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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张博树:研究六四希望中国未来不再发生这类悲剧

法广:张博树先生,您在2008年分别出版了《从五四到六四: 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 1 卷)》和《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请您介绍一下这两部书的主要观点? 张博树:25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我本人也是六四的经历者。我写这本书主要是因为经历、目睹了北京发生的一切,给我造成巨大刺激,让我下决心搞清楚在过去100年中,中国民主转型,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为什么中国人在追求民主中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爱思想 | 王霄:我为什么不赞成完全否定毛泽东

  自从习总年初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统一两个三十年"的观点后,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我们当然不能浅薄地认为习总这话的立足点就是前后三十年都是中共执政,但如果不是这样,前后"统一"的共同点又在哪里呢?   大概从七年前的《文革四十年祭》一文起,我开始在一些文章中系统地谈到官僚阶级、官僚专制和官民矛盾,以及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特权阶级的思想与实践的价值和贡献。而习总"统一两个三十年"的观点,如果能够把落脚点放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和实践上,那么,我虽然不大赞同后三十年党内真正形成了毛的这种思想与实践的与时俱进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我认为只有胡赵做到了这一点),因之尚难以形成真正的"统一",但我还是赞成习总不割裂新中国政治史的睿智与勇敢:因为他看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共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如果在他手上实现了这种思想与实践的突破性发展,那么,我们就将真正看到一种完全的"统一"。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和功绩。   这一点能否成立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这一段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胡德华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社迎春会上的发言,其中从正面引用了毛泽东在《九评》中专门写下的有关苏联特权阶级的一段话。可见,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可。   毛泽东的正确的、积极的政治思想遗产,即对于官僚特权集团的斗争,需要做更全面的介绍。这里将我过去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再简要叙述一下。   无论是肯定毛泽东抑或否定毛泽东,很少有人从官僚制的角度来系统审视他的意义(我看到的似乎只有袁剑、张博树和何新等人)。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们就不能对他做出完整正确的评价。   在我看来,毛泽东后半生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全部或明或暗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包括了四个方面: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即所谓一党极权,坚持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官僚制及官僚阶级,以及权力斗争。这四者往往是交织一起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导方面。   官僚制是伴随着人类君主专制制度和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在古代中国曾有着当时最成熟的形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化后有了更高层次的发展和完善。简言之,官僚制就是一种政治权力的专业化行使,官僚集团与最高政治权力者分享政治权力;官僚制虽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自利性特征,但却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它的弊端只能通过民主制度和权力制约得到根本抑制。   毛泽东对于官僚制的批判、抑制与斗争,发展到成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核心。虽然这种思想与实践有时被冠以其他概念--比如毛泽东从来没有提出官僚制,也一般不用"官僚"而是用"干部"、"领导干部"、"当权派"这些中性词或"做大官"、"特权阶层"、"党内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贬义词来称谓这个执掌公共权力的群体--但却有着前后一致的内核,具有难得的光辉与重大的缺陷。   一、毛泽东对官僚集团具有下层人民固有的厌恶,并延续了马列对其的态度   对官府和官人的敬畏与厌恶,是传统中国下层人民的一种深厚而悠久的心理,甚至发展为本能。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继承了这种本能的同时,青年毛泽东还有自己的思想升华。   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甚至包括小官僚家庭出身的周恩来,都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显然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反动),对一切国家机器及官僚集团统统否定之。及至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从未全面地学习和掌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对于马克思、列宁关于官僚制的虽不系统然而是深刻的批判深表认同,或者说他本身的"猴性"即底层流氓无产阶级习性中的某些部分暗合了马列的教导。这不但在他打天下的理论也就是革命思想中有变相的反映,如对一切权威和秩序的蔑视,对"痞子"运动的支持(《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这种思想痛快淋漓的阐发,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毛泽东一生的某种思想发展脉络),而且在掌权后,对官僚集团的批判与斗争,经他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实验不断进行,终于作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业绩之一,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系统理论与实践的一部分。   这里不妨简单概括马列对于官僚制的认识。马克思从理论上并没有对官僚制的系统论述,但在有限的研究中,表现了对官僚制的根本厌恶。马克思认为国家(其实质上就是政治权力)"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去争取阶级统治的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其存在的时间将极短,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实现之时,就是国家消亡之日,因此官僚制也终将因此而消亡。他对黑格尔的观点,即认为"国家官僚制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超越了某一阶级的特殊利益"进行了坚决的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将官僚制置于生产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的分析之后的,认为在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把它"打碎"。马克思所谓的"旧的国家机器"特指官僚政治下的官僚制和常备军。他因此对巴黎公社的起义者们提出了著名的政治三规则,即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官僚也就是公仆们,必须接受人民代表的选举与随时的监督,只拿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进行定期的轮换。   对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后人对官僚制错误认识的,还有列宁。他完全继承了马克思对于官僚制的厌恶,并在短暂的执政期间内,对官僚制进行了有限的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方面不同意考茨基对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的批评,另一方面他注意到新生政权的官僚主义问题,担心苏维埃的国家制度会出现"官僚主义恶化",在文章、演讲、书信和笔记中都不断地抨击官僚主义。1919年,在列宁主持下通过的俄共(布)第二个党章中已明确,党要"同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根除这一祸害"。列宁也同样理想化地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认为国家不过是即将废除的暂存物,完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上,列宁也只是从形式上努力依据巴黎公社原则创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即苏维埃,很少真正落实(当然也是难于落实)马克思巴黎公社三原则。列宁出现了一种摇摆:一方面他痛恨官僚主义及官僚制,并试图作出抵制,另一方面他的归宿却是一党专政下的新的官僚制。特别是提出所谓的阶级、政党、领袖集团、领袖的理论,并认为领袖是这个序列里最高的政治代表与权力行使者,从而成为其后共产党严重的个人崇拜与个人独裁现象的始作俑者。 而这种后来经斯大林发展完善的"苏联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就是一个表面上是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是孳生官僚阶级并让这个阶级作威作福的模式。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缺陷,他没有看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已经揭示了官僚制的历史必然性,以及限制其缺点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宪政民主制度。毛泽东也有他个人的局限性,即他不但对西方现代文化缺乏了解与参照,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更深厚的理论部分缺少学习和感悟: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只有民主力量,才与行政权力成逆相关系。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毛泽东倒是在全盘接受后迅速有了反省和批判,这发展成为一种认知逻辑,并导致一系列的行动逻辑。   二、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核心,在于其革命对象基本指向新生的以官僚集团为主体的"新的资产阶级"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对官僚制及官僚集团的异化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官僚主义、"党内贵族阶层"产生的根源,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外因论"向"内因论"的变化过程。最初他担心的是资产阶级的腐蚀(比如他在著名的七届二中讲话中提到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后来他认识到这是权力腐蚀的必然结果,扩大了对革命胜利后的危机意识。   在建政之初开展了主要是矫正共产党官员中普遍、剧烈的腐败现象苗头的"三反"、"五反"运动后,毛泽东已经有了治国就是治官、治官尤重反腐的认识。他在一次谈话时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其二,是对于权力的腐蚀结果,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作风论"向"阶级论"的变化过程。他认为干部脱离人民群众会造成一个新的"贵族阶层"或"官僚资产阶级"产生,并认定共产党的主要危险是因为官僚化而被人民反对。   毛泽东对建政后干部也就是官僚集团的正规化(也是官僚制出现)的苗头很不满,认为这与革命传统不符。比如他对于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的批评。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与斯大林也是不一样的:"当苏联在推行工业化时,斯大林开始采用差异相当可观的工资制,同时,又听任各种特权继续发展。他认为,如果不让这个新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特权发生兴趣,使他们得到若干财产,这个运动就不会有任何成就。" 而毛泽东是坚决反对差异太大的工资制的,在他的批评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从28:1变成了25.2:1。而就绝对值来说,毛泽东的工资甚至比不上一个著名的京剧演员。   毛泽东对此仍然不满。除了工资外,还有其他等级待遇即特权,都被他多次批评。毛的这种思想,如果说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列宁的巴黎公社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自己很重视的一个相关的术语,就是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对此的警惕与批判。1958年,张春桥的一篇题为《论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对张文极其欣赏,命令《人民日报》转载,要求全党领导干部学习(也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张春桥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终于成为他进行文革的骨干)。今人惊讶的是毛泽东能够站在现代人文思想的起点也就是人人平等来审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使他的思想超越了农民起义领袖那种朴素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具有了哲学与伦理上的最高层次。毛虽然承认现实中的不平等,但要求人们要清醒地看到现实条件的制约与共产党理想的差别,切切不可因为前者而丧失了后者。文革中,毛总结说: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法权让步太多,"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其结果就是过去的官兵一致、干群一致、上下一致和艰苦奋斗的"党的传统都丢掉了",官员和人民之间、官员的上下之间变成了"父子关系,猫鼠关系"。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官僚贵族阶层"的提法。其实这个提法首见于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刚从国外协助处理波匈事件回来的刘少奇在讲话中,"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认为这是执政党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风波教训和刘的说法引起了毛的深思,结合当时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毛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主要危险,在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即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从而被人民反对。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毛泽东在这个会上告诫全党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107.html

张博树:《七问达赖喇嘛》一文的危险倾向

中国西藏网3月22日刊发、接着被人民网等官办网媒转载的《七问达赖喇嘛》一文,是一篇充满文革式棍子语言的五毛之作。此文不但延续“主流媒体”对达赖喇嘛和海外流亡藏人的许多不实指责乃至污蔑,甚至荒诞地把达赖喇嘛与二战时的纳粹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该文称“达赖打着所谓‘自治’的旗号骗取同情,为有朝一日复辟农奴制后推行种族清洗铺路垫土;举着‘保持民族特色’的幌子,在藏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筑起种族隔离和民族仇恨的‘柏林墙’”。“达赖的言论不禁让人们想起二战中疯狂的纳粹。达赖的‘中间道路’、‘高度自治’背后,是赤裸裸的民族驱赶,和当年希特勒‘清洗’犹太人何其相似!” 然而,这个攻击却如此地不堪一驳,因为攻击的全部根据无非是流亡藏人方面《为全体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的建议》中关于未来的藏区自治机关应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或其他经济活动自主制定相关法规的权力是极为重要的”这一主张。 那么,这个主张是否真如五毛作者所说,是在“公然叫嚣将非藏族居民驱逐出西藏”呢? 事实是,就在《为全体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的建议》这份文件中,流亡藏人方面明确表示:“我们并没有将定居西藏或长期留居西藏的其他民族成员驱走的想法。我们所担心的仅仅是,鼓励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成员大量移居西藏的结果,将会改变现有的西藏社会结构,西藏民族因此成为少数而被边缘化,脆弱的西藏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 为了避免误解,流亡藏人方面特别在阐释这个《建议》的一个补充文件中写道:“《建议》要求赋予地方自治政府就外来人口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和其他经济活动方面制定相关规范条例的权限,这只是自治的一般特性,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在很多国家,自然地具有或制定了为保护原住民、少数民族地区或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而限制本国其他地区人口移入的机制和法律条文。《建议》明确提出这并不是为了将长期留居西藏的非藏族人口逐出。正如在会谈中特使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达赖喇嘛尊者和噶厦在之前的讲话中对此已做了明确的说明。如2008年12月4日达赖喇嘛尊者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就特别强调指出‘我们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将非藏人驱逐;我们担心的是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人口由於刻意地大量移居西藏,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家乡也成为少数民族,并对极为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这已清楚说明其中并不存在除单一藏族而外排斥其它民族的说法。因此,这只是为保护面临灭绝危机的西藏原住民族而对临时流动人口、求职者、以及新来定居者制定规范条例的权限分配问题。” 用不着做更多解释。这些建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宪法框架内、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而提出的具体主张。它们可以在汉藏人士间讨论、交流,也可以在北京和达兰萨拉间作为谈判的议题,甚至可以作为未来中国民主政府考虑民族地区制度建设时的某种参考,但无论如何,这些主张同所谓“赤裸裸的民族驱赶”毫不相干,更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风马牛不相及乃至完全相反。难怪国际犹太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 (The Simon Wiesenthal Center)在该机构网站发表声明,认为中国官媒对达赖喇嘛的污蔑令人发指、完全无法接受,也是对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诋毁,“因为达赖喇嘛在数十年来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他现在行使的使命中其中一项就是寻求和平与对话。事实上,达赖喇嘛倡导的价值观,正是纳粹企图摧毁的”。该声明最后要求中国主流媒体人民网、新华网和中国西藏新闻网等立即做出正式道歉。 我想强调的是,这样一篇连署名都没有(或未敢)的棍子文章如果仅仅是某个五毛作者的即兴之作,本来无需搭理,也不值得认真对待;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居然被官方主流网媒大量转载,俨然一副大有来头的气派,这就不是小事了。谁都知道中国严格的网络监管制度,包括人民网、新华网等在内的中国官方网媒纷纷为这样一篇想入非非、信口雌黄的无良之作大开绿灯,到底在释放什么信息?传达何种倾向? 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转型正接近一个关键性当口。最近,薄熙来、王立军事发,保守派和极左势力受挫,温家宝总理在诸多场合再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民主化要求再度高涨,对未来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无论当政者还是反对派,都在重新审时度势。而我以为,对于有志于中国政治转型、开辟新局的体制内改革者和民间反对派人士来说,制定一个合理、可操作的转型路线图至关重要,在这个图表中,要排出战略目标的实施步骤、轻重缓急,民族问题无疑是这张图表中必须解决的目标之一。过去60年来,当政者在民族政策领域做过不少错事,甚至恶事,也说了不少谎话,积累了大量负资产。这当然不利于转型。为了减小民族问题的解决难度,化解制度不合理造成或累积的民族积怨,在启动实质性转型之前,营造宽松的民族氛围,少讲或不讲不实的话、谎话,或至少不再“制造”和“发明”新的谎话,不再妖魔化自己的谈判对手,这是当政者起码应该做到的事情。事实和真相在中国是一个极其匮乏、极其稀缺的领域,这是多年党机器控制新闻传媒、被垄断的信息资源有意误导公众的结果,也是很多中国公众(包括一些党的官员)往往容易被“忽悠”的原因。举个例子:如果没有严密的信息封锁,如果一般公众、特别是汉族公众更多了解了藏族兄弟的政治、文化、语言、宗教信仰权利被挤压的真实情况,也了解了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数十年来在流亡社区推进民主化建设的事实以及他们的自治而非独立的真实主张,像“七问”之类的可耻文字就不会有市场。 走向民族和解,这既是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之一,也是和平的政治转型得以发动的前提。而民族和解的前提,则是消灭谎言,至少不再炮制新的谎言。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为出现“七问”这样的荒诞文字、且在“主流媒体”上横行无忌担忧,因为它代表着某种危险倾向,它不是在为中国转型创造有利条件,而是在搅局,在加大转型的阻力。它的背后,可能有最顽固地抵制中国政改的那部分力量的身影。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对此不可不察。 (作于2012年3月31日,纽约) 张博树,《纵览中国》

自由亚洲 |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举行记者会 就军警射杀抗议藏人发表声明(图)

1月29号,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和纽约学者举行记者会,就近期四川藏区发生的一系列中共军警射杀抗议藏人的事件发表声明。    图片:1月29号,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和纽约学者举行记者会,就近期中共军警射杀抗议藏人的事件发表声明。(紫荆摄)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罗桑念扎介绍,中国新年四川藏区甘孜自治州炉霍县发生藏人抗议,遭中共军队镇压,3人被打死;第二天在色达县又有一人在抗议中被射杀。 26号又传出四川阿坝州壤塘县的藏人学生因为贴传单被打死。另外,自去年3月以来,已经有16位西藏人选择自焚,12人死亡。 他指出,中共一直谴责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其实,中国政府如果有诚意,应该详细调查真相,了解藏人的要求。 罗桑念扎:“中国政府在其60年对西藏的统治中,使用了各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这些抗议事件足以表明,藏人对这样压迫的统治相当不满。” 罗桑念扎说,自焚和不断的抗议表明,藏人现在根本不怕。他引用作家和藏学家王力雄的话:藏人连自焚都不怕,还怕什么呢?目前藏人处于绝望状态,完全是中国政府无视藏人愿望的结果。 罗桑念扎希望美国政府对即将来访的习近平施加压力,使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对话。 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罗伯特•巴奈特(Robert J. Barnett)教授分析,最近的抗议出现在四川藏区,中共发现,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从西藏西部地区扩展到东部。而这一整块地区占中国的四分之一。 他通过图表说明,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当上公安部长以后,四川当地干部如果多报“分裂分子”,能够得到更多拨款。这样也鼓励了当地官员对异见人士采取更严厉的打压。在2008年出现冲突之前​​的两年军队和警察的开支就明显增加。 中国政府对西藏寺庙的管制越来越紧。 1996年,中国佛教协会决议,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要求西藏的喇嘛和尼姑公开谴责达赖喇嘛。而从50年代到80年代,达拉喇嘛没有受到个人攻击。后来不仅达赖喇嘛遭到批判,而且在寺庙里进驻工作组,进行政治教育。 98年以后,对达赖喇嘛的攻击从西藏扩展到东部的四川藏区,十年间覆盖了所有寺庙。因此在一些寺庙陆续出现喇嘛的自焚抗议。 西藏历史学者李江琳分析,中共从1951年进驻西藏,至1962年,都是军政府统治。而至今出现的五次大的抗议冲突,中共全部都是使用的武力。 李江琳:“色达、炉霍、壤塘、昌都,这些都是1956年我们说的‘康巴暴动’最终发生的地方。第一枪就是从色达开始的。现在,这一波的抗议又是从康区开始的,让中国政府非常紧张。这里面也说明一点,就是从五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一代一代的藏人都在抗议。” 李江琳说,中共尤其恐惧藏人宗教的力量。 李江琳:“与阿坝任何一个寺院有关的条例有三百多条。这些三百多条控制了你所有的行为。有些地方,比如说在果洛,寺院要挂一条经幡,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 政论家陈破空指出,中共对待藏人的态度是殖民者的姿态。 陈破空:“ 比如对待汉人,我们知道‘六•四’是有大屠杀,在2005年汕尾东洲村有屠杀。总的说来,中共试图用一种妥协的、或者调和的方式,不管硬和软,只要把汉人收拾下来就行了。但是对西藏,对藏人地区,包括新疆维吾尔地区,中共所采取的政策却是屠杀,从49年一直屠杀到现在。” 他认为,中共试图把西藏世俗化、汉化、甚至赤化,只会激起西藏人日益剧烈的反抗。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指出,中国政府封锁这方面的消息,就说明其所作所为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它见不得阳光。而汉人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比过去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 胡平:“官方也扔出他们所谓‘送四个领袖的像给藏人’这么一个新闻。从网上,twitter上看的很清楚,大部分网民一下子就看出,你这是一种文化侵略。” 研讨会由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主持。中国大陆学者张博树、诗人黄翔、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等也纷纷发言,提出在中国建立真正合理的政治架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余杰回应环球时报单人平:你们会付出代价

记者:我想就从《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开始,比如文章中提到您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是现实吗?以您的学识为什么您会成为中国的非主流?作为非主流,您在中国遭遇了什么? 余杰:关键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主流社会,在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中,整个社会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状态,所以不应该只有主流的声音而没有非主流的声音,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健康的社会,而不是对和官方有不同看法的观点就进行打压,甚至用非法手段打压。最近这几年,我在中国的遭遇,除了我被媒体全面封杀,不能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即使是别人的著作中点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现,一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劣,一直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我遭受了非法软禁,绑架,酷刑等等,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相信认同接受我的观点的人,都比接受和认同《环球时报》的这位"单人平"要多,我在被中国封锁的"博讯网"有个人文集,点击量就有七八百万,如果在自由的社会,我的观点能够得到自由的发表,我能够和"单人平"辩论的话,我深深相信,我的观点会被大多数中国同胞接受。 记者:文章也说您出走美国对你个人来说解脱,您的离开是解脱还是无奈的选择? 余杰:这次选择到美国我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也是很痛苦的思考后才最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本身是不愿意离开母语写作的环境,前几天我到国外访问时,也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说如果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的话,我会留在中国。这次是我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我在海外发表文章这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被剥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才选择离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说明中国被一个政党、特权利益集团所绑架和奴役,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未来真正实现了民主自由的中国,象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重新回到中国。 记者:文章中说您去美国是逆向而行,认为中国现在向世界自由开放,您怎样评论中国真正的现实。 余杰: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反差,很多海归会回到中国,也很多西方的政客、商人、大公司等到中国并被中国所吸引,这种吸引是一种利益的吸引,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成熟的规则和制度的限制,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迅速的赚很多钱,但是这样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否对中国好?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所谓的经济的飞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模式后面是中国环境的急剧恶化,两三亿的农民工权利被践踏,对能源的消耗和浪费,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全世界被中国吸引和看好中国,只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象我这样热爱中国的,真正要把中国往民主宪政道路上推动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最近两年来,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如最近这几个月,我的朋友廖亦武、张大军、张博树等他们都离开中国,这反衬出非常可悲的中国现实。 记者:这篇文章中也说您早年的成功代表中国没有禁锢自由,您早年的"成功"下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现在与以前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余杰:我1998年发表第一本书《火与冰》,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这是"八九民运"之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要作出相对开明的姿态,当时有个"小阳春"的说法,1998年的时候,新闻出版的控制相对放松,在这样的契机下,我的书得以出版,而且在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的背景下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那一代的很多大学生都看这本书,但后来舆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到了2004年后,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很多人都在憧憬"胡温新政"时,我就敏锐的感觉到一股寒流,04年后我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任何一本书。从我个人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的变化,尽管在"胡温时代",经济在继续发展,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对不同声音的打压上,比起江泽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文章中也使用了极端自由主义者来定位您,甚至还会预见您在美国将更加极端?您如何回应,接下来怎样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余杰:这说明评论者完全不知道我的思想立场,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我所批评的对象里面,除了象中国专制政权以外,我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我所要做的是把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在美国是比较接近共和党的理念、在英国是接受保守主义的理念,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我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与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并不矛盾,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下一步在美国的这些生活之中,除了批评中国以外,我对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很多现实,提出批评性的看法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以独立的身份来批评当权者; 下一步我也会写作和出版在国内很难出版的书籍,比如说我前面两年来一直在写作的《刘晓波传记》,这也是刘晓波的妻子委托我来写的、唯一一本经她授权的《刘晓波传记》,因为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面,我们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所参与的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活动,我都有参与,我这本书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刘晓波虽然获得了诺奖,但他也是差不多十年来获得诺奖得主中,包括他的同胞和全球其他人最不了解的一位诺奖得主,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更多的向大家介绍他的生平、作品、思想,我也相信他的思想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对未来他成为中国的曼德拉式人物抱有巨大的希望。 记者:与出走对应的是归来,您是否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中国? 余杰:这不能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天,北京市国保最高头子和我见面,最后那一刻他才答应放行,但他也给我很多恐吓,他说:你在海外不要以为就真的获得了自由,你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能够回到中国来,这是很荒谬的现实,这样一个政权绑架了中国,我作为一个公民,《宪法》赋予了我自由出入这个国家的权利也被他们作为一个筹码,我个人是盼望中国社会早日发生变化,刘晓波先生被释放,我希望回到国内,可以和他一起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或办一所大学,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最后如果请您对这篇评论的作者"单人平"说一些话,您想表达什么? 余杰:他甚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来发表文章,他只是来代表《环球时报》和《环球时报》背后中国官方中最僵化、最坚硬和顽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观点,这样的人在未来的民主自由的中国,他会为曾经所作的恶劣的事情付出代价,甚至会被送上审判席,来承担法律责任。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洪沙 来源: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672285,00.html

自由亚洲 | 杨伟东向胡锦涛等发采访邀请 评论称可测试文化体制改革真伪(图)

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向胡锦涛等领导人发出采访邀请,有香港评论称,这也可测试当局“文化体制改革”的真伪。杨伟东也向西方政治领袖如奥巴马等人发采访邀请,希望共同来探讨人类普世性的话题。 图片: 杨伟东(右一)采访贾樟柯(左一)。 (杨伟东提供/记者心语) 本台今年七月曾报导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在香港书展期间来港出席他的新书发布会《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这本访谈录是根据他计划拍摄的大型纪录片《需要》的内容编辑而成,以记录访谈对象的谈话来引发人们思考现实问题。 3年前杨伟东开始拍摄纪录片,预计采访500位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科学界的人物和上百位全球各界精英人士,共同来探讨人类普世性的话题。现在,中国超过250位各界知名人士接受了采访。在他的采访名单中,不乏有争议的敏感人物,包括蔡定剑、张博树等宪政学家;贾樟柯、方力钧等艺术家;法学家江平,经济学家茅于轼、曹思源;哲学家徐友渔、高全喜、张世英;历史学家杨继绳、章立凡、袁伟时。 杨伟东向本台表示:“在前一阶段,北京市公安局国保一直在跟我谈话,说我采访许多敏感的人,敏感人士是谁,我也不知道确切的名单,我该怎么样按照我原本的计划继续采访,好,那我现在采访不敏感的人吧,他们认为是正面形象的人吧,那胡主席是比较正面的人吧,我现在已经在给国务院各部委一百三十九位领导发出邀请采访他们,他们总不能说这些人也是敏感人士吧。” 近日,杨伟东已经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对胡锦涛和北京公安局长和外交部长杨洁篪等人的采访邀请。此外,杨伟东并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萨科齐、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西方政治领袖发出采访邀请。 在给奥巴马总统等人的采访邀请中,杨伟东提问:“自由、民主、宪政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普遍目标吗?你们认为普世价值的光芒能否照耀中国大地?” 张博树告诉本台记者:“我对他这个工作的价值是认可的,我觉得杨伟东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用他的个人积蓄来做这样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对这个国家知识界的人进行采访,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现在他进一步提出要采访国家领导人,包括胡锦涛还有一些其他部委的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公民来讲,提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进行采访,可以说是公民权利范围之内,我想,这也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责任感,杨伟东他同时对一些国际政要提出采访邀请,这个要求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对国际人士进行邀请,估计还不多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创举。”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10月中旬刚闭幕不久,当局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香港民间团体五七学社负责人武宜三表示,向有关部门递交对胡锦涛的采访邀请也是个试金石:“这个也可以冲击下共产党所谓的文化建设是搞真的还是假的,给公民一个问问题的权利,是不是跟公民平等交流。”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认为,杨伟东是继艾未未之后又一个艾未未式的北京艺术家。杨伟东的创作本身是一种艺术行为,而他的采访同时又具有社会性,以艺术作品参与了社会,如此能给人们许多反思。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中国选举与治理 | 简述中国权力经济(上)

                          相关链接: 简述中国权力经济(下)   我曾经说,中国模式包括了两点:官僚专制加权力经济。本文是对后者的一个简述。   (一)奇特的婚姻   权力与资本结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在通俗的角度,孙立平将其称之为“奇特的婚姻”,贺卫方则称其为二者的“通奸”。在学术的角度,吴敬琏称其为重商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笑蜀称之为“市场斯大林主义”——它凸显了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专政职能来统御经济的方式。但是我以为,将这种经济称之为权力经济或者权暴经济、权有制经济、官有制经济,更加准确。   权力经济就其一般性而言,曾经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某些国家的一个特点,即吴敬琏所说的重商主义。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某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政治转型,即所谓“东亚奇迹”,也可以说是这个模式的一个类型:威权主义加市场经济。这些国家、地区大都走过这样一个历程:政府主导经济,等市场经济培育成熟、社会发展起来时,再起来反对政府过于专制与强大的权力,从而形成正常的政府-社会关系,走向民主政治。“东亚奇迹”的奥秘也是关键之处,是各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也成长发育起来,然后才能推动政府束缚自己的手脚,变得权责对等。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地区如韩国、台湾、泰国、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除外)等也都付出过惨烈的转型代价。   中国的情况不能够完全用曾经存在的东亚奇迹模式来比照。它是在文革后复归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起点上,进行经济转型的。如果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本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资源配置的话,那么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关键,就是庞大的政治权力也就是官僚阶级从来不肯从经济领域退缩,也不能培育社会成长,因此权力发挥作用的场域和形式虽然产生极大变异,不但与资本巧妙结合,与国际化部分接轨,但始终保持着对经济无论从资源配置,还是从产品监管,抑或从价格形成,甚至从企业产生及运行调控的或有形或无形、或大或小的控制;不但形成了三高三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人权、低消费、低资源价格)的独特的经济模式,而且形成了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财富的公开的和私下的最大剥夺;不但推动了经济奇迹,而且一直牢牢控制着中国的社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让独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寸步难行。于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中国改革三十余年来,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生态恶化、官民关系紧张、劳资纠纷增多等等。仅从经济领域看,就有频繁发生的血汗工厂事件、食品安全事件、欠薪事件和矿难等。“资本之恶”在畸形的市场经济中暴露无遗。   更危险的是,“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效果已经叠加在一起。权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稀缺资源、攫取超额利润,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公权力变成嗜血恶魔,吞噬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财富,吞噬社会,吞噬一个个它本该守护的国民的生活甚至生命,而公众与社会却手无寸铁,无力约束它难以厌足的胃口。   中国人民没有从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得到相应的好处。仅从民生方面看,2005年9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报告尤其着力指出,落后表现于住房、教育和医疗三个方面。5年过去,这三个领域的落后不仅未得到弥补,更有差距扩大的趋势,终于变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再加上养老,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矛盾。   正如孙立平领衔的清华大学社会发展课题组的报告指出,归根到底,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失衡。许多年来,人们以为市场的发育一定会限制权力的作用,但实际上权力也可能通过重组市场因素而使自己更为强大。在一些地方,权力已经成为一种恣意妄为的力量。   (二)权力经济的表现   权力经济的表现,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1.中国独具特色的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并不奇怪,但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不但在力度、深度和广度上独领风骚,而且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权力即利益主导特征。许小年指出:我们现在大步往回走,走向计划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如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改革要求政府退出经济,那它的利益怎么办呢?卡壳就卡在这里,政府利益这一关过不去。   中国政府大体上通过项目审批、资源控制、政策引导和综合平衡来调控宏观经济。   官员们垄断了中国大部资源。首先,它代替全体人民管理一切自然资源。按照中国的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自然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成为官僚阶级攫取财富的源泉。政府控制自然资源与毛时代没有本质差别,但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将公共自然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   其次,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着关乎国计民生的所有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如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交通运输、金融、证券、外汇、进出口配额,等等。发改委仍然是资源掌控的主要机构,它不但直接管理着最重要的资源产品,负责分配和平衡重要的资源类产品,而且主管重要产品的价格,如直接决定中国的油、电、气的价格。   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变种,由国家计委变身而成的国家发改委,实际上仍然拥有与计委相同的职权,甚至更大,它将已经撤销的各工业部的计划管理权都收归自己手下,也将原来体改委的权力收归手下。发改委拥有数千工作人员,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最为庞大的机构。   发改委负责制定产业政策和区域生产力布局规划,并据此审批限额以上项目,同时掌管数额巨大的政策性资金。在地方所谓的“跑部前进”中,发改委是最重要的公关对象。   当然,其他的国务院主管部门也都有巨大的掌控经济资源的权力。比如银监会、央行、证监会、保监会及各大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决定着经济运行的血液——货币的规模、分配、转移、聚散。与国外政府管理不一致的地方是,这些部门都是被政府严格控制的,甚至本身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绝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货币运行,以及关联的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主要体现的是官僚阶级自身的意志,考虑的是官僚阶级的利益。权力可以任意通过宏观金融、财政、行政杠杆来调控经济,以造成最有利于官僚阶级自己的经济效果。比如1998年至2010年,中国央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发放了广义货币72万亿元人民币之多,是2010年GDP的2倍。除了被动增发15万亿左右之外(即与同期中国外汇存底相匹配的人民币),还主动超发了逾20万亿元。通货膨胀造成了物价在2009年后的大幅上涨。学者们早就指出,通货膨胀是一种财富的重新分配,即刼穷济富、济政府。中国的这种货币行为更是一种政治现象。中国通货膨胀如此厉害,体现的就是政治本身的特点。   再次,中国政府还负责社会保障供给资源的配置、综合平衡和价格管制,诸如教育、卫生、养老、文化。   当然市场化的中国也有部分资源在民间,比如部分的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资金资源。但是,更多的是“官员们垄断了资源,中国70~80%的资源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的手中[1]”。   中央政府宏观经济的另一种调控手段是制定政策,包括财政、税收、货币、配额、标准、劳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这种政策后面往往决定着数万亿的资金流动。如中央政府2008年实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结果当年货币超发了16万亿,引起了2009年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涨。   当然,由于中国统治秩序的混乱,地方官僚阶级的坐大,已经出现了诸候经济的格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往往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房地产调控。地方官僚阶级控制着土地资源,“有土斯有财”,土地越来越成为财富的源泉。同时地方政府也经常采用化整为零或者干脆硬上的办法,来上马项目。那些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宏大工程,那些领导人大手一挥上千亩土地就被征用、上百万平米的民房就被一拆而光的项目,已经是地方官员的一种普遍行为,权力的蛮横和霸道已经远非个别的现象。权力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官僚阶级整体得利,他们依据权力决定内部的利益分配格局。地方官僚阶级有了更多更大的经济主导权和利益分配权。   2.权力控制着微观经济也就是企业。   企业的性质有多种,关于国企我们下面要专门论及,这里只说民企和外企。涉及这些企业生存和效益的诸种因素,从资格准入、资源分配、税收调节、政策奖惩、各项监管等等,都在权力的强力控制下。简言之,在中国,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任何民营和外资企业都不可能生存。换言之,中国实质上并不存在市场的法制环境。不同地区的政府既可以相互竞争,任意给出国家或法律不允许的优惠政策,甚至白送土地,默认其污染环境,建设血汗工厂,也可以开门迎客,关门打狗,对于前来投资办厂的外商(境外或其他地区的)套上脖链,随意勒索。中国政府也可以因为政治因素,对企业进行鼓励或者打压。比如台湾企业奇美带有绿色,中国政府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税收检查”让其在大陆镇江投资兴办的工厂运营困难,奇美集团董事长许文龙不得不以辞去企业职务来承担责任,以交换其大陆资产的安全与正常运营。   官僚个人既可以入股甚至入干股民营企业,也可以巧取豪夺民营企业的资产。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王亚忱侵占民企案例。在资源富裕地区,官员入股企业甚至在企业拿干股,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作为这种现象的一个衍生结果,中国的矿难即死于矿井安全事故的人数令世人震惊。在屡次整顿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由中纪委出面,清理官员入股企业。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禁绝这种现象。   在另一种公共事件即环境污染事故中,人们也经常看到权力的影子。2010年,上市公司紫金矿业污水池渗漏致福建汀江污染事故,企业在事发9天后才向社会公告,但实际上,事故发生两天后,企业就报告给了上杭县政府。上杭县政府没有选择立即向社会通告实情,而是极力封锁消息,直到无法封锁才不得已向社会披露。这个事件虽经国家环保部和福建省政府介入调查,但在最后的处理中,仅仅是轻描淡写地罚了一点款。这个事件的内幕被揭开,让人们知道不但上杭县国资委是紫金矿业的控股股东,占股权比例为28.96%,该县近70%的税收均来自于紫金矿业,而且,紫金矿业近几年逐渐成为当地政府官员的掘金之地和退休之后的养老院。当地有多位政府官员在企业挂职或任职,还有官员通过各种渠道拥有了企业的股份。所以,尽管紫金矿业是上市公司,但里面众多机构的设置如同缩微版的县政府,大到战略决策,小至人事任免,多数要由当地政府来拍板,而企业高管只负责具体经营业务。在这样一个政企结构下,无论为“公”为私,政府和企业选择瞒报就再正常不过了。“紫金矿业与地方政府的这种利益互送,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垄断企业、特别是国有资源垄断企业之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本质上不过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一种反映”[2]。   3.权力控制着垄断性国企   经过改革存留下来的国企,基本都是资源垄断和行业垄断型的庞然大物。官僚阶级对国企的控制,是一种资源和行业的双重控制,也是一种利益输送的最好方式。张博树指出官僚阶级以公有制形式对社会主要资源的垄断实际上开启了最大的私有化之门:   邓、陈一代中共元老曾认真地以为拒绝私有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然而,历史的讽刺却在于,恰恰是被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些“公有制”企业(或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实行不久就开始了悄悄的私有化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私有化”,不是法治社会被保护的私有产权的正常建立过程,而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特定的权力结构和体系内发生的权力对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掠夺过程[3]。   张博树简述了这个掠夺故事开始时的情况:从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为起点,然后是办公司、拉关系、跑市场、立项目等等,表现了国企内部人与主管部门和官员控制特点的以权谋私,是从那个时期走过的人都很熟悉的。这个故事发展下去,就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它包括国企扩权、技改、承包、改制、破产、转卖、扩张、上市、价格、掌门人的任免等等重大事项中,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私有化和权力化。简言之,本来应当是全体国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邓聿文则分析指出:   资本有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之分。一般来说,权力更亲近国有资本即国企,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权力整体看,它需要通过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力以保证社会的可控性,从而保障稳定,无疑,国企更有利于权力对经济的控制;二是从官员个人看,国有企业通过垄断和其他政策、制度优惠所集中的庞大资源,是政治权力兑现经济利益的最方便门径。因为对个人来说,在市场条件下,唯有与资本接近,才最有利于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管这种利益是政治利益(政绩),还是经济利益。   但权力和资本的结盟特别是政企一体化,会让社会资源大量落入具有政府关系的企业手中,并形成垄断,同时通过企业的分配最终化为个人的财富。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之所以要大肆兴建高能耗和高污染项目,并非单纯为了“政绩”,背后有着赤祼裸的利益分配考量[4]。   国资流失是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过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国有资产改制破产过程中,通过低估漏估、低价转让,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是,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   这里再重复一下《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的一段话: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军工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虽然中国民营企业经济总量已占半壁江山,容纳了大部分的劳动力(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城镇居民七成以上、农民工八成半以上都在民营企业就业),但是许多行业仍然为国企特别是央企所高度垄断,近年来还有不断扩张的态势。特别是在金融、能源、通讯、铁路、民航和远洋运输、军工的大部,都被国家也就是官僚阶级控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财富”并未在各个领域齐头并进地增长,只是在几个特定的领域和板块中迅速膨胀。“中国式国民财富的‘寻宝图’上赫然书写着这几个词:地产、金融、股市、矿产资源。它们被称为近10年来中国财富增长的‘四大金刚’”[5]。而近十年来,最赚钱的行业还要加上高速公路、电网、通讯。所有这些行业恰恰是中国官僚阶级控制最严密的(或者国有化程度最高,或者权力影响资本最重),它们的过度成长标识着中国经济结构的畸形化。   吴敬琏指出,中国“贫富差距,在大陆就两个原因: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两项事实上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这里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举一个例子,原来的中国石油化工,去年盈利第一名,他原本的执行长(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来,他平均每天花公司人民币4万元用在个人享受上。也有人揭露,他公司大厅装一个灯,就花几千万元。陈同海的例子,完全是垄断造成的,他们用石油,几乎不交钱。国际油价涨了后,他们就往国外卖油,政府要他们往国内卖油,还得给他们补贴。而且他是国有企业,除了税收以外,他的盈馀也不上缴。按原来的改革计画,不应该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现在这样。中国现在有三家石油公司,全部都是国有;电信、电力,全都是垄断的。[6]”   作为国企价格垄断的另一个例子,“移动通讯与中国社会”课题组对居民使用手机的状况的调查显示,手机资费占居民收入的5.43%,在年收入不到一万元的手机拥有者中,更是占到了10.31%。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受高通讯费的影响,中国成为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   其实不止是高通讯费,还有天价过路费(包括无可逃避的罚款),也是造成物流成本高的原因。   对行政垄断,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此不置一词。虽然改革要求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在行业准入上的平等。   官僚阶级对国企的控制在加强而不是相反,比如掌管这些企业的高级干部必须由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管理(这是党管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为了保证国企的市场取向,又必须对这些高管的市场绩效进行考核。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即这些企业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高管到底是什么身份?   强化党和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和企业必须接受市场规则,不但造成企业行为的错乱和经理人的角色混乱,而且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真实的经济效益。虽然表面上,央企近年来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高盈利,但2011年3月2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报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考虑到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成本较低,2001年到2008年,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实现利润。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这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按此测算的国有企业真实绩效,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7]。   无独有偶,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同一时间,正在参加2011年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高明华,也向社会上公布了他参与调研的、一份题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同样指出国企的资产扩张和账面利润主要来自于税收、信贷、资源等隐性补贴,2001年~2008年间这三项补贴总计高达6万亿元,而同期国企的利润总和只有4.9万亿元。这意味着扣除掉这一巨额补贴,国企就像脱掉水晶鞋的灰姑娘,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国企。事实上这还没有算上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数以万亿元计的坏账剥离,后者以央行再贷款形式支付,一次又一次地提供免费午餐[8]。   而央企在低成本占用国家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即使是虚夸的“利润”,也没有向自己的出资人上缴多少。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2009年,央企利润共为24772.6亿元,上缴国家财政一共1572.2亿元,而同期国家财政资本经营支出则高达1553.3亿元。这表明,3年来的国家财政从央企中收支相抵,仅剩下约19亿元。也就是说,这期间央企表面上上缴红利比例为6.3%,但由于99.9%的上缴红利是从左手给右手,回到了国企,实际上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还不到0.1%(19亿/24772.6亿=0.077%)。央企的“利润”都被官僚阶级私分了。这种状况近年来愈演愈烈,去年新报出的数字更令人瞠目结舌。证券公司拥有800亿利润而不向社会分红。   对自己的主人如此吝啬,但对国外股东却极其慷慨。据2008年的数字,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个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而中国内地全部上市公司在此前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刚刚超过2000亿元人币。   学者们习惯将民营企业与国企进行各种比较。比如从利润上看,尽管民营经济在人数和产出上看来规模庞大,但由于不掌握定价权,利润少得可怜,2009年,全部民营企业100强的利润,尚不敌国企中石油一家。从员工收入上看,在民营企业里就业的3亿人,也与在国有垄断企业里工作的3000万人的总体收入相当。特别是整个工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大部分落入垄断和强势部门。银行、证券业人均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元,国有大垄断企业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仅有一万多元。中国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着基础产品定价权。电、气、油、通讯、医疗、教育等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价格,所有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都要依此来定价。当垄断部门将这些基础价格抬高之后,其他部门的利润只有被挤薄,被榨干,甚至企业破产退出。民营的中小企业毫无公平竞争而言。“现存的31750家国企,大都占据着市场食物链的上位。其中150家超强、超大的恐龙级企业,2007年的利润合计就远超过1万亿。由于中国存在着国企与非国企,垄断与非垄断,市场与超市场,可再生的加工业资本与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资本,弹性消费部门与‘控制生计与生存部门’(刘易斯语)这个二元结构,一直以来,也就存在两套资源配置方式,通行两种交易规则,存在着两类价格,存在着事实上的价格双轨制。一类,是外企、民企等弹性消费部门的竞争性自由交易价格,不可能只涨不降。这类低价惠及了大众不说,还对冲了国企的高价。另一类,则是‘控制生计与生存部门’的垄断性强迫交易,价格只涨不降,没有谈判余地。[9]”   学者们也经常提出自本世纪初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即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强化了国企在资源性领域的垄断,逼迫已经进入这些领域的民企撤出。同时行政管制加强,这些都使得中国民营企业增长缓慢。虽然中央政府曾经发布政策扩大民营企业进入经济行业的范围,但是这种政策完全没有发生效力。政府往往从国家经济安全、生产安全以及提高资源开采利用率等方面解释这种对民营企业的强制性限制和剥夺,但是没有事实证明它的说法是对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是变大了,而是在缩小。   现在权力经济的范围,已经从传统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传媒、出版、教育、卫生领域,即形成了所谓文化、教育、卫生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和教育领域,历来是中共意识形态控制最严的,所以它的产业化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垄断色彩。虽然市场资源力图挤入这些领域,官方也开了一些口子,但是在传媒和出版业,至今仍然是由官方完全控制的。较之纯经济领域,这些领域的场景更加令人惊讶,因为肩负着党的精神文明建设任务的这些官办单位,突然也跳进市场经济的游泳池里施展手脚,于是就出现了挂羊头卖狗肉、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极其丑陋的现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央视春晚的低俗而生硬的植入性广告,一次收入就有6亿之多。另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出版社卖书号,和学术杂志卖版面。而教育的滥收费,也已经成为一个久治不愈的社会问题。   垄断的国有企业坐地分赃,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国民的利益。用杨连宁的话说,它造成了举世无双的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的“三重赋敛”,“直说就是国家收了社会三遍钱。强制性税收是第一遍,……总量惊人的强制性收费是第二遍赋敛。之后还有第三遍赋敛:垄断国企的强迫交易与强迫消费。(由于国企)垄断比重这么高,垄断的程度这么高,兼有了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三重垄断,以及宽泛至资源、能源、原材料、交通等几乎所有基础产业,顶端至金融、保险、通讯、科技、网络、信息、医疗、教育、文化、新闻等产业,几乎全是国企主导的领域,满世界的确没有”,所以国人逃无可逃,只能接受国企的高价格产品,这是变相的横征暴敛。“一想到加1箱汽油等于你半个月的生活费,或缴1次200元的罚款等于你好几天工资,不能不让你感到存在着两类价格,碰上了强迫交易;你也不能不联想到那个官价‘半匹红纱一丈绫’就牵走了卖炭老翁的‘一车炭,千余斤’”[10]。   毛左派们还在迷信公有制或者国有经济的主导或者主体地位,其实德热拉斯已经指出早在苏联模式时公有制已经导致政治特权并产生一个新的官僚阶级。在今天中国,国企只不过是官僚阶级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也是其牟利的主要手段。国企已经完全成为剥削人民的吸血鬼。

自由亚洲 | 普京班禅喇嘛宋楚瑜入围 孔子和平奖被质疑暗箱操作

中国乡土艺术协会近日展开孔子和平奖评选活动,入围者包括俄罗斯总理普京及北京指定的西藏精神领袖班禅喇嘛等人。有学者批评活动过程暗箱操作,外界既无法参与也无从得知投票得票等情况。 大陆一个与中国文化部有密切关系的民间组织去年创立孔子和平奖,并赶在诺贝尔和平奖颁给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前一天,把第一座奖颁给了台湾前副总统、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后,近日又展开今年度评选活动,俄罗斯总理普京及北京指定的西藏精神领袖班禅喇嘛入围今年的候选人。其他候选人还包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八人。 对于去年将奖项颁给连战,今年又让宋楚瑜入选,在中国大陆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泛蓝联盟湖南长沙成员张子霖星期一向本台表示:“这个我觉得是很明显的统战,不管是那一个机构还是部门,它都可以去设立这个奖项,这个没问题。但是它如何让人去认同它呢?到底有多少人认为它这个奖真正的体现了和平,普世价值还是什么呢?人们心里都明白吧。” 孔子和平奖执行主席刘浩峰表示,班禅是因为“在中国促进和谐”而入围;默克尔则是因为“在欧洲对区域和平作出了贡献”。   刘浩峰表示,今年的孔子和平奖颁奖仪式将于12月9日举行。和去年一样,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前一天举行。奖金同样是10万元人民币。 孔子和平奖是一个由名为“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的民间机构于去年设立的,用以颁发给“对和平有贡献的人”及“宣示中国的和平观和人权观”。该协会1994年由文化部指导成立。外界质疑此奖项的目的是为抵制诺贝尔奖。而中国文化部去年否认与“孔子和平奖”有任何关连,并表示连名字也未听过。 北京学者张博树告诉本台记者:“我们现在看不出它评这个奖项的原则性何在。如果只是要和诺贝尔和平奖做一个对抗,其实就大可不必了。你这个孔子和平奖,孔子是中国的圣人谁都知道,弄出来也不知道在什么范围之内来评比,候选人如何产生,他的权威性到底怎么样,现在都不好说。如果你还要继续去评,就有些滑稽了。” 网友对于孔子和平奖的颁发提出不少异议,其中中国知识产权之友说:普京就算了吧,08年还是打过仗的;另一名叫人间浮云的表示:文化大革命中不断被批的孔子到今天还要被败坏名声,被批或被捧全凭当局的需要。网友朱天告诉本台记者:“这个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它把铁幕一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行了。现在这样不行了,人们得到的资讯更多了,相对来说这样就不行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 | 不顾安全续使用杀人信号灯 逾两百车站风险中运行(图,视频)

中国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星期四公布了温州“和谐号”动车追撞事故有严重缺陷后,有报道指,不知道除了已知故障外,是否还存在其它设计纰漏。另有媒体称,全国18条主要干线及两百多个铁路车站,安装了存在缺陷的信号设备。换言之,列车仍然倚赖“缺陷信号设备”行驶。 图片:遇难家属们不满铁道部处理方式。(新浪微博) 视频转载:7月26日,一位生还者讲述,后面16个人都变成肉酱。(京华新视觉) “和谐号”动车相撞事故调查组星期四公布了原因,包括信号设备存在缺陷与人员培训不善。据《华商报》星期五报道,2009年9月28日,肇事的CTCS系统投入使用,在京沪、京广、广深、京九等18条主要干线上开行了时速达200公里、部分区段时速达250公里的动车组列车。全国共有成都北站、贵阳南站、武汉北站、温州南站等200余个车站安装了这一系统。2008年,该系统曾获得“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奖2008年一等奖”。   香港各大媒体星期五对当局的这一做法,发出强烈质疑。香港《明报》当天发表评论说,信号缺陷未修补、未确定信号系统是否还有其它纰漏之前,列车仍然倚赖“缺陷信号设备”行驶,情况与“安全第一”大相径庭,不能接受。当局若以人民性命安全为首要考虑,应该限令有关信号设备未经独立审查、证明安全无虞之前,实时停用,使人民免于风险威胁,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对于《南方周末》引述铁道系统内部核心人士说,由于有关信号设备缺陷,不确定除了已知故障外,是否还存在其它设计纰漏。评论称,今次事故所暴露已知和未知问题,中国铁路怎样向国人和世人宣示“我们是安全的,请放心乘搭”。我们建议:首要从诚实、特别是对自己诚实开始。   关注事故的北京学者张博树认为,铁路部门的解释仍然无法令人信服:“开始说是雷击造成故障,后来又解释为信号系统有问题,这些解释是不是足够充分?我看很多网友都不满意。出了问题的这个信号故障系统,在很多的其它场合还在用。这当然本身就更是个问题,按理说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故,凡是相关的,同类的这种产品都应该马上停止使用。”   有网民在微博直言,当局明知系统有风险,出事的甬温线动车组为何没停驶接受全面检查?继续开行是否“草菅人命”?也有网民称,政府以前不知讯号系统有问题,现在明知有缺陷,为何继续运行,对百姓生命负责吗?   对香港建高铁持反对意见的潘嘉伟星期五接受本台采访时批评当局:“本身管理系统做的差,所以才会发生那么严重的交通意外。现在他们非常的自大,显示他们好像真的有钱了,所以他们跟发达的国家比较,人家有,我们现在都有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反省。每天在微博上面很多人就是在骂政府,究竟他们有没有看微博上面的声音!我希望中国政府要看清楚究竟什么是人民的声音。”    香港《太阳报》评论说:每一次惨不忍睹的人祸之后,当局都是声称公开透明的调查,深刻反思总结。但往往言犹在耳,悲剧又接踵而至。从起因到发生,到发展,到善后,都是完全程式化的、老套的结构,彷佛一个模子倒出来,彷佛都出自一个创造力、想像力早已经枯竭的编导之手。   北京学者刘军宁认为:“我想在中国根本的问题还是政绩与人的生命的关系问题,哪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些信号、停电、调度这些都是具体的表现。到底是人的生命更重要还是政绩,还是政绩跟政府的面子更重要。政绩更重要其实在中国是需要追究的,需要分析的。因为铁道部是为政绩成立的,不是为民生服务的。”   对于调查组表示,9月中旬公布调查结果,但他并不乐观。他说:“最后怎么处理还要等着看,我觉得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是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发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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