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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陶东风:阿伦特的自由观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7 次 更新时间: 2012-04-08 10:31:00 陶东风:阿伦特的自由观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进入专题 : 自由 政治 公共领域 勇气    ● 陶东风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阿伦特的自由观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特色或许就是对政治自由的强调。在阿伦特看来,自由就是、也只能是政治自由,离开政治(以及政治实践得以展开的公共空间)的自由并不存在,而离开自由的政治不是真正的政治。在此基础上,阿伦特区别了政治自由与思想自由、意志自由、主观/经验自由、内在自由等一系列概念,认为后者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关键词:自由,政治,公共领域,勇气          作者介绍: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研究”(项目号:11&ZD022))的阶段性成果               阿伦特的自由观是对传统自由观,特别是卢梭自由观的挑战。阿伦特并不认为自由是人天生、内在的“本质”。如果自由真的生而有之,那无异于说自由不必争取,也不必依赖于政治实践,它是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类的固有“本性”。阿伦特认为,人不是像卢梭说的生而自由(born free),而是为自由而生(born for free)。1作为人类存在的伟大而独特的礼物,自由体现在把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加以区分的活动,亦即政治活动。               一、自由只能是政治自由——兼论解放和自由的区别          关于自由,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写道:“成为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强制,亦不受制于自己的强制,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2          如何理解这句话?首先,受必然性支配的自然领域(包括人的自然生命)不存在自由。自由意味着超越必然,亦即超越生物需要的控制。人也是生物,也离不开生物必需品。摆脱生命必然性的控制是人获得自由的前提;其次,自由不但要超越别人对自己的强制,还要超越自己对自己的强制。“自己对自己的强制”指的是自己身上的自然属性——比如生理需要、自然情感等——对自己的控制。一个被自然需要和自然情感控制的人是不自由的(即使在不存在他人强制的情况下)。这说明人是一个矛盾体,有多个不同的“我”,如果自然的“我”占据了上风,这个时候“我”就是不自由的;第三,在由统治关系支配的社会领域也不存在自由。这个统治关系既包括被别人统治,也包括统治别人。统治人和被人统治都是不自由的。被人统治是不自由的,这好理解。为什么说“统治人的人”也是不自由的?我的理解是:统治人的人也没有从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结构中解脱出来,而只有从这种结构中解脱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既不被人统治、也不统治别人)。据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自由人的生活胜过一个暴君,暴君看起来似乎为所欲为,无所不能,但本质上依然深陷于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结构之中,而且,暴君的统治依赖暴力,而暴力与自由无缘。          正是来自古希腊的对自由的这种理解,把自由和政治实践、公共领域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希腊哲学家认为,政治实践和公共领域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摆脱了暴力和必然性的控制,因此是自由的。必然性以及受其制约的私人领域/家庭领域是没有自由的,因为它们都属于“自然共同体”,都是“前政治现象”。共同生活在家庭中的人被生物性的欲求和需要联系在一起(“保护我们的生活,滋养我们的身体”),受生活紧迫性(必然性)的制约,因此不可能有自由可言。与此相反,城邦,即政治领域,才是自由的领域,人们建立城邦、参与城邦公共事务,不是为了自然或生物意义上的生命需要。城邦和家庭的唯一联系是:拥有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免于必需品的束缚,是参与城邦自由活动的前提。在必需品和家庭的领域,统治和暴力是正当的,只有这样(如通过强迫奴隶劳动)才能保证必需品的供应,获得参加政治活动的条件。暴力是一种使自己摆脱生活必需品的困扰而进入自由世界的前政治行为。也就是说,只有当暴力进入到公共领域的时候,它才是不合理的。在私人领域,暴力是合理的。3          免于贫困、疾病是参加政治实践、获得自由的前提。一个人有了财富和健康,才能摆脱必然性的控制,才可能有自由,“贫穷和疾病都意味着受制于物理的必然性,此外作为一个奴隶还受制于人为的暴力。”4          这个从生活必需品、物质必然性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过程,被阿伦特称之为“解放”。就自由和“解放”的关系而言,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能够离开私人居所、进入公共世界,用言说和行动与其他人交往,其前提是从物质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因此,解放是自由的基础和条件。但是,解放却不等于自由:“自由显然以解放为先导:要成为自由的,人必须首先将自己从生活必需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自由的身份却不会因为解放的行动而自然而然地到来。”5除了解放之外,自由还需要“处于同一状态的其他人的互相陪伴,需要一个共同的公共空间以便与这些其他人相遇——换句话说,需要一个组织起来的政治性的世界,以便每一个自由的人都可以通过语词或行动使自己加入到这个世界之中。”6自由深深地植根于人的复数性,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或者一个人永远不和别人发生关系,就无所谓自由。因此,它需要一个平等交往的公共空间,自由就是在这个公共空间通过言行自由地呈现自己。          解放是经济/物质意义上的,自由是政治意义上的。物质解放之后不见得就一定获得政治自由。解放了的人也不一定都能够珍视和向往自由,他们也可能继续留恋物质享受,或者把解放等同于自由,甚至认为政治自由不如物质解放重要,后者是虚无缥缈的,前者才是实实在在的。那些不肯给予人民以政治自由的统治者的信念是:我保证你过一种衣食无忧的、乃至富裕奢侈的物质生活,但绝不给你政治自由。他们也可能故意混淆自由和解放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人民说:发你们的财,过你们的好日子吧,这就是你们要的自由。          自由和解放的区别对于理解革命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历史上很多所谓“革命”,其感召力其实来自“解放”(物质解放、摆脱贫困、免于饥寒,过上与地主、资本家们一样的奢华生活)。但是阿伦特提醒我们:物质上的解放不能代替政治自由,过上了所谓“好日子”也不等于获得了政治权利。阿伦特在《论革命》集中谈到了把解放和自由混淆所造成的后果:法国大革命因为被解放的要求所挟持而搁置了或耽搁了政治自由的诉求,而美国革命因为没有解放的压力,因而专注于政治自由,最后取得了自由立国的伟大胜利。世界上很多富裕的国家都做到了解放(人人衣食无忧),但是却没有自由(这些国家就像一个天鹅绒的监狱)。阿伦特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自由作为政治概念不能停留在物质(解放)的层次,而且要进一步上升到政治层次。          解放之后如何才能进而获得自由?阿伦特的回答:自由还需要同样自由的人之间的互相交往,需要一个大家共享的公共空间,每一个自由人都可以通过语词或行动在这个世界呈现自己。这里的要点是:必须建立一个人人可以平等参与的、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政治性的世界”,它的核心就是“自由立国”。不是所有人类交往形式都属于这样的政治空间。比如,家庭也有交流,部落社会也有交流,他们也都是一种共同体,但这些都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政治共同体,他们之间的交流没有政治意义。这些由物质纽带或和经济原则组织的共同体或者交流空间,是受到必需品和维持生命的原则支配的,因此是前政治的。它或许是一个“天鹅绒的监狱”,但天鹅绒的监狱依然是监狱,虽然其中没有饥寒交迫之苦,但它绝不是自由人组成的公共空间。          这就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自由观:自由只存在于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存在的前提就是自由:“自由在其中一直为人所知——当然不是作为一问题,而是作为每天发生的生活的一个事实——的领域是政治领域。即使到了今天,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当我们说到自由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政治这一问题和人是一种被赋予了行动(action)能力的生物这一事实;因为在人类生活的所有能力和潜能之中,只有行动和政治是这样的事物:如果不至少假定自由的存在,我们甚至不能设想它们,以及如果不是多多少少地涉及人的自由问题,我们几乎无法涉及任何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没有自由,我们所说的政治生活将是没有意义的,政治存在的理由是自由,它的经验领域是行动。”7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政治,这是因为政治不是暴力,不是统治和强制,而是自由的言行。自由和政治几乎就是同义语。没有自由的政治是伪政治,离开政治谈自由是混淆概念。自由是政治的存在理由,所以它是政治理论的元问题。               二、关于意志自由、思想自由、内在自由               从关于自由的基本定义出发,阿伦特区别了政治自由与思想自由、意志自由、主观/经验自由等等一系列概念,认为后者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首先,自由只存在于政治领域,即行动和言说领域,不存在于思想王国(或哲学王国),因此和外在的或内在的经验都没有关系。阿伦特理解的思想(哲学)是自我和自我的对话,这里面没有政治问题(因为政治必须有复数性,也就是充满差异的人组成的公共空间),也就没有自由问题。阿伦特说:“自由现象根本就不出现于思想王国”,“无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在我与我自己的对话中——这种对话曾经导致了伟大的哲学和形而上学问题——都是不能被经验到的”。8哲学“将这种自由观念从它生长的家园,即广泛的政治和人类事务领域转移到意志这一不得不屈服于自我检察的内在的领域”9是一种误解。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说“思想自由”、“思想不自由”等?其实我们说的思想自由或不自由,常常是指表达思想的自由或不自由,也就是言论自由或言论不自由,而思想或言论的表达,实际上已经是发生在公共领域的行动。          其次,由于政治是公众参与的公开实践,而不是个人的心理经验,因此,自由不但无关思想,也无关人的主观感受。自由是一种客观的、公开的人的状态。奴隶在客观上是不自由的,虽然他可能有“主观自由”的感觉(比如阿Q)。同时,自由也与所做事情的艰辛程度无关,一个不自由因而客观上不幸福的奴隶,很可能生活非常轻松甚至奢华,而一个自由人也很可能历尽艰辛。10          阿伦特进而分析了所谓“内在自由”的说法。与政治自由相反,所谓“内在自由”是“人们可以用来逃离外在强制和在其中感觉自己的自由化的内心的空间。”阿伦特说,“这种内心感觉的状态是一种没有外在显现的状态,因而理所当然地是一种与政治无关的状态。”11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实践的突出特点就是其公共性,它必须是呈现出来的,所以,所有“内在的东西”(即不呈现在公共领域)都是非政治的,也和真正的自由无关。          关于内在自由论产生的社会根源,阿伦特深刻指出:内在自由论产生于历史上的政治黑暗或非政治化时期,它本身就是一个病态时代的表征:“无论谈论这种自由(内在自由,引注)是多么合情合理,也无论人们在古代晚期把在这种自由描述得多么天花乱坠,这种自由本质上是历史上晚出的现象,是作为与世界疏远的结果(也就是非政治化的结果,引注)而兴起的,在这种与世界疏远的过程中,一个人在世界之中的经验被改造成他的自我之中的经验。内在自由的经验之所以是派生性的,是因为它们总是以从世界隐退、否定自由、进入一种其他人无法接近的内在性为前提。”12结合西方思想史可知,在古希腊,政治被普遍认为是在世俗公共世界发生的事务,而自由只存在于这个公共世界。这种自由观表明那个时候的人与世界没有疏离。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所说的“世界”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公共性,它既与私人领域相对,也与内心“世界”(经验领域)相对。世界的现实性在于其公共性,世界之所以是世界,就在于它被众人分享。世界是共同持有世界的人的世界。如果处在一个公共世界健全的时代,人们会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呵护公共世界,珍爱存在于公共世界的自由;而在一个公共世界坏死、政治败坏的时代,人们或者沉迷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享受物质消费,或者遁入个人内心世界,养成自恋人格,与他人隔绝。在这样的时代,还可能流行一种内在自由论,认为真正的自由在自己的内心,外在世界根本没有自由可言。阿伦特指出,这种逃避公共世界的“内在自由”被当作是“一个人的自我之中的一块绝对飞地的内在性”,这种自由的发现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而缺乏一种“在世界之中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其实正是自由的先决条件。13这就是说,只有在一个公共世界败坏的时代,人们得不到公开的政治自由,才会迷恋、也只有迷恋这种“内在自由”以求得解脱,通过自欺来摆脱焦虑。          阿伦特还认为,自由不是一种由人的动机、意志、智力等等心里因素控制或决定的现象。“行动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既不是智力指导的对象,也不是意志命令的对象。”14“智力指导”论把自由看作好像是在两个或者更多预定选项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它假定了已经存在预定的两种或更多的选择,而自由就是从一个人的动机、目标出发选择其中一个。在阿伦特看来,这种使“预定计划”成为现实的活动,不是政治自由,因为“行动要成为自由的,必须一方面不受动机的规约,另一方面不受作为行动的一种可预见效果的意向目标(intended goal,意向之中的目标,引注)的规约。”15行动自由的标志恰恰就是能够超越动机和目的“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受到未来的目标、效果意向以及意志选择等决定的行动被阿伦特认为是“被决定状态下的行动”,而不再是自由行动,它“是由一个未来的目标指导的,在意志意愿这一未来目标之前,智力已经先行把握了这一目标的可欲性,然后智力召唤意志,因为只有意志才能命令行动”,16“下命令的力量,指示行动的力量(即意志,引注),并不涉及自由的问题,而只涉及坚强或软弱的问题。” 17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内心再坚强还是没有自由。          阿伦特认为,自由就是自由原则(在没有统治关系的公共领域与他人平等交往)的实施。原则不是出于心理,不同于动机、意志等发生于心理的现象,它仿佛“产生于外面”(inspire from without)。 18原则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不适合规定具体的目标,虽然一旦行动开始,每一个具体的目标都可以根据其原则加以评判。”19行动的原则不同于先于行动的智力判断,也不同于发动行动的意志命令,只有行动的实施本身(在此我想到了遇罗克、张志新等人抵抗极权专制的实际行动)才能使生气勃勃的自由“原则”得到充分的体现。智力判断先于行动,意志可以发动行动,而“原则”就是行动的实施。在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判断也许会失去它们的有效性(validity),即判断失误;命令的强度也会使自己消耗殆尽,而鼓舞着行动的原则在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却不会损失任何强度或有效性。“与行动的目标不同的是,一项行动的原则可以不断地里重复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与行动的动机不同的是,一项原则的有效性是普遍的,与任何特定的个人或特定的团体并无不可分割的联系。”20原则与行动是同时存在同时消失的,“其在世界上存在的时间就是行动持续的时间,既不更长一些,也不更短一些。”21          阿伦特强调的仍然是:自由必须呈现出来或加以实施,而不是藏匿在心理,因此不可能是人的动机、意志或判断。“自由的出现,与原则的体现相似,与进行中的行动是二而一的。”“人是(强调现实性,引注)自由的——因而与他们所拥有的自由的能力(注意:能力不是现实性而是可能性,引注)不同——当且仅当他们行动之时,既非行动之前也非行动之后;因为是自由的与是行动着的实际上是一回事。”22          三、自由与勇气               自由的实践发生在公共领域,因此,要自由就必须离开家庭(私人领域),而离开家庭需要勇气(而不是什么“文化水平”、“政治素质”等,或者说,勇气就是最重要的政治素质)。公共领域的特点并不是安全,而是卓越、荣光和尊严。事实上恰恰相反,家庭/私人领域才是安全的,公共领域、行动领域则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任何人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首先必须时刻准备着牺牲自己的生命(指自然生命,引注),过分留恋、关注生命会妨碍自由。离开家庭参与到公共领域最初是为了冒险或开创事业,后来则是为了参加公共事务。只有在家庭中,人才会主要关心自己的生活、生存。这是受奴役的明确标志。”23这样,勇气就成为一种卓越的政治品质。所以,阿伦特说:“一个贫穷的自由人更喜欢每日都在发生变化的、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市场,而不大喜欢有保障、有规律的工作;后者限制了他每天随心所欲做事情的自由,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奴役状态。对自由人来说,即使是恶劣、痛苦的劳动也比许多家奴的轻松生活要好。”24自由人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而奴隶的生活到可能非常安全和稳定(特别是那些富豪、贵族家里的奴隶)。          此外,参与政治活动(自由)也并不意味着舒服的生活,而是意味着“好生活”(good life,笔者的理解就是“尊严的生活”),它“不光是比日常生活更加完美、更加无忧无虑或更加高贵,而且还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25这种性质突出表现在:公民生活摆脱了物质必然性的束缚、摆脱了“肉体性生命过程”的生活,因此是荣光、卓越和得体的标志。“‘好生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民生活)不仅比日常生活更好、更愉快或更高贵,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好的’在于它通过掌握纯粹的生命必然性,通过从劳动和工作中摆脱出来,以及通过克服所有生命动物对生存的内在欲求,而不再受制于生物性的生命过程。26          奴隶(不自由)生活的特点不在于贫困,而在于不得体,即没有自由,一个大贵族家里的奴隶是很安逸的,没有危险,衣食无忧,但他没有尊严。即使是一个家财万贯的人,也仍然可能继续陷于对财富的无休止追逐,仍然误把奢侈当作自由。因此,一个人是否摆脱了物质必然性的标志,并不简单等同于是否拥有大量财富。为了从事公民的政治生活,希腊人就必须把贸易、制造业等不“自由”活计交给奴隶或外国人,以便让自己专心致志地从事政治活动。               1 Jerome Kohn:Freedom: the priority of the political,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edited by Dana Vill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15.          2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0页。          3 阿伦特的这个思想一直在学术界遭到很多人的非议和反对,特别是女性主义者。          4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0页。          5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0页。          6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372页。          7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370页。          8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9页。          9 同上,第369页。          10 这点对于我们理解上至庄子、下至阿Q思想的消极性,特别是其在今天的消极性,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庄子研究者热衷于挖掘庄子的所谓“自由”思想,比如如何摆脱物质和世俗事务的累赘,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甚至把它放到现代社会的语境中阐释其“反异化”的意义。这种所谓的“精神自由”其实是一种脱离公共世界的逃避和自欺,它所表征的正是公共世界的败坏和黑暗。正是对于公共世界的极度恐惧,导致了庄子对于“内心自由”的极度赞美。这种内在自由观的极端发展就是“阿Q精神”:一个人在公共世界中是奴隶,但在内心中仍然是“自由”的。按照阿伦特的理解,一旦离开了公共世界,无论是自由还是政治,都不再存在了。          11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0页。          12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0页。          13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0-371页。          14 Hannah Arendt: What is Liberty? In H.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Viking Press,1968.p.152.          15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6页。          16 同上,第376页。          17 同上,第376页。          18 Hannah Arendt: What is Liberty? In H.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Viking Press,1968.p.152          19 Hannah Arendt: What is Liberty? In H.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Viking Press,1968.p.152          20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7页。          21 同上,第377页。          22 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田立年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7页。          23、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见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65页。          24 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见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64-65页。          25 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见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67页。          26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第22页。 进入 陶东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由 政治 公共领域 勇气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61.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陶东风:阿伦特的自由观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陶东风:“爱国”的两个方面——我解北京精神·之一 陶东风:告别意识形态化道德,走向公民道德 陶东风:摆脱了宗教迷信之后的两种世俗 陶东风:雷锋精神值得颂扬吗? 陶东风:小丑的自白 陶东风:乌坎事件与中国特色的维权 陶东风:驳韩寒的自由妙论 陶东风: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 陶东风: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论 陶东风:文化批评向何处去? 陶东风:当代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反思 陶东风:关于八卦和流言的随感 陶东风:文化凝聚力与文化领导权 陶东风:不患寡而患不公 陶东风:枪杆子里面出什么政权? 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 陶东风:保护我们脆弱的良知 陶东风:脆弱的良知经不起风吹雨打 陶东风:还原历史:到底为什么要树立雷锋形象? 相同主题阅读 陶东风:阿伦特的自由观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杜导斌: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如何改? 鲍盛钢:20年繁荣与终结:1991-2011 景跃进:利益传输与单位政治 景跃进: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 景跃进: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评《中国“政治人》 陈行之:无言是最高的轻蔑 龚群:政治信任:合法性与合规范性 杜导斌:“讲政治”到底讲的是什么? 刘安庆:两手抓更要两腿走 曹颖新:自由被侵害安全就不受保护 宋鲁郑:政改:中国没有榜样 汪玉凯:准确理解“顶层设计” 宋鲁郑:法国大选对中国政改的启示 李义平:重读《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刘少杰:如何对待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 司马襄阳:说说美国民主政治 肖金明:中国宪法政治回顾与展望 王培绿:时空分离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及基础结构 燕润宝:如何理性地认识东西方社会及其制度  

【喷嚏图卦20120404】有春天,无所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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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师树洞LIVE ) 谢耳朵的女仆装!!!无下限啊~~~ 但是你敢扮,我就敢看~《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下一集(第5季第21集)剧照。这一集还有霍金哦! 北京时间4月6日播出。 【12】我国公各员已经超出上帝的想像,进化成为新人类 @张宏杰 :说实话,第一眼看到这张图片,我以为是PS的。直到看到这条,我才相信,我国公各员已经超出上帝的想像,进化成为新人类:“今天,市工作日午间禁酒办公室派出9路督察组,……” http://t.cn/zOoYIPs 【13】坚持抓书记,这是啥意思( @何三畏 ) 【14】狐狸被当狗抓 近日,沈阳铁西区民警接到市民举报称,一只“流浪狗”跑到舞厅闲逛。民警将其围堵抓获后和众多流浪狗一起送到犬留置所后才发现,这是只怀孕的狐狸。目前这只狐狸已被送到动物救护基地,如无疫情,可能送往野外放生。 【15】4月2日,武汉大学校园内的赏樱客 【16】战备茅台 总后勤部生产管理局监制。打仗的时候,来上两口。如果喝醉了,瓶盖上有指南针。我只是不懂,为什么打仗时要喝茅台?( @安普若-安校长 ) 新武器装备,何惧美帝?( @坏人虫子 ) 【17】昨晚大风,白马涧恐龙文化节里龙龙就这么被刮死了 ( @朱恋 ) 【18】台湾加油 台灣漲油價,許多網友ps各種照片,表達不爽。(附圖轉自facebook網友分享) (via: @胡同台妹_宮鈴 ) 【19】我只是要补选 新加坡后港居民女清洁工韦拉玛2日下午获得法庭批准,可申请庭令强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合理期限内为后港补选。韦拉玛一家入不敷出,依靠社区发展理事会的经济援助。她没能力支付房贷,银行已有意收回组屋。面对种种困难,她曾向前议员饶欣龙求助,但后者在问题解决前就被工人党开除。她表明迫切需要有议员代表她、帮助她。此案将于本月16日在公堂审理。 【20】"爱国者-3"导弹运抵日本冲绳 共同社报道,为应对朝鲜即将实施的“卫星”发射,装载“爱国者-3”防空导弹的民间船只3日下午抵达日本冲绳县那霸港。装载“爱国者-3”的海上自卫队运输舰“大隅”号当天傍晚也抵达冲绳县宫古岛市平良港。冲绳县石垣市近日也将部署“爱国者-3”,以防朝鲜“卫星”坠落。 【21】日本遭遇强风 4月3日,最大风速每秒42米的强风席卷大半个日本,到4月3日夜20时,日本全国已知有3人死亡,305人受伤。恶劣天气下,逾700班航机取消,逾2万户民居停电。 @俞坚来了 :此时此刻,日本上空的云,好似蓝色星球 【22】白宫里面有什么? 奥巴马家庭今日与“谷歌艺术项目”合作启动在线白宫游,人们可对白宫13个公共房间进行360度观光,了解139件艺术品的情况。第一夫人米歇尔在欢迎视频中说:“白宫不仅是总统住房或世界领导人会面的地点,也属于民众。很多人已亲临参观过,如今你们可以足不出户地实现了。” 【23】澳六家艺术馆加入谷歌艺术计划 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六家艺术馆今日宣布加入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的“艺术计划”,新南威尔士美术馆馆长弗拉纳根说:“世界各地的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近距离的观看艺术品”。谷歌“艺术计划”在去年推出,迄今已有来自全球40个国家的151个文化团体已加入了这个计划。 【24】麦当劳店员工想独吞集体买彩票所得大奖?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4月1日大乐透开出三注头奖,每注税后可得1.05亿美元。马里兰州麦当劳店店员米兰达声称自己中了大奖,而她的同事则称她那张中奖彩票是大家凑钱买的,要去分钱,她不同意。有个同事去她家找她,她说会分钱,但却说彩票找不到了。 【25】从议员数量来看,中国全国人大以3000名人大代表稳居全球第一 @联合国 :[民主政治]与50年前相比,全球议会数量有所上升,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议会。从议员数量来看,中国全国人大以3000名人大代表稳居全球第一,高于第二位英国的两院1400名议员。在议员数排名前10的议会中,除了中国和朝鲜,其它8个国家都实行两院制,即分上下院或参众院。 【26】打架是一种态度,是为了让民众知道,自己尽到了议员的责任 @雾满拦江 :土耳其议会,两伙议员在打架。为什么打架呢?因为正讨论议案,将义务教育从8年延长12年。反对方认为,这个议案藏了私货,会扩大宗教的影响。道理讲不清,就动手打。打架之后,该法案以295票赞成、91票反对而通过……现在明白为什么打架了吧?打架是一种态度,是为了让民众知道,自己尽到了议员的责任。 @廖信忠 :普通人意见不合都有可能打起来,何况是群体与群体之间,打起来就有可能变成战争,所以我们选出训练有素的代表去帮我们打架争取利益,等到他们打得两败俱伤,就取得了各方不满意但能接受的结果。民主政治就是一种各方利益取得妥协,并互相尊重的结果。若代表们不打架只會睡覺,人民就只好自己去打架械鬥。 【27】毎念及此,奥巴马总是禁不住黯然神伤 @八脉神剑 :俄罗斯历史上对中国的三大贡献:一是侵占一百五十万平方的领土,二是输出了十月革命和斯大林主义,三是策划了外蒙独立。一件没做成的事是1969年计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因为美国及时告知中国而未果。美国未侵占中国寸土,但中国始终跟在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毎念及此,奥巴马总是禁不住黯然神伤。 @謙女微評 :美国是一个很麻痹大意的国家,世界盛传美国的“阿波罗”登月是一个“惊世骗局”,可美国当局报以微笑,连辟谣都没有做。凭美国的实力,完全可以对造谣者勇敢亮剑,将造谣者绳之以法,可美国就是不做。美帝国主义太愚蠢、太大意了,这个国家迟早会被颠覆。 【28】哈尔希特勒 @雪村 :“哈尔希特勒”真正意义是祝希特勒健康而不是希特勒万岁,不知道是译者习惯成自然还是真没文化,把“健康”翻译成“万岁”纯属对希特勒的丑化。你习惯说谁谁谁万岁,人家希特勒再独裁也不敢万岁,最多只敢健康。至于纳粹礼,意为“德意志及其人民和利益高于一切”,和希总健康不健康毛儿关系也没有。 【29】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张农01 :【纪念张志新】1975年4月4日,被割喉枪毙。她曾无数次遭受男犯轮奸、她长期背负十几斤的背铐、她头发几乎被拔光、她拿窝头蘸着自己的血吃、她临刑前被按倒在地,被刀割断喉管,以免她喊出口号……。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韩翰《重量》1979年 陈禹山:张志新的报道登出后,读者来信提的最多的便是要严惩凶手。张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 ( 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 ) 【30】人民不能相信一个对自己都不忠实的政府  “文革”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野蛮事件,然而人们并不了解“文革”……无视历史事实也要付出沉重代价,日本教科书中歪曲对中国残暴侵略的历史事实,中国对此愤愤不平,也是中日关系紧张的导火索。深层次地说,人民不能相信一个对自己都不忠实的政府。——《经济学人》谈“文革”(294期声音) 叶剑英: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这组数字出自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贾樟柯 :我的第1966条微博,我想说说“文革”: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八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打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31】命若琴弦 @谭盾-听音寻路 :中国之命,命若琴弦。战国时期,七国鼎立,以秦为首,造长城,立文字...那是七弦琴(古琴)!经历了六弦、五弦、四弦和三弦的时代后,到了民国时期,国共合作,不打不休...变成了二胡!如今是谐和年代了,变成了独弦琴!那未来的中国是把什么琴呢?李白说的好: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 【32】四月里,不能忘记的纪念 ( @老虎庙 ) 【33】有春天,无所畏 就像冬天无可避免,春天早晚要来;纵然青春挥之不去,成长早晚要来;只要心里有光明,前头有信仰,怕什么?我是 @韩寒 ,我是凡客,向前走,无所畏。 @从台北到北京官方微博 :哈哈,无论大陆网络上的方韩大战结局如何,台湾今年3月出版了韩寒的作品,而且还是一字未删版。 在這個國度 警察不能寫、領導不能寫、政策不能寫、制度不能寫、司法不能寫、歷史不能寫、西藏不能寫、新疆不能寫、集會不能寫、遊行不能寫、黃色不能寫、封殺不能寫、藝術不能寫 寫了,你就是:敏感詞--韩寒。 (《敏感词:我的二0一一》) 【34】你在雨中行走,你从不打伞;你有自己的天空,它从不下雨。 http://t.cn/zOoBpLg  ( @喷嚏意图 ) 【35】站着的不知道是谁家的儿子,躺着的不知道是谁家的父亲。放着的不知道是给谁用的灭火器.(via: @孙小宁在四月 ) 张泉灵 :在印度,一行六人每天感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那中国的问题在哪儿呢?一条腿向前,另一条腿老跟不上,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贾樟柯 :愚昧就是不知道在自己的经验范围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9975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

   1979年元旦过后,我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工作,在记者部做机动记者。那年春天,报社收到了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寄的一份稿件,标题是《为真理而斗争》,主人公是刚刚被平反的一位叫张志新的烈士。记者部主任卢云让我看一下,粗略看后,我感觉报道的整个调子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完全符合报纸需要,只是大话套话太多,具体细节很少。       卢云听了我的意见,让我去辽宁跑一趟。第二天,我便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是任仲夷,张志新案件的平反工作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所以辽宁省委对我的采访全力配合。       看了张志新所有的“罪状”材料,那种感觉我至今都忘不了——震撼得我心里直抖。那时候,对“文革”中一些冤假错案的报道已经很多,但看了张志新的材料后,一种感觉告诉我,张志新这个人物实在太不同寻常。为张志新平反,是在“反林彪、‘四人帮’”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她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论述得非常严密,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志新的预料。       毫不夸张地讲,采访这几天我的眼泪始终未曾断过,经常是采访结束回到宾馆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动笔写的那天晚上,我在桌子前放了一块毛巾,写了一整夜,流了一整夜的眼泪。早上,那块毛巾都是湿的……       坦率地说,写文章的过程觉得很压抑,因为很多内情或细节都不能写。但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两个信息我必须想方设法传递出去:一、张志新已经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做法提出反思——1979年年初的中国,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气氛仍然很紧张,对毛泽东晚年提出些许质疑,仍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张志新恰恰写了不少反思的话,如果我把她的那些言论照实传播出去,我也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枪毙。所以最后在成文时,只含糊地写上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看法”,虽然还不能具体写明究竟是什么看法,但我相信敏感的读者会看出其中的暗示;二、张志新在死前已被割断了喉管。      连夜写完文章后,我带着稿子回北京。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报社领导们又报到中宣部送审——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几天后,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连标点都一动没动,但耀邦同志希望把割喉管那个细节删掉,可能他也觉得太过残忍了。       上面的意思我不能不遵守,但我的一个念头那时也异常强烈: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最后,我“狡猾”地换成这种表述方式:“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1979年6月5日,由我主写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发表当天就有了反馈,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对接电话的干事说,“照实直说”。对方一听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那时候有电话的人不多,更多的读者是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悲愤。我们此后又做了两次追踪报道,也刊登不少读者来信;原来计划用一个版面再做最后一次报道,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张志新平反经过,另一篇是由我执笔、张志新女儿林林口述的一篇《妈妈,你在哪里》,后来种种原因,这一版被停发。       张志新之死       张志新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时,只有38岁;此后,受了7年牢狱的残酷折磨,被枪毙时,也只有45岁。这样一个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凋零,时隔30年,每每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长叹。       张志新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       大约在1968年前后,一个星期天,张志新到一个同事家里借江青“文革”时讲话资料。同事说张志新你站到我们这一派吧,我们派是革命的。张志新说,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能理解。此事立即被这个同事向她那一派组织的头头汇报,并写成文字装进档案里。       不久,在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张志新与3万多名机关干部一道,被送到盘锦的干校学习。在这里,张志新被揪出来,说她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挖她黑思想,并成立了专案组。张志新的很多言论最初都只是在与同事朋友之间的闲聊中无意零碎地流露出来。她从未主动地在公开场合谈过自己的思想,甚至从未对自己的爱人提及,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和交代中,她被迫说出了自己早已存在脑中的很多想法,她的思想被组织挖掘得越来越深,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       当年的办案人员向我回忆,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可以了。但张志新始终坚持自己无罪。1970年5月,张志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被判死刑,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处高副处长看了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动口不动手,没有搞破坏;另外,党员在党的组织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军管会”认为执行不力,换了人。新换者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了——那时普遍认为“左”比“右”好。他本意是判张志新两年以上刑期,但就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为了表示自己的坚决,他一下子把刑期改为15年。       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再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参加会议的法院方面代表一致同意判张志新死刑,但在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张志新被改判无期,这一“指示”让张志新多活了几年。       1973年,张志新再一次也是彻底被推向死亡。11月,监狱组织“批林批孔”学习大会,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有一个犯人站起来喊:林彪不是地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已精神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高喊了一句涉及最高领袖的口号,当时立即有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       张志新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于是监狱提出了死刑报告。       1975年2月,辽宁省委常委开会讨论“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我后来在档案中,也看到了这份会议记录。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服刑期间还那么疯狂,还犯罪,让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张志新的死刑讨论记录大概只有60多个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决定了。张志新的死刑判决公布之后,监狱里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但上级批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1975年4月4日,45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      殉道者张志新       当年张志新能在全国激起那么大的反响,除了她本身的遭遇之外,我想,也与张志新本人散发的独特气质有关,让人们对扼杀这个美好生命的时代更多了几份悲愤与控诉。       张志新身上有一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她的父亲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张家姐妹很小就学会弹奏乐器,在天津很有名。张志勤告诉我,大姐生前最喜欢的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       采访张志新案件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识张志新这个人的过程。她的那些言行,不是反党反毛主席,而是发自内心地为国家为人民。她说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一条左倾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从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发展过来的,至“文革”时登峰造极,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看来,她当时的那些言论体现出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可谓惊人——“再过去十年,有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在辽宁省实行“军管”时,张志新就提出,军队不熟悉地方,“军管”容易出事,没想到“事”最后竟然发生在她身上。       “文革”之前,张志新看到穆青写的焦裕禄的报道后,很感动,主动找组织坦白。所以“文革”一开始,就有大字报攻击她这一点,说她如何如何。但张志新很特别的一点是,她对别人的这些指责毫不放在眼里,但对她的“思想罪”,她明知最后的代价可能是死,却仍然不愿为此放弃她所认为的“真理”。我看过案卷,她曾经在某天审讯时也承认过“错误”,但第二天又翻过来:我认为我应坚持我的观点,于是有人说她不要脸。她回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因为至死不认错,张志新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我去监狱,看过她住的那个“小号”和她戴过的脚镣。监狱里面的人后来写的材料说,有一次张志新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监狱方面找了几个女的进去给她穿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现在看来,张志新那时候已经完全疯了。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和儿子彤彤如今都生活在美国。他们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的身世,儿子在档案中“母亲”一项上都写“幼年丧母”。妹妹张志勤、丈夫曾真现在都是七旬老人,虽然都生活在北京,但彼此从不来往。对我来说,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不和。张志新平反后,不少报纸登她的家庭合影,都把曾真的头像从一家4口中拿掉,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曾真也是受害者,一辈子都生活在悲剧里。       时隔20多年,再回顾“张志新事件”,我想可以这样说:如果辽宁没有任仲夷,张志新还平反不了。“文革”结束后,“文革”的阴霾还没散去,在这种气氛下,辽宁省委仍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烈士,可谓勇气可嘉。       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我当年在辽宁采访时,张志新的案卷只有一个材料没有允许我看,这便是张志新被枪毙后的照片。       “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张志新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这寥寥8个字,“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现场肯定非常悲惨,我猜想这也是他们不让我看案卷的真正原因吧。在枪毙张志新之前,公安部门到农村找到曾真和两个孩子,他们表示“不要尸骨”。后来遗体也找不到了,辽宁省后来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平反大会上,张志新的大女儿林林实际上拿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当年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其中两封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一封说,张志新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一封来自辽宁中医院,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个人推测倾向于被用做医学研究了。遗憾的是,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      张志新被割喉管,也成为那个时代最血淋淋的一个罪行。但我在采访中发现,其实张志新并不是刑前第一个被割喉管的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张志新的报道登出来之后,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两三大麻袋的读者来信,提的最多的一点便是“要严惩凶手”。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这样说起来,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张志新已经离去30年了。如今,她的名字已渐渐被淡忘。但我想,她代表了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创伤,如果这段历史被遗忘,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      

她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重量

  何与怀      (1975年4月4日,四十五岁的张志新烈士在沈阳大洼刑场惨遭枪决,特发此文以为纪念。)      一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这首诗是韩瀚所写,题为〈重量〉。还有另一首同样著名的诗,题为〈哭〉,流沙河所写:      不装哑就必须学会说谎,   想起来总不免暗哭一场,   哭自己脑子里缺少信念,   哭自己骨子里缺少真钢。      今夜晚读报纸失声痛哭,   愧对着女英烈一张遗像,   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   这一回干脆把眼泪流光。      当年,“四人帮”倒台后的那些日子,哪些诗最直截了当让中国大陆民众整个心灵受到震撼,最能使人悲愤、自责、反思、醒悟?我想,这两首短诗必列其中。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这是何等的震撼力!短短几行诗,传达给人们的是永难磨灭的气贯长虹的形象和信念。正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确,每个读到此诗的人,如论者所言,热血者当无不为之动容,而苟活者则必然无地自容。而流沙河的“哭”,可谓切肤之痛的真情实感。假如没有亲身经历那场大劫难,没有感受过那种排山倒海般而又无处不在的红色恐怖,没有遭受过心灵或肉体的残酷迫害,便写不出这样的诗,也无法深刻理解这样的诗。真是字字皆是泪句句皆是血啊!“不装哑就必需学会说谎”,这不就是那些年月中,在专制暴政下,整个民族的写照吗?!“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诗人痛心疾首,激励自己,亦是向整个民族发出的诚挚而又凄厉的呼唤!      这两首诗是献给张志新烈士的。张志新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      二      张志新案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她究竟犯了什么滔天死罪?以下是知情人的揭发、记者有关调查和档案纪录。      1968年前后,正当“文革”如火如荼的年月,在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张志新,辽宁省委机关一个普通干部,到一个同事家里借江青讲话资料,顺口说她觉得“文革”好多问题不能理解。此事立即被汇报并写成文字装进档案里。不久,在干校里,张志新被揪出来。      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的罪名,张志新被捕入狱。      张志新第一次被判是1970年5月14日。辽宁省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来,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刑就行了。可就是因为她不认罪,便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当年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不搞破坏。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但高振忠虽然对张志新案有自己的看法,却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某某。周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征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十五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即“恶攻”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修改过的审判意见,呈报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      1970年5月14日,张志新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对张志新判处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年11月16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批孔”大会(“林”指林彪,“孔”指孔子,当时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尊儒反法”的,江青一伙便发起一个声势巨大的运动,并发展成“批林批孔批周公”,企图把周恩来也打倒)。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张志新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委书记毛远新、魏秉奎、苏羽等十七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      听完〈报告〉后,这些大人物有如下一段对话:      魏秉奎说:“真是反动透顶。”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魏秉奎说:“干脆吧。”毛远新最后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苏羽、魏秉奎表态:“干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内中只有六十多个字: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      3月19日,上级批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1975年4月4日,四十五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惨遭枪决,就这样“干脆”地被“杀了算了”。      三      从当时的监狱档案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张志新的确“恶攻”毛泽东。她说:      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关于“文革”,张志新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      张志新在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还说了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对搞“三忠于”、跳“忠字舞”的看法。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她还说:“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张志新表示这些意见和看法,正是“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疯行的时候。张志新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屈服,在监狱里甚至喊出过“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她真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她这些言论体现出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可谓惊人!      张志新在牢狱中、法庭上、刑场上,坚持真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69年在一次批斗会上,她就公开声明:      犟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著,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因为涉及最高神物毛泽东,张志新两次被判死刑,平反也经历两次曲折。      “四人帮”倒台后,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规定: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要平反,但反对毛主席的,仍定为反革命。因此,开始时张志新案不予彻底平反。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对张案复审的汇报。此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是任仲夷(任后来任职广东,2005年11月15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他被认为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降的改革年代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出色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之一)。他绕过了“禁区”,对张志新被害的主因避而不谈,巧妙地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这在当时还需要很大的勇气。      张志新平反昭雪之后,施加在她身上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一点一点地被揭发出来。      她因为至死不认错,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事实上,在六年铁牢生活,张志新受尽了肉体的、精神上的种种摧残迫害。监狱当局甚至鼓励刑事囚徒多次肆意强奸、轮奸她。张志新最后神经已经完全失常。      她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寥寥八个字:“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以致这张照片后来不能示人。      张志新被杀害后,有说是暴尸荒野,有说是尸体被潘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运走,作病理解剖实用,又说被剖腹挖心,取了内脏后才火化,也有说是骨架子被制成标本了。张志新遗体下落至今成谜,她那骨灰盒一直空着。      最令人发指的是:张志新上刑场前,公安恐防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她的喉管。张志新剧疼难忍,凄厉呼喊,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其状极其恐怖,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看了昏厥过去(这个最血淋淋的罪行,是辽宁公安局的“创举”,毛远新等当权人物赞同这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已经执行了三十多例)。      这里,还有一个万分可悲可恨的插曲。张志新受害时,当局要她的孩子林林、彤彤参加一个什么“学习班”。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找到一份签字并按手印的所谓“笔录”,摘抄如下:      ……      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      那一年,彤彤不满十岁,而林林也未满十八岁。当局竟要他们说出这样的话!      四      张志新平反后,一篇题为〈一份血写的报告〉的长篇通讯于1979年6月5日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写报道的记者陈禹山回忆说,报社领导们对张志新上刑场前被惨无人道割断喉管的罪行是否见诸文字不敢作主,报到中宣部审批。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虽然非常开明,但也希望把割喉管的细节删掉。最后见报的文字是:“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这篇通讯发表的当天就有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方一听到实情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是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 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      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      张志新案件报道讨论在三个月后突然停止。人们相信,这无疑与这个全民“天问”有关。当然,这又是一例“奉命行事”。      1979年8月12日,另一位著名诗人公刘,特地来到沈阳市郊外那个“大洼”刑场,来这里凭吊烈士张志新。诗人盘桓良久,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写下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刑场》:         我们喊不出这些花的名字,白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   大家都低下头去采摘,唯独紫的谁也不碰,那是血痂;   血痂下面便是大地的伤口,   哦,可-怕!      我们把鲜花捧在胸口,依旧是默然相对,一言不发;   旷野静悄悄,静悄悄,四周的杨树也禁绝了喧哗;   难道万物都一齐哑了?    哦,可-怕!      原来杨树被割断了喉管,只能直挺挺地站着,象她;   那么,你们就这样地站着吧,直等有了满意的回答!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哦,可-怕!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情形又怎样呢?这真可用“可-怕”两字来形容。正如一些学者悲愤地说:张志新与秋谨同为反抗专制的杰出女性。可是与年轻的朋友说起来,许多人知道就义已一个世纪的秋谨,而对殉难不过三十多年的张志新却茫然无知。      张志新的被忽略,或许可视为“正史”的尴尬。      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毋庸讳言,张志新并非严格意义的“思想家”。认识她的人都说,她身上散发着一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她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张家三姐妹很小就学会弹奏乐器,在天津颇有名气。张志新生前最喜欢的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可是,在那个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或诱惑,几乎全部的职业“思想家”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这个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而即使现在,不少“思想家”由于各种原因也不准备对文革以及其它各种政治运动的死难者、受害者进行深入的研究——或者有研究也难以公开发表。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当然,还是有许多人记得张志新这位烈士的。笔者在网上就阅读到一篇〈张志新网墓志铭〉,撰者自称为“祭园守园人”,时间为“张志新第三十二个祭日前夕重刻于网墓”,标题为〈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这里,且择录这篇〈墓志铭〉的一些片断,人们对张志新的无限敬仰之情洋溢其中:      沈阳的空冢中除了您的丝巾、发夹,有否一段琴弦?早春的音符,是否正在料峭的松花江中解冻?今夜,林林和彤彤又辗转在怎样的历史悲音中? 明天,辽淼的白山黑水五岳湖海之间,会有键弦之鸣、心弦之颤,协奏起您最喜欢听、最喜欢拉的包隆贝斯库的《叙事曲》中最忧伤凄美的那一段吗?      三十二年——整整三十二年了啊!最忧伤凄美的那一段!我们民族宏大苦难《叙事曲》最撼天动地的那一节!      面对静雅柔弱的您,面对着七年来在此面对过您的278000颗心,面对只有用心、只有在虚拟中才能点燃的洁白的思念、殷红的祈祝和摇曳着蓝色旋律的烛光,最是我知道:      每一次点击,   都是心的触摸,   --触摸您悲怆的音符。   每一份祭奠   都在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   --擦亮我们民族宏大苦难《叙事曲》的最强音!   是的,法西斯割断了您的喉,怎能割断您的琴声?!   鸣心铮骨,激越高亢,四弦裂帛,撼遏行云:这是民族低谷期思想的最强音,这是所有浩劫中喑哑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之凸现道义缺失灵魂苍白的正气之歌!   正是您的胆见悲歌,正是您思想和生命的震颤,摇撼也见证着一个盲从时代麻木民族的渐次苏醒,又让一段历史伴随一种舒缓、一种温馨、一种期待,在千百万走出梦魇的心灵中凝结成永恒的记忆,也由此凝入历史的永恒--不是正史,却因此更属于历史的永恒!   白花与烛光,祭酒与献歌,心语与祈祝:这些,都是也仅仅只是记住的证明。而几乎所有的祭奠者都深深知道:触摸您悲怆的音符的不是这些--是一颗颗心;而比触摸更能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的--   是心灵,从您悲怆的音符的千百万次出发--向体制文明挺进!   是千百万心弦的铮鸣与协奏,和着您爱的旋律!   

北斗 | <摇光>致所有因诗意而死的无用之人

在饥饿,疲劳和孤独的状态下写出的诗句最最真诚,鲁迅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诗人皮包骨头,双眼布满血丝,胃里是盐水煮白菜,饿,可是又饿不死,累,可是又睡不着,孤独,无比的孤独,他想问为什么,可四周只有白的刺眼的墙,这时候诗人出现幻觉,写下一首诗。“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那些从死者,骨头里伸出的树叶,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这些语句无比纯净,高傲,敏感,惊心动魄。     致所有因诗意而死的无用之人   文/朱小福(Imperial College London)     1. 念中学的时候,每天上午的时间用来思考中午饭吃什么,下午的时间则一分为二,一半用来打盹,一半用来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以后要做什么。 我所在的中学,食堂菜色丰富,大师傅亦算和蔼。初中每天上午四节课,第一节课决定是去大食堂吃白饭加炒菜的套餐,还是去小食堂吃面和其它杂食,第二节决定套餐是要鸡肉还是番茄炒蛋,吃牛肉面还是炒面,第三节课决定吃完了饭是喝酸奶还是吃一个雪糕,第四节课决定酸奶和雪糕的口味。高中转学,每天中午去学校对面的粤菜馆,思考过程更为繁琐,略过不提。 中午饭之后的时间用来听音乐。标准的学生课桌,抽屉很大,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CD,听完一张,差不多就到下午上课的时间了。下午的课多半乏味,地理,历史,不过总比上午的数理化好那么一点儿。数十个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期的肉体挤在一件教室里,空气热哄哄的,漂杂着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我趴在桌上看四周的同学,有人发短讯聊天,有人看武侠小说,有人趁老师回过身写板书的时候,赶紧把藏在抽屉里面的小杯的泡面捧出来喝一口汤,吸溜着鼻涕把泡面再塞回抽屉里。 要我说,这种猪一般的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     写杂剧的贾仲明说,“饱暖生淫欲。” 淫欲其实很好满足。对我来说,饱暖之后,比淫欲更可怕的是关于“我以后要做什么”的没完没了的思考。 高中应该选哪些课——大学要学什么——以后要做什么——我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如何才算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价值能否反应我的存在——我的存在是偶然还是必然——我是否在其它的平行宇宙中存在——我在其它宇宙中的选择是什么——宇宙的本源。 每个思考人生的人都是神经病。 化学老师撺掇我去学医。我觉得学医挺好,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积阴德,下辈子投胎还生在富贵人家。什么时代都少不了医生,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谁能长生不老,一辈子健康?随便什么地方长点脓肿肉芽,都得求我治,我把该切的一刀切了,剩下的杂碎缝缝补补,你能不给我钱? 生物老师建议我去学遗传。我觉得学遗传挺好,人都不是人,人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行为都有其生物学意义,小孩子为什么怕黑?怕黑暗中的未知威胁,怕威胁带来死亡,怕个体的死亡不断累积造成物种的灭绝。遗传的力量很伟大,张三的儿子像张三,李四的儿子像李四,王二麻子的儿子不像王二麻子,坏了,王二麻子的老婆不是好人。 物理老师不太爱搭理我,我中学几年物理就没及格过,学到高二串并联电路分不清,学什么都不会学物理。 语文老师是个老头子,相貌不俗,伊常穿一件黑色羊毛大衣,长可过膝,头戴礼帽,脚上是黑色漆皮的balmoral lacing牛津鞋,还要一条大红色的开司米围巾作为亮眼搭配,极有海派风情。伊喜欢读我的作文,还问我作文的技巧。作文要什么技巧?识得三五千个汉字,读过几本闲书,平时是个话痨,谁都会作文。 决定文理科分班的时限快要到了。当时老头子已经退休,穿着伊的黑大衣,及其傲慢的在学校里走了几圈,遇见我,问我要学什么。我愁眉苦脸,我什么都不想学,委实不知道要选择什么。 老头子压了压礼帽檐,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写诗?” 说实话,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文科班有写诗这门课吗?” 老头子又说,“你应该是个诗人。” 说完伊就走了。 那次之后,老头子在学校里就鲜有露面。伊退休之后在家里闲着无聊,曾经到学校来无偿的给初中学生讲宋词,自己写讲义自己印,讲了一学期,应者寥寥,教学大纲里说了不考的宋词谁稀罕听,周敦颐比周杰伦酷吗?方岳比方文山帅吗?伊遂罢了手,似乎不久就到美国养老去了。     直到如今,好几年过去了,我每每想到伊彼时彼地那句“你为什么不去写诗?”就难以入眠,推枕绕室辗转反侧。我不知道是伊当时就看准了我爱和自己较劲儿的神经病气质,还是伊干脆就觉得我这辈子只配做写诗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事。 倘若时光能够倒流,我当时应该会一把揪住伊的大衣领子,“说清楚啊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就应该是个诗人啊——混——蛋!”   2. “诗人”,开玩笑呢吧? 我读现代诗的起源,其实是读中国近当代史的副作用。 中学里的官配历史书都是三从四德女儿经培育出来的良家妇女,中国近当代史更是其中之最。初看伊,羞羞答答,什么话都是说一半儿留一半儿,掀开了盖头再看,一张寡淡的清水脸,放在人堆里怎么也显不出来,处久了就觉得乏味,教条框架太多,若是要求伊加点猛料,伊义正词严,“此乃青楼娼妓轻佻放浪之行,恕妾不可为。”等到过几年再看看伊,原来这婚姻从头到尾都是幻觉,您有一句真话没有? 我受不了这个,家花不如野花香。我看到教科书上讲了开头,就得去故纸堆里找它不同版本的经过和结尾,正史野史,名人八卦,我在历史课上把这些大毒草夹在教科书里,看得津津有味。 文革的史料我看的最多,开始时我抱着端正的学习态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从各个角度剖析红色狂潮,解放思想廓清历史以史为鉴以求进步,后来我发现这么着不行,越看越糊涂。于是军事和经济就不看了,再过一会儿政治也不看了,只看文化,可是文化没什么好看的啊,主流文化只有八个样板戏,地下文学有手抄本和诗,手抄本就是黄赌毒大毒草,除了反特就是情爱,光《一双绣花鞋》我就看过三个版本,看来看去都差不多,女特务奶大腰细,男特务蛊惑青春少女,想炸的都没炸成,该死的全死了,忠诚的人民卫士万岁。 这么算下来,能读的只有诗。 文革时期的主流诗歌和太平天国时期差不多,洪秀全写的《天父诗》最好读,“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文革时候的革命小将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水平,“红小兵,反潮流,写出诗歌千万首,首首诗歌如排炮,炮声隆隆轰鬼头。”这是比较好听的,差一点的还有,其中数《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最有名,此诗气势之豪壮,韵律之铿锵,纵观千古无出其右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朗诵诗需左手叉腰,右手挥舞毛选,双目平视前方,注意诗的韵律和格调,结尾处“滚他妈的蛋”应重复三次,同时屈膝扎侧身马步,以壮声势。 十年动乱促使地下诗歌在这其间蓬勃发展,文革初期的诗人多为风头正劲的高校中的红卫兵,他们创办诗社,油印报刊,通过诗歌宣传政治主张,后来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文艺青年”遭到了残酷的惩罚,死伤无数,受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潮流影响,充满哲学思想的诗潮也逐渐消弭。文革后期的诗人主要是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理想和现实的严重脱节造就了几十万人格分裂者,分布在云南,新疆,内蒙,东北,以及许多条件恶劣的边陲之地。他们白天坚信自己可以创造历史,晚上却在肮脏简陋的住所里用他们唯一擅长的无用之技排遣心中的彷徨苦闷和强烈的幻灭感。     在饥饿,疲劳和孤独的状态下写出的诗句最最真诚,鲁迅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诗人皮包骨头,双眼布满血丝,胃里是盐水煮白菜,饿,可是又饿不死,累,可是又睡不着,孤独,无比的孤独,他想问为什么,可四周只有白的刺眼的墙,这时候诗人出现幻觉,写下一首诗。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 “那些从死者,骨头里伸出的树叶,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 这些语句无比纯净,高傲,敏感,惊心动魄。 可是这些语句有什么用呢?在混沌的年代里,诗意不能长出橡胶树,诗意不能养出猪,诗意仿佛阴险的杀机,不但不能让营养不良的精神变的强壮,还会让本来就虚弱的灵魂死的更快些。   3. “也许他会冻死在寒冰,我望着迷蒙的雾,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只死去的大雁。他是那样的年轻,他死了,但流露着使人难忘的,笑痕。” 郭世英的《大雁》是他流传在世的有限作品中最漂亮最鲜活的一首诗。诗人是郭沫若之子,著名的北京文艺青年,文革时最先被镇压的两个“成形的资产阶级文艺组织”之一“X社”的创始人,另一个“成形组织”则是张仃之子张郎郎创建的“太阳纵社”,当时徘徊在这两个诗社周围的有北岛,食指,芒克,这些后来的著名诗人当时尚属思想萌芽期。这两个地下诗社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即被镇压,张郎郎被全国通缉,携女朋友私奔不成,被抓回来坐牢,狱友是遇罗克,遇罗克在1970年被枪毙,张郎郎运气好些,坐了十年的死囚牢,最终死里逃生。郭世英被捕之后被送去劳动改造,受了四年折磨,形式愈发严峻,隔离审查,严刑拷问,最终坠楼而亡,身上还绑着一把椅子,据说景象甚惨。郭世英的死因至今没有定论,是他杀还是自杀成了谜案。 总之年轻的诗人就这么死了,死的毫无价值。 当时与郭世英有交往的人零零散散的也写了不少回忆录,前些年逐渐浮出水面,但郭世英的形象始终有点模糊。大约因为但凡回忆亡人,口吻总是温柔,溢美之词甚多,反而失掉了其人的本来面目。牟敦白称其言必称“个性解放”,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周国平称其“极其真诚”,但也有传言称其早期“又红又专”。关于“X事件”的各种传闻也越来越扑朔迷离,但近几年却少有人提及,亲身经历文革的人逐渐年老,伤痕文学也已成了过时的产物,前几日在网路上看到有人撰文,呼吁人们停止追究“X事件”,让诗人rest in peace。 想来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死虽然蹊跷,虽然毫无价值,但终归还是悲壮的。一个因诗意而死的“苦闷的象征”,如今沦为各方茶余饭后的口舌谈资,甚至被拿来比对其父辈的种种,而那些置他于死地的诗,却没有人再读,这多多少少有些不堪。 大浪淘沙,时间过了几十年,今时今日许多灵魂依然苦闷,终究不愿意再为诗意牺牲。 有一天,闲来无事,看《我爱我家》,十几年前的北京味儿十足的情景戏剧,比现在的无厘头要有趣的多。其中有一集是说全家老少一起阻止小女儿师生恋,说班主任老师不是好人,是反动分子,“曾经贴过‘打倒江青’的大字报”,小女儿听了不忧反喜,“您太了不起了!您和张志新遇罗克他们是一样的人!”我听到这句台词,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些一直被视为禁忌话题的动乱中的牺牲者,也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称作英雄,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台词。     遇罗克是因言获罪的典型例子,他有普罗米修斯的心态,想作为牺牲的先例。他在文革之后的全民自我反思过程中被迅速的神化,成为一个时代的烈士,说到底他其实是个只信奉马列思想的教条主义者。可是他代表千百万被压抑的人发出反抗的声音,这是需要勇气的行为。《出身论》拿到现在,叫我们这辈人读,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他的思想已经被遗弃了。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否,他们始终是有信仰并且愿意为之付出性命的人,是一个时代的先锋和极少数派,因此他们就不应该被历史剔除出去。而十几年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又逐渐成为了隐秘的话题,被人有意无意的忘却。 好在还有人一直在我们耳边说,时代是在进步的。 在网路上看到了张郎郎的回忆,“在大的政治动乱中,个人就是牺牲品。你最好当一个旁观者,或者当一个记录者,那比牺牲更有意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白鼠,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 1970年,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了遇罗克的万人审判,“现行反革命”,“死刑”。 “啪”,又一个因诗意而死的人。 当时的目击者北岛为此写了一首诗。 “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4. 还是说诗人。 我觉得比较有偶像潜质的诗人是安东尼奥·波契亚,提到他的时候可以顺便卖弄一下因自杀早逝的意大利女诗人安东妮亚·波齐那,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说比较像绕口令。 时代变了,写诗写到被枪毙的情形大约不会再有,但是诗还是能要人命。 关于波契亚的介绍通常只有一句话,“阿根廷诗人,用一生的时间写了一首诗,《遗忘的声音》。” “用一生的时间写了一首诗!” 简直是“孤独致死”的代名词。 他的唯一的诗,没有形式,没有技巧,写完了之后一一标上编号。 “对于死去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与最遥远的星辰没有什么两样。” “我看不见泪河,是因为缺少我的一滴泪。” 太文艺了!太文艺了! 我在夜里读他的诗,被感动的热泪盈眶,恨不得要去街上狂奔。 这才是写诗的最高境界,所有八卦,所有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所有与政治和时代背景有关的猜测都是庸俗透顶! 我出生了,我写诗,我死了。诗人留给这世界的任何踪迹都不可寻,除了这唯一的一首诗,仿佛从天而降。 诗是无用的,就让它无用到底! 前日看了一篇妙文,《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是上海女作家毛尖回忆八十年代的姑娘们供养诗人的风潮。文中提及马原,格非等等一票先锋文学青年,亮点甚多。文章最终的点题段落老调重弹,还是感慨“岁月神偷”,“青春不再”。但是本着“隔锅饭香”这个基本理论思想及其演化学说“别人的青春永远比我的有趣”,这篇小短文还是让我看的甚是眼馋,在图书馆里发出不雅观的啧啧称赞之声,艳羡之情溢于言表,毫无骨气,恨不能立刻拉一个诗人来养着。举目四望,满眼净是不知诗为何物的工科男,仰天长叹,“工科者鄙!” 我觉得我读理工科是个错误。不过大多数人的前半生都浪费在错误的事情上。我期望我晚年时能够闭门免谈世事,在杭州小孤山附近找个老房子住下,从此不问苍生问鬼神,把脑子里面记载着的“有用”的知识统统忘记,做一个在智商上毫无优越感的人。 烧死布鲁诺,烧得好! 磕红丸,一天三颗! 炼丹修禅,打卦扶乩,问籤求谶,正经事! 等到那时,我每天想着无用的事,说不定能写出几句诗,不过是做不了诗人的。其一,作为诗人,我前半生污点太多,我读过理工科,亲历过数次暴乱,竟然没有去掺合一下;其二,我是绝不会因诗意而死的,反革命言论不写就不写吧,“孤独”的心境时常有,靠暴饮暴食排遣足矣,写诗赚不来酒钱,只能抖擞精神腆着一张老脸出山,“作文辅导老师侬要勿啦?数理化也能教!” 我又再次想起了老头子的那句话,“你应该是个诗人。” 终于等到了高中文理分班,我左思右想,虽然以后的日子应该衣食无虞,但还是想学个所谓一技之长,用俗世的标尺来衡量我的人生价值,事一事权贵,为五斗米折一折腰。于是乎怀着阴微的心情进了理科班,上午依旧思考中午饭吃什么,下午依旧打盹,依旧思考人生。第一次物理测验的结果出来,我一看,从分班之前的全班倒数第十变成了分班之后的理科班倒数第一。抬头瞧一瞧物理老师,伊真可怜,学识满腹,却要为了五斗米打发我这种学生。遂不再想,趴下便睡。 熬到毕业,上了一个因为理工科闻名的大学,写论文,做实验,坚信科学能拯救世界。有一天,我去找我的导师讨论伊新发表的一篇论文,该论文的数学模拟部分做的颠三倒四,我基本没看懂,伊说伊也没懂,我满心疑惑,“没用的模拟你放这儿干什么?”伊诡秘的一笑,“这个模拟做出来的图放在论文上好看。” 我想,就在那天我的“科学拯救世界”理论被碾的粉粉碎。 上到高年级,对科研成果里的水分见怪不怪,“这是被广泛认可的理论”等同于“我找不到参考文献”,“以三个菌种样本为例”等同于“其它的菌种都被污染了”,对论文中的语言偷梁换柱成了一个技术活儿。 认识了一个和我选了同一门课的黑人兄弟,伊实验报告分数极低,在实验室外面闷闷的抽烟。我看了伊的报告,伊真是个老实孩子,有一部分实验数据的误差比样本本身还大,伊也敢往报告上写。我教育伊说这报告不是这么个写法,伊那张大黑脸绷的笔直,“绝不在科学中弄虚作假”,我担心伊这么弄下去连毕业都有风险,伊说伊不在乎,伊真心的热爱科学,伊愿意一辈子泡实验室,哪怕研究出来的东西没有价值。 我的天,原来我错了。 理工科学校里也有这般愿意为“科学的诗意”而死的无用之人!     (采编:何凌昊;责编:尹桑)     您可能也喜欢: <妇女节特稿>婆媳之争:中国女权史的一条线索 <天权>卢瑟,伦敦和《金瓶梅》 <摇光>责任的来源 本期主题: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评长春马六事件 无觅

猛禽 | [一周八卦]201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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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 | 我的大学

2012年03月15日 18:35:40   我的大学                    (按:早上读到一条为人民大学在高校排名鸣不平的围脖:高校排名对于人大很不公平,大多评价主要侧重各项指标的总量,而忽视了许多高校是因为大量合并,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其实,人大许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回说:干吗计较这种玩意儿呢?若爱人大,在校当老师的,立身正己,教书育人 ,关心社会;离校工作的,以职业精神专业水准服务好从事的职业,关心家人, 关心社会,才能为自己也为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赢得尊严。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长文,《我的大学》,重新贴出来,重温那个年代,大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的大学       朱学东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得闲翻看当年制作粗糙的大学毕业纪念册,同学们那些神态各异的黑白照片,那些毕业题写的留言,或豪言壮语,或旁征博引,或感性直陈,或真情流露,或幽默诙谐,甚至那些插科打诨,一一读来,怎无万千感慨!     不经意间,大学毕业已经20年。     当今天的我,回首望去,来路上依然混沌模糊。但仔细翻检过去每一个路口的选择,以及经过的路石,还是会发现记忆中那些斑驳的痕迹,甚至那些想刻意忘却的物事,竟也忽然鲜活起来,潮水般涌现在眼前心头,原本干涸麻木的心,动了起来,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人老多情。萧伯纳说:"回忆往事使人非常愉快地感到衰老和悲哀。"     果真。          *****************************************************************************          前传          我的大学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曾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     2007年,我还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特意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了人大70年校庆,并因感慨而写了篇《两所大学的70年》(西南联大和人大),产生了一个有关爱国者的命运的选题。而前些日子,我和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师妹,现在是京城名记,还专门聊起了仙逝不久的人大前辈学长,林希翎女士,唏嘘感慨,也引以为豪。     不过,1985年,我报考人民大学的过程,还颇有些戏剧性。     我对人民大学最早的认识,来自于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胡秋原。     我出身在一个生活清苦的普通农民家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江苏苏南地区一个农村中学度过的。     这个中学叫前黄中学,当年坐落在我故乡的一个镇上,在我的故乡大大有名,是乡里先贤毁庙兴学而来,今年建校已70周年。     受母校委托,今年我特别敦请我的大学母校校长纪宝成先生,为我的中学母校题字,纪校长以"立德树人,桃李芬芳"寄语我的中学母校,很是妥帖。     胡秋原老师19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如何回到老家的中学当地理老师,我并不清楚。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也错过了了解的机会。不过,从胡老师那里,我得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最初的启蒙。     高中一年级时,前黄中学调来了一位教导主任,兼政治老师,叫李培森。李培森先生出身苏州望族,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辗转做了中学老师,从此一直到退休。可以说,李培森先生是我最后决定报考人民大学的最大的引导者。     我在前黄中学文科班的最后时光,应该说成绩还算不错。当时我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在全校高考填报志愿动员大会之前,让我考虑,由学校推荐报考南京大学(可加分20分),或者免试上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因为家境贫寒,管老师动员我报考南大。但会议一结束,我跟管老师说,我自己考。然后,自己填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所以填哲学系,就是李培森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时,介绍过吉林大学哲学系有位鼎鼎大名的高清海老师。不过,家里人对吉林一无所知,父亲连夜赶到中学,找管老师,请他阻止我报考吉林大学。管老师后来劝我,不报南大也罢了,报北大也行,我们村的一位老乡,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那时候,自己年少幼稚,总想尽快离开熟人的世界,到一个陌生的天空去扑腾,不想进南大和北大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最后,我填报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无他,除了李培森先生一直以来对人大的鼎力推许外,就是因为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招生简章上排在第一位。按当年我高考的成绩,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可以(当然,我们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志愿的)。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多少回,当我重读或者默念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时,都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感慨万千。     虽然,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说男怕入错行,自己是入错了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人民大学哲学系。     相反,感谢人民大学哲学系,它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候,颠覆了我旧有的世界,给了我自己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她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途中的选择,与众不同,却依然那么坦然无悔。     因为,人大这四年,那是我们真正的成人礼,思想上的成人礼。它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          正传     引路者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          1985-1989年,人民大学和北京,给与我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就是一缕引领我走向未来新世界的光,但它不是耶和华给的,而是这个时代给予的。虽然期间也伴随着巨大的创痛。          (一)师长们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混沌中开始的。     人民大学哲学系1985级,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我们班30多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江苏的,自然只有我一个。我所在的宿舍,8个同学,北京同学1个,来自顺义,广西2个,一个壮族一个瑶族,(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湖北1个,四川1个,江西1个,河南1个。两位读理科的,是广西瑶族和江西的同学。宿舍里按年龄,我排老三(事实上应该是老四,这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才知道的)。     初到北京,在班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结结巴巴,闹得满头大汗。虽然考语文拼音我可以考得很好。而晚上在学二楼下的紫藤园中纳凉,遇上谈恋爱的学长学姐们,害羞躲开的,是我们!我甚至不知道,老家喂猪的玉米糊,如此好吃,而北京的馒头,竟然是没有馅的--我一开始还懵懂地以为,学长学姐们买菜就着馒头吃,真够奢侈的!     更不用说其他了。     这就是我对世界的了解。     当时我的认知,基本来自于课本和亲友老师的言传身教,但他们为我勾勒的这个世界,与我面临的现实世界,距离竟然如此之遥远。     打开新世界光的,首先是哲学系的课程设计和老师。     因为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所以一些课程设计其实还在尝试中。     在中学时代,我最怕的就是物理,没想到,上了大学,竟然又重新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了,心里的抗拒可想而之。结果第一学期的时候,这两门差点都挂了,其中一门,忘了是数学还是物理了,连续两个学期,都参加了补考。     不过,读哲学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课程杂。除了诸如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美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等哲学系的基本课程外,当时的老师把集体到雍和宫等参观、看录像等,作为课程内容。同时,自由阅读更是学哲学的人的机会。那个年代,正是读书的好时光,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当年在雍和宫为我们班集体作介绍的先生的名字,但我对当年雍和宫之行印象深刻,那位先生讲得生动有趣,这是一次真正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的巡游,而不是在枯燥的教室里和书本上的那些生涩难记的概念。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可惜,后来这样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少了。     组织看的录像,最初影像最深的政论片,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虽然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谈中国军队的成长的,但为之配音的张家声先生,从此却刻记在我的脑海里。美学课组织看的,有港台片,比如《搭错车》;有欧美片,比如《飘》、《音乐之声》等。现在的学生们,要接触到这些,实在太方便了,但在过去,这些于我而言,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年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更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肖前、罗国杰、李秀林、陈先达、苗力田、张立文、方克立等,都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大师,虽然我们于他们跟前耳提面命的机会很少,但我们都读过他们的书,其中一些人,也会跟我们见面座谈。而肖明(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刘大椿(科学哲学)、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刑东风(中国哲学史)、李秋零(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马俊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燕(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李德顺(价值论)、郑杭生(社会学)、丁子霖(美学)、张兆梅(形式逻辑)、许启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毕业我差点到伦理所工作)、王旭晓(美学)、董永俊(马列主义原著选读)、索爱群(我曾帮着抄过书稿,挣些零花钱),以及那些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老师们,都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给予过我指导。现在北大哲学系的陈波老师(逻辑学),我印象极其深刻地是,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带我们去吉安做社会调查,嗓门比我大很多,还老批评我讨论问题说话声音太大--不过,那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此外,1980年代的人大哲学系,当时的博士们也是群星璀璨,李忠尚(德国博士)、远志明(《河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欧阳康、郭湛、单少杰、陈志良、陈宣良等。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这些后进很多鼓励和指导。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我同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89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对我们说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后,学生们可能会为学校管理和治安或者伙食上街,但再也不会有这样政治性学生运动了。"          (二)思想者          "我要特别感谢那四年,那是构建我基本价值体系的四年,我个人世界观中,关于平等正义自由法治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充盈心中",在学校组织的返校筹备活动时,我对请来的一位央视导演说,"那个年代,我们吸纳的这种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基本理念,虽然很多也是经过二传的,未必是原意,但当时我们是以理想主义者怀抱改造国家社会的心态,来吸收这样新鲜的养分的,这与后来某些机会主义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些理念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后来无论我在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引领我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后来的生活,更多只是校正和丰富这样的认知。"     这是真的。     当年,李洪林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册子,叫《四种主义在中国》,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地现状。不过,我的大学时代,现代国家和公民权利的理念,真在成为知识界传播的新贵。如今成为显学的新儒家,当时在国内还不是主流。     在我的记忆和认识中,那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确切地说,应该是现代国家公民理念传播的又一次开始--走向高潮并迅速凋零地时代,我们之后不久,物质主义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理想主义和田园牧歌般的旧式情怀,清扫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挽歌都没来得及谱。不过,吊诡的是,有关现代国家和公民的理念,却从此从学识的小圈子扩展开,真正在更广大的民众中扎根发芽了。     1985-1989,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有壮美的青春。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充盈于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心中。     讲座。雷祯孝先生关于人才和人的价值以及对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论螺丝丁论的批判,王若水先生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等等,于我而言,振聋发聩。     当年,人民大学800人教室的讲座,可谓往来无白丁,在北京高校赫赫有名。不仅是800人教室,那时,我们追逐于海报栏中各种讲座信息。讲座,那是我们在课本之外,理解世界的又一个窗口。我丝毫不怀疑,在其他地方,这种机会要少得多。     电视片。电视片对我影响很大的,除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河殇》。那真是一部让人省思的片子。虽然今天来看,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但在那个时代,不破不立,历史可能就需要这一过程。     导师们。那是一个盛产导师的时代。除了印在书本上作古了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有很多当时国内有名的思想家思考者。     还能回想起来的有,李泽厚(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家)、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雷桢孝、刘宾雁、苏晓康(河殇)、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诗化哲学)、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庞朴(文化的民族性欲时代性)、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何新(诸神的起源)、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萧功秦、周国平、俞吾金……     书报刊。那是一个火红的出版年代,感谢那些出版工作者,那些承载时代思潮的书报刊,成为我们追逐的对象。到北京上学后,我省吃俭用,或订阅,或零购,《读书》、《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停刊)、《书林》(已停刊)、《武林》或《中华武术》,等等。     如今,我还会偶尔翻阅一下《读书》和《新华文摘》,而当年积攥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印刷学院搬家后不知踪影,《读书》和《书林》,则封存在我东直门外已经出租的房子壁柜里。     除了报刊,更多地是图书,影响最大的第一本读的外国人写的颠覆中学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理想的价值》(内部资料,遗憾的是作者忘了)。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颠覆性的作品,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看不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看看当年我省吃俭用至今还留在书架上财富(主要是来自海外的思想财富)吧:     思想录、忏悔录(奥古斯汀,卢梭)、社会契约论、遗书、小逻辑、培根论说文集、第一哲学沉思集、自然哲学、精神分析引论、西方哲学史(罗素)、随笔(蒙田)、历史主义的贫困、弗洛伊德的使命、存在哲学、存在与虚无、西西弗的神话、福泽谕吉、哲学人类学、文化模式、从混沌到有序,熵,二十世纪哲学、单向度的人、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哲学中的变革、生命的悲剧意识、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自卑与超越、救亡与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西方的没落、人生的智慧、古代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马恩选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资本论、理性化及其限制、论有学识的无知、结构主义、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现代西方社会学、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反右运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快乐的科学、生活与情绪、情爱论、不断革命论、幻想与现实……     很难想像,还会有这样的场景,萨特、波伏娃、加缪、马克斯o韦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尼采、叔本华、卢梭、帕斯卡尔、奥古斯汀……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些生涩难啃的著作,竟然能成为当年大学生,无论文理科,谈话流行的主题!     这样的时代,只有理想主义的时代才会出现,现在,它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除了这些,图书馆是我们更大的选择。除了那些西方学术名著,国内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鲁迅、钱穆、侯外庐、冯友兰等国内思想家学者的一些作品,也开始走入我们阅读的空间。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时代。除了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我更多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看了大量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基本不看电影了)。     除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国内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柯云路的《新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影响最大,也于我影响很大),和古代笔记小说外,大量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著名小说,大多是在大学时代完成阅读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既是武侠小说迷,也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迷,还有印度的泰戈尔。而德国人施笃姆的《茵梦湖》,夜深人静回味起来,至今让我扼腕叹息。更不用说伟大的莎士比亚了。     不仅是那些国家的小说迷,我还是哪些国家的影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办公室的故事、合法婚姻、秋天的马拉松、这里黎明静悄悄、机组乘务员、两个人的车站、德黑兰1943、老枪、最后一班地铁、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寅次郎的故事、片岗刑警、爱情故事、音乐之声、飘、北非谍影,还有更多无法一一列举的片名。     除了小说电影,还有诗歌。诗歌是我上大学个人阅读的一个重点。中国古代的诗词自不用说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惠特曼、爱默生、裴多菲、戴望舒、穆木天、徐志摩、北岛、舒婷、顾城、里尔克、聂鲁达、波德莱尔、纪伯伦、蒙塔莱、彼特拉克、雪莱、济慈、白朗宁夫人……     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解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却相对较容易被漏过的利器。崔健、张明敏、侯德健、苏芮、齐秦、费翔、郭峰,等等。诸多港台歌星开始渗透,竟然是进一个红一个。     当然,还有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歌曲,虽有语言隔海,却也传唱至今。卡朋特、里奇、约翰丹佛……          (三)不该遗漏的导师们          19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传播达到了高峰。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新权威主义一度成功地实现了政学合流,在政界被推崇。当时其代表人物有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王逸舟等。     不过,新权威主义当时即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狙击。后来王沪宁和萧功秦尤其是前者颇有隐身沪上之意。不过,没有想到的是,89之后原来身居要津的吴稼祥即遭厄难,王沪宁却步入了真正的核心圈。当年学术同袍,如今在政治上分际明显,令人扼腕的,也不过如此。     今年在吴稼祥老师博客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引用春上村树的演讲,说胡在墙和蛋之间,明知粉碎自己,也选择了站在蛋一边,读后让我感佩于心。我原本想约请吴老师开专栏,吴老师原也答应,但形格势禁,终究未能成为现实。     新儒家那个时候虽未像今天似的成为显学,但那时已蠢蠢欲动。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的作品也开始在国内出版发行不少。     不该忘记的还有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两本书当年颇受欢迎。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甫一发行,顿时洛阳纸贵。     科尔内和《短缺经济学》。今天物质生活丰盈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了,也难以明了短缺经济学何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学引进的主流。     当然,还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戈尔巴乔夫与《新思维》。改革需要新思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新政,最终带来了传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     还有胡绩伟,还有那些去国离乡叶落无望归根者方励之夫妇、万润南、陈一谘等等。     ……          我的女儿朱佩玮,不到6岁时,还不认识字,但不知因何拿到了我书架上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吵着她妈妈给她读,如今就快读完了。我曾经很担心,这个年纪读这样的书,对她的成长有何意义。后来我突然明白,这个时候她要读,就让她读吧。也好,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感伤的残酷的场面,以及闪耀的爱可以战胜奴役的内涵,也许会因此而埋藏着她心灵深处。在一个浮躁而残酷竞争的现实世界里,读书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小说,更何况是老小说。也许她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了。     海绵。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纳各种社会思潮,不管有无营养。但它们却在我自身学养和人格的健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     很难想像,现在的大学生,还能够和我们当年一样,沉下心来,不带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心态,去阅读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努力实现与他们在心灵上的沟通交汇,并追随于那些伟大的灵魂。          ******************************************************************************          外传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帕斯卡尔          "我们这一代,是理想主义终结的一代。"也是在返校20年筹备会上,同学们对这个有着共识。     是的,89年消散的,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公民启蒙思潮的高峰,还有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凝聚的对国家命运的共识。改变的,除了朝野关系,更有我们自身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85级新生开学典礼。后来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开学典礼。     新任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王震同志,以及众多位高权重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花了很长时间,播报人大85级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和李鹏副总理在800人大教室,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未来寄予了厚望。在800人大教室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王震等一干老同志端坐其后。     尤记得,当时袁校长说,四年之后,希望我们在这里再次开会,欢送你们这些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     但是,四年之后,我们是在悄无声息,甚至是在社会上充满了怀疑的眼神中,告别了人民大学,到新的岗位后,迅速下基层劳动锻炼。我到了北京翠微路的总后3209厂锻炼了半年。这是个印刷厂,当时印刷的最有名的杂志,是海外文摘。我在这里学会了上纸、打包、推纸筒。     1985-1989年,北京曾发生多起学生上街事件,有因治安案件引发的(当时北大学生经过人大时,天刚下过雪,我正在楼道里看电视播放的《两个人的车站》),也有因政治而发生的--人大也有这个传统,刚恢复高考不久,人大的师生就为文革期间被占的校舍问题,和二炮闹个不断--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再也见不到--新闻系一位同届同学,曾经和我们大打出手过,毕业那年意外身亡;一位浙江来进修的老师,一直跟着我们上了好几门课--前些日子同学聚会,我说他当时是因为想追我们班的某位女同学--腿部也受了伤,我们班好几个女同学当时还去医院看望他,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那一年春夏之交,人大也是个中心,我在人大校园里,和我师兄聊天时,聊到"哪有抬着毛主席周总理像追求民主的"的话题时,差点遭到工人兄弟的围攻。自此,我对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左右翼的原教旨主义,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当年刘宾雁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人大是出女英雄的地方,不仅有张志新,还有林希翎。”     历史没再让人民大学出女英雄,这也算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吧。     即便强力可以剥夺自由和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即如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这些其实也是正史,但因有不方便处,只能列入外传了。     经历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到了今天,回首过去,其间也有诸多幼稚之举,但无需汗颜,因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两种态度让我一直努力追随。     对过往的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对以往历史需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决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     对过往的学说,我们须如陈寅恪在《冯友兰 (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天的我,对于彻底颠覆历史,把问题都推诿给死人的观点,向有微词;而对于重新兴起的某些街头政治,我最多也只是在道义上抱有"同情之理解"。     时代发生了变化。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          *******************************************************************************          别传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戴望舒                当然,大学的生活并非只有这些正剧。如果全是这样的生活,一旦遇上89年的事,难免崩溃掉,好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它有益地调和了我们所遭遇的考验。     当年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渗入学校,人大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舞会和咖啡馆,就是我们85级的同学搞开的,还有卖书卖其他商品。     我的班长文学国(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们,卖的是一本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什么书;曾经当过我们团委书记的杨靖峰(现在是个农场主),卖的是从潮州带来的香烟和TDK盒带,当年他们都挣了不少钱。     不过这些都没有我,我缺乏商业头脑。当时电脑还不流行,我当时做的,主要就是给老师誊写书稿,一千字一元钱,最多的一次,上课下课都在誊写,一天搞了1万7千字,挣了17元钱,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个大数目了。当然,我故乡乡镇企业发达,当时有人编那些名录,放暑假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我的故乡各乡镇,也搞成了3单,挣了些买书和喝酒的钱。     大学时代,我来自故乡的学长们,对我们这些后进,也是提携帮助有加。82、83、84那些学长们,一拨一拨地成了我们生活的领路人。而到后来,我自己也与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喝酒玩耍。     我大学时代,最大的糗事,就是喝酒。我的同学许小方,大学毕业在我的留言本上戏称:"除了大碗地酒和众多的美妞,你还喜欢什么?每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就大喊大叫,这可不好,得慢慢来。"而忠山兄在填写志趣一栏时,写的是:"喜欢同你喝啤酒,白酒可不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的啤酒也还不行)。留言则是:"青岛五星最好,燕京玉泉也中,如果money不够,来点散装也行--酒囊老弟赠饭袋兄"。今天读来实在忍俊不禁。     当时我在我们宿舍酒量应该是排第二(现在肯定第一了,呵呵),89年临离校,我的舍友肖顺平同学,就是瑶族的同学,不服我的酒量,非要比拼一番,于是买来了通化红葡萄酒,烧鸡和朝鲜凉菜,肖同学把通化红倒在饭碗里,一瓶两碗一下子干掉后,然后,倒下了。不过,肖同学现在酒量大有长进,这两年我去南宁,总会和肖同学切磋一番。     我被逼着跟了一瓶后,看他已倒下,原本想收手,但一大帮同学起哄架秧子,结果被迫又连干了2瓶,6口干掉了3瓶通化红!结果是,我已经爬不上我的铺位了(我住上铺),只能躺在下面沈同学的铺位上,半夜吐得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当时我们住学2楼5层,那个时代晚上停水,半夜起来,什么水都没有,这个难受劲,回想起来,至今不寒而栗。     大学时代,人民大学东门有一个海丰餐馆,就在现在当代商城的位置上,很破败,但那个地方的鱼香肉丝和水饺,绝对地棒,到3、4年级,我们是经常去光顾了。     与师弟师妹们的喝酒,以白酒为主,,至今这个酒局还泰半存活--每年回家,总会与师弟痛饮,而每年师妹从美国回来,也总会一起喝上一口。89年春夏之交,师妹临去之前,壮行酒是我请她喝的。前些日子妹妹从美国回来公干,不到一周,一起喝了两次,分手之时,竟然很伤感,只能短信祝福一路平安生活幸福,嘱咐回家别忘了给我们电话。     当然,也不全是酒。上大学时,我体质不好,早年的哮喘一直缠着我。那个时候,我的体育老师李德印,是太极拳宗师李天骥的后人,而我最早是跟我同学孙双平学太极和站桩的。     孙双平是甘肃庄浪人,我上中学时读过《麦客》,对庄浪很有印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孙早年习武,颇有功力。体育课上,虽然只是重学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但孙还是上了这门,李老师看了他的表演后,夸了句底子不错。可惜,我竟没能坚持下来。     偷白菜。偷白菜可不是开心庄园摩尔庄园中的游戏,而是当年北京大学生冬天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并非我们85级独美。     北方的冬天当时有一街景,就是到处堆放着垒得很高的大白菜。大白菜是当时北方冬天的当家菜。一到冬天,人民大学食堂周围的马路边上,到处堆着白菜。当时大学生活还比较清苦,油水少,冬天夜自修回到宿舍,肚子总是饿得慌,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瞄向了路边的白菜,当然,这也有传承。高年级的同学会告诉新进者,晚上煮白菜不错。     一个宿舍的同学总是轮流去偷,经常会撞上其他偷白菜的人。偷回去后,用水洗干净,电炉子上,清水炖白菜,偶尔也会放点盐或者剩下的方面便面调料,但清水煮最常见。也许是因为当年生活实在不好,这样也算是佳肴了。后来跟朋友们聊起,大家都还津津乐道。     偷木板。大学时候偷的,不仅有白菜,还有木板。     有人会问,偷木板干什么?     其实当时大学宿舍里,流行一种时尚,就是用块木板搁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放些书和杂物,当时那女生宿舍都有这块木板。2米长一点,20公分宽。我们理论系学生书多,更需要这块木板。不过,这块木板并不是学校配的,而是偷的!     现在想来,很难以置信,哪儿来这么多合适的木板给学生偷啊?     当时我们85级同学的木板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毕业班传下来的。有机灵的或认识高年级同学的,早早就定下了,不过,他们的也是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传下来的。     另一个途径就是偷来的。我的就是偷来的。与同学去学校的建筑工地偷来的。工地山工人也许是见多了,看到了也只是喊两声,并无其他动作。扛回宿舍后,擦干净,用报纸糊上,往床架上一放,成了。     恋爱。大学本是恋爱的好时光,不过,我发育晚,别人忙着谈恋爱的时候,我正忙着看小说喝酒呢。不仅是我,我们许多同学也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结果成了无故事的人,实在无趣。现在后悔得很。后来跟同学聊起,说我们这一代错过了美好的时光,损失一定要让下一代夺回来,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有故事。     当然,也就是一乐而已。                    同学之间的情谊,自是山高水长。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     在广州期间,我的那些早已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大学同学,无论是否同班,总是喜欢拉着我一起,熟悉广州的风土人情,让我这个新外乡人,感恩于心。而均伟兄是我苏北老乡,党史系,大学期间我们一起在一个班上英语,他在广东挂职期间,竟能通过在飞机上阅读南风窗,通过这本杂志的版权页,认定是我在做,辗转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找到多年未能联系上的我,绝对算是同学情谊的一段佳话。     四年风云激荡的岁月,在万余字的个人记忆里,难免挂一漏万。自然,也有其他考虑,比如方便不方便。我对于博客里的个人记忆,向来是一气呵成,不愿意打磨检查,所以错别字乃至记忆的疏漏都是常见的,但毕竟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博客里公开的,既考虑了个人立场,也基于遵循时代所允许的呈现方式,记忆自然也会有所选择了。     这也算是一点遗憾吧。     逝者如斯,烟云若尘,悠悠往事,付梓以铭。          2009年10月1日夜,10月2日晨,匆匆于旭日嘉园。           上一篇: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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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周四突击封杀大批微博帐号,按新规定实名注册的帐号也不能幸免,著名博主纷纷告别粉丝,网民怨声沸腾。评论认为这是当局为两会维稳的措施。 拥有3亿注册用户的新浪微博,周四突击封杀了一大批微博帐号。包括拥有众多粉丝的作家博客@夏商和用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昝爱宗。   晚间,被封杀的博主纷纷用其他帐号发博文通知网友并抗议新浪做法。   @夏商利用企业博客发言说:“因本人微博账号被注销。所有内容失踪。与8万新朋旧友也一下子失去联络。临时借用这个企业官方微博。请失去联系的朋友们关注一下。特别是互粉的朋友,请私信我电话和邮箱。请看到该信息的朋友转发周知。谢谢。鞠躬。夏商。”许多网友反映,夏商言论敏感度并不算高,被封原因可能是质疑当代雷锋郭明义。有其他作家在新浪总编辑陈彤的微博上留言抗议新浪做法蛮横,@诗人潘婷说:看着@夏商 老夏的围脖从零到八万粉丝。虽一愤青,但也懂得自律。偶尔打打小广告,却也无伤大雅知道分寸。最关键他是作家,围脖里多少点点滴滴真情实感的原创文字,这些都是他的孩子,你说封就封, 太过了!求转,替所有的作家维权,这是我们的权力和尊严!   有声援陈光诚的博客被封后,网民用新的帐号“@走到哪里是个头”发声:“今天被删号了,越来越多的声音在网络中被活埋,有司(官吏)能像割破张志新的喉咙一样阻止我们这些良民为光诚呐喊,但禁止不了我们对正义的渴望!”   本台记者键入网民投诉被封的多个微博帐号,弹出页面不是显示“访问的帐号异常,无法访问”就是“此帐号不存在”。记者致电新浪微博客服热线询问情况。   对方说,出现帐号异常原因是:“因为目前我们服务器所在地区网络优化调整,只是出现暂时的更新缓慢情况。”   她说,微博显示帐号不存在并非被注销。 “微博一旦注册成功是没有办法进行注销的。该名不存在肯定是他的帐号有异常,这个需要本人拨打我们客服电话可以帮他查询”。   周四被封闭实名注册的帐号的作家昝爱宗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说,自己的微博已经多次被封,也曾多次向新浪投诉,要求恢复帐号、返还博文。 “我曾经申请过几次要求恢复,告诉他登录号之后他说没法恢复、不能恢复。”   他认为,靠法律维权希望不大。 “现在打官司也很难的,因为北京有个刘晓原律师曾经告过新浪和搜狐关闭他的博客,法院好像不立案,不立案是很头痛的事”。   他批评新浪说:“新浪就是一个封杀言论的工具,早不是一个信息平台。”他认为此次的突击封杀微博属于两会前的维稳措施:“它就是个维稳策略,维稳策略就是非常细致,言论控制、新闻控制、对敏感人士的严密的监控。确保他们的政权稳定,当官的继续当官,至于有没有侵犯人权他不管,这个非常糟糕。他不管以后这个社会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乱怎么办,眼前控制住就行。”   有博主提前向网友告别,做好随时被封博的准备。 @民煮豆士说:各位粉丝、朋友,本人在新浪围脖曾经得到了很多的快乐,鉴于最近围脖风云突变,不少友人消声匿迹,本人对新浪的所做所为,除了鄙视之外,没有更多的留恋,经过深思,本人决议做好被删号的最大打算。如果某天不见“民煮豆士”,请不要失望,因为你就是“民煮豆士”。   再有许多博主自动退出新浪微博,以示抗议。有网民说,任意封杀微博,沦陷的不是谁,而是民心、良知、公理和人权。   一位北京的评论人士说,互联网的管制严重影响国家竞争力,政府正在象清朝末期的闭关锁国一样窒息民族的发展。 “互联网、微博这些东西使得信息能够快速交流,使得国家最终整体效率、竞争力最大化,共产党这样做就使得中国跟欧美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上、乃至整个国家社会发展的竞争上大大落后。”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江沛的采访报道。

新浪微博突击封杀大批用户帐号, 为”两会”维稳

        中国网络公司新浪网周四突击封杀大批微博帐号,实名注册的帐号也不能幸免,很多博主纷纷告别粉丝,网民怨声沸腾。有评论认为,这是当局为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维稳的措施。 拥有3亿注册用户的新浪微博,周四突击封杀了一大批微博帐号。包括拥有众多粉丝的作家博客@夏商和用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昝爱宗。 晚间,被封杀的博主纷纷用其他帐号发博文通知网友并抗议新浪做法。 @夏商利用企业博客发言说:“因本人微博账号被注销。所有内容失踪。与8万新朋旧友也一下子失去联络。临时借用这个企业官方微博。请失去联系的朋友们关注一下。特别是互粉的朋友,请私信我电话和邮箱。请看到该信息的朋友转发周知。谢谢。鞠躬。夏商。”许多网友反映,夏商言论敏感度并不算高,被封原因可能是质疑当代雷锋郭明义。有其他作家在新浪总编辑陈彤的微博上留言抗议新浪做法蛮横,@诗人潘婷说:看着@夏商 老夏的围脖从零到八万粉丝。虽一愤青,但也懂得自律。偶尔打打小广告,却也无伤大雅知道分寸。最关键他是作家,围脖里多少点点滴滴真情实感的原创文字,这些都是他的孩子,你说封就封, 太过了!求转,替所有的作家维权,这是我们的权力和尊严! 有声援陈光诚的博客被封后,网民用新的帐号“@走到哪里是个头”发声:“今天被删号了,越来越多的声音在网络中被活埋,有司(官吏)能像割破张志新的喉咙一样阻止我们这些良民为光诚呐喊,但禁止不了我们对正义的渴望!” 本台记者键入网民投诉被封的多个微博帐号,弹出页面不是显示“访问的帐号异常,无法访问”就是“此帐号不存在”。记者致电新浪微博客服热线询问情况。 对方说,出现帐号异常原因是:“因为目前我们服务器所在地区网络优化调整,只是出现暂时的更新缓慢情况。” 她说,微博显示帐号不存在并非被注销。 “微博一旦注册成功是没有办法进行注销的。该名不存在肯定是他的帐号有异常,这个需要本人拨打我们客服电话可以帮他查询”。 周四被封闭实名注册的帐号的作家昝爱宗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说,自己的微博已经多次被封,也曾多次向新浪投诉,要求恢复帐号、返还博文。 “我曾经申请过几次要求恢复,告诉他登录号之后他说没法恢复、不能恢复。” 他认为,靠法律维权希望不大。 “现在打官司也很难的,因为北京有个刘晓原律师曾经告过新浪和搜狐关闭他的博客,法院好像不立案,不立案是很头痛的事”。 他批评新浪说:“新浪就是一个封杀言论的工具,早不是一个信息平台。”他认为此次的突击封杀微博属于两会前的维稳措施:“它就是个维稳策略,维稳策略就是非常细致,言论控制、新闻控制、对敏感人士的严密的监控。确保他们的政权稳定,当官的继续当官,至于有没有侵犯人权他不管,这个非常糟糕。他不管以后这个社会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乱怎么办,眼前控制住就行。” 有博主提前向网友告别,做好随时被封博的准备。 @民煮豆士说:各位粉丝、朋友,本人在新浪围脖曾经得到了很多的快乐,鉴于最近围脖风云突变,不少友人消声匿迹,本人对新浪的所做所为,除了鄙视之外,没有更多的留恋,经过深思,本人决议做好被删号的最大打算。如果某天不见“民煮豆士”,请不要失望,因为你就是“民煮豆士”。 再有许多博主自动退出新浪微博,以示抗议。有网民说,任意封杀微博,沦陷的不是谁,而是民心、良知、公理和人权。 一位北京的评论人士说,互联网的管制严重影响国家竞争力,政府正在象清朝末期的闭关锁国一样窒息民族的发展。 “互联网、微博这些东西使得信息能够快速交流,使得国家最终整体效率、竞争力最大化,共产党这样做就使得中国跟欧美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上、乃至整个国家社会发展的竞争上大大落后。” 以上是 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记者 江沛的采访报道 。

颜昌海:中国“反文革”第一人的结局

刘文辉,一名生长在上海的普通工人,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于1967年3月23日,他成为文革发生后国内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他的被害,是因为他反对文革,不仅称其是一场暴政,是一场祸国殃民、穷兵黩武的大浩劫,而且认定毛泽东残害人民、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在那样的年月,如此犀利的言辞,亦注定了刘文辉的结局。 1937年出生的刘文辉,父亲曾在银行和华东工业局工作。毛泽东建政后,其父亲失业,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年仅16岁的刘文辉被迫辍学,进了沪东造船厂当工人,并成为一个佼佼者。在工作之余,他还自学读夜大。1957年“反右”期间,他因批评领导官僚作风和生活腐败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代初,其右派帽子被摘掉,并被恢复团籍。然而,期间所经历的一切——检查、批斗、孤立、改造、监督已让他开始清醒。 刘文辉通过阅读书籍,了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形势,并为此深深反省,认为以专政牺牲民权、控制言论、剥夺民众自由、践踏民众意志的社会制度不会长久维持下去。他特别推崇苏俄十九世纪伟大作家赫尔岑的自由民主思想,并希望自己可以效仿他走“流亡救国之路”,在国外也办一份揭露独裁专制罪行的报纸。为此,刘文辉努力寻找机会出国,哪怕是偷渡出去。抱着这个目的,1961年,他来到了面临东海的嵊泗船厂工作。他不仅苦练游泳技术,而且偷偷学习航海技能,并坚持收听海外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 因为收听美国之音,他在第一时间得知肯尼迪遇剌身亡的消息,并告知家人和朋友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和沉痛悼念,而此时的大陆领导人为此欢呼庆贺。当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中国媒体一致攻击诋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刘文辉却告诉家人和朋友尼赫鲁是个杰出的政治革命家,他和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当他从外台中听到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报告时,他告诉家人:毛泽东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事件得出教训,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掀起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用阶级斗争的高压政策控制人民,国内才能太平。他认为斯大林与毛泽东是同一体制下的暴君,“历史不是靠狂人独夫、暴君用残害百姓为代价来创造的,这种倒行逆施终将被时间巨轮辗压得粉碎”。 或许正是因为收听了外台,才让刘文辉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出了什么问题。据他的弟弟刘文忠分析,刘文辉思想形成大致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家庭影响;其父亲和叔叔曾分别在银行与报社工作,精通外文,与英、美、日在华工作人员多有结交,刘文辉因此耳濡目染,接受到一些西方现代理念。其母亲出身名门,外公乃书画大家胡公寿,二位舅舅(胡定国、胡定城)为辛亥先烈,母亲傲骨甚硬,从小带给他很深教养。二是长期收听“外台”;刘文辉小学曾住读教会学校,英语甚好,后来在海岛工作,一直收听所谓“敌台”,获得了甘为“义士”的价值自信。三、十年自学,通读《史记》、《资治通鉴》及诸子百家古籍,结合近代西方社科经典名著,特别认同胡适标举的民主自由思想。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刘文辉的出逃计划被出卖,他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回上海管制3年。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后,刘文辉和其父亲再次成为抄家批斗的对象。在这样的日子里,他写下“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踞功自傲,夸口最舵手,世界革命谈何易,漩竭急转碰石岩。迫害毛泽东急,亿万命竟玩忽,独夫欲名,惟君命有所不受。须自主,沉舟侧畔千帆过,民意歌盖君之代,天皇战歌遭唾骂。顶礼膜拜,必战灾情势急。”这样的“反诗”。刘文辉除了每天在昏黄的灯光下奋笔疾书,还时常对弟弟低声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将给毛泽东彻底搞砸了!”他让弟弟尽可能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最终,他决定写一篇文章,全面揭露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祸国殃民的大阴谋,借各派混乱之手,以反面教材写成大字报贴出来,使它震撼中国大地。 这篇文章就是《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写完后,刘文辉与弟弟复写成了14封长信,每封信有10张信纸厚。刘文辉让弟弟去杭州向全国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最著名的大学投寄这些匿名信。他说,这是要杀头的,但他早已不怕杀头了,他宁愿做当代的顾炎武、谭嗣同、中国的普鲁米修斯!尽管内心有些害怕,但感佩于哥哥精神的刘文忠,最终还是邮寄了这些信。 在这万言书中,有这样触目惊心的词句:“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当权者人人正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暴行专政,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废,遍地饥饿,穷山辟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抄家捕人,残无人道……” 如此一针见血的言辞,让当时的政权惶恐不已。“案子”很快被侦破了,刘文辉被公开枪决于上海市民广场,刘文忠入狱13载。 上海市中级法院刘文辉“反革命案”刑事判决书上罗列着刘文辉罪行: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刘文辉“是一个罪大恶极、拒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为“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 从该判决书中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当年全体国人包括知识份子皆被长期洗脑欺骗愚民恐怖变得白痴一般,整天只会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副统帅健康健康永远健康!早请示,晚汇报,大跳忠字舞……,而中华民族真正伟大的英雄刘文辉、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王榕芬、陆洪恩、竞仅因他们有思想有见解有分析有判断有知识有智慧,更重要的是有独立人格有真知灼见有真理而命丧黄泉! 在被害前,刘文辉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中写道:“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刘文辉写于1967年3月20日的遗书—— (1967年)“3月9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即法庭)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此遗书一定要保存好,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我的亲人,我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类分条为:‘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论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拚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份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你们了解我的情操,它可以用诗概括之:反右幸尝智慧果,抗暴敢做普鲁米。锁国应出土玄装,焚坑犹落揭石子。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在政治上为祖国大公为人。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毛泽东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绩的,但自55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使亲、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亿万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泽东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义行为一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幸。……作为烈士的我必能恢复光荣,洗涤家庭所蒙受的污垢。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号167 (761号)。我的手与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请秘密妥善保管。请你们将此书交给我弟弟,另有我诗词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 “……我将向人民上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我将向先烈们上诉毛泽东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下的事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将向社会贤达上诉,毛泽东焚书坑儒迫害异己,愚民毁纲,亡国亡民;我将向祖国上诉,我作为爱国志士反对毛泽东的战争政策,毛泽东的锁国排他主义;我将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泽东所谓解放三分之二人类的谎言野心。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谁说中华无男儿?!谁言中华民族系天生的奴隶?!谁称黄种人天生劣等?!谁云中华文明应当死亡?!谁曰中华文化应当靠边?!吾国正宗文化文明能培养出刘文辉、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王榕芬、陆洪恩这样的英雄豪杰! 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的光辉事迹早已家喻户晓,而中华民族优秀男儿,迄今中国人又有几人知晓?!难道不应当反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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