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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4)

作者: 张大军  |  评论(1)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抵制、爆炸和游行 正当白人领袖们为挫败静坐抗议而想方设法的时候,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这也是“盛大星期六”的产物。几代人以来,纳什维尔的黑人和白人都和对其余种族隔离措施一样,接受了便餐店只为白人服务的局面。但在过去十年,南方体制下的坚冰开始融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诉讼、公共汽车抵制以及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庭命令对种族隔离的前景提出挑战。静坐抗议及其招致的殴打和逮捕,在白人中间激起了更多关于这个旧秩序还能否安然维持的疑问。受过非暴力策略训练的黑人领袖相信,在纳什维尔展开的这种令人不安却又引人注目的公开场景,会以改变种族隔离主义者们自身看待和实践种族隔离的方式来销蚀它。 白人的心思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尚不明朗,不过对纳什维尔黑人的冲击却是巨大的。由于《田纳西人》和当地电视台的报道,全城的人都知道了2月27日发生的事情。劳森的学生曾被他们的同龄人认为不切实际,现在则在各自的校园里被视作英雄。为抗议活动招募新义工现在容易多了。在成年黑人身上产生的效果也引人注目。“盛大星期六”之后的一周里,第一浸礼会教堂挤满了前来表示支持的人们。 一个要求纳什维尔的所有黑人都起来抵制中心区商场,直到店主们同意废除种族隔离为止的号召随后被发出了。自蒙哥马利事件以后,抵制已经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反种族隔离武器。因此牧师们在讲道坛上谈论它,纳什维尔的黑人电台宣传它,而妇女们——主要的购物者,因此也是抵制的关键参与者——又通过电话把抵制的消息传遍全城。史密斯和纳什维尔基督教领袖会议举行的公众集会使大家保持热情。巡查员被布置在中心区的街道上,以告知从商场里出来的每个黑人不要再在那里购物了。36 抵制对零售业(一个利润依赖于销售量的产业)的冲击是显著的。随着纳什维尔的白人越来越多地搬到郊区,商场更加依赖于黑人顾客的光临。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很多依然在中心区购物的白人顾客由于抗议活动而离开。伯纳德•拉斐特回忆说:“就好像那里闹鬼了一样”,有一段时间“你看到的……只有示威者。”37 在第一周的静坐抗议中,店主们对谈判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尽管他们并不全是忠实的种族主义者。哈维商城(Harvey' department store)的经理格林菲尔德•皮茨(Greenfield Pitts)恭敬对待学生,并很早就告诉他们他个人并不反对在便餐店废除种族隔离。他的顾客中将近三分之一是黑人,他们可以在商场的一部分购物却不能在另一部分就餐,这在他看来是没有道理的。但他不准备违抗体制。然而,一旦抵制活动开始减少他们的利润,商人们就开始改变腔调。他们现在认识到这不再只是一场“学生事件”,而是一场整个纳什维尔黑人的运动。38 抵制的经济压力接着静坐抗议的轰动效果而来,终于撼动了的现状。店主们希望解脱出来,但他们不想首先采取行动。在《纳什维尔人》4月初引用的一项陈述中,一位店主解释说他们想避免“在将是对我们社区习惯的激进变革的社会实践上做出决定的为难处境……让一个小小的店主群体来承担领导这样一个变革的角色是不现实的。”催化剂必须来自其它什么地方。而当它出现的时候,居然是来自这个体制的看管人。39 4月19日,那天是星期一,一个剧烈的爆炸声早晨5点30分左右从远处传来时,黛安•纳什正在宿舍穿衣服。当她来到6点举行的中心委员会会议时,她和其他学生都已经得知亚历山大•卢比(Z. Alexander Looby)的住宅被炸了。卢比是最杰出的纳什维尔黑人之一,他是一名律师,同时是市议员。他曾发起以在纳什维尔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为目标的诉讼,是学生抗议者的早期支持者,并且还出庭为他们辩护。作为一名自尊、在政治上直言不讳的非裔美国人,他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当然目标。爆炸很强烈——它差不多摧毁了卢比的住宅,并且炸碎了附近一幢建筑的一百多个窗子——但不知何故它没伤及屋里的人。40 纳什和其他学生们感到震惊,但他们也看到了一个机会。爆炸事件是纳什维尔的种族主义者对局势的严重恶化,远远超出了便餐店里的拳打脚踢。而且它的目标不是来自外地的学生,而是黑人上流社会的一位骨干。学生们猜测成年黑人现在会在对抗该市的既得利益团体上走得更远,许多白人领袖也会被爆炸震惊。加把劲儿的时间到了:学生们决定当天晚些时候进行一场示威游行。41 他们立即散开来去告诉人们已经发生的事情。伯纳德•拉斐特去了田纳西农工学院并占用学校的公共广播系统,宣布抗议爆炸的游行将在那天中午从校园出发。随后他走遍了广播覆盖范围之外的建筑,闯入上课的教室,劝说学生们加入游行。中午时那里有超过1,000人在校园里准备出发。当他们寂然无声地沿着纳什维尔黑人区的主要干线杰斐逊街(Jefferson Street)列队行进时,来自菲斯克大学和玛雅医学院的学生以及许多成年人加入了他们。他们到达目的地法院大楼时,大概有4,000人。纳什维尔此前在任何其它事情上可从未经历过这种规模的民权示威;事实上,其它南方城市也没经历过。42 当示威者站在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上唱歌的时候,韦斯特市长正在台阶上与学生们选出来的代表团谈话。维维安(C.T Vivian),一名参加过讲习班和静坐抗议的充满激情的年轻黑人牧师,严厉指责市长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暴力,并声称他的警察部门没有维护法律。韦斯特被惹火了,和维维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向抗议者们讲述了他为黑人做过的全部好事。就在那时,黛安•纳什说话了。她没有攻击韦斯特,而是诉诸他的公正感(这是他乐意想象自己拥有的美德之一),询问市长他是否感到“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种族或肤色而歧视他是错误的”。韦斯特后来说,他努力“坦诚地回答问题”;“我不认为某些人一边销售商品给黑人一边却又拒绝为他们服务是合乎道德的。”纳什接着问他是否认为便餐店应该废除种族隔离。最初他支支吾吾,但纳什不会放过他,她再次询问:“既然如此,市长,你可以建议废除便餐店的种族隔离吗?”韦斯特最终说了“可以”。人群中爆发出掌声,韦斯特也和抗议者们互相热烈拥抱。43 这一幕一览无遗地发生在市政厅台阶下的每个人面前。《田纳西人》让全城的人第二天一早便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它的头版标题非常醒目:“取消便餐店的种族隔离——市长”。中心区的商人们现在有了废除种族隔离所需要的政治掩护。在接下来的三周里,抗议者代表——包括纳什和史密斯——数次会见店主们和市府官员,悄悄制定出了一个在曾是主要抗议目标的六家便餐店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5月10日被确定为这几家餐馆开始向黑人提供服务的日期。学生们胜券在握,但也明白他们必须保护商人免遭来自深感挫败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愤怒。因此他们同意最初只有少数黑人会去要求就餐,而且新的政策在实行一周以后才会公开。如此一来,到任何逆流来袭之时,取消种族隔离已经成了既定事实。44 詹姆斯•劳森和他的学生们针对的目标是店铺的所有者和更广泛的白人舆论,前者有权力改变便餐店的做法,后者创造了商场在其中经营的氛围。劳森坚持认为,通过学生们为事业作出的牺牲并唤醒他相信每个人都具有的潜在的正义感,白人的心灵将会发生变化。静坐抗议被设计出来以改变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所抱有的肤浅印象:学生们礼貌、衣着整洁并恪守非暴力——除了较深的肤色以外,这简直就是纳什维尔的白人民众期待于他们自己的子女的情形。他们被威胁和拖入囚车的情景让人们感到不安;卢比住宅的爆炸令人震惊。4月19日,本•韦斯特在政府大楼台阶上听取黛安•纳什的意见并同意到了改变的时候,这时,所有这些因素对白人良知的集中影响似乎突然显明了出来。不管韦斯特的动机是什么,这都是甘地主义非暴力抗争料想能产生的变革时刻。 但对于实现胜利而言,仅有非暴力行动的模范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静坐抗议有助于改变纳什维尔有影响力的白人的话,那也不是仅仅通过诉诸他们的正直感来实现的。静坐抗议活动对商业来说危害极大,它们给中心区的街道带来混乱并迫使经理们闭店歇业。此外,忍受殴打和逮捕使学生在得益于他们的牺牲的那群人——该市的黑人社群——面前显示了自己的勇气和无私。公民不服从可不只是为了使对手方寸大乱;它也需要去激励潜在的支持者,正如印度的抗议者20世纪30年代用非暴力抵抗从他们自己的人民中汲取新的能量一样。 此后几年的纳什维尔,有对汉堡店和自助餐厅的静坐抗议、在电影院的站立抗议(stand-ins)以及在宾馆大厅径直就宿的抗议活动(sleep-ins)。商场在抵制之下也改变了雇佣中的种族主义做法。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赤手空拳的抗议者都遭受了更多的殴打和更多的逮捕。1960年的静坐抗议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消除该市的种族主义,但它们却给了黑人学生和活动人士一种势头和一个他们用以不懈追求平等权利的行动模式。并且,当纳什维尔废除种族隔离的斗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劳森1960年培养出的男女们已经开始为南方其它地方的非暴力行动拟定计划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张大军的最新更新: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3) / 2012-03-10 12:54 / 评论数( 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2) / 2012-02-29 23:32 / 评论数( 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1) / 2012-02-19 22:58 / 评论数( 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0) / 2012-02-05 12:09 / 评论数( 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49) / 2012-01-26 14:37 / 评论数( 0 )

Co-China周刊 | 关键词:更强大的力量

【选荐】 梁文道,文化评论人。文章《城管到底维持谁的秩序?》收录于一五一十周刊第13期。曾参加Co-China“我在中国”论坛第十二期——从边陲看中国,Co-China X I•CARE(一):动物伦理与道德进步等。   推荐书目: 《 Freedom From Fear 》, Penguin (Non-Classics) , 2010 这本书收录了昂山素姬的一些文章,其中有关于缅甸文化的学术文章,是她在被监禁之前在英国时的研究。但整本书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被用作这本书书名的《Freedom From Fear》——《免于恐惧的自由》。 昂山素姬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很多缅甸人都熟悉有四种原因导致腐坏,第一 种是贪污,因为个人的欲念使得他脱离正确的道路;第二种是偏狭,观点和视野的狭隘使其偏离正轨;第三种是无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最后一种也是最恶劣的——恐惧,恐惧会摧毁我们的是非观,颠覆原本的是非观念和评判标准。 当人们恐惧因为说了某些话,做了某些事而失去工作、财富、地位或者亲人、家庭、自由的时候,恐惧就深深攫取了你,它甚至会让你觉得你原本相信是正确的东西一文不值。 掌权者恐惧权力的丧失,无权者恐惧权力的蹂躏。 如何才能免除这种恐惧?昂山素姬认为任何革命都必须是心灵的革命,我们应该培养一种无惧感,让自己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要被恐惧左右。因为一旦被恐惧左右,我们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 【来论】 张大军: 非暴力抗争靠什么才汇聚成二十世纪的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和精神运动?非暴力抗争的精神、思想和道德底蕴到底是什么? 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哲学深入人心的中国,在唯物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笼罩中国人心灵世界的今天,在有着源远流长的道法自然思想的历史背景下,这是我们在中国提倡非暴力抗争之前必须要思考清楚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非暴力抗争的力量来自精神上的这种信念:每一个人都是有尊严和价值的存在,而不仅仅是物质世界、体制、文化或国家的一部分甚或附庸。这是无形的精神、信念、道德与有形的武器、组织和体制之间的决斗。非暴力抗争是主动的,而这种主动性只能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召”。 因此,非暴力抗争得胜的前提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精神觉醒运动。 (作者为《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译者) 川叶: 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就听说一个词“信息时代”。在这个词的浸淫下长大,而又浑然不觉这个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未有这样一个传播技术如此高效的时代。人们知道传播,或者说交流(communication)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之一,这个根基已经完全变了,人类文明会因此而改变吗? 然而在这个时代,“改变”这个词已经是陈词滥调,改变又怎样呢,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 最近有一个叫《KONY 2012》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在我们上不了的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上,它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Kony是乌干达的一个反政府武装首领,是国际刑事法庭第一通缉要犯,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特别是儿童的人权的罪行。可是乌干达以外,知道他的人非常少。而他一直逍遥法外。 一些美国人到乌干达后目睹了Kony带给乌干达人民的恐怖,结识了一些乌干达朋友。在这些乌干达人的请求下,他们回到美国后建立了一个组织叫“Invisible Children”,旨在给美国政府施压,最终让他们出动部队帮助乌干达人逮捕Kony,阻止这场没有意义的内战。 美国政府可不会去做这种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事情。换句话说,乌干达既不是美国的经济、军事、政治的重要合作伙伴,也不是美国产品的消费市场,乌干达人民的死活,为什么要美国公民的税款以及军队的安危来埋单呢? 从中国政府坚持的“原则”来说,这个问题也没得说,这是乌干达的内政,是不能干涉的。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对待“人权问题”的虚伪了,从根本上他们并不关心是“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这个问题,他们只是保持了功利的传统而已。 可是,这件事有意思的就是,在Invisible Children不遗余力地在各地,在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上进行宣传以后,20个文艺界人士,12个政治界人士都加入了这场“请愿”活动中。 去年,美国政府同意派出一小队人马,去协助乌干达政府逮捕Kony,不过或许是投入太少,行动没有成功。然而全世界各地(主要是欧美)的民间“请愿”活动也通过网络传播开来,此起彼伏。 这个行动的发起者的愿望,就是要最终人类各国联合起来,把这个反人类分子Kony正法。这行动很正义,却不能不说没有争议,它不符合传统上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决策套路。这样的行动,甚至在现代社会闻所未闻。这种自下而上的“国际主义”究竟最终会给人类带来“大同”还是混乱呢?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估计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越来越多的声音说网络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网络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甚至以前许多不可能的政治构想——曾经因为技术上不可能而不可能,现在突然有了实践机会。精英主义的奉行者不得不担心这会让民粹主义疯狂生长;自由主义的奉行者不得不担心网络上汹涌不可挡的“民意”践踏了规则。 但无论如何,自下而上,如今在技术上可行,只是后果,还缺乏研究。它的力量,已经被无数网络中的“小事件”见证过了。KONY 2012行动,无疑只是网络中的一个小事件,我们只需计算网络数据的量级便可得出这个结论——然而它的发起人信心满满地认为,如果它成功,这将是改写人类历史的“大事件”。网络中的小事件,人类历史的大事件,这听起来意味深长。 这也难怪我们无法访问前面提到的三大网站了。我们有优酷土豆、人人网和新浪微博,我们也有很多棘手的国内社会问题和悲剧需要去关心——自下而上地去关心。“因特纳雄奈尔”我们大概可以先放一边,腾出不少精力关心自己,我可以说我国的互联网管理者还是“很贴心”吗?   【余谈】 相关周刊 :昂山素季:一个女人的自由路——一五一十周刊第47期 编辑 :黄海 什么是“更强大的力量”?在我看来有两点,一是这种力量是真实的,没有被神化;二是这种力量超越个人利益,被更广阔更悲悯的情感所支撑。 在编辑以昂山素季为主题的这期周刊时,我分明感受到这样的力量,但同时也感慨于伴随而来的代价。这期周刊缘起于同名电影《昂山素季》公映——正如导演吕克贝松所言,昂山素季这样的人物“在大多数时候,你爱她,但有些时候,你却不得不恨她,她就像一座钢铁铸成的建筑,意志坚强,不太表露自己的感情。”她遭监禁多年,抛弃家庭生活,离开丈夫儿女,以国家为志业,当然让人佩服她强大的内心力量,但她的铁石心肠也让人唏嘘。 我无意作出价值判断,我只是在编辑的过程意识到,每一个拥有“更强大的力量”的人,要实现他/她比常人更高远的人生目标,必须做好付出相应代价的准备。其实又何止昂山素季,在我国,为了比个体更大的目标而牺牲的,哪个年代又会少了?甚至可以说,一个人之所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就在于他/她能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 读者可能会追问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这样的问题没有正确答案,但正如该期周刊标题所示,昂山素季这样的人在精神上是自由的,因为她自主选择并追求她希望的人生。从这一角度出发,她和她的精神同路人毫无疑问是值得欣赏的。   本文是一五一十周刊第51期特刊的文章,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edf668f8f9cf7f2 。

网友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 (3)

吉软糖: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事情,以及它的危害。 @作家金满楼 : 3月14日将表决刑诉法修正案。73条,83条,第118条,危害国家安全,秘密拘捕,总有一条适合你。现在是3月11日深夜。还有48小时。转发吧!通往朝鲜的路都是沉默铸就的!没有人可以逃脱! @张洲演义 : 很多人不知秘捕的危害,举活例两个。一是杨佳之母,自杨被捕后,杨母直接失踪,死后才莫名其妙的“冒出来”。一是文强的儿子,文强被捕后,儿子“自然消失”,文强死后,遂放出。这不是凭空造谣,网上可搜到。两人都不是罪犯、都不可能危及国安,只因“他们不该在外面”。所以,密捕是恶法。 @杨恒均的微博_nub : 读两千年历史,发现哪怕是在最残暴的年代,朝廷高官与各级官员都有敢于犯上进谏的,都有被处死、判刑、流放的官员,值得尊重。可回首过去20年,贪官污吏有增无减,却无一个是因为为国、为民哪怕为党提忠言被贬的,看起来真是倒退了,不知道后代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 @天勇律师江 : 对于恶法的胜利通过,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从提出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流氓法案一定会通过。中国现在贫富和官民之间积蓄太多太深的仇恨,矛盾都是战略性的,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一触即发!前后这两年中国将出现全民大起义、大爆动,到那时,你还跟我谈什么刑诉法案吗?到那时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章立凡:【预测:刑诉法修正案73条通过后的中国国情】1.失踪人口、移民人口双增;2.资金放量外逃,国民经济衰退;3.富人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法”,穷人多涉嫌恐怖犯罪;4.访民数量下降,失踪官员警员增加;5.丛林法则盛行,或公报私仇,或私报公仇(杨佳式);6.网络议政减少,无预警突发事件增加 @张农01 : 【爱国者】如果人躺在北极的雪原上,海豹就会爬过去偎依着他,希望用自己的体温把人救活。那些贪婪的猎杀者却以此弱点而杀死海豹,猎杀者每每成功。然而,真正的公民希望以自己的良知去爱中国的时候,往往被猎杀者干掉,爱国者是一只只矢志不渝的海豹……。 @张农01 : 【骂恐怕是不成了】网友邱大春气愤地骂道,一个管猪的政府,一个连猪都要管的政府,一个连猪都管不好的政府,就是一个连猪都不如的政府!微评:猪都不如的畜生干脆就杀了吧! @郝劲松 : 明天,刑事诉讼法73条一旦修改通过,中国的政治犯及其家属将饱受其苦,秘密失踪者将大大增加,就象09年杨佳的妈妈被秘密关入精神病院57天,就象2011年北京的很多律师莫名失踪几个月。。。。。 @十年砍柴 : 何谓作法自毙作茧自缚:秦城监狱建得非常坚固,但是整个设计很折磨押犯身心。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是工程负责人之一。“文革”开始,他就作为彭真的死党被关进去了。他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后来,他的长官、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关到秦城。 @王思璟 : “2009年10月2日,一个没有窗户的宾馆地下室,被非法拘禁近一月的上访者李淑莲死去,死因不明。2003年3月,李被收容站关押一个多月。2006年7月,李被当地政府强行控制。2009年3月,李被龙口法院关押在宾馆。6月,李在北京被截访。2009年9月,李被民警围住”——《公民李淑莲之死》http://t.cn/zOfnDBC @朱大可 : 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在北京亚运村公寓,被重庆公安带走后失踪,其家人与朋友至今无法与之联系。张明渝家属报案,重庆公安拒绝受理,地方和北京各部门互相扯皮。人大即将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73条“不通知条款”,其苦果先由人大代表自己抢先品尝。 @五岳散人 : 刑诉法73条如果通过,在现代传播的工具、手段之下,恐怕将是压垮骆驼的倒数第二根稻草,而我等期待的平稳转型的政改也会希望更为渺茫。在此重温伟大的莫之许(@嘉州莫大先生 )这句话:有能力的话,任何时候离开中国都是正确的。 @迟夙生律师 : 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上要通过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我作为代表中的律师非常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深刻感觉到有人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近日在网络上和媒体上抹黑我且造谣说我连续九年提交卖淫嫖娼合法化议案实无此事,并有五毛乘机分散网上对刑诉法的讨论。相关情况我在微博中已经说明,请关注刑诉法! @虎爸_Michael : 还是关于实名制的问题,如果哪天我们的微博号被盗,被歹人用来发布"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党的安全"或"企图颠覆政权"等罪不容诛的言论,我们会不会被秘密抓捕,由于实名登记铁证如山而直接枪毙呀? @程益中 : 总有人说,73条针对的只是个别人,跟你和绝大多数人都没关系,何必较劲?吾国吾民之所以沦落至此不幸如此,与这样的思维方式大有关系。此刻有必要重温肯尼迪在墙下的演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但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人民关在里面…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 @王明雯 : 上午审议关于修改刑诉法的决定草案,再次修改后的内容没有涉及要害。忍不住发了一个言,强烈建议取消监视居住中关于“指定居所”的规定。理由是因其没有类似于规范看守所侦察活动的规定,可能给刑讯逼供提供场所与条件,非常危险。完全可能导致关于禁止刑讯逼供及非法证据排除所作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 @深圳庞琨律师 : 我反对通过刑诉法修正案,因为这个修正案会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秘密的失踪,想想一个人突然失踪了,还是合法的,他家属都不知道那有多着急?你受得了这样的法律吗? @Se丸再来 : 兲朝越来越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描写的英社了。人们随时被思想警察监视着,一旦认定你反对老大哥、反对英社,犯下了思想罪,就会被秘密逮捕,通过各种手段将有关你的一切从世界上抹去,让人们永远都不会记得有你这么一个人 @直播叙利亚1 : 司法都不是独立,还讲什么法治。财产都不敢公开,还讲什么清廉。言论都不能自由,还讲什么盛世。迁生都受到限制,还讲什么崛起。权力都不许监督,还讲什么为民。政权都不能选择,还讲什么站起。历史都不真实,还讲什么伟大。批评都不能接受,还讲什么和谐。代表都不是民选,还讲什么代表 @章立凡 : 【世界人权宣言】第七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第九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中国是签字国。《刑诉法》修正案的“不通知家属”条款,违反了上述条款) @孙大泡老窝 : 【新73条,政法系的癌变信号】新73条通过后的政法系,将成为中国未来最具决定性的派系,它的秘密手段和庞大的武警部队,将成为党派斗争中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和手段。其作用超过军队。这也是薄入常掌政法委进而轻取大位的必要条件和先期准备。如果实现,第一把交椅就成了 @周斌 : 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然后异地监禁不告知家人,就是秘密绑架和失踪,估计县委书记最喜欢用来对付上访户,然后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用来对付政敌,由此类推吧,举手同意的猪猡代表我祝你断子绝孙! @赵楚 : 前苏联的失败与秘密警察政治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黑暗野蛮的基础不能支撑辉煌文明的大厦。秘密警察统治不仅不能带来安全,相反,它以普遍的不安全摧毁了一国之内自上而下对于政权的信心和信任,也使一切法理成为具文,同时,这种野蛮和暴力的手法也铲除了统治的道德基础。 @李修蛟律师 : 据了解,此次刑诉法草案,在一个月前已分发给所有代表,表面看似合乎立法法规定,但这一个月间,草案中很多规定有变化,不断变化!本次大会要表决的最新草案,与一个月前分发的草案有很多变化!理论上仍不符合立法法的规定!希望代表们据理力争,暂停本次刑诉法草案的表决! @我是刘君鞅 : 有一天下班没回家,失踪了。没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知道你在哪里,毫无线索。报警仅被礼节性登记。直到有天突然警察给你家人送来一包骨灰,说你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拘捕,期间突发心源性疾病死亡,天热不便保留尸体,政府就给烧了。这不是童话,这就是刑诉法修正案。 @我是刘君鞅 : 有一天下班没回家,失踪了。没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知道你在哪里,毫无线索。报警仅被礼节性登记。直到有天突然警察给你家人送来一包骨灰,说你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拘捕,期间突发心源性疾病死亡,天热不便保留尸体,政府就给烧了。这不是童话,这就是刑诉法修正案。 @张大军10 : 二、以这两点观察来看,中共的系统杀人和精神控制体系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以纳粹主义与之相比都是对后者的羞辱。值得注意的是,强制堕胎的系统杀人从来没有在中国的思想和知识界引起深入的反思,更不要说反抗了。这种对生命的漠视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的真正困境 @环保董良杰 : 关于刑事诉讼法草案,很多人想法是我守法公民我有什么好担心的?1、守法不守法你说了不算,警察说了算?2、你无权保持沉默,秘密关押可以撬开你的嘴。3、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在这里科普粮食污染的数据,一不小心被扣上这个帽子很平常。土壤污染也这样。污染图居然是机密。可怕吗? @柏杉林而已 : 【无人能幸免】程维高,一个被开除党籍省委书记说,“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啊。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http://t.cn/hG4eZB @马戎戎 : 《你知道警察拥有秘密逮捕权后果有多严重么?》http://t.cn/zOf6OuO @荒唐归来 : 【谁都会找不到家人】秘密拘捕有多可怕——–皮诺切特,智利的大独裁者,执政20多年,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发布的报告认为,有2,095人被秘密杀害,1,102人失踪。 @何兵 : 当年《劳动合同法》表决时,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结果恶评如潮,危害甚巨。传,吴邦国委员长曾因此说,以后要接受教训,先广泛讨论。本次刑诉法修正案,万勿重蹈《劳动合同法》覆辙,让盖世大保条款大行于世。 @翁韬yt : 法律有恶法和良法。恶法是用来保护国家对人民的统治,良法是用来保护人民不受公权的伤害。此次刑诉法草案异地监视制度,实质等于羁押,而不受逮捕拘留期限的限制。这些异地羁押场所,不受看守所条例限制。这显然是恶法,假如实施,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无限期的密秘羁押,它将使所有的人长期处于恐惧状态中 @刘苏里 : 1,人大要对刑诉法73条重做慎重审核;2,有重大分歧,开先例交付人民公决。——执意强行通过,那么:1,立法动议者,是我的敌人;2,投票者是敌人的帮凶;3,无视该条款者,是帮凶的帮凶。——我不愿意看到以一己之私利,陷国家政治伦理于万劫不复之地。 @在等人的 : @王思璟: @薛蛮子 发起的【两会的刑诉法修正案第73条,现在该表决么?】,投票过万后,被野蛮删除。本来以为,代表投代表的,人民投人民的,互不干涉。谁知,他们连这都不准,非要刷个牌坊代表到底。 @朋友就是力量 : 李庄 : 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被“人间蒸发”数日,其律师Z向我透露,张亲属分别找京、渝两地警方问询,均答“无可奉告”。难道张手里的举报材料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难道被指定了秘密“住所”?难道新刑诉法73条提前实施?另建议,其亲属发寻人启事同时,问重庆人大常委会有无批复手续。 @二黑媳妇 : 鲁国平 :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连巴西都加入了,我们还在拒绝 @阎克文th5 : 一好友是某著名杂志主编,已经退休在家,刚来信说,午饭后下楼,宿舍传达室坐着俩制服,于是和传达室的人说,我要是犯了事儿请先帮我一下,别立马让我依法失踪啊。传达脱口应道,当然当然。我靠,连传达员都明白2会正在发生什么事了! @王功权 : 因国内人大3月13日要表决通过立法允许以危害国家安全名义对公民进行秘密拘捕,我心情很不好。我认为如果此法案获得通过会恶案迭起。偏巧今天陪家人去基督教堂做礼拜时,牧师主题讲:1,黑暗继续很长的时间; 2,黑暗是学习上帝恩典的机会;3,黑暗使你成长;4,黑暗可以是相对的。我很惊诧。 @历史解密网 : 【北大教授猛烈抨击“稳定压倒一切”】北大教授贺卫方:稳定压倒一切是罪魁祸首式的口号,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警察权力压倒一切,就是武装力量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也包括压倒公正,也包括压倒自由,为了稳定可以说所有的代价都可以付出,不惜把国家变成一座监狱,这就叫稳定压倒一切?! @民38: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到底是制造炸弹还是独立参选?就情感而言,我属意后者,因为多么温文尔雅,任何流血都是我所厌恶和畏惧的;但就理智而言,我属意前者,因为只有那一声巨响,才是他们真正听得懂的声音。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只有不怕死,才不会死,而与虎谋皮者只能自取其辱。 @吴洪森新微博:填空题:人大如通过刑讼法草案,我就决定____ 相关文章: 谁来关注和反思我们中国的911呢? (转载)韩寒:脱节的国度(原文已被删除) 民主的性别 转载:大学不可能单独去行政化 国家形象幻灯片 中国大学.科研文化 国家主权可以凌驾于人权之上吗? 上海政府不让冯正虎入境的五种猜想 信息自由和关门放狗 奥巴马、中国、以及美国的白日梦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2)

作者: 张大军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纳什维尔的静坐抗议 南方的雅典 当詹姆斯•劳森1957决定去南方时,他最初倾向于这个地区发展最快的大都市亚特兰大。但格伦•斯迈利劝他代之以纳什维尔。田纳西州中部这个规模较小、也较少变化的城市,有着一个不同寻常地进取并且对这个俄亥俄人的观点持开放态度的黑人精英群体。中心人物是凯利•米勒•史密斯(Kelly Miller Smith),一位有才干的年轻浸礼会牧师,同时也是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及其地方分支纳什维尔基督教领袖会议(Nashville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的创始人之一。入读该市四所卓越的黑人院校——依次是声名卓著的菲斯克大学和玛雅医学院,及知名度较小的田纳西农工院和美国浸礼会神学院——的数千名学生,是纳什维尔潜在的活动人士的大储备库。 与佐治亚、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这样的南方腹地州相比,纳什维尔的种族氛围对黑人的威胁也较小。城市的白人强势利益群体喜欢以文明和远见自许,而该城也自称南方的雅典。黑人也没有被拒之地方政治体制的大门之外:人头税(poll tax)这个黑人在南方参加投票的传统障碍在城市的选举中被数次暂停征收,并且有黑人候选人甚至赢得了纳什维尔市议会的席位。市长本•韦斯特(Ben West)在种族问题上是个温和派,城市主流报纸之一《纳什维尔田纳西人》(The Nashville Tennessean)也对种族问题持开明态度——它曾努力推动取消人头税,并不吝版面,慷慨地报道民权运动。 然而,从其总体风气而言,纳什维尔不可能比最公然地坚持己见的南方城市较少种族隔离。黑人不能在大多数餐馆里就餐。他们必须从后街小巷的隔离入口进入电影院,然后又不得不坐在楼厅上。他们被排斥在公共泳池和高尔夫球场之外,在火车站也只能使用隔离开的候车室。银行、商场及餐馆的黑人雇员从事的是看门、洗刷碗碟或者其他接触不到顾客的工作。 当一个联邦法院1957年命令该市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之时,市府官员设计出了一个被其它南方城市广为效法的计划——它采取的变革乏善可陈却仍能和法院判决的字面意义相合。从一年级开始,每年取消一个年级的隔离。由于匿名电话威胁(“我们会打死你的小女儿并把她倒挂起来”)以及投掷石块和挥舞棍棒的群众,大多数黑人父母第一年没有让他们的孩子参与这个计划:只有19名黑人一年级学生(全市总共有1,400名)入读原来的白人学校。这大概就是多数南方白人能够接受的种族关系进步的程度。 詹姆斯•劳森到达时,纳什维尔有个事实上的种姓体制,它决定着不同种族的人可以在何处居住、饮食和玩耍,可以从事何种工作,以及当他们在街道上或者商店里遇到他人时该如何行事。不过城里有急切地想要对此进行挑战的黑人领袖,而白人领袖对维护它却并不热心。种族歧视(Jim Crow)在纳什维尔依旧岿然不动,但吉姆•劳森(Jim Lawson)正准备把它彻底铲除。 非暴力学府 搬到田纳西后,劳森为和解协会的事务遍访南方各个城市,提供与种族隔离斗争的非暴力方法方面的培训和建议,他还在纳什维尔举办关于非暴力行动的讲习班。1959年劳森断定在这个城市策划一场民权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让凯利•史密斯和其他黑人牧师通过他们的教堂发布出需要学生参与进来的消息。14 产生的响应可远没那么热烈。当地的黑人大学对民权斗争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学生们也生活在随大溜和循规蹈矩的压力之下,因为受过教育的年轻黑人终将会得到前几代人可能完全无法想象的工作机会。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身上的压力可能是最大的。反抗种族隔离可能会使他们的父母为把他们送入大学而做的所有牺牲都白费掉。15 1959年秋天参加劳森在克拉克纪念卫理公会教堂(Clark Memorial Methodist Church)举行的讲习班的,是那些无法适应现状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是厌恶肮脏的南方体制的北方人,比如戴安•纳什。其他人则是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选择不会再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保持沉默的年轻南方人。马里恩•巴利(Marion Barry)是菲斯克大学的研究生,他曾经因为公开谴责一位校董的种族歧视立场而被差点儿赶出位于孟菲斯的勒莫因学院。讲习班最坚定的两位参加者来自这个城市最破落、声望最小的学校,即美国浸礼会神学院。伯纳德•拉斐特(Bernard Lafayette)出生在南方,接着就随家人迁到了北方,然后就来到纳什维尔。他在另一位美国浸礼会神学院学生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他前一年就已经开始参加讲习班,是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棉乡佃农家庭的腼腆年轻人——的鼓励下参加了讲习班。讲习班里也有几名像保罗•拉普莱德(Paul LaPrad)这样的有理想的白人学生。 劳森给学生们讲授非暴力行动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关于废奴运动、20世纪40年代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组织的芝加哥静坐抗议、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以及甘地在南非和印度领导的运动。甘地和基督是最重要的两个参照人物。劳森希望学生们领会“非暴力抵抗”——他称之为“灵魂的力量”——在和不公的斗争中如何起作用:受压迫者并不是打败压迫者,而是通过向他们展示其行为造成的痛苦来唤醒他们的普遍人性意识。对劳森来说,非暴力行动不只是一种社会行动的技巧;它还是开发更重要的力量之源的一种方法。16 他镇定、冷静的风格让他的年轻追随者们感到意外——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教师而非领袖。包括刘易斯和纳什在内的一些人很快就被争取了过来。其他人则很难接受劳森正在给他们讲述的东西。他们会说:“你应该站起来,接受打击并进行反击。”通过解释他的方法如何合符于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宗教信仰,劳森解决了一些他们的疑虑。其他人之所以继续参与,不过是由于劳森正打算有所动作。戴安•纳什回忆道:“我认为非暴力不会起作用,但因为一个原因我继续参与讲习班……它是城里的唯一消遣。”17 劳森自始就瞄准了一场结束市中心纳什维尔购物区的种族隔离的运动。和劳森本人一样,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这个城市之外,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他们融入纳什维尔的黑人社会的契机——否则就会为种族隔离主义者孤立他们,并把他们污蔑为外来的捣乱者大开方便之门。一些来自史密斯牧师的教会的妇女参加了一次讨论会,诉苦说商业区商场里只为白人服务的便餐店最让她们恼火。在大型商场扩散至城郊、快餐店兴旺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些中心区的大商场及其便餐店是大多数城市的典型特征。在南方,教会中的黑人女性信徒可以花数小时在这些商场里购物,但她们却不能在便餐店里歇歇脚或使用商场的卫生间。当有坐立不安又饿着肚子的孩子和她们在一起时,情况甚至要更糟糕。如果学生们决定在便餐店的问题上做点文章,他们确信这些妇女会成为支持者。18 随着秋去冬来,劳森超出理论之外,开始训练学生为即将到来的形势做准备。约翰•刘易斯说他们“进行小规模的排演,轮流扮演示威者及其对手。我们中一些人坐在一排折叠椅上进行静坐示威,与此同时,其他人扮演服务员或者愤怒的旁观者,称我们黑鬼,当面诅咒我们,并把我们推挤倒在地上。吉姆•劳森会一直在场,穿插在行动中间,有时威胁,有时鼓励,时而指导,时而劝诱。”他们学习如何在遭遇攻击时保护自己:怎么蜷起来才能保护要害部位,如何对抗议者同伴进行援助,以使笞打分散到几个人身上而不是集中于一个受害者。劳森让他们任何时候都和攻击者保持眼光接触——经验显示这会抑制攻击者的怒火。并且他们也学会了如何避免被激怒以致进行反击。19 劳森讲习班中的学生们正在训练的非暴力直接行动,尚未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部分。它是一种远比公共汽车抵制更具对抗性的方式:在只对白人开放的便餐店落座并要求用餐,会直接违反南方的法律和社会秩序;这些人冒的可是受伤和入狱的风险。这也就是劳森为什么要强调“严明的纪律、训练、策略、计划、动员以及完成进行一场运动所需要的其它事情的必要性。这些都不可能自发地实现。它必须被系统地完成。”只要做不到这些,运动便会被反对力量破坏。20 为了熟悉便餐店和商场职员,他们连着两个星期六进行了摸底活动。每次都是一组来自讲习班的衣着整齐的黑人和白人学生走进商场,先买些东西,然后在便餐店就坐,等着被招呼。当他们一如所料被拒绝提供服务时,他们礼貌地要求和商店经理谈话,听取关于商场的政策的解释。然后他们就离开,回到教堂和劳森讨论发生过的一切。 1960年2月开始静坐抗议的决定在学生们离开学校回家过圣诞节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当1月份回到纳什维尔时,他们发现关于他们的计划的消息正在当地黑人院校流传,来参加讲习班的人也更多了。因此他们改为每周在克拉克教堂聚会两次;他们那时称自己为纳什维尔学生运动(Nashville Student Movement)。最专注的学生们组成了中心委员会,委员会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作决定并轮流担任领导职位,以免过分依赖任何个人。他们由于讲习班的热烈氛围和劳森灌注的他们正在创造历史的信念而密切联系,已经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他们即将从美国浸礼会神学院学生伯纳德•拉斐特后来所称的“媲美西点军校的非暴力学府”毕业。22 2月3日约翰•刘易斯在宿舍里拿起一份《田纳西人》(Tennessean),了解到来自北卡罗来纳农工学院的四名大一学生两天前在格林斯博罗一家沃尔沃斯(Woolworth)的便餐店就坐,即使在被谢绝提供服务以后也拒绝起身。劳森的朋友道格拉斯•莫尔(Douglas Moore)--他是北卡罗来纳的一位牧师--在同一天打电话告诉他那里的静坐抗议每天都在增加,然后请劳森帮助在整个南方的牧师活动人士中间传播这个消息——并在纳什维尔尽快行动以保持前进的势头。 那天夜里数百名学生涌入菲斯克大学的一个礼堂,劳森在那里宣布静坐抗议将于2月13日在纳什维尔的商场开始,有意者自愿参加。第二周,当静坐抗议遍及北卡罗来纳并蔓延到邻州时,劳森和讲习班的资深学员每天聚会,给新人们讲授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刘易斯后来回想说:“是的,我们正在加快步伐,但是我们依然决定这样踏踏实实地来。我们不想在这几百名热切、情绪激动的大学生为克制的方式做好准备以前,就让他们放手去干。”训练者不厌其烦的对新人们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反击。他们在便餐店里必须穿戴整洁、交谈轻声并数小时地耐心等待,而且他们还得做好入狱的准备。23 从前一年秋天起即固定参加劳森讲习班的成员,现在成了一个更大的团体的核心。随着最终计划的确定,他们还得为有人不会保持非暴力的情况做好应对准备。还有些人因为存在的风险而犹豫不决:不想失去奖学金的运动员,明白逮捕记录会断送职业前程的医学学生,或者一些只是害怕被打或被投入监狱的人。只有那些清楚自己能控制住反击的冲动并准备好承担这项事业的人,才能参与在便餐店的活动。 不过还有很多工作等着其他人去做。实际进行静坐抗议的学生之后会有一个整体的后勤系统。司机要把参与者从校园送到第一浸礼会教堂(the First Baptist Church),那里是集结区和控制中心。教堂里的人要掌握每个人的行踪和中心区的进展,巡查员和通讯员在中心区街头穿梭,把情况汇报到教堂并把指示传达给店里的抗议者。此外,还有人受命应对媒体。25 纳什维尔的学生即将站出来,要求他们被作为平等的公民来对待——就像55年前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在他们去冬宫的游行中所做过的那样。纳什维尔的学生和圣彼得堡的工人都是从他们的宗教信仰中获得激励,两者也各自被一位不俗的牧师领导,并且双双摈弃以使用暴力作为赢得社会正义的手段。但相似之处仅止于此。俄国工人在一种狂热的兴奋中做准备,相信沙皇会听取他们的请求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而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情况却毫无概念。纳什维尔的学生毫无疑问也感到兴奋,但他们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并且冷静、井井有序地开展他们的活动。他们已经接受过关于非暴力行动的详细教育,而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胸有成竹。 这个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格奥尔基•沙邦(Geogii Capon)和詹姆斯•劳森之间的差异。沙邦容易冲动,他通过激发人们情绪的方式来领导其他人。然而,劳森却是个十分谨慎和理性的人,他也避免煽动自己的学生。他要求他们去思考他们正在做的,去评估他们将遭遇什么。此外,劳森还有一项沙邦不具备的优势:关于非暴力行动数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发挥作用及获得发展的知识——并且他也全面地应用了这些知识。尽管他和沙邦一样,是个虔诚的教徒,但他却像一个学者一样来实现非暴力斗争的任务。 (未完待续)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大军的最新更新: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1) / 2012-02-19 22:58 / 评论数( 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0) / 2012-02-05 12:09 / 评论数( 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49) / 2012-01-26 14:37 / 评论数( 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48) / 2012-01-14 11:26 / 评论数( 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47) / 2012-01-07 11:30 / 评论数( 3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1)

作者: 张大军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第三部分 权利运动 力量分布是如此不均衡,以至于对我们而言,选择抗争显得极其愚蠢。但是,如果把对手的斗争手段和我们自己的都纳入考虑,就会发现显得荒唐的不是我们的抗争意图,而是我们抗争的对象还依然存在。他们有百万钱财和百万顺服的士兵;我们虽然只有一样东西,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强大之物——真理。——列夫•托尔斯泰 第八章 美国南方:民权运动 “无形力量” 1936年3月,非裔美国牧师霍华德•瑟曼博士(Dr. Howard Thurman)在印度拜访甘地,向他讨教关于非暴力行动及其对结束美国的种族不公的作用的问题。这位印度领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运动被美国黑人的主要期刊和报纸详细报道,而像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和杜波依斯(W.E.B Dubois)这样的黑人政治和知识领袖也把印度的运动看作非裔美国人的光辉榜样。因此,瑟曼博士的访问大概也是一次朝圣之旅。 当被这位黑人牧师问及他是否把“非暴力”看作“一种直接行动的方式”时,甘地强调:“它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活力的力量。”他还把它的力量和圣保罗(St. Paul)的爱的理念相提并论——这表明是什么使甘地在许多经常从宗教信仰中寻求力量以忍受附庸地位的美国黑人心目中备受推崇。“甘地的力量体现了那个下层拿撒勒人(译注:指耶稣)的生命与教导:我们战胜敌人所凭借的不是力量和强权,更多地是某种精神品质,”黑人记者戈登•汉考克(Gorden Hancock)1932年在《诺福克期刊及指南》(The Norfolk Journal and Guide)中写道。1 不过一些黑人观察家对甘地的事业的实际经验同样印象深刻。在印度1921-1922年的不合作运动之时,《芝加哥卫士》(The Chicago Defender)的一名记者就预见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公共交通抵制:“我们相信当我们选择步行而不是留在车上忍受对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的侮辱和伤害时,空荡荡的车厢终会使南方城市的轻轨电车巨头们焦头烂额。”2 和瑟曼的会谈一年之后,甘地又接见了另两位杰出的非裔美国人,钱宁•托拜西博士(Dr. Channing Tobias)和本杰明•梅斯博士(Dr. Benjamin Mays),并告诉他们非暴力行动“不能只用来说教,它还必须被实践”——而且不能仅通过个人,好像它不过是个人的道德选择一样。“它可以被大规模地实践。”3 至于抵制使用暴力,甘地虽然承认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斯大林在当时展现了“暴力的即刻效果”,但是他援引那位其帝国早就化为灰烬的古代蒙古战将的例子,信心满满地断言“它将和成吉思汗的屠杀一样转瞬即逝”。甘地确信非暴力行动最终会使“整个世界”目瞪口呆并称其为奇迹,虽然它仅仅是“无形力量的无声然而有效的活动。”4 当甘地谈论这些时,在美国可见并且还将明目张胆地存在另外三十年的,不是一桩奇迹而是一个丑陋的怪物:对整个种族的权利的系统甚至暴力的剥夺。然而,甘地所说的那种力量会改变这一切——大规模地改变。 “非暴力抗争”来到南方 有想法的学生 1959年秋天,一位名叫戴安娜•纳什(Diane Nash)的非裔美国妇女从芝加哥南区来到田纳西州的首府,到菲斯克大学这所以黑人为主的学府报到。她来到大学是为了“征服世界”,但在纳什维尔市她发现的却是一个把她挡在一堵无形的墙壁后面的社会。她每次鼓足勇气进城,都会遭遇白人视她为下等人这样的暗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她去田纳西州展销会(Tennessee State Fair)赴约时,她发现自己不得不使用隔离开来的“有色”卫生间——这是她在北方不可能遇到的东西。当她去商业区购物时,她不能坐在餐馆吃午餐,即使是在伍尔沃斯(Woolworth’s)这样的商店里也不行——她被告知“此处不为黑鬼服务”。如果她想吃三明治,她就必须带出来在路边解决,和她注意到的其他黑人的做法一样。“这很丢脸。我开始讨厌种族隔离。”5 纳什问菲克斯大学的其他学生他们是否知道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或者什么活动。他们回答说:“冷静点。你不可能改变任何东西。你只能给自己招惹麻烦。你为什么不在平时就好好上课,而周末只参加聚会就罢了呢?”最后她又询问菲克斯大学的白人学生保罗•拉普莱德(Paul LaPrad)。他说他知道一位正在寻找学生参加非暴力行动讲习班的牧师。纳什决定一试。6 讲习班每周二晚上在一个小小的卫理公会教堂举办。大多数参加者是这个地区的黑人大学学生,不过也有一些白人学生参与。他们学习了莫罕达斯•甘地和“非暴力抗争”——并了解到:行动起来终结压迫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表现出一种真理的力量,可以改变他们的压迫者的心思与意念。在行动角色演习中,他们操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功夫,并且学习如何在遇到攻击时保护身体。虽然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人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这群学生却准备对被称作“吉姆•克劳”(Jim Crow)的美国南方种族等级制度发起正面攻击。 卫理公会牧师、范德比尔特神学院研究生詹姆斯•劳森(James Lawson)是他们的老师。这位戴着眼镜的处事周全的年轻非裔美国人1958年来到纳什维尔时已经30岁了,不过他对暴力的反感和面对种族主义时的自尊却要追溯到他在俄亥俄州度过的少年时代,在那里有一位慈祥的母亲和一位随身佩枪的牧师父亲养育他。在他的成长中,这些推动因素形成了他的世界观的不同方面,这种世界观把“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基督教戒律和对种族压迫的激烈批判结合了起来。由于痴迷于从黑人报纸上如饥似渴地了解到的甘地在印度的行动,劳森形成中的非暴力斗争观得到了加强。7 劳森最初认真研究甘地的理念是在位于俄亥俄州的卫理公会学校鲍德温-华莱士学院。在对该校的一次访问中,和解协会(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一个致力于和平和正义的跨宗教组织——的马斯特(A

杜君立: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杜君立: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杜君立       对待儿童的态度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良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题记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君子谋道不谋食”,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王小波说,“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从一定意义上,暴力恰恰与邪恶并肩而行。艾未未先生常常劝人要做“讲道理的人”,很快他就遇到了“道理”的反义词——暴力。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哲学家杜威说:“知识分子有两个特征,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明帝国遗民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沐猴而冠的“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31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余杰回应环球时报单人平:你们会付出代价

记者:我想就从《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开始,比如文章中提到您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是现实吗?以您的学识为什么您会成为中国的非主流?作为非主流,您在中国遭遇了什么? 余杰:关键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主流社会,在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中,整个社会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状态,所以不应该只有主流的声音而没有非主流的声音,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健康的社会,而不是对和官方有不同看法的观点就进行打压,甚至用非法手段打压。最近这几年,我在中国的遭遇,除了我被媒体全面封杀,不能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即使是别人的著作中点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现,一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劣,一直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我遭受了非法软禁,绑架,酷刑等等,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相信认同接受我的观点的人,都比接受和认同《环球时报》的这位"单人平"要多,我在被中国封锁的"博讯网"有个人文集,点击量就有七八百万,如果在自由的社会,我的观点能够得到自由的发表,我能够和"单人平"辩论的话,我深深相信,我的观点会被大多数中国同胞接受。 记者:文章也说您出走美国对你个人来说解脱,您的离开是解脱还是无奈的选择? 余杰:这次选择到美国我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也是很痛苦的思考后才最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本身是不愿意离开母语写作的环境,前几天我到国外访问时,也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说如果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的话,我会留在中国。这次是我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我在海外发表文章这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被剥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才选择离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说明中国被一个政党、特权利益集团所绑架和奴役,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未来真正实现了民主自由的中国,象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重新回到中国。 记者:文章中说您去美国是逆向而行,认为中国现在向世界自由开放,您怎样评论中国真正的现实。 余杰: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反差,很多海归会回到中国,也很多西方的政客、商人、大公司等到中国并被中国所吸引,这种吸引是一种利益的吸引,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成熟的规则和制度的限制,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迅速的赚很多钱,但是这样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否对中国好?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所谓的经济的飞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模式后面是中国环境的急剧恶化,两三亿的农民工权利被践踏,对能源的消耗和浪费,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全世界被中国吸引和看好中国,只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象我这样热爱中国的,真正要把中国往民主宪政道路上推动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最近两年来,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如最近这几个月,我的朋友廖亦武、张大军、张博树等他们都离开中国,这反衬出非常可悲的中国现实。 记者:这篇文章中也说您早年的成功代表中国没有禁锢自由,您早年的"成功"下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现在与以前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余杰:我1998年发表第一本书《火与冰》,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这是"八九民运"之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要作出相对开明的姿态,当时有个"小阳春"的说法,1998年的时候,新闻出版的控制相对放松,在这样的契机下,我的书得以出版,而且在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的背景下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那一代的很多大学生都看这本书,但后来舆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到了2004年后,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很多人都在憧憬"胡温新政"时,我就敏锐的感觉到一股寒流,04年后我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任何一本书。从我个人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的变化,尽管在"胡温时代",经济在继续发展,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对不同声音的打压上,比起江泽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文章中也使用了极端自由主义者来定位您,甚至还会预见您在美国将更加极端?您如何回应,接下来怎样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余杰:这说明评论者完全不知道我的思想立场,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我所批评的对象里面,除了象中国专制政权以外,我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我所要做的是把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在美国是比较接近共和党的理念、在英国是接受保守主义的理念,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我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与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并不矛盾,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下一步在美国的这些生活之中,除了批评中国以外,我对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很多现实,提出批评性的看法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以独立的身份来批评当权者; 下一步我也会写作和出版在国内很难出版的书籍,比如说我前面两年来一直在写作的《刘晓波传记》,这也是刘晓波的妻子委托我来写的、唯一一本经她授权的《刘晓波传记》,因为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面,我们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所参与的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活动,我都有参与,我这本书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刘晓波虽然获得了诺奖,但他也是差不多十年来获得诺奖得主中,包括他的同胞和全球其他人最不了解的一位诺奖得主,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更多的向大家介绍他的生平、作品、思想,我也相信他的思想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对未来他成为中国的曼德拉式人物抱有巨大的希望。 记者:与出走对应的是归来,您是否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中国? 余杰:这不能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天,北京市国保最高头子和我见面,最后那一刻他才答应放行,但他也给我很多恐吓,他说:你在海外不要以为就真的获得了自由,你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能够回到中国来,这是很荒谬的现实,这样一个政权绑架了中国,我作为一个公民,《宪法》赋予了我自由出入这个国家的权利也被他们作为一个筹码,我个人是盼望中国社会早日发生变化,刘晓波先生被释放,我希望回到国内,可以和他一起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或办一所大学,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最后如果请您对这篇评论的作者"单人平"说一些话,您想表达什么? 余杰:他甚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来发表文章,他只是来代表《环球时报》和《环球时报》背后中国官方中最僵化、最坚硬和顽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观点,这样的人在未来的民主自由的中国,他会为曾经所作的恶劣的事情付出代价,甚至会被送上审判席,来承担法律责任。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洪沙 来源: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672285,00.html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哲学家杜威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清初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   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43)

作者: 张大军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时断时续的可怕枪声” 1944年4月2日是棕枝主日(Palm Sunday,译注:指复活节前的星期日)。那天圣萨尔瓦多有雾无风,许多家庭离开圣萨尔瓦多到海边或首都以外的避暑胜地享受清风。总统当天人在海滨小镇拉利伯塔德(La Libertad),多数高级官员也不在首都。那些留在闷热首都中的人上午去教堂领取被认为能够避开闪电等常见危险的棕榈树枝。下午3点半左右,城市东南部的居民听到一阵隆隆声,纷纷上街一探究竟。只见军机从他们屋顶上低空飞过。44 政变时机把握得极为准确。由于马丁内斯和他手下的要员分散在各地,因此必然反应迟缓。起义者也掌握一定的火力,包括圣萨尔瓦多第一步兵团和第二炮兵团。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政变似乎很有可能取得成功。起义者很快夺取了几处重要目标:空军、国家广播电台和电报局。萨尔瓦多西部最大城市圣安娜(Santa Ana)的驻军也倒戈加入起义队伍,群众则举行了示威并且选举了新的市议会。45 不过起义者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起义战机试图轰炸圣萨尔瓦多的警察总部,但却偏离了目标,炸毁了旁边的房屋。占领广播电台后他们就开始广播,不仅详细播报战况,还公布了领导人之一阿尔图罗•罗梅罗的姓名。但马丁内斯也是听众之一,他从中收集了许多重要信息,包括他手下哪些部队没有参加起义,因此很可能仍然忠于他。然后总统回到首都,他设法避开派来逮捕他的士兵,并且下令关闭所有变压器,在黑夜降临之际熄灭了所有电灯。接着马丁内斯前往总统官邸旁边的萨波特要塞(Fort Zapote),他确定那里的士兵都支持他。马丁内斯咆哮道:“如果你们不支持我,就走过来开枪打死我吧。”第二天要塞轰击了起义的第一步兵团,与此同时总统的部队则在收复机场。到了周二上午,起义即告结束。46 许多起义领袖遭到逮捕,但罗梅罗和阿尔法罗都设法逃脱。周一下午两人在广播电台听到第一步兵团投降的消息后,便溜出后门各自逃亡。阿尔法罗逃往圣安娜,那里到处都是过早庆祝政变成功因而喝得烂醉的人。医生在病人家里躲了几天,然后于周五逃往洪都拉斯边界。47 总统虽然轻易解决了政变,但后续动作却显示他十分恐惧。俱乐部和工会的聚会都遭到禁止,民宅也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遭到搜查。首都的夜晚“传来时断时续的可怕枪声。全副武装的警察小队在市内巡逻。犯人遭到围捕,成群地被带往警察局,警察局里传出了有关恐怖的酷刑的故事。”警察和政府密探探听银行交易,还要求进出首都的人出示官方通行证。在致最高法院的诉状上签名的人都得不到离开首都的许可,也无法办理工作所需的法律文件。据美国大使瑟斯顿说,萨尔瓦多政府似乎开展了“破坏许多专业阶层人士的生计”的运动。48 记者是另一个付出沉重代价的群体。圣安娜的《西方日报》(Diario de Occidente)在4月2日过于匆忙地刊登文章宣布马丁内斯被罢免并由罗梅罗取代,其编辑也因此被捕入狱。《拉丁每日新闻报》编辑豪尔赫•平托(Jorge Pinto)政变开始时已经入狱,他在4月2日被看守开枪射伤,不久后死去。还有一些记者或被捕,或逃往安全地带,首都三家反对派报纸都被停刊数周。49 镇压远远超过了重塑总统权威所需的程度。马丁内斯宁愿复仇而不愿用宽宏大量来装点他的胜利,圣萨尔瓦多的入狱者就超过了800人。战时非常会议(Extraordinary Council of War)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判处十名军官死刑;第二天早上墓地传来了处决人犯的枪声。接下去两周里又有二十五名军官和九名平民被判死刑。马丁内斯甚至让马罗金将军的儿子亲眼目睹父亲被处决。50 维克托•曼努埃尔•马林(Victor Manuel Marin)是被枪决的平民之一。起义时他曾在战斗人员和平民策划者之间进行协调。他被捕之后,逮捕他的官员打断了他的胳膊,打碎了他的膝盖,挖掉了他的一只眼睛,还实施了其他骇人听闻的酷刑,希望能从他身上挖出与叛乱阴谋有关的秘密。后来他被处决时还必须由别人帮助撑起身体。莱昂•蒙托亚(Leon Montoya)神父为他举行临终祈祷时问他:“维克托,你害怕死亡吗?”马林说:“不,神父,颤抖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灵魂。”51 整个拉丁美洲都在关注萨尔瓦多四月份发生的事。外国外交官于4月17日晋见萨尔瓦多总统,要求宽大处理起义者;委内瑞拉下议院、墨西哥工人领袖维森特•朗巴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以及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群拉丁美洲医生也都发出请愿书,提出同样的要求。若干国家的报纸抨击了血腥镇压,就连举世闻名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都提出了抗议。52 美国也无法忽视所发生的事。由于罗斯福总统主张“睦邻政策”,再加上战时美国自然不愿意批评盟国政府,因此美国奉行不干预政策,但是使馆职员与反对派领袖有个人接触,并且赞赏其民主话语。瑟斯顿大使写道:“宣传民主主义所伴随的不干预政策,其主要缺点就是会同时鼓舞独裁政权和民间的反对派。”他后悔自己无所作为,认为这隐含了对“用违反宪法的方式攫取或保持权力的独裁者”的接纳,他说这“不仅会损害我们的道义领袖地位,也会使人们认为我们的民主声明只是空洞的宣传,我们实际上只是按实用主义原则行事。”不过这也不是华盛顿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遇到这种难题。53 瑟斯顿如履薄冰,铁托•卡尔沃上校和另一位曾经参加起义的军官来到使馆寻求庇护时,他受到了考验。瑟斯顿允许他们进入使馆,但是拒绝提供庇护。当晚他与马丁内斯会谈,并且在马丁内斯保证他们会得到符合法律要求的待遇后同意交出二人;随后他要求马丁内斯从宽处理二人。但是卡尔沃及其同志仍然于4月10日和其他人一起遭到枪决。对瑟斯顿来说这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马丁内斯已经与美国决裂。54 “不能是街头运动” 起义发生之后不到两周,马丁内斯的地位似乎又牢不可破了,不过流产的政变所展现出来的宏伟抱负却显示,萨尔瓦多人中的领导人物——包括银行管理者、咖啡大亨和军官——愿意冒生命危险来推翻总统。此外,总统的残暴反应也警示了以前只是旁观者的萨尔瓦多人。美国武官指出:“市场摊贩、店主和平民”都在谴责处决和酷刑。55 即使是在仍然支持马丁内斯的政府官员中间,对马丁内斯的治国能力的怀疑也在增加。一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报告说,财政部长曾经批评政变之后的血腥报复,另一些部长也心怀疑虑。这名外交官得出结论说:“总统的追随者中间正在产生担忧、疑惑和恐惧的情绪……不仅是因为他们感到总统的心态是……复仇,而这可能会损害所有各方的利益,还因为这些人开始考虑到政府……被推翻之后自己的人身和经济安全问题。”56 如果重新发动反对政权的抵抗运动,可能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新的支持。但是首先要找到新的领袖,因为政变发动者不是死了就是入狱了,要么就是潜逃了。学生团体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政治组织工作,学生也是去年发放反马丁内斯传单的主角。复活节假期之后学校重新开始上课时,阿尔图罗•罗梅罗被捕的消息刺激了学生。起义失败之后,勇敢的医生在首都隐藏了几天,然后试图逃往洪都拉斯。不过他化装成工人却未能骗过边境的国民警卫队。他们用大刀来攻击他,然后把他带到圣米格尔(San Miguel)的一家医院,在那里他的真实身份曝光了。同情他的医生迟迟不肯宣布他的身体适宜旅行,因为他们知道他一旦恢复健康就会被处决。57 就在罗梅罗卧床休养的时候,大学生们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来拟订向政府提出挑战的战略。他们认识到与政府的武装部队正面冲突无异于自杀,因此他们不应给独裁者提供使用暴力的机会。学生领袖之一法比奥•卡斯蒂略(Fabio Castillo)回忆道,“当时的基本论点”就是马丁内斯“有能力用军事手段打败任何对手。因此我们需要组织一场不和马丁内斯正面对抗的民众运动,这样他就没有对象可以射击。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这场运动不能是街头运动,而应该是隐藏起来的运动。于是‘垂臂罢工运动’(huelga de brazos caidos)诞生了。大家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待在屋里不上街,这样政府就不可能进行镇压。”58 4月17日之后,医学学生纷纷打着黑色领带回到学校,以表达对被政府处决者的哀悼和对可能遭到处决的罗梅罗的关注。最初几天里有些学生想到了罢工;这个建议也出现在法学学生的集会上,然后开始流传到大学其他系中。这些日子里出现了许多领袖:医学院的卡斯蒂略和豪尔赫•布斯塔门(Jorge Bustamente)、法学院的加林多•波尔(Galindo Pohl)和豪尔赫•马志尼(Jorge Mazzini)、工学院的劳尔•卡斯特利亚诺斯(Raul Castellanos)及药学院的马里奥•科罗拉多(Mario Colorado)。59 有两个不同的团体在领导学生运动。其中一个团体由各系选举产生的四十多名代表组成。另一个则是规模较小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于4月19日公开散发了一份传单。传单中承认:“我们无力发动一场革命,但是有一些手段虽然可能不合法,但却可能被认为是高尚和值得赞赏的……我们正在与一个精明狡诈的人做斗争……因此我们必须用自己的精明狡诈来对付他,因为现在全体人民……都已决心用暴力来夺回他们被人夺走的东西——自由。”60 整个星期以来学生一直在秘密进行组织工作。4月24日星期一,政府进行了第二波处决——这给了学生一种紧迫感。他们集会,投票决定罢工,并且发表匿名声明,宣布他们不仅要暂停学术活动,还会停止在校外的工作。 罢工领导者认识到,如果他们真要对抗马丁内斯,就要扩大运动的规模。1938-1939年的学生罢课没有显著成效;加林多•波尔评论说:“知识分子罢工只是象征性的。”如果他们想要促成真正的变革,就需要发起一个各类人都参加的总罢工。卡斯蒂略最早提出这个想法,4月24日之后那周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此进行了讨论。61 这项战略基本就是流亡记者卡斯特罗•卡尼萨莱斯早先向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提出但被忽视了的建议。学生们对这个不是来自卡尼萨莱斯就是来自别处的概念十分熟悉,他们认为这个概念有实践意义。第一,他们手无寸铁,因此不可能用武力击败马丁内斯。第二,他们知道公众会参加他们的非暴力行动,行动也会赢得其他势力的支持。例如,他们特别通知美国大使馆他们打算领导一场和平运动,而且会避免流血事件。62 他们把时间定为5月5日,希望到了这一天人人都参加罢工。媒体受到钳制和政变失败之后在圣萨尔瓦多弥漫了数周之久的恐惧气氛使把消息传到尽可能多的人那里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医学学生与医生、法学学生与律师都有密切的联系,其他人也是一样,他们利用这些关系来宣传总罢工的想法。他们还打印传单敦促市民罢工。每份传单都请求读者复制十份散发出去。秘书们不断帮忙打字,儿童则在街上散发传单——他们“在警察面前挥舞着煽动性的传单,刺激他们进行逮捕。”63 学生们也影响到了自己专业圈子之外的铁路工人、巴勒斯坦移民店主等群体。罢工的思想蔓延开来之后,学生们得到了实质性的帮助。集市中的妇女——瑟斯顿大使将其描述为“萨尔瓦多政治中较为粗俗的阶层里难以对付的因素”——纷纷前往各家商店说服老板关店。一位银行家与一位出租车司机攀谈,让他告诉其他司机说参加罢工的人都能得到钱。64 不过组织者知道,光靠个人热情很难影响到足够多的人让圣萨尔瓦多停摆,更不用说全国了。罢工必须能够自然扩展,为此必须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服务和机构。如果罢工者能够让银行和药店等设施关门,他们就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迫使人们决定是站在独裁者一边还是站在人民一边。由于医生地位崇高,他们罢工会有很大影响。交通系统也是重要目标。由于学生们把重点放在首都,因此只有火车未能抵达当地的车站才是让各地的人们都得知发生了罢工的唯一方法(这种手段让人联想起1905年十月莫斯科铁路工人将罢工扩展至整个俄国的方法)。65 学生需要有钱才能完成推动罢工所需的各种事务,罢工开始后他们也需要设法让本来不愿放下工具的罢工工人得到资助。若干启动资金来自官方学生组织,但校外的捐款很快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一个成员包括抵押银行总裁埃克托尔•赫雷拉和咖啡大亨罗伯托•阿尔瓦雷斯(Roberto Alvarez)在内的财务委员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据说富有的萨尔瓦多俱乐部(Club Salvadoreno)在三十分钟之内就募集了20,000美元。66 四月最后一周学生们开始罢课,也不再到校外上班之后,罢工就开始逐渐升温。法学学生不再到法院出庭,工学学生也拒绝到雇佣他们的政府机构上班。住院实习医生开始待在家里,学校老师也是一样。罢工开始后连中学生也罢课了。67 工运组织者的儿子、后来出任萨尔瓦多总统的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José Napoleón Duarte)是罢工学生之一。杜阿尔特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直接参加了反对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的学生运动。”当时大学生到他就读的高中征求加入协调组织的代表,他加入了,并且多次参加遭到警察突袭的会议。“有一次为了脱逃,我冲下山谷,跳过一道栅栏,落到了带刺的荆棘上,把衣服和皮肤都划破了……总罢工那天我们的委员会也开始在学校里制造混乱,迫使学校停课……罢课很成功。那天没有一个人去上学……”68 罢工风潮逐渐发展,萨尔瓦多政权垂死挣扎。一位官员报告说,他的同事中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会发生罢工,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总统的高级官员一致反对暴力镇压。虽然四月底之前政府下达了一道逮捕组织罢工的学生的命令,但警方只是短暂拘留了几名持有传单的人而已。有些警察来到私人住宅中,试图强迫罢工者回去工作,而另一些人的态度显然十分矛盾。有些人甚至同情罢工,尽一切力量帮助罢工组织者逃脱逮捕。69 即使警方积极行动,要迅速镇压罢工也很困难;因为罢工扩大的速度太快了。政权似乎打算坐等罢工者因生活需要而恢复工作。为了化解某些潜在的愤怒,政府宣布释放未遂起义后逮捕的所有犯人,政府还试图用自己控制的报纸上的文章来败坏罢工的名声,文章把罢工描述成由忽视穷人需要的富人和权贵发起的运动。70 这些都没有遏止罢工的势头,也没有消除最近的处决和马丁内斯的长期专制统治所激发的愤怒。萨尔瓦多的精英现在担心如果不制止将军,杀戮就会继续下去。对人人都可能会被行刑队处决这一前景的恐惧超过了对反抗政权的恐惧。对于许多非精英阶层人士来说,阿尔图罗•罗梅罗这位勇敢的医生生命受到威胁,已经成为他们行动的动力。71 正如组织罢工的学生所希望的那样,罗梅罗的医生同行很快成为运动的先锋。他们对马丁内斯有自己的不满,因为他曾经下令开除若干涉嫌颠覆行为的医生。公立医院院长路易斯•马西亚斯(Luis Macias)于5月2日召开员工会议,和医生们一起拟订了要求事项。他们宣布除非政府给所有死刑犯减刑,宣布大赦,让被解雇的医生恢复原职,并且遵守“民主原则”,否则他们就要罢工。马丁内斯亲自接收了这份要求,并且当着马西亚斯的面将其烧毁。72 5月5日,135名医生(圣萨尔瓦多共有150名医生)罢工。其中六十人签署了一份新的声明,直言不讳地要求总统下台并且举行自由选举。急诊室仍然开放,有些医生继续接诊少数患者;威廉•克雷姆报导说:“富人被敲竹杠,穷人只象征性地付一点钱,收入都进入了罢工基金。”5月5日罢工的还有律师、药剂师以及银行、铁路和电力公司职员。数百名公务员也跟进了。环境卫生部门(Sanitation Department)宣布暂停所有非必要服务。已经罢工的还有公共卫生服务部门(Public Health Service)的牙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剧院职工。73 不是所有参加罢工的人都满怀热情。有些巴勒斯坦和中国移民店主显然因为害怕报复而不愿关门。学生活动家之一何塞•科罗拉多(Jose Colorado)向那些想为关门找借口的商店扔石头。另一些商店仍然开门,但是拒绝售货。许多工人也犹豫不决,因为罢工可能会断绝他们急需的工资,还会让他们面临报复。铁路工程师告诉法比奥•卡斯蒂略,除非他们事先能够得到全额工资,家人也藏在安全的地方,否则他们不会参加运动。不过圣萨尔瓦多各阶层参加罢工的人很多,以至几十年后人们把这场罢工回忆为民众团结反对总统的典范。一位罢工者回忆说:“就连小偷都罢工了。”74 返回学校两周以来,带头罢工的大学生一直在尽力避免与政权发生肢体冲突。虽然他们有理由认为警察和士兵对马丁内斯的忠诚并不可靠,但他们并不打算用生命来检测自己的信念。因此街头示威不在策略之内。不过学生和被处决军官的遗孀于5月5日在市中心的玫瑰教堂(Church of the Rosary)为政权的受害者举行了弥撒。群众蜂拥而至,教堂和教堂外的广场上挤满了身穿黑衣的妇女。哀悼者听说弥撒遭禁之后便离开教堂,四散到城市里说服更多商人关闭店铺。75 这场大规模市民罢工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让人难忘的罢工,这场运动是分散发动的,依靠一连串人的彼此联系和动员。但是现在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股必须正视的力量,因此需要有某种执行组织来代表罢工者与政权谈判。5月5日晚间,学生、集市妇女、银行、各行各业、商业职工、散工以及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司机的代表在埃莫赫内斯•瓦拉多家中开会,选举了一个代表性略嫌不足的国家重建委员会(National Reconstruction Committee)。该委员会有五名成员:一名学生、一名医生、一名抵押银行律师、一名商业职工和一名退休将军。第二天,委员会提出一份要求清单,同时向总统做出安全保证并且建议他离开萨尔瓦多。现在反对派已经形成,正在摩拳擦掌显示力量。76 萨尔瓦多政府既没有采取决定性行动平息反抗,也没有表现出让步的迹象。马丁内斯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讲话,他赞扬那些仍在工作的人,同时指控罢工领导者“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制造恐慌”。第二天一份传单宣布“工人反对革命委员会”(Workers Anti-Revolutionary Committee)成立,马丁内斯再次要求商家开门营业。这位不久之前才在人民中引起巨大恐惧的独裁者,现在却只能恳求人民听从他的命令。77 马丁内斯似乎已经无意再使用威吓手段,他指示一位官员“避免与罢工者发生冲突”。罢工结束之后不久,将军在一次采访中说:“四月初我用武力打败了起义者,结果他们挑起了罢工。因此我不想再打了。我向谁开火呢?向那些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儿童和青年吗?”这位十年前屠杀了数千名农民仍然面不改色的将军,在自己的最大威胁到来的时刻却无法使用自己的武器。 这一时刻在罢工者看来也很危险。5月6日,美国使馆得知有一队队人马前往各家罢工的商店迫使店主开门营业。一些医生收到了匿名的恐吓,还有谣言说手持弯刀的农民正在前往首都,目的是挑起暴力,给军事镇压制造借口。流血事件确实发生了,但不是政府煽动的。5月7日,一名过于紧张的警察向聚集在街道上的青少年开枪。十七岁的少年何塞•赖特(Jose Wright)当场丧生,他来自萨尔瓦多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由于父亲是美国人而拥有美国国籍。成千上万人前往他家表达敬意,第二天上午也有成千上万人参加他的葬礼。78 这场悲剧给了罢工领导者一个机会。本来他们无法确定是否能在罢工开始平息之前在政权中造成混乱,因此打算把民众带上街头和政府摊牌。赖特被杀正是这样一个机会。葬礼结束之后,圣萨尔瓦多市民涌入国民议会和政府所在大楼旁边的巴里奥斯广场(Plaza Barrios)。人们满腔愤怒,学生领袖忙着呼吁人们克制。不过广场上巡逻的警卫没有做任何激怒群众的事,因此没有发生暴力冲突。79 美国大使晋见马丁内斯询问是否找到并惩罚了少年被杀事件的负责人时,他关心的无疑是被杀少年的美国国籍,但许多人也因此认为华盛顿会出面干预。华盛顿没有干预,但枪击事件成为政权内部变革的催化剂。总统手下多数部长5月7日晚间开会决定辞职。他们担忧街头群众会引发新一轮暴力冲突——而事实上,第二天早上,陆军参谋长告知马丁内斯,军队已经准备好清除街上的抗议者。一位部长挺身反对,并且告诉总统:“我们不会参加任何暴力行动。”总统回答道:“我不会用任何暴力手段来对付人民。如果现在人民想让我退休,我愿意毫无困难地照办。”80 (未完待续)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大军的最新更新: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42) / 2011-11-24 12:44 / 评论数( 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41) / 2011-11-15 12:36 / 评论数( 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 2011-11-06 12:41 / 评论数( 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40) / 2011-10-30 12:32 / 评论数( 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9) / 2011-10-11 11:53 / 评论数( 2 )

我所认识的艾未未

最早知道艾未未,是奥运前夕,在新浪BLOG上看到他批评时政,经常一大把一大把的往新浪BLOG上贴黑白照片,觉得这家伙怎么比我还懒,照片都不整理就贴。我在google reader订阅了他的BLOG后,后来,他的BLOG被新浪改为全文输出了,再后来,他在新浪的BLOG就没了。 2008年10月份, 我在北京申请去德国的签证,期间去过传知型讲过一次《BLOG、新技术与公民报道》的讲座,所以认识了张大军,我的朋友们都怂恿我去帮助艾未未做一个BLOG,于是张大军把艾未未的电话给了我。通常想像中,艾未未这种大人物的电话是很难打通的,想不到打通了,报上我的名字,约好第二天九点到草场地258号见面。 2008年11月2号 ,我去了艾未未家。敲门见到艾未未后,艾未未告诉我正好这天早上他起来看到德国之声请我做中文评委的事,所以知道我的名字。我于是说明来意,帮助他建立了 blog.aiweiwei.com ,但由于DNS劫持,并且aiweiwei.com 这个域名在万网注册的,没迁移出去,导致无论如何都会DNS污染而无法访问到 blog.aiweiwei.com,DNS污染原理如右图所示: 艾未未说以后我就是他的技术顾问了,还给了我2000块钱,我毫不客气地收了顾问费。我好像顺便参观了他的艺术吕陈列大厅,顺便开口要了4颗陶瓷向日葵瓜子。后来 和许志永一起去他家 的时候,我又要了6颗,我就刚好十颗2008版的陶瓷瓜子了。艾未未说展品从来不让人拿的,看来后来觉得人们都爱瓜子所以就开始赠送瓜子给网友了,这是2010的事了。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艾未未的时候,我带了公盟的摄像机,我不知道问什么,就问了艾未未一个问题:”你有过恐惧吗?“,他说:”以前有过,现在没有了“,然后大意是讲在国外做什么事有什么样的后果是可以估计得到的,在中国就预计不到。我还问过为什么要把桌子变成两条腿,他说是为了表现一种可能性。 2009年5月,我带着草泥马玩偶全国跑,我应胡泳老师的邀请去北大做嘉宾介绍网络技术与新媒体技术,顺便应张建军老师的邀请去天津师范大学也讲了一堂课。我又去了一趟艾未未家,这次是教他开始用饭否和twitter,人们不相信他是艾未未,我说拍张裸照,他说好。于是,我们在他的展品陈列大厅,脱光衣服,跳起来的同时把我带去的草泥马挡住裆部,来了张后来很有名的” 腾飞不忘挡中央 “的照片,然后发到饭否上,然后人们就相信这是真的艾未未了。不过,到了7月,饭否就被关了,直到2010年下半年才重新开放。后来,我还把艾未未的这张裸照在香港的数码打印店印了5张,在2009年的网志年会上5块钱一张卖掉了,我也记不清到底落入哪些人的手里了,反正裸照很受欢迎。艾未未还给过我 两张50的欧元 ,一张写个”曙光“,另一张写个”自由“,都签名了。 2010年春节,艾未未还和许多网友拍了” 十八祼汉 “,不一定是我唆使他们祼的,但至少我起哄了,所以我也补放了 一个祼照 ,可不能让别人说我有胆唆使别人祼却没胆自己放祼照。 我还和艾未未一起 拍了一个坚中指 的照片,我们中间夹了一只草泥马。 2010年,我又过去艾未未家几次,有一次是给他们做安全培训,我老是强调安全意识,说要定期改密码,如果密码不记得就要写在内裤上,结果艾未未边玩twitter边插嘴复述我要说的话。 郭建龙 和 刘勇 是我的朋友,他们也想参观艾未未家,问我能不能带他们一起去,我征得艾未未的助手徐烨的同意后才敢答应让郭建龙和刘勇陪我去他家,因为之前有一回,记录片导演Steve随同我一起去艾未未家,但没有事先告知艾未未,结果艾未未非常严厉的批评了我们。 2010年,我还问艾未未要了一只草泥马玩偶,因为我之前那只和艾未未的鸡鸡亲密接触过的草泥马玩偶落在火车上,丢了。这只艾未未草泥马玩偶,被我老婆见到,非常喜欢,现在被带到台北去了。 2010年11月,上海市马陆镇,河蟹盛宴,我去凑了个热闹,白吃白住了一个多星期,见到了传说中的左小诅咒,见到了赵赵弹吉它戏弄喝醉了的文涛,还见到艾未未落寞地坐在院子中央望着火堆,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那天晚上见到艾未未下车,他见到我,边伸出手边大声叫着”佐拉“,我伸出手和他握手,可我一时不知道叫他”艾未未“还是”老艾“还是”艾老师“好,居然没有喊他的名字,只是说”很高兴又看到你了“。 对于很多我敬重的人,我通常都不知道如何称呼才好,直呼其名担心尊重不够,不直呼其名又担心莫名其妙的称谓让对方困扰。不过,我敬重的人通常都是平易近人的人,心态开放,我直呼其名应该也不算冒犯。艾未未还老说他是80后呢,我也是80后 艾未未在我眼中,是一个 正直、坚强、敢于梦想的有钱人 ,我向他致敬,向他学习。现在,艾未未 失踪超过7天 了, 但中国警方表示 艾未未正因“涉嫌经济犯罪”接受警方调查,臭名昭著的《环球时报》说” 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 “,艾未未是特立独行是没错,可法律已经为他弯曲了:已经失踪6天半了,艾未未夫人 路青还在寄信给公安局 、政法委要人,路青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履行以下义务: 告知艾未未被带走的原因, 告知艾未未被关押的地点和状况, 是否对艾未未采取了强制措施,采取了何种强制措施,按照法律向家属出具法律手续。 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在24小时之内通知家属,否则就是非法拘禁。6天半了,家属还没有收到通知,艾未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法律已经为艾未未”弯曲“了。当年闻一多批判反动派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  我觉得艾未未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为什么要”弯曲“法律来整他呢?中国是泱泱大国,是礼仪之邦,是法治社会,对付一个向来高调透明的 “涉嫌经济犯罪”的艺术家,用不着” ”弯曲“法律才是,法律可以堂堂正正的修理特立独行者才是。 我按 这个教程 刻了 一颗瓜子 图章,如果你没有花五毛钱买块橡皮擦,没有花五毛钱买个削笔刀,没有花五分钟来刻一个图章, 我不会鄙视你的 XD. 我当然希望更多人尽自己微弱努力去呼喊公正和法治,但我不会因为你还没来得及呼喊就鄙视你。迟到总比不来好,我的朋友们,做一点微弱的努力,让人们像抢购食盐一样传递着你对社会健康和公序良俗的关注。 我还拍了下面这张照片,希望艾未未早日获得自由。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 Zola | CC | 前面的有 9 人 | 国外订阅 | 国内订阅 | FAQ | Donate | Tor

王克勤 | 民间救助的启示:邢台艾滋病感染者救助模式探讨

   邢台艾滋病感染者救助模式探讨 ——对中国河北省邢台地区艾滋病感染者群体救助行动的调查与研究                        王克勤 编者按:针对大量社会问题,媒体记者不断报道后,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对此,直面现实的记者内心常常会十分痛苦与挣扎。面对受难平民的不断死难,许多人都会站出来尽一已之力,施以援手。救助每一个自己能够救助的人,帮助每一个自己可能帮到的人。(非法治社会的尴尬) 6年前,我完成邢台艾滋病报道后,即面临着如此局面。为此,我与一些律师、学者及NGO的朋友们推动了一场邢台艾滋病救助行动。行动不仅直接帮助了部分患者,也推动当地政府由掩盖真相转而到解决问题,从而给邢台感染者们带来了福音。被联合国艾滋病防治规划署称谓:是中国艾滋病各区域中救治最为成功者。 面对当下我发起推动的“大爱清尘”寻找救援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行动,我的感受依然是这样的。故,博客发表2008年我所做的这个研究报告(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数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便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经验与心得,请大家批评指正。     在人们心目中,艾滋病一直是死亡的代名词。它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成为人类健康、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 中国自 1995 年进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长期,到 2006 年底为止,官方公布的艾滋病感染者累计达 100 万人以上,主要集中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河南、河北;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以及东南地区 和其他的区域里。从整体来讲,中国几乎每一个省区均有艾滋病感染者。 根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 2007 年 11 月 29 日 联合推出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 2007 年)》显示,截至 2007 年 10 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223501 例,其中艾滋病病人 62838 例;死亡报告 22205 例。报告估计:到 2007 年底,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 70 万( 55 万~ 85 万)人,全人群感染率为 0.05 %( 0.04 %- 0.07 %)。其中艾滋病病人 8.5 万( 8 万~ 9 万)人; 2007 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5 万( 4 万~ 6 万)人,因艾滋病死亡 2 万( 1.5 万~ 2.5 万)人。在 5 万新发感染者中,异性性传播占 44.7 %;男男性传播占 12.2 %;注射吸毒传播占 42.0 %;母婴传播占 1.1 %。 艾 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母婴三种方式传播。 因血液传播而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河南、河北两省。这两个省的情况依然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的感染者大部分是因为卖血过程中交叉感染所致,而河北省的主要是在输血过程中引发的感染。河北众多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群,目前大部分集中在南部的邢台地区。 就邢台而言,笔者从 2005 年 7 月开始至 2008 年先后数次深入感染区,走访近两百位感染者。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调研,笔者对这里的情况有了一个较为细致的了解。从邢台市疾控中心得悉的数据显示,全区 19 个县区市中艾滋病感染者约 1000 人,而其中最南部的沙河一个市感染者就达到 300 人以上。 从 2005 年笔者独立调查并发表报道《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以来,当地的感染者在笔者及许多志愿者的共同帮助下,开展了一场颇有成效的自我救济行动。 自助而后他助,自救而后他救,以自助谋他助,以自救谋他救,是邢台艾滋病自救模式的最突出特点。笔者作为一名忠实的报道者、记录者,同时是一名热心的参与者、推动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与研究。为了分析并推广邢台模式,让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重拾信心,相互关爱,并以期对中国艾滋病的救助研究有所启迪,笔者从基本人权角度出发,结合多年研究,遂成此文。 一、     邢台艾滋病救助模式的发起    1 、当下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群体自救现状 笔者认为,有尊严地活着,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即使是一名罪犯,也享有免受侮辱和歧视的权利。而在当下中国,当一个人被打上“ HIV 病毒”( H 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的烙印,他已然成为一个特殊的人。人们眼里,艾滋病一直是洪水猛兽,许多人甚至视之为脏病、坏病,意味着作风不正,私生活糜烂,是一种罪有应得的病,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外界的歧视和误解,让身体本已受到极大伤害、心灵备受煎熬的艾滋病感染者更加难以生存。这样一个个特殊的人聚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当外界没有给与他们足够的关怀时,他们决定靠自己,互相之间开展平等的交流,建立信任,彼此关怀。 2002 年 4 月,国内第一个支持和关怀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民间团体 —— “红树林”,在艾滋病感染者李想的倡导下创办。红树林的宗旨是,配合政府以及各相关组织机构为感染者工作和服务,以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自立自强,减少社会歧视。该团体在关怀感染者、支持地方小组工作、进行社会倡导活动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和贡献。然而,红树林一会员在网上的一番言论,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其尴尬现状。他说:“红树林是一个规范的公益性组织,但开始至今应者寥寥,看看里面可怜的 700 多个注册用户量,我感到莫名的悲哀!” 2005 年初,一个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信息支持的民间组织“爱之方舟”于北京成立,其主要成员为北京长期生活和居住的 HIV 感染者。“减少歧视,健康生存”是该组织的宗旨。爱之方舟在风雨中经历了两年多的艰辛努力,组织成员出于朴素的感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然而,为艾滋病患者维权的艰辛,对政策制定影响的微弱,救助范围和效果的有限,它面临着与红树林同样的尴尬。 当然,这也是民间团体在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群体自救中的现实困境。如何实实在在的维护艾滋感染者群体的权益,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同时又赢得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政府的许可认同,是众多艾滋病群体救助模式的普遍难题。一些救助团体因挺身为艾滋病群体维权而受到政府打压的例子并不罕见。   2 、邢台关爱互助小组 的成立 2005 年 7 月,笔者根据河北省邢台市中心血站李黔冀提供的相关线索进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现这里有一个庞大的艾滋病感染者群体,而且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笔者接触到的大量感染者都基本呈现这样的规律:曾经到医院就诊——被动员输血——发病——久治不愈——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经过历时三个月的走访调查,笔者于当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 5 万字的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读者通过各种途径向笔者转来一些钱物,期望笔者能够将这些资助转交到邢台的感染者手上。更有读者来电来信期望笔者能够动员组织各种力量一起帮助处在悲惨和苦难中的艾滋病感染者。当年 12 月底,著名学者艾晓明与独立纪录片制作者胡杰应笔者之邀来到邢台,对这个地区感染者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再调查与拍摄。有感于众多感染者经济拮据、病痛折磨、深受歧视、少人关心的悲惨状态,朋友们建议笔者召集大家开会,一起商量怎样帮助艾滋病感染者。 2006 年 1 月 8 日 ,由许多记者、律师、学者及各界人士参加的“救助邢台艾滋病感染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当天会议后,邢台艾滋病感染者的民间自救组织“关爱互助小组”在北京成立。来北京参会的邢台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属代表刘显红、王为军、张记录成为小组的核心成员,组长由张记录担任,副组长为刘显红、王为军。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当地医院的受害者,也都是敢于维护自身权益和艾滋病群体权益并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的抗争者。 成立关爱互助小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主要考虑的因素如下:一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靠别人往往会靠空了;二是感染者之间更好沟通与交流,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歧视与隔阂;三是来自外界的有关人士与组织对于他们的关注与帮助总体是间接的,如果没有他们自己的主动努力,外界的救助不具有可持续性;四是建立平等交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感染者互助网络。 “关爱、互助、自救”是关爱互助小组的宗旨。机构包括小组监督委员会、小组成员、总协调员。小组日常运作事务由小组常设机构负责,实行组长负责制。包括接受社会各界捐助、成员之间的日常联络、法律维权的协调事务、疾病防治的事务、社区建设等等。小组的监督委员会设秘书长,秘书长负责委员会事务协调。总协调员作为监督委员会、小组与社会各界的事务协调,不干涉小组具体事务。小组成员权责分立,组长张记录拟定工作方针、制度等常备程序,交由小组负责人会议集体通过,由秘书长报监督委员会审核;副组长刘显红负责财务收支。其余副组长根据具体事务分工。 靠自己,用自助唤醒麻木,用自救改变冷漠,减轻感染者身体的病痛,驱除人们心中的病毒,让艾滋病群体权益得到维护,让施恶者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也正是艾滋病感染者成立关爱互助小组的意义所在。   二、自助而后他助,自救而后他救——邢台艾滋病救助模式的运作与成效 邢台艾滋病群体关爱互助小组成立后,在众多专家的共同建议下,结合当地实际,发起者初步制订了小组的主要任务。一是平等自愿的相互关心、相互安慰、相互帮助,使其在自救、自我防护、家庭防护、临终关怀等方面得到帮助;二是救人救命,有组织的向社会各界寻求医疗资源;三是有组织的向社会各界寻求对于贫困家庭的生活救助;四是有组织的向社会各界寻求感染者家庭的生产救助;五是有组织的寻求对于感染者的司法救济。六是持续搜寻与救助当地的感染者 , 并建立邢台地区感染者档案体系,建立自己的交流网络系统。七是与政府沟通,消除社会歧视,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八是对艾滋儿童进行特殊关怀。    1 、 开展社会活动,启动相互关爱 在北京“救助邢台艾滋病感染者研讨会”中,关爱互助小组积累了重要的社会资源,包括媒体界、律师界、学术界、医学界,以及命运相同的艾滋病病友和众多热心的志愿者。许多学者、记者、律师对邢台艾滋病感染者的悲惨遭遇感同身受,纷纷建言献策,为小组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家都将自己的联系方式提供给关爱小组,以期能够给关爱小组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仅仅半天的研讨会上关爱小组就收到了 4000 多元捐款。 研讨会结束之后,关爱互助小组主动寻求社会救助,积极践行“关爱、互助、自救” 的宗旨,引起社会关注。著名天涯社区版主张大军、宪政学者陈永苗与笔者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为邢台感染者的捐助活动,筹集了部分款项。 为了给更多的感染者以信心与力量,给他们以更多的帮助。 2006 年 1 月 25 日 ,关爱小组在邢台当地组织召开了“邢台艾滋病感染者自救会议”。来自邢台各县区的 40 多位感染者及家人,平等交流,互诉生活的艰辛、病痛的折磨,沟通维权过程中的遭遇,分享经验教训,相互安慰,共树信心。在这次会议上全体感染者对小组进行了一次公开的选举,并正式成立了全邢台地区的感染者关爱机构;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小组向每个到会感染者家庭转送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及部分物品;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艾晓明教授与当地协调人李黔冀系统的统计了大家的诉求与愿望,并为大家讲介了生活与自救的一些常识与办法;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著名维权律师李方平向大家介绍了依法维权的重要性及操作方法。     2 、搜寻感染者,建立感染者档案 为了让更多默默无闻的感染者得到关怀与帮助, 2006 年春节后,关受互助小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广泛走访在邢台当地的感染者家庭,开始在邢台地区为艾滋病感染者登记,并不断寻找新的感染者。至当年年底,小组登记在案的名单数量达 100 多人。 关爱互助小组组长张记录、副组长刘显红先后整理了 40 多位艾滋病感染者详细的访谈资料和相关信息,为他们建立起基本档案。然而,由于当地政府不允许公民私自搜集发布艾滋病疫情和相关数据,关爱互助小组建立感染者档案的工作难以为续。   3 、 寻求社会救助,惠及广大病友 在关爱互助小组成立前后,在小组成员及许多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邢台的感染者先后得到来自社会的救助情况如下: 第一阶段捐助:邢台疫情全面曝光到北京研讨会期间。 邢台疫情全面曝光到 2005 年年底,笔者先后收到来自中国经济时报同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 8 笔捐款,共计 2650 元。 2006 年元旦期间笔者根据捐助者的愿望直接送达邢台感染者手上。(备注: 2006 年元旦后到当年春节前,笔者又收到来来社会各界的捐助 5 笔,共计 1200 元,于春节前全额转交给小组财务组长刘显红。) 第二阶段捐助:北京研讨会的捐助 2006 年 1 月 8 日 下午召开的“救助邢台艾滋感染者研讨会”上。与会学生及学者中有 15 人捐助,共计捐款 4100 元。所捐款项当即便交给了会后成立的“邢台关爱互助小组”组长张记录。 第三阶段捐助:网络倡导捐助 从 2006 年元旦开始至 1 月 24 日 ,著名天涯社区版主张大军、宪政学者陈永苗与笔者一起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为邢台感染者的募捐活动,筹集捐助款 15000 元。于 1 月 25 日 的邢台会议上全额转交给关爱小组及参会感染者家庭。 第四阶段捐助:邢台会议后 1 、 2006 年上半年,香港智行会为邢台艾滋病儿童捐助了一批学习用品和部分学费。 2 、 2007 年下半年,厦门大学学生捐赠了 11 包衣服。 3 、 2007 年底,日本大使馆及日本时事社记者城山英已夫妇向该小组捐赠衣服及其他物资。 2006 年上半年开始至 2008 年上半年,关爱小组在网络上公布了小组捐助帐户,但只收到非常零星的三、四笔捐款,约数百元。此后也有一些社会爱心人士前往邢台直接看望感染者给他们以资助与关心。 4 、 争取媒介呼吁,动员舆论关注 一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取决于这个问题本身有多严重,而是取决于这个问题在社会上有多大的影响。当影响大的时候,可能就有人站出来;当影响不大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被掩盖。作为“放大镜”的媒体在对一个问题的影响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无数事实证明,在艾滋病群体维护自身权利,争取基本人权时,如果单靠公民的一己之力,即使诉诸法律,或层层上访,问题也往往得不到解决。悲惨遭遇无处申诉,巨大损失无以救济,受害者灰心失望、散尽家财之后,还可能被戴上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帽子。 关爱互助小组为了把当地真相、艾滋病感染者真实的生存状况告知公众,引起社会和高层政府的关注,积极寻求与媒体的合作。 南方周末记者寿蓓蓓是最早报道邢台艾滋病问题的记者。 2000 年底,她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关于王为军维权遭遇的个案报道。在舆论的压力下,王为军的官司最后得以公正判决。 此后还有中国青年报及凤凰卫视等媒体均围绕王为军案进行了一些报道,对于维护感染者权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5 年,中国经济时报的 《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发表后,邢台艾滋病疫情全面曝光在中国公众的视野。“邢台问题”成了中国艾滋病领域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地政府不仅开始正视当地有艾滋病的问题,而且在报道半年后出台了一系列救助感染者的措施。 这也与从 2006 年开始有更多国内外媒体关注与报道这一问题息息相关。从 2006 年开始,除了中国经济时报、燕赵都市报、南方周末之外,中国医药报、中国青年报、河北青年报、纽约时报、南华早报、法新社、路透社等越来越多的中外媒体对邢台艾滋病问题进行报道、对受害者的权益持续关注。   5 、 敦促政府,实现经济救助 “邢台关爱互助小组”不仅进行感染者之间的关爱自助以及寻求社会救助,还积极向政府部门寻求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以期从根本上解决感染者群体的困难。 从 2006 年开始,他们改变过去单个上访的做法,以民间组织的方式与政府部门进行温和的交涉和谈判,从而为当地的感染者争得了一系列的行政救助。 ——感染者得到一次性救助款。 2006 年 4 月,邢台市政府给所有艾滋病感染者及死亡者每人 2 万元一次性救助款。凡是在防疫站有登记者,不分感染途径,均从防疫站领到了救助款。 ——感染者每月得到生活补助费。从 2006 年 5 月开始,政府根据感染者名单,不论是否已经去世,一律每人每月发放 100 元补助。到 2007 年初,补助升为每人每月发 300 元,仅限给生者。一个季度发放一次,直接打到每个人在工商银行的信用卡上。由民政部门发放。 ——感染者家庭获得最低保障金。政府对部分贫困的感染者家庭发放最低保障金,每家每月得到 120 元;刚开始是每月 50 ,后来涨到 80 元,最后变成 120 元。由民政部门发放。 ——其他救助。从 2007 年开始,当地政府在春节期间给每家一桶菜油、一袋大米; 2007 年中秋节,每家领到月饼两盒、菜油一桶;以上均是从当地防疫站领取。   6 、积极争取,实现医疗救助 1989 年河北省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出自邢台市,到 2003 年 11 月,邢台市已发现 63 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疫情涉及八个县市区,仅 2003 年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20 例,疫情呈明显上升趋势。 从邢台市疾控中心得悉的数据显示,到 2007 年底,全区 19 个县区市中艾滋病感染者约 1000 人,而其中最南部的沙河一个市感染者就达到 300 人以上。 然而笔者调查发现,在 2005 年 邢台疫情全面曝光 之前,当地很少有感染者得到医疗救助。中国政府早在九十年代出台的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四免一关怀”(免费初筛、免费服药、免费母婴阻断、免费义务教育,国家提供救治关怀。)政策基本没有执行。 2006 年初,邢台市艾滋病医院救助正式启动,防疫站开始免费发放全部药品。每一季度检查一次 CD4 细胞数量,半年检查一次病毒载量,全部免费。并且实施了“日常医疗补助”,每个感染者每月 200 元,半年发放一次,由防疫站发放。此外,政府还组织不定期的专家会诊,沙河市已组织过两次以上。艾滋病感染者若患重大疾病,可走农村医保政策,住院费用报销约为 50% 。吃药的艾滋病儿童每人每月可领取 100 元营养费,发的是购物卡,每月由防疫医生发放一次。   7 、 寻求司法救助    坚定捍卫权利 在邢台当地的感染者群体中最早依法维权的是——“河北艾滋诉讼第一人”农民王为军,王为军的妻子靳双英 1997 年 7 月 30 日 在沙河市的康泰医院顺产女孩。院长以“有利于恢复”动员输血 400 毫升。第二年开始口腔溃疡,并不断发烧。他们跑了许多医院,花了许多钱救治无效。第三年确诊为艾滋病,不久死亡。期间,母婴传播,女儿感染。自此王为军从医院到卫生局、从县里到市里、从省里到北京一直苦苦上访,期望能为妻女讨回公道,但一年多的上访没有任何成效。到第四年,也就是 2000 年 4 月,经人介绍他找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律师帮助下走上了诉讼之路。 2000 年 4 月河北省高院正式立案, 4 个月后被转到邢台市中院。从邢台市中院受理到审理,又是 1 年零 10 个月,王为军诉讼之路走的十分艰难, 2004 年法院最终判决王为军胜诉,要求医院赔偿 36 万。虽然王为军至今也仅获得三分之一多点的赔偿。但王为军的胜诉在当地引起 轰动,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把希望诉诸法律。 “邢台关爱互助小组”成立以后,作为小组副组长的王为军现身说法,不仅在公开的感染者聚会中介绍自己的做法与体会,还大量走访感染者家庭,帮助他们一起搜集证据,广泛寻求律师介入。期间,北京著名公益律师李方平先后动员多批律师到邢台展开法律咨询,向广大感染者提供法律援助,省会石家庄及邢台市的许多律师也加入到这个为艾滋感染者群体维护权利的行列中。 从 2006 年开始,“邢台艾滋病”不仅成为中国新的舆论热点,也成为中国公益诉讼的新热点。到 2008 年上半年为止,先后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例达 20 多起,虽然打赢官司的达到 8 起,但正直收到判决书,被判定当事人胜诉的只有王为军一例。其他的均被当地法院以“ 维护稳定发展大局”的需要进行了“调解”,均以医院赔偿当事人了结此事。大家收到的全部是“民事调解书”,前提是要求感染者及家人放弃对于医院方面“其他诉 讼请求”、“自愿放弃今后追究被告其他任何责任的权利”。 被“调解”获赔的邢台感染者分别如下: 刘显红获赔 40 万元,全部到位;李拥国获赔 36 万元,全部到位;许凤英获赔 70 万元,全部到位;贾付雪获赔 30 万元,全部到位;张记录获赔 36 万元,到位 10 万元;胡向丽获赔 7 万元;胡向丽的邻居也获得赔偿。 最新情况:王为军的赔款全部到位,康泰医院受害者每人获得 5 万元,由当地政府卖单,但要求感染者必须签订与这个医院解除医患关系的合同,以后不能与医院有任何过节。   三、 邢台艾滋病救助模式的启示 邢台地区感染者的自我救助给中国公民在维护人权方面有哪些启示呢?   1 、自助而后他助 邢台地区感染者们有句经常谈到的话“自己的权利自己争,不努力便永远没有机会。”从最初王为军的案例说起,都是在遭遇了伤害后,受到伤害者首先自己得站出来积极维权。王为军顶着各种压力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他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许多媒体与律师的介入,也正是建立在包括王为军在内的许多感染者苦苦努力的基础之上。正是由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感动了许多人,于是一些热心人开始向他们介绍记者、推荐律师。 而关爱小组的成立,为他们有组织的进行自助奠定了基础。许多专家、记者、律师都有各自的事情,不可能一直关注着感染者的处境,并一直为他们工作。真正的利益人只有当事人自己。所以,小组成立以来,一直采取主动出击、主动联络的态度,不仅得到了许多社会救助,而且也得到政府的经济及医疗方面的救助。 从邢台关爱小组几年来的工作,笔者发现了一些值得 民间社团注意的问题: 1 、维权行动一定要坚持:坚定、温和、非暴力、依法谈判、不断推进的五项原则; 2 、反映问题、批评政府,但不能与政府尖锐对立,要建设性地谋求共识和解决问题; 3 、积极争取政府手中的救助资源,最大的资源掌控者依然是政府。   2 、问题能否解决,舆论影响是关键 无论是最初王为军维权取得成功,还是后来邢台感染者群体得到社会与政府以及司法等各个方面的救助,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与媒体舆论的影响息息相关。 一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取决于这个问题本身有多严重,而是取决于这个问题在社会上有多大的影响。当影响大的时候,可能就有人站出来;当影响不大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被掩盖。作为“放大镜”的媒体在对一个问题的影响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为军 1999 年 4 月在河北省高院立了案。而此前律师曾多次前往法院,均没有办理立案手续,后来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陪同下,省高院才为王为军办理了立案手续。然而,之后此案又久拖不审,为此律师又动员南方周末记者介入报道,才最后促成此案审理判决。 以上仅仅是从诉讼角度看。 从整体观察会发现, 其实, 1989 年邢台市便出现艾滋病感染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便不断有艾滋病感染者出现,到 2003 年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已经有 63 例感染者。此后不断有感染者出现,并且许多感染者也开始四处寻求救助。然后,对此当地政府长期以来不仅不予救助,反过来一直采取隐瞒真相,打压艾滋病感染者的做法。 直到 2005 年底“邢台艾滋病”成为中国舆论热点后,当地政府迫于压力才开始关注并重视这一问题。此后,当地的感染者才得到 “四免一关怀”医疗救治。从 2006 年开始国内外媒体接踵而至,对邢台艾滋病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当地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救助措施。 因此,构建公民社会、维护公民权益,舆论环境的改良与发展势在必行。   3 、各种力量共同推动,以保障公民权利 邢台艾滋病感染者获得了相对还算不错的救助,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发力推动的结果。 从王为军个案的诉讼成功,到这三年来邢台感染者整体获得大面积救助,那是仅靠感染者个人的努力无法实现的,其实是来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掌握有一定社会资源的记者、律师、学者等知识分子群体大举介入与推动的结果。尤其是 2006 年起,中山大学学者艾晓明、北京公益律师李方平、独立纪录片制作者胡杰等人数次前往邢台调查研究并关注这个区域的艾滋感染者,期间还有大量媒体记者介入此事,从而给当地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推动了感染者权利的维护。 公民社会的建设无法依靠一小部分人的英明和创举来实现,而从根本上是要依靠不同领域的人,不同利益的代言者,在其各自的岗位上尽自己的责任,从而产生各种力量的合力不断推动社会的完善。   4 、政府是牛,不打不动 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和行政权力的持有者——政府,天然是需要被监督的。 以民间团体的身份积极与政府沟通,把艾滋病群体的真实情况呈现给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从更深层次保障这一群体的权益,是关受互助小组的一个宏大梦想。 艾滋病作为一种绝对致命的传染病,其治疗的政策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政府理应充分认识加强艾滋病治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实中国家政策与艾滋病感染者的治疗需求仍有很大差距,并且地方政府落实既有政策过程中又常常尺度不一,大打折扣。许多政策的制定也是在问题十分严重的状态下才出台的。 2005 年底 邢台疫情全面曝光后, 邢台政府在各种压力的监督与鞭策之下,也从消极对待转向了积极负责: 2006 年 3 月 2 日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认真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切实加强采血质量管理工作;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艾滋病知识宣传活动;加大艾滋病防治的经费投入。 四个月后,即 2006 年 7 月 21 日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又发出《关于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进一步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的通知》。这个《通知》将经济救助与医疗救助作为重头,对所有艾滋病人及感染者实行一次性救助,每人救助金额 2 万元;除此还实行对困难户的生活补助制度以及医疗报销与孩子教育的补助性政策,等等。 在邢台地方政府在救助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对于艾滋病人及感染者的政策也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化: 2006 年 1 月 29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457 号令,颁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并于 2006 年 3 月 1 日 起 实施。 针对包括邢台在内的中国血液管理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为进一步加强血液管理,确保血液安全,卫生部颁布《血站管理办法》并于 2006 年 3 月 1 日 开始实施。   邢台艾滋病感染者家庭的维权成功,也促使了政府工作的改善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构建公民社会的进程中,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和借鉴的案例。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作者: 张大军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控制使命” 法国人认为德国人拒绝支付赔款,而柏林则认为需要度过财政难关。战后的德国政府确实曾经打算要按期支付赔款,但政府没能征到所需的税收和财产,因此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按期支付赔款——德国政府求助于外国贷款,而这加剧了通货膨胀。 1922年十月,由于未能处理赔款事宜和通货膨胀,总理被迫辞职。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缺乏政治经验的汉堡-美国航运公司(Hamburg-America Shipping Line)总裁威赫穆•库诺(Wilhelm Cuno)做继任者。但美男子库诺是工业巨头,艾伯特知道,德国经济要想走上正轨,企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新总理还会讲英语,而且与英美有联系,如果要修订赔款方案,英美对法国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16 库诺11月24日首次对国会演讲时把自己的政策总结为:“先面包,后赔款。”他强烈反对法国图谋夺取鲁尔:“我们没有忽略对我国进行进一步入侵的我国国界之外的可能走向。”他赞美莱茵兰人对协约国占领的“惊人耐心”。库诺不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演说家,他赢得的掌声不多,但是结束演讲时他坚定地宣布:“本届政府决不会放弃德国的一寸领土。”议员们起立高呼同意。17 但是,柏林的欢呼声不等于对理智政策的支持。政府希望大幅提高物价和工资,而企业家则希望避免这种情况。政府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来支付赔款,但企业和工人都不喜欢提高税收。法国威胁占领鲁尔时,企业家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怀疑德国永远也无法满足协约国的要求——因此他们没有动机来帮助库诺。 12月11日,总理提出了修订后的赔款时间表,这个时间表不仅立即被法国拒绝,也遭到了胡戈•斯廷内斯的报纸《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抨击。总理1月2日的最后提议承诺:根据法国撤出1921年为镇压共产党叛乱而占领的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杜伊斯堡(Duisburg)和鲁尔河口(Ruhrort)的情况,支付200亿金马克,由国际贷款提供资金。普恩加莱根本不愿考虑这个提议。 1月9日,法国政府把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描述为“由工程师完成的控制使命”。否认打算发动“军事行动”或“政治性占领”,法国坚持说只派出了“为控制使命提供安全保障所必需的”部队,“不会打乱……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他们可以继续在和平和秩序中工作。”18 德国人对占领毫无准备,他们认为占领不可能持续很久。他们没有储藏煤和其他原材料,也没有组织来执行政府可能会采用的战略。库诺直到最后一刻还希望法国人会接受他的最后一个赔款提议,普恩加莱会叫停入侵计划。报之以武力不是办法,因为德国军队不允许进入距莱茵河50公里(31英里)之内的地区。库诺及其内阁或者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的入侵,或者在呼吁全世界支持的同时做出某种抵抗。 德国的任何战略都必须集中于推迟法国得到煤的时间,直到普恩加莱发善心同意重新谈判赔款事宜。库诺和艾伯特认识到入侵是法国的最后选择,在伦敦和华盛顿等地的批评者要多于支持者。如果德国人用能够唤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同情心的方式来进行抵抗,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就可能会从中斡旋,法国的经济压力也可能会加速危机的解决。这样赔款事宜就可以被“去政治化”(当时的用词)。如果说德国人有个战略,那就是这个了。19 1月9日,总理库诺要求总统艾伯特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宣言,告诫鲁尔市民,尽管“法国非正义地对一个没有武装、不设防的国家使用了武力”,但是他们仍然要保持平静。当晚,库诺在柏林的帝国政府大厦(Reichskabinettspaleis)与他的内阁和工会人员会面,以便制定一个利益各不相同的德国人都能支持的行动计划。对矿主来说,积极抵抗在经济上十分冒险,因为他们的矿井会被占领,生产会停止。与艾伯特的政党捆在一起的社会党联盟(socialist union)害怕好战会鼓励右翼民族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起义,颠覆社会党掌握的政权。总统认为如果雇主合作,那工会也会合作,但库诺和艾伯特都无法使雇主改变主意。20 无论能够集合多少内部支持,总统和总理都开始认为德国必须让占领国付出经济代价。鲁尔的煤对欧洲至关重要;鲁尔这个巨大的工业机器的任何重大停顿都会使世界各地的经济生活复杂化。库诺认为协约国很快就会正视这个问题,迫使普恩加莱撤军。他期望占领持续不到一个月,法国就会因为代价过高而无力继续。 反对暴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政府的抵抗思想中。与该党在东方的亲戚布尔什维克不同,社会党四十年来一直是个不主张革命的政党,因此在任何政治形势下,暴力行动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牟利手段。甚至连反对法国的总罢工似乎也太具挑衅性,对可能会失去对工人的控制力的工会来说,尤其如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使用暴力可能会破坏抵抗在英美眼中的形象。在柏林定调的头脑冷静的普鲁士人建议反对任何卤莽行动。21 于是,库诺和艾伯特告诉工会把其会员团结到“消极抵抗”占领(这里使用了甘地十七年前创造的词语)的政策下。总理保证一旦从国会得到授权,就会向工人提供经济支持。工会活动家确信普通会员很快就会跟进。虽然工人们有理由怀疑柏林是否会提供足够的支持——因为政府总是把企业家放在前面——但两年前工会还组织了全国大罢工,使德国的商业基本陷入停顿,阻止了前军官的政变。此外,工人还一直表现出对德国的忠诚,他们都上过学,学校一百年来一直在教他们仇恨法国。他们会抵抗的。 然而柏林一直担心工人的热情走得太远。库诺说,如果斗争带来“惩罚和暴力措施,不可控制的民族自豪感可能会膨胀。”因此政府必须“小心不要让……民族感情变成支持万字旗的力量。”如果许多工人被迫停止工作,那么“反对法国的抗议可能会变成反对政府的抗议。”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并且支持抵抗,库诺感到柏林别无选择,只能对工人的工资和食品供应,以及鲁尔的执法提供补贴。他承认说:“但这造成的经济困难可能最终导致德国的解体。”22 除了感到面前的路十分冒险之外,最初的会议几乎没有提到战略问题。库诺和艾伯特没有为鲁尔的市政府和区政府制定行动路线。在和雷克灵豪森(Recklinghausen)官员开会时,总统承认“没有为组织抵抗的方法制定计划。”抗议和示威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会参加?工人、工会和矿主如何从柏林获得指示?柏林如何追踪鲁尔发生的事件?没有人知道。23 1月13日,入侵发生两天之后,库诺出席了一个下午很晚时间才举行的十分紧张的国会紧急会议,提交他的计划,虽然计划不过如此。屋顶上的旗帜在旗杆中间飘扬。他谴责了入侵并且发出挑衅:“两天前,法国和比利时军队进入了自由的德国领土……骑兵分队带着出鞘的剑率领着纵队……这种军事行动是对一个完全没有武装的国家进行的……我要问全世界,是否还有一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这样,蒙受着无比的艰难和牺牲,尽管衰弱无力,但还要更加努力和热情地工作着?”除了共产党员之外的所有国会议员都起立高呼:“没有!没有!”然后总理说出了德国的选择:“德国政府不能激烈抵抗,但是肯定不愿与这种破坏和平的行为合作。”国会以283票对12票决定政府支持抵抗。24 坐在刺刀上面 甚至在德国政府行动之前,鲁尔人民就已经使法国的“控制使命”比普恩加莱所预期的更加困难。1月10日军队抵达之前,5,000名愤怒的群众出现在埃森的帝国酒店(Hotel Kaiserhof)前——有谣言说这里要接待法国工程委员会的成员——要求把他们赶出鲁尔。七百名抗议者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突破了警察保护大门的封锁线。他们准备好冲上楼去攻击法国人,当时埃森市长站在桌子上求他们回家去,省下精力来对付明天就要到来的法国士兵。一阵爱国歌声之后,人群散去了。25 当天晚间,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Rhenish-Westphalian Coal Syndicate)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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