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于建嵘的东书房 | 张五常:2016年中国经济三大问题十分严峻

作者:张五常 1935年生于香港,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 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35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著作《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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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写给两位朋友的信

我每天写许多信,多数是回答同学们和朋友们的来信。写信通常要“量身定制”,否则类似于广告或教科书,这也是中医的高明之处。西医将生命分解为尽可能多的局部,无论哪一局部有病,对症下药,哪怕压根不对症(因为症是生命整体的性质)。今天写了不少信,其中两封(分别写给XX先生和YY女士),或有远比量身定制更广泛的适用性,发表在这里: XX,技术分析家从不读基本面消息,我当然只看图说话。现在讨论你说的基本面因素:产能过剩,其实就是要等待资本折旧,然后才有资本的下一轮更新,这样的周期,经济学家称为“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常为三年至五年。设备更新意味着技术进步,所以,商业周期与更长期的波动有关联,2004年有一篇论文采取了波形叠加的谱分析方法,可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的各类经济周期(参阅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的前几章)。最长的波动周期是一百年至三百年的,我写文章主要指这类周期,称为“大熊市”和“大牛市”。世界经济的大牛市,2008-2012期间转入大熊市。长周期的基本面因素是人口老龄化、文化创造性消失、新技术减少、宗教热情衰退、精神回归自然状态等等,总之,就是公众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与大自然的节奏趋于一致。当然,在长周期的大熊市之内,也要有短周期的波动,所以股市仍可上涨和下跌,并且,由于资本和劳动的非均质分布,世界的某些局部,例如中国,可能出现股市的爆发性增长。这样的概率,在中国股市,至少不应等于零。 祝好, 丁丁 YY,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处处存在,所以,你的解释当然成立。只不过,经济学家需要更深入的分析,例如,我在浙大指导的博士生(去年的优博)陈叶烽的研究工作,将个人偏好分解为社会的和私人的,然后再分解社会偏好为两大因素,估计了其中公平因素的分量。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大多很繁琐,他做了很不错的研究,博士生期间已在权威期刊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换句话说,叶烽的研究工作,就是试图估测公平和效率之间权衡的一种指标。效率不能直接测量,公平也不能用基尼系数测量。因为,在实验室里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微观个体,他们的行为通常不依赖于宏观的效率与公平指标,他们也无暇考虑宏观因素。长期而言,YY,你还是要读经济学的书,对你的教学与科研都非常有帮助。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人的知识,沿着单一方向积累到某一程度,就进入边际收益的递减过程。这时,如果改变单一方向,转而在另一方向上积累知识,新的知识就表现为边际收益的递增过程。如此扩展,知识可以在许多新的方向上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心理学和经济学,显然,你的知识积累主要在心理学方面,那么,转入经济学,一定可以有边际收益递增,何乐不为呢?附件,我发给你一部经济学教材,作者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领袖人物,也是张五常的老师,这部作品,是经济学经典,有中译本,但不如英文原版优秀。你可试着做一些习题,否则,读了也就忘了。你还年轻,人脑的神经元网络的重组能力,几乎可延续至晚年。 祝好, 丁丁 下一篇: 丁丁看图 —上次看图是2001年 旅美夏令营与教委和团委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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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 无从观察的不幸发展

( 五常按:本文是《制度的选择》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的第四节。 ) 我今天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幸发展,源于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推敲合约的选择时,举棋不定,引进了「卸责」(或偷懒),一个无从观察的变量。后来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其中有两段话写来大费思量: 「 任何合约组合着不同物主,牵涉到洽商费用之外,还有监管投入与分配收入的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是交易费用,分成合约的交易费用看来要比固定租金合约或工资合约的为高。佃农分成,除了分成率的议定及履行的监管,还有土地与非土地的投入比率需要决定,种植的选择需要洽商。……固定租金或工资合约呢?租金或工资决定了,只需合约的其中一方就可以决定土地或非土地的投入与种植的选择。还有,佃农分成是基于产出的真实的量,地主必须监察实际的产量为何。这样,议订合约条款与监管行为,分成合约的交易费用会比固定租金或工资合约的为高。 「 固定租金与工资合约的交易费用排列则显得不明确。土地或大或小的监管费用应该比劳动力的监管费用为低。这是说,卸责( shirking )或偷懒的行为,在工资合约及分成合约均存在,监管费用不菲。另一方面,虽然卸责的行为在固定租金合约下不严重,土地与其他土地附带着的资产的维护,地主的监察费用会比分成或工资合约为高。这样衡量,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分成合约永远不会被采用。为什么会有分成合约呢? 」 据我所知,卸责或偷懒等话题,这是第一次在经济文章中出现,而我在该文补加了一个长注脚,把 shirking 带到件工合约、餐馆付小费等合约去。后来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触发了委托/代理理论( principal-agent theory )的发展。 一九六八年阿尔钦造访芝大,师徒蓦地相逢,倾谈的时间当然多了。午餐时我跟阿师研讨卸责这个问题,举出当时困扰着我的抬石下山的例子:两个人抬石下山,合作一起抬每次的量大于两个人分开抬加起来的量。但合作抬石,甲会把重量推到乙那边去,乙亦会把重量推到甲那边,结果是每次二人合作抬得的总量会高于二人分开抬的总量(因为不这样他们不会合作),但会低于二人合作不卸责的总量。有卸责行为,二人合作的总量从何而定呢? 广西纤夫惹来麻烦 一九七○年,多伦多大学的 John Mc Manus 到我西雅图的家小住。他正在用我的卸责思维写公司理论,我向他举出二战逃难时在广西见到的纤夫在岸上拉船,有人持着鞭子监管纤夫的例子。当时母亲对我说,持着鞭子的人是纤夫们雇用的。一九七一年,我的想法改变了,认为卸责无从观察,以之推出的假说无从验证。跟着科斯问我对卸责怎样看。我说想法改变了,认为这概念不管用。我可不知道, Mc Manus 的公司文章寄到科斯主篇的学报。后来该文延迟到一九七五年才在《加拿大经济学报》发表。其实不管作者是谁,我不会反对发表该文。 广西纤夫的例子后来在新制度经济学大行其道。 Mc Manus 说是我的, M. Jensen 与 W. Meckling 一九七六年发表的公司理论说是 Mc Manus 的,再后来一位澳洲教授竟然用我的名字为题,批评纤夫雇用持鞭者之说不对。其实麻烦的地方不是错,而是不可能错,于是无从验证,没有解释用场:卸责或偷懒无从观察,而法律的定义不论,究竟是谁雇用谁只有天晓得。当年香港大学要聘请新校长,同事问我意见,我说希望新来的知道是我们雇用他,不是他雇用我们。是说笑,但有谁可以证实我说的不对呢? 卸责、敲诈、机会主义 一九七二年,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合作,以卸责为主题发表的一篇关于经济组织或公司为何出现的文章,说合作大家有利,但卸责的行为需要监管,有监管功能的公司组织于是出现。该文是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发表过的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我不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卸责无从观察,以之作为基础的假说因而无从验证。一九七八年, B. Klein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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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 《经济解释: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的神州版序

( 五常按:七年前香港花千树出版的《张五常英语论文选》要在内地以简体字出版了,为此我写了一个《神州版序》,先把此序在这里刊登,卖一下广告。还有,《制度的选择》的第一章刚写完,让脑子稍事休息是好事。制度或合约的选择是多年来我在经济学的主要耕耘。自己知得愈多愈深入的话题愈难写,战战兢兢,有举步维艰之感。有《神州版序》的替代之便,休息一个星期可让我舒一口气。 说到学术文章,这些日子每期在《信报》发表的、重写《经济解释》的三几千字的文稿,其内容的重量跟四十年前我在正规学报发表的一篇英语文章差不多。但昔日一年写一篇,今天一星期写一篇,难道是智商急升了?不是的。今天多想了数十年,很多观点没有用英文发表过,加上今天不需要遵守学报的规格,写来是比较方便了。 这本英语论文结集在神州大地卖得出去吗?以版税为生计可能饿死。自己不取版税,换来多了协助整理文稿的人手。也说不得笑:我的《佃农理论》英语原著的内地版,两年下来卖了万多本。我的估计,是《英语论文选》的内地销量会高约一倍。因为是共用品,从盘古初开学术思想不值钱,人类从事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点好奇心而已。 )   神州版序 《经济解释:张五常英语论文选》这本结集跟正在重写的四卷本《经济解释》是不同的,同学们不要混淆。前者是老人家壮年时写下的解释世事的英语文章;后者是老来综合前人之见与自己的心得,用中文下笔,有系统地全面阐释经济学的概念、理论与应用时的处理方法。前、后二者息息相关,同学们都要读。 北京中信要出版老人家的《英语论文选》,老人家当然高兴。虽是陈年旧作,今天重读历历若前日事,还是那样清新过瘾,还令作者有点惊喜,有点自豪。是     真的吗?自己真的曾经写过这些创意纵横的作品吗? 说起来,跟前人相比,我这辈子搞经济学问占了很大的便宜。医疗发达,脑子保持状态甚久。柳暗花明,不需要为米折腰。战乱饥荒饿不死,能看到几个制度的演变。屡有奇遇,得到大师的教诲比任何人多。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数码科技的发达使修改文稿易过借火。着着占了先机,不跑出是无话可说的了。 当年选走街头巷尾的研究路向是选对了的。道不同不与为谋,这集子里的文章,发表前只有一篇通过正规的评审,而那些一再说以中文下笔不算是学术的高尚士,我不认为他们的英语文采怎么样。还是给自己一点功劳吧:在一门学问上我老老实实地拼搏了五十三年。不是什么纪录,但七十六岁还没有走下坡的迹象是不容易的了。 也有点伤感。这集子的第一篇,题为《经济解释:风起水涌,逐浪而行》,是一九八二年春天作为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的就职讲辞。讲前该稿给巴泽尔和弗里德曼过目,他们一致喝彩,说一个字也不用改了。当时我认为那风起水涌了二十年的经济解释如日方中,前途无可限量。没想到,今天回顾,就是在那时,经济解释的浪潮开始急速下降。我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这里不说也罢。 经济解释的浪潮是会再回来的。除了解释或推断世事,经济学没有什么值得学。这浪潮会在神州大地再出现吧。可不是吗?老人家发明的「经济解释」这一词,今天在中文网上出现无数次。是那么有趣的学问,这本《英语论文选》会示范得清楚。 中信要求我选一帧自己的摄影作品为封面设计之用。跟叶海旋商量了一阵,大家同意采用一帧题为《往事》之作。二○○六年摄于广西的黄姚古村,是我「封机」前的最后佳作。墙上的窗与光点,角落依稀见到的甘蔗,一个小孩静坐在门阶的阳光下,使我想起自己少小时在广西农村逃难时的日子。是的,从那时起我喜欢独自静坐,独自遐思,什么也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后来长大了,在美国求学遇到教我的高人无数,我还是喜欢久不久走到四顾无人的园林独自呆坐。苦读是一回事,受教是一回事,毫无干扰的静坐遐思,天马行空地随意漫游,创意澎湃,要压也压不住,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经济解释的浪潮不再回来,经济学会遭淘汰!   张五常  二○一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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