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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香港前政务司长曾收北京“神秘汇款”

本周早些时候,香港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在法庭证词中表示,他曾从北京不明来源处获得一笔款项,约港币1100万元。许仕仁与香港房地产大亨郭炳江、郭炳联等共5人被控与涉及港币3400万元的利益输送案有关。指控未涉及来自北京的款项。这起案件震惊全港。郭氏兄弟经营的新鸿基地产按市值计算是亚洲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拥有包括118层环球贸易广场在内的多幢地标性建筑。

【喷嚏图卦20131019】抗美援朝是有意义的,没有朝鲜,你的幸福感要降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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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两会: 官媒发李源潮梁振英谈笑合照再惹港澳组长人选猜测

不过也有其他舆论认为,笃定接替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兼管港澳工作的机会最大。 按照惯例,国家副主席通常都兼管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职位,过去的曾庆红如是,上届的习近平亦如是。但由于李源潮十八大未能如外界所料晋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能否出任国家副主席以及兼管港澳事务,即成悬念。 官方中新社5日发出的照片显示,李源潮与梁振英在大会散场后一起步出会场,两人边谈边笑,而李源潮更见眉开眼笑,一点不像外传他已失势靠边站的样子,惹人猜测他虽未入人大主席团常务主席,但未来国家副主席之宝座或未失,或将成为继王震之后,第一位非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国家副主席。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对香港事务有一定的认识,亦因此而被看好是接管港澳事务的热门人选。据东方日报评论文章透露,铁定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早已接手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一职,这两、三天便会现身港澳人大代表团会议」。 但无论如何,根据一般猜测,未来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人选,将不出张德江与李源潮两人之外。这可从梁振英上次上京述职的安排,可见端倪。 去年12月20日,习近平分别接见梁振英和澳门特首崔世安,陪同接见的有张德江、政治局委员刘延东、李源潮以及政协副主席廖晖。

信力建 | 广东,“有为无位”?

作者: 信力建   2010年,有关方面确立了五个国家中心城市,它们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这五个中心城市,从地理位置来看,东南西北都有,这有点战略布局的考虑。从城市地位和级别来看,有四个是正省级的直辖市,唯有广州是一个副省级的省会城市,这就有点意思了。中国这么多的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为何单单只有广州入选?于是有人分析:四直辖尤其是天津、重庆,主要是靠位子——“直辖市”来博位的,只有广州是靠自身实力来博位,换言之,前者是“有位有为”,而广州却是“为才有位”!其实,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话,我们也许会说:整个广东,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似乎处于“有为无位”的尴尬境界。 就广东对中国的经济贡献而言,广东无疑是老大:从1994年起,广东税收就稳占全国第一,到2011年,广东全省国税系统完成税收收入7780.17亿元,同比增长14.5%.广东地税系统累计组织税费收入6079亿元,其中组织税收收入4248亿元,增长28.1%.而按照财政部发布全国《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2011年全国税收收入为89720亿元——也就是说:广东一省所交的税占全国的七分之一,或者说全国没7元钱的税,就有广东的1元钱。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将2004年广东跟同样是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的江苏做点比较:这一年同样有七分之一是广东完成的。而广东这一年人均GDP20165.3元,同年江苏省人均GDP为20254.3元——也就是说,广东的人均GDP只占江苏的99.6%。但这一年广东上缴国税2505.67亿元,人均上缴国税3150.2元;江苏上缴国税1643.99亿元,人均上缴国税2219.8元——也就是说:广东人均上缴国税比江苏人均上缴国税多百分之41.9%。综上所述:广东人均GDP比江苏低0.4%以上,而人均上缴国税却比江苏多41.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中小企业对国家税收的贡献:根据《2011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调研报告》,目前向中小企业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门共有18个,收费项目有69个大类,子项目则有上千个,企业税外负担很重。与其他省份相比,广东的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更重,2010年,广东税收与GDP的比值为25%,同期江苏则仅为17%。 那么,广东交这么多税收是不是因为国家对广东投资多呢?是又不然,在划经济时期,苏沪演进成轻工业基地,广东被遗弃发展长期滞后。在解放后,第一波工业化的高潮,可以说是苏联对中国的156项援建。这些援建,一部分是恢复被破坏的满洲国工厂,一部分则是新建。从布局上,高度集中于华北及东北区。它的建成,奠定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北重南轻的基本格局。第二波高潮,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出于国防的考量,进行的大三线建设,也就是把装备工业军工工业高科技等等迁徙到西部的山区。这时候北有老工业基地,西有三线,东有华东传统轻工业基地,按照均衡原则,到了七十年代,应当发展南方的工业空白区了,可此时恰恰赶上了文革。所以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到70年代末为止,从浙江南部,到福建,到广东,再到广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工业布局的最薄弱片。而上海和苏南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地方在于,由于北方的工业多集中于重工业,全国范围内需要发展一定轻纺工业与之平衡。上海苏南有轻工业的基础,距离北方原材料供应地也不算太远,所以逐步演进成一个轻工业的制造基地,如肥皂、自行车、奶糖、羊毛衫等等。产业层次不高,但规模上已经相当可观。而当时广东则仅仅被定义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基地。如广州韶关几市,有几家小工厂,也是散小零弱。粗浅的做下判断,在改革开放前夕,广东的工业化水平约落后于苏沪30年左右。改革开放后是不是就改变了这种情形呢?唯唯否否。80年代广东享受到的最大优待是税收的定额上解,即一定程度上的税收包干。但与之相应,该时期国家也基本很少在广东投资重大工业及基建项目。当时全国建设的重点是什么呢?一是以葛洲坝为代表的一批大水电;二是集中布局于华北华东的数个乙烯及炼油等石化项目;三是偏重于中西部的铁路基建。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真相,国家开放广东的真正目的,并非要把其打造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而是为了弥补当时外汇不足的困境。要工业化,就要大量进口机械、石化、钢铁等等大型成套设备,这需要巨额的外汇,而当时中国的出口只依赖丝绸、猪鬃、桐油之类土特产和少量石油出口,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故而产生了很高逆差。这时候,高层看到了四小龙及东南亚地区利用出口加工获取外汇的成功,就打算利用广东作为这样一个出口加工的基地,来为全国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赚外汇。更夸张的说,如果赚外汇帮助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完成之后,它可能被减弱或取消。只是,最后广东的发展,大大的超出了领导的预想。并最终促成了中国的全面转型。然而,广东在经济上有为的结果并没有导致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有位。据一份对中国大陆31省市、自治区现任一把手籍贯统计,则山东籍 4人 浙江籍 4人 安徽籍 4人 河北籍 3人 河南籍 3人 福建籍 2人 江西籍 2人 江苏籍 2人 陕西籍 2人 吉林籍 2人 山西籍 1人 湖北籍 1人 蒙籍 1人 。也就是说,此31地之最高领导,各不相同,其籍出自13地。其余大陆18地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川、湖南、广东等地均无一人,新疆、西藏自不消说。我们不妨再以江苏和广东做个对比:资料显示,在分省(市、自治区)政要籍贯最新统计排名中,江苏省以1206人,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41人的实力而在各省市中仅次于山东上次排名第二,广东则以446人,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14人,排名第十四,值得指出的是其中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14人分别是:马万祺、邓兆祥、叶选平、叶剑英、刘复之、肖扬、何香凝(女)、谢非、雷洁琼(女)、蔡廷锴、廖晖、廖承志、霍英东、罗富和,大多在政协任职,且多数已经去世,而广东籍60后的部省官员就更少,只有副省级的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当然,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张德江、王岐山、张高丽都在广东做过领导,但他们都不是广东人。广东似乎只是一个外地人来领导的大省,国家需要广东的钱更胜广东的人。 除了在政界广东跟其经济大省地位不相符外,其他方面也能体现广东“有为无位”的尴尬。比如2005年的油荒,当时广州凡是有油的加油站前都排了几百米长的车队,等着加油。而没有汽车排队的油站,肯定是没油了。广州周边的城市也是一个样,深圳有百分之五十的油站没油了,而佛山、顺德等地甚至有人到广州来加油。广州市昨天被逼无奈,向广州石化借了7000吨油,以解燃眉之急。广东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其燃油的供应应该是有充分的保障的,为什么会出现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油荒呢?而油荒也只有广东才发生,别的省份却安之若素?有人将这个责任归结到两大垄断集团身上。确实,他们应该负很大的责任。但是,我们将此次油荒放在中国这个前市场经济的国家来看,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转,一切都是等价交换,那广东绝不会闹油荒。即使出现全国性的油荒,广东也应是最后一个出现危机的。因为广东的经济实力是摆在那的,谁也没老广财大气粗。但在目前这个前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表面的规范并掩盖不了实质的不公。广东在中央的政治地位,是个人都看得出,是什么样得待遇。别的省份是经济能人都能往上提拔,广东对国家GDP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却偏偏没有得到政治上的青睐。现在连一些经济没任何起色的省市领导人都进常委席了,广东的就硬是进不去。其中玄妙,无人说破。同理,像石油等这些关系到社会安危的战略性物资的供应,都是有政治力量做保障的,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商品,谁钱多谁就买得到。看看北京,日耗油量估计比广州少不到哪去,但北京永远都不会有油荒。哪怕马六甲海峡被美军封锁,国外的油一滴都进不来,北京也不会闹油荒。因为国内极少的石油资源都供北京了。《南方周末》曾报道兰州至新疆的乌鞘岭隧道的开挖极不科学。那就是因为北京对石油的需求增大,专修隧道为北京运油,而采用不科学的方法开挖以缩短工期。 事实上,经济跟人密不可分,经济发达的地方能人一定多,而广东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跟广东人思想的解放和切实有直接关系。就此而言,广东自应在中国政治版图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然而,他们的思想似乎不受重视。2009年底,原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院长任剑涛教授离开广东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当一位记者住要去赶飞机回北京的任教授,问他离开广东算不算广东的人才流失,任教授回答是:“我到北京是为了在北京发出广东的声音。”从这件事上,我们不难看出广东的声音在北京是何等的稀缺。 “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点在广东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得到真正体现。

新华网 | 丁光训遗体在南京火化

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三届、四届、五届主席,第六届、七届、八届名誉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一届、二届、三届会长,第四届、五届、六届名誉会长,金陵协和神学院名誉院长,爱德基金会董事长丁光训主教的遗体,27日在江苏南京火化。 丁光训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1月22日10时在南京逝世,享年98岁。...

德国之声 | 港媒忧特首选举“俄罗斯化”

     针对已经展开的香港特首选举,香港《苹果日报》发表社评,题为《防止香港选举「俄罗斯化」》。社评写道:"俄罗斯刚过去的国会选举疑点重重,问题多多。据国际传媒观察,执政党采取了大量旁门左道的手段扭曲选举结果,保住国会多数议席,……。俄罗斯这样子的选举当然不能算是民主选举,当然不能算是公平公正的选举,甚至可能令当地的民主政制不住倒退,沦为执政党合理化铁腕管治的工具。而假若香港市民、社会及特区政府不好好堵塞近期出现的种种选举漏洞,不好好清理选举制度内的种种漏弊,香港未来的选举大有可能「俄罗斯化」,大有可能变成被当权者操控及不公平的过程,令香港跟民主政制相距越来越远。"     社评写道:"事实上十一月区议会选举后涌现的多宗种票案件委实令人触目惊心。首先,出现种票情况的选区并非局限在个别选区或地区,而是遍布港九新界不同地区。……假若全港不同地区及选区都有类似的情况,整个选情将会面目全非,民意也将会被严重扭曲。……更令人惊讶的是,连选委会这样的小圈子选举也出现种票疑云。本报发现,有个别专业组织容让已退会或没有专业资格或不符合选民资格的人登记成为选民,好增加选委的数目及对特首选举的影响力。……若果香港社会、市民不强力反对这些干扰公正选举的行为,不及时制止选举的不正之风,香港的选举就有可能「俄罗斯化」,变成一场私相授受的闹剧。"    香港《苹果日报》本周还就香港特首选举发表社评,题为《中共窝里斗文化危及香港价值》。社评写道:"香港特首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举行前夕,两位建制派参选人唐英年、梁振英已斗至恶形恶相,并将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廖晖及本港一间传媒集团拖落水。对被剥夺特首选举权的市民来说,在静观这幕政治闹剧如何续演之际,也不能不警惕,唐梁之争的实质是中共权斗、窝里斗的文化在香港的延伸,任由中共将选举作为权力分配结果的粉饰,将危及香港民主、法治的核心价值。"    社评写道:"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中,没有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只有铁幕后的权斗、窝里斗,所谓选举,最多也只是认认真真走过场,即只有等到幕后斗出结果才进入选举程序,让代表们举手同意。香港的特首选举,迄今是北京操控下的小圈子游戏。只要是北京认定的候选人,无论是商人出身的董建华,还是公务员出身的曾荫权,都可以无风无浪地顺利当选。……下届特首选举之所以出现唐英年、梁振英之争,并且陷入恶斗,中共舆论可以美其名曰体现特首选举的民主,外界则多归结为太子党与团派之争。但是,从港澳办前后两位主任的背景、取态来看,事件并非这么简单。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廖晖卸任一年仍占据港澳办的主任办公室,遥控唐英年参选,而现主任王光亚则倾向于支持特首要有竞争。不过,王光亚及提携他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都属太子党,习近平又是在江泽民支持下才成为中共「王储」,如以派系利益而言,他们都不可能不支持江泽民心仪的唐英年。"    社评继续写道:"习惯于幕后操纵选举的中共,在香港区议会选举时尚且大举动员,令种票问题发展至骇人听闻的地步,令香港的法治和公平选举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特首选举这种小圈子游戏,中共岂能容许出现意外?高层的窝里斗令香港特首选举意外地有了竞争,但是这与内地省委书记、省长的选举一样,彰显的不是候选人的能力、政纲,而是其在中央的靠山、人脉,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随时沦为被操纵的选举工具,失去监督功能。这种悲哀,惟有等到真正普选实现之日才能抹除。" 另外,在大陆局势方面,《明报》发表报道,题为《北京闻风﹕全国环保大会,聚焦空气污染》。报道写道:"第7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将于本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今次会议原定于11月召开,因故推迟一个月。作为国务院级别最高的环境会议,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每5年开一次,今次会议面临复杂多变的环境形势,其压力和挑战预料是前所未有。分析认为,解决公众普遍关注的环保问题将成为会议一大重点。" 报道接着写道:"权威人士称,随着近年国内环境污染加剧,以及中国未来开始兑现国际减排承诺,政府将推出更严厉和有效的措施,其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环保监督力度,尤其是解决公众反映强烈的环保问题,将成为会议的热点。" 摘编:李华 责编:苗子

德国之声 | 北京与香港 中央与地方

王光亚访港引关注 北京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日前访问香港。王光亚访港不但是他上任后的首次,而且正值明年香港特首选举之前。对此,香港《苹果日报》发表社评,题目是《肆意指点港事,损害高度自治》。社评写道:"港澳办公室主任本来是特区政府跟中央政府其它部委、跟各地方省市打交道的中介人,本来不过是统筹协调中央特区关系中间人,不会涉及香港的具体事务,不是特首或特区政府的太上皇,更不会对特区政府的施政指指点点。上任港澳办主任廖晖先生回归十多年来几乎从来没有公开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提出过甚么批评或意见,也没有要求董特首、曾特首要特别注意甚么问题,要特别关心甚么阶层的生活……。他只是默默的扮演中间人、联络人的角色。廖晖先生的接班人王光亚先生却完全不一样。过去几天他在香港就像一位竞选特首的候选人,既见尽高官政要名人巨贾,又一再落区搞亲民骚,连前港督彭定康吃蛋挞的招数也用上了。更令人侧目的是王光亚先生肆无忌惮的提点特首及特区政府该处理甚么问题,该做好甚么事,该怎样管好香港,一派指点江山的态度。" 《苹果日报》的社评写道:"也许王光亚先生的指指点点是出于一番好意,也许他是基于「恨铁不成钢」的期待才对香港问题及特区政府施政提出种种劝告。但我们认为,不管王先生的意愿多良好,不管他的意见有多精辟,但他高调指点江山的做法仍是不恰当的,仍是对香港高度自治的干扰与侵损,仍是在矮化特首及特区政府。" 社评继续写道:"毫无疑问,房屋问题,楼价飞升,通胀恶化都是困扰香港的重大问题,都是市民关心的重点,中央政府负责港澳事务官员当然不会忽视这些情况。但关心是一回事,出言提点及公开施压又是另一回事。……当然,特区政府及市民在处理这些政策、这些内部事务时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可能出现一些错漏;但这些都是实践高度自治必要的代价,也是必要的学习过程。假如中央政府连这样的试验过程也不容许,反而事事抢着出手,甚至连香港内部事务也不放过,那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将会名存实亡。" 怎样让最弱势的人分享合理空间 但香港《明报》对王光亚的言论则似乎并无指责。该报发表的题为《香港人的"空间公义"》的评论写道:"王光亚来港,说政府应该关注广大巿民,特别是弱势者的房屋问题,否则易酿成政治问题。虽然这论调并无新意,但也与梁振英早前在一个场合提出「住房公义」不谋而合。梁振英认为香港可以参考台湾有关「居住正义」的政策,将住屋提升至公义的层次去研究和思考。" 《明报》的评论写道:"关于公义或正义(Justice)的最基本理解,是John Rawls的正义论--「公平即公义(Justice as Fairness)」。而空间公义(Spatial Justice)则是思考如何将空间这种有限资源,让社会上不同人可以更公平地享有。……在香港讨论空间问题,很容易变成在楼价高低上打转。楼价固然重要,但无论楼价高低,如何让最弱势的人也可以分享合理的空间,却是关乎公义的问题。居屋停建、公屋供应不足、楼价高企带动租金上涨,结果就是出现贵价笼屋、劏房甚至棺材房这些充满「创意」的非人生活空间,这不单是青年人的「住房公义」问题,更是整个低下阶层的「空间公义」的缺席。" 摘编:李华 责编:李鱼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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