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义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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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失灵”导致垃圾减量失灵

“社区失灵”导致垃圾减量困难 冯永锋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就是几年以前,我刚刚开始对垃圾发生迟来的兴趣,于是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访问身边的“垃圾人”——他们有时候被称为拾荒人,有时候被叫作“再生资源回收商”,有时候被叫成收废品的、捡垃圾的、买破烂的——我访问他们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一有时间就和他们在一起混混。所谓的混混,不过是他们在垃圾边干活,我在旁边看着,不太脏时搭把手,太脏了就捂着鼻子扇着手掌躲得远远。 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去拜访“社区”。北京上海这样在世界级大城市,到底有多少个社区,恐怕连国家统计局、中科院遥感卫星,也不太清楚。社区这个概念又是那么的含糊,有时候是指某个居委会或者村委会统治下的一大片地方,长人的与长草的都算上;有时候又是特指某个刚刚开发出来的商品房小区,这类社区的大小取决于开发商拿地、贷款和盖楼的能力,开发商能力大,盖出个天通苑那么大的地盘,那么这个社区面积就大得让人害怕,大得让人一进去就陷入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有的社区则可能很小,小的,甚至只有两三座小楼,外加一两座平房。 我第一个去的社区就真的只有两三座小楼,而且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这是某个教育单位的家属楼,因为是单位独有的,在社会主义时代,单位就需要成立这几座楼的管理委员会,因此,这个小区有一点点像是特区,或者是居委会的分支单位,它们给自己取了个“与子有别”的名字,叫“家委会”。家委会的人多半是搞教育出身,因此无论是外人还是自己都相信“素质高人一等”。大概真的是素质起了作用,1996年,当他们在电视里看到当时还不算著名的民间环保人士廖晓义大肆宣讲垃圾分类的好处之时,他们就发了要所有的人一起把垃圾分开的愿心。他们费了不少劲才找到廖晓义,请她来做指导。从此,一直没有放松。院子里垃圾分类的桶就更新了好几代,环保组织们不懂垃圾分类,但知道在桶上印刷垃圾分类的几个大字;环保组织不愿意在社区里扎根,于是就让这些桶在社区里扎根和风化。 十多年后,位于北京西城区大乘巷的这个家委会,名声并没有像某些人想像的那么鹊起,不要说北京市政府,就是北京市西城区的政府,也几乎不知道他们。但在我这样的人看来,西城区家委会大概是全中国公众能够做垃圾分类的最好证明点。当环保组织和政府组织不假思索地说垃圾分类推广不畅是“居民素质差”的时候,西城区家委会的人默默地用自己的劳动推翻了所有的误判。虽然他们心里很清楚,垃圾分完之后,出门仍旧被混在一起。 出了门的垃圾仍旧混在一起,这显然就是政府的责任了。当我去拜访政府官员的时候,他们往往做出三点声明,一是政府工作人员太少,无法应付全城每天生产的将近2万吨垃圾;二是政府的拨款有限,无法对垃圾分类放置、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各种设施进行更新改造。三是公众素质永远是非常差的,家委会能做到的,其他人一定做不到。 我当然不死心,于是就跑去追查更多的社区。2000年,当时就250个社区宣誓要做垃圾分类,我去看了几个,发现,社区居民连有人代表他们宣誓都不知情,更不知道垃圾分类的“技术方案”了。他们不停地反问我是不是搞错了。我又去宣武区的建功南里,那里是北京垃圾分类的明星区,廖晓义当年联合北京市政府给这个社区立了的一个绿色社区的大牌子。如今,牌子上的字依旧闪耀,而社区居民已不知垃圾分类为何物。 2007年,因为奥运会大驾光临,北京市抓紧了垃圾分类面子工程的建造。这次他们选择了党政机关和奥运接待场馆。随检查组去检查的时候,做得似乎都不错。后来单独去看,又似乎没有发现持续下去的热情和可能。 2009年,北京市开始要在几千个社区,在朝阳区麦子店的一个大办事处,“点面结合”地推进垃圾分类。然而,当我暗藏机心,去这些社区查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些社区仍旧有虚报工作的嫌疑。 2009年3月份,又随国内著名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去访问了海淀区六里屯垃圾处理园区周边的几个小区,发现,如果社区不作为,那么垃圾分类将永远不可能推进。2010年5月份,当北京阿苏卫垃圾处理园区周边的一些小区公众,联合起来要“自主垃圾分类”的时候,我又一次深深地感觉到,如果垃圾分类不从社区层面进行综合设计,那么垃圾分类或者说垃圾减量也将是不可推进的任务。 我认识的许多朋友,都在家里尝试垃圾分类,几乎每个人在家庭层面都能够成功,无论是干湿分开,还是把家里所有的湿润之物全都烘干;无论是把家里的厨余物用来养蚯蚓,还是用微生物发酵,反正只有稍微费点心,家里的垃圾就能够得到比较妥善的处理,有些人甚至开始畅想,如果他的技术和经验能够得到全民普及,那么,全国人民的生活垃圾都将可能实现“零排放”。 一些做地产的企业也开始跃跃欲试,我所认识的万科、万通、永泰、首创,似乎都有在自己建设的小区内推广垃圾分类的美妙理想。他们把这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他们把这视为“物业服务”的基本元素。然而,当他们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经理,找到环保组织,希望环保组织给出可行性方案的时候,环保组织也不知道如何“进社区”,哪怕是北京地球村长年扎根东四奥林匹克社区的经验,也似乎无法用来复制和推广。 于是所有的公众都把渴望的目光转向了政府,转向了全世界最大的公益组织,转向了环保部门,转向了城建部门,转向了“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希望他们能够带领公众突出垃圾的重围。 这些机构还真在呼应公众的需求,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比如北京市,就发动各个社区,在公交车站拉出了绿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第几个垃圾减量日”,为了表示节省横幅的决心,横幅中的其他字都是不变的,只有“几”字随时递进和更新,像地铁里窗户上的那行字“某月某日已消毒”那样,只有“某”字按需替换就可以。有些社区做得更积极些,在小区内的某个宣传栏上,刷上两行大字,上书“不要在丢垃圾时,丢了自己的脸”。或者又有些社区做得还积极些,把放置在公共场所的垃圾分类的桶,又重新购置了一批;有心的人去探望了一下,发现确实有进步,过去桶外是分开,桶内是相连的,现在,三个桶真的互相隔离了;只是,打开每一个垃圾桶,里面装的内容,似乎完全一样。 一切都没有变化。因为,在这个全民环保的时代,如果没有人在社区里做足够精细的工作,如果社区工作者还沉迷于痴心妄想和无所事事,靠横幅和宣传口号,就要让垃圾减量变为现实,那么,我们的社区工作也太好做了,我们的垃圾也太容易处理了,我们的公众也太驯服了。 衡量一个政策的诚意,其实就是看这个政策是不是在社区层面实现了流通和中转,就是看这个政策在社区层面是不是得到了积极的执行。衡量一个环保组织是不是真的进了社区,也是看这个环保组织在社区发动时是不是面对真问题做足了功课,看这家组织设计出来的解决方案是不是俘获公众的芳心。说到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组织的想法和理念,拿到社区层面上去检测,检测通过,估计就可推进的可能;检验效果不佳,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善,并继续试验,总有一天,“社会主义新城市”的中国特色社区,个个都能练就一身“垃圾减量本领”。 如果你要检测城市的垃圾减量工作是否真的在推进,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城市管理得是不是真心想解决垃圾的问题,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推开一个个社区的门,看看垃圾在社区的“生活遭遇”,一切你就会了然于胸。有了足够的社区作为你观察和立论的基础,你真的就可以身陷社区而知天下大势。 社区麻木,社区失灵,社区瘫痪,是中国当前非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垃圾减量或者说垃圾分类迟迟动弹不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社区管理者、服务者们,并没有把垃圾当回事,没有把公众的呼声当回事,没有把自家的工作职责当回事。 (20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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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正在全方位改变世界

两个月前,当绿色和平组织的志愿者装扮成红猩猩,高举着写有“你的轻松一刻,我的悲惨一生”的标语(套用雀巢奇巧巧克力广告语“轻松一刻,奇巧时刻”),同时出现在中国、英国、瑞士等国家主要城市的街头,呼吁雀巢公司停止从印尼金光集团采购棕榈油时,在金光集团眼里,这不过是一群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本文指非政府非盈利组织)的又一次表演而已。 众所周知,作为印尼第一大财团,金光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营棕榈种植园,旗下公司AFP是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商,几乎垄断了全球棕榈油产品的整个上游。以棕榈油产业巨无霸的身份,金光集团可以绕过印尼法律中关于任何公司在热带雨林地区不得占用超过20万公顷森林的规定,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控制着280万公顷的棕榈油种植园。同时,他们还可以做到让印尼政府将搜集金光集团毁坏热带雨林证据的志愿者,以从事“非法行动”为名驱逐出境。 看起来金光集团似乎是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环保组织于是将矛头转向了与他合作的全球500强企业。今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在递交给雀巢的公开信中,谴责金光集团大面积毁灭热带雨林,将棕榈种植园向热带雨林及泥炭地扩张,侵占濒危物种红猩猩的栖息地。5月17日,雀巢公司正式发表声明,表示全球范围内不再使用导致热带雨林遭受破坏的产品,以此作为对绿色和平组织呼吁的回应。 不仅如此,在绿色和平组织持续不断的施压下,2009年12月,全球第二大棕榈油消费公司联合利华亦宣布终止与金光集团价值3000万美元的棕榈油采购合同。随后,食品巨头卡夫集团宣布于今年年初终止与金光集团的合同。石油巨头壳牌和英国连锁超市Sainsbury’s也先后表示不再从金光集团购买棕榈油。 作为一家长期在国内一手遮天的行业寡头,金光集团必然会重新评估NGO在全球商业生态中的巨大影响力,而对于NGO来说,这不过是他们的使命而已。 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人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最有看头的不是各国首脑的政治秀,与他们的无可奈何比较起来,NGO们的热情来得更为直接。哥本哈根会议上所有的政府谈判代表不过1万多人,而NGO代表有2万多人。NGO试图在这个国际社会面对气候问题的关键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结果的走向。 NGO们的热情是有理由的。历史上因为他们而改变的关键时刻有很多:对卢旺达危机的国际行动就是在美国、法国、英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各国政府进行人道主义游说、施加压力后采取的;尼泊尔阿伦河二号工程的搁浅也是由于当地NGO游说,导致资金撤出的结果。NGO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们会而且能够撬动政府决策层甚至是国际间行动组织,对政府间行动和政府的决策施加压力和影响。更有甚者,1991年菲律宾政府通过“地方 对于政治的影响,是诸多NGO行动的一级目标,但并不容易达到。 今天他们更多的是以商业和经济的方式与行业和企业对话,用企业认可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合作,为完成NGO的终极使命─—保护环境或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做出应有的努力。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其他机构一起合作推出的FSC森林认证,已经成为全球林业市场的“通行证”。企业一旦拥有FSC森林认证这块招牌,就等于表明自己的木材和产品是来自那些经营良好的森林。而且,这个认证还正在形成贸易壁垒:欧盟规定,没有获得FSC森林认证的国外企业,将享受不到欧盟的关税优惠。为了推动FSC森林认证,欧盟出台了一项“贸易鼓励安排”政策。企业如果能贴上FSC标签,可借此向海关申请比例可观的关税折扣。 受此影响,从2001年-2009年,近两百万公顷的森林面积通过了该项认证。在中国,通过该项认证的企业数目从最初的7家上升到了1000家,就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的所有木地板和房门都通过该项认证,以此支持绿色奥运的理念。 NGO推动行业标准的结果是,它不仅仅影响某一个企业,而是通过几个领先企业作为表率,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产业,进而去推动国家层面制定出更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这正是NGO所希望看到的——社会秩序、环境和商业规则因为他们的标准而改变。远不止如此,在企业社会责任无法逃避的今天,NGO对改变企业自身的商业模式、逻辑甚至战略上的影响都无比深远。比如,血汗工厂的话题。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众多跨国公司的话题,可口可乐、GAP、沃尔玛、耐克等许多国际巨头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这次轮到了苹果。 与许多美国公司一样,苹果的制造业务主要位于海外,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2006年,外界批评苹果iPhone的代工厂富士康的工作环境恶劣。苹果也通过调查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承诺改进。在马来西亚,苹果与另外3家公司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组织共同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希望借此帮助两家马来西亚工厂提升对国外合同工的管理水平,包括为工人提供与法律和权益相关的文化指导和教育。苹果表示,该公司将把从中学到的经验推广给所有供应商,并将继续对供应商进行审查,对于屡次违规的企业,苹果将不再与其合作。其实,这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选择问题,对于许多供应商来说,这或许是个生死攸关的话题。如果做不到苹果的标准,一旦被踢出局,他们的生存或许都是个问题。 NGO在中国 很难具体考证中国的NGO历史从哪年开始。但是近年来,中国NGO的发展似乎都与一个词有关:灾难。1998年是中国NGO的启蒙时代,“抗洪救灾”是那一年绝对的关键词。对于当时的企业家来说,能够在央视的赈灾晚会上代表公司为灾区捐一笔款是最时尚的做法,即便如此,对于羽翼未丰的民营企业,上晚会捐款还只是属于大型国企的殊荣。 那时的普通百姓对非政府组织的印象,多半还是代表希望工程的那双大眼睛,以及灾害发生时在电视上号召公众捐款的中国红十字会这类半官方机构。以至于当人们谈论起NGO时,不得不特意跟人解释这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1998年大洪水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以及官方对环保的重视,使得NGO开始在中国扎根。 更重要的是,面对洪水暴露出来的太多环境问题,国家在政策层面将环保列入了政府重视的项目;以梁从诫、杨东平等文化学者发起成立的“地球之友”(应为“自然之友”,本站注)开始开展群众性的环境教育和环保读物的出版工作。前社科院研究员廖小艺(应为“廖晓义”,本站注)发起的“北京地球村”也通过协助拍摄环保纪录片和组织公众活动的方式宣传环保理念。但是,放眼全国,在那个时候真正以专业方式开展工作的NGO还寥寥无几。 6年之后的2004年,这是一个在中国NGO历史上不得不书写的年份。那一年,印度洋海啸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更多的终极思考。面对越来越频发的自然灾害,NGO应该成为一种政府之外将民间爱心集中起来的力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电视画面中,国际NGO在受灾地开展的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后重建,也为国内的有识之士带来启发。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在这一年,随着不断成长的NGO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是年6月1日,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国内企业和个人出资设立非公募基金会,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公益事业。该条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由此开始,所有的NGO确立自己的“名分”,使“非公募基金会”这种民间组织形式得以正式落户中国。 政策的受益者不仅只有国际大牌NGO,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成立基金会,而受政策预期的影响,更多的民间NGO在全国各地纷纷注册。就在《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的4天之后,王石、冯仑等数百名企业家在腾格里沙漠发起成立阿拉善生态协会,首次将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写入自己的宣言。 2008年,注定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牵动了人们心底的善念,点燃了中国全民慈善时代的火种。也是这一年,NGO的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NGO步入了各自发展的快车道。 汶川地震的救援使中外NGO得以在一个平台上共同奋战,也让国内的NGO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地震初期,西班牙的一个NGO,只用两三个人就组织、支持了15万灾民的日常用水项目;而一个拥有100多位志愿者的国内NGO,只服务2万人却乱作一团。 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本土NGO也开始认识到,仅靠一腔热情无法撑起NGO的理想,要想使NGO组织能够长远发展,必须做到专业化和差异化。 当CSR遇到NGO 对于企业,汶川地震在刺激了他们公益热情的同时,“捐款门”事件频发。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思考如何使企业的公益行为不只是一时的“有感而为”,而应当变得具有可持续性。换句话说,企业也希望能利用自身优势,长期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好处,而不是简单的捐款捐物而已。 在今天,企业社会责任(CSR)早已经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名词,实际上它正在成为企业构筑自己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不用考虑有多少企业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只要去看看企业都是在怎么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领域,企业与专业的NGO之间有太多的合作空间。 比如在成熟市场,无论是生物科技、医学创新、食品安全还是教育、科研等领域,大部分人的一生很难不与NGO发生联系,无数大大小小的NGO和基金会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世界。在艾滋病领域,全球基于艾滋病的科研攻关大多得到了盖茨基金会等基金的资助;在农业新技术研究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默默支持;甚至在种族平等、防止核扩散、提升儿童营养等多个问题上都能看到NGO的身影。 在美国,合法注册的NGO总数已经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美元,解决了900万人的就业问题。大量NGO广泛活跃在慈善、教育、文化、艺术、环保等多个领域,NGO年总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7.5%。有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非盈利部门公益捐赠3076.5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GDP的2.2%,占美国当年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10%左右。也就是说,不考虑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部门社会支出,仅美国民间当年就有占GDP2.2%、财政支出10%的社会资金投入到社会救助中。而在中国,2007年的公益捐赠占GDP的0.09%,2008年占GDP的0.27%──即使是全民慈善激情爆发的2008年,这个数字与美国市场比较起来依然差距太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NGO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将逐步提高。前提是,需要大家了解NGO 和他们的使命,并让越来越多的人跟他们一起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监督,更多的NGO通过选择与企业合作,影响合作伙伴。比如,为了解决麦当劳包装对环境的污染问题,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专家就曾与麦当劳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出一种保温性更好、存储方便且减少漂白工序的薄纸包装,用来取代之前对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的塑料包装盒。薄纸包装一直沿用到现在,为全球数量众多的麦当劳店减少了大量污染。 这样的情形,中国也正在发生。NGO和企业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执行CSR战略,帮助公司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识别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还能推动政府制定相关的法案,他们的报告很多时候甚至能影响政府决策。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做的是,学会用NGO的语言和逻辑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也帮助自己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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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名女“丢手绢”

三个女人丢手绢 冯永锋 善良的读者请把三当成约数,你可以说是一,也可以说是一百,一万,一百万。 我所熟悉的搜狐网,我似乎也熟悉的《心理月刊》,突然告诉我她们在推“绿手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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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绿色生活在中国的不可能-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

让环保细节生活化和日常化,是许多环保主义者的理想。1996年,廖晓义创办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时候,想做的事,就是倡导“绿色生活”。她试图在催化公众的垃圾分类,试图以社区为单元,创建“绿色社区”。如果你去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会发现小区中的空地上,还立着一个“绿色社区”的碑。

许多大学也不甘落后,纷纷要创办“绿色学校”。许多人士更是勇于实践,纷纷要在生活中践行环保;城市开始大起胆起推行公共交通,旅游想要替换为“绿游”,飞机想要绿化,火车要成为绿色列车,银行承诺遵守“赤道原则”,超市开始考虑供应链的绿化,绿色证券、绿色税务、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等纷纷成为社会公用词。

然而,你发现,生活绿化问题,在中国很难兑现为“现实可能”,因此,你会发现,无论是政策还是生活,处处都在“虚情假意做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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