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新

颜昌海:中国“反文革”第一人的结局

刘文辉,一名生长在上海的普通工人,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于1967年3月23日,他成为文革发生后国内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他的被害,是因为他反对文革,不仅称其是一场暴政,是一场祸国殃民、穷兵黩武的大浩劫,而且认定毛泽东残害人民、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在那样的年月,如此犀利的言辞,亦注定了刘文辉的结局。 1937年出生的刘文辉,父亲曾在银行和华东工业局工作。毛泽东建政后,其父亲失业,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年仅16岁的刘文辉被迫辍学,进了沪东造船厂当工人,并成为一个佼佼者。在工作之余,他还自学读夜大。1957年“反右”期间,他因批评领导官僚作风和生活腐败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代初,其右派帽子被摘掉,并被恢复团籍。然而,期间所经历的一切——检查、批斗、孤立、改造、监督已让他开始清醒。 刘文辉通过阅读书籍,了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形势,并为此深深反省,认为以专政牺牲民权、控制言论、剥夺民众自由、践踏民众意志的社会制度不会长久维持下去。他特别推崇苏俄十九世纪伟大作家赫尔岑的自由民主思想,并希望自己可以效仿他走“流亡救国之路”,在国外也办一份揭露独裁专制罪行的报纸。为此,刘文辉努力寻找机会出国,哪怕是偷渡出去。抱着这个目的,1961年,他来到了面临东海的嵊泗船厂工作。他不仅苦练游泳技术,而且偷偷学习航海技能,并坚持收听海外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 因为收听美国之音,他在第一时间得知肯尼迪遇剌身亡的消息,并告知家人和朋友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和沉痛悼念,而此时的大陆领导人为此欢呼庆贺。当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中国媒体一致攻击诋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刘文辉却告诉家人和朋友尼赫鲁是个杰出的政治革命家,他和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当他从外台中听到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报告时,他告诉家人:毛泽东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事件得出教训,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掀起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用阶级斗争的高压政策控制人民,国内才能太平。他认为斯大林与毛泽东是同一体制下的暴君,“历史不是靠狂人独夫、暴君用残害百姓为代价来创造的,这种倒行逆施终将被时间巨轮辗压得粉碎”。 或许正是因为收听了外台,才让刘文辉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出了什么问题。据他的弟弟刘文忠分析,刘文辉思想形成大致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家庭影响;其父亲和叔叔曾分别在银行与报社工作,精通外文,与英、美、日在华工作人员多有结交,刘文辉因此耳濡目染,接受到一些西方现代理念。其母亲出身名门,外公乃书画大家胡公寿,二位舅舅(胡定国、胡定城)为辛亥先烈,母亲傲骨甚硬,从小带给他很深教养。二是长期收听“外台”;刘文辉小学曾住读教会学校,英语甚好,后来在海岛工作,一直收听所谓“敌台”,获得了甘为“义士”的价值自信。三、十年自学,通读《史记》、《资治通鉴》及诸子百家古籍,结合近代西方社科经典名著,特别认同胡适标举的民主自由思想。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刘文辉的出逃计划被出卖,他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回上海管制3年。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后,刘文辉和其父亲再次成为抄家批斗的对象。在这样的日子里,他写下“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踞功自傲,夸口最舵手,世界革命谈何易,漩竭急转碰石岩。迫害毛泽东急,亿万命竟玩忽,独夫欲名,惟君命有所不受。须自主,沉舟侧畔千帆过,民意歌盖君之代,天皇战歌遭唾骂。顶礼膜拜,必战灾情势急。”这样的“反诗”。刘文辉除了每天在昏黄的灯光下奋笔疾书,还时常对弟弟低声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将给毛泽东彻底搞砸了!”他让弟弟尽可能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最终,他决定写一篇文章,全面揭露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祸国殃民的大阴谋,借各派混乱之手,以反面教材写成大字报贴出来,使它震撼中国大地。 这篇文章就是《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写完后,刘文辉与弟弟复写成了14封长信,每封信有10张信纸厚。刘文辉让弟弟去杭州向全国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最著名的大学投寄这些匿名信。他说,这是要杀头的,但他早已不怕杀头了,他宁愿做当代的顾炎武、谭嗣同、中国的普鲁米修斯!尽管内心有些害怕,但感佩于哥哥精神的刘文忠,最终还是邮寄了这些信。 在这万言书中,有这样触目惊心的词句:“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当权者人人正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暴行专政,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废,遍地饥饿,穷山辟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抄家捕人,残无人道……” 如此一针见血的言辞,让当时的政权惶恐不已。“案子”很快被侦破了,刘文辉被公开枪决于上海市民广场,刘文忠入狱13载。 上海市中级法院刘文辉“反革命案”刑事判决书上罗列着刘文辉罪行: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刘文辉“是一个罪大恶极、拒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为“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 从该判决书中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当年全体国人包括知识份子皆被长期洗脑欺骗愚民恐怖变得白痴一般,整天只会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副统帅健康健康永远健康!早请示,晚汇报,大跳忠字舞……,而中华民族真正伟大的英雄刘文辉、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王榕芬、陆洪恩、竞仅因他们有思想有见解有分析有判断有知识有智慧,更重要的是有独立人格有真知灼见有真理而命丧黄泉! 在被害前,刘文辉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中写道:“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刘文辉写于1967年3月20日的遗书—— (1967年)“3月9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即法庭)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此遗书一定要保存好,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我的亲人,我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类分条为:‘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论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拚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份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你们了解我的情操,它可以用诗概括之:反右幸尝智慧果,抗暴敢做普鲁米。锁国应出土玄装,焚坑犹落揭石子。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在政治上为祖国大公为人。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毛泽东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绩的,但自55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使亲、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亿万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泽东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义行为一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幸。……作为烈士的我必能恢复光荣,洗涤家庭所蒙受的污垢。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号167 (761号)。我的手与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请秘密妥善保管。请你们将此书交给我弟弟,另有我诗词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 “……我将向人民上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我将向先烈们上诉毛泽东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下的事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将向社会贤达上诉,毛泽东焚书坑儒迫害异己,愚民毁纲,亡国亡民;我将向祖国上诉,我作为爱国志士反对毛泽东的战争政策,毛泽东的锁国排他主义;我将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泽东所谓解放三分之二人类的谎言野心。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谁说中华无男儿?!谁言中华民族系天生的奴隶?!谁称黄种人天生劣等?!谁云中华文明应当死亡?!谁曰中华文化应当靠边?!吾国正宗文化文明能培养出刘文辉、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王榕芬、陆洪恩这样的英雄豪杰! 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的光辉事迹早已家喻户晓,而中华民族优秀男儿,迄今中国人又有几人知晓?!难道不应当反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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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何与怀: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何与怀: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进入专题 : 文化大革命    ● 何与怀 ( 进入专栏 )       一     2009年5月,缘因参加一个欧洲华文作家会议,我来到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这是世界音乐之都!我一踏上这块土地,不由得马上提醒自己,千万记住这句传遍世界的话:“在维也纳走路,请千万当心脚下,别踩着音符。”说出这个既生动又深刻的名句的德国作曲家约翰奈斯·勃拉姆斯,极其虔诚地把维也纳这个当时欧洲音乐中心看作他的第二故乡。     真是名不虚传。置身维也纳,便感受到浓郁的音乐气息处处弥漫,充满着跃动的令人悦耳欢心的音符无处不在。除了欣赏著名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维也纳少年儿童合唱团这些高水平的音乐团体演出外,其实只要漫步街头,到处都可听到音乐之声——大多数是一些艺术院校的青年学生在街头练功。你看着听着,心里便想,说不定其中有人几年后还会成为大师呢。在一些街边空地上,你可以就像所有游客一样,入乡随俗,与当地人一起,或放开喉咙高歌一曲,或热情奔放地跳个什么舞。在维也纳的星光大道,人们还看到一百多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工作过的音乐大师的名字被镌刻在这里。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一座城市对古典音乐对音乐大师这样推崇,这样敬仰了!     见识世界音乐之都当然要亲临它的“金色大厅”。这间大厅是维也纳音乐协会大楼的主要演出场地,始建于1867年,是著名建筑师奥菲尔·汉森的杰作。如评论家所说,这所大厅不仅是演奏音乐的最佳场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是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凝固的形式。金色大厅的屋顶为平顶镶板,两侧有音乐女神雕像,木质地板和墙壁就像是小提琴的共鸣箱一样。厅内的展览馆和档案室存放着各种乐器和历代音乐大师的乐谱手稿,如莫扎特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金色大厅是世界最高级别的音乐圣殿,能够在这里登台演出,是全世界乐队和演奏家们所追求的一个梦想。     见识这个世界音乐之都,还要亲临维也纳东南郊的中央公墓。     是月24日,我来到这个维也纳最大也是全欧洲第二大的公墓。公墓占地二百四十公顷,十九世纪初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在位时修建,迄今一共安葬了二百五十多万人,现有墓穴三十三万座。由于面积广大,墓地以一座气势宏伟的分离派风格的教堂为中心,分成几个墓区发散开去。尽管是墓地,却很有艺术气息,造型各异的墓碑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我时走时停,驻足之际,放眼巡望,在绿树掩映中感到一派宁静、祥和、高雅。我不可能遍游各个墓区。我知道,公墓在维也纳乃至奥地利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和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最使它声名远播的,是其中的音乐家墓地,而我就是专门为此而来的。这里以莫扎特纪念碑为中心,安葬着海登、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父子等二十多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的墓穴呈半环形依次分布周围。     我来到贝多芬墓前。墓碑为白色大理石,锥形造型,简洁方正,其后三面有苍翠松柏围绕,正面底座上用黑色大字写着:“Beethoven”(贝多芬)。我端详着墓碑:它中间雕刻着一架金色的竖琴,顶端是一只展翅欲飞但被一条蛇团团围住的金蝴蝶,象征性地浓缩了这位音乐大师与命运进行顽强斗争的一生。蛇象征病魔——贝多芬自二十六岁开始听力明显下降;蝴蝶则象征渴望自由飞翔的贝多芬——他直到两耳失聪后还写出了大量传世之作。他与海登、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在我们华文世界,他被尊称为“乐圣”。     我以挚诚恭敬的心境,前来瞻仰贝多芬之墓,更是出自一个原因——我心里思念着一件事情:     八年前的2001年,也是5月,有一位中国人,万里迢迢也来到这块我现在瞻仰过的贝多芬墓地前,徘徊良久。他神情肃穆,眼含热泪,喃喃自语。他在完成一件神圣的托付——代托付者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献上鲜花,告诉他有个中国学生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     当天晚上,这位中国人还特意在维也纳参加了一场音乐会,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厅。当维也纳交响乐团上台演奏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时,他触景生情,一下子眼泪如清泉般涌出,无法抑止。熟悉的音乐把他带进那苦难的“文革”年代,勾起了他对死去难友的深沉的追思……     这位中国人叫刘文忠,当年满怀信任交付他一个看似难以完成的重托的,是即将被枪决的难友,名叫陆洪恩。          二          我能和刘文忠先生联系上,并了解陆洪恩老师的案情,是通过和我同住在悉尼的好朋友江涛女士。     江涛于2000年即和夫婿乔尚明先生一起移民到了澳洲。她原名林志明,1933年出生,父亲是林子青居士。1956年,江涛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来在煤炭研究院系统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外事工作,直到1990年退休。此后,曾任常州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参加编辑《毗陵佛教》。父亲于2002年9月30日往生后,在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的支持下,她以五、六年的时间编辑出版长达一百五十万字共分为四册的林子青选集——《一花一叶一如来:林子青佛学论著集》《白云深处一禅僧:林子青传记文学集》《人间此处是桃源:林子青诗文集》和《鸿雁千里寄故人:林子青书信集》)。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工程,不但对她家族而言,而且对佛教文化研究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江涛悉心毕力,把这套书编得非常出色,真是可敬可佩,在悉尼华人文化界传为佳话。     江涛年事已高,为人文静低调,但心明眼亮,洞察时事政治,富有正义感。     前几年我在台湾出版了一部报告文学随笔集,名叫《北望长天》,书中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中国甘肃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劳改”的三千名“右派”大都因饥饿死亡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也写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致使大量学童罹难的人祸;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如储安平、刘宾雁、公刘、昌耀、巴金、梁宗岱、郁风、王若水、杨小凯等令人唏嘘的坎坷命运,更写了文革中惨遭枪决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沈元这些烈士和精英。这部书有幸得到三位人士作序——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创办人主持人萧虹博士、上海作家协会前理事冰夫先生,以及北京著名评论家陈行之先生。陈先生序言最后写了一段令我感激不尽也令我担当不起的感想:     我有理由认为这本书是何与怀为那些高尚而深刻的灵魂镌刻的一座心碑。我也有理由据此推想:倘若有更多的人镌刻这样的心碑并把它们置放到一起,我们就将得到一座穿越祖国历史时空的长城,它巍峨壮丽,肃穆庄严,在它面前,任何可笑的事物都将愈发可笑,任何轻飘的事物都将更加轻飘,因为它是一个伟大民族真正的精神创造——它无与伦比。     江涛读了《北望长天》,对我说,她读得泪流满面,多日不能成寐,常常回忆起那些亲身经历的暗无天日、是非颠倒的日子。她还说,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自己与这些坚持真理、誓死为真理而战的烈士相比,她真的是个“失去了重量”的“苟活者”!她以“LEST WE FORGET!”为题,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中说:     生活在澳大利亚这个南太平洋美丽的国家的我们,切勿忘记在太平洋北侧曾经抚育我们的祖国,切勿忘记所有那些曾经为了我们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而战斗和牺牲的中华儿女们。他们应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          于是,江涛给我讲述一个人,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中很不应该遗漏的人——他就是陆洪恩。     陆洪恩是江涛的表姐夫。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所孤儿院长大,十七岁时为一个天主教徒所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陆洪恩少时就读的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陆洪恩后来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并于1941年毕业。他和也是从上海音专毕业的胡国美交了朋友并且喜结良缘。而这位胡国美就是江涛的的表姐。1944年,江涛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与胡家表兄弟姐妹的联系频繁起来。他们两家人当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内,江涛请胡国美做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每天放学后便在胡家练琴。陆胡结婚后,江涛的钢琴老师改成了陆洪恩。     那时,江涛是一个初中生,十几岁的小姑娘,聪明伶俐,求知欲非常强,跟陆洪恩学习钢琴的那段日子成了她永远的美好回忆。     当时陆洪恩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有时也给咖啡馆弹琴。江涛回忆说,表姐夫很会当老师,在其指点下,她激发浓厚的兴趣,居然每天可以一连练上三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陆洪恩规定江涛每天必须首先练音阶二十到三十分钟,要求掌握正确的手指触键姿势,然后要有力度,最后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阶之后,就是练《车尔尼》,再逐步加练巴哈的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只有在练好了以上这些练习曲之后,他才让练奏鸣曲和一些比较抒情的曲子。陆老师觉得江涛很投入,很用功,也有悟性,给她买了一本大大的《Masterpieces》让她练习。江涛记得,陆老师选给她练的第一首是Chas. D. Blake的《Waves of the Ocean》,此曲气势磅礴,令人陶醉于海洋的滚滚波涛中;第二首是Gustav Lange的非常轻快柔美的《Flower Song》……。这个阶段,江涛也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尤其喜欢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她都要请求表姐夫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或夜曲,而表姐夫总能有求必应,信手弹来,就把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充分展现出来,使江涛无限陶醉,并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事实上,江涛的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曲子,即使后来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比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表姐夫严格要求的结果。     1950年1月,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这时已是共产党新政权。陆洪恩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个新政权,热情洋溢地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1954年,才三十六岁的他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和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代表市人民政府亲自向他颁发了任命书。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国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其中与苏联专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频繁。他总是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光。例如,他在1956年10月11日给江涛父母的信中就这样说:     ……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来说,咱们倒是志同道合的。就拿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来讲,“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么句词儿,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完全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来党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了。     陆洪恩作为一个单纯的音乐家,只要让他有机会能发挥才干,就感激涕零,称颂不已。他当时显然由衷地信服和尊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共产党,以为从此毛主席共产党将会毫无疑问地把“新中国”带上一条前途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这时的陆洪恩,也可谓春风得意,步入了他人生的辉煌期。          四          但是,非常不幸,陆洪恩的性格特别是他性格中所蕴含的优秀质量,决定了他的悲惨命运。江涛黯然地对我说,陆洪恩他这个人,生活随便,爱喝酒爱抽烟爱美食,爱游山玩水,好书,好画,好音乐……。他一个心地善良、纯笃敦厚、胸无城府的人,直爽开朗,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有什么就说什么。加之他诙谐幽默,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不懂得韬略和避讳。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便注定地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江涛清晰地记得陆洪恩一首后来酿成大祸的打油诗。那是五十年代初,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和指挥、也是他的好朋友黄贻钧一同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结果1951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也遭殃。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和不平,写了一首用上海话念起来“很好玩”的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     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     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1957年反右整风之后,中国大陆越来越深地陷入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泥坑,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陆洪恩对此竟然浑然无知。他竟然不理会共产党最忌讳最仇恨对它的“领导一切”而且“外行领导内行”的铁定方针表示不敬甚或抗拒,竟然在大会小会上公开主张“指挥负责制”,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这不是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吗?!共产党要求每一个人都作“螺丝钉”作“驯服工具”,而陆洪恩却号召:“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要为争取在十年后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这又是典型的煽动走“白专道路”的罪行。更有甚者,陆洪恩还胆大包天挑战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来了。毛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二十年之后,在1962年(当时中国大陆因为大饥荒政治上曾有短暂的宽松),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毛的这篇讲话时,直率地说:     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陆洪恩以上这些言论都是会议上的发言,都是记录在案的。在私下,他更是“肆无忌惮”地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些他坚信不疑的观点。例如,他在给江涛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始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始终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江涛伤心地对我回忆说。          五          陆洪恩一步步走向“深渊”,结果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 》及《评“三家村”》等文章,气势汹汹。显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缺乏政治嗅觉的陆洪恩,也像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却把姚文只看作个人的“一己之见”,一点也没有觉察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既然党号召大家讨论海瑞,他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海瑞这个清官以及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邓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家就得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致命的那天是1966年5月28日。     那天,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十六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     “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     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几天学习讨论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     陆洪恩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     “放心吧,爸爸明白。”     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以及外面不知哪里来的一些陌生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陆洪恩的人格,并大肆栽赃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洪恩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他又发言了,说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邓拓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忍无可忍,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我认为邓拓讲对了。”     接着,陆洪恩毅然决然地当众宣布说:“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并冲动地喊起来:“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声口号,在当时视为绝对“反动”透顶,一声喊出,简直有如晴天霹雳,石破天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回神之后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那些革命派七手八脚,一拥而上,立刻把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到公安局,接着公安把他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六          陆洪恩被关在监狱后情况如何?他是怎样悲壮地走上黄泉路的?江涛女士热切地向我介绍住在中国上海的刘文忠先生,说一定要认识他,他对陆洪恩最后的生命岁月特别是陆洪恩如何惨遭处决知之甚详。     刘文忠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文革开始不久,只有十九岁而且腿有残疾的他便被关押,结果蹲狱十三年。这位汉子,满腔热血,不屈不挠,这些年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文章。不准发表不准出版吗?就想办法在海外出版。他在澳门自费出版了三部书:《风雨人生路》(2004年11月)、《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2007年11月)和《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2008年10月)。他给我寄来有关资料,希望我让其广为传播。可以感觉到,他此生余年的人生目的非常明确。     刘文忠原来是陆洪恩的难友,而且刚好是监犯编号为1144的陆先生的“邻座”,在狱中日夜相处的近两年时间,一直特别关心他的不幸遭遇。     1967年至1968年间,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的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到上海第一看守所来争夺一些被关押但有名望的人,把他们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显耀”——显示本派的“实力”。可怜的陆洪恩,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指导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谁知陆洪恩却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红卫兵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他们像疯狗一样狂叫:“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陆洪恩的嘴唇!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监狱中给犯人送饭的轻囚犯)把陆洪恩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先生,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他称江青是一个“巫婆”,是中国人民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     刘文忠眼见他奄奄一息委实不想活了,悄悄劝阻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最好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为了儿子,要活下去。可陆洪恩对这些劝告总是苦笑着摇摇头。他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他甚至说:“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要讲要闹,就像吐出一肚子恶气,吐完便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嘴里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他自个哼唱的美妙乐曲之中。     陆洪恩是个天主教徒,在监房里还经常祷告。自然,他的宗教信仰也成了他的一项大罪。那些革命群众当众羞辱他,进而要他当众羞辱天主教,羞辱上帝。他当然誓死不从,这又引来一场场狠毒施暴。但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并不记恨在心。他常说一句话:“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陆洪恩全然不顾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绝境,反而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却忘了自己伤痛,只顾慷慨激昂地告诉刘文忠等难友,他是贺绿汀院长的“陪斗”。陆洪恩一向尊重贺绿汀,虽是师兄弟关系,却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他被责令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表功。他告诉同监难友,贺家几次被抄,抢劫一空,贺本人也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凌辱与暴虐。红卫兵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在他头上,还逼他在地上爬。陆洪恩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是中国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了那么多名曲,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如此的对待,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     陆洪恩在监狱中经常向大家讲解“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进步。他详细介绍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介绍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这些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刘文忠说,听了他的讲解,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中摧毁所谓“封资修”的暴行那样气愤那样反抗,他为什么那样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又由于这样,他被认为极其顽固反动,被狠斗毒打。     由于他被揪斗频繁,却又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旧伤未好,新伤又添,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看守还要时时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批斗、毒打、反铐,内外摧残,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本来纤弱的他,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要衰老。     不过,陆洪恩还是有股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他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太热爱音乐了,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无力动弹的他,每天还常翕动嘴角,轻轻哼着《英雄交响曲》和《庄严弥撒》。他是在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顽强力量。他说《英雄交响曲》最能代表大师不屈不挠向黑暗挑战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          七          一个深夜,陆洪恩悄悄地告诉刘文忠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两件事,第一,帮我找到被‘扫地出门’而去了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话里的内容和口气,刘文忠知道他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难友发觉,陆洪恩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而疯了。他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精神意识开始失控了。大家也无法阻止他,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训导员把他们监房里关的十四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是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洪恩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反动言论罪,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1144,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陆洪恩仅仅沉默了一下,便像濒临死亡前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热血沸腾,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有如冲天长啸,他开口便决绝地明言: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他演说一般地从世界文明发展及其分化谈起:     ……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蛇神”;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煽动仇恨。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洪恩话音刚落,刘文忠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足足演讲了十五分钟!     陆洪恩口若悬河,痛快淋漓,慷慨陈词,直抒胸怀,发表了这样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在场所有难友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刘文忠觉得,似乎坐在他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真是一个特异的场面!起码在这所监狱所有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一直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1144你死到临头了!我们都记录在案。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洪恩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     各人被赶回牢房时,陆洪恩还坐在地上,似乎一吐为快的恶气吐完了,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难友们为陆老师深深叹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每个人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大家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刘文忠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刘文忠躺在陆洪恩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一天深夜十二点钟,难友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144出来!”看守指着刘文忠说:“你帮他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刘文忠一边帮陆洪恩整理,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托的口信一定带出去。大家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一阵悲壮之情涌上心头。半夜三更这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将走上不归路。     这一夜特别漫长。刘文忠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的空铺位,想起了一幕幕场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的惨相;他在训导室英勇无畏激昂陈词的神态;现今他丹心碧血,血祭文革。刘文忠心里悲愤地喊道: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如此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报效祖国而不能的音乐家的命!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难友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144的下场!”刘文忠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大家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难友们一言不发,听刘文忠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七座的师范大学教授咬耳对刘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盲人金修士则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     有文记载曰:1968年4月27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老师吗?……     就是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证”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又被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陆洪恩成了文革期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          八          那么,刘文忠又是如何也被关到监狱,成为陆洪恩最后生命岁月的见证人?这又要从刘文忠的哥哥刘文辉说起。     1957年,刘文辉二十岁,因为向他所在的沪东造船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被打成“右派”。1961年分配到艰苦的舟山岛船厂工作,其间长期偷听“敌台”,1964年组织策划偷渡出境去日本与台湾,在“四清”运动中被人告发审查关押。1966年春天,舟山嵊泗法院宣判他为“现行反革命犯”,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三年。但这位未满三十岁身处劣境的年青人,一直长期苦读自修(曾先后考读复旦大学职工夜大和上海外语学院夜大),一直追求胡适先生提倡的独立思考精神,一直怀抱着对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关切。他居然在毛泽东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肆意燃烧之际,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光辉也最致命的壮举。     《十六条》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5日,毛泽东会下大笔一挥,变出一张奇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国家主席也是他的既定接班人刘少奇。随后全会于8月8日通过并发表了《决定》这个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刘文辉阅读了这个《决定》,便马上告诉弟弟:这个文件出笼,表明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左倾思想,一定会引发中国政治大地震,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该《决定》共有十六条,每条均有小标题,刘文辉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按其形式和口气,顺次加以批驳。刘文忠当年帮他哥哥抄写,迄今为止还能逐条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章节和话语:     第一条:社会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刘文辉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毛泽东以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为理由,大肆向亚(洲)、非(洲)、拉(拉丁美洲)输出革命,完全不顾中国国内人民的死活。今天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实质上是社会帝国主义新阶段,是毛推行的锁国排他主义,是一场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运动……。这是“穷兵黩武主义新阶段”,是建立战争策源地……。     第二条:主流和曲折。刘文辉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     第三条:“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刘文辉号召青年学子学习胡适精神,“要解放思想、要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要学会识别真伪、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自作结论”,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所谓最高指示。他提醒党内外不要盲从,擦亮眼睛。他指出,当今共产党内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权力集团的斗争,只有集权与民主、专制与改革、封闭与开放的斗争。如果盲目接受毛的路线将贻害无穷。他还指出:胡适先生五四时期对中国人的教诲,今天看来仍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在华人世界的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在发扬继承,如果中国要走民主与自由之路必然要遵循胡适的教诲……。     第四条: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刘文辉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民政治大迫害运动”。红卫兵和工农造反派只是毛泽东利用的对象和工具,毛达到目的之后,他们最终将落得“卸磨杀驴吃”的下场,这是历史教训……。     第五条: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刘文辉反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他指出,阶级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目的是要清除党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     第六条: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刘文辉说:要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与同胞手足之情。所谓敌我矛盾是毛推行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手段,目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和对他暴政的不满。关于区别对待党内干部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内有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关心经济建设,不赞成毛搞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这批干部才是毛发动这场文革要清理的主要对象……。     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刘文辉说: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革命,必然也要大规模地寻找“反革命”。而这场运动真实目的是建立毛天下,是强奸民意,是疯狂迫害民众。中国人民一定要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应该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建立抗暴统一战线。在关于自杀与拼杀一段,他号召人民不要怯懦,要揭竿而起;军队与干部要站在人民一边,夺取武器,占领党政军警部门,占领机关、监狱、机场、码头、电台、报社……。     第八条:区别对待党团干部。刘文辉指出,共产党干部有三种:好的,是共产党内提倡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包括不同政见者,他们是毛这次发动文革的主要清除对象,即所谓走资派;一般的,是共产党中的工具,盲目跟随毛泽东的各级领导干部;差的,是那些助纣为虐的野心家、阴谋家与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所有这些干部都被毛这独裁者暴君控制着。人民与军队要认清真伪,要站在党内现实主义派一边,支持他们掀起一场民主抗暴斗争……。     第十条:教学改革。刘文辉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浩劫,是在毁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孔孟儒家思想一直是千百年来优秀文化传统,批判孔子就是对师道尊严的颠覆抵毁。所谓批判“封资修”只是幌子,推行愚民政策才是实质。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实质上是对教育事业与教育工作者的又一次全面摧残,这场现代焚书坑儒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迫害。他呼吁青年学生要继承发扬当年北大“五四”精神,不要被暴君和他身边一群奸人所愚弄。他还指出:所谓打倒旧教育制度,所谓“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是一场大倒退,是毛精心策划的又一场洗脑阴谋,就如1957年的反右派“阳谋”一样……。     第十二条: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刘文辉指出:毛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就开始,1957年反右是高峰,而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一贯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的延续,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迫害,比秦世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屈服,不要妥协,不要轻易自杀,而是起来反抗,抵制洗脑,就是要死,也要学越南僧侣一样,去上海人民广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自焚,以此来唤醒愚昧无知的民众……。     第十三条: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刘文辉说:“四清运动”是毛精心策划的想改造、控制农村干部的计划。1958年大跃进失败而引发的三年大饥荒已造成中国农村饿殍遍野,农民怨声载道,毛察觉和担心广大农村干部对他的不忠,为了重树自己威望,所以要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广大农村干部实行“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第十四条:抓革命、促生产。刘文辉主张:学习西方,打开国门,开展洋务运动,把外国先进科技知识引进来,搞现代化建设……。     第十五条:部队。刘文辉说:党指挥枪就是专制的特征,中国应该走军队国家化道路。人民应该清楚,部队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独裁者的家兵与党兵。他对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皆真理”、“顶峰论”、“理解与不理解都要执行”之类的谬论,主张部队要研究,要批判。他号召部队站在人民一边,反对“解放全人类,支持世界革命”之谬论,反对军事独裁;号召军队参与抗暴,武装部署,里应外合,推翻毛的暴政……。     第十六条:“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谬论。刘文辉指出:新中国的诞生是因为毛泽东高举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旗,所以人民才拥护他,结果他却欺骗了人民。毛搞的是独裁专制,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刘文辉一再提醒说:毛泽东这个暴君,正在孤注一掷,冒天下之大不韪,玩弄亿万性命,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毛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文革持续时间越长,给中华民族与人民带来灾难就越大。全体人民要看清与认识他,要起来抵制这场倒退历史的政治运动……。     刘文辉在文章中一再呼吁中国人民掀起抗暴斗争,直言要推翻毛的暴政。刘文忠清楚地记得,他抄写时每次写到“毛泽东”三字,自己的手都会发抖。他辉哥在整篇文章中,一直称毛泽东为当代中国的秦始皇、暴君、独裁者与疯子。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他辉哥用鲜血热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有如一道强烈的闪电撕破漆黑的混沌。     如果看过研究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就会知道刘文辉的驳斥是怎样的针锋相对,一针见血!就这样,刘文辉拼死对抗文革狂澜,毫不顾惜自己的命运会卷去何方。          九          其实,文革一开始之后,在那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刘文辉就一直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局中国社会的变化。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他,白天被监督劳动,所以只能夜晚偷偷读书思考,或奋笔疾书。刘文忠回忆说,有十几个深夜,他睡了一大觉醒来,见辉哥竟还呆呆地坐在书桌边。他为了不妨碍父亲和弟弟的休息,将台灯罩了张报纸,遮蔽了大部分光线。刘文忠知道,他哥哥在默默地思索:在这文革祸水滚滚、狂澜滔天、国家民族生死危急关头,他该如何抗争。     刘文辉虽然处在被日夜监视的状态下,但他不甘寂寞,常叫弟弟下班后到当时运动最激烈、大字报最多的地方,以及中央文革指使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最活跃的场所,去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后来,他干脆自己偷偷出外去看大字报。深夜十点钟后,他叫弟弟把自行车推到附近市民新村,自己轻手轻脚摸到约定的墙角边,骑上自行车,转眼消失在朦胧夜幕中。天蒙蒙亮时,他猫手猫脚溜回家中,往往情绪激动得无法抑制。     刘文忠记得,有一次,他哥哥在交通大学看大字报,知道北京林学院学生写了一篇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并因此引起院校中“怀疑一切”思想的辩论。他回家告诉弟弟,这个观点值得引导开展讨论。于是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连夜去交大校园张贴。第二天刘文忠再去看这张大字报,听说引起大学生们的轰动,两派组织展开激烈争辩,但几天后他辉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作为一种“反动观点”被覆盖掉了。     在复旦大学,有不少大字报受北京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影响下,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来如此”。刘文辉忍不住,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半夜看到无人时去贴。他指出谭力夫这对联不是真理,而是绝对错误——“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还有一次在同济大学,刘文辉在一张大字报上用粗体钢笔字写上:“彭真是人不是‘鬼’,毛泽东同样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毛泽东犯的错误不比别人少……”。辉哥天亮时偷偷摸摸回家得意地告诉了弟弟,并叫弟弟下班后去看看这张大字报的情况。刘文忠既担心又好奇,到那里发觉不妙,三哥写字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公安局旁边还贴了一张告示:“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最近发现有人涂写反革命标语……希望革命师生擦亮眼睛检举揭发。”     当然,刘文辉“戳一枪”的这些做法,不能起到大的揭露文革真相的作用,但通过这几件事,他一直在深思,并跃跃欲试。     有一天夜里,刘文辉在华东师大看到一张题为《一个右派分子恐吓信》的大字报在大学师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事直接触发了他酝酿许久的计划。之后这一段时间,他写成了二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刘文忠帮哥哥收藏这二本书时,匆忙翻了一下,迄今还记得在第一本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一生追求暴力革命与造反,他一生贯穿的就是斗争哲学。他的治国方针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把六亿人民捆绑在他的革命战车上,一直车轮滚滚,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从未间断过,……斗得国家天昏地暗,斗得党内草木皆兵,斗得人民心惊肉跳,唯有他躲在红墙大园中南海偷偷乐。”书中指出:毛泽东是“斯太林加秦始皇”,有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显然,刘文辉能写出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从中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     连邓小平都深有感触而且极其正确地指出,像文革这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确,文革只能发生在严重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在当时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刘文辉发出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是多么了不起啊!          十          刘文辉撰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是在1966年9月28日的深夜。     他已经深思熟虑了。犹如一个勇士孤身扑上敌人的枪口,他断然摊开了“十六条”公报,对着伏案奋笔疾书起来。弟弟则受命在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来窥探。刘文辉一口气写了四个小时,写了近万字。第二天夜里,他怕自己的字体太特别容易被人认出,所以考虑再三要弟弟帮忙重新抄写。刘文忠一连两天抄写到半夜,复写成十四封长信,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他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是向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谬论猛烈开火的巨型炮弹!当他第一眼看到文章内容,心跳加速,脑海中马上跳出“杀头”二字。但辉哥早已不怕杀头了。他对弟弟说:“今天毛泽东疯了,共产党也疯了,这文化大革命正要逼疯全民。国家不能这样随独裁者为所欲为地摆布。如果没有人敢站出来,这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刘文辉还一再对弟弟说,“兄弟,这件事败露是要杀头的,你敢不敢做?”     刘文忠从小崇拜辉哥,对他一贯言听计从,但还是劝他辉哥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     刘文辉回头瞥了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但坚决地说:“如果人人都像爸爸这样逆来顺受,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果断地激励弟弟:“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二位舅舅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么,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他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说毕,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双目闪闪,凛凛无畏。誓言无声。但弟弟好似听到他的心声,听到他呼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弟弟也热血沸腾,果断地打消犹豫,答应去杭州投寄。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清晨,只有十九岁、腿有残疾的刘文忠,怀揣着哥哥已装进信封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悄悄地离开上海的家,去到杭州,将十四封信沿着湖滨大道一路上的邮筒投入,收信地址都是哥哥精心挑选的,是北大、清华、复旦等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最著名的大学的组织。     事后,刘文忠离开单位冒充红卫兵北上大串联。近一个月后,在11月27日,回到家中。当天深夜十一点左右,正在疲惫沉睡中的他,突然被冲上楼来的便衣警察反铐了双手。他被警察推搡出门时,看到几个便衣用枪顶着他辉哥的胸膛,也把他反铐起来。就这一瞬间,辉哥回头颔首嘱咐弟弟:“不要怕!镇定点。”     二辆灰白色警车行驶半小时左右,进入一所大院。刘文忠被推进了一间提审室。灯光贼亮,雪白的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548!看清楚了吗?墙上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文忠前面长方形审讯席上,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矮胖审讯员首先开腔……     从此开始长达七天六夜、接连十几场的密集审讯,那几个审讯员像催命鬼似的紧紧盯牢刘文忠不放,不给一点喘息的机会。在他们如此强大的攻势和他们列举的一系列人证物证面前,刘文忠轻易设置的“堤防”节节崩溃,只得老实承认了国庆节到杭州投寄了十四封“反革命匿名信”;承认了曾将自行车深夜借给辉哥,让他去交大、复旦、同济、师大、外语学院等大学里看大字报;还承认了文革开始以来把外面发生的动乱、散发的传单、某某人被抄家批斗等情况收集告诉了辉哥……。     短短四个月后,即1967年3月9日,刘文辉就被判处死刑,继后又被押在市监狱死牢里折磨了十四天。3月23日,当天下午,在一场名为“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庆功大会之后,刘文辉就在上海最大的文化广场示众后枪决!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公开杀害的人。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67年度沪中刑〈一〉字第3号)上列出的刘文辉“罪行”有:     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     1964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判反革命罪管制三年”;     1966年“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专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美帝”……          十一          刘文辉被处决后,公安局通知家属去领遗物:一床被头、一双高帮皮鞋、一些衣物等。心存期望的父母知道儿子一定会留下什么遗言,细心拆除被单,发现被角里藏着折迭得很小的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遗书!遗书用二张十六开练习簿纸写成,正反两面写得密密麻麻共四页纸,最后的签名和诗词都是咬破手指用鲜血写的,比较模糊。     父亲提心吊胆地把遗书收好,后来交给五儿刘文龙保存。不久刘文龙被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他知道自己私藏三哥血书,只要被人发觉势必遭殃,便偷着回家把遗书原件烧了。在烧之前,为了把遗书内容完整保存下来,他除了死记硬背,还把遗书一字一字分别拆开,用红笔作记号划在毛选“老三篇”内容中,再用电话号码程序编写全文内容。值得庆幸的是,整篇遗书后来通过这个办法还能复原。     刘文辉在他写于1967年3月20日的遗书中说及他被害前一些细节:3月9日四时许,刘文辉被关在一间私堂,与外人隔绝,一人递给他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这人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刘文辉的上诉书这时才刚写好。为此,刘文辉在遗书中说:     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50平方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他们。     遗书提到他写的已被红卫兵抄去的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提到传单《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刘文辉写道,此传单因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他被害的导线。他在传单和书稿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操可以用诗概括之:     从诬“反右坏修资”,非盗非奸非乖暴。     反右幸尝智慧果,敢做普鲁米修斯。     锁国应出土玄奘,焚坑犹揭条石落。     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刘文辉继续写道:他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他要求亲人不要难过,也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他,或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他的生平。他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他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毛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刘文辉说,因他的死,在毛政权下家人只能受侮辱、损害,但他相信,毛政权倒台后,他作为烈士,必能恢复家人的光荣。     刘文辉还在遗书中辟出段落再次狠狠批判毛泽东。他还说他写了七首诗词,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讽刺毛泽东和林彪是“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刘文辉说他临刑前十分抱憾的一件事是,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集中针对毛的反动方面。他希望有人接任。     刘文辉被害前这样宣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这是刘文辉在短暂人生旅途向天地发表的战斗檄文。真是一身正气冲云霄,满腔热血洒征程!当人们读到这篇临终者以鲜血写成的血书,不能不肃然起敬!都会为他舍身反抗邪恶狂潮所震撼,为他睿智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更为他英年早逝而婉惜!     到目前为止,刘文辉一案的档案仍属保密,亲属仍无法查阅此案数据,无法获知他被折磨被杀害的细节真相,也看不到那些“反动罪证”。不过,由此也可以断定,刘文辉的案情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其敏感的,当局难以公布。          十二          刘文辉和陆洪恩等人以死对抗的十年文革这个浩劫究竟有多大多恐怖?不计无形的多少代也无法复补的民族摧残,只以有数字可算的:全国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元老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冤枉死亡者的遭遇,恐怕永远都无法全部厘清了。一些主要的被杀害的烈士的粗略数据,可以从例如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书报杂志上找到;刘文忠也给我看了一份他整理的名单。根据我手头的资料,除了本文所叙述的刘文辉和陆洪恩之外,比较著名的血祭文革者还可以列出很多,例如:     林昭,女,1960年10月被捕,1968年4月29日被处决,是年不到三十六岁。罪名是:1957年划为右派,此后死不改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59年参与?X物《星火》反革命集团。1965年判刑二十年。在狱中用竹签、发卡、牙刷柄等书写血书,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写诗文二十余万字,重点批判“阶级斗争”学说和集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1980年12月30日平反。     王佩英,女,1968年10月被捕,1970年1月27日被害,是年五十四岁。罪名是: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并散发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1964年夏,公然提出:毛泽东应退出中央领导层。同时提出退党。文革中进一步撰文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走向历史反面,应退出历史舞台。她在酷刑毒打与迫害之下,始终坚持信仰,多次公开表明自己理念。判处极刑后,因反抗被勒死于刑车。1980年5月8日平反。     吴晓飞,1968年5月7日被捕,1970年2月27日被处决,是年仅二十一岁多。罪名是:于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写了两篇各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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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刘宾雁

胡绩伟        胡耀邦同志被迫下台的罪名,主要是什么”一手硬一手软”。指责他的权威人物认为,在他领导下的思想战线,存在软弱涣散状态,攻击他一再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是自由化的一个主要阵地;在人民日报社,除了胡绩伟和王若水以外,刘宾雁就是受到耀邦”纵容包庇”的国内外的著名人物。而我在以后,受到撤职和留党查看的处份,罪名之一也是”一直包庇刘宾雁。”据说,在批准下届(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的名单时,我们的最高领袖说:”胡绩伟能代表四川人民吗?……纵队一直包庇刘宾雁……”看,我的罪名中也有这一条。         刘宾雁曾是中国青年报的著名记者,五十年代中期,他写了《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的内部消息》两篇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引起文学界的注意,更受到读者广泛的称赞。一九五七年初,他在上海采访,写了一篇反映上海各界人士鸣放的通讯《上海在沉思中》,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才被摘掉帽子。不幸的是三个月后,他又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报社的造反派打入牛鬼蛇神队,又在人间炼狱苦熬了十多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刘宾雁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含冤受屈的二十二年,磨炼了他的意志和锐气,他重新拿起记者的笔,冲向刚刚擒开的腐朽复杂的角落。         这时,在他的家乡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集团领污案--离哈尔滨六十里的宾县王守信案,轰动了全国,各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作了突出的报导。刘宾鹰看到各报发表的像法院宣判那样简单的报导,很不满足,他决心进行一番深入的挖掘和研究,进一步揭露事件的真象:为什么这起创纪录的大贪污案,会发生在我们党执政三十年之后?为什么在毛主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像王守信这样的一夥坏人,会比三十年前更为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他反反复复地同有关人物交谈,夜以继日地进行采访和接见来访,终于写出了引起全国震动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文章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载以后,很多报刊都予以转载。《人民日报》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加以介绍,这篇长文刊登在十月九日三版上,题目是:《积极干预生活,推动社会前进–推荐刘宾雁特写〈人妖之间〉》。         《人妖之间》受到了广大读者高度的赞誉,也受到一小批人的切齿痛恨。表示欢迎的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而反对的、挑毛病的、说此文不符合事实的告状信,也连续不断地反映到党的有关部门。刘宾雁没有被反对他的势力所吓倒,群众的鼓舞更增添了他的勇气和信心,他以人民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深入到山东和辽宁的政治漩涡里,连续写了几篇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好文章,大为振奋人心。同时,也使那些憎恨他的人更为恼火。         可贵的是,刘宾雁的文章中所揭示的是:”文革”初期”夺权”那帮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堂握着大权;”文革”中许多人死于他们发动的武斗,而现在他们又藉清查四人帮帮派分子之机,发起了又一次镇压与迫害运动,许多在文革中被提升的官员比以前更大胆、更贪婪地剥夺农民;在张志新被处死上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未遭到惩罚……。         他说,他的文章是要揭示:”林彪、四人帮虽然是反革命分子”,而”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十年浩劫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则不是?”理所当然,这就祗是激怒了下面一批当权派,而且激怒了上面的某些权威人物。一九八○年初,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时,在一次中宣部的例会上,耀邦在做总结发言时,一位高级干部插话说:”有的人,右派问题给他改正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还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个人就是刘宾雁。”耀邦没有理他,继续讲话。在讲话快结束时,这位曾经长期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说了几句话,巧妙地保护了刘宾雁。他说:”刘宾雁这个人我了解。一九五七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给他改正,我是赞成的。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耀邦说刘宾雁”也有毛病”,是指这是一般性的毛病,并不是什么敌我矛盾的大错误。         粉碎四人帮,解放了受迫害、受打击、受折磨的亿万人民,十一届三中全会又解放了千千万万人们的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磨炼解放出来的刘宾雁,他的身心迸发出热爱人民、爱热党的事业的光芒,他那支熟练的妙笔更加盛开出绚丽的鲜花。他写出一篇接一篇的新闻报导,特别是报告文学,像一道道闪电划破了乌云未扫尽的天空,振奋了亿万人民,也震骇了那股保守势力的权威人物。在《人妖之间》之后,特别是《三十八年的是与非》和《第二种忠诚》等作品,更是惊世之作,在我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光彩的篇章。从全国各个角落里,成千上万封信飞向人民日报编辑部,也送到刘宾雁的办公室。成百上千的来访者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排队等待著同他谈话或送材料给他。有一年暑期,我同他一起在北戴河人民日报疗养院休假,他正好同我住在相邻的一个房间里,门外经常有几十个、上百个来访者在盼望著同他见面交谈,使我深有感慨。我在人民日报作了二三十年的领导人,收到的读者来信和来访,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位杰出的记者。         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向中央状告刘宾雁的高级领导人物却在增加,只是告状的主要内容,已经逐渐从告刘宾雁在政治上反动,攻击党、丑化社会主义等等,转为指责他报导失实、歪曲事实、偏听偏信、诬陷好人,甚至造谣中伤等等。这是为什么?因为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日益清楚,仍旧沿用”文革”极左那一套的整人手法也越来越丧失人心。特别是宾雁的文章为党、为国、为人民的立场坚定,是非鲜明,忠诚可昭日月,赤胆可溅山河;他的文章夹叙夹议,他的分析评论给读者以新的启示,开启人们的心扉,得到群众、干部以至高级领导同志的称赞。在这种情况下,对刘的文章,要在政治上进行批驳就比较困难,因而转向指责他”报导失实”,更容易混淆真伪,一时难以弄清事实真象,中央领导同志也难以为刘仗义执言,不好同地方诸候辩别是非。比如,关于指责《人妖之间》一文中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一事,经过中宣部派专人调查核实,最后才肯定报导基本属实,祗有一些具体细节有出入。尽管如此,当地领导人还是抓著不放。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辽宁省委书记对刘宾雁写的《好人啊,你为什么这样软弱?》一文提出批评,说:”刘宾雁这篇文章里很多不是实!”黑龙江省委书记也说:”他的《人妖之间》也是一样,有很多失实地方!”面对两位”诸候”的谴责,这件”官司”一直打到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耀邦同志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给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并转周扬和我,信中说:         刘宾雁同志这篇文章,是辽宁郭峰同志在座谈会上当面交给我的。交的时候,他当著各省市书记的面声言,刘在文章中所引举的一些例子,很多不是事实,省委也不同意刘在文章中有关辽宁工作的一些评论。         黑龙江扬易辰同志接著说:刘的《人妖之间》一文许多地方也不是事实,黑龙江省委对这篇作品得奖感到很不理解。         由于他们的意见,我把刘今年一月发表的这篇文章看了一遍。         首先,我觉得这篇文章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篇抨击一个省的党内政治生活的特写。一个作家可不可以、有没有权揭露党内黑暗呢?当然可以,当然有权。但写出来送给谁,是送给有关党委、或那个人还是迳直送给那个报刊公开发表,这就要从有没有利于问题确实得到正确的解决来考虑。         一个报刊能不能迳直发表抨击性和揭露性的作品呢?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考虑:为了向党向人民负责,需要加以核实,需要向该地党委和当事人加以核实,使自己发表的东西真正经得起检验。 )         现在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我们说,我们对拨乱反正是坚决不动摇的,谁也不能夸口说,拨乱反正能够比党中央更坚决。但拨乱反正不能乱拨一气,而且不能稍有疏忽。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弄清楚,说得不客气一点,有点过于自信。         宾雁同志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许多同志对他很同情,这是对的。现在,我们也要尽量尊重他,爱护他,这也是对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宾雁同志看待问题确有点情绪。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也要听一听,并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刘交交心,请你们考虑。”         耀邦指示要”同刘交交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的落难我的头上。我先把耀邦的信给刘宾雁,然后我们长谈过一次。在政治觉悟和政治勇气上,在采访的深入和写作的技巧上,我对宾雁是十分信任和钦佩的。我认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上能够一再刊登他的作品,是《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办得比较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所以我同他谈话,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批评,只是在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上同他进行了讨论。他一再强调,一九五一年,《中国青年报》刚创刊时他就是记者,他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不是以一个文学作家的身份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他写的报告文学是严格遵守真实性的原则,对所采写的素材都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写好以后也是尽可能地找知情人核实过的。他也向我吐露了他的苦衷:要认识和揭示事实的真象是十分艰难的,既有客观的局限,也有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干扰。他说,事情很复杂,要完全弄得一清二楚,要经过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时是当事人也搞不清楚,或者也记不准确;有的事情可以同本人核对,有些事就很难找本人核对;即使找到了,他也可能会一口否认,或者故意以假乱真;有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价;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事件的认识,随著他的阅历的增长和知识的提高,常常也有不同的分析和判断。他说他也为此很苦恼。但他是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对自己的写作是完全负责任的。他还很激动地向我说,他知道一些权威人物在千方百计地攻击坚持改革开放的胡耀邦,他们把《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问题,把报社记者包括他在内的稿件上的问题,都挂在胡耀邦身上。他们攻击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所以他是十分小心谨慎,尽量避免让人抓到什么小辫子。我只是从新闻工作对真实性的要求来提醒他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对自己稿件拿给编辑以前尽一切可能完成必要的审阅手续。谈话以后,我还把同他谈话的观点记录下来,经过一番研究,写成了一篇长文《一个新闻工作者谈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八三年的第四期《时代的报告》杂志上。         我把同刘谈心的情况告诉耀邦,他要我劝宾雁到作家协会去当专业作家,不要再留在人民日报当记者。我把耀邦的意思转告给宾雁,他感到很为难,说他会认真考虑耀邦的意见。当时,我也不愿意把这么优秀的记者调走,也就一直没有再提这件事。      一九八五年八月底,我得到耀邦给周扬、贺敬之和我的信,并转来了八月七日宾雁给耀邦的信,耀邦还在宾雁的信上加了两处很重要的批语。耀邦的信内容如下:    周扬、敬之同志并绩伟同志:      宾雁同志这信,我今天回来才看到。现转给你们。      我相信他对自己的解剖是诚实的。任何一个同志只要善于总结经验,都能够为党为人民发出更多的光和热。个别地方的看法我有点不同意见,在信上批了一点话。请绩伟同志就便代我向他致意。         胡耀邦 8.23      刘宾雁给耀邦同志的信如下:    耀邦同志:      您七月初关于我的一篇文章的批示,我细心读过了。和我去年听到您一月份在中宣部会议上关于我所说的话时一样,您的关怀和爱护使我非常感动。      多年来我一直未去看您。您太忙,不忍占用您的时间(四人帮在台上时,则由于我的身份会给您带来不便)。但几年来听到的关于您的一切,我都记住了,敬仰之情,更甚于五十年代。      对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的批评,我在八月六日的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您会在会议简报上看到发言摘要,我就不复述了,只想告诉您:二省领导同志反应尚好,主动和我谈话,并表示欢迎我重去该地。我还想找他们谈谈心。      确如您批评的,我是过于自信了。倒不是狂妄到自以为比中央高明,而是自以为坚决拥护三中全会路线(并觉得我们这些人应以新闻、文学特有的方式为党服务,中央一时不便说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事实说一说),而对于方法和步骤,则欠考虑。至于有些同志说的我有点”情绪”,您可以相信,我(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同志也一样)对于党、毛主席以及当年处理我的人,都毫无怨恨情绪。这也是因为年纪大了,比较能够历史地看待问题了。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有其不可避免性,不应从人的主观上追寻原因。但我确有急躁情绪,或者还有一点偏激,虽然我还常常说服年轻人不应偏激。      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年纪不允许我重犯错误了。      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写触及时弊和现实矛盾的报告文学,”保存自己”要紧。近来,气氛又显得紧了一些。但我还不想放弃报告文学这种最直接、最有效地为党服务的武器。但写批评性的东西是难了,除非随同中纪委去采访他们决定处理的问题。我想今后到一个领导班子好、大力推行改革的地区(如福建,或连云港市),从正面写党委如何克服阻力和困难取得纠正党风、进行改革和四化的成绩。 熾?l眾葛!      困难确实很多。山东省沂南县的一封匿名信骂我是”复僻倒退派的走狗”、”纳吉的鹰犬”,并恶毒诋毁小平同志,狂吠”权奸不除,国无宁日”的事,您大约已有所知。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情况还在发展,我的感觉是比去年更猖狂了。      送上我写的一本小册子和翻译的一本书。听说您对以群同志的一本书很赞赏,这一本更新一些,我看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艺术的特性比 较透彻,又是结合苏联历史上几次大论争和创作实践写的。您不会有时间通读全书!德平或德华同志若有兴趣,可以先翻一翻,把重要处划一划。      请原谅我占用了您极其珍贵的时间。      代表很多很多人,祝您健康!         刘宾雁 1981.8.7      担心您也许一时看不到会议简报,我应该告诉您一点情况:关于辽宁省纪委三位书记的介绍、三天清查办会议上的汇报,会后我又留下大连、鞍山、抚顺等中清查办的同志作了核实和补充。有三个事例是我听来的,迄今祗知其中一个在程度上略有出入。纪检系统与地方党委在组织清理、组织路线上看法不一(有些个组织部门本身就不乾净),要彻底搞清也很难。      黑龙江提出的《人妖之间》问题,去年中宣部调查组已一一查过,主要事实与细节没有失实。一个事例错了,另有二三处有些出入。省委看法与调查报告有很大差距。        刘宾雁又及      耀邦对这封信没有再提要宾雁去作专业作家的话,而且在宾雁的信中表示不愿放弃记者职务的话下面,用红笔划了注重线,并写了批语,表示了对宾雁意愿的支持。宾雁信上说:”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写触及时弊和现实矛盾的报告文学,’;保存自己’;要紧。......但我还不想放弃报告文学这种最直接、最有效地为党服务的武器。”耀邦在这些话下面划了红线,写了这样的批语:”这也可算文艺界朋友中的不健康的情绪表现之一。难道中央的文件、讲话不是触及时弊的吗?至于’;保存自己’;,那要看怎么’;保’;法。”      宾雁信中说,对于极左势力,”我的感觉是比去年更猖狂了。”耀邦划了红线,写的批语是:”可能有个别人更猖狂了,因为感到时局的发展对他们更不利了。但算不得什么,’;多行不义’;的好汉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看来,耀邦同志同我们这些改革派对形势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极左势力同我们的斗争十分顽强。一九八三年底,他们发动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胡乔木和邓力群想控制中央党报的企图得到了不小的胜利,我和王若水被免去了职务,他们还在报社开展了一场对我和王若水的大批判运动。可是在耀邦等坚定改革派的制止下,”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几天就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我离开人民日报的职务以后,报社新上任的当权者,又是一个”比有胡绩伟更胡绩伟”的秦川。      一九八三年底,我不负责人民日报的工作,那些批评人民日报的实权人物,更趁机大肆攻击人民日报,除了我和王若水以外,刘宾雁是一个最大的出头鸟。一九八四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的《三十八年是与非》。文章内容反映的是一笔四十年前的旧帐:一九四六年初秋,李先念的部队从大别山突围到陕南,被胡宗南部队包围在山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面临绝境,只好向当地农民求救。郭建英热心扶助,向亲友借了一千三百万法币给部队(新四军五师)送去,师首长给他写了借条,告诉他以后可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找主席林伯渠还钱。郭建英接济共产党的消息被国民党知道后,四处追捕他,他只好携妻子逃离家乡,流浪在外。全国解放后,他不但没有讨回这笔旧债,反而被说成是政治骗子,是资本家。他多年为共产党偿还这笔债务被弄得倾家荡产,受尽歧视。一九八四年刘宾雁到西安采访,接触到这笔冤情,愤然执笔,写出了《三十八年是与非》。想不到这篇稿子又触怒了陕西省委的领导人和在中央的某些人,纷纷向耀邦同志告状。在一次书记处的会上,耀邦又一次提出刘宾雁:”他还是不要作人民日报的记者,去当作家吧!”幸亏李先念出来说话,为这篇文章作证,保护了刘宾雁,这场风波才暂时平息下来。      一九八五年,刘宾雁的《第二个忠诚》又引起一场风波。刘宾雁在这篇作品中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的忠诚,而且更要有”一批又一批正直、勇敢、有真才实学而又敢于坚持自己人格的人”,当党和领袖犯错误的时候,要有敢于”直言不讳地面谏君前”的”第二种忠诚”。这篇文章在新创刊的《开拓》杂志刊登以后,很多报刊纷纷转载,单是陕西一个报纸转载后就销售了一百万份。广大读者们如此热烈欢迎的文章,竟然得罪了中央的某些权威人物,因为他们只喜欢第一种忠诚,不喜欢第二种忠诚。好在万里同志出来说话,表扬了这篇文章,又专门约见了宾雁,当面给他鼓励。万里见到刘宾雁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那种’;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万里的支持,又平息了这场风波。人民日报没有让刘宾雁去当作家,耀邦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一九八五年四月,哈佛大学邀请宾雁去讲学,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同志对宾雁说:”你不去美国,是我的意思。那个活动时间太长,你难免要在外边讲话,报纸上给你一歪曲,国内那些(反对胡耀邦的)人又要做文章了。你们这些人出点什么事,他们都记到胡耀邦的账上。他们认为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他们早就把刘宾雁列入”不同政见者”的黑名单。到了一九八六年底,党内那股极左势力终于用”逼宫”的政变手法,以包庇自由化分子的罪名,把总书记胡耀邦赶下了台。半年之后,刘宾雁也被”开除党籍”。      耀邦在被迫下台时,作了一些违心的”检讨”,其中有一段关于刘宾雁的。他说:”这个人的右派立场没有变。我多次对人民日报打招呼,说这人不能当记者。”胡耀邦在审查他的讲话录音时,删去了这个话,但是他们仍然把这句话保留在耀邦的书面检讨里。以后耀邦曾托几个人向宾雁道歉。一九八九年,宾雁在写《自传》时,特别这样写道:      ”在胡耀邦这段话里不难看到:在导致他下台的各种因素里,必定有一种是他对于我的同情和支持,不然他何必说到我,并且还说得那么重呢?这就证实一九八五年那位政治局委员对我讲的话属实:胡耀邦的对手(也是我的对手)确实把他看作了我的后台。强加于我的所有罪名,同时就成了胡耀邦的罪状。”刘还写道:”我知道我每引起一个省委的不满和攻击,都给胡耀邦带来麻烦,他始终暗暗关心和同情我,每次给我以保护,不然我是不可能继续写作到一九八七年的。他对不止一个人说过:刘宾雁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      在纪念耀邦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之所以特别记上他同刘宾雁这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感到,当年人民日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主要原因就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十分正确,耀邦同志是历届领导中央党报的领袖中最英明的掌舵人。正如我在前面几章里所叙述的当时,人民日报上那么多精彩的评论和理论文章,大都是在他亲自指点和主持下撰写出来的,而且,在人民日报上,那么多出色的新闻、通讯、典型报导、特写、报告文学(像刘宾雁那样优异的稿件),也是在他亲自指导、鼓励、支持和保护下刊登出来的,这是人民日报一页十分光辉的历史。       二○○○年九月      http://bbs.21ccom.net/thread-1734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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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民众的狂欢是政治上的迷茫

民众的狂欢是政治上的迷茫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1-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1 4:33:17 阅读量:2次 1 月 30 日下午至晚上读者留言 中国为什么要感谢戈尔巴乔夫? 乌有他乡 时间:2012-1-30 15:06:39 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 4月10日,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宣布,根据俄罗斯 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 我们再看看东欧国家,到了2006年已经有二个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其余国家人均GDP全部超过5000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在2020年左右,东欧国家将全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俄罗斯:人均收入10年增长25倍 2008-09-22 04:04:47 来源: 上海证券报(上海)  进入俄罗斯贴吧   共 2 条 黑马推荐  10年之间,俄罗斯经济变化令世界震惊。石油美元在俄罗斯经济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8年,索罗斯资助金融危机漩涡中的俄罗斯科学家每人每年500美元生活费,那时的俄罗斯人均年收入低于200美元;如今,俄罗斯的人均年收入是5000美元,超过1998年时数十倍。 10年之间,俄罗斯经济变化令世界震惊。俄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2007年GDP同比增长8.1%,为32.99万亿卢布(当时1美元约合25卢布),人均GDP接近9500美元,俄罗斯人均月收入为1.25万卢布。 经济航母从湍急的拐弯口成功驶出,俄罗斯经济的惊险时刻令人难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盘接受美欧等西方国家推荐的经改药方,采取“休克疗法”,推行以大规模私有化和全面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经济改革,经济连年下滑。1998年俄爆发金融危机,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再趋恶化。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央行宣布卢布放弃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短期国债也将以其他方式偿付,俄罗斯在用尽自己最后一个美元后,轰然倒地。 石油美元在俄罗斯经济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败也石油,成也石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石油价格从1997年初的20美元左右下跌到1998年底的11美元,依靠原材料出口的俄罗斯经济难以为继。而现在的世界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势,高企的能源价格令俄罗斯经济驶入高速路。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 )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资料,中东欧七国2005年人均GDP分别为(单位/美元):匈牙利10896、捷克10708、斯洛伐克7963、克罗地亚7764、波兰6373、保加利亚3325、罗马尼亚3277。上述七国2005年人均收入:捷克6740、克罗地亚5350、匈牙利6330、波兰5270、斯洛伐克4920、罗马尼亚2310、保加利亚2130(我国2005年人均收入1100美元)。 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已经于2004年5月加入欧盟,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现为欧盟候选国,有望最迟在2009年内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根据欧盟公布的资料,与欧盟25国人均GDP平均值比较,捷克人均GDP相当于欧盟的69%,其次为匈牙利61%、斯洛伐克51%、波兰46%、克罗地亚36%、罗马尼亚32%、保加利亚30%。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几个老牌经济发达国家则分别为119%、113%、108%和107%。这就是说,中东欧国家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确实还不小。 萧瀚:疑韩案的私权与言论自由 小红妹 时间:2012-1-30 13:53:08 哎呀,先生说的太好啦。 小红妹又长知识啦。 阳明山庄2号 时间:2012-1-30 15:04:01 本人一向钦佩萧先生,但看到此文,心有异见,不吐不快: 1、先就事论事:(1)韩寒只是疑似“公众人物”?那就请你定义一下什么叫公众人物?(2)确实,仅仅从一般的免费博客及其他符号产品而言,基于法律层面,韩寒没有澄清那么多疑点的义务,但是,从社会公众利益及广大受韩寒作品影响的人来讲,韩寒有澄清的义务,除非他自己愿意接受一个可疑的韩寒。(3)事实上,韩寒是很在乎的,因为一个可疑的韩寒并非仅仅是一种无聊的事,而是切实关涉到他的实际利益;(4)如果不仅仅是代笔,而是代人(核心及大量的作品是韩仁均之作被明示为韩寒之作),且关涉到符号产品的买卖,这疑似涉及欺诈;(5)建议萧先生去弄清言论自由的理论,然后再来分析言论自由与公众人物的权利问题:a,谁说的只要不是公权型公众人物言论自由便要受限?b,韩寒所获巨大利益就是和他的文字产品直接联系,说韩寒疑似被代笔是私权问题的理据何在?c,即使是公众人物的私权,它也要受到言论自由的限制,这一点萧先生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明白吧? 2、再上升一步,仍然有人基于已经被“韩寒”抛弃的价值而支持韩寒,本回帖只想告诉这些人,你们支持的韩寒蔑视并已经抛弃了你们支持他的价值,他对这些价值的背后一刀更甚于堕落的力量的直接攻击。 3、“公知韩寒”不过是一个商业品牌,当他走上正轨之后,他就要开发另外的产品了,拜托那些支持者看清这一点,不要再被欺骗,以至于玷污了我们追求的价值。 4、仍然有人说我们这样的立场与批评糊涂,但是,我并不认为如此,相反,不清楚“韩寒代笔”事件背景、前因后果、现状及众多疑点的人,仍然抱持着过去的“韩寒”的人才是糊涂! 5、请编辑不要删帖! 阳明山庄2号 时间:2012-1-30 15:13:15 补一点,此文的题目是一个病句: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疑韩案中的私权与言论自由”,“疑韩案的私权”显然是一个错误的表述。 阳明山庄2号 时间:2012-1-30 15:25:01 “私权高于公共利益,没有对私权的基本尊重和坚定的保护,公共利益根本不存在。” ———————————————————————— 我此前听过萧先生的事,但此文让我有点失望: 1、就我是所读范围而言,这样武断地说不加任何条件的“私权高于公共利益”是很荒谬的判断,从古罗马到现代欧陆与美英法学与法律制度,其实只是短暂的存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乔布斯的别墅的整改都受到公益的限制,更何况代笔问题根本与私权无关; 2、文章题目是一个病句,前半部分分析错误跌出,文末加一个想当然的与文章主题相差太远的大帽子,这篇文章完全是一个败笔! 阳明山庄2号 2012-1-30 16:32:48 一个腹中无物眼神茫然,不敢出场溜溜的被普遍怀疑的青年被戳为某种价值的标杆与图腾人物,对这种价值的伤害有多大,那些头脑转不过弯来的人想过吗? gdssgd 时间:2012-1-30 16:01:23 中国的有些人,就是吃饱了撑的,矛头方向全变了味,让那些广大民众痛恨的腐败类人在一边看闹剧笑剧似的咧着嘴偷着乐:看看,他们又在自相残杀, Wdzj 2012-1-30 17:16:00 仅举一例就可以推翻萧翰在此文中玩弄的假法理:萧翰的学位论文是枪手代笔写的,但由于是属于私权,故不应受到任何的质疑和干涉。若有人对之质疑和干涉,则判定萧翰被侵权!质疑者就要受到民事的乃至刑事的处罚或惩罚!萧翰此文讲到就是这个道理。请编辑把这个跟帖发给萧翰看,让萧翰别自以为是、自作聪明。 大地 2012-1-30 17:21:51 所谓:清者自清,真金不怕火炼。 方舟子只是质疑韩寒,并没有逼他自证清白,他真的有真才实学,真的是天才,他会不停地以拿出新的更加上乘的作品的方式让质疑的人闭嘴,所以他肯定会对这样的质疑一笑置之的。相反,一触即跳,破口大骂,又是发誓,又是赌咒,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是一个天纵英才的正常反应吗? 李钟琴:我对韩寒看法的转变 李钟琴 2012-1-30 15:21:57 作者写的东西一旦发表,就必须接受读者的品头论足,包括质疑与批评。围绕作品的真伪、作者的水平、作品的思想内容等方面的争鸣,一直属于文艺批评的范畴。 我在《我对韩寒看法的转变》中说了,自古以来,围绕作品、作者真伪的争论便是文艺批评的一项内容。譬如赵翼《廿二史札记》问世后,清末李慈铭便通过一些例证,指出此书非赵翼自作,而是赵氏购于他人,由此形成学术界的《廿二史札记》作者真伪之辨,从来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 我认为,韩寒作品真伪之辩,也是一个学术问题。韩寒如果有有力的证据,就足以辩诬;如果说不清楚,就怪不得别人质疑。谁让他留下这么多疑点呢?如果韩寒认为这些质疑很无聊,也可以不予理睬,继续写他的文章赛他的车。路遥知马力,日久见水平。 也许有人杞人忧天,认为此风一开,则文艺界就会人人自危。其实大可不必。质疑者无论是用推理的方式,还是捕风捉影,总要说明自己质疑的理由。证据是不是能够服人,相信读者自会判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再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人人都被质疑的情况。目前为止,文艺界被质疑者毕竟是极少数。如果你的作品没有疑点、没有留下把柄,即使有人硬要质疑,也不会有人相信。甚至重金悬赏请人家质疑,恐怕都没人有这个兴趣。 Ixtili 2012-1-30 13:18:29 谁不懂法?你不懂法才对 冯梦云 2012-1-30 23:30:46 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的小孩与院士争文字的真伪,没伪也伪了!韩老爹为儿子代笔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代笔也没什么,只要代笔者不追版税也就没事了。方舟子对那悬赏有兴趣。 别说方舟子可胜诉,我也可胜。挑一个小孩的笔误太容易了。 Hxm 2012-1-30 23:58:52 在由韩三篇引发的倒韩这件事上,还是萧翰说的好:“此次疑韩行动若成功,远比它失败来得可怕,因为它会给邪恶的逼人自证清白赋予生命力,开启恶例,而它践踏私权的恶劣性质将被漠视,倡导保障私权者也都会成为笑柄,同时会影响墙头草们转而支持这种行为。因此必须反对自证清白这种邪恶的做法,反对自证清白就是反对肆无忌惮践踏私权的暴民。” 打假韩寒,方舟子这次打错了 Ixtili 2012-1-30 13:15:59 年龄和成熟之间真的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对于这种大半辈子在学校生活的人来说。 Happysky2007 2012-1-30 15:23:06 显然,《三重门》的作者既是知道“三重”典出的意思是指重要,但又是可以双关为“三chong”,并且直接连上“门”的。这完全符合韩寒自称的对书名有过“反复的思量”这一说法。书名当然可以,也更应该念作“三chong门”。 我真是晕倒!,《三重门》的作者当然知道“三重”的意思!韩寒知不知道我不知道! 奥巴马支持率不到五成 tx134563 2012-1-30 13:15:14 中共支持率有0.5成吗?我真怀疑. 苏共的纯洁性是怎么一步步丧失的 Fengxxy 2012-1-30 13:28:21 开玩笑,苏共从夺取政权那天起,就没有什么纯洁性,伴随着阴谋、暴力与欺骗 Crw0823 2012-1-30 15:28:14 很有意思的话题,今天,中共很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问题,但是,更多的事停留在语言层面或是理论层面,在实践层面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可操作性。现在的基层,对所谓的运动啊活动啊之类的参与热情并不高,换个角度,我们尽管强调的精神力量,却并不能使大家真正体会到精神的力量。 吴敏: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与期望 缪一轮 2012-1-30 14:00:29 支持吴敏同志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与期望!希望选网众网友求同存异,暂时放弃某些不切实际的歧见,都尽可能投入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之中。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上 ) 谌青凡 2012-1-30 14:01:14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论断值得置疑。前苏东剧变事件,充分证明,社会主义连自己都救不了,还想救别的什么?再说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说的那个社会主义吗?二极分化和吏治腐败,恐怕不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吧! Scpnwyt 2012-1-30 15:12:09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永远保留贪官的一切特权,包括话语权。叶利钦说过,当权者之所以喜欢“社会主义”,是因为在这个旗帜下,一切贪腐行为都以国家机密的理由得到保护,虽然国家很穷,但少数当权者早已过上共产主义的按需索取的生活了 才尽江郎 2012-1-30 16:13:42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为什么台湾不搞社会主义,也能成为亚洲四小龙?而且台湾人民坚决不搞社会主义,难道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香港收回来了,还向香港人民承诺坚决不搞社会主义? 二十一世纪了,还在痴人说梦,真是跳梁小丑。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下 ) 谢勇森 2012-1-30 15:41:24 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救香港、澳门? 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欧美日韩国台湾新西兰澳大利亚? 吴忠谈 “ 九一三 ” 事件 武林外传 2012-1-30 14:14:15 保存史料。这个作用就非常好。 张维为:重庆归来话重庆 乌有他乡 2012-1-30 14:18:47 台湾通过选举实现政民同步,怎么会有对抗?通过选举促使参选者下访,比我们作秀式的下访好得多,作秀式下访只会劳民伤财。 乌有他乡 2012-1-30 16:42:43 选举网还是没有乌有网胆子大,帖子不见了,是不是嗅到天气又不好? 盘点 2011 年度财经大佬们的精彩观点 Tianxiao 2012-1-30 14:27:13 补充,还有茅于轼先生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是经济学,是政治斗争学说。 逝水年华 2012-1-30 17:01:02 皇上不急太监急,那几位什么家都不是,还不是什么家都得听他们的,降税之后,浩浩荡荡的公务员大军,吃吃财政饭准公务员还不造反呀! 冤不可极、怨不可积 Tianxiao 2012-1-30 14:29:48 民怨深重,希望加快改革。 陈有西:论法官 Gdssgd 2012-1-30 15:50:14 陈律分析得很对!不过,也有在外形上追求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精神上追求独立公正自由的法官,只是在数量上很少很少,,,,实务上操作起来也很难很难 逝水年华 2012-1-30 17:24:28 分析精辟独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奴才,就是他们在审案,在权力无所不能的时候,为了饭碗只能如此。我知道他们的脊梁弯曲的原因。 如果李敖死了,世上再无笨蛋 大地 2012-1-30 15:56:01 就象毛泽东一样,专制的李敖也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闹革命,革命成功以后,他却抛弃了自由民主而厉行专制! Maomaoyu 2012-1-30 16:07:26 如果题目稍作修改,就能更好地表达作者的观点:不是李傲,没有人说出“你是笨蛋” 李昌玉:民主女神林希翎 Maomaoyu 2012-1-30 16:00:34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在未被“打倒”前,之后也蒙冤的刘少奇也是紧跟、极左,而其他良知朗朗者以“主席钦点”熄灭热情、勇气,再不能拼力一搏。毛泽东就是当时的天,其他所有天下人只能听毛由命。即使毛作为曾经觉悟的革命家也还隐测之心尚存,记挂这个反他的右派,提前两月释放就是证明。试想,如果有体制、机制不让毛为所欲为,他个人和整个国家命运会大不同。神,在某种程度上是迷信的人们自己捏造的。 和林希翎一起被铭记的还有张志新、林昭等。一个人如果看到真实、真相并清醒于自己的内心的明朗,那之后生死对他们个人的区别已经不大——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已经完成究竟自明的生命意义;剩下的,是环境和他们所属的群体是否以及怎样需要这些人燃尽和奉献自己了——允许他们为他人而活。——我们这一群,偏偏历来习惯于是把这类人诛之、弃之以了之。既然如此,在人类现有的文明(科学-自然及社会)丰碑上怎么还可以看得到我们中走出的分子?不会有的。我们的体制崇尚的是它自己安全稳妥——哪怕或者说主要是短暂的稳妥的价值——违此者咎由自取——大真、大善、大美通常与之无缘。 李伯勇:韩寒 “ 变轨 ” :个人和社会的迷茫 方程式 2012-1-30 16:11:53 我赞同并高度评价李伯勇先生此文的观点。 在一个专制国度里,民众的任何狂欢(无论左右)说到底都是一种政治上的迷茫。而在法治国度里是没有这种狂欢的任何土壤的。遗憾的是,政治敏锐性之高如选举网的许多网友们也不能免俗。 韩寒不仅是那个思想敏锐、语言尖刻且喜欢显摆的年轻人,而且还是专制制度依旧混沌将开未开下中国的一种现象。也叫“韩寒现象”。现在这个现象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内容——“文章真假口水仗”,使得韩寒现象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是“韩三篇”所蕴含的那个巨大的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的社会启蒙价值呢?早被熙熙攘攘的一门心事兴冲冲加入这场口水仗的人们所抛之脑后了! 还是萧瀚说得对。在法治条件下,无论是质疑还是被质疑,都有一个私权界限问题,而私权是不容许任意越界和践踏的。可以说,任何打着道德公正和社会正义旗号的公众饕餮的盛宴都是在蔑视私权和法治。而任何有公民意识和个人修养的人都应该对这类公众狂欢保持警惕和距离,而不是自以为是和义愤填膺地投身进去。那不叫改革。那叫革命,也叫迷茫。 让我高兴的是很多学者对此口水仗事件都保留了一份冷静与清醒。毕竟,韩寒现象在中国存在的本身也就是其意义所在:中国的变革需要年轻一代的参与。 诚言 2012-1-30 23:32:13 这才是一篇谈韩方之争的好文章! 阿C 2012-1-30 23:33:39 只有从头至尾经历过文革,且开始或已经会独立思考的人,才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向李先生致敬!因本人当年也在程世清治下的江西文革过,所以对李先生之所言更是感同身受。哦!跟帖是不能见光的,那,还跟个P. 江湖雀语:今日新闻说缺憾 Gdssgd 2012-1-30 16:13:58 当然,更无耻的还是掌权帮光搞有利于自己的所谓的经济变革,不搞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变革,总对老百姓讲,经革和政革是两回事,不能混淆。现在,连德国人都讲经济危机要靠政治变革解决,我们的掌权帮又当如何解释呢?依旧希望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来骗人骗己吗?实际上,风雨飘摇的缺憾美,已经众所周知,而且,实实在在地人人共享了。 ——-道宁 明然 2012-1-30 17:24:37 美国政府在公民合法持枪的前提下把美国建设成世界第一强国。而天朝呢?连家用菜刀也要“实名制购买”,真是“中国特色”,“天下奇观”。哦,呸!呸!!呸!!! 朱晓明:关于 “ 宗教与文化关系 ” 问题的思考 逢源堂 2012-1-30 16:14:42 实在是不愿意离开选举网。 我又不愿意写书,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传播的速度太慢。 我给选举网的朋友发过一个帖子,大概的意思是我想趁回老家探亲之便和大家进行一些有益的交流,看来,无法实现。 手稿已经完成,大约2万2千字。题目就叫做《爱情与秩序》。 我认为,它会大大的提高每一个人的基本现代规则的印象。遗憾。 祝福选举网。祝福亲爱的人们。 冯梦云 2012-1-30 23:42:34 朱晓明只写一句话就行了:宗教是为我党所用的工具。 看韩寒方舟子掐架有感 Cctvcctv 2012-1-30 17:22:42 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说,***岁根本不识几个字, ================= 这几个星号,其实就是“八九”。哈哈,选网现在也”敏感”到了这份上了,居然连“八九岁的孩子”这样的文字都要用星号了! 韩寒和方舟子大战自由情 Cctvcctv 2012-1-30 17:24:56 方舟子到处打假,却不知最大的造假群体在官场,如果韩寒和方舟子携起手来共同向权力造假开战,幸甚!为个人名誉开战不如向权力造假开战,这样大家的自由领域也会不断拓展。 ================== 说得好啊,支持木然的观点! 孔庆东和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 Cctvcctv 2012-1-30 17:27:54 春节前夕和友人谈到他们,平日里以“公共知识分子”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却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营生。我们甚至举了几个人的例子 ======================= 能不能具体说说都是谁呀? 文化强国战略:跳出文化自负与自卑窠臼 冯梦云 2012-1-30 23:45:53 中国文化相对文革前己经引世瞩目。被淡化的是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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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何以在中国成为敏感词?

自由何以在中国成为敏感词? 作者:万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14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5 0:39:13 阅读量:32次    中国的统治者对自由的情感值得让人玩味,他们把这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哲学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视为让人避而远之的敏感词,要么口诛笔伐,把它妖魔化;要么讳莫如深,将它打入冷宫。   曾经,统治者信奉斯大林的“令人恐惧比令人爱戴更伟大”的教条,用阶级斗争学说建立威权政治,将自由大批特批,将持自由观的人大抓特抓,试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孕育的自由精神斩草除根,从而建立起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崇拜权威的政治文化,以达到独裁统治之目的。其实,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权威,具体表现是:一是善于塑造权威。凡是具有权威的人,他们都是“由特殊材料构成的”,就拿出生来说,不是祥云飘逸,就是瑞兽飞腾,或者是火光冲天,总之与众不同,神秘得让人震撼。如此一来,他自然就会生出征服人的魄力。二是善于顺从权威。只要权威形成,他就成了人们依附的对象,把自己的灵魂完全交付他,什么都由他来裁决。如此一来,他自然就成为奴役别人思想的刽子手!这样的权威即使去见马克思了,还要继续享受来自四面八方崇拜者的顶礼膜拜,甚至有人把他纳入中国的神系范畴,“信男善女”靠他来定夺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着宝马车横冲直撞的富二代官二代靠他来保佑平安……   当然,统治者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价值理论的时候,没有忘记对自由的分割,显然,其意图在于否定自由的普世价值。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没有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把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批得这样彻底,让人相信它是虚伪的、反动的,具有很强的欺骗性,那么,无产阶级应有怎样的自由呢?1975年全国人大将毛泽东提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是就有了“四大自由”是“属于人民真正自由”的说辞。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自由与权力》一书中说:“自由的涵义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它是对身处弱势的少数人的权利的保障。2.它是理性对理性的支配,而不是意志对意志的支配。3.它是对超越于人类的上帝所尽的义务。4.它是理性支配意志。5.它是公理战胜强权。”(《自由与权力》第308页,候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1月第一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1948年联合国在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重申了这四大自由的精神。如果把这些人所阐述的“自由”,与我们的某些人鼓吹的“自由”相比,显然不在一个哲学范畴。毛泽东的“四大自由”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直接服务于少数人的政治利益。在造反闹革命时,如果你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使用这种工具进行揭露、批判,甚至“将他打倒,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自由是允许的;如果你替他说句好话,就不会给你这种自由了,并且还会剥夺你享有这种“自由”的权力。张志新稍微表示了一下对文革的不理解,不是就遭到监禁、拷打、割喉管和处以极刑对待吗?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确立了集体领导的制度,这就使对个人的神化失去根基,于是就将目光转向那个集团,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喋喋不休地加以再塑造。这里,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通过这样的再塑造,继续表明时间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但它依然伟大、光荣、正确,依然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依然要人相信没有它就没有国家,如果再往下推的话,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二是表明这个集团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力量都应该绝对地服从它的需要,也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是向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传达一个重要信息,中国的“特色”之路不可阻挡,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博爱等价值观念在这里没有市场。这些归纳起来,其实反映的是“打天下,坐江山”这一根本性的利益问题。   虽然有人早已宣布中国进入经济社会,但政治挂帅的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政治利益依然是各种利益的核心,有了它,就能确保经济利益。中国的国企从本质上讲,都是官企。许多官企的老总都是很有来头的人物,他们的年薪高达数千万,而忙忙碌碌到头来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穷困人家却比比皆是,这使我们想到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据说,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像官员的寿命一样,跃居世界前列,而且随着血汗工厂的机器轰鸣声,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在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当下中国,改变这种现状已成为人们的梦想。有媒体称,中国人的税负世界第二,超过收入高于自己数十倍的高福利国家。但当政府得知这个让他们难堪的消息后,匆匆忙忙发表声明:“此说没有依据”。可看看效能之低,为世界之最,行政成本之高,又为世界之最的中国政府(近年来政府的“三公”消费保持在国家财政的1/5到1/6之间),以及让政府官员公开自己财产都难于上青天的现实,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媒体的这一说法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经被温家宝总理早已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但要实现它,在现有的中国政治体制中无疑于天方夜谭。要维持这样一个烧钱加腐败的官僚政治,中国人五花八门的各种税负决不可能降低,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宿命。   就在这样一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中,自由自然成为敏感词,因为自由,要求宪法保障人应有的各种权力。人的信仰自由是根本,设立国教不符合信仰自由;对于自由的信仰是根本,也是法律,更是理性。任何信仰都不能破坏信仰自由的原则。信仰自由需要通过表达而实现,表达的自由表现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选举、罢免、创制、复议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存权的问题,包括持有武器的权利,包括住宅不受侵犯,包括通信自由,包括拒绝不确定未来的自由,包括拒绝无理搜查,拒绝有罪推定,拒绝侮辱和诽谤。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展权问题,涉及劳动、教育、经济、文化、休息等方面。此外,自由就是“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人权宣言》第4条, 1789年),就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即不仅在守法上人人平等,而且在立法上也是人人平等,从而使人民避免被专制政府奴役、监禁和控制,从而给人的自我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显然,这与官僚政治视民如草芥,妄图一劳永逸地垄断国家利益的心理相矛盾。   但是,任何事情再严密,都不免有疏漏的地方。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以及互联网这个连上帝都钟情的舆论平台的发展,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已经逐渐觉醒,他们认识到“自由”一词已不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面目狰狞,形迹可疑。有些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把自由作为研究宣传的对象,意在为新时代的启蒙教育贡献力量。就连温总理也在许多场合畅谈自由,如2010年9月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访问时说道:“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阻挡的。”去年访问俄罗斯,在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曾经就读的皇村学校,他饱含感情朗诵了《自由颂》。这都是喜人的景象,说明中国社会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已经沦丧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如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原有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需要科技创新创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堕落现象令人瞠目,需要吸纳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予以扭转;僵化的教育难出杰出人才,需要自由思想让它脱胎换骨;潜规则横行社会,需要建立民主与法治来求得公平正义……从国际看,地球上的陆地片片蓝,只有我们这里,还有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呈红色,这自然会影响到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给人民自由,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时候,容不得半点迟疑,否则,尽管中国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但必将又会被世界所抛弃,沦为人人可欺的国家。   自由,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什么时候不再把自由视为敏感词,并把它作为我们不可遏制的新生活,中国的未来便会清晰起来。   2012、1、14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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