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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知事 | 捞钱比刘志军还多,申维辰刷新正部贪腐记录

作者:紫汐 如今,十八大后落马的高官陆续进入审判季,在这个审判季里,令人开眼的事儿不少。这不,一项新记录就此诞生了。 最新消息称: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太原市委书记的申维辰,被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干部职务晋升或岗位调整等事宜上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541万余元。...

共识网 | 马建红:山西政商“朋友圈”为何瞬间崩塌?

我的老家吕梁曾经是一个让人引以为豪的地方。记得小时候看的第一本小说,就是马峰的《吕梁英雄传》,它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抗日老区的群英图谱;后来,经由郭兰英的演唱,“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的电影主题歌,又使人们认识了一群生龙活虎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破除迷信,敢于担当,给人以满满的正能量。再后来,吕梁慢慢地有些沉寂了。   这几年,吕梁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却是以另外一种姿态。先是出了个花7000万风光嫁女且后又被调查的煤老板,然后就是正在吕梁工作或曾在吕梁工作过的几只“大老虎”相继落马。从一个盛产英雄的地方,不期然地就出产起“大老虎”,中间几乎没什么铺垫和过渡。   根据媒体梳理,以吕梁为“代表”的山西,今年已有超过20名官员落马,俨然成了贪腐的重灾区。这些落马官员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是前后任关系,比如聂春玉和杜善学都曾任吕梁市委书记,又都曾任山西省委秘书长,他们都因与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共过事而有交集;有的是同乡关系,比如令政策与陈川平都是山西平陆人;还有的属于同一系统又是前后任,比如交通系统和公安系统,可谓“前腐后继”。这样的贪腐“规模”,再加上中纪委通报时的“秒杀”方式所产生的心理冲击效应,让人觉得不仅仅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实在是连“山西省里也没好人”了。   其实,吕梁或山西只是当下中国官场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当我们放宽观察的视界时就会发现,如今的贪腐现象实在是触目惊心,以地域而论,四川绝不输于山西;以系统而论,石油、能源、铁路、国土资源等领域为多发区;以部门论,又有发改委和政协等,大体都呈现出窝案、串案、地域性腐败“前腐后继”的现象。真的是“谁的故乡不沦陷”?随着越来越多贪官的落马,使老百姓看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也使民众重拾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信心。然而,这种贪腐的高密度频发,其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它使执政者的形象受损,使民众丧失对政府的信任,使社会风气日渐败坏。在为中央的反腐态势叫好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反思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腐败会如此大规模、全方位又多领域地爆发?在所谓的缺乏理想信念的表象背后,是否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因素存在?   很多人虽沐浴着二十一世纪的阳光,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交通或通讯便利,却又固守着传统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将公权力作为实现一己之私利的工具。传统社会的特质有诸多面相,围绕伦理来安排和维持社会秩序,则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人一生下来,就在与人相处关系中生活,家人父子,是天然的基本关系,所以伦理首重家庭。随着一个人年龄和生活的开展,逐渐产生四面八方若远若近数不尽的关系。这种种关系也就是种种伦理。伦理始于家庭,又不止于家庭。伦理的社会最重情谊,父子兄弟之间孝悌、慈爱、友恭,邻里之间礼让、敦睦,相互扶持、周济、提携,由此造就出一个温暖温情的人文环境。   然而,以伦理来建构政治则弊害丛生。它视任用私人为理所当然,考虑才德作为特殊恩宠。从周公的封邦建藩开始,就将政治关系建立在个人的孝忠基础上,由此形塑的这种公权私器化的政治关系,在秦汉以后的君主集权专制时期也并未有太大改观。从皇帝到以下的各级官吏,在用人方面,以效忠与否为首要指标,其次才考虑其才德,即便是在以科举选拔人才成为常态的朝代也复如此,父子兄弟、亲朋故旧、邻里乡党关系成为首选,在官僚之间形成各种复杂的关系网,连婚姻这一最自然本真的人际关系也沾染了政治气息,从西周以来形成的“同姓不婚”原则,就有“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的用意。《红楼梦》中的贾雨村,有了“门子”送给他的记录关系网络的“护身符”,就可以保其仕途的顺遂与安稳。   当然,作为关系网中的人,既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享受由此带来的荣宠与相互提携的便利,也可能遭遇一人失势所带来的株连甚至杀戮,正所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法律的适用上,贯穿中国法制史始终的是族诛连坐,所以“满门抄斩”一词也就变得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因此,古代的“窝案”、“串案”几乎俯拾皆是,仅在明初就有著名的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而每一个案件受牵连者动辄数万人。明成祖时的方孝孺案,因“诛十族”而牵连到其朋友门生,而在清朝康雍乾的“盛世”时期,又有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曾静与吕留良案等载诸史册。当然,历史上这些著名的“窝案”、“串案”等,虽然也有真正的罪犯,但绝大多数受牵连者实属无辜。皇帝将公权力视为一己之最大私利,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产,以伦理关系来对待其子民,其将无辜者牵连进这些窝案,就是其必然的结果。   与古代经常罪及无辜的窝案串案不同,当下这类案件中的涉案者绝大多数是货真价实,在被究举前就已如惊弓之鸟。罪责自负凸显时代的进步,只是在产生的根源上,与传统的伦理架构仍有关联。今天的伦理关系早已大大扩展,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其《关系》中讲到的,它关联着“私人关系、家庭关系、利害关系、性关系、金钱关系、外交关系、乡土关系、人身关系、多重关系、双边关系、直接关系、微妙的关系、紧张的关系”等,而在他写这篇文章的1998年,他已注意到这种“看来好像合法而实际又非法的交往”的关系所可能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危害:“最近有不少外人在中国做生意,看到中国政府好像什么事情都管,却没有一定的法则。一项提议希望提早通过,免不得要走门道,或者托人送一批礼物,这样也可以称为‘找关系’”。十几年过去了,现实的状况可能比黄先生担心的要糟得多。用人方面的“关系”请托,早已突破了亲戚、乡党关系,发展到诸如同学、战友关系,而在周永康案中,更多的是起用其秘书、僚属。   不惟如此,当人们实在拉不上关系的时候,还可以用钱来开道,建立一种利害关系,比如说在山西和吕梁窝案中的聂春玉和7000万风光嫁女的煤老板之间即是如此,“金权政治”这个我们批评西方竞选制度的常用词,早已成为此地不争的事实。掌握实权的人,将自己的党羽安插在资源分配的要害部门,再通过这些“自己的人”将资源变现,大家利益均沾,一起发财。公权力的运用不再是谋公共福祉,而是变成了实现小团体私利的工具,公器私用的结果,就是化公产为私有,与一个个富可敌国的贪官崛起相伴生的,则是国有资产和民众福祉的大量流失。当然,东窗事发之日,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关系网络会瞬间崩塌,在争相立功中,大家又会一同受审,一起坐牢,形成了又一个畸形的关系网或“朋友圈”。   对于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的各种举措,民众的拥护是真心的,但要真正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和不想贪,恐怕还需要从根本处着手,打破用人方面的关系藩篱,杜绝公器私用,也才能杜绝公产私有。让权力在制度的笼子里使用,比把出了笼子的权力再关回去,效果要好得多。果真如此的话,才是我那桑梓之地、父母之邦的福音。

纽约时报 | 山西成为中国反腐运动新前线

中共的腐败调查已经有了一套例行程序。中共中央或地方的纪委,公布因“违纪”而接受调查的官员姓名;其同僚表态拥护调查,对过去的同志进行谴责,承诺忠于党、忠于习近平;官方媒体发表有关落马官员不端行为和腐化生活的报道。我们过去一周在山西看到的情形就是如此。

网易深度 | 山西富豪“危险季”

截止2014年4月初,2013年“胡润百富榜”上的22位山西富豪(公司总部设在山西的企业家富豪)中,已有7位或遭遇资金危机,或被互保链牵连,或事涉涉腐官员,甚至被调查。而在2008年“胡润能源富豪榜”上的11位山西富豪中,出现上述情况的或已达到5人,其中就有2009年涉偷税案的山西金业煤焦集团董事长张新明。今年,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相继被组织调查,据悉,这三个人此前均与张新明“有牵连”。...

时代周报 | 山西矿难揭秘:尸体不许出省 亲属剐肉背骨回家

岁末冬时,山西省临汾市,这个曾经被冠以世界污染最严重称号的城市,如今仍淹没在浓重的雾霾中间,以大槐树和“苏三起解”闻名的洪洞县,也属于临汾市,就在此次事故发生地蒲县的东邻。2012年12月25日14时40分左右,悲剧发生,山西中南部铁路南吕梁山隧道工程项目1号井,施工一队的工人在最后实施爆破作业时,违规使用爆炸物,隧道内爆炸地点距离洞口约5000米,爆炸威力相当于120千克的炸药,冲击波影响到周边工作面,造成了8死5伤的悲剧。 未被还原的现场...

IBTimes | 山西长治通报苯胺泄漏最初5天处置情况

据新华网报道,7日上午,山西省长治市首次明确回应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苯胺泄漏事故,并通报事故发生后最初5天内的污染治理情况。 天脊集团党委书记王俊彦称,2012年12月31日7点40分发现苯胺泄漏,企业立即停止生产,将含苯胺的废水引流至干涸库区,在库区设立警示牌,并在漳河出山西境王家庄出口断面两侧设应急监测。...

王克勤 | 山西县委书记女儿五年“吃空饷”

山西县委书记女儿五年“吃空饷”                     大学 5 年间在省疾控中心领取工资及补贴等 10 余万元     本报记者 欧阳艳琴 发自太原   在山西省疾控中心人事科,有一名叫王烨的科员, 2011 年 7 月从山西省中医学院本科毕业、今年 10 月份第一次到省疾控中心上班,却从五年前入读大学时,开始每月领取由财政全额拨付的基础薪、生活补贴及住房公积金等,五年的学费亦由省疾控中心承担。 王烨被指连续五年“吃空饷”累计 10 余万元。 而这位科员,其父是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现任县委书记杨存虎,在王烨入读大学并入职陕西省疾控中心时,杨存虎时任忻州代县县长。此外,杨存虎老家的邻居告诉本报记者,王烨还有一个哥哥,任职于山西省人事厅。 12 月 14 日,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杰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王烨调入该单位,并在该单位领取工资完全合乎要求。 但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张杰敏的说法多处与事实不符。非但是五年前入职山西省疾控中心,就连入读山西省中医学院,王烨的履历,都存在众多疑点。   县委书记女儿五年不上班 照领工资 10 万元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省卫生厅所属的全额财政供养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由财政拨付。 一份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部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登记表》显示:王烨,女, 1986 年 8 月出生,参加工作时间 2006 年 12 月,民族“汉”,技术职务“技术员”,未婚,现住址“省疾控中心”。 该登记表在“申报单位意见”栏里,加盖了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章,并附有王烨身份证复印件。 与此同时,该疾控中心内部员工提供的两份工资表显示, 2010 年上半年,王烨每月在该单位领取的工资包括:基础薪 113 元,保留津贴 98 元,煤气补贴 4.5 元,住房公积金 153 元,其他 239 元,生活津贴 550 元,地方补贴 170 元,生活补贴 300 元,职务补贴 80 元,应发项总计 1707.5 元;扣住房公积金 245 元,扣医疗保险 31.87 元,扣发项总计 276.87 元;实发工资为 1430.63 元。 如果按此标准,五年间,王烨的实发工资累计为 85837.56 元,并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待遇。 此外,根据山西省人社厅文件,包括山西省疾控中心在内的省属公共卫生事业单位,补发了从 2009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2 月的绩效工资,王烨同样享受了这一待遇: 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6 月,每月增资 706.5 元;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每月增资 446.5 元——总共补发 14395.5 元。 12 月 14 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现任主任张杰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承认了王烨参保登记表、工资表的真实性,并确认,从 2006 年“参加工作时间”入职开始,王烨就是省疾控中心有事业编制的正式员工,每月通过银行卡领取单位工资,并由单位支付大学期间学费。 王烨大学期间每学年学费约为 3800 元,大学 5 年期间学费共计近 2 万元。 今年 7 月毕业后,王烨曾找到张杰敏,表示要正式到省疾控中心上班。“我想人事还是要调整,还是先把她放在人事科干着。”张杰敏说,今年 10 月 9 日左右,王烨第一次到省疾控中心上班。 虽然张杰敏等人都否认知道王烨的家庭背景,但王烨的父亲是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这一事实,还是得到了杨存虎老家——忻州市宁武县阳方口镇阳方口村村民的确认。 在王烨入职山西省疾控中心时,杨存虎任职忻州市代县县长。 杨存虎本名“王存虎”,生父姓王,早亡,从继父改姓杨。 除了王烨,杨存虎还有一个儿子,今年约 30 来岁,小名“柱柱”。王烨和哥哥均在宁武出生。早几年前,杨存虎回老家时,曾和邻居们提及,“柱柱”大专毕业后在人事厅上班。 本报记者曾试图当面采访王烨本人,但打到办公室的电话多次被拒接,两次找到办公室都未见到其人。而其中的 12 月 13 日,记者来到人事科办公室时,人事科科员陈伟等人用手指着记者骂“无聊”、“有病”,且试图将站在门口的记者挤出门。   入职疾控中心四大疑点   张杰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王烨以上的经历有两个界定:第一,王烨的人事关系是 2006 年从忻州市卫生局调入山西省疾控中心;第二,王烨五年来从未到省疾控中心上班,是“脱产学习”,合乎组织、人事程序和要求。 然而,根据本报记者调查,张杰敏以上说法还存在四大疑点。 1. 卫生局查无人事调出记录 张杰敏称,王烨是从忻州市卫生局调入省疾控中心,王烨进入山西省疾控中心的程序是“调入”,而非公开招聘等其他途径。 他说,调入”只要经过本人及原工作单位、现工作单位同意,并经过人事局、人事厅等承认,就可以了。“调入手续完全符合要求,包括人事、组织部门手续都合乎要求。”“ 张杰敏说,省疾控中心的职工通常来源于三个部分:公开招聘录取、部队转业安置、外单位调入。 张杰敏表示,目前山西省疾控中心整体缺员,招聘时竞争力还不如太原市疾控中心,全中心总共 262 个事业单位编制,在岗在编的只有 230 多, 30 多个编制空缺。 由于以前上级统一公开招聘时,主要聘请是研究生以上学历专业技术人员,未分配行政管理人员的名额,因此,包括人事、财务、司机等部门的职工,只能依靠调入。“我们调入司机的话,肯定愿意调低学历的。”张说。 “像这个小孩(王烨),调的时候发现学历低一点,但是还想使用。”他说,虽然未考察过王烨的在校情况,但在省疾控中心上班期间,王烨“实实在在,本本分分的。” 然而, 12 月 16 日,本报记者来到忻州市卫生局查阅 2006 年人事调动档案存根时,却未见到王烨姓名及相关资料。 忻州市卫生局的人事调动存档,包括该局下属事业单位的人事调动的介绍信等。 该局人事科科长王某印象中, 2006 年前后只有一个姓陈的、 30 多岁的男子,曾经调往省疾控中心。 忻州市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程海风也说,该中心没有一个叫“王烨”的职工调出。 忻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李忠解释说,一些人事调动可能名义上经过了卫生局,但实际卫生局只是负责在材料上盖个章表示同意。 忻州市卫生局人事科工作人员说,“人事调动”,主要个人要有“途径”或“渠道”。 2. 毕业学校称并非“脱产学习” 张杰敏说,在省疾控中心,在外脱产学习的人非常多,有人在国家疾控中心学习,有人在山西省医科大学学习,最主要的还有在山西省职工医学院学习,“把一批没学历的培养成有学历的,把一批低学历的培养成高学历的。” “包括往国外送(去学习)。现在都没人报名,鼓励学习都没人去。”张说,“(王烨)来这时上学,这是这儿批准的。”   “这个小孩(王烨)当初为什么出去学习,我不知道,但是肯定她原来的学历低。这是肯定的。因为到一个司级单位拿着低学历,太不好看,以后成长也有影响,但手续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看过,我查过。” 然而,王烨在山西省中医学院时的辅导员和同学告诉本报记者,王烨从 2006 年 9 月至 2008 年 7 月,就读于该校基础医学部, 2008 年 9 月至 2011 年 7 月,就读于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系,是对口班 1 班学生。 也就是说,根据学校师生的说法,王烨 2006 年是通过对口升学,从中专考入山西中医学院本科对口班的。 该校招生办工作人员解释,对口升学不同于成人考试,在对口班学习也不同于脱产学习。 王烨入学当年,山西省中医学院对口升学考生来源于中职院校应届或往届学生,和高考入学学生一样,是全日制本科学习,而脱产学习,是成人的在职学历教育的一种。在医学院,前者学习时间为 5 年,后者学习时间通常是两三年。 此外,张杰敏对本报记者说,王烨是中专毕业后,先成为山西省疾控中心技术员,才去山西中医学院上学。“(王烨)调来了,(我们)看看档案,学历太低,就让她去学习。可能(王烨)报了到就出去学习吧,学习完了再安排一个位置。” 但上述参保登记表显示,王烨参加工作的时间是 2006 年 12 月,山西省中医学院开学时间是 9 月份,考试时间是此前的 6 月,报名时间则是三四月份,都先于王烨参加工作时间。 也就是说,这份张杰敏本人确认了真实性的材料,显示王烨是先入学、后入职,异于正常的“脱产学习”。 3. 入职由谁操作 王烨进入山西省疾控中心,具体由谁操作和决定呢? 张杰敏对本报记者说,“一般来说,调人要上会(讨论)的。我没参加过(讨论会),但是我不敢说没上会。班子坐全了,说这么个事,调个人进来。” 尽管 2006 年时主事山西省疾控中心,山西省疾控中心的前主任栗文元、前书记高平友,都在电话对本报记者否认认识王烨,表示对王烨入职并不知情,原人事科科长贾某对此事亦闭口不提。 12 月 13 日,山西省疾控中心人事科现任科长赵星光对记者说:王烨 2006 年就入职该单位是“胡说”,但并不愿多做解释。   入读本科两大疑点   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杰敏确认,王烨在入职疾控中心、入读大学本科前,是中专学历。 根据山西省对口升学方面的政策,对口升学只针对中职院校应届或往届毕业生,普通高中学生没有报考资格。此外,与医学院校对口的,也只能是医学相关专业的中专生。 山西省中医学院面向中专生的对口招生,仅持续了三年,在 2006 年之后便被取消。目前,山西省只有山西医科大学及下属汾阳、长治医学院,及大同大学等还有相应资格。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王烨是否中专毕业并具有“对口升学”资格,以及如何录取进入山西中医学院,都存疑点。 1.

媒体称山西县委书记女儿5年吃10余万“空饷”

在山西省疾控中心人事科,有一名叫王烨的科员,2011年7月从山西省中医学院本科毕业、当年10月第一次到省疾控中心上班,却从5年前入读大学时,就每月领取由财政全额拨付的基础薪、 生活 补贴及住房公积金等,5年的学费亦由省疾控中心承担。 王烨被指连续五年“吃空饷”累计10余万元。 王烨的父亲是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现任县委书记杨存虎,在王烨入读大学并入职陕西省疾控中心时,杨存虎时任忻州代县县长。杨存虎老家的邻居告诉本报记者,王烨还有一个哥哥,任职于山西省人事厅。 2011年12月14日,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杰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王烨调入该单位,并在该单位领取工资完全合乎要求。 但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张杰敏的说法多处与事实不符。从5年前入职山西省疾控中心到入读山西省中医学院,再到王烨的履历,都存在若干疑点。 五年空饷吃了10万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省卫生厅所属的全额财政供养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由财政拨付。 一份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部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登记表》显示:王烨,女,1986年8月出生,参加工作时间2006年12月。 该疾控中心内部员工提供的两份工资表显示,2010年上半年,王烨每月在该单位领取的工资包括:基础薪113元,保留津贴98元,煤气补贴4.5元,住房公积金153元,其他239元,生活津贴550元,地方补贴170元,生活补贴300元,职务补贴80元,应发项总计1707.5元;扣住房公积金245元,扣医疗保险31.87元,扣发项总计276.87元;实发工资为1430.63元。 如果按此标准,五年间,王烨的实发工资累计为85837.56元,并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待遇。 此外,根据山西省人社厅文件,包括山西省疾控中心在内的省属公共卫生事业单位,补发了从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的绩效工资,王烨同样享受了这一待遇:2009年10月至2010年6月,每月增资706.5元;2010年7月至2011年12月,每月增资446.5元――总共补发14395.5元。 2011年12月14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现任主任张杰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承认了王烨参保登记表、工资表的真实性,并确认,从2006年“参加工作时间”入职开始,王烨就是省疾控中心有事业编制的正式员工,每月通过银行卡领取单位工资,由单位支付大学期间学费。 王烨大学期间每学年学费约为3800元,大学5年期间学费共计近2万元。 今年7月毕业后,王烨曾找到张杰敏,表示要正式到省疾控中心上班。今年10月9日左右,王烨第一次到省疾控中心上班。 虽然张杰敏等人都否认知道王烨的家庭背景,但王烨的父亲是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这一事实,还是得到了杨存虎老家――忻州市宁武县阳方口镇阳方口村村民的确认。 在王烨入职山西省疾控中心时,杨存虎任职忻州市代县县长。 杨存虎本名“王存虎”,生父姓王,早亡,从继父改姓杨。 除了王烨,杨存虎还有一个儿子,今年约30来岁,小名“柱柱”。早几年前,杨存虎回老家时,曾和邻居们提及,“柱柱”大专毕业后在人事厅上班。 本报记者曾试图当面采访王烨本人,但打到办公室的电话多次被拒接,两次找到办公室都未见到其人。 入职疾控中心四大疑点 张杰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王烨以上的经历有两个界定:第一,王烨的人事关系是2006年从忻州市卫生局调入山西省疾控中心;第二,王烨五年来从未到省疾控中心上班,是“脱产学习”,合乎组织、人事程序和要求。 然而,根据本报记者调查,张杰敏以上说法还存在四大疑点。 1.卫生局查无人事调出记录 张杰敏称,王烨是从忻州市卫生局调入省疾控中心,王烨进入山西省疾控中心的程序是“调入”,手续完全符合要求。” 2011年12月16日,本报记者来到忻州市卫生局查阅2006年人事调动档案存根时,却未见到王烨姓名及相关资料。 该局人事科科长王某印象中,2006年前后只有一个姓陈的、30多岁的男子,曾经调往省疾控中心。 忻州市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程海风也说,该中心没有一个叫“王烨”的职工调出。 忻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李忠解释说,一些人事调动可能名义上经过了卫生局,但实际卫生局只是负责在材料上盖章表示同意。 忻州市卫生局人事科工作人员说,“人事调动”主要个人要有“途径”或“渠道”。 2.毕业学校称并非“脱产学习” 张杰敏说,在省疾控中心,在外脱产学习的人非常多,有人在国家疾控中心学习,有人在山西省医科大学学习,最主要的还有在山西省职工医学院学习,“把一批没学历的培养成有学历的,把一批低学历的培养成高学历的。”“这个小孩(王烨)当初为什么出去学习,我不知道,但手续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看过,我查过。” 然而,王烨在山西省中医学院时的辅导员和同学告诉本报记者,王烨从2006年9月至2008年7月,就读于该校基础医学部,2008年9月至2011年7月,就读于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系,是对口班1班学生。 也就是说,根据学校师生的说法,王烨2006年是通过对口升学,从中专考入山西中医学院本科对口班的。 该校招生办工作人员解释,对口升学不同于成人考试,在对口班学习也不同于脱产学习。 王烨入学当年,山西省中医学院对口升学考生来源于中职院校应届或往届学生,和高考入学学生一样,是全日制本科学习,而脱产学习,是成人的在职学历教育的一种。在医学院,前者学习时间为5年,后者学习时间通常是两三年。 此外,张杰敏对本报记者说,王烨是中专毕业后,先成为山西省疾控中心技术员,才去山西中医学院上学。 但上述参保登记表显示,王烨参加工作的时间是2006年12月,山西省中医学院开学时间是9月份,考试时间是此前的6月,报名时间则是三四月份,都先于王烨参加工作时间。 也就是说,这份张杰敏本人确认了真实性的材料,显示王烨是先入学、后入职,异于正常的“脱产学习”。 3.入职由谁操作 王烨进入山西省疾控中心,具体由谁操作和决定呢? 张杰敏对本报记者说,“一般来说,调人要上会(讨论)的。我没参加过(讨论会),但是我不敢说没上会。” 尽管2006年时主事山西省疾控中心,山西省疾控中心的前主任栗文元、前书记高平友,都在电话对本报记者否认认识王烨,表示对王烨入职并不知情,原人事科科长贾某对此事亦闭口不提。 2011年12月13日,山西省疾控中心人事科现任科长赵星光对记者说:王烨2006年就入职该单位是“胡说”,但并不愿多做解释。 入读本科两大疑点 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杰敏确认,王烨在入职疾控中心、入读大学本科前,是中专学历。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王烨是否中专毕业并具有“对口升学”资格,以及如何录取进入山西中医学院,都存疑点。 1.中专班主任否认此学生 根据山西中医学院老师分析,王烨应考自忻州市卫生学校(简称“忻州卫校”,2007年已并入忻州市职业技术学院)。 2011年12月21日,在忻州市职业技术学院,本报记者查阅到了忻州卫校2006年毕业生花名册。 在忻州卫校毕业生花名册最后一页的最底端,记者找到了王烨的名字及相关信息:毕业证号20060707,王烨,女,18岁,生源地代县,文化程度初中(指中专录取前文化程度),学制三年制,专业护理。 然而,和整个花名册上其他毕业生信息登记不一样的是,王烨及另外三名毕业生的资料为手写,且在表格之外,环绕在负责人签名周围,字体各不一样。王烨及另外两位张姓女子没有毕业成绩。 记者随后找到或电话联系了忻州卫校2006届中专护理专业毕业班班主任。 当年护理专业总共四个毕业班,四个班的班主任都表示班上并没有一位叫“王烨”的学生。 部分老师表示,就是挂名参加考试的人中,都没有叫“王烨”的人。在她们的印象中,那几年所带的中专班里,也没有对口升学进入山西省中医学院本科的学生。 2.同学称王烨为扩招补录 王烨在山西省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系对口班1班的同学陈迹(化名),在电话中告诉了本报记者一个情况――王烨当年是扩招补录入学的。 在同学眼里,王烨“她爸好像官挺大”。 根据山西省招生考试网信息,2006年该省高招对口升学考生确实有一次补报志愿的机会,包括山西省中医学院在内的6所学校降分补录,中医学院的补招计划数为20人。 陈迹说:“所谓补录,直白点说,就是有些人分数稍微不是很够,通过关系、通过钱,也能上这个学”。 实际上,山西省某专科院校招生就业中心主任也对本报记者说,相比普通高考,对口升学招考更具有“灵活性”。 第一,各高校“扩招”、“补录”的空间大,存在找关系入学的空间。几年前,山西省对口升学的录取比例被要求限制在15%以内,但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比例被扩大到42%。近年,这一比例被要求限制在5%,但以他所在学校为例,原本被限定为200人的招生名额,但实际会扩到700人。 第二,在2006年前后,对口升学考试时间在高考之后,虽然政策规定普通高中学生不能参加对口升学,但依然有人可以通过关系拿到对口升学考试的资格,参加完高考又参加对口升学考试。 第三,对口升学由省里组织,政策变化多。有些家长愿意研究如何利用政策,且能找到入学“渠道”。 (本文来源:东方网) 责任编辑:NN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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