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

权力的转移(刘荻)

用这一标题来评价重庆近期发生的事件,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当然是指薄熙来的失势。因受王立军事件牵连,薄先是于今年3月15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又于4月10日被暂停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失去了全部政治权力。第二重含义则是如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统治社会的实际权力正在由暴力和金钱向信息和知识转移。 4月10日,中国当局仍在严厉打击网络谣言,官方媒体也对此大肆宣传。然而这天晚上,无数中国网民正是在谣言的“蛊惑”下才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官方新闻节目播出中央对薄熙来的初步处理结果。 到了晚间11点,电视新闻终于播出了《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和《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进行依法复查》的消息。至此,重庆事件中的绝大部分网络谣言都被中国官方所证实。 中国政治习惯于黑箱作业,官方媒体公开报导“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属涉嫌故意杀人这种令党感到尴尬的消息尚属首次。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重庆事件从头到尾都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从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开始直到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公民尼尔伍德,令人目瞪口呆的猛料一个个曝出,并在随后得到官方证实。这一事件中,谣言远远跑在官方的新闻报导之前,并且有着很高的可信度,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谣言迫使政府(也包括美英两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反应并公开部分真相。互联网迫使政府提高透明度,并推动事件进一步向前发展。 中国当局总是企图控制信息的传播,4月10日晚间中央传达对薄熙来的初步处理结果时仍然按照过去的老做法,先干部后党员,先党内后党外。然而在信息时代,这一手段很难达到预定的目的。晚11点的电视新闻正式播出有关消息之前,相关“谣言”在网络上早已铺天盖地。这一事件中,不仅内幕消息总是提前泄露于海外媒体,就连内部传达的文件和录音也频频暴光于网络。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展江教授就此发表评论说:“…… 意味着政治与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 如此之多的内部消息暴光于媒体和网络,自然离不开内部知情者的泄露;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共内部的派系已经把向海外媒体爆料当作内部斗争的手段。这种做法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局严厉打击网络谣言,与此同时却发现谣言来自最高层中自己的政治对手那里。这种有违组织纪律的做法必然会使中共传统的信息控制手段失效,也会打破原有的党全权掌控社会和信息的权力关系,使舆论和民意在政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结果正如凯文•凯利所说:“在这个时代,开放者赢,中央控制者输。”“控制和保密只能帮倒忙。你无法控制,而开诚布公比遮遮掩掩效果更好。”中共当局无法控制信息的传播,只能被信息的洪流席卷而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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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乌有之乡”分崩

“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巫秋君 李活妙 发自北京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 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 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 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 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 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 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 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 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 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 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 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 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 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 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 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 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 (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相关日志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8 -- 《求是》资深媒体人士解密:司马南、孔庆东等为何力挺薄熙来 2012/03/24 -- 王思想: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2012/03/24 -- 重庆与新左派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推广重庆模式”课题上化了100万? 2012/03/23 -- 李乾:自由派的忧虑与极左派的密谋–一个老红卫兵眼里的左派右派 2012/03/19 -- “乌有之乡”网站之前世今生 2012/03/18 -- 红色文化:制造者最后让自己无路可走 2012/03/16 -- 传左派号召“重庆白万市民散步活动,声援薄西熙来书记” 2012/03/16 -- 司马南被封杀 讲座取消节目查封 2012/03/16 -- 明报:薄熙来去职 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无法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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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巫秋君、李活妙:“乌有之乡”分崩

“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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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春秋》雜誌力抗當局整肅

《亞洲週刊》 北京政壇再度傳出推進改革的呼聲,而長期來呼籲推進政改的《炎黃春秋》雜誌面臨再一次整肅。當局想利用文化體制改革的機會,透過組建股份公司來改變《炎黃春秋》辦刊方向。 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說:「前一段日子,大家都在議論中東,也就是西亞、北非的局勢,到現在,中東的事並沒有完,還在繼續發展。我們應該想一想,當年辛亥革命時,全世界專制主義的國家佔百分之九十,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佔百分之五十,現在只剩下百分之十左右。現在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我們怎麼辦?非改革不可!中央黨校的教授杜光,寫了一篇文章是針對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應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年紀大了一點,沒有權沒有勢,但我們還有腦袋。」這是九十七歲的李銳在二月八日《炎黃春秋》雜誌社在北京舉辦的春節聯誼活動上說的一番話。 像李銳這般的政改呼聲近期在北京凝聚成一股強風。距離中共十八大召開尚有八個月,距離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尚不到半個月,北京政壇再度傳出推進改革的呼聲。中南海高層也頻頻釋放改革強烈信號,可以預見,無論是中共十八大,還是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上,「改革」勢必再度成為熱詞,不同聲音會在這一平台上匯聚而碰撞,有助於凝聚改革共識。 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認為,中國政治改革已開始破題。從「烏坎事件」到因「王立軍事件」正陷於崩潰邊緣的「重慶模式」,從汪洋和溫家寶頻頻吹響政改號角到越南、緬甸等政改的示範效應與壓力,都表明中國政改顯然已蓄勢待發。打黑頭目王立軍事件引爆了危機,也宣告了往回走、不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 二零一二年是中國本屆政府施政的最後一年,也是鄧小平推進改革的南巡講話二十週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論述發展和改革的文章《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求是》是中共思想理論戰線的重要陣地。有望在下一屆政府中接任總理的李克強在十八大換屆前發表此文,明顯是為中國新一年政府工作定下「改革」基調。 溫家寶肯定烏坎選舉 最近一個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多次強調要永不停頓推進改革。二月六日至十日,溫家寶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五次座談會,他說,要用改革的辦法破解難題,無論是經濟結構性問題,還是分配不公問題、反腐敗問題,都得靠改革、靠制度性建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們關注的廣東省汕尾陸豐市烏坎村,最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十一名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被譽為中國民主的萌芽。二月三日至四日,溫家寶在廣東聽取基層民眾意見時說,農村辦事要廣泛聽取農民意見,要由農民作主。一定要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利,堅定不移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會村民直選。他說,二十年前,八十多歲的鄧小平到廣東視察,明確說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改革開放只能死路一條。 溫家寶在短短兩週內,數次強調要永不停頓地推進改革。一月三十一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透露了三月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政策基調,繼續搞好經濟宏調、切實解決民生難題、永不停頓推進改革,他強調,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也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一月十八日,溫家寶在結束對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海灣三國訪問前夕的記者會上說,「任何動盪都有內因和外因,但我以為,內因還是主要的」,「任何政府的責任都是為人民謀利益,我之所以一再強調改革,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還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聯繫群眾,傾聽群眾的意見和呼聲,改善政府工作」。 辦成《求是》第二? 然而,長期來堅定呼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炎黃春秋》雜誌面臨再一次整肅。《炎黃春秋》社長、社委會主任杜導正接受採訪時說,現在又有人想利用文化體制改革的機會,改變《炎黃春秋》二十一年來的辦刊方針。他們的辦法是透過組建股份公司,用權力和票子控制大股,因董事會掌握人事權,從而改變辦刊方向,想辦成學術性刊物,有的人還說要把《炎黃春秋》辦成第二個《求是》。 他說:「國家此次文化體制改革的目的或標準是兩個:第一個是社會效益;第二個是經濟效益。照這兩個標準看,《炎黃春秋》現在都在八十分以上。從社會效益看,宣傳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為全面體制改革大聲呼號,對人對事堅持實事求是精神,說實話,說公道話。這份刊物真正是讀者自己掏腰包訂購的刊物,發行量由去年的十二萬份,上升為今年的十五萬份。它增強了黨和政府的凝聚力、公信力。從經濟效益看,《炎黃春秋》創辦以來,國家從沒給過一分錢,我們又不善經營,現在已經能夠做到自給有餘,二零一一年上繳稅費二十八萬元(人民幣,下同),上繳主管部門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管理費五萬元。」 有學人說,現在《炎黃春秋》的運行體制是「四不像」體制。說是事業單位,又沒有事業編制和財政投入;說是企業單位,又掛著事業單位的牌子;說是國有,又沒有國家一文錢的資產投入;說是民營,又叫國有事業單位,戴著「國有」的帽子。這就是《炎黃春秋》的歷史與現狀。 杜導正說﹕「我們受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領導,研究會幫了我們許多忙,但人事權、發稿權,掌握在雜誌社的議事機構編委會、行政機構社委會手上,刊物運作一切權力歸社委會。在這種體制下運行,有原則,又很靈活,所以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才這麼好。《炎黃春秋》的這一套體制、運作機制是成功的。《炎黃春秋》的這種市場化、社會化探索已為國家文化體制改革闖出一條新路。」 運作體制應得到扶持 他說,國家文化系統處於大轉折大發展時期,《炎黃春秋》這種成功的運作體制效益和效果明顯,理應得到政府明確保護和扶持。當然,這一套「四不像」體制會有缺失,還要改進。他說:「上級部門應該繼續承認我們這個體制,切望不要在當下轉制這件事上出難題,可等待時機成熟時再考慮轉制問題。如果現在強行改變雜誌現有體制和運作模式,我們就無法再勇敢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再不敢對人對事說實話公道話了。那將違背讀者和作者心願,違背六十個編委和上百老幹部與學者心願,後果是嚴重的,有人說甚至可能釀成政治事件,二月初山東省濟南市就出過一起。」 杜導正說,「二十一年辦刊經驗:小是小非可以讓步,大是大非寸步不讓。大是大非讓步的後果,不是個人、小團體,而是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失敗。《炎黃春秋》已經邁過了許多個『坎』,現在又面臨一個大『坎』」,「十八大開幕在即,我們願和大家一起,營造和諧輿論環境,不給黨與國家製造新麻煩。我們重申:一,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不動搖;二,堅持對人對事實事求是原則不動搖;三,遵守憲法不動搖;對於背離憲法的法規允許我們獨立思考,提出不同意見;四,全面推進體制改革,當前著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是體制內改革派,也有人稱是務實派、民主派。五,《炎黃春秋》對此次體制改革的底線是:基本維護現在體制,服從二十一年的辦刊宗旨,對股份制、董事會等想法,我們可以再作思考,但票子一定要服從理想」。 二月八日《炎黃春秋》舉辦春節聯誼會,周有光、閻長貴、章詒和、張思之、蔣彥永、戴煌、張木生、展江、丁冬、劉志琴、高放、馬曉力等一百七十多名老幹部和專家學者出席,為《炎黃春秋》再遇風波、面臨「大坎」出謀劃策,共商《炎黃春秋》何去何從。 前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陸定一之子陸德認為,《炎黃春秋》在全國報刊中,是難得的堅持講真話、不趨炎附勢的刊物。他說:「現實生活裏確實有人藉口為政治服務而說假話。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不讓人們知道,這根本不是我黨的新聞觀。十七屆六中全會主題是發展文化,我學習了有關文件,我發現文件的一個主要思想講發展文化的目的,九九歸一,歸於正統,強調儒家思想,這是不對的。春秋時期還講百家爭鳴,儒家只是其中一家,儒家的根本是皇道思想,集權統治。歷史賦予《炎黃春秋》一個非常光榮的使命,就是堅持改革。當前最突出的兩個問題,一是腐敗,二是貧富懸殊。我國已經排進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八個國家,有人私自修改居民收入恩格爾系數,隱瞞貧困的真實狀況。現在每年的群體事件已經超過十萬起,維穩經費超過了軍費。」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華最近受《炎黃春秋》的邀請出任新編委。他說:「我想,能同這樣一群有思想、有靈魂、有正義感的朋友在一起,這是我榮幸。一位年輕記者採訪我,我反過來問他,年輕觀眾對我們談歷史會有興趣嗎?他說,你不知道,我們非常希望看見真實的歷史,但現在看不到,我們很無奈。來採訪你,就是為了了解真歷史。歷史上,秦朝趙高指鹿為馬,滿朝文武全體失語,秦朝二世而亡。今天,我們決不能讓這一幕重演,所以要講真話。儘管困難,我決心跟《炎黃春秋》的老編委一起保衛《炎黃春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葉劍英之女葉向真說:「《炎黃春秋》是一本老中青讀者都愛看的雜誌。說到忠言逆耳,在此我要向大家推薦一本《群書治要》,此書再版時習仲勳也題了詞『古鏡今鑑』。歷史證明,只聽吹捧話,聽不得逆耳忠言的王朝一定要滅亡。只有像《炎黃春秋》這樣的刊物才是真的跟黨和政府一致,像魏徵一樣,值得我們學習。如果心不真,他的言論對領導是有害的。領導人應該經常下來跟人民溝通,聽老同志的意見,他們是對國家最有發言權的人。」 原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資中筠說,《炎黃春秋》應該說是穩重、嚴謹的刊物。他們代表了大家心裏想說的話,是「最大公約數」,所以並不算是很突出。但這樣一份雜誌,為什麼每年都會碰上「生死存亡」問題呢?法定代表人、常務社長吳思要發揮作用,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學會生存。但生存的意義在於堅持原則。記得美國當初要通過《愛國者法》,主張為了國家安全,政府可以查老百性的E-mail、百姓的通信,查某人到圖書館借過什麼書,並認為這是美國公民為了國家安全應該作出的犧牲。但這個法律最終遭到多數人反對,因為它侵犯了美國人最珍惜的東西。如果犧牲了原則,那《炎黃春秋》就沒必要生存下去。跨過了底線,雖生猶死,名存實亡。如果《炎黃春秋》改弦易轍,說明他們容不下一點點良心和真話,那這個社會更沒有希望了。 沒有清算文革流毒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的女兒陶斯亮說:多年來,意識形態部門總是盯著右,沒有清算文革的流毒。最近聽說二零一二年將會是極左勢力亮劍的一年。執政過程中積累了很多問題,長期的民怨引起了突發事件。社會上的反對力量打不倒共產黨,能打倒黨的只能是共產黨自己,千萬不能因為執政不得法而引起廣泛民變。她說:「《炎黃春秋》是三十年改革開放路線的捍衛者,是體制內穩健轉型的支持者,呼籲的是改革開放,這些人是真正的改革派。杜導正一生三起三落歷盡坎坷。在廣東曾被我父親陶鑄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他後來一直實事求是地評價我父親,功過是非相當客觀。在雜誌社,他培養了年輕一代,應該像杜老一樣地做人,沒有私心,客觀公正地做人。希望他們把《炎黃春秋》繼續辦成一個講真話的陣地,我們黨應該有足夠的胸懷,秉持春秋大義,讓他們把刊物辦好。」 國際問題專家、黨史學者何方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到現在經濟市場化已經取得了共識,除個別小問題外,沒大分歧了。政治民主化卻複雜一點。這些年從拉丁美洲開始,最近到了西亞、北非。對這個潮流,我們採取什麼態度?我們在世界大潮面前是落伍者。在有些方面是往後退。有人想方設法干涉別人的自由,想方設法把民主思想搞掉,有人把搞掉《炎黃春秋》當成向上爬的台階。這是舉什麼旗的問題,不僅是《炎黃春秋》,而是全國輿論界的大問題。有人老想採取『延安整風』的方式來整肅輿論,這是歷史倒退。」 作者:江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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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江:左与右,洒怨恨不如寻共识

与其高调指责别人是“汉奸”和“带路党”,不如低调行善积德;与其互相指责,抛洒怨恨,不如开展善意的沟通,寻找左右两翼的共同点,尊重彼此的差异和人的复杂性;与其抽象地追求什么崇高目标,不如在鲜活生动的社会现实中通过个案和实际参与来体现各自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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