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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知情者谈饶漱石

  艰难的采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决定采访和搜集有关饶漱石的资料。尽管那时的政治氛围远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仍属“险学”,是危险犯禁之事。   不久,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小妹妹饶玉莲和她的先生谷思义教授。但谷思义未见过饶漱石,饶玉莲与大哥年岁相差又太大,对兄长与高层的事也知之甚少,因此,要了解饶漱石的情况,必须采访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李正文可能知道一些饶漱石的情况,可我在1993年10月下旬第一次上门采访他时,却挨了一顿臭骂,差点被他赶出来。李正文曾担任过建国后第一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我刚说明来意,他就大吼:“我是个小百姓,他(指饶)是大官,专门整我和陈老总。他老婆陆璀喊他小饶都不高兴。你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   我狼狈极了,为了不至于被赶出门,只好向他解释我的本意,然后再与他谈别的话题。后来第二次上他家,彼此熟悉了,他抱歉说对饶漱石的事确实了解不多。在北京,不仅在李正文处我碰过钉子,在其他几处也吃了闭门羹。后来去上海,这遭遇也同样碰到。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女儿兰沁。可她开始也很慎言,两次见面都所谈不多。渐渐地,经过几次交往与通信,双方开始相互信任,我只要上北京,都会找她。不过,开初几次见面,我觉得像搞地下工作时那样神神秘秘,要头天约定会见地点。有一次见面是在五四大街附近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还有一次是在天安门前。   兰沁告诉我:为父亲饶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亲多年来的一块心病。为陆璀平反时,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是很热情与卖力的,但为父亲平反,胡耀邦就不便过问。   她还告诉我:张鼎丞病重时,她去看望张老,此时张已不能说话,见兰沁来,只是紧紧拉着兰沁的手,呜呜地哭着,想说什么,但谁也听不清他的话。   张鼎丞是华东局与饶漱石工作和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领导人,饶被诬入狱,判决有罪时,他恰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位置上。   采访李正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奇介绍的。当他得知我采访李正文无收获时,又介绍我去找吴宝康夫妇。吴宝康曾担任过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可他说:“饶漱石平时不说话,与下级接触少。”不过他向我介绍了陈麒章:“陈麒章是大秘书,还有一位秘书是稽春生,你找到他们,知道的事一定很多。”告别时,吴宝康夫妇都鼓励我说:“你做的这件事有用,赶快找,再不找全都死光了!”这一天,是1993年11月8日。   陈麒章谈   陈麒章曾是饶漱石的大秘书。第一次采访他,他就谈了对“高饶事件”和饶漱石的看法。他说:   饶这个人,别的方面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生活上他也没有什么特殊,很严谨,甚至有点过头,一天到晚严肃,比较不近人情。别的方面人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什么挥霍呀,大吃大喝、不检点……都没有。这个人本来是做群众工作的,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脱离了群众。张鼎丞每次来北京都住在饶家里,他们私人关系很好。饶漱石出事后,张鼎丞很吃惊:“怎么搞的,他出这事?”在华东,饶威信蛮高,舒同对他很尊重,邓子恢对饶也是服气的,曾山也是一样。   这个人毛病还是有的,但说他与高岗有什么“反党活动”,需要确凿的证据。至于说他们的反党活动可以心照不宣,这是不能服人的。你怎么知道他心照不宣?根据一些迹象,就断定是这么一回事,那就很难说。   我只给他做了10个月的秘书,后来他停职反省,我在他家里帮他整理他的检查。他有什么想法,我随时向中央汇报。他写到什么地方,有什么观点?他怎么提的?我都向上反映……他到底参加了什么反党活动?我到现在也是稀里糊涂的。   这个人很少讲话,一个人坐在屋里呆着,也不去找人聊聊。后来他写检查,也是他先谈,我帮他整理,然后他自己再看过,再改,我从来不插话。   ……他的部下,华东局那么多人,没有哪个对他关系特别好。私交上最好的是张鼎丞,但工作上还是各干各的,粟裕来北京也没有和他来往过,战争年代他们也不在一起。   陈麒章眼中的饶漱石是饶生病后的状态,也许与以前在上海时稍有不同。   在谈到“高饶联盟”时,他说:   饶漱石平时难得有几个朋友,我倒奇怪。当时有个说法:“高岗门庭若市,张牙舞爪;饶漱石是单干户,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看准了,到时我再捞一把。”要搞反党的人,连手下人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反党呢?对这个提法当时我很怀疑:老婆也跟他离婚了,秘书也不跟他了,反党总要有几个爪牙吧?据说有一个比较负责的领导同志(不知此人是否是兰沁找过的廖承志——引者)向中央写信反映饶的问题应该有个交代……关于高饶事件,我提供不了什么线索,我给他当了10个月的秘书,一直到事发。说实话,我没有见过高岗,连他的秘书也没有见过。高岗在东交民巷,我们住在景山后街,我是组织部的,与他没有组织关系,我去干什么?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是好几年后我才认识的,我说:“原来你是高岗的秘书,我还没有见过你呢!”   财经会议他没有让我去,他(饶)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回来也没有跟我讲。饶发了什么言,我也没见发言稿……这件事从现在看,不算什么问题,因为是党内开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允许的,比如彭德怀写信,那算什么反党?!当时财经会议也好,组织会议也好,还有华东军事委员会主席问题,从现在看,党内有些意见分歧,在公开会议上发言,不是背后活动,不是秘密的,这算怎么回事!如果会上不说,背后胡说八道,那才是违反纪律的。我这是在会上公开发言,我表我的态,这算什么反党!饶漱石的问题,你去看看《邓小平文选》,讲高岗的比较具体,讲饶漱石就很含糊,没有具体的事。饶有错误,但是不是跟高岗有反党联盟?我有怀疑,我保留我的看法。他几件事,比如财经会议上的发言,这是正常的;他背后和高岗有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那个问题不能成立;潘汉年的问题现在也不能成立,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账。是否真有个“高饶联盟”?我和很多同志都有怀疑……   ……他跟高岗有什么来往我不知道,只知道到北京后他常到这些人(指黄克诚、曾山、张鼎丞——引者)家里去。所以后来我嘀咕饶漱石反党是怎么一回事呀?他有毛病,但不是一出问题就什么都不行。他的问题中,现在澄清了一个问题,即不是内奸……建国后讲这个联盟那个联盟,毛泽东说了几十个反党集团,现在只剩下两个。你看,“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没有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没有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没有了,都站不住脚了。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一是“四人帮”(不是毛定的——引者),一是“高饶反党联盟”,这(指高饶)应是未定性的唯一一个。   我作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一些会议,“八大”时我也作为工作人员搞会议记录。当时听到有人说“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这个事就很难说,应该有充分的证据。将来讲党史这个账怎么说呢……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了,了解全过程的只有几个人,一个邓小平,一个杨尚昆,一个彭真,彭真身体也不行了,但这几个人不会说。所以党史上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写?还不得而知。实事求是的话,我有个想法:事情终归会认清楚的,比如说朝鲜战争吧,过去说是美伪发动的,实际上是(北)朝鲜发动的。应该实事求是,不是事实的事迟早要纠正,是事实你也翻不了,比如“四人帮”,永远也翻不了。饶漱石你把那些事情去掉后,你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你拿不出像样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传闻的东西很难说。“反革命”是排除了,“反党联盟”还存在很多疑问……   在批判高岗、饶漱石时,有两句话当时我印象很深:说高岗到处活动,东交民巷门庭若市,广为联络;饶漱石是单干户。当时我们听了就有疑问:搞反党活动你还能单干户?单干户,你一个人能唱戏?高岗当时活动很明显,到处拉拢人。现在高岗那里也有一个大问题:他的“五虎上将”里边一个坏人也没有,张秀山、张明远、马洪、郭峰、赵德尊,赵后来当了黑龙江省副省长,张秀山当了国家农委副主任,郭峰是中顾委委员,马洪是社科院副院长……这些人后来都是党的高级干部。   几天后,我第二次上陈麒章先生的家,他找出了1982年写给陈云的信的底稿,谈话中又谈起了对饶漱石事件的看法:   饶漱石没有什么贪污,个人也没有什么嗜好,或者什么什么的。他不像高岗那样作风腐化,也不像有的人利用职权,到处搜罗字画古董。康生就搜集了好多好多(陈麒章先生曾是康生专案组成员——引者),我们到他家去,发现他捞了不少,“文革”前捞,“文革”中更捞。饶漱石没有这个问题。另外,他平时不拉帮结伙,对一些人特别好,或者任人唯亲。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怎么反党呀?想不通。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确实搞不清楚。趁这些知道情况的人在世的时候能搞清楚更好,更准确。   他的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肖光谈   肖光离休前曾任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肖光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他说:   我1945年到军部去,跟他接触比较多一些,因为他是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那时我是机要科长,原来我在苏北,45年才到军部,从那时起一直到华东局结束,他调到哪,我都跟他在一起。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这个人工作是认真的,态度很严肃,对事情,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比如一些电报都是我给他送去,有什么不对的,他就指出,态度很好,也是严肃的。平时生活上也很严肃,不大开玩笑,严肃有些过头,甚至跟他爱人陆璀同志,都不怎么开玩笑。我当机要科长,他出门都会和我打招呼:“肖科长,我出去呀……”他还会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以方便我有急事找他——一般的领导出门是不会跟你打招呼的。生活上他也很俭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我们在胶东、鲁中,比较艰苦,有什么事情,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个人非把事做完才歇手。有时炊事员给他搞点菜(那时吃小灶),搞点肉呀,面条,他还要说几句。那时大家都比较艰苦,他生活中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上海解放后,有一次他婶母来,秘书长魏文伯买了点礼物,没有通过他,他就批评了魏文伯。   在谈到“60号办公室”旁防空洞上建礼堂一事时,肖光说:   他对人对己都要求严格,所以容易引起人们产生误解,别人会说他伪装。我与他相处几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进上海,我对他总的印象比较好……文稿、电报大都是自己写,只是很少的时候叫秘书写。我给他送电报,该怎么答复的,都是他自己动手。这点,有些领导人不大容易做到,像他这样身份、地位的人,一般有什么事都叫别人,叫秘书、叫参谋,他这个很少,他身边好几个秘书,艾丁之外还有正副秘书长……在励志社,他不住好房子,住旁边比较差的。   至于政治上的事,我只是听文件传达的,具体也搞不清。高岗在东北,他们没有接触过,除非中央开会。而且他们性格也不同,高岗是花花公子,饶比较严肃,什么娱乐活动他都不搞……我在华东局(他背后)搞陈毅的事没有,我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报。一般这样的电报,饶漱石都会找我,指定人译的电报都找我,因为我是机要处长。所以说高饶的事我都怀疑。比如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有人)说是他搞的,我也不相信: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负责建设上海,他怎么会破坏呢?比如还有传说他要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也是……道听途说,胡说八道。   说他对刘少奇态度怎么怎么,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是少奇同志培养出来的,平时他对我们也是“少奇少奇”很尊重。这事薛丹浩比较清楚,跟了他一段时间。   过去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对他都很尊重,下边的干部,各师师长也一样。说他是“伪君子”,那时间长了也会暴露出来。这个人个性就是那么不活跃,不大接触群众,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他很少出来给人聊天呀。也不是怕他,下面的人一般都是领导不找自己,他也不会去找领导……高兴的时候他也与人说说笑笑,但很少,大多是一个人散步、看看书。   你说他“单干户”,我要搞反党,下边至少要有几个人。一个人,顶多只能算是有点个人意见,要搞“反党联盟”,总要有几个人,一个人匹马单枪总不行。   左金祥夫妇谈   左金祥是江西人,离休前是总参谋部机要局副局长。他的夫人章静,早年曾在新四军机要部门工作。谈起饶漱石,他嘀咕说:“说饶漱石反党,弄得人莫名其妙!我们江西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官……”章静则在一旁不止一次地叹息。   左金祥说:饶漱石生活还是很简朴的,作报告人家很欢迎,不是会说,而是逻辑性很强,理论性很强。他不拉关系,我们也不拉关系。   我跟饶漱石没多久……那时我们当小干部的有些怕陈老总,对饶漱石无所谓……。   我们谈话时,章静也不时插言。她很早就见过饶漱石。对饶漱石的“反党”、“反革命”问题,她显得有些气愤:“讲人要有根据嘛,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知道,该怎么样就应怎么样,事情要搞明白。”“我们在华东呆了十几年,华东那些人,有意见就当面提,大家没有宗派,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好……”   临别时,左金祥说:   “写本书让不了解情况的人知道也有好处。”   送我出门,章静说:   “把这件事搞清楚,也是我们华东人的愿望……”   刘廷臣谈   1994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刘廷臣,他先后曾给张鼎丞、饶漱石、谭震林三个人当过警卫员。言谈间他不时对饶漱石的遭遇现出愤愤不平。他告诉我:   ……案子发生后,我们几个老同志都不满意。我对饶是这么一个印象:他不跳舞,不大看电影,发什么穿什么,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特殊,吃饭都是集体吃、门子也不串,星期天也不出去(我们警卫人员可以轮班休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他是以身作则,对他印象没有不好的……   ……饶出事时,有人每天晚上去找饶漱石谈话。   大会也好,小会也好,我是警卫员,说他反党,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觉得不公正。饶在战争环境也好,建设环境也好,他没有单独做过一件衣服,单独领过什么东西……我们在山东,今天躲,明天藏,吃辣椒水,求啥?所以我感到他不平反,我心里不好过……上海一些老的,我们这些小的(指当年的警卫与工作人员——引者)都是这个想法。   张鼎丞把兰沁接到他家,张老也吃了苦头。张老与饶老关系很好,张的秘书陆健比较正派。张老对兰沁的事很伤心,粟裕与饶关系也好,谭震林也说:“我在浙江与前线工作,不了解(饶的反党情况)……”饶与陈云的关系也看不出来。现在上海了解饶的人没有几个,胡立教肯讲的话会知道一些,当时饶的代号叫501……他出事后中央(调查组)来了解情况,我们说:“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关系,只看牙齿找过北京路一位私人医生,这我们担保,其余他哪儿也没有去”!(说到这里,刘大笑)   为了便于我在上海找到更多的知情人,刘廷臣还给了我一份当时华东局在饶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他们的地址与电话号码。此后,我就依照这份名单,一一去拜访我所要采访的知情人。   李宝贤谈   李宝贤当过饶漱石的卫士长。饶调北京任中组部部长后,1953年2月,他和饶的秘书艾丁一同返沪,李任华东局保卫处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来沪的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接待过许多头面人物。   他对饶漱石的看法也是很好的。他说起他回到上海不久,饶漱石出事后在他心里引起的震动:   半年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说是“高饶联盟”在上海开会,陈毅发表了好多意见,原来有一本材料叫《高饶联盟反动罪行》很厚,我当时看了,很多事情我们不熟悉,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他的威信那么高,我们这些人搞警卫一点也不知道。……见了那些材料后,他联盟搞什么我也弄不清。饶漱石办事很稳重,我跟领导这么多年,看的领导不少,觉得办事稳重的领导考虑问题就全面,我想也没有想到饶漱石会这样!他就与高岗接触过几次,也都是高岗来看他,所以我总感觉到(叹气)这么好的人!过去他有个叔叔来,他都不见(应是饶的族兄饶真泉,其祖父收养了饶漱石之父饶思诚。饶真泉土改时划为“破落地主”,“文革”中夫妇俩双双在厨房吊死——引者)。有一次我们警卫在大门口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我说不给他(饶)看,这事只有秘书(艾丁)和我知道。我对下边说,这恐吓信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怕,只是今后有什么人要见他(饶),你们一定要让我知道。   李宝贤对饶漱石一家充满了感情,他对我说:“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兰沁,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出门。”   凌文英谈   凌文英在李宝贤之前任饶漱石的警卫队长。他说:饶出事时,我们只能以“想象不到”来形容。从外表看,他蛮好的嘛……弄了半天,这样的人怎么能反党呢?前些时,我们还在一起,说饶漱石的事。高岗怎么样我们不清楚,饶漱石这人我们知道……说实话,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呀,“联盟”呀,都存在疑问。   林钧堂谈   林钧堂曾是张鼎丞的警卫员,因为张鼎丞与饶漱石私交较好,工作上接触又多,所以对饶漱石也有所了解。林钧堂后来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回上海,离休前任上海机械专科学校纪委书记。   在我采访过的警卫人员之中,林钧堂的文化修养算是最高的了。   由于经历与政治文化修养的缘故,林书记给我谈了许多在山东的经历,只是在评介饶的“反党”一事上,他出言还是很谨慎:   他(饶)这个事,我们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联盟”之类是存在疑问的,实事求是地说,是不大有这种可能的。   饶在山东没有什么闲空,他和别人也没有私交。   我在北京读书时,他出事了,我去看张老,兰沁也在张老家,张老对这件事也很吃惊。   艾丁谈   艾丁跟随饶漱石6年多。1946年在延安开始由组织安排到饶身边当政治秘书,1953年2月离开。作为饶的政治秘书,他应该知道很多历史真相,可是他不愿跟我多谈,采访时也不同意录音。   1994年3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我在上海外滩市政府大楼采访了他,当时他是上海市建设委员会顾问。事先与艾丁先生预约时,他不希望我上他家,而选在他上班的市政府大楼。采访虽有一个半小时,但记下的事情不多,其中有这么几点:   一是在延安枣园时,饶漱石夫妇散步,陆璀去挽饶的手,饶不肯。俩人拌嘴多用英语;   二是薄一波“三反”、“五反”期间来上海,作报告时,说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上海“三反”、“五反”表示过不满,说上海右倾;   三是为饶的事后来他吃过很多苦头;   四是饶漱石后来有些不信任他,以至他也不愿跟饶说话;   最后,在谈到饶漱石事件性质时,他仍然客观地说:   “他的事,按理也应属党内的事。”   20世纪90年代,兰沁一次来上海时,艾丁还宴请她,邀当年一起工作的人作陪。   陆熙昶谈   陆熙昶,是陆璀的小弟弟,给饶漱石做过几个月的保健医生。他说:   我是从部队进的大学,1952年春夏在上海医学院读三年级,有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到北京去。到了北京,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找我说:在华东首长中,饶漱石是一把手,你去给他做医生,护理他……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与精神紧张,饶当时患有肾虚症,战争年代没有条件,进上海后,陆璀开始督促他去看病:“一天到晚总是工作工作,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顾,现在条件好了,你可以去看病。”当时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叫杨国亮(音),他给饶看了病,饶也信任他。杨大夫给饶漱石开了针,据说可以壮阳。饶上北京后,组织上派我给他每个礼拜打针,因而这段时间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一点。   我到北京时,他还在北京医院住院(治颜面痉挛——引者),刚好陈毅去看他,对饶说:“我们这些人,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多活几年,对党是有好处的……”饶后来到了颐和园。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保健大夫,只觉得在北京三个月我没啥事可做,每天就是督促他吃点安眠药,吃点维生素,打打针。我想自己此时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学习很紧张,放弃了很可惜。于是我要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不要占一个人,有什么情况,只要中央保健局派一个人就行了。就这样后来我又回上海了。   这几个月在北京,几乎整天有接触。他这个人讲话很少,谨慎,不如陈毅放得开,陈毅作报告我爱听……抗日战争年代,我很少看到姐夫,后来我调到军部一个卫生学校,陈毅来给我们作报告,他来了,我这才知道他住地离我们不远……在所有的人心目中,一直到现在,都对他非常尊敬,所以听说中央首长出事了,华东的人都没有想到是饶,都很吃惊……华东局干部对此都有看法,但不敢讲。   我去北京是因为政治上可靠(亲戚),那年夏天去北京三个月,此事我以前没说过,出事后更不敢说。   ……我去(北京)时,“睡眠疗法”已经做完了,他找主席可能是在我来之前的事。我在颐和园时,中央首长都来看饶……批饶的材料根本不可信。   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好,所以后来讲“彭、高、饶”。高岗的表现说明他根本不会对毛不好,他只对刘少奇有意见。高饶出事之前几个月,毛泽东有时与高岗彻夜长谈,什么都说……   1954年,饶还未抓时,我去了。那次是去东北出差路过北京,我去看姐姐,姐姐是听了传达报告的(指195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引者),饶拿本书给我看,说:“毛主席很注重什么什么……”还教导我说毛怎么伟大……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对姐姐说:“这样一个对自己很克己,工作勤勤恳恳的人,说他有野心,野心从何而来?连吃一口白糖,也说国家很困难,别浪费了……”姐姐说:“唉,政治上的事,你不要讲。”她了解的情况多,当时希望我保住工作,要我不要过问这些事。   八、九年以前,早已时过境迁,“文革”已结束,很多人都平反了,我们对陆璀谈起饶漱石:“像这样的有功之臣,怎么能这样就算了呢?”她就说:“饶这个人呀,也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水落石出!”   “文革”中,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上面说:建国初,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感到不称心,毛正在考虑是否把刘、周放在一边,这时,高岗的事情发生了,毛最不放心高在背后搞名堂……我相信“文革”中这份材料是可信的,我知道高、饶两人相交很少。   我今天讲饶漱石许多事,并非(我)与饶漱石是亲戚,现在姐姐跟他的关系已结束了,我讲这些,是为了对历史负责。   李振田、姜廉谈   采访李振田是1998年长江大洪水九江决堤的前一周。李振田是山东人,15岁起为地下党跑交通,进上海后一直在华东局保卫处。菅荣斋接替李宝贤任卫士长前,原是拟定由李振田代李宝贤的,后有人提醒说他当时管的事太多(司机、警卫、其他服务人员)便改由菅荣斋去了。李后来也调到北京,最后在师级位子上离休。   李振田告诉说:饶漱石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后,凡是饶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在一起学习,为期一个月,称之为“肃清流毒”,参加者包括警卫员、司机、其他秘书、保姆、厨师……   在1954年批判饶漱石的会议上,饶还有一条“错误”就是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饶漱石本人对这事坚决否认。   李振田谈到刘少奇到上海期间,饶在接待上确实有过“怠慢”:   刘少奇夫妇那年来(1950年)住了大概一个月,他左右的人对生活要求比较苛刻,如叮嘱房里气温不得低于22度,不得高于24度,那时没空调,靠烧锅炉,这个温度很难控制。饶开初陪了几天,后来没有陪。对刘左右人员的特殊要求,饶总是一边叹气:“唉,唉……”   陆璀之弟陆熙昶也回忆说:   上海解放后,刘少奇几次来上海,陆璀讲:“少奇同志来了,你也去陪一陪”。他说:“这次他是带夫人来,还有小孩,又不是正儿八经的工作……”这件事有两种看法:一是首长来应陪陪;一是工作正常就不需要陪。这说明饶是正确的。   姜廉当过饶漱石等华东局领导人的生活管理员。他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谈起饶的“反党”,他说:“他出事,我们莫名其妙。”   菅荣斋谈   采访菅荣斋,是在2005年5月。菅荣斋是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亲眼目睹了他负责警卫的第三野战军政委、中组部部长被捕时的一幕。见面时,他告诉我:   我们很愿意为这些事(指饶)给他说说,也有老同志劝我:“不要着急,总会有人出来为他说话的。”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个说法……这次听说江西有人来找我,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惦念这件事。   我们有很多话也不知跟谁说?听说你们要来,我老伴说:你别激动得睡不着觉哇!(我)太激动了,今天下午接到你们的电话,(因为)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所以下楼去接你们。   1953年,饶漱石的政治秘书艾丁和卫士长李宝贤回上海,陈麒章与菅荣斋分别接替秘书和卫士长的工作。不过,菅荣斋比陈晚去一个多月。他说:饶漱石对我们(我、艾丁、陈麒章等)要求很严。到北京别的没有什么,就是感到生活要求太严格了,陪客人吃饭我们自己都要掏钱,偶尔才去要点烟要点茶……按常人想象:在首长身边工作一定得到不少好处,但我们一点好处也没得到。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资一级也没有增加,去时17级,回来还是17级。他对我们要求严,对自己也是一样,举个例子:他告诉我(他)吃饭只要一菜一汤(一荤一素)就可以了。来了客人,顶多加一个两个菜。他一家的伙食钱(包括兰沁、陆璀)一个月50块钱就可以了。有一次他妹妹(指在人民大学读书的二妹妹饶玉莲——引者)去看他,他也没有拿钱给妹妹,他没说,我也不好拿。他告诉我钱怎么用法:要节省用,不要大手大脚,以后退休了,休假都要自己花钱。我在那里一年多,给他攒了3000多块钱,一分钱也没乱花,走时,我都交给了陈麒章处理。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白开水一杯。没有什么爱好,只在上海看见他打弹子,一个人坐在那里。   他很朴素,一身衣服穿了好几年,后来是给虫子咬了,才换。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一床被子、一床毯子……啥也没有。   菅的夫人姚兰桂熟悉饶一家人,她插话说:   兰沁的裤子都接了三截(人不断长高,裤子不断接),她那时是高干子女。   菅荣斋谈起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交往时,说道:   当时饶管很多事:共青团、劳动部、组织部(都有归他管),组织部行使总书记权力。(很多人)包括苏联专家都对饶评价很高。那时一些苏联专家的安全也归我们管,他们说他是布尔什维克。   在与饶接触的人中,张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北京没有安家之前,吃饭三天有两天起码在饶家吃。孩子们之间也这样。饶走了(被捕)之后兰沁就在他家。她妈后来也出事了,我们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触,兰沁就在他家和张的九九在一起。   饶和张云逸的关系也不错,谭震林也不错。   饶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龙在八一小学,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我去接回来住,礼拜一我又给送回去,那时粟裕和爱人在前线(南方)。   饶与廖承志、廖梦醒比较好,廖梦醒常去他们家。   潘汉年、扬帆没有看到他(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饶不怎么到别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是别人到他家里多,他到人家家里去很少。他与黄克诚关系一般,跟邓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后一次谈话是邓子恢、曾山去找他谈。我进去倒茶,饶说:你们去吧,去吧,让我们出来。那次谈话没几天,他就被捕了。   他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两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   我们住在景山后街乙(1)号,右边张闻天是甲(乙)号,邓小平也在隔壁……   谈起饶出事和被捕,菅回忆说:当时斗争他的是陈毅、邓小平等人,那次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我很纳闷:怎么都是华东的人、比较熟悉的人?会议结束后,他停职反省,他找到我们说:“我现在休息,你们要注意学习,钱不要乱花,以后退了休,什么都靠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停职反省,(那些日子)他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在这期间,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叫汪景贤(音),也布置我每周向他汇报饶的生活、吃饭、睡觉、夫妻生活怎么样……我也没说什么。   逮捕他的时候,饶正在吃饭,我在门口站着,这时外面来了人。一位是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还有一位是13局的局长,个子比较高,穿灰中山装。他们带了几个人,开了部两个门的汽车,这些人不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局的我们基本都认识。徐问我饶在哪里,我说在吃饭。他们进去,不让饶吃饭,也不让我进去。我在外面听到念逮捕令,说他包庇扬帆、潘汉年反革命,签字的是张鼎丞,他是总检察长嘛。他们给他换上囚服,带上汽车,我看着他坐汽车走远的。   (接着)他们在(饶)家里到处搜查,(他家)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说:“你去看看吧。”我说:“我不看。”他们啥也没搜出什么来。   他人特别好,从来没有对我们红过脸,发过脾气,没有背地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一辈子没享到福,怎么落到这个结局呢?这些事,我们有时想起来真是难过。   说到这里菅心情沉重,神情无奈而又茫然。   (因篇幅原因,本刊在发表此文时作了大量的删节,在原稿的基础上主要保留被采访者的言论。)   (作者单位为江西省九江市文联,作者为一级文学创作员)

嗨!历史 | 宋庆龄为何拒与孙中山合葬?

宋庆龄与孙中山 宋庆龄 于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根据其生前遗嘱,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其父母合葬墓的东侧。 宋庆龄 为何没有提出与 孙中山 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成为后人评说的话题。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些历史资料为您揭开这一谜团。 宋庆龄 与 孙中山 在反对声中完婚 宋庆龄从美国毕业后,也加入了父亲与姐姐的行列,协助 孙中山 处理英文信件。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 孙中山 的秘书。 斯诺曾在30年代问宋庆龄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她答道:“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 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意见,宋家上下像遭遇大地震一样。宋嘉树夫妇更是震怒惊骇,破口大骂孙中山。 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称他与年龄相差如同父女的宋庆龄结婚“会折寿的”。 1915年6月,孙中山将原配从澳门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的一个夜晚,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爬窗逃走,去了日本。10月24日中午,孙中山到东京车站接她,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当时孙中山49岁,宋庆龄22岁。 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宋庆龄向斯诺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 宋庆龄到了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很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宋庆龄选择宋氏公墓 1925年初,孙中山因病逝世,不到半年,他的好友廖仲恺遇刺中弹身亡。廖仲恺及其妻子何香凝都是最早的同盟会成员,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据记载,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曾亲嘱何香凝:“我死后,请善视孙夫人(宋庆龄)……” 鉴于这段经历,宋庆龄与何香凝关系非同一般。何香凝的子女从小就尊称宋庆龄为“叔婆”或用英语称之为“安娣”(Aunty)。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病逝于北京。依照她“生同寝,死同穴”的遗愿,灵柩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何香凝逝世的9年后,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在逝世前半个月,她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称号。很多人猜测,她会选择与何香凝相似的方式——与孙中山合葬或是葬在中山陵。但在她的遗体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用专机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留下许多谜团。 宋庆龄的遗愿 其实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宋庆龄的遗愿。在她逝世前三个月,被她一直尊称为“李姐”、16岁就到了她身边帮助料理家务达53年之久的李燕娥因病逝世。宋庆龄嘱咐李燕娥的骨灰与她的骨灰要葬在一起。在她为此给私人秘书的书面指示中,“画了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 宋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出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宋庆龄传记的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补充说:她会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业绩是他的功勋,她不应去分享。另外,中共建政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訾议(在1922年“中山舰事件”之前,虽然已结婚七八年,但国民党内仍有人故意称她为“宋小姐”,以示不承认她的“孙夫人”的身份),她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原因。她父母的墓地在“ 文化大革命 ”中曾遭破坏,后经 周恩来 下令修复。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她必须永远陪伴在父母身边?她一生为公,但在她看来,死是私人的事情。 看来,个性娴静、内敛,思想却绝不封闭、不肤浅的宋庆龄,给研究者们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宋庆龄与父母的感情 宋庆龄把她身后的安葬看成“私人的事情”,安排与她的父母及家人、与终身为她服务的“李姐”葬在一处,符合她的思想和性格。 宋庆龄怀着某种歉疚之情依恋双亲,尤其是她的母亲。已年过八十时,她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回忆自己22岁时在上海不辞而别,投奔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并举行婚礼的样子: 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 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的母亲病逝于青岛,流寓柏林的宋庆龄立即启程回国。在火车上,当她听一位亲戚讲述她母亲患病及去世的经过时,十分悲痛,“几乎哭泣了整整一夜”……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还是“ 文革 ”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 周恩来 。周总理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 文化大革命 ’告终之后,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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