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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辛允星:忆混在“乌有之乡”的那些日子

  引子:虽然还未到老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怀旧情怀还是日益严重,特别是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回忆起在北京生活的7年时光,感觉那是我人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一位毛左转变成为了一位自由主义者(自认为)……   一、漂在北京的日子   在2004年6月大学毕业后,出于对京城的奇妙幻想,我毅然放弃了在县城工作的机会来到北京寻找就业机会,临时寄宿在一位近亲的工棚里。然而,在之后寻找工作的岁月里,我可谓是历经磨难,到处碰壁,可靠的工作岗位申请不到,主要是因为没有工作经验;那些被宣传的“神乎其神”的销售工作,又不是常人所能胜任的。在被迫无奈之下,我也曾尝试接受一些培训,也曾到职介所寻求机会,但最终发现要么是骗局,要么就是因完全不能接受某种工作方式而作罢。清晰地记得,在这段艰苦求职的时间里,我遭遇了很多的身体折磨,有一次被大雨淋透,只好躲在潘家园的天桥低下避雨,直得很晚才回到马驹桥的临时居所;还有一次因为囊中羞涩一整天没吃饭,直到晚上7点多才回到亲戚的职工餐厅填饱了肚子;更多的悲剧是,因为没钱坐公交车,我只能是把北京地图拿来使劲算计,以尽可能减少换乘机率,通常情况下只要不超过五站地的距离,我一定是选择步行前往某招聘单位,一次因为错误判断,结果从苏州桥一直走到了马甸桥附近,等于半个北三环!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摸索,我终于通过报纸上的“前程无忧”信息栏找到了第一家工作单位,名曰“翰略经济研究院”,名字很威武,其实就是一家“招商引资”的中介机构,即通过电话联系全国各地方的政府部门,告知他们本单位手头有众多的投资商,鼓励地方官员缴纳一定的费用参加我们组织的投资洽谈话。我对这个领域根本就不了解,自然在从事电话业务的过程中显得十分稚嫩,结果工作两个多月的时间毫无收获,加之工资还不能及时发放,我于是在2004年国庆节前后毅然辞职,结束了两个多月的实习期,而这段时间所获的劳动回报还不到千元。很快我又寻找到了第二家工作单位“心知堂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老板是自主创业的女性成功人士,公司是心海软件的销售总代理,其主要业务就是通过电话将这个品牌各种型号的心理测量软件销售到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去,因此主要的联系人就是各学校的心理质询中心负责人或者心理咨询老师。我对教育行业是有些感情,因此很快就适应了这份工作,成为公司“第一单”销售任务的完成者,并受到了老板的额外嘉奖近千元。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半年多,还是因为要准备考研而辞职了,我的理想还是没有离开大学。   从2004年7月到2005年5月,这是我在北京求职和工作的1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北京东南六环的马驹桥镇物流企业工地迁居到了西北五环的肖家河公寓,又和两位高中时代的好友在肖家河村合租了房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北漂族。这段60于公里的距离,我居然靠自行车来回了三五次,最终才落脚在知名的北漂大本营——肖家河,并误打误撞般的走进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记得刚到肖家河,我们三位高中同学都没处于寻找工作的阶段,相互救济的能力都没有,所以经常合作在餐厅花3元钱买一盘土豆丝,共同享用,吃不饱是经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又自买了煤气罐和炊具做饭吃,以此节省饮食开支。之后,我经常会在傍晚走到路边的菜市场购买那些剩菜,整堆的买下来,这样价格会便宜特别多,但是发现这样的菜做出来十分难吃,但也没有办法。公寓不允许住户私自做饭,所以被发现之后我们很快就从东村搬家到了肖家河西村,过起了“三人行”的合租生活。   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搬家到肖家河西村的农户出租房之后,我们三人当中的一人因为吃不消这种艰苦的日子临时返回了山东老家,但两个多月之后又回来了。在这个时期,我们剩下的两人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至少可以偶尔买鸡蛋吃了,但是为节省开支,我们还是轮流到西苑的万泉河蔬菜批发市场集中买菜,算下来30元钱的菜可以够我们吃一个星期,加上280元钱的房子,我们两人的月生活费不过500元钱,即使我们的三人小组后来再次得以组合,我们的月生活开支一直也未超过1000元。因此,我当时虽然月收入仅1000于元,却还可以偶尔在旧书摊上买些书籍来读,一本80年代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只花了5角钱就买了下来。为了省钱,我还是坚持只要非 “长途”就尽量步行外出,后来才发现这种的疯狂举动需要付出代价了,因为长期走急路,左脚的拇指甲钻进了肉里,最后不得不在肖家河的一个小诊所花了26元钱进行最简单的手术,直接把指甲拔掉,之后这条腿足足疼了一周的时间,当时正是夏季,现在每当想起这个事情,还会心有余悸!   从2005年6月起,我正式开始了专心复习考研的生活,每天进出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睡在肖家河,读书在农大教室,逐渐对这个校园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经过半年的复习,我如期参加了年底的研究生考试,水到渠成地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与此同时,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成员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司法考试,我们的艰苦北漂生活就这样继续着……2006年春节之后,我们三人再次回到那间房租只要300元不到的小屋,又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新未来,很快我在东五环旁边的东方基业汽车城找到了新工作,并暂时搬家到那附近居住。正当我在为新的工作而发愁时,3月8日我收到了同学的短信,他告诉我查询考研成绩的结果出来了,我的成绩是:政治73分,英语69分,总分382分,他还安慰我说这个成绩一定没问题的。我于是很快就辞掉工作,专心准备复试,在离开一月之后再次回到肖家河的那间小屋,虽然率遇波折,我最终还是收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这样,我在肖家河一直生活到2006年9月搬入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寓,整两年的北漂生活才算基本结束;次年春,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同学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搬家到朝阳区居住,只剩下一位继续坚守肖家河阵地。时光在不停转动,我搬离肖家河的时刻已经恍然之间过去了七年,今年这位仁兄从北京告诉我说,肖家河也已经拆迁了,他已经于去年搬家到了离中关村更远的韩家川……可是我已经两年多没再回北京了,更没有机会再“瞟一眼”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肖家河!   二、结识“乌有之乡”   回想自己的北漂生活,其实最为重要的记忆恰恰不在于那些生活的艰辛,而在于那时候的精神世界,一个让我的人生观曾经激情四射又突然转向悲观失望的思想历程;这个历程与北京著名的“乌有之乡”(书店)紧密地缠绕在了一起。我还十分清晰的记得,第一次听说乌有之乡这个“名词”是通过我在心知堂文化交流公司的老板,她在2004年的秋季的某天告诉我说,“北航西门那边有个书店,每周都有讲座,免费的,你可能比较适合去那,我去听过几次,感觉他们的思想太极端,接受不了。”在他这一席话的指引之下,我趁周末时间满怀憧憬地来到北航西门寻找,果然很顺利地找到了,正好是下午两点如期开讲,我早到了近两个小时,于是随手翻阅那里出售的图书,不禁对自己的知识匮乏深感焦虑,同时心里也不断泛起一种对知识的憧憬之念。我当时所听到的第一个讲座是杨帆教授的,他声音洪亮,言谈风格泼辣,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些思想绝对是精神盛宴,尽管演讲的内容我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了“乌有之乡”的常客和坚定支持者。   结识乌有之乡让我的精神世界猛然间获得了超级能量,从而很好的填补了物质生活上的极度困乏,这一点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最初的热情和满足感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获得的。在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之同时,我在工作方面的表现则日益衰落,主要是不再对那些电话业务有太多兴趣,甚至讨厌;记得有一次周末老板要求加班,我以参加乌有之乡的讲座活动为由给予了拒绝,她的那种无奈表情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袋里。还有同事曾这样调侃地说:“她介绍你知道乌有之乡,现在肯定很后悔,你的精力都跑那边去了”,随之就是其他同事的一片大笑,他们都认为我属于不太正常的人——连自己的吃饭都成为问题,却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国家大事感兴趣,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当然,在我考取了研究生之后,老同事的这种看法有所改变,更多地认为我不适合吃“企业的饭”,注定要去“读书”云云,我对这些评价都表示认可,认为自己可能注定难以成为我们老板那样的人。   我结识乌有之乡一年多之后,它从北航西门搬迁到了北大西南门口的资源楼,离我居住的肖家河和中国农业大学西区更近了,因此去那里就更加方便,我经常会利用去北大逛旧书市场的机会甚至去中关村图书大厦的时候,都会顺便到乌有之乡看看,不管有没有讲座或者是不是喜欢某场讲座,因此355支线即后来的333路公交成为了我最经常乘坐的路线。听说后来乌有之乡又搬迁到了海淀桥南的一个高层写字楼,但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生了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再也没有去乌有之乡的冲动,它的新家位置自然也不再属于我关心的事务。   三、听每周末的讲座   从2004年秋天开始接触乌有之乡起,我每周的周末时光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甚至在没有讲座的情况下也会前往那里,看看书、找找熟悉的面孔;读研之后还多次带同学前往那里听讲座,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常客。截止到2007年底最后一次前往乌有之乡,我已经在那里倾听过近两百场讲座,认识了像杨帆、左大培、韩德强、韩毓海等这样的中国左派大腕,也认识了像黄季苏、郭松民、高梁、祝东力这样的温和左派;更是领教了巩献田、张宏良、杨晓青、孔庆东这样的“雷左”人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同时也目睹了像黄平、汪晖、邓正来这样的学术牛人的尊荣。这些人给我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杨帆的演讲以“气愤骂人”为的基本特点,张宏良的演讲则更具鼓动性,加上著名的孔庆东,他们三人都是“大嗓门”,可谓声如洪钟;韩德强则显得温文尔雅,很有江浙师爷气质(后来得知他在去年的一次游行中掌掴老人,这个印象才有所改变),但是做演讲思维敏捷并逻辑清晰,和祝东力、黄季苏具有相似的儒雅气质;高梁、郭松民两人的最大特色就是外表和言语都十分朴实,因此感觉很有亲和力;巩献田、杨晓青都来自法学界,在演讲中都流露出了“不得志”的哀愁,足见他们在高校法学园地里所遭遇的各种“不理解”(这也许是中国法学之幸)。   我在乌有之乡听讲座的记忆至今留存仍多,可以选其一二简单陈述。记得邓正来先生到乌有之乡做讲座,第一句话就是:“我来乌有之乡之前有朋友对我说,你怎么去那种地方啊?我就问他,那里为什么不能去?是吧,我感觉来这里没有什么嘛”,当初我不能理解邓先生这句话的含义,现在终于懂得其中的意蕴,因为现在连我自己也开始认为作为一个真做学问的人去那个地方确实容易被人误解为“毛左”,而这又确实具有很强的贬义!还记得有一次,杨帆教授做讲座结束,他向听众当中的一个人挥手,请他到演讲席也讲两句,结果这位仁兄无论如何也不登台,最后还是杨教授自己接受听众的“呼应式”提问,这位拒绝登台的牛人就是汪晖,我那是第一次目睹这位知名学者的尊荣。关于汪晖先生的这个拒绝举动,我现在的理解是:他可能需要保持所谓“新左”思想家的贞洁,防止自己“沦为”毛左的身份尴尬,当然,这种“诛心”式的无端揣度当然只能作为一种“笑谈”来看待。我还记得黄平先生到乌有之乡做演讲的场面,他身穿黑色中山装,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显得十分和蔼,演讲正式开始之前向大家道歉,说自己虽然是书店的顾问,但因为忙很少参与这里的事务,然后转入演讲的正题,他语言温润,娓娓道来,与左派知识分子的通常形象有不少的出入。   还记得,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惠丽副教授前来乌有之乡做演讲,结果搞起了商品推介会,当场出售来自河南省南马庄合作社的有机大米,杨帆教授带头购买了两袋,随之又有不少的合作化支持者也慷慨解囊,现场情况十分热闹,何教授据说因此也名声远播。还有一次讲座也让我印象深刻,记得是苏铁山老师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事迹方面的报告,现场来了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同志,其中一位竟然是来自陕西的,衣服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章;讲座现场可谓是群情激昂,甚至有人满眼泪水地倾诉着中国人今天对毛主席的各种不理解乃至侮辱,可正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却有一位女士压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在听众席当中突然站起来很大声地说到:“老毛的时代也该结束了!”这下子可惹恼了在座的一些听众,有人大呼:“把她轰出去,赶出去”,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25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香港独立媒体 | “乌有之乡”与“重庆模式”:对一群“毛左”与“中左”的观察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中国 , 乌有之乡 , 重庆模式 ,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有留意中国大陆思想界及政界的朋友,当然会知道“乌有之乡”这个毛左网站,甚至一些香港立场偏左的文章,例如批评中国劳工状况或农民惩地问题等,只要不涉及直接批评中共的,也有机会被收入该网站。最近,随着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原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3月15日),“乌有之乡”被关闭了两次(最近一次是4月6日),至今还无法回复正常运作,其他毛左网站也有类似遭遇。此事虽已获得海外媒体相当的报导,可是,事件掀出国内“毛左”知识界与政治派系的关系,却较少深入介绍,值得在这里跟记下一笔。 “乌有之乡”的内部矛盾 “乌有之乡”被关后,国内外媒体出现了网站内部派系冲突的消息。在薄王事件发生后,最早有关报导应该是3月29日《时代周报》对“乌有之乡”最期成员政法大学杨帆教授(他自称是“创始人”)的访问,文章开首便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可是,即日杨帆在自己的博客上否认曾这样说,并对记者作出批评。无论是杨帆说谎,还是《时代周报》要借杨帆之名打击毛左阵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人要藉薄熙来倒台,打击“乌有之乡”,打击也不只是关网站那样简单。 杨帆后来接受《法治周末》的采访,这似乎比较接近他自己的公开说法。在访问中,他诉说了自己跟毛左的关系,道出了“乌有之乡”的思想背景。他认为,网站成立之前有9年的“思想斗争”是“乌有之乡”的成立背景,他形容自己与社科院的左大培等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辩论。他们支持政府在改革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人民币贬值,支持宏观调控(他特别提及1994年支持朱镕基)及扶植国家策略性产业。这里说明了两点,第一,杨帆把自己定位在类似政府智囊角色,或视自己的研究及意见的目的为直接影响政府政策,这在中国大陆很普遍,甚至是比较异见的自由派也会有这种位置与姿态;第二,杨帆自命为少数派,对抗官方的主流派观点,抗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市场改革,以及反对全盘拥抱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想法。 杨帆所说的这段歷史,与“乌有之乡”于2003年成立(不久之前还成立了书社)的关系如何?杨帆所说的“思想和人脉”具体如何促成网站,以至如何继续影响,外人似乎不容易确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网站的创办人韩德强,也是其中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大概便是杨帆的“思想和人脉”代表,他当年为人熟悉,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及书讨论中国入世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是反对中国入世的学者。 杨帆进一步说,他们跟后来的毛左,或他所说的“极左”是不同的,他属于“中左”,即没有那些毛左那么极端。杨说,两者不同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他不赞同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第二,他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理解以至否定三十年改革。杨说,由2006年开始,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所带领“极左”派,渐渐取得了网站的领导权,令他自己被边缘化了。 由2004年开始担任“乌有之乡”站长的范景刚则反驳,认为杨帆所说背离事实。他指出,杨帆不是甚么创始人,只是其中一位成员。而且,也不存在夺权问题。他认为,张宏良之所以在近几年受欢迎,是因为他文字浅白易懂,立场又切中时下关心的国家问题。更有趣的是,范景刚也来争夺“中左”之名,他说,“乌有之乡”早期有不少“极左”文章,主张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政权(他对“极左”的界定不同,也更特定),但是,自2006年后,这类文章被清理,2008年又整顿,这类“极左”文章不再出现,所以,“乌有之乡”是“中左”。 分歧与重庆模式 要厘清他们的关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在所谓“中左”与“极左”里造文章,也会流于各种理论标签的分野。我以为,用薄熙来及所谓“重庆模式”来理解他们,可能可以帮助看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这几年,张宏良与杨帆均对“重庆模式”,而且都聚焦在薄熙来身上,他们似乎都想在这颗近年冒起的政治明星身上大造文章。说得难听,是藉此帮助自己的名声以至体制内的仕途,说得好听,是希望体制多接受自己的改革(改良或革命)方案与政治路线。其实,可以理解为两者兼有,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把这两种企图切开来看。 为简单起见,不妨就以两人作比较,看一下环绕着“乌有之乡”的知识群体之间的张力。 张宏良在传统学术圈中名气不大,杨帆与韩德强都要比他有名气;张宏良出版过的专著也很少,但却透过“乌有之乡”及当中的毛左圈中声名大鹊,大谈重庆模式,粉丝不少。杨帆在大陆学界相对有地位,出版过不少经济学研究及分析,可是,他在互联网上的名声不及张,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去年跟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出版过《重庆模式》一书。 我阅读过相关材料后,我会这样看他们:杨帆尝试把自己所谓“非主流”观点,以及对“重庆模式”与薄熙来的表扬,更安稳地接合在官方理论之中,可以称之为“软着陆”。张宏良则是一个小宗派,多一点硬干味道,或更具政治野心,似乎只有薄及其身边的人能青云直上,这个宗派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合法性(网上更有人说张想染指党政干部位置)。张以及他的同志可能跟党内某些人关系紧密,但是,他们基本上在传统体制之外,即党的官方理论系统及学术体系之外,利用互联网及民间空间(他们的红色文化大讲堂、讲座、纪念毛泽东活动等等),既为薄熙来摇旗吶喊,也确立自身的理论,不过,他们的说法处处与北京当权派有较严重冲突。 杨帆与苏伟论述“重庆模式”则不同,除了是用较为学术理论语言,来为重庆的公租房、地票制度、城乡统筹、公有制主体等政策合理化外,他们在处理它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关系上,显得相当小心翼翼。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页11),换言之,他不否定这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谓“效率模式”,不过,他们强调“重庆模式”代表的“民生模式”较能切合今天的问题。简言之,他们尝试不过于把争论推上政治纲领,走一条“非意识形态斗争”的路线。同时,2011年初《重庆模式》出版之时或较早前,杨帆似乎已觉得自己的论述要与他眼中的“极左派”区别,他补充了不少他认为重庆不足的地方,例如强调民主法治要加强。同时,他也参与及主持了不少所谓“超越左右”的会议,例如,2011年12月23日有一个他主持的座谈会,名称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讲者有张木生与萧功秦,前者近年鼓吹新民主主义,与体制内关系密切(例如刘源将军),后者自称“保守主义”,另一名讲者甚至是著名异见自由派知识份子陈子明。 可是,以张宏良为首的“乌有之乡”(大概是近几年的状况)则采取“意识形态斗争”路线,派性也强。要理解他们如何把“重庆模式”扣连上他们的斗争路线,需要对他们毛左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首先,张等人以一个小宗派形式示人,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三十年改革视为“改革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沿海地区(所谓“广东模式”),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地方政府推动下,对广大工人农民实行右派专政。他们这方面的政治经济批判,与海外一些关心劳工的左翼人士可能分别不大。不过,有两点是他们独有的。第一,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问题不在于其政治领导本身,而是意识形态领导被右翼把持,即所谓“中国政治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歷史分离”。第二,这些右翼包含的有很多,包括支持市场改革与经济全球化,提倡西式民主法治改革,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不管是经济学家茅于轼还是退休老干部李锐,通通视为“汉奸”或“带路党”(为帝国主义带路入侵中国)。在2011年12月底,在“乌有之乡”以及其他毛左网站,甚至有“评选‘当代中国十大汉奸’”的活动,2012年2月左右,更有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制定《反汉奸法》,参与的人相信也包括“乌有之乡”的毛派(此亦为反对“极左”人士指为恢复文革的证据)。 而“重庆模式”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例外,其意义也很重要,因为,既然中共在改革中都走资了,为何还要拥护它?薄的“重庆模式”有别于走资派,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自我更新能力,能复兴社会主义,也证明共产党政治领导与意识形态领导的确有其差别,所以才能开出以“民生”为本,以社会财富分配为本的发展。同时,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回复了党群一体化,而不是邓小平以来的党官一体化,或用张的另一种说法:是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事实上,读着张宏良的文字,你会看到不少离经叛道的地方,同时,又看到他们如何尝试勉强接合官方理论,例如,他说不能“不折腾”,但又支持维稳,不过,要实现党群一体化的维稳模式(是否就是批评者说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军警维稳。他批评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却又说关注民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结 张宏良等的小宗派,与党中央官方理论格格不入,不强调承继,却处处企图抢夺诠释权(或国内流行用的“话语权”)。随着薄的下台,以及“乌有之乡”网站被关,小宗派相信会消声匿迹一段日子,不过,张宏良、韩德强等个人似乎没有被太大地打击,张的博客被短暂关闭后仍在运作,虽然要删去“薄熙来”这个名字。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西奴揭秘@进步社会网”(http://xinu.jinbushe.org/)仍然运作,薄去后,以更反体制的姿态狠批党中央。 较温和的官方左派环绕重庆模式的论述,似乎更不会就这样消失,因为,杨帆似乎还活跃,虽然,他跟其他温和派也犯了吹捧薄熙来的政治“错误”,但是,他们似乎很早便要与张的小宗派保持距离,去年下半年更开始尝试“非宗派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结合其他较中立以至自由派人士。故此,小宗派的没落,可以读成对这些官方左派的打击,也可以说成是对温和官方左派的胜利。毕竟,“重庆模式”的民生政策,以至它打击部份既得利益集团的举动,获得不少民众支持,因此,“重庆模式”以更“非意识形态”(即非宗派)形象示人(前阵子温铁军在香港岭南大学介绍重庆经验,也强调“非意识形态”,他跟人民大学的师生也出版了《重庆新事》一书),也许会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现象。 参考资料 转载:上书人大,制定《反汉奸法》势在必行!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36301.shtml 张宏良:团结起来,为复兴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12a6df01013isn.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江南红色大讲堂讲座大纲(张宏良虽称为2011年春夏之交所写,但观乎内文,似乎是薄出事后写的) 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1331947402-57720494.html 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123151282.html 萧功秦:超越左右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3/51354.html 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4/51396.html 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10/51744.html 我在2011年是如何批判极左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ys4.html “乌有之乡”分崩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3-29/123092.html 乌有之乡要为四人帮平反被查处(亚洲周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g&Path=385874171/11ag4.cfm 杨帆主持的第二次重庆模式讨论会:继续发言讨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wje.html 杨帆: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406/article_57018.html 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25E6%2596%2587%25E5%258C%2596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徐伟、巫秋君、李活妙:“乌有之乡”分崩

“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五删六发:关于恢复宪法“惩办卖国贼”条款的建议

政治上贩卖西方普世价值原则有意误导政治体制改革,动摇我社会主义国本;文化上贩卖腐朽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攻击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切卖国行为,已经使我国丧失独立自主而走上依附性发展道路,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已经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构成重大危害。

自由亚洲 | 乌有之乡欲惩“卖国贼” 背离群众引发抨击

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起“汉奸评选”活动之后,再发起恢复“惩办卖国贼”展开联署签名。律师及网民希望乌有之乡首先理清“卖国贼”定义。 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星期三发起“惩办卖国贼”活动,上个月他们曾进行“十大汉奸”的票选,得到的回响和反映并不热烈,相关文章回帖人数仅仅只有数十人,公布的连署签名也只有数十个。 在“十大汉奸”活动没有获得很好反响之后,乌有之乡有卷土重来之势,星期三该网站刊登了一篇署名马宾、李成瑞发表的文章《关于恢复宪法“惩办卖国贼”条款的建议》,要求恢复1982年后被废除的“惩办一切卖国贼”规定。 文章表示,“世界主要国家都制订了惩治卖国行为的法律,中国近代以来的汉奸卖国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最初通过的三部宪法都有“惩办卖国贼”条款。现在应当制订《惩治汉奸法》,以为配套。只有汉奸才会分裂国家,只有反汉奸才能反分裂。 对此网民蒲飞星期四向本台表示:如果各国都有卖国贼条款的话,那我也知道各国都有普选和多党制,我想乌有之乡是不是说各国都有国王,我们各方面是否愿意作出像多党制、普选这样的努力,况且以所谓卖国贼条款为定义的话,何况其他国家还有免费医疗和教育,我觉得乌有之乡的朋友把心思放在这方面还实际点。 该文章下方还刊登了联名签署者,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等。 该建议计划上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新浪网民有脾气的猪表示,“口口声声汉奸,再汉奸,你们都不知道一个国家的落败是谁害的。 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告诉本台记者:所谓卖国贼,毛泽东就是最大的卖国贼,从历史看当初他勾结苏联,还要中国武装保卫苏联,中国现代最大的卖国贼的鼻祖就是毛泽东,而且我们看历史上很多东西,包括对日本战争的放弃都是共产党干的事,和对外蒙最终获得主权的独立其实也是毛泽东跟共产党的事情,如果说卖国贼的话,其实就是乌有之乡所供奉的毛泽东。 此外极端左派分子还发表“中华爱国锄奸大众惩办汉奸暂行办法”,其中对汉奸的定位为,“身为中国人种,拥有中国国籍,却为名利驱使,无耻投靠外邦,崇洋媚外,甘心充当洋奴走狗。不少网民表示如果按此定义大部分国家领导人都是汉奸和卖国贼,他们的子女都在国外投靠外邦。 一批粉丝为零或者只有数名粉丝的网敏转发宣传乌有之乡关于惩办卖国贼的意见。一个名为最后的红卫兵1976的博主在博客里转发了相关文章,并在文末附上投票,到星期四投票共有817人,支持恢复“惩办一切卖国贼”的条款的人数为803人。 不少网友对此投票有所怀疑,便到微博查证,发现最后的红卫兵1976为左进传媒创始人贾俊的博客ID。他的博客主页颜色为鲜艳的红,主页上有鲜亮的党旗和“为人民服务”“要社会主业,不要资本主业”等字样。网络上的左派疯狂转发此文鼓动网友投票,更有不少左派网友在推荐此文的微博下加上焚烧日本国旗和声讨南方系的照片。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中国近10年经济政策的主要错误

中国近10年经济政策的主要错误 作者:左大培 来源:人文与社会 来源日期:2011-8-3 本站发布时间:2011-8-7 3:02:04 阅读量:1192次   按:当前中国陷入了高通货膨胀、贫富严重分化、社会对立、矛盾激化的危险状态。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与经济发展方向和路线的失误有关。反思中国近10年来经济方针及政策的重大错误,盖有:   一、不顾一切地发展私营经济,不惜代价地实行私有化,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劳动者们的利益,扩大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而且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被侵吞,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 益。为了将中国的国有银行私有化,借口“在银行股份化改造中引进战略投资者”,以惊人的低价将中国大型银行的股权“卖”给外国金融机构,使中国人民的财产至少损失1万亿元。   实行权贵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攻坚”,不顾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反对以“卖”为名将国有企业低价送给私人,以致引发了以2009年通化钢铁公司上万职工抗争为标志的群众性反抗 事件;为了发展私营企业,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为借口,极力向没有长期经营能力的私营企业输送贷款,为此而阻挠为防止通货膨胀所必需的信贷紧缩,造成并加剧了通货膨胀; 把使房地产商和少数投机倒卖城市住宅者暴富作为政策目标,借口增加私人所有的住宅,竭尽全力地扩大各种以私人住宅为抵押的银行信贷,造成了城市住宅售价的暴涨和空前的房地产泡沫 。   二、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率,过度扩张名义总需求,一再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使中国再次面临停滞膨胀的威胁。这种倾向明显地表现在2003年以后。中国每年潜在产量 的增长率没有超过10%。   在 2002年以后,为了达到年平均超过10%的经济增长,过度增大货币供应量,刺激经济在短期中过快增长,以致2007出现了过热期都罕见的14%的过高增 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由低于潜 在产出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导致 2008年出现了显着的通货膨胀。由于不愿将过高的经济增长率真正降到长期可持续的水平,2008年为制止通货膨胀所作的紧缩中途夭折,很快就借口“抵御 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转向肆无忌惮地扩张总需求,将2009年银行信贷余额的增长率提高到在高通货膨胀期也少见的30 %的水平,以致过快增长的货币存量导致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显着高于潜在产出的增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重新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造成了2011年 的严重而且很难下降的通货膨胀。 这种追求过高经济增长率的过度扩张总需求政策,正在将中国一步步拉向1987年之后的10年中国所陷入的那种类似停滞膨胀的困境之中。   三、承袭了30年来将一切融资行为都信贷化的错误倾向,拒绝通过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对整个经济进行调节,不注重发展依据私人和法人信用的票据贴现以真正满足工商业实 体的融资需求,而是尽可能膨胀信贷,单纯依靠增加银行贷款来扩大宏观总需求,支撑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融资需求。   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带根本性的流动性过剩,导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许多资产市场甚至一般产品的交易中都出现了惊人的泡沫,售价暴涨暴跌,极大地增加了整个经济的不稳定 ,直至造成了通货膨胀;形成惊人泡沫的城市住宅售价窒息了真正出于居住动机的居民居住需求,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人民福利的损失;   另一方面,信贷交易的劣根性使无论如何膨胀的信贷规模都无法减轻穷人借款的利息负担,反而由于信贷融资的恶性扩展而形成了强大的高利贷利益集团,正在将整个中国经济导向窒息 产业发展的高利贷经济,而高利贷经济正是人类社会制度中最无耻、最黑暗的制度之一。   四、听信西方骗人的“自由贸易”谎言,荒唐地追求实行“贸易自由化”,拒不实行坚决保护本国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错误地坚持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各种承 诺,而且被诱骗在“贸易自由化”的自残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还要与产业竞争力远远强于中国的日本、韩国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式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努力表面上换得了短期内对外贸易和贸易顺差的高增长,却付出了支出巨额的出口退税、长期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低汇率等等招致中国人民受外国巨大剥削的昂贵代 价,还导致西方以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为借口用贸易制裁相威胁,使中国最终必须以开放国内市场、增加进口的方式降低贸易顺差,从而最终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所要求的放弃对国内产业 的保护。   这一整个被西方人以“贸易自由化”来摆布的过程,导致中国最近十年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无实质性的产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可以靠高关税保护奠定家庭小汽车生产的基础并以 本国产品占据了国内家用电器市场,而最近10年的贸易政策却使中国的民用产品升级换代全面停滞,以致每年进口液晶平板400亿美元,进口芯片1200亿美元,进口芯片金额超过进口的石油、 铁矿石等任何矿产的金额!   这样下去,不但中国将永远停留于低工资的不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五、继续近30年来实行的优待外资挤垮中国民族产业的错误政策,纵容甚至鼓励外资抢占中国的投资机会,扼杀中国的民族产业。为了讨外国政府和外资企业欢心,连中国政府的采购都 不敢对中国的自主创新产品实行优惠,外资企业在中国成了中国政府法律法规不敢管的特权太上皇。   在这样的纵容下,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国内的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中国的市场成了像美国的通用汽车这样濒于破产的外资企业最后的赚钱天堂。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新兴技术密集产业, 如家用小汽车、手机和计算机行业的生产,都被外资企业所主导,外资企业产品、外资品牌在这些产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外资企业占据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导致中国民族产业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在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不足,大量资金通过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外流,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极其荒 唐的国内外资金对流:中国一方面每年净流入近2千亿美元的私人资本,另一方面,每年又通过政府外汇储备的增加流出约4千亿美元;流入的外资年平均利润率10%以上,流到国外的中国外汇储备年增值(利息率)等不到5%,而且还往往面临血本无归的危 险。过多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基础货币过多、货币存量过大而造成金融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并迫使中国的货币当局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将准备率提高到惊人的高度,彻底扭曲 了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   六、放弃必要的实物性和产业性经济计划,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扭曲。由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极度扭曲,个别年份净出口和住宅建筑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5%以上(住宅投资完成额加净出口占GDP的比重,2008年为13.6%,2009年为11.3%),为美国这 个百分比的3倍;同时,中国的军事工业落后导致的军事装备落后的状况仍未有根本的改观;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仍然徘徊在很低的水平上,少数达到先进水平的研发成果也很难转化为 企业化的生产。   中国自主的装备制造业还需要在生产和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大多数民族产业和企业离世界先进水平都还有很大差距,需要给予大量的投入和大力的扶植;为进一步发展为真正的高收入 国家,需要进行巨额的投资来发展产业以替代当前巨额进口的各种高技术产品,所有这些又都要求在这些方面投入巨大的生产能力。   不将中国的生产能力投入到这些真正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方面,而逼迫它们为外国人生产将来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回报的出口产品、造被当成金融资产倒卖而不供人居住的住宅,这是最 大的资源配置扭曲,而这样的资源配置扭曲,根源在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 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 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批判秦晓的韩德强、左大培等《公开信》

秦晓是所谓的“太子党”,也是国企高官,但以公共知识份子自命,近年公开质疑“ 中国模式 ”,倡导自由、民主、个人权利。他担任理事长的博源基金会,聚集了一群学术界和商界的精英,声称“秉承普世价值,开创 中国道路 ”,惹火了这些传统左派。 ...

回答你有关中国外汇储备投资亏盈的问题

    回答你有关中国外汇储备投资亏盈的问题 作者:浏星雨 朋友,你不懂经济不要紧,我深入浅出地讲写你看。你认真看完,你将不再被无良专家忽悠,也不再肝火虚旺容易动怒。 本期问答大致分为六个部分:一,美元外汇的来历;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三,中国加入WTO的结果;四,美元外汇的用途;五,外汇储备的来源和投资,六,美联储发钞3000亿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 01, 在幸福毛时代,中国有多少黄金和外汇储备? 答: 在1976年,中国大约有450吨黄金和5.8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幸福毛时代,中国也出口黄金换美元,只是常常附加出口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用黄金珠宝制成工艺品出口创汇) 02,  在进入WTO以前,美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高兴吗? 答: 当然高兴了,中国资源和劳动人民的血汗能更多地出口美国赚取美元啊。 03,  美国国会一年一度审议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甚至常常和“人权”议题挂勾是为什么? 答: 美国佬一手高举“最惠国”待遇的胡萝卜,一手高举“人权”大棒。尽想给中国资源和劳动人民血汗输入美国设置障碍,或用给中国赚美元的机会逼迫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让步。 04,  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答: 每年的那个时候,中国人民群情激愤,恨不得杀了国会那帮杂种,免得他们一年一度唠唠叨叨。 05,  中国是哪一年将“人权”正名的? 答; 大概在1994年吧,以前我们一直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接受。 06,  中国为什么要接受“人权”概念? 答: (1),受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应该是和平演变吧,国内“人权”意识慢慢觉醒,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也能讲“人权”; (2), 国际压力越来越大。接受联合国所定义的“人权”概念,有利于中国突破“人权”的羁绊,获得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07, 为什么国际压力越来越大? 答: 因为国内经济需求越来越大,对欧美的经济渴望越来越大。加上国内“人权”意识慢慢觉醒,老百姓越来越不好忽悠了。 08, 为什么中国要搞“三来一补”,“出口退税”? 答: 为了提高中国的生产能力,为了更多的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能出口创汇挣美元。 09, 中国出口资源和劳动人民的血汗,换美元有什么用? 答: 朱总理说,我们手里的美元是响当当的真金白银。 10, 中国为什么要急着加入WTO? 答: 为了中国的资源和劳动人民血汗更自由地,更大规模地出口,更多地换到美元。 11, 中国加入WTO后怎么样了? 答: 美国国会那帮乌鸦嘴都歇菜了。中国的资源和劳动人民血汗的出口成倍增长了,手里的美元也跳跃性地增加了。 12, 美国佬为什么还试图给中国产品,特别是纺织品设限?美国佬自己又不生产中国档次的纺织品。 答: 都是一帮第三世界穷兄弟向美国告状,说中国搞倾销,搞不正当竞争,只顾自己拿血汗换美元,太自私,太无耻了。美国佬则乘机以主持“正义”的名义拉拢咱们的亚非拉兄弟。 13, 美国为什么老向WTO告状? 答: 美国佬抱怨中国的资源和劳动人民的血汗太廉价了,中国政府大肆倾销资源和血汗,从美国赚取了太多的美元,害得美国工厂要么倒闭要么被迫外迁。 14, 中美为什么天天有贸易摩擦,月月有争端谈判? 答: 那是美国佬说中国获得了太多的贸易顺差,换取了太多的美元,要么把美元捏在手心不肯花,要么放“高利贷”坐吃债息,搞得美国工人失业。 15, 美国佬为什么炒作中国的血汗工厂? 答: 为了中国工人的“人权”是借口,借机逼迫中国提高生产的“人权”成本,压制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输入美国赚取美元是根本。 16, 美国佬为什么要炒作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答: 为了中国人的健康是借口, 借环境污染问题逼迫中国提高生产的“环境”成本,压制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输入美国赚取美元是根本。 17, 美国佬为什么老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人为压低人民币的币值? 答: 那是美国人说卖给美国的中国资源和劳动人民的血汗太便宜了,人民币升值后,中国资源和劳动人民的血汗就卖的贵了,这样输入美国的中国资源和劳动人民的血汗就可以大大减少了。其目的是要阻碍中国的资源和劳动人民的血汗更大量地出口美国。 18,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就是说美元相对于人民币更不值钱了,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对中国有什么坏处? 答: 人民币升值了,人民币(对外)更值钱了。美国的资源和美国劳动人民的血汗,正好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大量涌入中国,比如木材了,棉花了,铜矿了,别克轿车了,也都更便宜了。一句话,美国人民替中国打工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对中国的坏处是中国人民替美国打工的机会减少了,输入美国的中国资源和劳动人民血汗可能要减少了。 =================================================== 19, 中国加入WTO以前的外汇储备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增加了几倍? 答: 加入以前大约2000多亿美元,现在大概2万亿美元,7年增加近10倍。 20, 中国的名义GDP和国家财政收入在加入WTO以前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增长了多少? 答: 这个,我要去查查。 21, 中国的平均房价在加入WTO以前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增长了多少? 答: 这个,我也得去查查。中国房价飞涨,一定是WTO惹的祸。 22, 中国的城乡建设和人民平均生活水平哪个时期变化最大? 答: 是加入WTO后的2002-20008年,碰巧是保守共和党小布什的执政时期。 23, 为什么中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失业大幅增加了,大学生就业更困难了? 答; 因为美国遭遇经济危机,美国老百姓不过度消费了,也就是不像以前那样挥霍了,比如明明一年只需要5双鞋子,却偏偏买10双。现在呢,只买8双了,所以中国好多工厂都停工了。 ================================================== 24, 美国强迫中国对外贸易只用美元结算了没? 答: 没有啊,之所以用美元,是因为方便好用啊。 25, 美国阻止中国将手头的美元换成别国货币了吗? 答: 不可能啊,从来没有过啊。在香港就能自由兑换英镑,日元,欧元啊,美国佬的手还没长得那么长啊。 26, 那中国为什么不把“垃圾美元”换成卢布,比索,泰铢,越南盾,第纳尔,苏丹镑,索马里先令呢? 答: 中国手里有一些欧元,英镑和日元,但绝大多数是美元。因为美元更安全可靠啊,经济危机一来,人们纷纷买入美元,这叫资金“紧急避险”啊。 27, 中国手里的美元是不是都是从直接美国人手里得来的呀? 答: 不是的。大多数是从美国人以外的人手里接过来的,比如香港人啊,台湾人啊,欧洲人啊,非洲人啊。 28, 美元是不是只能在美国才能花,只能买美国的东西啊?美国店主有货不卖,中国手里的美元就是废纸了? 答: 不是的,美元是世界货币,可以去美国买“WINDOWS XP”,也可以去沙特买石油,还可以去巴西买铁矿,去朝鲜买铜矿,当然也可以去俄罗斯买飞机大炮军舰坦克导弹。还可以买法国香水,瑞士名表,人头马XO。 ============================================= 29, 中国手里的2万亿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 答: 是中国人民银行用印钞机“盘”下来的。浏星雨说:人民银行像一头巨鲸,只要闻到美元的“腥味”就会张开血盆大口,悉数吞入。无论是投资还是游资,它都要;无论是贷款或是善款,它都吞。温总理也说过,我们的外汇储备看着多,它是用人民币买下来的,是人民银行的负债(大意)。 30, 那中国外汇储备为什么不去大量投资石油矿产,而大量买美国国债“白条”啊? 答: 这个超出我这个左派的知识和能力了,我回答不了,浏星雨的有关外汇和国债的系列文章讲得比较清楚了(自吹一下也无妨吧)。 31, 美国强迫中国买它的“白条子”了吗? 答: 不可能,中国人民早就站起来了,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 32, 中国的2万亿外汇储备都投资了些什么东西啊? 答: 大概7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3900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一些别的机构债,一些企业债,据说还有大约1000多亿美元的股票,甚至石油和矿产等。美元资产占多数。 33, 那么这次经济危机中,哪一种投资最保值,哪一些投资亏损最大? 答: 投资美国国债本钱一分不少,还有债息,所以最保值。各大股指下跌近一半,石油铁矿铜矿也掉了一半多,所以股票和战略物资的投资亏损最大。 34, 美联储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内购买多至3000亿美元的中长期国债,是否一定印刷3000亿美元纸钞? 答; 不一定。美联储就是买进3000亿中长期国债,也不等于就是印刷纸币3000亿。具体印刷多少,会根据忽悠效果(市场反应)决定,但最多3000亿。 35, 美联储不开印钞机,怎么买国债呢? 答: 首先,可以抛短期买进长期,美联储一直在各种类型国债中倒腾;二,利用美联储现有美元买进,三,美联储用商业机构的超额准备金从商业机构“买”进国债;四,用财政部专项基金“买”入,这些方法都不需要新增货币。 36, 美联储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内购买多至3000亿美元的国债,对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来说是利大还是弊大? 答: 当然利大于弊了。美联储买进国债,等于大机构给国债市场托市,对于中国这个国债持有大户是特大利好。就像温州炒房团宣布在未来6个月内购买某政府开发楼盘的四期五期楼花多至3000套,能不引起一二期楼盘价格上涨吗?当然,这个和炒房有点不一样,发钞买债会稀释美元价值。不过,炒房也能带动物价上涨,稀释人民币价值。 37, 那么温州炒房团真的会买进3000套四期五期的楼花吗? 答: 不一定。温州人买房不是为了住。温州人是该楼盘一二期的主儿,是政府开发商的托儿。温州人不但买了住房,还买了周边的店面。温州人忽悠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开发商推出四期五期,还想吸引大家去开店,带旺人气。只要能把“傻子’忽悠进来就行了,如果“凯子”不来,就只能自己吃进了,这个时候买进3000套才有可能。 38, 温州炒房团真的那么有钱吗? 答: 不需要那么多钱。一忽悠,众“凯子”前来围观,楼盘价升。温州人就卖掉一二期,添加点资金买进四期五期楼花,只要把人气推旺,出租店面房,再卖出四期五期楼花,反复爆炒,这就是现代负债经济的奥妙。 39, 那么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所投资的美国机构债,比如“两房”债券来说,是利大还是弊大? 答: 这个不用分析就能回答了。中国政府大约持有390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如果美国政府不出手相救,那么中国的3900亿将几乎全部蒸发,就像“雷曼”兄弟的股票一样。美联储发行货币,流动性增加了,经济复苏了,美国房市复活了,那么“两房”就有希望了,两房的债权人(比如中国政府,美国政府还有美联储)就都笑了。 40, 那么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所投资的美资企业债,是利大还是弊大? 答: 这个相比上面的那个问题,就更不用分析了。经济萧条,企业度日如年,企业债权人心如刀割。一旦美联储把“凯子”都忽悠来了,人气旺盛了,经济红火了,企业繁忙了,企业债权人(比如中国政府)心就宽了,所以是利大了。 41, 那么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所投资的股票来说,是利大还是弊大? 答: 这个问题,股民最有发言权了。根据媒体的估计,中国外汇储备中有1000多亿美元投资于股票。大家都知道男人最大的不幸是“泡妞泡成老公;炒股炒成股东”。现在的中国政府就一大堆“烂股票”的股东了。对于被套牢的股民来说,股指上冲,比什么都强,管他美联储怎么忽悠起来的。 42,  那么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早先所投资的石油,矿石来说,是利大还是弊大? 答:  当然是利大了。1桶石油140美元吃进,现在是40美元一桶,相比投资美国国债(保本外加债息)真是亏血本了。没方法了,只有希望经济过热,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石油冲到160美元一桶才能盖过美国国债的投资效益了。那么谩骂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的不是无脑儿,就是卖国贼。 43,  那么,美联储发钞,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没有一点坏处? 答:  有的。比如新钞增加,会稀释旧钞价值,中国手里的2万亿面临被稀释的危险。 44,  那么美联储发钞3000亿,中国两万亿外储会稀释多少呢? 答:  很难预测,不过我估计短期内不会超过10%。新增3000亿美元,对应的是8600多亿旧美元。中国两万亿外储对应的是几十,甚至百万亿的美元总量。如果 3000亿美元能够在6个月内达到8600亿旧美元在几十年中所累积的乘数,那么6个月后,美元将因为这次新增货币,而被稀释25%,也就是说原来的 100美元只有75美元了。 45,  那么,可能出现这样美元在一年内稀释25%的情况吗? 答: 不可能的事情。(1),在投资萎缩,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认为3000亿新美元能在短期内达到数十年才能累积起来的乘数;(2),美联储能够通过购买债券放出货币,也就能够卖出债券而回收货币,减少流动性,抑制通货膨胀。几十年来,美联储一直是这么做的。美联储2008年12月份的资产和负债是 2.31万美元,而2009年3月11日的资产和负债是1.9万美元,减少了17%,这说明美联储是可以随时调整的。但是必须指出,当年,格林斯潘在放出流动性应对互联网破泡危机后,没有及时回收流动性,是这次危机的原因之一。 46,  为什么美联储的资产负债总额比中国央行的还要低啊? 答: 这个也超出我这个左派的知识和能力范围了。不过听浏星雨说:2006年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总额就有1.56万美元(12.8万人民币)之多,比同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总额高78%;而在2008年12月份则高达3万美元(20.71万亿人民币),比同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总额高30%。(有点自吹自擂了) 47,  美联储自从成立以来的94年中,一共获得了多少铸币税,谁享有了这些铸币税? 答:  我听浏星雨在《深入浅出地介绍美联储的神秘性和私有性》一文中说过:至2007年年底,自从美联储成立以来的94年中,美联储一共获得7600多亿美元的总收入(铸币税),上缴美国国库6089亿美元,平均每年65亿美元;被美联储“神秘”的股东瓜分97亿美元,平均每年1.1亿美元;其余用于印钞防伪和维持美联储运作等等,等等。 48,  为什么会有70%中国经济学家和更多的爱国网民反对中国外储投资美国国债? 答:  因为他们都还没有看过浏星雨的有关外储和国债的系列文章,搞不懂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的基本概念(又自吹自擂了) 49,  请问为什么你老说“中国的资源和劳动人民血汗”,而不说“产品和服务”? 答;  这是我们左派语言的标签。左派棋手张宏良,左大培,仲大军都是这样说话的,这样可以迅速煽动愤怒情绪,壮大愤青队伍。 50,  最后,请问:中国如何才能不收美国“白条”,不向美国输送中国的资源和劳动人民的血汗? 答:  向朝鲜同志学习。朝鲜只收美国的粮食和燃油,却从不向美国输送朝鲜的资源和劳动人民的血汗,想用美元“白条”就开动“朝鲜”牌山寨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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