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韦森:《预算法》修订风雨与中国财税改革

韦森:《预算法》修订风雨与中国财税改革 进入专题 : 预算法 财税改革    ● 韦森 ( 进入专栏 )        【编者按】《预算法》关系国计民生,素有“经济宪法“之称,从“三公消费”到“突击花钱”都与此有关。在2012年,围绕《预算法》修订的争议,是贯穿FT中文网全年的议题。从年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在FT中文网呼吁《预算法修正案》公开开始,再到年中《预算法》二审争议,FT中文网策划了系列专题(预算法专题),也引发社会各界诸多关注。   自2007年开始关注预算民主问题以来,韦森一直在努力推动《预算法》修改和中国各级政府的预算公开和透明,呼吁“以预算民主为核心制衡政府财权”。2012年7月份,在《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被放到全国人大网站上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后,韦森教授牵头并组织了近20位教授和专家在上海召开了专题讨论会,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他们对《预算法修正案》的修正意见,并为全国人大所重视和接受,FT中文网期间也陆续刊发了韦森以及其他作者对于《预算法》修订的评论。   中国全国人大第十一届第三十次人大常委会已经决定本届人大不再审议《预算法》修正案,宣布《预算法》修订将推迟到下届人大。韦森认为人大常委会搁置《预算法》的修订,是目前最好的结果。《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缪琦近期在上海专访了韦森教授。他再度强调,制约政府的权力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而从财政体制改革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是中国未来当走的路。   正值新年思变时刻,这篇访谈想必对不少读者有所裨益。经韦森教授授权,FT中文网独家发表这篇访谈的全稿。      让财力和事权相匹配      记者:回顾过去十年,您觉得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韦森:应该说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财政体制在现有的整个体制下是有很大进步的。首先,自1994年的《预算法》颁布实施以后,尽管它本身颁布不久后就发现有许多问题,但是在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方面还是有很大进步的,尤其是近两三年,温家宝总理和国务院在推进各级政府预算公开尤其是“三公经费”公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财政部和地方政府在公开政府预算方面也开始做了一些推进工作。尽管目前看来各级和各地政府财政公开透明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主要还是理念上的,离实际上的公开透明还有很大距离,但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进步。   其次,通过制定和完善各种“税法”和征税制度,尤其是通过“金税工程”等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实施,这几年各级国税和地税系统征税的能力大大加强了,使企业和个人偷税漏税越来越难。特别是现在有了印发的防伪增值税发票系统,通过电脑联网技术,使征税更规范,更程序化,企业和个人更难逃税。这是过去十多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加的主要原因。自2002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几乎每年都以百分之二百以上的速率完成政府年初所制定的增长目标。譬如,2011年三月,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计划增加8%,但今年3月两会期间,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工作报告则报出2011年全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实际上增长是24.8%,也就是完成年初政府自己所定计划的310%。这些数据和事实说明,目前我国政府征税和其他财政收入,根本没有任何制衡和约束机制。在征税之后政府怎么用,更没有实质上的约束机制。比如我国“窄口径”的宏观赋税占GDP比重在20%上下,但“宽口径”的宏观赋税已占GDP的34%~35%,虽然还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高。但是西方国家的税收,大量地用在老百姓身上,即公共和民生支出上,而我们的财政收入,则大量用在建设上了,包括各地都在盖豪华的政府大楼和漂亮的广场上了。   第三,1994年的《预算法》,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和1995年通过并于2003年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在2001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发的《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等法律和文件,实际上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单一国库账户”制的财政资金管理体系。尽管随着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和“财政专户”的出现,政府财政资金一大部分不再存在央行“单一国库账户”了,但这一制度建立起来后,对央行国库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以及财政部门资金的收支的规范化,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但是,现有的预算法也是有问题的。正如全国人大预算工委主任高强所言,1994年制定和颁布的现有预算法的主要问题是:对预算编制完整性缺乏明确表述;对规范预算管理执行缺乏严格的约束;对财政机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明确的表述;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审批、管理、使用、偿还等缺乏具体的规定;对预算监督和违法行为追究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对预算公开缺乏明确要求等。但是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是对政府财政征收和支出缺乏实质性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导致政府想征什么税,就征什么税,想花在哪里就花在哪里,各级政府领导人一拍脑袋,就可以把钱支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的腐败大面积地发生,且屡治不果,是一个主要原因。   记者:那么,分税制改革的下一步要怎么走?   韦森:首先,现有的分税制显然不再适合已经有十几万亿乃至近二十万亿的财政收支的大国的运作了。这种分税制,大家批评较多的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政府税收的大部分钱被中央拿走了,地方的钱留的很少,但事权却大量落在地方上,比如公共设施支出,地方吃财政饭的政府公务员、教师和其他人员的工资,医保、社保,发展地方经济的投资,还有保障房建设资金,等等。地方政府没有钱,就迫使采取另外一些了渠道“融资”,主要一是卖地,一是向银行贷款。这又导致了地方负债不断攀高,甚至一有财政收入下降,连发工资和奖金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分税制看来非改不行了。   那如何让财力和事权相匹配?有两条路子:一是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另一条思路是把财权进一步向中央收,但收权后事权也让中央多扛点。我的观点是,在地方政府负债严重、各自为政的乱象中,把税收更多地留给地方,解决不了各地的大问题,反而只会留得多,他们花得更多,也常常贪得更多。因而,把财权上收,事权也上收,可能更好一点。所以我个人比较赞成第二个路子。但不管怎么改,都必须考虑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支上财权和事权要匹配。   当然,这里也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张五常、张军、史正富等经济学家所提到和论证的,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但是现在大多数地方政府现在已经负债累累,如果将来税收大部分上收,地方政府怎么发展经济?又怎么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民生上呢?基于这一考虑,我倒是赞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他们的建议,即考虑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不允许地方发债,地方政府就会向银行借贷。一旦地卖不出去了,怎么还银行贷款?那么,与其把这个风险留给银行,不如把它留给投资者。也就是说,允许地方发债,但买债与否,交给投资者根据收益预期决定。这就分散了风险,也运用了市场机制。      不动财权,什么改革都是空的      记者:对于最近热议的扩征房产税您如何看待?   韦森: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但是通过参加几次房地产高峰论坛,有些了解。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十分复杂,目前推出比较困难。一方面,要控制房价,最有效的办法一是推出房产税,再就是推出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制度。中国的房价高,有很多原因,没有房产税,和有权力的人大量买房投资,是其中的主要贡献因素。这些年,中国整个房地产这么热,个人按揭占整个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却不大,我看到的材料说也才只有2万多亿。现在总共是有70多万亿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其中有十几万亿在房地产上,但是有主要都是开发商的贷款和土地的贷款,住房按揭贷款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   现在喊买房难的,大都是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家里长辈多方帮忙,出个首付,然后按揭买房。但大部分买房的其实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和其他投资者、炒房者。这些人,几套、几十套的房子,用现金就直接买了,根本没有贷款,租出去租不出去,都无所谓,大家都是投资,房价在涨,相比而言物业费算不了什么。这也是中国经济不出问题和房价下不来的主要原因。如果按揭很大,一收银行房地产利率,房价就马上下来。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政府官员和高收入阶层买很多套房子,并没有按揭,或只有很少的按揭,现在大家都是把购置房产作为一个投资,而不是“自住”和“消费”,推的房价越高,他们的财产价值越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利率对房地产的影响不大。购房者的相对不是很大的银行按揭贷款比率,也使中国经济蛮“抗风险”,即房价下跌一点不致于使中国经济产生大的危机。   如果你到浦东、松江或者许多中小城市去看看,会发现很多房子很多都是空置着没人住。如果是像西方那样有房产税的话,如果房主不住,又不租出去,那就要倒赔很多钱,还要缴物业管理费,谁还会想这样大胆地投资呢!现在没有房产税,仅仅缴掉物业费,房价涨了这么多,所以许多人买了7套8套,甚至十几套或几十套,房子就放在那儿不住也不租,房价也就一直降不下来。如果开始普征物业税了,一些官员和个人有那么多房子,若租不出去,就要抛售了,那房价就会下跌,甚至要大跌了。   故我的判断是,如果开征房产税,再加上强制让政府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就会对房价产生重大影响,利率对房价的影响也就开始起“市场作用”了。据有关材料说,目前中国处级以上干部家庭平均有5套房以上,故一旦要求他们财产财产公开,一些政府官员多套住房就必须要出手了,不然怕追究期来源。如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真正普遍推开,肯定对房价会有影响,二手房价会下来一些,对新房价格也会有影响。   征房产税,就应该普征,才公平。实际上,像上海现在的房产税制,以前买的房子就不用缴税,这就不公平,完全保护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无疑也保护了一些可能的贪污腐败官员。要征,就要全国普遍征。即使税率少一些、低一些,要普征,这才公平。   但问题是如果普征了,再加上推出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会不会导致中国房价大跌?房价大跌了,自然会影响房地产的投资,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甚至出现经济大萧条?这就给决策层出了道难题:既不要房价大涨,使房地产产生更大泡沫,但又不希望房价大跌,出现经济危机,真是左右为难。   在《把脉中国经济》一文中,我曾指出,今年7月在江苏昆山举办了一个夏令营,邀请了全世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来讲奥派经济学。我在会上碰到了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叫福特怀雷(Fred E. Foldvary)。这福德怀雷老兄,可真是一个奇人!1996年,他出版了一本只有34页的小册子,书名就叫《2008年的大萧条》(2007年出版了第二版)。给他聊天之后,我马上从他的个人主页上挡下来了这本小册子的PDF版。粗略翻了一下,发现这是我到目前看到的唯一一本能在之前能预测2008~2009年这次世界经济衰退的著作。这位长期研究商业周期现象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警告世人,现代社会的大萧条,起因都是房地产泡沫。福德怀雷把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与Henry George等经济学家的土地价值理论结合起来,惊人地发现,自1818年以来美国差不多200年的历史中,每次经济衰退(recession),尤其是大萧条(depression),都是与房地产的“实周期”有关,且都是在地价、房屋建设和房价的最高峰后一两年之后发生的,200多年来,几乎没有例外。福德怀雷也发现,在过去200多年间里,美国房地产的实周期大约是18年,之后一两年肯定跟着一场大的经济衰退。根据1990年美国发生了一次由房地产“实周期”引发的一场小的经济衰退,他在1996年就预测大约在2008年美国将会有一次大的经济衰退,并在2007年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的第二版,明确提出这一点。果不其然,200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急遽下滑,GDP总量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萎缩了16%还多。读过他的这本小册子,我一方面为他的发现所震惊,一方面也心里直发怵。当中国的这一轮地价、房价和房地产建设的高峰期过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周期,又将是多少年?   即使不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来思考问题,稍观察一下西方发达国家战后的商业周期,也会发现,经济的萧条和繁荣,基本上与房地产的繁荣或萧条紧密相关联,可以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吧:房地产总是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先行指标。一旦房地产开始会恢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预算法 财税改革   

阅读更多

特级教师蒙冤 | 转载“女地下组织部长”击倒山西县委书记(图)

原文地址: “女地下组织部长”击倒山西县委书记(图) 作者: 张军三律师 “女地下组织部长”击倒山西县委书记(图)     2012年12月19日 17:43:12 来源: 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原灵石 县委书记 杨洪 资料图 立在灵石县城东边静升新区的“御玺”雕像 资料图 2012年12月14日,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 杨洪 穿着囚服,戴一黑边眼镜,头发已经花白,大有“朝如青丝暮成雪”之感。当地一位媒体人告诉记者,杨洪原来的头发很好,几乎没有白头发,是“双规”后至今变白的。记者搜索发现,在当地的报纸和电视台上,当灵石县委书记期间,杨洪在出席会议及各种正式场合,总是西装革履、头发黑亮、精神抖擞。 今年11月7日,《法治周末》曾以《山西灵石县委书记将 石膏山 改名“仕高山”后落马》为题,报道过灵石县原县委书记杨洪和他的工程项目。 杨洪之所以走上被告人席,就不能不提到其情人 杨晓萍 。 2000年左右,时任晋中市榆次区组织部长的杨洪和杨晓萍偶然相识,此后也许杨洪看上了杨晓萍的风情万种,也许杨晓萍盯上了杨洪手中的权力,二人很快发展成为情人,开始了权色交易。据公诉人控告,自从杨洪调任灵石县县长后,杨洪出面、杨晓萍具体操作,让第三方在灵石县承包了54757万余元的各项工程,工程项目涉及煤炭、绿化、建筑、道路、装潢、办公用品采购等诸多领域,这些工程分别以5%、8%、10%、15%等不等的比例作为回扣,二杨实收好处费1791万余元,因为案发未收的好处费3250万余元。 二杨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案发后,在法庭上,二杨互相推诿扯皮,不愿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杨洪对情人的“承诺” 据杨洪在法庭上陈述,2000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次饭局上时任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组织部长的他认识了杨晓萍,后来吃过几次饭,日久自然生情,发生了性关系。 事实上,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情人关系自然就确立了。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2008年,杨洪在法庭上坦承。 事实上,杨晓萍的漂亮、气质等确实吸引了杨洪,当时杨晓萍只是榆次区检察院的普通工作人员,也没有什么大的背景。杨晓萍对杨洪也自然仰慕,一个堂堂的组织部长,区里哪个干部的提拔重用不得经过杨洪?2001年下半年,杨洪调任榆次区委副书记,比组织部长更有实权,到了2005年4月,调任和顺县任县长。2006年底到2010年底,杨洪又调任晋中市最富有的灵石县任县长。 杨洪说:“2008年,杨晓萍突然找到我,要承包些工程,挣些小钱,以养家糊口和给她家孩子看病。我同情她,在加上以前的情分,我和县里的部门领导打招呼后给她承揽了一些工程。” 但事实上杨晓萍不是自己在做工程,而是在做中介,从中捞取中介费。 法庭上,法治周末记者还看到了公诉人在法庭上(通过电子显示屏)出示的一份杨洪写给杨晓萍的《保证书》,该书是杨洪向杨晓萍作出的承诺和保证,其内容主要有3条,其中有一条为:忠于感情,不耍滑头;另一条为:“××收入,全部上缴。”保证书中的附件和落款时间,记者没有看清楚。 杨洪有自己美满的家庭,也有辉煌的事业,为息事宁人,防止杨晓萍把他们之间不正当男女关系向外说,他写了上述保证书给杨晓萍,以让她放心。 此后,杨洪不放心起来,于是也想从杨晓萍那里要回那份保证书,但杨晓萍说,那是开玩笑的,早就撕了,杨洪对此半信半疑,但也不再强行追要。此时,杨洪更加害怕杨晓萍把那份《保证书》扩散出去。如果以前人们说杨晓萍是“地下组织部长”还有些玄乎,此时,倒是名副其实了,因为杨晓萍有了杨洪的把柄,从此,杨洪不敢不听杨晓萍的。 “我成了杨晓萍的工具” 在法庭上,杨洪陈述,杨晓萍过去是他的情人,现在不是,2008年以后再也没有和她发生过关系。 二杨2000年的结识,曾经给彼此带来过“幸福”,对杨洪来说,认识了比自己小得多的美女,是金钱买不到的;对杨晓萍来说,认识杨洪得到了实惠,至少和朋友们谈起来也有面子。据知情人透露,杨晓萍当时只是一般科员,丈夫也属普通工薪阶层。 杨晓萍案发时职务是榆次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有人说,她的升迁与杨洪的帮忙有很大的关系。 二杨发展成情人关系后,杨洪说也意识到潜在的后果和危险,曾经“分手”,为此送给了杨晓萍一部价值十几万元的轿车。 但不知是杨晓萍不知足,或手段高明,还是杨洪深陷感情漩涡难以割舍,他们在2008年以后并没断了关系,反而在杨洪管辖的灵石县地盘上做起了一桩桩生意。 灵石是晋中最富有的煤炭大县,财政收入30多亿元,属晋中第一。 据了解,2008年,山西开始大规模整合煤矿。当时,有的矿想被整合掉,有的矿想生存,如何达到各自的愿望,煤老板们纷纷寻找关系。那时县里设有煤炭资源整合办公室,县长杨洪任副主任。在煤矿资源整合问题上,杨洪有绝对的话语权。 杨洪作为一县之长,找他的老板们多得排队,但不是谁找杨洪都买账,他也是看人下菜。于是有人想到了杨晓萍,人们尊称“杨检”(也有人称“杨姐”)。事后证明,他们确实找对了人。这中间,二杨共同受贿。杨洪“借”马老板200万元现金就是一例。 公诉人指控说,煤老板马某送给杨洪200万元现金,地点是晋中市榆次区的万豪大酒店。对此,杨洪辩称:“当时杨晓萍说她要买房子,想问我借200万元,我当时问她的钱呢?杨晓萍说她的钱存在了银行,是定期存款,取出来不划算,我说那取了定期也比贷款划算啊。事后,才知杨晓萍的钱做了理财产品。但我还是给马老板打了电话。” 马老板派他的司机把200万元现金装进手提箱,送到了万豪大酒店的房间,杨晓萍拿到该款,杨洪没有出面。 对此,公诉人认为杨洪是受贿,因为借钱后,二杨都有偿还能力,但始终拖着不还,也没有还款的话语,直到案发。 公诉人还指控,杨洪曾经向某老板要过5张面额分别为9999元的王府井的购物卡,杨洪说,都给了杨晓萍。 有时9.9元的一支玫瑰都能感动一个人的心,但这5张9999元合计49995元的购物卡并没有打动杨晓萍。公诉书还指控,杨洪受贿10张天美名店的购物卡,每张价值1万元,杨洪说也给了杨晓萍。 但这些根本满足不了杨晓萍的胃口,她盯上了灵石的各类工程。其做法是:第三方找到她,她再找杨洪,杨洪通知县里负责项目工程的领导,让杨晓萍找的第三方或包工队想方设法中标,然后她收取回扣。据了解,二杨合伙弄到最大的工程项目有—— 现在还未竣工的灵石县1.4亿元的人民医院大楼,已经付给杨晓萍200万元的好处费,剩余1200万元因案发未收回。 灵石县1.13余亿元的政法大楼,已经付给杨晓萍200万元的好处费,剩余850万余元因案发同样未收回。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12/19/c_124119749.htm   此外还有森林公园等重大项目。 杨洪 主政灵石期间,煤老板、包工头等通过杨晓萍的介绍,得到了杨洪的大力关照。因为杨晓萍说的话,杨洪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所以有人称升任榆次区副检察长的杨晓萍为“地下组织部长”。有了该“地下组织部长”的牵线,第三方共承包54757万余元工程,这些工程款分别以5%、8%、10%、15%等不等的比例作为回扣。起诉书中显示,二杨应得好处费5041.3万余元,实收好处费1791万余元,因为案发未收的好处费3250万余元。 公诉人还透露, 杨晓萍 被“双规”后,通过纪委的人给家人递出纸条,要求替她追要上述剩余好处费用,不料被有关部门发现,帮她递纸条的人也被抓获。 记者在晋中院大门口张贴《公告》上看到,杨晓萍已于2012年12月6日公开受审,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项罪名,而杨洪只是涉嫌受贿一项罪名。 东窗事发后,二杨互相推诿扯皮,不愿承担罪责,杨洪在法庭上说:“我认为不是共同受贿,因为我一分钱也没拿到,都是杨晓萍收取的,我成了杨晓萍的工具。” 没有其他涉案人? 作为在灵石县呼风唤雨的头号人物,杨洪过去也是一个有作品散见于报端的文人,在法庭上他说话声音低沉,但颈椎笔直,认真对答公诉人对他的指控。对公诉人指控的他给县里乡镇局等领导打招呼、打电话、发短信,他基本认可。但对他和杨晓萍因承揽工程共同谋取好处费不承认是共同受贿,他认为是杨晓萍一人所为,其理由是现在收的1700万余元现金没进到他口袋一分钱。 在公诉人的指控中,有至少五六个乡镇领导在证言中说:“某年某月某日杨洪给我发过短信,内容为杨洪让关照某公司或某人。”对此,杨洪说忘了。杨洪辩护人问公诉人:“有证据吗,让我们看看短信内容?乡镇领导怎么记得时间如此清晰?如没有短信证据,该证言不足以采信!” 公诉人则辩称,时间已经过了好几年,用科学技术也恢复不了短信,你也不要低估任何一个证人的记性,其他证据链足已证明。 但公诉人又说,杨晓萍被“双规”后,收缴了其4部手机,并且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其通信记录和所有短信。否则,也难找到行贿之人。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旁听的人于是质疑:怎么不恢复杨洪的手机短信呢?杨洪的手机短信里究竟有什么内容?恢复了怕什么? 杨洪的事发绕不开杨晓萍,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她牵出来的。 记者注意到,给杨洪行贿和“看望”其父母时给礼金的几乎都是青一色的老板,没有一个国家公务人员。而且35项指控中也是青一色的受贿,没有行贿。 在场的七八十名旁听者不解,难道杨洪只会受贿,而且只受老板的贿,不受其他乡镇科局干部的贿? “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亲朋好友!”和大多贪官一样,坐在审判席上的杨洪如此忏悔。 “看在我认罪、悔罪并给老婆写信让其配合你们办案的态度上,希望法庭认真考虑,不要让我老死狱中,留条老命!”这是庭审结束时杨洪发出的最后希望。(李应厚) 山西灵石县委书记将石膏山改名为“仕高山”后落马 上一页 1 2 上一页 1 2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12/19/c_124119749_2.htm

阅读更多

思与议 | 2012年11月号

一、绪语 围绕大会的权斗很精彩,中共十八大会议本身却是沉闷已极。国内虽仍有一部分寄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的人士百般寻找大会的所谓亮点,但是除了习近平会后的讲话激起一层涟漪之外,实质性的内容委实欠奉。胡锦涛的裸退,结合常委会中前朝遗老的绝对多数,只能解读为自身权斗的彻底失败,而不是什么创立新规。...

阅读更多

德国之声 | 中美军方完成灾难救援演习

中美军方周五结束了灾难救援演习,这一项目旨在促进双方的军事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正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的军事合作,希望推动新的中美军事关系发展。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美士兵周五结束了历时一周的灾难救援演习。虽然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此次的演习仍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这场演习包括邀请20名美军参观中国3个城市中的设施,目的是为了通过非战争军事合作增进两国的关系,并且消除该地区对中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恐惧。 美国第8战区保障司令部指挥官里昂(Stephen Lyons)在成都郊区的一个解放军军营中表示:”我们的高层领导人非常清楚的表明:他们正在为两国寻求一个正面、相互理解的合作关系。我认为,合作精神和透明度有助于对整个地区发出信号,并帮助我们相互理解。” 中国方面的将领则承认,中美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双方都承担着一个共同的责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办公室主任唐奋表示,中国和美国军队确实存在差异,但必须肩负的责任促使中美两国合力救援灾难,并互相分享经验。 中国致力加强中美军事关系 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本周也正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的军事合作。他对路透社表示,中美应该发展军队间的合作关系,探讨双方的差异,化解两国之间的歧见,推动一个新的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 里昂表示,美国和中国军方自1998年来,偶尔会在救灾方面有互访交流,但多数仅限于讯息的分享。这是两国首次进行采取联合行动的演习,美军也观察了中国部队的演习训练,如练习进入建筑和由大楼侧面垂降并使用领犬员。 然而,双方仍对彼此存在相当程度的警惕。曾在克林顿执政时间担任亚洲问题顾问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表示,美军和解放军之间存在着不信任。双方经常对对方的意图表示怀疑。美国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视为企图支配亚洲,中方则认为美国扩张军事力量,包括奥巴马去年宣布”重返亚太”的战略,是为了制衡中国。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在一份今年年初发表的论文中写道:”中国一些高层官员曾公开宣布美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这种观念尤其在中国的国防和安全等部门中得到普遍接受。”  中国提升军备引邻国担忧 中国官员坚称,中国的意图是为了保护其主权。但是中国的军事行动和今年的武器升级都引起邻国的关注。 中国今年不断加强对南海和东海领土主权的主张,与其他主权声索国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台湾的主张发生冲突。东盟秘书长素林(Surin Pitsuwan)周五表示,中国计划搜查并扣押非法航行至其认定的领海范围的船只,可能引发海上冲突,危及地区的经济。 中国的首艘航空母舰今年正式入列服役,并且试飞了两架隐形战斗机的原型机。本月初,中国推出了攻击型直升机和无人靶机。美国国会委员会报告称,两年内中国的潜艇可能将能装载核弹头。 美国第8战区保障司令部指挥官里昂表示,本周的联合灾难救援演习有助于缓和此类的紧张局势。 他认为,中美两国间将继续存在分歧,但只要双方致力于以和平和稳定的方式解决差异,便能在各种问题的讨论上取得积极的结果。 来源:路透社 编译:张筠青 责编:叶宣

阅读更多

中国周刊 | “幸福”演义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张亚利 实习记者 宫玺 北京报道 [内容简要]:“不要以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就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不告诉你们。” 2005年元旦,央视播出了由程勇执导的纪录片《幸福在哪里》。 这部纪录片希望记录一个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和精神状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33年前,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用摄像机在街头追问同胞:“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这一独特的影像技法穿越时空,在2012年秋天,登上中央电视台的荧幕,记者们追问一个个中国人:“你幸福吗?” 波兰大师的纪录片叫《谈话头》,它的血脉到了中国,全名是《喜迎十八大•走基层•百姓心声•假日调查——你幸福吗》。   •2012 年• “我姓曾” “百姓过日子,感觉幸福吗?国庆前夕,本台走基层记者分赴各地,开展假日特别调查‘你幸福吗?’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倾听数千位普通百姓的心声。” 9月29日,中秋节,面带笑容的新闻主播李瑞英在《新闻联播》中字正腔圆地播报,织着毛衣的市场个体户、搬袋子的新疆拾花工、路边择菜的北京退休职工一一“幸福”出场。“你幸福吗?”“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多给小孩攒钱、把最有希望的女儿研究生供出来了、生活过得满足,人们在各种场合述说着“幸福”。 镜头逼近山西清徐县北营村一个坐在凳子上的中年男子,“您幸福吗?”记者问。“我姓曾。”男子把脸转向记者,不假思索道。“你幸福吗?”记者追问。“问你幸不幸福。”村民笑着提醒。“幸福吧。”男子这才看上去不好意思地笑道。 没过多久,打着“我姓曾”字幕的“淡漠”侧脸截屏迅速在微博上、论坛里疯传,网友称其为“曾哥”,而他的回答则被誉为“神回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喷笑”、调侃,还有对央视的讽刺和恶搞。 从9月29日至10月8日,“你幸福吗”系列在央视新闻频道和新闻联播中持续播出,民间评选的各种“神回复”也不断增加,除了“我姓曾”的务工大叔,“我跟你说话,队让人插了”的“插队哥”、 在镜头前自顾自称肉的新疆卖肉商贩、因为跟女朋友分手所以“今天不幸福”的清华微笑哥、弯着腰说“我耳朵聋,听不清楚”的73岁拾荒老人等纷纷“入围”,各种版本的“神回复”剪辑一时成了最受欢迎的“娱乐大片”,并不断发酵。 十一长假过去,“你幸福吗”提问,继续在央视的屏幕上响起。 10月14日,央视《面对面》,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接受主持人董倩采访。结尾时,董倩问莫言: “你幸福吗?” “我不知道。” “你现在最期待什么?” “结束采访。” 有网友将这段对话评为整个采访“最精彩”的部分。 “你幸福吗”的策划人是央视新闻中心的张宇珺。节目播出那些天,她也被同事调侃,央视内部“段子”齐飞。“这是好事儿啊,至少说明节目有影响,能让大家乐一乐,之后再想想这个问题不是挺好?”你幸福吗?张宇珺也问过老公这个问题,答案是,“这个问题设计得不好,我不会回答。”小儿子则回复:“不幸福,因为假期没人陪我玩。” 而当张宇珺自己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她连忙摆手,“这个,我忙得还没想过。”   1979年,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了纪录片《谈话头》。当波兰面临重大抉择时,他拿着摄像机,走上街头,询问人们: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2011年 • “走基层” 1979年,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了纪录片《谈话头》。当波兰面临重大抉择时,他拿着摄像机,走上街头,询问人们: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意外走红的“你幸福吗”调查原本只是央视“走基层”节目的一个节日特别版。 2011年8月,《关于在新闻战线广泛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意见》下发,全国媒体开始“走基层”。 “从去年8月开始,我们就在做‘走基层’节目了,也说不上什么固定的形式或者栏目,就是个小版块儿,主要还是做一个一个基层人物的小故事,已经做了一年多了。”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齐至,一直中规中矩的张宇珺和同事们也想做点儿不一样的。 正愁呢,9月19日,新闻中心副主任杨华拿了两个片子过来,说可以看看。这两个片子一个叫《你想要什么》,另一个叫《幸福在哪里》,作者是央视曾经的《纪事》栏目编导程勇。编导走上街头“海采”,冷不丁地问各种各样的人,“你想要什么?”“你幸福吗?”各种突然反应,很有意味。 张宇珺决定将这两个纪录片的形式与走“走基层”嫁接起来,发动央视各地记者站,街头追问:你幸福吗? 9月20日,央视记者詹晨林正在太原市清徐县北营村做一个大学生村官采访,也是一个“走基层”选题。接到电话,让她顺带做几个“你幸福吗”采访。 9月22日,詹晨林来到村委会门口,那里是村里的中心,干完农活的农民常在那儿聚集,聊天的,弹被子的,抽烟的都有。詹晨林第一个想采访的是一个大姐,结果还没走近,大姐就说:“别问我,我不是这个村儿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看到了“曾哥”,就直接上去问了。于是就有了“我姓曾”。 詹晨林并没有觉得很诧异,觉得这只是人的本能反应,没听明白嘛。后来碰到很多类似的回答,有说姓王的,有说姓陈的。“当然也有反应比较激烈的,比如反问我的,说‘你有病啊?’‘想打人啊?’的,什么情况都有。” 有无厘头的回答,也有能触动她的回答。在北京地铁14号线大望路施工点,一个工人讲了自己的故事,他是四川三峡库区人,修水库后厂子倒了,日子过得不容易,后来出来打工,慢慢接受了移民后的新家,他最想要的是“钱”。“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但讲得太长太碎,后来没有办法剪进去。” 谢岩鹏是央视驻河南站的年轻记者,刚接到采访任务时,他非常忐忑,“走基层,街访,做了不少,但像这样没有事先跟对方说好,上去就问的,还是紧张。”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大学等地,他采访了近百个人。在郑州火车站,谢岩鹏碰到了说“最不幸福的事情是,我跟你说话,队让人插了”的“插队哥”。 宁夏记者站的负责人张军军是老记者了,最让他奇怪的是,几天来三路人采访了两三百人,“有个性”的,“不幸福”的回答还真是少。“也许跟问题的预设有关,如果问你为什么不幸福,也许答案就不一样了?” 9天的节目,央视派出包括7个海外记者站在内的70路记者,加上20个地方台,“海采”3500多人,最终播出147人。“你幸福吗”是主问题,配合“中秋”、“国庆”等主题,还设置了包括“中秋怎么过”、“你能为国家做什么”等问题。 在发给记者们的“实拍手册”中,节目阐述为“十八大前自创的海采式报道,传达中国普通人的幸福感、爱国情绪、生活真实状态”。 张宇珺还要求,所有记者都去看《纪事》的《你想要什么》和《幸福在哪里》,“不要刻意去找你想要的,而要去发现让你意外的”,“所有的回答都是我们想要的”,“回答不重要,重要的是回答问题的状态和场景。” 9月29日中秋节,第一条“你幸福吗”短片在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新闻直播间》、《新闻30分》滚动播出。最让张宇珺想不到的是,这个开始“并没把握”的节目竟被当晚《新闻联播》“选中”,播出了时长3分40秒的片段,而“我姓曾”这样的“神回复”竟也“保留”了下来。 “也许是觉得我们这节目新鲜?”     •2005年• 幸福在哪里 “你幸福吗”调查的创意,脱胎于一个纪录片导演七年前的追问。 2005年之前,李天华的一首《幸福在哪里》触动了《纪事》栏目的编导程勇。歌中唱道: 幸福在哪里/朋友哇告诉你/它不在月光下/也不在温室里 幸福在哪里/朋友哇告诉你/它在你的理想中/它在你的汗水里 他所思考的命题,有了一个表达的载体。 1994年,程勇刚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他想拍电影。“想拍电影,就先拍纪录片。”程勇被老师引荐到央视《东方时空》一档创办不久的纪实栏目。1993年,在《东方时空》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制片人陈虻创办了子栏目《生活空间》,每一集讲一个10分钟左右的小故事。在此之前,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官员、劳模和英雄。《生活空间》让你第一次能看到普通人的生活,缓缓的叙事和记录,没有刻意的主题。 那一年,中国还没有哪个电视台这样做纪录片。“《东方时空》是央视的改革试验田。《生活空间》塑造了一个时代,一批人,承载着那个年代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程勇一起受到启蒙的年轻同事全都野心勃勃,要为“小人物构成的中国当代史”而拍片。 从1993年到2000年前后,原本小众的“纪录片精神”在央视乃至中国的电视界成为主流甚至有些“时髦”的东西,而在程勇看来,这种所谓的“纪录片精神”,其实就是关注人性,摒弃官腔以及尽可能地接近真实。 1999年,《生活空间》分离出45分钟的长故事片《纪事》栏目,程勇去了《纪事》,希望能关注更大的时代命题。 “那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层面的问题,社会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个体的困惑之间是否存在着共性?我不再满足于个体创作,而试图通过群像的方式来努力辨识我们时代的现状。”就在这时,程勇“碰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 2003年的一天,一个朋友给程勇送来一张碟片,《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这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主人公是程勇非常喜欢的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50多分钟的纪录片介绍了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位创作过《十诫》、《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和《红白蓝》三部曲等影片的著名波兰导演主要生平和作品。之前,程勇看过不少他的电影,“竟然不知道他早期也是纪录片出身。”传记中,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到了自己早期的纪录片,《洛兹小镇》、《谈话头》。 让程勇激动的,是片中出现的几个《谈话头》纪录片片段。他反复翻看。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走上街头,随机对每个人提出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程勇一下被《谈话头》打动了。“冷静的风格,提问的方式,变革时期的个人生存,个体困惑所呈现的共性,大师的表达和我当时的状态如此契合,给了我很大启发。” 2004年,效仿基耶斯洛夫斯基,程勇首次尝试拍摄了中国版的《你想要什么》。令他惊讶的是,人们“想要”的都是物质层面的东西。 而当程勇无意中听到《幸福在哪里》这首歌时,他突然觉得,也许 “幸福”这个话题可以承载更多思考。 2005年新年前夕,程勇发动了四路人马,五六个同事,分往北京、成都、厦门、西北四个方向进行随机采访,前期大约一个月时间,采访了上千人,又经过一个月的剪辑,最终出现在片中的,有99个人。“你幸福吗?你觉得幸福是什么?”编导们问着一个个的中国人,而《幸福在哪里》的歌曲旋律贯穿全片。 2005年元旦,中午1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元旦致辞之后,央视新闻频道《纪事》栏目,《幸福在哪里》首次播出。 在开往新疆“幸福滩”的巴士上,乐观的售票员说:“幸福就是生活一天下来,高兴就算是幸福,人高兴也要过一天,你不高兴也要过一天。”说完,他给乘客唱起了歌。 在一座桥上,记者发现了一个女孩。你幸福吗?幸福。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不知道。在纪录片中,人们知道,女孩爸爸去世,妈妈改嫁,爷爷奶奶是养牛的,她长大了想当司机。 在农村的婚礼上,一个农民对着镜头说,“不要以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就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不告诉你们。” …… “这个片子的影响当时也很大,我记得还有城市在街头大屏幕上播放,人们驻足观看。” 片子播出一年,还有人在看了重播后在网上发帖:“有的人抽噎起来,有的人匆匆离开,有的人甜蜜地搂紧爱人,有的人苦着脸躲进了麦当劳,有的人念起了改革开放党的好,有的人警惕地问你是干什么的……其实,镜头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我们看到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发问的对象。” 这部播出的片子,原本并不是程勇最满意的一个版本,因为在播出之前的夜晚,正和同事吃庆功饭的程勇接到了片子需要删改的电话,不改第二天就不能播。 “删掉的,就是些‘不幸福’的故事呗。”但这些,才是程勇眼中的“珍珠”。有个场景很打动他:冷清清的街头,跺着脚、呵着气的摆摊老人,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当工人,下岗,在大雪夜里摆摊。“在他身上,你能看到时代的痕迹,能看到一个群体,一种缩影。” 而留下来的,都是些个人生活、小调侃,跟时代脱钩的“不幸福”,“有的就类似于今天的‘神回复’,比如,我姓陆,大陆的陆。”   •1979年• 大师的启示 程勇更喜欢《幸福在哪里》,相对而言,这部纪录片比《你想要什么》成熟一些,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普遍心理和精神状况。这也更接近33年前,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话头》中想表达的意思。 “那是1979年,我相信,出现在电影中的40个人的表情,可以描绘出一个时代人的普遍心理状况。尽管人们无法精确描述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们可以梦想成真,但这些人应该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权利去决定一些事情,可以担负起责任来。只有醉鬼才会说:我非常好。”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传记片中如此评价自己这部短片的意义。 1979年的波兰,不同年龄和生活状态的普通波兰人在镜头前述说他们“想要什么”:想要有自由去决定我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想要并非垂青强者的广义的自由,想要民主和宽容,想要活得更久…… 你出生于哪一年?你是谁?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你最想要什么? 1980年,纪录片《谈话头》播出,25分钟,40张脸,从1岁到100岁。 “我是一个小男孩,我想成为一辆车。” “我不清楚我是谁,但我爱读书,我最想去美国。” “我还没完全准备好做重大决定,最想要人们彼此更尊重,更加关心别人,社会中有更多爱。” “我想要的是自由,并非垂青强者的自由。” “希望人们不要让对别人的恐惧影响他们的抉择,希望人们不要彼此害怕。” “我是作家,我害怕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减少会导致民主的死亡。” “我们所有的梦想并没有都实现,希望我的儿孙们都梦想成真。” “我想要生活在一个真实而不是幻想和表面构成的世界。” “我是人道主义者和学者,想要关乎思想与尊严的人权,世界和平和自己的安宁。” “我100岁了,我想要活得更久一点。” …… 1980年,《谈话头》在波兰播出,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那时候,波兰正经历着重大的抉择,这一年,波兰政局剧变,此时波兰团结工联方才成立,1981年,波兰政府实行全国戒严,并对反对派进行大逮捕。国家何去何从,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 对于当时的波兰人而言,“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是最严肃、有价值的提问。而他们的回答,似乎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方向。 2006年,程勇离开《纪事》,留在央视新闻中心评论部做行政工作,不再做片子。2008年,《纪事》栏目取消,与其他栏目合并。 2012年“你幸福吗”在央视爆红,在程勇看来,这些所谓的“神回复”就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不幸福”。当它们出现在“主旋律”的《新闻联播》上,就会容易被“读”出一些调侃和讽刺。 “无论是当年的感动、反思,还是如今的调侃、抨击,都能反映这个时代人们的一些心态,从这点来说,这个命题(你幸福吗)可以一直做下去。”这个昔日的纪录片导演说道。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1/13. | Permalink | 未分类 Post tags: 中国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阅读更多

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香港抗争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电子书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