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在山西省疾控中心人事科，有一名叫王烨的科员，2011年7月从山西省中医学院本科毕业、当年10月第一次到省疾控中心上班，却从5年前入读大学时，就每月领取由财政全额拨付的基础薪、 生活 补贴及住房公积金等，5年的学费亦由省疾控中心承担。 王烨被指连续五年“吃空饷”累计10余万元。 王烨的父亲是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现任县委书记杨存虎，在王烨入读大学并入职陕西省疾控中心时，杨存虎时任忻州代县县长。杨存虎老家的邻居告诉本报记者，王烨还有一个哥哥，任职于山西省人事厅。 2011年12月14日，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杰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王烨调入该单位，并在该单位领取工资完全合乎要求。 但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张杰敏的说法多处与事实不符。从5年前入职山西省疾控中心到入读山西省中医学院，再到王烨的履历，都存在若干疑点。 五年空饷吃了10万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省卫生厅所属的全额财政供养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由财政拨付。 一份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部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登记表》显示：王烨，女，1986年8月出生，参加工作时间2006年12月。 该疾控中心内部员工提供的两份工资表显示，2010年上半年，王烨每月在该单位领取的工资包括：基础薪113元，保留津贴98元，煤气补贴4.5元，住房公积金153元，其他239元，生活津贴550元，地方补贴170元，生活补贴300元，职务补贴80元，应发项总计1707.5元；扣住房公积金245元，扣医疗保险31.87元，扣发项总计276.87元；实发工资为1430.63元。 如果按此标准，五年间，王烨的实发工资累计为85837.56元，并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待遇。 此外，根据山西省人社厅文件，包括山西省疾控中心在内的省属公共卫生事业单位，补发了从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的绩效工资，王烨同样享受了这一待遇：2009年10月至2010年6月，每月增资706.5元；2010年7月至2011年12月，每月增资446.5元――总共补发14395.5元。 2011年12月14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现任主任张杰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承认了王烨参保登记表、工资表的真实性，并确认，从2006年“参加工作时间”入职开始，王烨就是省疾控中心有事业编制的正式员工，每月通过银行卡领取单位工资，由单位支付大学期间学费。 王烨大学期间每学年学费约为3800元，大学5年期间学费共计近2万元。 今年7月毕业后，王烨曾找到张杰敏，表示要正式到省疾控中心上班。今年10月9日左右，王烨第一次到省疾控中心上班。 虽然张杰敏等人都否认知道王烨的家庭背景，但王烨的父亲是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这一事实，还是得到了杨存虎老家――忻州市宁武县阳方口镇阳方口村村民的确认。 在王烨入职山西省疾控中心时，杨存虎任职忻州市代县县长。 杨存虎本名“王存虎”，生父姓王，早亡，从继父改姓杨。 除了王烨，杨存虎还有一个儿子，今年约30来岁，小名“柱柱”。早几年前，杨存虎回老家时，曾和邻居们提及，“柱柱”大专毕业后在人事厅上班。 本报记者曾试图当面采访王烨本人，但打到办公室的电话多次被拒接，两次找到办公室都未见到其人。 入职疾控中心四大疑点 张杰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王烨以上的经历有两个界定：第一，王烨的人事关系是2006年从忻州市卫生局调入山西省疾控中心；第二，王烨五年来从未到省疾控中心上班，是“脱产学习”，合乎组织、人事程序和要求。 然而，根据本报记者调查，张杰敏以上说法还存在四大疑点。 1.卫生局查无人事调出记录 张杰敏称，王烨是从忻州市卫生局调入省疾控中心，王烨进入山西省疾控中心的程序是“调入”，手续完全符合要求。” 2011年12月16日，本报记者来到忻州市卫生局查阅2006年人事调动档案存根时，却未见到王烨姓名及相关资料。 该局人事科科长王某印象中，2006年前后只有一个姓陈的、30多岁的男子，曾经调往省疾控中心。 忻州市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程海风也说，该中心没有一个叫“王烨”的职工调出。 忻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李忠解释说，一些人事调动可能名义上经过了卫生局，但实际卫生局只是负责在材料上盖章表示同意。 忻州市卫生局人事科工作人员说，“人事调动”主要个人要有“途径”或“渠道”。 2.毕业学校称并非“脱产学习” 张杰敏说，在省疾控中心，在外脱产学习的人非常多，有人在国家疾控中心学习，有人在山西省医科大学学习，最主要的还有在山西省职工医学院学习，“把一批没学历的培养成有学历的，把一批低学历的培养成高学历的。”“这个小孩(王烨)当初为什么出去学习，我不知道，但手续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看过，我查过。” 然而，王烨在山西省中医学院时的辅导员和同学告诉本报记者，王烨从2006年9月至2008年7月，就读于该校基础医学部，2008年9月至2011年7月，就读于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系，是对口班1班学生。 也就是说，根据学校师生的说法，王烨2006年是通过对口升学，从中专考入山西中医学院本科对口班的。 该校招生办工作人员解释，对口升学不同于成人考试，在对口班学习也不同于脱产学习。 王烨入学当年，山西省中医学院对口升学考生来源于中职院校应届或往届学生，和高考入学学生一样，是全日制本科学习，而脱产学习，是成人的在职学历教育的一种。在医学院，前者学习时间为5年，后者学习时间通常是两三年。 此外，张杰敏对本报记者说，王烨是中专毕业后，先成为山西省疾控中心技术员，才去山西中医学院上学。 但上述参保登记表显示，王烨参加工作的时间是2006年12月，山西省中医学院开学时间是9月份，考试时间是此前的6月，报名时间则是三四月份，都先于王烨参加工作时间。 也就是说，这份张杰敏本人确认了真实性的材料，显示王烨是先入学、后入职，异于正常的“脱产学习”。 3.入职由谁操作 王烨进入山西省疾控中心，具体由谁操作和决定呢？ 张杰敏对本报记者说，“一般来说，调人要上会(讨论)的。我没参加过(讨论会)，但是我不敢说没上会。” 尽管2006年时主事山西省疾控中心，山西省疾控中心的前主任栗文元、前书记高平友，都在电话对本报记者否认认识王烨，表示对王烨入职并不知情，原人事科科长贾某对此事亦闭口不提。 2011年12月13日，山西省疾控中心人事科现任科长赵星光对记者说：王烨2006年就入职该单位是“胡说”，但并不愿多做解释。 入读本科两大疑点 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杰敏确认，王烨在入职疾控中心、入读大学本科前，是中专学历。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王烨是否中专毕业并具有“对口升学”资格，以及如何录取进入山西中医学院，都存疑点。 1.中专班主任否认此学生 根据山西中医学院老师分析，王烨应考自忻州市卫生学校(简称“忻州卫校”，2007年已并入忻州市职业技术学院)。 2011年12月21日，在忻州市职业技术学院，本报记者查阅到了忻州卫校2006年毕业生花名册。 在忻州卫校毕业生花名册最后一页的最底端，记者找到了王烨的名字及相关信息：毕业证号20060707，王烨，女，18岁，生源地代县，文化程度初中(指中专录取前文化程度)，学制三年制，专业护理。 然而，和整个花名册上其他毕业生信息登记不一样的是，王烨及另外三名毕业生的资料为手写，且在表格之外，环绕在负责人签名周围，字体各不一样。王烨及另外两位张姓女子没有毕业成绩。 记者随后找到或电话联系了忻州卫校2006届中专护理专业毕业班班主任。 当年护理专业总共四个毕业班，四个班的班主任都表示班上并没有一位叫“王烨”的学生。 部分老师表示，就是挂名参加考试的人中，都没有叫“王烨”的人。在她们的印象中，那几年所带的中专班里，也没有对口升学进入山西省中医学院本科的学生。 2.同学称王烨为扩招补录 王烨在山西省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系对口班1班的同学陈迹(化名)，在电话中告诉了本报记者一个情况――王烨当年是扩招补录入学的。 在同学眼里，王烨“她爸好像官挺大”。 根据山西省招生考试网信息，2006年该省高招对口升学考生确实有一次补报志愿的机会，包括山西省中医学院在内的6所学校降分补录，中医学院的补招计划数为20人。 陈迹说：“所谓补录，直白点说，就是有些人分数稍微不是很够，通过关系、通过钱，也能上这个学”。 实际上，山西省某专科院校招生就业中心主任也对本报记者说，相比普通高考，对口升学招考更具有“灵活性”。 第一，各高校“扩招”、“补录”的空间大，存在找关系入学的空间。几年前，山西省对口升学的录取比例被要求限制在15%以内，但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比例被扩大到42%。近年，这一比例被要求限制在5%，但以他所在学校为例，原本被限定为200人的招生名额，但实际会扩到700人。 第二，在2006年前后，对口升学考试时间在高考之后，虽然政策规定普通高中学生不能参加对口升学，但依然有人可以通过关系拿到对口升学考试的资格，参加完高考又参加对口升学考试。 第三，对口升学由省里组织，政策变化多。有些家长愿意研究如何利用政策，且能找到入学“渠道”。 (本文来源：东方网) 责任编辑：NN036

山西平陸縣人大主任趙建新今日凌晨約2時被發現在縣醫院墮樓身亡，遺體現已運往河南三門峽進行法檢。 山西平陸縣委宣傳部部長郭淑文表示，已經查看運城市公安局對趙建新所住縣醫院7樓醫護人員的調查紀錄。據稱，凌晨約1時還看到趙建新。 郭淑文表示，根據現場情況，相關部門初步判斷為自殺，但一切要以最後的調查結果為準。由運城市紀檢委、公安局、平陸縣政法委、縣紀檢委和縣公安局組成的調查組目前已對此事件展開調查。 趙建新在6月17日至20日平陸縣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平陸縣人大常務委員會主任，此前任該縣常務副縣長，主要分管國土、安監等工作。 (中新網)

香港《明报》报道，山西交警和货车司机间的「潜规则交易」已成社会毒瘤。有内地学者指，表面上，交警收黑钱，司机少给钱，好像双方皆占便宜，但受损终是国家。事件虽发生在山西，却是普遍现象，「涉事公安应被以贪污罪起诉，杀一儆百」。 报道写道：”北京外国语学院新闻学教授展江认为，年近岁末，各地警方下达收钱指标，「乱收费是滥权行为」。「中国问题学」学者胡星斗称，乱收费导致物流成本高，「司机少罚款，公安少收钱。于是，形成司机和交警私下达成潜规则交易的恶性循环」。「损害的终是国家利益。」他说，此事是公权力失去规范和制约的典型，公权滥用导致国家公信力、权威性皆受挑战，与此同时，本属于国家的经济收入，却被装入私囊，还造成国家收入流失。” 报道接着写道：”「财政支出的结构也该调整。」胡星斗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拨款不足的确存在，「鼓励地方公安自己搞创收（创造收入）」。制度对公权力本已缺乏监督制约，令利用公权牟利、权力强制征收敛财、权力经营等现象成为社会毒瘤。他亦说：「乱收费等同于贪污，今次事件公安部门应严格处罚，不仅将涉事交警开除公职，还应对他们以贪污罪起诉，杀一儆百。」公安部门还应开通举报电话、网站等，鼓励民众举报监督。” 在香港政局方面，香港特首竞选即将开始。但香港《苹果日报》透露，北京通过许多手法在秘密操纵选举。该报本周的评论写道：”《苹果日报》经深入调查，以大量事实，揭发中共和建制派在区选中疯狂种票的种种具体证据。这样的事，如发生在回归前的香港，必会全城哗然，各大传媒纷纷跟进，官员厉声谴责，甚而警方或廉署介入调查。追求公平公正，是香港传统价值，也是我们成功的要素。然而，回归14年后，这次事件却没有造成轰动。多数传媒不予重视，政府官员轻轻放下，……市民的反应也冷淡，网络甚至有人质疑《苹果》有偏见，为泛民在区选惨败找藉口。这件事进一步说明，香港传统价值观在一国的强势下正在流失。” 评论写道：”市民对两任特首，特别是曾特首的种种倒行逆施感愤怒，对施政向大地产商倾斜造就地产霸权、贫富悬殊极不满。推动民主、要求还政于民，又因中央干预、特区政府配合而无可奈何。香港人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劣政的忍受程度很高。对激起公愤的烂施政，骂一阵事情就过去了。市民善忘，也接受既成事实，比如在新特首选举中，两个烂苹果选其一，看来市民最终也不了了之地接受。……毫无疑问，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选民，都趋向求稳定、反对改革，他们大都短视，只顾眼前利益，因此外国选举议题多讲福利，讲减税，不会讲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因为这些东西已如阳光空气一样，既已有之也不觉其存在也。 香港人所关心的事已较外国选民为多。六四已过去22年，每年仍然有数以万计市民参加烛光集会；为反对23条立法超过50万人上街，尽管这法例的通过未必即时影响香港的自由和法治。” 评论最后写道：”但这不足够。因为香港面对专权政治的威压，中国领导人已明言要香港「三权合作」，也就是要摧毁三权分立，港人会因此而失去独立司法的保护，若任由恶劣的政治发展，香港将会沦为与大陆一样的缺乏自由、法治，任由当权者鱼肉的社会。……没有民主保障，自由法治保得住吗？面对权利会被剥夺的前景，香港人不能只顾眼前。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觉。即使是自由法治稳固的国家尚被提醒要时刻警剔，何况香港的处境呢？” 摘编：李华（香港特约记者） 责编：石涛

小事情吗 于 2011-11-24 17:16:4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山西交警乱罚款十四年后再现，难道是穿越？ 同样是山西，同样是冬天，同样是交警，同样是乱罚款，同样是央视曝光，同样是抢夺摄影器材，同样是领导高度重视，同样是相关人员撤职，同样是系统整顿。 但是相隔了十四年，到底是1997年的事情穿越到了2011年，还是说山西官场没有一点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