国的新闻史。而这将是我们安慰内心痛苦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别无选择;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告别风霜雪雨,也远离了似锦繁华;我和我的团队走了,渐渐看不见了长城月报的背影,也 —— 渐渐听不见她的依依呀呀;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您记住 700 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也请您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审查;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曾经上门讲情的商贾、官员和执意上门调查的警察,放下内心不安的挣扎,因为 —— 我们并不可怕;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讲真话,也请你们回去告诉自己的主子:这个国家总要有一批仁人志士,心怀天下。 再见,长城月报! 祝好,长城月报! 朱顺忠即笔于北京东郊   2011 年 10 月

《每日电讯报》中国努力压制社交媒体的声音

核心提示:在社交媒体自由发展数年后,中共已经准备要压制社交媒体,中共最高委员会已经颁布了新的公告,要开始新一轮对公共的微博言论的控制。 原文: China fights to silence the social network 作者:Malcolm Moore 发自 上海 发表:2011年10月2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2009年8月,就在中国禁止了推特之后,上线的新浪围脖很快成为了网络主流的一部分。图片来源:美联社 Ng Han Guan】 互联网站曾经被允许以爆炸般地发展,例如新浪微博――一个中国版本的Twitter,已经有4亿的中国用户在上面发布观点和共享信息。 中共中央委员会,一个由300名来自党、政府和军队领导者组成的机构,对没有类似于防火长城的工具来统领互联网这一点提出了警告。这项昨天发布的申明宣称,要"加强引导和管理互联网的社交网络服务和即时通讯工具",用于确保"有序的信息发布"。 任何散布"不实的谣言"的人都有受到严厉的处罚的可能。 中国的审核者们一直在努力跟上网站的发展速度。虽然他们能迅速的删除单条信息,但这些信息还是可能已经迅速转播了上百次,上千次或者更多。"有人说中国有着严格的互联网管控,但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中央宣传部长刘云山在九月份曾经这么说过,"中国正在面临着一场互联网的管理危机。" 已发生的两大事件让中国的领导者们确信,再也不能让网站未经审核的自由发展了。 在中东,互联网普遍被用来激励反抗行动,有数百名活动者因为参与启动了"阿拉伯之春"的行动而被扣留,中国政府对此深为警醒。现在横扫西方的"占领"运动也使得政府紧张不已。 已经有不少的中国人民受到了所谓的"行政拘留"的待遇,这通常是15天的禁闭。其中一人被控在提交收入税方面有虚假行为,另有一名学生因为宣称在云南,癌症已经导致8个村民死亡而被投入监狱,第三名被拘留的人是因为他在网上发布关于中国喷射飞机坠毁的事件。 在Twitter被屏蔽后,许多网站,例如启动于2009年8月的新浪微博,已经迅速成为了网络的主流。 中国共产党也在因为一件突发公共事件被互联网放大引起的公众怒火而紧张不安,这就是温州高铁追尾导致40个人死亡的事件。超过1000万的人在新浪微博上发表评论,其中许多人公开批评政府对这起灾难的处理方式。 迫于政府的压力,新浪已雇佣了1000名员工来监控服务器上的信息流。 只要是发布有争议话题的言论,账号就会被禁用。 专家称政府并不清楚如果才能实行最好的控制。"要如何加强微博的审核机制还不清晰",展江说,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名前教授,专业是国际新闻和通讯。 他说,有一个提案要求强制用户使用实名制,这将导致"大量用户流失",并且"多数的政府人员"认为微博这样的网站存在是"利大于弊"。从技术上来讲,很难对微博进行审查,尹鸿说道,他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要屏蔽一个链接到一个网站是很容易,但是要从所有的信息中找出那些含有敏感内容的汉字并删除是很困难的事。" 他补充说,中央政府也发现微博在测量公众观点方面很有用。 "到目前为止,北京只能从本地政府的报告中听到人民的意见。而现在,他们可以倾听草根们的意见了。"他说,"这使得领导者们可以知道人们正在想什么和谈论什么。"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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