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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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劳教难友巫宁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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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特约专栏: 收拾我民族破碎的精神河山——“刘宾雁良知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新闻史上,我们还找不到另一只如刘宾雁那样的大雁,能够如此英勇如此热情如此痛苦地在风暴中飞翔。它的每一次俯冲,每一声号叫,每一滴泪水,每一片被折断的羽毛,都在人民的大海上激发出雷鸣电闪和掀天的巨浪。”从“刘宾雁良知奖”设立和首届评选活动启动开始,刘宾雁这只大雁,已重返中国的天空,为着收拾我民族破碎而骨血犹存的精神河山,翱翔、号叫!

云之 | 巫宁坤:燕京末日

转按: 一代知识分子的顺从迎合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如果他们集体抗争,或者仅仅是如陈寅恪和钱钟书夫妇等保持独立人格的学人那样保持沉默,结局一定是不同的。看这段叙述,让我想起传说中的“吃猴脑”,据说是让笼中的猴子帮忙捉那只被选中的猴子给屠宰者,屡试不爽...     据说本月26日有官方和民间大庆,仅以此文提醒罹患健忘症的人们,历史还会重演!   燕京末日     作者:巫宁坤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 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 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 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 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 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 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 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 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 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 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 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 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 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 了。据说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 过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 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 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 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 我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 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 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 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 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 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 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 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 娼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 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 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 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 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 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 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 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 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 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 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 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 导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 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 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 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 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 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 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 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 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 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 尔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 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 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 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 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 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堤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 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 愿意学习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 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 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 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被记录在案!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 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 决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 教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 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 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 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 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 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 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 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 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 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 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 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 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着我喷云吐 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 定可以回忆你出国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 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 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 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 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 并入调整后的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 全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 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 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 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 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 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 英语教师,其中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四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 是绝无仅有的。他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成为文学翻译的经典。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 「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一向 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论」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 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 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 步」的俞大絪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 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 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 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 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处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 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 精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 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 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后余生,从安徽返京,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顺道重访燕园。那天正赶上寒流侵袭,冷雨凄凄。我沿着似曾相识的未名湖踽踽独行,欲哭无泪,脑子里冒出两句旧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天阴雨湿声啾啾!   转自泡网俱乐部 http://yydg.paowang.net/2013-11-14/10862.html

孤岛客 | 武汉一母鸡竟直接下出熟鸡蛋引市民围观

一周语文‖2013〈31〉‖2013-7-29~2013-8-4 右 为本周单字“拘”。汉字“拘”为会意兼形声字,篆文从句(钩止),从手,会制止之意。《说文-句部》的解释说,拘,止也,从句,从手,句亦声。本义是制止,引申义有扣押使不自由、约束、限制、拘泥、拘守、不知变通等。 本周,歌手作家吴虹飞微博事件有了新进展。7月21日事发后,吴虹飞警方刑事拘留。本周三,“吴虹飞的辩护人发布消息称,吴虹飞已从看守所转至拘留所,并将于8月2日被释放。”这个消息的实质信息即从“刑事拘留”改为“行政拘留”……事件的来龙去脉可参见 这里 。 “刑拘”与“行拘”的不同,除适用对象不同、法律性质不同、处罚目的等不同外,还包括羁押期限上的差异。这一事件所引发的讨论,涉及法律理解、法纪不彰、法律执行、权力失范、言论自由等诸多方面。 ————————————————————————————————————————— ● 「 椅男 」 来自知乎日报本周二作者朱妍桥撰写的一则小文,原题“ 没有围墙的大学是如何管理外来人员的 ?”文章里回忆常年坐在SUB一把椅子上的一位流浪汉。“据说他有很惨的故事,女儿老婆车祸十年前死了,捡瓶子为生,但都是传闻,谁都没有深究。”“去年春天他死了……SUB保安在校报上把他称为一个老朋友。然后那把椅子空了,情人节期间,正好是到处卖花卖气球卖贺卡的时候,可是学校花和贺卡最多的地方变成了他那把椅子”……在我看,这个故事超越通常所谓“怜悯”之类,而更像是个惺惺相惜寓言。对于灵魂而言,流浪才是主题吧。 ● 「 四个弯儿且无重音好像在和对方商量 」 语出饭友贾行家饭文:“东北话语音方面进化过度,语义方面过于简陋,造成我操一嘴东北普通话常惭愧。好处是东北语音骂脏话适合,在北京听一个土著天骂,‘操你大爷’要拐 四个弯儿且无重音,好像在和对方商量 ,着急。” ● 「 烧烤模式 」 来自本周媒体报道,近义词还有“全国统‘烤’”等。据《新京报》周三 报道 ,“在马路上煎蛋、烤鱼的景象,近几日已不是奇闻。网友戏称,三分之一个中国进入了‘烧烤模式’”。在实际语用中,“烧烤模式”一词同时也成为“高温橙色预警”口语版。“我和烤肉之间只差一撮孜然”“我和扇贝之间只差一头大蒜”……描述或宣泄“烧烤”体验,前两句传播度极高。 ● 「 只有臭水沟才会滋生蚊蝇 」 语出评家老魏。针对气功大师王林事件,老魏在文章里写:“ 只有臭水沟,才会滋生蚊蝇 ,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便会出现异端邪说,这就是‘怪力乱神’的道理。” ● 「 量化自我 」 来自评家陈一斌周二博文,原题“‘量化自我’与 15 世纪探险热潮的隐秘联系”。“所谓‘ 量化自我 ’就是将自己抽象为一连串的数字,而数字就意味着有始有终,就好像地图上的经纬线,它不会在无垠的空间中没有着落,而是一个坐标,有着 X、Y、Z 三轴,来确定位置。而每当一个东西可被测量,那么它就会激发人们的探索欲望,并源源不绝地发掘其中的秘密。” ● 「 太烂了,真好看 」 来自外滩画报本周报道,语出作者Kyd的报道。谈及7月初在Syfy播出的新片《鲨飓风》,Kyd介绍说,这“是一部让大家直呼 ‘太烂了,真好看 !’的电影,经过精心的营销炒作,(《鲨飓风》)演变为社交网络上一个热点事件,堪比国内网民在微博上谈论《富春山居图”……这种“太烂了真好看”式的矛盾观感与“雷剧”“坏品味消费”诸概念貌离神合。Kyd的报道还顺便提及桑塔格词典里的关键词之一“坎普”(Camp)——“一种以是否使观者感到荒谬滑稽来评判作品迷人与否的艺术感受。” ● 「 美腿广告 」 来自本周媒体报道。据《广州日报》 报道 ,来自英国媒体的消息说,“‘美腿广告’目前正在东京兴起,广告发明人英冠渥美为此成立了‘机智’广告公司,据称已有超过3000名年轻女性报名要当模特……应聘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容貌出众,且在社交网络的粉丝或朋友数量超过20人。模特们每天需要在街上行走至少8小时,日收入约65美元一天。”“除了‘美腿广告’外,利用人体的其他部位的奇异广告也都在异军突起”,如额头广告、发型广告等。 ● 「 除了莫言至少还有叶兆言 」 来自编辑波斯蜗牛微博,语出作家叶兆言新作《动物的意志》 腰封 文字:“中国具备夺取诺贝尔文学奖实力的作家不止一个,除了莫言,至少还有叶兆言”……点评这段腰封文案,波斯蜗牛写:“好悲催的腰封文案,莫老师和叶老师看了都不能怎么受用吧。”叶老师果然 郁闷 :“新出两本书,编辑希望转播,一直忍着,所以忍,因为郁闷。一篇小文章中,我曾经写到,‘书的腰带又不是裤带,不束好就会有伤风化地掉下来’”。 ● 「 分手相 」 语出作家稀饭的饭饭文:“全世界最难看的,不是吃相,是 分手相 ,旁观一个,恶心半年。” ● 「 宁愿在巫译生硬的句式里想象一下美式美文里那颗漂亮的子宫 」 语出作家小宝本周专栏文章。文章比较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乔志高译本与巫宁坤译本的接受史。谈及小说收尾最后一句“He came alive to me , delivered suddenly from the womb of his purposeless splendor.”小宝写:“巫译显然不如乔译准确流利。可是我还是选择放弃对肚脐以下皮囊以内器官避之唯恐不远的中式美文, 宁愿在巫译生硬的句式里想象一下美式美文里那颗漂亮的子宫 。” ● 「 私暴力 」 语出专栏作家老愚新文,原题“私暴力时代行事准则”。老愚在文中写到:“盛夏七月,爆炸连着利刃搅动了中国。无指向暴力之剑悬挂在每个人头上。国家在那儿委屈了某人,其他人便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国家暴力与 私暴力 是一对孪生兄弟,当司法制度崩溃、强权者不再跟弱者讲道理的时候,私暴力将不可避免地泛滥。” ● 「 干爹已为你消费134722元超过了全国35%的郭美美 」 语出评家快刀青衣周二博文,博文主要介绍“面部识别”技术,通篇以“大话”口吻贯穿,生动俏皮。说到“刷脸消费”,快刀写:“创立仅半年的芬兰公司Uniqul让很多人的梦想成为了现实,那就是‘刷脸消费’。现在只是在芬兰赫尔辛基地区试运营,不过这不能阻碍我们的美好想象。我只用站在自动售货机面前,它轻轻的看了我一眼,就不假思索的吐出一盒唐师傅红烧牛肉泡面。而一个长发飘飘身材姣好的女子挎着一个大腹便便的干爹,机器轻轻的扫了一眼,就吐出了一个LV包包外加一句善意提醒,‘ 干爹已为你消费134722元,超过了全国35%的郭美美 。” ● 「 13语文第七季 」 ◎ 安妮宝贝人家用凤仙花染指甲,用指甲油的文艺女青年被甩出几千里了好不好。安妮宝贝微博下面的评论太有意思了,体现了文艺女青年的单一性,她们的发言都是在比谁说的更臭更长更让人看不懂。(女流氓.exe) ◎ 德国历史学家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会再有了。”(素湄转自D5大生活) ◎ 后悔是后悔者的皇帝新衣。(苏隐衡) ◎ 甲:“唉呀那棵树好孤独呀,就它一棵在那儿。”乙:“哪儿呀,它身上树叶和树叶在说话,吵得很。”(椎名曦欢) ◎ 今天看了两条消息:一条是中国淮河以北的人比以南的人平均少活五年;另一条是外国科学家研究发现,一个人如果保持每周做爱两次的频率,可以比每周少于两次的人多活五年。前者是卖口罩的人说的,后者是卖安全套的人说的。总之都是让你们掏封口费的。(带三个表) ◎ 苦逼加牛逼=二逼(鸝.se) ◎ 毛泽东和蒋介石开车刮蹭了,毛下车看了看,从车里拿出一瓶茅台,对蒋说,人没什么事就好,老哥来,喝一口压压惊。 蒋接过酒,豪爽地喝了几口,把酒递给毛,来,你也喝几口。毛说,不了,我现在不喝,等交警来了处理了再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保障和源泉。(王喆1212) ◎ 某监狱,一小偷问:“哥,你们几个都是因为啥进来的?”雷政富:因为裸照。李天一:因为打炮。刘志军:因为钞票。白培中:因为被盗。杨达才:因为微笑。小偷听后感慨:这是什么世道,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坐牢。(教父他爹转) ◎ 平庸在中国人所占的比例已经小于愚蠢了。(onehow) ◎ 气功忽悠的是中老年人,星座忽悠的是青少年,同样是忽悠,练气功的老是前赴后继地被原形毕露,玩星座的却从没崴过脚,有时玩好了还能成为达人 。仔细想了想,也可能是练气功的太自以为是,从不看自己的星座运势吧。(9度秋裤) ◎ 人民日报说:少数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我觉得,信鬼神比信马列更有科学依据。官员们真信鬼神,其实是不错的。(连岳) ◎ 任何社会,有两样东西不能流动……那就是权力和贫穷。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财富和人才,而只有权力和贫穷,那么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呢?人们可以从今天的朝鲜看到一些这种社会的影子。(肖锋转郑永年) ◎ 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比空调还要伟大的发明的话,那就只能是空调遥控了。(老舞) ◎ 如果你觉得我哪里不对,请一定要告诉我,反正我也不会改,你别再憋出个好歹来!(佚名) ◎ 天然气涨价没有道理:北京的空气稍微加工一下就是天然气了。(陶景洲) ◎ 汪峰:“你来这个舞台,选这首歌,可以跟我讲讲你的初衷吗?” 辣妈:“铁岭一中”。(KaNgKaN) ◎ 王兴:歌都是骗人的,安和桥下哪有清澈的水?夜骸:歌词都是骗人的,用一张假钞哪能买到买一把假枪? ◎ 微信朋友圈里的三大春药:自拍、失恋、去远方;两大二逼:晒车、聊骚;一种贱人:“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留几手) ◎ 武汉一母鸡竟直接下出熟鸡蛋引市民围观。(回床师) ◎ 先有王大师还是先有信徒,也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命题。我倾向先有信徒。亟需被骗的人积累到一定程度,街上随便哪个变戏法的都能化作大师。(贾行家) ◎ 小兵张嘎在路边摆摊卖瓜,看到胖翻译官走来,没有拔腿就跑,反而大声吆喝。胖翻译官只是蹲下来吃了只西瓜,一没有驱赶,二没有收苛捐杂税,更没有把卖瓜者殴打致死然后抢夺尸体。现在想想,《小兵张嘎》完全是一部美化敌人的反动电影。(佚名) ◎ 醒着的时候,没有人不喜欢开阔;昏睡的时候,没有人不惧怕开阔。(王金牙儿) ◎ 杨澜说:曾经听白岩松说过:柴静失踪前最后一句话是:别忘了乔布斯的那句教诲:比尔盖茨曾对我说:巴菲特说过:中国有个大学者叫做鲁迅。他说:永远忘不了胡适的谆谆教诲:子曰:永远不要相信名人名言。(佚名) ◎ 要是电视台不管着,我就开个节目叫“负能量”,模式简洁明了,每期仨嘉宾,素人明星不限,一个个上,上来就说我觉得谁是sb,我为什么觉得他/她是sb,然后做外采,采访被骂的那个,说谁谁说你是sb,你想反骂回去还是要解释一下?然后现场给骂人的那个看外采,问你是否依然觉得那人sb,为什么。(王金牙儿) ◎ 有时候会把马克吐温念成马克吐槽……这是病,得电。(南锅) ◎ 在北京好多年了,有个事特不理解,别的城市到处看得见擦鞋的人,北京硬是一个也没有。最开始cbd附近的大厦里还有几个自动擦鞋机,后来都坏了。不会自己擦皮鞋的,只好穿旧一双换一双,实在太脏用纸巾擦擦……想说,在北京,梦想铺地,但多数人捡起来的还是漂泊。(狂馬) ◎ 这年头,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就只有城管了。(教父他爹) ◎ 真正的痴男怨女是奢侈品,这个时代买不起。纵使梁祝转世,大概也化蝶不成,只好化蛆。(叶三) ◎ 自从草字被简化成“艹”之后,“莞尔一笑”这个成语我都不好意思用了。(豆友牛逼) ◎ 最近感触最深一句话:国内每一个新闻,都是一条移民广告。(狐臭臭转网易跟帖) ● 「 评书式书评 」 语出《上海书评》新一期“微博小报”专栏,所谓“评书式书评”,是指书评家尼克所撰 书评的个性 :一是“不明觉厉”,一是“类北京侃爷式文风”。“读他(尼克)的书评,总让人觉得是在听评书,就算不懂,也能乐呵乐呵。” ……这里是7月14日尼克发表在《上海书评》上的一则,可以 看 一下,是否“不明觉厉”? ● 「 他们以一种闹剧的方式生活 」 语出作家宋石男本周博文,原题“人人都爱王大师”。针对本周全面曝光的气功王大师,宋石男认为,此类荒诞剧不会因为王大师的沦陷而灭绝。“闹剧的狂飙已经以各种形式席卷这片大陆很多年,而且还将继续。人们所作惟一的努力就是逃避他们真实的命运,误解他们身处的世界,叛变他们可欲的未来。 他们以一种闹剧的方式生活 ,带着喜剧的面具,归于黑如死铁的悲剧。” ● 「 精神病人活动月 」 来自网友小题大作本周 推荐 ,语出网友静娅。针对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当事人精神病史层出不穷情况,静娅诧异:“本月是精神病人活动月?”

白衬衫 | 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作者:王友琴   陈梦家,男,一九一一年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自杀。   一九八O年代以后,中国的相当一批年轻人重新发现和喜欢徐志摩的诗。在经历了文革的野蛮、粗暴和残酷之后,徐志摩那些表现轻盈精致的情感的诗歌分外吸引人。象徐志摩一样,陈梦家也同属“新月诗人”——一个由他们的文学杂志《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际的诗人群落。一九三一年,陈梦家编辑了一本《新月诗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诗作。书中也收有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编《新月诗选》的时候陈梦家二十岁。毕业后,他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一九三六)、《西周年代考》(一九四O)、《西周铜器断代》(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尚书通论》(一九五六)、《殷墟卜辞综述》(一九五六),等等。   一九四O年代,他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赵萝蕤一九四八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他们回到中国后,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陈梦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一九五一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一九五一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一九九O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一九八四》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一九四九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一九五七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份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文革开始,一九六六年八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一九六六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八月二十四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二十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八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一九八四年》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一九五O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一九五七年,他被划成了“右派份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象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白衬衫

金融时报 | 北大已无蔡元培

今年春节前夕,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者在荧屏上点评“内地孩童香港地铁进食遭港人斥责”一事,讲到激越处,竟然宣称“中国人都有义务讲普通话,不说普通话的是王八蛋”,进而公然辱骂“香港很多人当殖民走狗当惯了,至今还是狗……” 在我的模糊印象中,习惯于以语言施暴的孔庆东,也算是近年来舆论界冒出来的一位名人。他的这番丑陋表演,自然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风头瞬间盖过“赵本山退出龙年春晚”的新闻。除极少数人外,网民们一边倒地痛斥这种与一名教授身份严重不符的恶劣言论。 关于孔氏令人蒙羞的言论的性质、后果及其应负的责任,大家的讨论已经十分充分,且见仁见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兴趣。不过,他屡屡展示出来的拙劣演技,倒是引我对号称“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的北京大学的前世今生颇感慨了一番。我曾是北大的仰慕者,2000年还曾因获“财经奖学金”有幸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门下进修一学期。春天的朗润园在我的记忆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因而我自认大概也能勉强算小半个“北大人”。 孔庆东大放厥词之时,距离北大历史上公认的最杰出校长(亦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校长)蔡元培的生日不远——2012年1月11日是蔡先生144周年诞辰。很凑巧,作为中国第一代民主革命的元勋、反帝反专制的无畏斗士,蔡先生至今仍长眠于香江边上,那个被孔庆东骂作狗的人们聚居的城市。 蔡元培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故,一时海内震恸。3月7日,曾在北大做过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专门从延安向蔡元培家属发去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毛泽东叩。”“伟大领袖”的这番话,想是孔庆东所不敢忘记的。 由于当时正值抗战烽火连天,整个华北早已沦陷,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其墓位于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这是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墓园。我未得机会前去瞻仰,然从媒体报道中闻知,它虽然空间逼仄,但简朴中透出庄严肃穆。 内地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有人呼吁将蔡元培归骨北大。据《南方都市报》——一份被孔庆东斥为“汉奸媒体”的报纸——报道,上世纪80年代,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先生开始呼吁让蔡元培归葬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文中写道:“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 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不了了之。十多年后,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元培的墓仍在香港坟场,情景萧条,便给北大写信,恳请北大早日迎蔡元培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据罗孚后来介绍,北大校长办公室当时回复称条件不具备。此后罗孚曾对北大的回复提出质疑,多次撰文要求蔡元培归骨北大,均未果。 如今想起来,这些热心人其实大多是在瞎操心。且不说北大的态度冷淡,就是蔡先生的家人,也从来没有让他的尸骨“北归”的念头。去年11月下旬,蔡元培的孙女蔡磊砢女士赴香港拜祭祖父时,再度公开对媒体表示,祖父在港的平凡墓地“一如先生一生追求”,家人并不希望蔡先生归骨北大。一同前往拜祭的李大钊之孙李清先生也认为,“应尊重历史为好”,且蔡元培墓地在港,是香港民众的福气。

北大已无蔡元培

《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 陈季冰      今年春节前夕,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者在荧屏上点评“内地孩童香港地铁进食遭港人斥责”一事,讲到激越处,竟然宣称“中国人都有义务讲普通话,不说普通话的是王八蛋”,进而公然辱骂“香港很多人当殖民走狗当惯了,至今还是狗……”      在我的模糊印象中,习惯于以语言施暴的孔庆东,也算是近年来舆论界冒出来的一位名人。他的这番丑陋表演,自然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风头瞬间盖过“赵本山退出龙年春晚”的新闻。除极少数人外,网民们一边倒地痛斥这种与一名教授身份严重不符的恶劣言论。      关于孔氏令人蒙羞的言论的性质、后果及其应负的责任,大家的讨论已经十分充分,且见仁见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兴趣。不过,他屡屡展示出来的拙劣演技,倒是引我对号称“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的北京大学的前世今生颇感慨了一番。我曾是北大的仰慕者,2000年还曾因获“财经奖学金”有幸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门下进修一学期。春天的朗润园在我的记忆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因而我自认大概也能勉强算小半个“北大人”。      孔庆东大放厥词之时,距离北大历史上公认的最杰出校长(亦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校长)蔡元培的生日不远——2012年1月11日是蔡先生144周年诞辰。很凑巧,作为中国第一代民主革命的元勋、反帝反专制的无畏斗士,蔡先生至今仍长眠于香江边上,那个被孔庆东骂作狗的人们聚居的城市。      蔡元培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故,一时海内震恸。3月7日,曾在北大做过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专门从延安向蔡元培家属发去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毛泽东叩。”“伟大领袖”的这番话,想是孔庆东所不敢忘记的。      由于当时正值抗战烽火连天,整个华北早已沦陷,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其墓位于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这是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墓园。我未得机会前去瞻仰,然从媒体报道中闻知,它虽然空间逼仄,但简朴中透出庄严肃穆。      内地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有人呼吁将蔡元培归骨北大。据《南方都市报》——一份被孔庆东斥为“汉奸媒体”的报纸——报道,上世纪80年代,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先生开始呼吁让蔡元培归葬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文中写道:“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 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不了了之。十多年后,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元培的墓仍在香港坟场,情景萧条,便给北大写信,恳请北大早日迎蔡元培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据罗孚后来介绍,北大校长办公室当时回复称条件不具备。此后罗孚曾对北大的回复提出质疑,多次撰文要求蔡元培归骨北大,均未果。      如今想起来,这些热心人其实大多是在瞎操心。且不说北大的态度冷淡,就是蔡先生的家人,也从来没有让他的尸骨“北归”的念头。去年11月下旬,蔡元培的孙女蔡磊砢女士赴香港拜祭祖父时,再度公开对媒体表示,祖父在港的平凡墓地“一如先生一生追求”,家人并不希望蔡先生归骨北大。一同前往拜祭的李大钊之孙李清先生也认为,“应尊重历史为好”,且蔡元培墓地在港,是香港民众的福气。      值得注意的是,蔡磊砢也是一个“北大人”,她在北大教育学院博士毕业后留院,目前就供职于祖父曾倾注满腔心血的北京大学。还有谁比她更深切地了解祖父的心愿与北大现状之间的距离?      至少在据说是“充斥着非理性声音”的中国互联网上,北大这所曾拥有蔡元培、胡适等伟人的百年学府,眼下正越来越沦为一个笑话,这远不仅是因为一两个孔庆东。三个多月前,当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教授因创作《化学是你,化学是我》的雷人歌词而被舆论批为“欠缺人文修养”时,我还很为他抱了几分不平;一个多月前,当他说出“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这样的话时,我变得无语;而当最近在网上见到他面对前来视察的中央领导(一位远比他年轻的北大校友)时那种恭敬卑下的神态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认同大多数“非理性”网民的板砖:那个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已死。      我其实丝毫没有贬损周校长的意思。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名副部级官员,他忠实尽到了一个官员对上级的职业义务。至于教授身份,对他来说次要得多。换句话说,现在的北京大学是一个副部级的衙门。既然是衙门和官,自然要比权势,它可能就是京城多如牛毛的部级衙门中最不重要的几个之一。仅仅对门那所出过一大批现任国家领导人的清华大学,就足以压得北大抬不起头来。      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晚辈后学,我不敢代心目中高山仰止的蔡元培先生发言,但有句话令我如鲠在喉:蔡元培的后人反对将先生之墓迁回北大,实在是太正确、太明智的决定!我敢打赌,蔡先生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庆幸自己身后与孔庆东嘴里的“殖民地走狗”为邻,而非于侧身于一片喧闹嘈杂的官场(当然,还有商场)之中,与孔庆东等人为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爱思想 | 林建刚:极权统治下的人们

林建刚:极权统治下的人们 进入专题 : 文革    ● 林建刚       “文革”时期,海外的许多知识分子,或许是雾里看花的原因,有许多人都对“文革”抱着赞赏的态度,不论是科学家杨振宁还是历史学家何炳棣,都曾有这般迷思。后来有两本书对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较有帮助,一本是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另一本则是郑念写的纪实小说《上海生死劫》。这两本书在海外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许多人就是从这两本书中认识到了当时极权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燕京大学,而后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与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郑康琪结婚。     随着抗战的爆发,两人回到中国,其夫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后来被派到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临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一选择时,他们选择了留下,郑康琪后来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经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郑念任经理助理,协助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郑念因其留学英国、丈夫曾是国民党高官及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公司的经历而遭非难,致其长达六年的牢狱之灾,她的女儿则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毒打而意外身亡。随着“文革”的结束及社会的日益开放,郑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国探亲,最终定居美国。     《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到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其内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忆来叙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自由与平等的消逝          说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论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统治下的民众,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宪法。而那个时代恰恰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     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书中写道: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极权统治与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这样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不敢说真心话。对于天高皇帝远的暴君专制而言,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统治更加令人恐怖,因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松的时刻,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说中,郑念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这一“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描述不仅让人再次想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好:“文学比历史更加真实。”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下,监视与告密也就层出不穷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论与郑念同在监狱的狱友,还是她出狱时来跟她学英语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邻居与保姆,都在时刻监视着她,并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隐私自由为零的状态很容易使人崩溃,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这种不论在狱中还是在家中都遭受严密监视的状态,迫使郑念做出了离开中国的最终决定。她回忆道:“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应该说郑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黄苗子与聂绀弩、冯亦代与章伯钧、英若诚的经历等等,都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幕。许多知识分子在平反之后都写了控诉那个时代的文章,说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实,但仅仅有控诉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反思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罪恶。     或许郑念是基督徒的缘故,郑念在小说中不仅有控诉,更有反思,这种反思表现了郑念对幽暗人性的深刻认识,她曾写道:     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轻,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在这里,郑念反求诸己,表达了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观点。或许在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个平庸的邪恶导致了集体灾难的降临。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或许这种每个人所有的“平庸的恶”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人性基础。郑念的这本书也为此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后悔与无悔          1949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文革”劫难之后,大多会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假设。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陆,那自己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多数知识分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把自己的行为跟爱国联系在一起,并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表示不后悔。     与这些知识分子不同,郑念是明确表示自己后悔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郑念有些像陈寅恪,陈寅恪就曾在诗中对自己的选择流露出后悔之意。得知女儿曼萍的死讯,郑念曾自责道:“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郑念还写到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妇。“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诉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以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     郑念及其朋友对自己选择所表达的后悔,表现了她的诚实。许多知识分子用爱国的言辞来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难道离开的人就不爱国吗?书中曾写到她其离开祖国时的感受:“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在此书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对中国的种种关注。这一切无不体现郑念的爱国精神。     或许他们对于爱国的概念有所分歧吧,在陈寅恪、郑念看来,爱国的前提应该是国家爱护我们。一个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发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呢?对于这样没有人权的地方,最好的选择恰如《诗经》所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园”。    进入专题: 文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文革博物馆 > 文革阅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22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傅国涌 | 蔡元培为何不能归骨北大?

2011年11月07日 15:47:53    蔡元培为何不能归骨北大? 傅国涌       众所周知,今天未名湖畔的北大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的遗愿就是能将他骨灰埋在燕园,历时数十年,几经周折,这个简单的遗愿最终还是没有实现,直到三年前,他的骨灰在杭州郊外的一个普通公墓入土。如果说燕京大学已在近一个甲子前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未名湖是北大所在地,“北大之父”、举世敬仰的蔡元培校长归骨北大,在未名湖畔选一块地,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遗憾的是多少年来,多少北大校友、知识界、新闻界人士不断呼吁,同样迄今未能实现。     1940年春天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故,当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了他最高的评价,毛泽东从延安发出的唁电称 他 为“学界泰斗,人世 楷模 。”正值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华北早已沦陷,北大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兵荒马乱之中,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墓地在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一直呼吁让蔡先生归骨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文中说,“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无人理睬。     相隔十来年,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先生的墓仍在香港的坟场,情景十分萧条,给北大写了一封信:“恳请母校早日迎蔡孑民先生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供世世代代莘莘学子瞻仰。所需经费如有困难,可发动校友捐献,本人自当带头……”这一次北大校长办公室倒是回复了,见过这封信复印件的罗孚在《关于蔡元培的坟》文中引用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主要部分已于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属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重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批准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中心等,楼间的距离甚窄,闹声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罗孚老人对此提出质疑,蔡先生的墓本身就是文物,对北大而言,这是尤为珍贵的文物。如果真的重视此事,为什么不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从文物保护着眼将蔡墓迁葬北大,这本身就是对文物的保护。(罗孚《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131页)     北大校友的同样呼吁也一直没有断过。2003年1月,罗孚在《金庸小说,革命文学?文学革命?》文中再提此事,“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的老校长。但他的骸骨却是葬在香港的,埋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山坡上的千万坟墓当中。拥挤不堪的,使人有活人住在山边木屋区之感。我当年为此感到十分不妥,在香港和后来在北京,都在报上发表过文章,主张搬迁这坟墓回内地,回北京,回北大,这才能消除人们对这拥挤的不安。‘北京十年’后,我回到香港,又为此在报上呼吁了一次,但一次都得不到回应。”(同上,374页。)他不无沉痛地说:“我自然人微言轻。在某些不学无术的大人先生眼中,蔡先生似乎也还不够重。“(同上,133页)     如今罗孚先生已在香港谢世,他的八卷本《罗孚文集》在北京问世,其中至少有四篇文章呼吁蔡先生归骨北大的。想到蔡先生与北大的深厚渊源,而今他奠定的北大传统早已随风而逝,即使想归骨北大也不能,怎么不令世上所有爱蔡先生、敬慕蔡先生的国人黯然无语。今日之北大实在愧对蔡先生,这样的北大,其实蔡先生的遗骸不归来也罢。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在广东《同舟共进》杂志发表的《让孑民先生安息》一文说,蔡先生归骨北大之议不成,也不必遗憾,“即使归葬未名湖畔,对蔡先生来说,那也只是‘燕园’;而蔡先生曾主校政的北大,他抗战流亡中至死魂牵梦萦的,应是在沙滩的红楼。昔之红楼,久已拨作他用,楼后校园,早就填满了简易楼房,而‘孑民堂’则属文化部机关所有:老北大旧址,倒更是‘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了。”他说,倒不如让蔡先生在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安息下去。     蔡先生不能归骨北大,无损于蔡先生一丝一毫,倒是大大有损于今日之北大,一个容不下蔡先生骸骨的北大,会是一个蔡先生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北大吗?会是一个有容乃大的大学吗?这些问号,在这个浅薄浮躁的唯物质化时代里注定了无人理会,还是让蔡先生想遥远的香港仔山坡上,日日夜夜面朝大海,或听海涛闲话,或闻惊涛拍岸吧。     2011年11月3日     (首发于11月7日《南方都市报》)       上一篇: 《寻找林昭的灵魂》获第一届阳光...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蔡元培为何不能归骨北大

蔡元培为何不能归骨北大 作者:傅国涌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1-11-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7 10:24:29 阅读量:136次     众所周知,今天未名湖畔的北大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的遗愿就是能将他骨灰埋在燕园,历时数十年,几经周折,这个简单的遗愿最终还是没有实现,直到三年前,他的骨灰在杭州郊外的一个普通公墓入土。如果说燕京大学已在近一个甲子前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未名湖是北大所在地,“北大之父”、举世敬仰的蔡元培校长归骨北大,在未名湖畔选一块地,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遗憾的是多少年来,多少北大校友、知识界、新闻界人士不断呼吁,同样迄今未能实现。   1940年春天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故,当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了他最高的评价,毛泽东从延安发出的唁电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当时正值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华北早已沦陷,北大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兵荒马乱之中,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墓地在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一直呼吁让蔡先生归骨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文中说,“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无人理睬。   相隔十来年,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先生的墓仍在香港的坟场,情景十分萧条,给北大写了一封信:“恳请母校早日迎蔡孑民先生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供世世代代莘莘学子瞻仰。所需经费如有困难,可发动校友捐献,本人自当带头……”这一次北大校长办公室倒是回复了,见过这封信复印件的罗孚在《关于蔡元培的坟》文中引用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主要部分已于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属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重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批准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中心等,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罗孚老人对此提出质疑,蔡先生的墓本身就是文物,对北大而言,这是尤为珍贵的文物。如果真的重视此事,为什么不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从文物保护着眼将蔡墓迁葬北大,这本身就是对文物的保护。(罗孚《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131页)   北大校友的同样呼吁也一直没有断过。2003年1月,罗孚在《金庸小说,革命文学?文学革命?》文中再提此事,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的老校长。但他的骸骨却是葬在香港的,埋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山坡上的千万坟墓当中。拥挤不堪的,使人有活人住在山边木屋区之感。我当年为此感到十分不妥,在香港和后来在北京,都在报上发表过文章,主张搬迁这坟墓回内地,回北京,回北大,这才能消除人们对这拥挤的不安。‘北京十年’后,我回到香港,又为此在报上呼吁了一次,但一次都得不到回应。”(同上,374页。)他不无沉痛地说:“我自然人微言轻。在某些不学无术的大人先生眼中,蔡先生似乎也还不够重。“(同上,133页)   如今罗孚先生已在香港谢世,他的八卷本《罗孚文集》在北京问世,其中至少有四篇文章呼吁蔡先生归骨北大的。想到蔡先生与北大的深厚渊源,而今他奠定的北大传统早已随风而逝,即使想归骨北大也不能,怎么不令世上所有爱蔡先生、敬慕蔡先生的国人黯然无语。今日之北大实在愧对蔡先生,这样的北大,其实蔡先生的遗骸不归来也罢。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在广东《同舟共进》杂志发表的《让孑民先生安息》一文说,蔡先生归骨北大之议不成,也不必遗憾,“即使归葬未名湖畔,对蔡先生来说,那也只是‘燕园’;而蔡先生曾主校政的北大,他抗战流亡中至死魂牵梦萦的,应是在沙滩的红楼。昔之红楼,久已拨作他用,楼后校园,早就填满了简易楼房,而‘孑民堂’则属文化部机关所有:老北大旧址,倒更是‘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了。”他说,倒不如让蔡先生在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安息下去。   蔡先生不能归骨北大,无损于蔡先生一丝一毫,倒是大大有损于今日之北大,一个容不下蔡先生骸骨的北大,会是一个蔡先生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北大吗?会是一个有容乃大的大学吗?这些问号,在这个浅薄浮躁的唯物质化时代里注定了无人理会,还是让蔡先生在遥远的香港仔山坡上,日日夜夜面朝大海,或听海涛闲话,或闻惊涛拍岸吧。     (作者系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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