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世界上最牛的论文

来自: 左岸读书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9月08日,  已有 6 人推荐 1、最牛逼论文就是在还没答辩之前已经发表在最好的期刊上,而且鉴于论文很长,该期刊必须像小说一 样连载。 实例: 张五常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当年在JLE上连载四期。 2、最牛逼论文答辩就是答辩人一直在挑战答辩委员会成员,直到问的这些教授们紧张到恍惚以为自己才是答辩人。 实例: 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熊彼特(上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转过头去问另一位成员里昂剔夫(诺奖得主): “瓦西里,我们通过了么?” 3、最牛逼投稿论文就是让编辑满世界都找不到一个能看懂这篇论文的匿名审稿人,最后只能发表,根本不需要修改的。 实例: SIMS1971年发表在《数理统计年鉴》上的论文《无穷维参数空间中的分布滞后估计》。SIMS写完这篇论文后没投经济学杂志,因为他显然知道没 人看的懂。于是投给了最牛逼的数理统计杂志,结果编辑死活找不到审稿人,最后好不容易凑合拉来一个,审稿报告是这么写的:“我真的不明白这篇论文在说什 么,但是我检验了其中的几个定理,好像是对的。所以我猜应该发表。” 其实以上三个例子,虽然非常值得人敬佩,但是,我以为最牛的博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答辩及博士论文发表都应该是 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甚至还没有取得任何学位前,已经是世界著名的剑桥大学学术界公认的学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维特根斯坦的学士论文是他的老师,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大人物剑桥教授摩尔先生与维特根 斯坦一起散步时,随手记录下来的维特根斯坦的喃喃自语。在向剑桥申请学士学位时,因为行文不够规范,而被学校的学位委员会拒绝,摩尔先生利用自己的学术权 威地位再三为学生的这个学士学位去跑腿,终于成功。 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是在一次大战时,在战营里写成的,仅数万字。叫《 逻辑哲学导论 》,出版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社,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的这部 天书,因此出版商找到他的老师罗素,罗素自告奋勇,成为这部书出版的策划人,并且自以为是地为这部书写了洋洋洒洒的序言。书终于出版了,但是却遭到的是学生维特根斯坦的一顿痛骂。说罗素根本就没有读懂他的论文。在那里瞎写一气。罗素听了没有脾气,也不后悔自己的行为,天才人物就有这样的个性。 维特根斯坦的剑桥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是由三个国际学术大师组成的:罗素、摩尔、魏斯曼。三个人在答辩前一直漫无边际地讨论着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 文里的问题。时间很长了,还没有哪个敢开口问博士生维特根斯坦一个学术问题。这时罗素开口了,他转向摩尔说:“摩尔,你必须问他几个问题,你是教授。”摩尔表示还没有弄懂维特根斯坦的问题,这时维特根斯坦含笑走到摩尔与罗素面前,拍拍他们的肩膀,笑着说:不要担心,你们永远都弄不懂这些问题的。论文答辩就以这样的方式通过结束了。 原文链接地址: http://www.verymd.com/zui-niu-de-lun-wen.htm 左岸读书_blog by 左岸 Copyright © 2008-2010 致力于美好的读书体验。 手机访问: http://wap.zreading.cn 我的赞助商, 侧边栏115*115广告位(80元/月) 也许您还喜欢这些: 王守仁——走对路才有出路 【周末阅读】笛卡尔如是说 生存的智慧·集醒 如何做到“知行合一”? 慢跑还是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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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寂寞

           凯恩斯的寂寞                          卢麒元   2010 年 8 月 24 日,《信报》刊载了张五常先生的文章《凯恩斯的无妄之灾》。张先生的意思是,当代凯恩斯主义者借凯恩斯之名,粗暴地干预经济,将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是凯恩斯先生意想不到的无妄之灾。文章最后,张先生幽默地批评了克鲁格曼。 张先生还是坦诚的。他说他读不懂《通论》。而且,他证实,包括他的师友,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读不懂《通论》的。单纯就这一点,我必须向张先生表示敬意。老实说,就凭这一点,张先生还是堪称经济学家的。 今年暑假,女儿送我一本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先生亲笔签名的《凯恩斯传》。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用毕生精力研究凯恩斯,写下了著名的《凯恩斯传》。令我惊讶的是,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先生也不认为他真正理解了《通论》。当然,女儿(在剑桥读经济)也承认,她和她的老师也读不懂《通论》。尽管他们是凯恩斯真诚的粉丝。 承认读不懂是有益的。这要比不懂装懂好得多。因为,任何经济政策都是双刃剑。只知道它的益处,而不了解它的危害,可能会闯大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同意张先生对当代凯恩斯学派的批评。 我敬佩凯恩斯先生,数次通读《通论》,深为凯氏的智慧折服。凯恩斯是辩证的。他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发现主要矛盾。并且,的确是艺高人胆大,他敢于打破旧的平衡,建立起新的平衡。他为政府重新规划了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角色。凯恩斯用他特有的高度和勇气,开辟了宏观经济学这一崭新的领域。我对女儿说,凯恩斯不仅仅精通数学,也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是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和史学家。如果,不从哲学和经济史的角度进入《通论》,很难窥其堂奥。 世人(包括张五常先生)皆以为凯恩斯理论与弗里德曼理论彼此对立。其实,两位智者的理论是高度统一的。他们是在同一均衡体系中,强调不同的侧重点而已。大家过于重视他们不同的侧重点,而且忘记了他们同一性的特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分别于概念,执着于一端。这也是中国经济学流弊深远的原因。 回到凯恩斯的时代。在市场经济体系已经相对完善的前提下,小政府增加政府支出,会产生乘数效应,可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来。在市场经济体系非常不完善的前提下,大政府疯狂增加政府支出,会产生乘数效应吗?诚如中国人自己的定义:刺激经济!这是在羞辱凯恩斯理论。 回到弗里德曼的时代。在政府行为受到法律严厉约束的前提下,通过市场调节(货币政策),保持经济体系的平衡发展,从而有效熨平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波动,进而实现了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来。在政府行为完全不受约束的前提下,强调市场自发的调节作用,行政权力假借机构的名义,深度介入市场运作,导致经济危机的生成。这是弗利德曼的理论吗? 李一穿了一件道教的马甲,差一点就成了神仙。 中国的经济学人穿了凯恩斯或弗利德曼的马甲,真的就成为经济学家了吗? 李一至少还学了一些道教的皮毛。 中国的经济学人(那五十个人),学到了凯恩斯或弗利德曼的皮毛了吗? 至少,张五常先生承认读不懂《通论》。我还没有听说,中国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承认自己读不懂《通论》。看到玩弄所谓比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家伙们,忍不住想要喷饭。大道同一。到不了同一的高度,是无法产生个性的。没有同一的高度,而有个性,必是投机取巧的小聪明。小聪明会误大事的。或许,在中国老老实实做学问真的很难。在经济学领域,尤其如此。 中国各类型的经济研究机构五花八门,中国的经济研究者多如牛毛。中国甚至是崇尚凯恩斯主义的国度。但是,中国可否有人建立一个凯恩斯理论应用的负效应数学模型呢?有人知道政府刺激经济政策正效应的临界点在哪里吗?有清晰的数量和时间概念吗?超越临界点意味着什么?政府刺激经济的负效应如何进行准确评价?如何避免乘数效应变成除数效应?政府只知其利而未知其弊,就冲动蛮干,危机不可避免地酝酿在其中了。 张五常先生具有经济学家的敏锐。他已经意识到当前的经济政策会导致一些事情的发生。我甚至同意他对于灾难的预感。遗憾的是,他把这笔帐算到了凯恩斯身上。我很理解弗利德曼的弟子们。不过,他们也未必读懂了弗利德曼。他们仍然在形式逻辑中转圈圈。 菩提本无树。可是,无数的行者,非要将自己吊在一棵并不存在的树上。 我钦佩凯恩斯的原因,不仅仅是他的经济学成就,还有他在哲学上的高度。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对人民有着深深的悲悯情怀。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源于他独立不移的高贵人格。或许,这也正是后人难于理解他的原因。 凯恩斯不会有无妄之灾。那是穿凯恩斯马甲者们的灾难。 那些自称是凯恩斯学派的人未必真正理解凯恩斯。这也包括了喜欢危言耸听的克鲁格曼。 我觉得凯恩斯很寂寞。 毕竟,知音难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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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腐败不是学术失败的原因

雷公老弟鼎鸣七月十九日在《信报》发表《中国应严厉打击学术腐败》,是做过功课才动笔的文章。该文指出神州大地学术腐败成风:抄袭、冒牌、研究弄虚作假、论文枪手生意滔滔。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报导,问题是如果这些“腐败”行为一律清理得一乾二净,中国的学术会搞起来吗?赌搞不起来我敢赌身家。   关键在学术气氛   鼎鸣老弟是把问题本末倒置了。学术发展的气氛能成功地搞起来,上述的「腐败」不打自散。学术气氛搞不起,管制得怎样严谨也不会有作为。印名头,数文章,论学报,大学的君子们不是为了好奇心而做学问,不是为了兴趣而追求,只是为米折腰,或为米出术!这样,在国际学报上发表无数文章,篇篇不「腐败」,写得规格井然,但味同嚼蜡,没有令人惊喜的新意,缺少了启发力,传世的机会是零,有什么意思呢?   在学问争取的历程上我比鼎鸣老弟早出十多年,享受过大约十年的西方学术的黄金时代。越战开始后不久一切都在变,变得快,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先进如美国,学术气氛是明显地减弱了。想当年,无论在母校洛杉矶加大,或长滩大学,或芝加哥大学的几个学院,或七十年代初期的西雅图华大,同事之间坐下来谈的一定是学问上的话题,学生进入教授的办公室一定是要研讨学问。这情况跟我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后遇到的是两回事。神州大地的现代学术发展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受到的外间影响是坏影响!   当年在美国,衔头不重要。我自己差一点因为要多付五十美元而不拿博士文凭。一张纸要来作什么?当时《佃农理论》写好了,没有谁管我是不是「博士」。芝加哥大学邀请我到那里时,作为系主任的夏保加说得清楚:有没有博士不重要。当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个重心人物——戴维德——不是博士,学士不是念经济的,只发表过几页纸的文章。我拜服戴老是远在到芝大之前:一九六三年初听到老师阿尔钦介绍戴老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着了迷,启发了我三年后动笔的佃农理论。一九六八在芝大,科学院的院长基尔.庄逊对我说:有没有文章发表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有深度,以口述表达出来也是可以的。   想当年,从来没有人问及我求学时的考试成绩:找大学教职主要是教授或同事们的口头推荐。也是作学生时,选修科目不需要管哪种科目有较佳出路。选自己有兴趣的,也选教授的学问斤两。这一切后来逐渐转变,七十年代后期转得快,八十年代中期起,什么学术云云不知从何说起。如果六十年代的学术气氛像今天的,我不会选走学术的路。   学者追求抽象回报   我说的学术——鼎鸣老弟关心的学术——主要是思想的发展。通常是抽象、软性的学问,产出的作品一般没有直接的市场价值。学生出钱求学是学怎样思想。薪酬不足道,学者的回报主要是好奇心的满足感,同事之间的互相欣赏,以及有机会传世的骄傲。这里说的思想是概念、理论、假说、验证,要讲深度,论新意,重启发。大学是为了这些学问而设的:本科教基础,研究院学创作。不限于实证科学。当年读历史,读艺术,有道的老师教概念,教理论,所有学系都归纳在哲学的范畴内。知识理论与逻辑、伦理等皆属哲学系的教材。当年大家知道哲学系最难读,也最受尊敬。今天,一个哲学大师是不容易找到饭吃的!人浮于事,为米折腰,换来的是没有谁再纯从兴趣来处理那些没有直接市场价值的思想作品。我不怀疑鼎鸣老弟对今天的味同嚼蜡的所谓国际名学报的文章比我重视得多,但老实说,如果当年的学报题材与趣味像今天这样,经济学不会有我这个人。是他们遗弃了我,还是我遗弃了他们呢?是二者的合并吧。   不久前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中,参与的朋友传来两项使老人家开心的信息。其一是诺斯三番几次对人说,经济学他从我那里学得最多。是陈年旧事,记不起是他教我多还是我教他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年的经济学像今天这样,地球上不会有诺斯这个人,更勿论他的诺贝尔奖了。当年在华大,诺斯与巴泽尔从来不问我有没有文章发表,也不问我教什么,只是每隔几天问我在想什么。他们站在旁边不断地拍掌,鼓励我写下些今天还有人读,还常被引用的文章。如果当年我要受学报编辑或评审员的气,这些文章不会写出来。说得清楚一点,我当年的英语文章是同事们拍掌拍出来的,所以今天还传世。   中国奇迹在古文化复兴   芝大研讨会传来的另一个信息,是一位参与的朋友说,听到的评语是新制度经济学推我这个老人家为首。是卖不到钱的学问!是相对的,我跑出主要因为没有几个人真的跑——没有几个重视真实世界的局限——而我是加上得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发。说过了,回港任职后转用中文动笔是对的选择,可以写得多,写得快,可以更为自由地发挥,有了思想发展的大概才有系统地回头整理。后者是今天老人家的工作了。   今天回顾,我的中语文章比英语的约多四十倍,更为粗略的估计,学问思想的贡献约三倍。几位知情的朋友认为,只要神州继续再起,有朝一日中文在国际上受到重视,找老人家的抗衡对手老外要回到斯密那头去。一九八一年我不是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吗?以中文动笔不是有先见之明吗?以中文动笔不算是学术是香港的有趣发明,但也只不过是为米折腰的无聊玩意罢了。说不出一句有启发性的话,用什么语文动笔也同样无聊。腐败要怎样算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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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经济政策选择是正确的

欧洲的经济政策选择是正确的 卢麒元 老欧洲在退出刺激经济计划,他们开始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了。 明眼人知道,这根本不是一个意愿问题。欧洲已经没有能力延续赤字财政政策了。欧元和英镑的债券收益率仍然在持续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失去发债的能力了。如果仍然搞赤字财政,他们的货币终将崩溃。 美国仍然在坚持赤字财政政策。美国仍然有继续发债的能力。因为,仍然有人愿意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至于中国为什麽仍然坚持刺激经济计划?可以用一句大连土话进行概括:脑子里有一个蚂蚁打倒立! 当我看到英国财长手中那个装载预算案的破旧箱子,我意识到了一种审慎理财的传统。精明的英国人没有失去正常的思考能力。他们知道国家经济政策的底线在哪里! 在英国,大学经济系的学生都知道,汇率、资本收益率、债券收益率、资产价格的关系。老欧洲学者和官员都是知道这一点的。这是常识。他们不会犯低级错误。 当然,美国人就更清楚了。他们在巧妙地构建某种金融平衡。 然而,我们国家却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丢掉了。我们将赤字财政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我们的逻辑,老欧洲是消极的,美国是积极的。幼稚到何等愚蠢的程度! 我在《汇改的前因后果》一文中,已经谈到了财政政策和汇率的关系。 老欧正在做我希望中国做的事情。他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降低资本收益率,从而实现稳定汇率的目的。他们不想在下一场经济危机中彻底丧失经济主权。 中国不愿意这样做。中国紧紧跟随在美国人的后面,仍然在坚持刺激经济的政策。一群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笨蛋,非要看到人民币崩溃的那一刻。 事实上,中国并不具备真实的发债能力。我们很难大规模向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我们也无法大规模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精确地说,我们的财政赤字不是借来的,而是印出来的。印钱仍然是一种税收,这是通货膨胀税。这是与欧洲完全相反的逆向转移支付。用印钱的方法维持虚假繁荣,是在饮鸩止渴。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在迅速衰减。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与名义汇率已经严重背驰!人民币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中国没有必要通过压缩国民福利来保证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资本收益率。我们不需要大规模引进资本了。我们甚至没有必要继续大规模增加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了。靠让渡国民福利来支撑一个扭曲的汇率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两个人:张五常和陈志武。二十年前, 张先生劝中国政府卖资产;二十年后,陈志武劝中国政府发债券。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中国政府大规模减持资产,同时大规模增加负债。用陈志武的话说,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才会搞民主。这话太隐晦了,他们真实的意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府才会俯首称臣。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就奇怪了,这等败类,何以竟能登堂入室! 请最高决策层用常识想想看,政府不断减持资产,政府不断增加负债,人民币的信用基础是在增强还是在削弱?人民币靠什麽继续升值?人民币靠什麽实现国际化? 我们一直在被忽悠!我们通过让渡国民福利,支撑一个惊人的资本收益率,从而不断吸引外部资本进入,从而支撑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人民币汇率! 醒一醒好吗?听一听自己人说话好吗? 再说一遍:务必请通过有序的财政转移支付,降低资本收益率,增加劳动收益率,稳定资产价格,稳定商品价格,稳定汇率水平,实现经济体系的平稳转型。 我是很想去看看世博会的。但我不敢去看那幅精美绝伦的清明上河图。我是知道的,北宋政府通过滥发货币制造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清明上河图正好记录了那幅荣景。然而,那个传说中的繁华都市,没过多久就被金兵的铁蹄踏得粉碎了。那个都市里的居民至今仍然流落在天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客家。 我希望最高决策层读一读《汇改的前因后果》。一定要明白欧洲人在做什麽。他们无疑是正确的。 有些话说出来就很没有意思了。我国管理层和他们所依赖的专家学者无一精通财政金融。一台巨型的经济机车,正在被一群自负的老爷们操纵着,飞速地向前奔驰。而在前面不远处,就是险象环生的大峡谷了。十三亿人傻傻地坐在后面的车箱里面。他们仍然在憧憬着盛世呢!。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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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教授关于“中国模式”的言论

主权在民是民主的理论基础,官员是公仆,必须得到选民授权,还要受到公民的严密监督。否则,就会主仆颠倒,导致政权变质。民本是以官为主,最终是圣君贤相为民作主;如果碰上能干的清官、明主,居高临下,亲民,惠民,老百姓会得到一些实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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