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显

维权网 | 杨忠和、宫明孝天安门撒传单被警察带走(图)

(维权网信息员田静民报道) 2013 年 1 月 1 日中午 11 点多 钟,吉林上访维权者杨忠和、宫明孝两人在天安门金水桥附近撒冤案材料时,被天安门分局警察带走,目前情况不明。 家住吉林省榆树市的杨忠和、赵云件侠夫妇的独子赵凯于 2009 年 7 月 5 日 ,在当地的中讯网吧见义勇为被五名歹徒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 22 岁。案件从公安局立案侦查,到检察院公诉,再到法院审案,已历时三年半的时间,案件没有最终的审理结果。 1 、案件在审判中公检法一致认定五名罪犯投案自首,但五名罪犯作案时所用的五把凶器至今没到案,其自首掩盖真相。 2 、本案系团伙作案,五名罪犯所用的五把凶器至今未到案。主要证据严重缺失,以致被害人赵凯致命伤公安局、法院始终确认有误。 3 、法院认定:“张显波系犯意引起者”及现场录像等证据都无法排除张显波系本案主犯。公安局、法院不予认定,案件审理避重就轻。 因案件审理存在以上疑点,故《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刑事附附带民事判决书( 2010 )长刑二初字第 8 号》被迫发回重审。 案件虽发回重审,由“故意伤害罪”改为“故意杀人罪”但上述的三个问题并没有纠正。另窝藏五把凶器的罪犯贾文庆仍逍遥法外。案件审理极为不公。赵凯的母亲赵云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 2012 年元旦,在天安门跳金水桥,以死抗争司法不公!这起“故意杀人案”由吉林省高级法院 (2010) 吉刑三终字第 138 号裁定,撤销《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10 )长刑二初字第 8 号》判决,再次发回重审。 杨忠和认为法院枉法判决,伸诉无门绝望之下到天安门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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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中国网络实名制即将立法

中国政府经营多年的网络实名制终将立法。专家认为没有言论自由的保护性法律,限制性法律难以实施。 (德国之声中文网)”人民日报等媒体忙活好几天,原来是为网络实名制准备舆论条件啊!”今天很多中国网民都和@张文祥一样恍然大悟。新华社消息说,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实行网络身份管理。 决定草案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终端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对于用户的网络身份管理,可以通过后台管理进行,用户发布信息时仍可选用其他名称。 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备受争议的网络实名制即将立法。财新网报道称,”如无太多争议,这一草案将在28日被常委会表决通过”。 政府多年苦心推进,实名制终于修成正果 “中国人大应该禁止任何人网上匿名”,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2002年谈及新闻改革时提出这样的建议,被认为是中国网络实名制的源头。李希光的建议遭到网民的 普遍反对和斥骂,被称为”李希光事件”。从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部门从网吧、高校、网络游戏、博客等各个方面开始推进网络实名制,每一次都遭到网民的强烈反弹。 网络实名制立法提案始于2008年。当年10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答复网络实名制立法提案,虽未通过提案,但表示”实现有限网络实名制管理”将是未来互联网健康发展的方向。 2012年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收紧了网络管控,3月16日,新浪、搜狐、网易和腾讯微博共同正式实行微博实名制。 从本月18日起,《人民日报》连续4天发表题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依法监管是各国惯例》、《网络需要依法运行》和《依法才能更安全更方便》的文章,强调要立法对互联网进行管理。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展江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这次人大《决定》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年初加紧互联网舆论管控的一部分动作,由于官僚机器运转很慢,到现在才将草案制定出台。 言论自由不予保障,实名制没有前途 展江教授认为,中共十七大以后,胡锦涛提出要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大多数中国民众通过博客、微博等网络平台,才有机会实践这些宪法早已赋予的权利。而在中国言论自由得不到法律保障,网民上网发言面临风险,例如著名的重庆任建宇案中,年轻的村官竟然因为转贴被判劳教两年(后因舆论反弹及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影响,重庆方面宣布撤销其劳教决定)。展江说,类似的事件,重庆的做法虽然很典型,但是其他地方也有发生。网民们担心实名制令风险增大,乃在情理之中。 韩国从2002年开始推行网络实名制,2007年正式实施,成为中国官方媒体反复借用的宣传材料。然而,韩国网络实名制实施后,网络攻击有增无减,个人信息频频泄漏。2012年,韩国宪法裁判庭经全体法官一致同意,宣布”网络实名制”违宪。展江认为,网络上固然有部分虚假信息,但并不足以令人担忧,令人担忧的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从这个立足点去加强网络管理,他并不反对。但是韩国的教训证明,网络实名制导致更多的隐私安全问题。 网络揭发和”人肉搜索”是中国民众反腐的一个主要渠道。网民@张显说,”网络实名万民为先,财产公示领导在后”。@郭小芋头则认为,”让你们公布个公务员财产,你们说侵犯公民隐私,现在天天喊着网络实名制。我只能认为你们怕人举报,从源头管住举报人。”展江教授建议,应该首先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升为法律,并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同时对言论自由制定保护性法律,然后才能进行限制性立法。否则,网络实名制最后可能法不责众,不了了之。 作者:张平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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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 | 公民社会是底线,底线就是生命线

编者按   公民社会,在维基百科中的定义是: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   著名媒体人笑蜀,作为一名多年来始终研究、鼓吹公民社会建设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形容公民社会“是一个国家的植被。”是的,在国家的巍峨建筑之外,在单独的个体生活之间,还有一个广阔无边的领域,这就是公民社会。它们由那些为了特定的社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起来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组成。在这个领域,公民们自己联合起来,通过自治与合作,使得社会更加美好,并通过这种有品质的公民生活,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理性,使社会共识更容易形成。   和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同,如今是转型时代,也是微博时代。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对公共事务进行力所能及的最大关注和最大参与,这就意味着中国走向公民社会有了一个可能的崭新路径。从这个意义上,告别传统的启蒙与革命,共同呵护支持正在发育中的公民社会,最终形成坚实的社会底盘,走向真正的公民社会,就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笑蜀,1962年11月生,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深媒体人。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著有《刘文彩真相》、《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等书。   1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的中国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国,文明、理性已有很大进步。但如果横向比较,对这种进步就不可高估。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依旧没有脱昧,没有告别蒙昧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坚守公民社会信念?或者换句话说,公民社会在中国为什么必不可少?我想举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是药家鑫案件。药案有个风云人物叫张显,名不见经传,但他居然可以利用网络,一度成功地引领了舆论,可见我们的社会之缺乏公共理性到了何种程度,民心易被操纵到了何种程度。另一个例子是915事件。无数打砸抢的暴徒似乎一夜之间从地缝里钻出来,昨天还风平浪静,一切都是好好的。现在我们知道,这股打砸抢浪潮背后也有少数人在操纵。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的中国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国,文明、理性已有很大进步。但如果横向比较,对这种进步就不可高估,中国并不是没有了“一夜回到文革”的可能。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依旧没有脱魅,没有告别蒙昧。   与这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身边的华人社会。同样是保钓游行,深圳发生了多起打砸事件,而跟深圳仅有一河之隔的香港,整个保钓游行井然有序。   台湾也如此。台湾“倒扁”运动中的红衫军,主体是中下层群众。在一般人看来,中下层群众往往比较缺乏理性与文明,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组成的红衫军,在整个抗争过程中的表现恰恰极其理性、极其文明。曾经,红衫军内部有过一次争议,有人向红衫军领袖施明德建议,“倒扁”大军与“总统府”仅百步之遥,为何不干脆冲进去把陈水扁赶走呢?但这提议没列入议程,施明德没有接受,红衫军始终表现出高度的克制。   更可贵的是,克制的不只是红衫军,而是对抗的双方。当时陈水扁方已经知道红衫军有冲进“总统府”的提议,但他的对策是下令所有卫兵,如果红衫军冲进总统府,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跑。   不论红衫军,还是陈水扁,都怕冲突、怕流血、怕死人。双方的政见可说南辕北辙,但在这点上有高度共识。我为此请教过台湾学者钱永祥老师,钱老师说,你知道红衫军是怎样的一群人吗?他们是那种即便在浩浩荡荡的游行中,遇到红灯亮了,所有人也会自觉停下来等绿灯的一群人。   这些情况,如果放在中国大陆,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大陆也发生过一些克制、理性的抗争,比如厦门反PX事件、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大连反PX事件等。但它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属于都市抗争,都是城市中产精英的抗争。当下中国,大多数中产精英的抗争表现得这样克制而理性,而很多抗争卷入了底层民众,一般都伴随着不可控的巨大风险。   差别很明显,同样是华人社会,公共理性的水准、文明的水准,很容易就能判若高下。   2    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但是文明距离我们其实很远。什么是文明?在我看来,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没有过上公民生活,那就没有资格说你生活在文明社会里   回头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即公民社会与法治建设。我们往往强调法治而不提公民社会,实际上,公民社会建设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没有公民社会建设,所谓法治建设无从谈起。   还是以香港为例。香港是有法治的,但香港的法治并不是依托于民主,而主要是依托于公民社会。香港的公民社会完整而发达,哪怕是一个货运司机,也可能属于多个公民组织,而所有公民组织都是完全自由、完全自治的。香港的法治社会,就建立在充分发达的公民自组织基础之上。   台湾也不例外。台湾法治到什么程度?有个小故事很说明问题,有次马英九乘车出门,刚从车窗里探了个头,就被交警发现,马上罚款。可见台湾的法治确实名不虚传。   跟香港一样,台湾也是充分发达的公民社会。只要有充分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一定有健全的法治,这是铁律。道理很简单,法治是公共理性,公民社会也是公共理性;法治社会与公民社会,因而必然两位一体,相辅相成。   前面讲到的华人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根本上说,是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形态和没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我们跟他们的根本落差,在于我们的公共理性严重匮乏。   为什么会严重匮乏?公共理性不是天生的,要像港台那样社会的公共理性充分发达,就必须建立在充分发达的公民生活基础之上。   老是有人说,中国国情和国民素质决定了不能搞民主。实际上,素质是个伪概念,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而任何歧视都是侮辱,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但如果我们跳出素质范畴,转换为素养、技能、经验,那么民主生活、公民自治、公共理性当然都需要这些元素支撑。而素养、技能和经验统统来自后天的训练,来自于后天的日常生活。   你有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就积累了什么样的素养、技能和经验。如果不能过上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训练就会是一片空白,公民生活的素养、技能和经验就都只能是零。   中国大陆所有社会问题中,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从没有过上最基本的公民生活。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但是文明距离我们其实很远。什么是文明?在我看来,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没有过上公民生活,那就没有资格说你生活在文明社会里。   当下中国,在公共理性的培养方面严重欠账。经济在腾飞,但社会的公共生活质量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有下降趋势。人们对公共生活的品质越来越不满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是公共生活品质的持不同意见者,甚至包括很多既得利益者、很多权贵,甚至他们也对公共生活的品质强烈不满。   3    每个这样的公民组织,给人们提供的本质上都是崭新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会,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公共生活的严重匮乏,公共生活的品质之差,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危机之一。   我去美国,发现美国人的公共生活很丰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充分发育的公民共同体,每个公民可能同时分属于几个不同的小的共同体。美国将近三亿人,NGO组织则多达两百万个,平均一百多人就有一个NGO。这些NGO不只做公益慈善,不只提供公共服务,更重要的作用,是安放人心,它们实际是建立于人心中的小教堂,使得每个人的精神都有所寄托。   我去台湾,发现台湾的小共同体同样发达。跟大陆不一样,台湾有很多全职太太,因为老公一个人工作就能养活全家。她们家务不多,但日常生活并不空虚无聊,空余时间几乎全做义工。医院、车站、博物馆、学校,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你都会发现义工远远多于本职人员。我住在一位台湾朋友的家里,他母亲已是72岁高龄,依旧天天做义工。有次把腿摔断了,打上夹板才过一个星期,就在家坐不住了,要去做义工的医院上班了。我很不解,问她为何不多静养几天?老人告诉我,在家她是闲人,没有人需要她。必须到医院做义工,和需要她的病人在一起,她的心才能安定。这就是台湾的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让台湾人过得很充实。台湾还有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公民组织,例如“时间银行”,它可以让人们把时间攒起来,需要用的时候再提取出来。每个这样的公民组织,给人们提供的本质上都是崭新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会,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而在大陆,我们的公共生活还是如此贫瘠。不少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而是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修长城”、搓麻将等自我麻痹的娱乐活动中。从搓麻中寄托自己的精神,寄托自己的人文关怀,成长出爱与善,这些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这样低品质的公共生活,能够成长出我们最缺乏的公共理性吗?   我们之所以缺乏高品质的公共生活,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公民社会。甚至,有时候公民社会往往成了敏感词,被当做陷阱。公民社会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公共理性、意味着爱、意味着善。   公共理性的不健全、不发达,本质上是精神层面的不健康。我们这个社会是精神不健康的社会,这种不健康写在不少人的脸上:焦虑、着急、绝望……我们可以对比台湾,台湾当然也有极端的例子,但普遍来说,台湾人的脸是一张张健康的脸,平和的脸,从容的脸。这其实是两种精神状态的写照。   4    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人们就不会过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会过上真正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不过上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会回到精神正常的状态   中国社会需要转型,我们处在转型时代。   人们通常所说的转型,都是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其实我们还有更为重要的转型,即精神转型。中国社会不论怎样转型,首先要完成的就是精神转型。而这转型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一条路就是公民社会建设的路。   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人们就不会过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会过上真正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不过上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会回到精神正常的状态。如果精神不正常,社会就始终处于高危之中,出什么事情就都不奇怪。   所以,尽管公民社会建设有很多阻力,但决不能妥协。因为这是底线,底线就是生命线。不坚守这底线,中国永远无法告别灾难,民意随时会被一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没有公民社会,就不会有公共理性,没有公共理性,绝大多数人就不会是自己的主人。只要不是自己的主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就一定会被外力操纵。这种状态下的转型,随时可能转入深渊。   5    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转型模式。中国头号问题是转型,转型完成之后才是治理   回过头来,我还是想说说台湾。到目前为止,所有转型模式中,我最欣赏的是台湾模式。现在热议的转型模式中,最受青睐的是新加坡模式。但我认为,新加坡模式主要是治理模式,不是转型模式。而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转型模式。中国头号问题是转型,转型完成之后才是治理。新加坡模式在转型上对我们几乎毫无借鉴意义,它本身就面临着转型难题。   我们未来的转型,要避免突尼斯那样的动荡,别无选择,唯有台湾模式最值得借鉴。当然台湾模式也有特殊性,不可能复制。但它毕竟同属于华人文化圈,它的一些基本原理还是可以通用的。   台湾转型至少有三个要素:蒋家政权内部的分化以及领导人的清醒、多少年的社会运动、国际局势剧变的压力。我认为第二个要素是最重要的,没有第二个要素即社会运动的压力,蒋经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转型动力。   但台湾的社会运动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台湾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有一个高品质的公共生活、公民生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湾不仅在蒋经国时代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是在均富的条件下实现经济腾飞。通过均富,台湾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底层,哪怕是出租车司机,哪怕是清洁工,只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就会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就是一个小中产。即均富意味着全民中产化,这奠定了台湾最为宝贵的公共理性,才有了台湾人的从容、平和、理性和文明。   尽管现在台湾人均收入持续14年下降,但依旧没有动乱。这得益于有台湾强大的社会保障;也得益于全民中产化给每个家庭都打下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到现在,台湾还在吃14年前的积蓄。   所以,我们向台湾学习,首先要像台湾那样,努力创造和平转型的社会条件,第一是公民训练、公共生活训练,第二是均富即全民中产化。没有这两个方向的持续努力,就谈不上公共理性,就会极大地制约中国的转型进程。   6    公民社会的空间存在于每个向善、有爱的公民心中,存在于他们组成的每个小共同体中,他们和他们组成的小共同体,今天已经随处可见   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是转型,在转型上必须坚定不移。但必须同时尽最大努力控制转型的风险和成本。原因很简单,中国这样一个江湖社会,距离公民社会还有千里之遥,人心的阴暗、人心的暴戾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问题当然首先是制度问题,但绝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也是人心的问题。所以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社会沦陷。   所谓社会沦陷,其深层的含义其实是说,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稳定的底盘。没有稳定的底盘,不论建什么,都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我一直有个主张,叫社会底盘论,主张我们不仅要改造制度,更要重建我们的社会底盘。但这个主张受到很多朋友的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批评,就是现有体制之下,公民社会建设没有空间。   我不同意这样的批评。因为它低估了中国社会的弹性,尤其低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甚至可以说,公民社会的空间存在于每个向善、有爱的公民心中,存在于他们组成的每个小共同体中,他们和他们组成的小共同体,今天已经随处可见。   我们今天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与自由,是因为拥有过去所没法具备的历史条件。如果把我们比作野生动物,那么社会就是这个国家的植被与森林。一个国家必须有植被、有森林,才会有完整的生态,如果独立、自由作为动物能够存活的前提,一定是拥有植被和森林。一旦没有植被和森林,土地都是开阔地带,权力就会毫无阻挡,别说野生动物了,哪怕是一只兔子都会被轻易干掉。   今天的历史条件完全不一样,或许有时候体制不能容纳一个人,但社会一定会关照他的。所以,我并不认为传统体制足以强大到完全扼杀公民社会,恰恰相反,我认为公民社会在中国不只是理想,而且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现实,即中国已经有了公民社会的雏形,或者说初级阶段的公民社会。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怎样把它做大、做强,让它真正和平崛起。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公民社会的和平崛起,才是真正的中国崛起,也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崛起。(根据12月3日笑蜀在西北政法大学的公开演讲《公民社会与法治建设》整理,经笑蜀授权《华商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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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新版中国护照引发外交风波

因为内嵌了一张显示争议领土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中国的新版护照在亚洲引起了外交上的轩然大波。 印度、越南、台湾和菲律宾都反对护照中的新版地图,该地图把不少岛链和边境区域划进了中国的领土范围。 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从新版地图当中看出了扩张主义苗头,许多中国人则认为这象征着收复失地。不过,一些分析人士和外交官表示,这张地图不必要地激化了本来就很激烈的领土争端。 北京重建“大中华”的构想被广泛视作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求中国政府对零散的争议领土采取更为强力的控制,在这种情绪的煽动之下,中国在亚太地区各处卷入了多起领土申索纠纷,争议领土包括喜马拉雅山区的一大片荒凉土地,也包括南海里的一些半没在水中的礁石。 越南政府前顾问阮光阿(Nguyen Quang A)对《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表示,“我认为,这是中国采取的无数恶意行为当中极为有害的一步。” 该报是报道改版中国护照的第一家媒体。 一位常驻北京的高级外交官对《金融时报》表示,新版地图意味着“局势严重升级,原因是中国正在发放数以百万计的新版护照,成人护照的有效期又长达十年。如果中国日后要改变立场,那就得收回所有这些护照。” 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华春莹在一项声明中表示,中国护照中的改版地图“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并指出“中国愿积极与相关国家沟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er a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研究员约翰·布拉克斯兰(John Blaxland)说,修改地图这步棋下得“非常聪明”。 他对“美国之音”(VOA News)说,“基本上,这等于是逼迫所有的南海争议领土申索国在护照上盖章,由此承认中国的主权。”他把这一举措称为中国排布的“长期棋局”的一部分。 他说,“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转变,他们会处心积虑地慢慢行动,慢慢达到自己的目标。说真的,谁也没有做好应对此举的认真准备。”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对《金融时报》表示,新地图可能“展示了我们国家的主权,不过,它也可能让事情变得更加棘手。领土争议引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印度:《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报道称,“中国新发布的电子护照将印度查谟和喀什米尔地区(Jammu and Kashmir region)的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和阿克赛钦地区(Aksai Chin)显示为中国版图,新德里和北京又开始了争占上风的激烈争斗。” “我们不会接受这种做法,”印度外长萨尔曼·库尔希德(Salman Khurshid)表示。“因此,我们在此保证,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会立即进行抗议。我们可以采取友好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友好的方式。” 与此同时,印度也印制了自己的地图,并将其盖在申请印度签证的中国公民的护照上。 印度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及前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S·D·普拉丹(S.D. Pradhan)说,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施行“地图上的侵略”。 普拉丹在《印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责中国一直“大肆侵犯”印度的边界领土,“肆意从事各种厚颜无耻的活动,包括破坏地堡、在印度的岩石上书写‘中国’字样以及挪动印度界标等等。”他还指出,此前发生了“数起对峙事件,凸显了局势的危险程度”。 越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称,越南边境官员不愿意让人觉得自己认可中国的新地图,拒绝为中国访客的护照盖签证章。 相反,越南正在为中国公民发放夹在护照中的“另纸签证”。 “地图明示了中国对南海的海上主权,”新华社报道称,“但是越南拒绝接受。” “中国人到越南时,我们不得不接受,还要在他们的护照上盖章,”前越南政府顾问阮光阿说。“现在,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应该发出抗议,不只是越南人。” 中国和越南都宣称对南海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而中国新版护照的地图将这些群岛都显示为中国领土。 今年夏天,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宣布,该公司正在为靠近越南海岸的近海区域的开发权寻求外国投标。越南方面为此大为光火,因为在此之前,越南的国有公司越南油气集团(PetroVietnam)已将其中部分区域的开发权授予了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Mobil)以及俄国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 菲律宾:菲律宾外长阿尔韦特·德尔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向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发送了一份口头照会,照会称“对于中国将九段线加入电子护照的行为,菲律宾表示强烈抗议,因为该地图包括了一片明显属于菲律宾领土和领海的区域”。 据菲律宾新闻网站Rappler报道,该口头照会是“一条没有签名的讯息,正式程度比照会低,但比备忘录高”。 一直以来,菲律宾都是态度最为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反对中国对该区域的主权申索,尤其是北京所谓的“九段线”地图,该地图基本上把整个南海地区划成了中国领土。由于它的形状,该地图有时也被称为“牛舌”。 今年,两国之间出现了一些紧张对峙,特别是在黄岩岛地区。 台湾:中国护照里的地图包括了台湾的热门景点日月潭和清水断崖。台湾总统马英九对此无法认同,他在一则声明里说,大陆方面不应该“片面破坏两岸得来不易的稳定现状”。 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表示,“大陆官方在新护照内纳入台湾领土和风景图片,完全昧于事实、挑起争议。大陆方面应当搁置争议,正视现实。” 护照地图尺寸及比例尺较小,没有显示面积微小却处于激烈争夺之中的钓鱼岛。这些岛屿被日本称作尖阁诸岛,并由日本实际控制。台湾也声称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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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要闻解说: 缺乏热情的北京十八大安保志愿者

法新社记者观察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旁,除了有上百名警察和便衣把会议中心包围起来,形成一个安全警戒线以外,北京还有一百四十万名所谓“维护公共秩序的志愿者”分布在街头巷尾,他们由退休人员,街道清洁工,消防员,或者是私营保安企业的工作人员等组成。 法新社记者对其中的二十多名志愿者进行了采访,发现在严密的警力和志愿者组成的犹如铜墙铁壁的安全屏障后,志愿者实际上也并不都是充满热情的十八大安全护卫者,有很多人不仅是 “被志愿”,而且这项工作几乎不能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在一个商业中心负责保安工作的 一位张姓年轻人说,他所在的保安公司将所有人都报名当十八大保安志愿者,并且发给他们志愿者穿的制服。一个在家政公司工作的陈女士也向法新社记者表示,她根本就不想当志愿者,也是单位给安排的,她说当十几天保安志愿者只会给让她加倍的工作。 另一为志愿者,退休教师向记者介绍了志愿者的工作性质,他说如果看到不寻常的事情,或者有上访者试图采取什么行动,就要立刻向街道委员会报告情况,或者打电话报警。他还说,不管上访者来北京的原因有多正确,他们能不能留下来的决定权还是在警察手里。 法新社说,上访这种做法是中国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目的是让有冤情的公民到京城有关部门诉说他们在当地受到的不公待遇,也可以向中央反映地方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 但根据上访者的诉说和人权组织的公布的信息,上访者经常遭被捕,殴打和迫害,就在十八大召开前,大批上访人员和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一样,被赶出了北京城。另据人权组织的消息,在十八大开幕前两天,来自河南的上访人士张耀东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致死,北京警察对此拒绝表态。法新社报道认为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并不罕见,而且经常是引发大型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 记者观察到,自从十八大开幕以来,警察带走了不少上访者,但在参访中遇到的20多个保安志愿者都没有发现值得向警察报道的事件。 法新社指出,胡锦涛执政十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越来越动荡,在十八大上胡锦涛就要将权力交给新的领导人习近平,但令人惊叹的安全措施显示出共产党政权对人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感到不安。中国的维稳费在2011年甚至超过了国防预算,达到了一千一百一十亿美元的天文数字。 实际上,一百多万名志愿者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报酬,有些人甚至看不到钱的影子,据一个退休工人说,如果有钱,也是会发给街道委员会,他们什么都得不到。这些人在北京十一月份的寒风中站在街头巷尾负责十八大保安的报酬就是制服,洗衣粉或者是食用油等东西。 周永康在视察各地视察环京“护城河”工程的部署情况是说,这是保卫首都安全稳定的重要屏障。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等执法部门要深入排查各种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及时就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从他的这番话里,观察人士读出来的是一种极度的虚弱,不自信,显示出日益加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的秘书,异议人士鲍彤先生认为,近年来国内安全系统的扩张显示出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他在十八大开幕前告诉法新社:“全世界没有国家将自己的人民当成最大的敌人。在一个共和国中,人民才是主人。’维稳’则是将人民当作敌人的举动。这是一种侮辱和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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