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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反思经济学

文章原标题:张维迎万字长文反思经济学 来源: 人文学会 作者:张维迎(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CDTV】张维迎演讲:自由是一种责任

【本文为7月1日上午,张维迎教授在2017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自由亚洲 | 张维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思想市场的自由

中国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直被中国政府严格管控,这是否影响到了中国经济与民主的发展?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十月六日的一次演讲时说,中国需要思想市场的自由才能达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请看本台记者郭亚萨和李泽雨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张维迎在美国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思想市场的自由。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著有《市场的逻辑》、《中国改革30年》等书籍。...

奇闻录 | 查建英:北大,北大!

毋庸置疑,相较推行政令之艰辛、获取成功之难料以及执掌权力之险峻而言,创启新秩序所具难度无出其右。所有旧秩序的受益者都是改革者的敌人,而改革者仅会从那些可能受益于新秩序的人当中得到半心半意的支持。...

张维迎:中国数千年停滞不前,根在思想垄断

8月11日,在凤凰财经主办的“智友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表示,中国二千多年的停滞,最重要的是思想被垄断了。“我们只接受一种思想,就不可能再进步。反观欧洲是不一样的,中世纪的时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统治也是垄断。但是在后期文艺复兴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现了,这才导致了他们的进步。这一点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总是要追求一种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统一思想的话,中国不可能进步。”他认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基本上就中断了。“被‘一个主义’代替了中国人应有的启蒙,然后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后好多思想界的人做了一些启蒙性的工作,到1989年也中断了。到现在仍然没有经过真正的启蒙,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个‘夹生饭’。中国人对基本的权利,对自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他表示,只要允许人们思想自由,可以避免很多灾难。“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好多灾难都可以说是由于没有思想市场、没有思想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自由是人类所有自由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以下为演讲实录: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按照安排,我先讲20分钟,然后和大家共同交流。首先谢谢智友会组织这一个读书会。我先讲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 想谈谈启蒙。启蒙的本意就是原来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看不见,我们在一种愚昧状态当中生活。而启蒙的核心就是“灯”,让我们自己清醒,从愚昧当中解放出来。我们所谓的“愚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人究竟是什么。可以说,我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人,60%以上甚至于说99%,不把自己当人看。怎么不把自己当人看呢?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是吃喝拉撒,吃喝拉撒这些方面动物都会有一般。生物性欲望的满足方面人和动物是一样的。能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也是康德讲的。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理性、能思考、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包括了要去表达。如果你想说一个话,别人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这就是你不把自己当人看。启蒙就是要认识人就是人,人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就是有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有了自由,我们才活的有尊严。如果没有自由,你就没有尊严,这一点非常重要。西方在几百年前,尤其是十八世纪,无论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还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或像德国康德这样的人,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什么样是有人的尊严。我们中国一直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我们直到在一百多年前,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开始了思想启蒙。但是这个思想启蒙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基本上就中断了,被“一个主义”代替了中国人应有的启蒙,然后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后好多思想界的人做 了一些启蒙性的工作,到19⑧9年也中断了。到现在仍然没有经过真正的启蒙,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个“夹生饭”。中国人对基本的权利,对自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也包括对民主的看法。自由是比民主更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自由的理念,那么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这本书里面已经多次讲到了。我这几年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理念、思想、观念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观念历史。所有人类的创新,甚至于物质上的合作其实都是从观念变来的。我在这几年对传统讲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疑问,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解决人类的很多问题。比如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 系,这个东西是讲不通的。我们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其实你的生产力、技术很大程度上是由上层建筑来决定的,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我们看一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比较,最新一些技术的创新都出现在哪儿?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出现在中国。那么我们唯一能找到的理由就是我们的产权制度约束了人们创造的自由。甚至从一般的技术来讲,其实就是由一个想法导致的。如果没有自由思考环境的话是不可能的。比如新的电动汽车特斯拉为什么在美国出现了,在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在中国搞企业的人就会想这个事能不能去做,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些约束性就导致很难有创造性的思想,更不用说社会科学这个行业了。自由就像空气一样。不是说搞社会科学的对这个敏感,搞自然科学的就不敏感。自由就像空气,无论搞什么学科如果没有自由空气的话,人的思维本身就会僵化。我在书里面谈了好多例子,在这里我也不多讲了。由于我是搞经济学的,大家知道经济学家谈的都是利益。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只受利益的驱动。我想这是一个悖论。按照经济学传统假设的话,经济学家说什么与人们的行为没有关系,因为人们最大化自己的效益、利润。无论经济学家主张什么观点,人家知道自己怎么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有没有经济学家、有没有经济学都不影响社会。但是,话说回来要经济学干什么?我们之所以研究经济学或其他的社会科学,就是我们相信理念在影响人的行为。再进一步讲,过去经济利益上的好多理解比较片 面。我们认为利益是一种客观的,尤其是物质主义的利益。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好多对利益的理解是通过观念进行的,或者说利益是由观念构造的。举一个例子,好比几十年前在中国被灌输这样一种理念,工人阶级的利益跟资本家的利益是 矛盾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是矛盾的。如果要追求利益的话首先要打倒资本家、地主阶级,但是现在来看显然这不是利益所在。当你打倒资本家的时候,全世界都是这样,任何消灭资本家的地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最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最没有保障的。再进一步看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完全是一种理念的产物,从马克思最初对经济的批判,到未来的社会应该是有计划的协调机制,到最后斯大林,到中国搞计划经济。 看起来我们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理念错了。计划经济制度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和苏联的灾难是最惨重的,仅仅大跃进就几千万人饿死,这在和平时期真是不可想象。理念无论好或坏都会对人类发生 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人类需要一种正确的理念去引导的。最重要的是思考自由和言论自由我想讲的第三点:就是思想的重要性。人类新的理念、进步的理念,只能是人类自身创造的。当然创造思想的人并不是平均分布,并不是像过去经济学家讲的那样,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其实并不一样,有一部分人比大部分人更善于思考,更能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来。这些新的观点一开始是少数人提出的。这些人一定是很孤独的,而且受到多数人的反 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提出的观念不断的被人们所接受。于是就变成了一种制度,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对人类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扼杀了思想的自由、思考的自由,扼杀了思想的话,人类进步的种子就扼杀掉了。我们的所 有进步都隐藏在新的思想当中。我们知道,思想的自由竞争并不一定导致被普遍接受的思想一定就是最好的思想。因为要受到来自于人类本身无知的限制。我们接受一个观点,最后也可能被证明是 错误的。但是如果人类要避免犯巨大错误的话,不同的思想自由竞争是唯一的办法。从历史上来看,如果我们的思想市场是市场化的,非强制的,没有一个思想可以长期的主导社会。如果施加了一种强制,使某一种思想变得垄断之后,就会遏制其他 的思想,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影响。像我刚才讲的计划经济,再往前讲,像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但是到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否定儒家的思想,再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这种思想都是错误的,无论是肯定它还是否定它。从此之后中国的思想就非常单一,除了到南北朝期间比较混乱的时候有新的佛教又起来了。无论是扼杀或者是树立垄断地位,其实都是对思想市场的破坏。还有一个意思,人类社会的所有进步都是多元化的,包括观念、思想的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人类从生物学上是怎么进步的呢?一定是由变异引起的,变异就是跟之前不一样。如果不允许变异,如果把变异扼杀掉的话,人类恐怕跟猴子差不多。新的思想就是一种对传统的变异。我们知道在多元化的状态下人类才能够取得进步。中国这二千多年停滞不前,为什么二千多年停滞不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思想被垄断了。我们只接受一种思想,就不可能再进步。反观欧洲是不一样的,中世纪的时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统治也是垄断。但是在后期文艺复兴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现了,这才导致了他们的进步。这一点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总是要追求一种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统一思想的话,中国不可能进步。所以思想市场非常重要。我认为人类所有的自由里面最重要的自由就是思考的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可以自己思考,但人类的思考如果仅仅是自己思考而不跟别人交流的话,你的思考不会达 到一定深度的。只有在交流的情况下,你自己的思考才能到达一种深度。为什么说这个自由最重要呢?跟我前面讲的第二个问题是相关的。没有其他任何的强权或反自由的东西,只要允许人们思想的自由,可以避免人类很多的灾难。比如刚才讲到的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只要可以实现思想自由,只要每个人可以在媒体上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话,大跃进是搞不起来了。即使毛泽东想发动,有人追随,有人就会反对。我们会看到好多事实证明这个东西是不对的,那么就会停下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好多灾难都可以说是由于没有思想市场、没有思想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自由是人类所有自由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有了思想自由,专断的、独裁的权力其实都可以被摧毁。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要维持一种绝对集权的话,限制思想自由和消灭思想市场就是必然的。这是我讲 的第三个意思。第四个意思,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是功利主义主导的改革。两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提出功利主义之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功利主义讲目标是第一的,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只要目标是正当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在我们国家来讲,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经济学家的目标是有一个社会福利或效率为导向。用在中国的话就是国家利益,只要我们认为国家利益是神圣的,所有对人类其他权益的侵犯都是正当的。好比说我们认为国家利益就是要经济发展、快速的发展,快速发展的话就要去建好多新的高速公路、厂房设备,这时候就要有拆迁。要拆迁的话,因为我的目标是正当的,所以用什么手段拆迁都是次要的。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功利主义政策。经济学家论证要市场,因为市场提高效益,所以也是功利主义的。现在到了这个阶段,要从功利主义转向一种权利优先或权利主义。简单来讲,人类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包括自由、人的尊严,无论出于任何目的都是不可剥夺的。西方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尽管经济学家、经济理论是很功利主义的,但是并不能够动摇西方世界基本的权利哲学。由于中国没有经过思 想启蒙的洗礼,所以这种功利主义一定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损害。到今天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我们再看一些新的改革措施的时候,我认为不能仅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不能用GDP的增长来判断某一个政策是好还是坏。当然我不是绝对的反对功利主义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功利主义还是判断标准、成本的计算。在人类的基本尊严、人权的问题上,我们不可以用功利主义。这种思想如果能够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如果能够成为政府制订政策的共识的话,就可以避免由于发展而导致的很多负面的影响。现在社会的很多不安定因素都与个人 权利的维护有关系。我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希望大家去思考。我们未来真正的市场经济一定是要基于个人自由、权利、尊严的基础上。所有的政策不能越过这条底线。甚至未来对民主制 度的评价,也不可以是纯粹的功利主义。搞民主的话,我们比较一下印度。印度是民主国家,但是经济发展很难,在印度修一条公路太难了,中国很好,效率很高,这种思路可能是错误的。当然也可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提出这个质疑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很多集权的东西看起来有效,做起来很强有力、很快见效,但是从整体不一定是有效的。举例子来讲,正因为这样北京的城墙都拆掉了。现在到中国的很多城市去看都是千篇一律,我觉得这是功利主义的思维,也是跟政府有关系的。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进行交流、提一些问题,谢谢!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自由亚州|张维迎反“思想垄断”被禁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最近在荣获“网易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颁奖典礼上发表反对“思想垄断”的言论后,他的微博、博客被删号禁言,他的演讲稿也在网上被删除。 张维迎在12月16号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经济学家须有真正独立的精神》的获奖感言。 他说,我们真正需要的反垄断只有一种,这就是政府强加的垄断,因为自由竞争不会产生持久的、真正的垄断。 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必须反对“思想的垄断”:“也就是有一种思想要主导一切,要统治一切,使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它竞争”。

共识网 | 张维迎:反腐败治标不如治本

收入分配差距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些不仅是效率的要求,也是公平的要求,如个人在能力禀赋、教育水平、勤奋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但我们必须承认,一部分收入差距是腐败造成的,这样的收入差距是人们最不能容忍的。   计划经济下,也有腐败,典型的表现为招工、提干、招生中的“走后门”,投资决策中的“照顾家乡”。人们感觉到改革以来腐败比原来严重得多,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原来非货币形态的隐性腐败,变为货币形态的显性腐败,原来是送人情、关系“串换”,现在是送现金。如果把非货币的因素算进去,改革之前的收入差距可能比统计显示的要大些。心理上,人们对货币形态的腐败比实物形态的腐败更难以忍受,我称之为“可观察性偏见”(visibilitybias);二是实际的腐败确实增加了。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假定政府官员与我们普通人一样,平均来说,他们既不比我们更高尚,也不比我们更自私。在这个假设下,我曾用一个数学公式分析表明,实际腐败的增加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上述五个因素都与权力有关。权力是腐败的“本”,其他方面是“标”。反腐败要“标”“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增加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公众监督对遏制腐败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任何政治制度下,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可监督性总是与权力的范围和大小成反比的。当政府官员的权力超过一定的“数”和“量”时,要做到透明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判断一个公职人员在采购茶叶时是否有吃回扣的行为,但我们很难判别一个投资几十亿元的项目是否合理,或者一个投资项目选址于特定的地区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还是官员以权谋私,或者政府给某个外商划拨一块地是为了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还是权钱交易。一句话,我们希望政府为我们办的事越多,政府的透明度就越低,监督就越困难,我们所不希望的腐败就越严重。一些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也有很腐败的政府就是这个道理。   有人曾提出“高薪养廉”的建议,有一定道理。两个法律系同班毕业的同学,一个当律师年收入几十万,另一个当法官年薪几万,要让后者抗拒前者贿赂的诱惑是很不容易的,即便不是不可能的。“高薪养廉”的作用机理是使得官员认为“腐败”不划算,但在政府官员权力过大的情况下,为了使得廉洁比腐败成为官员更好的选择,工资水平必须相当地高(有些部门可能要数十倍于现在的工资水平),“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官员工资太高的话民众也不会接受,在当今的中国更是如此。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针对当时反腐败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私人产品(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使用上没有排他性)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我的意思是说,反腐败必须治本,不能治标不治本。同时做到经济高增长和没有腐败的前提是,废除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权力。一方面强调反腐败,另一方面又不想减少政府的权力,是掩耳盗铃,叶公好龙;不仅做不到,即使短期内做到了,也是以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实证命题,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把问题说透彻,这是学者的责任。当然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代价是个价值判断问题。2000年3月,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发言中讲到,“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如果废除了政府审批,中国的GDP可以增加30%,腐败至少可以减少50%”。这个发言对随后的审批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万个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   必须承认,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发表的否定企业家群体的言论会引起社会上的共鸣。当创造价值和寻租活动混在一块以后,人们容易观其一不观其二。但我们必须明白,这是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体制造成的,是需要通过政府体制改革解决的问题。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够使得寻租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只局限与最小的范围,到那时,企业家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   为此,我们需要了解“租”的根源在哪里?简单地说,任何租金都来自垄断;反过来,有垄断,就有租金。像土地、矿产资源这样的东西属于自然垄断,解决寻租的办法,最简单就是划分产权,产权明确了大家就不会寻租了;产权不明确,大家都会为争夺租金展开竞争,不仅滋生腐败,而且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目前在城市土地和矿产资源方面的寻租活动之所以泛滥,就是因为产权不明确、交易方式不规范造成的。   另一类是政府的规定带来的垄断,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比如说,电信只能发三个牌照或五个牌照,个人办企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这就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带来了行政垄断租金,寻租的过程就是通过一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手段(包括贿赂)打破“合法”的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寻租活动和创造价值是结合在一块的问题,寻租活动部分地恢复了价值的创造,这是经济学界早已得出的结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废除垄断;或者,在没有办法废除的情况下,通过诸如“公开招标”的方式增加交易的透明度,减少寻租活动。   谈到寻租的问题,我不得不谈一下国有企业的问题。我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是,国有部门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寻租场,甚至可以说是“耗租场”,因为它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但是只创造很少的价值。看看国有银行25000亿的呆坏帐就可以了。这些呆坏帐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亏损造成的,只有20%可以收回来,也就是5000亿,其余的20000亿全部没有了,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者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员工的工资比其他竞争性行业要高得多,就是垄断行业全员寻租的证明。   国有企业靠垄断赚的“利润”不上缴财政,而亏损了由政府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用多数纳税人的钱“贿赂”一小部分人,也是一种腐败,类似选举中的“贿选”。   只有当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减到只限于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公共领域时,政府权力才可能透明,我们才有可能做到“高薪养廉”,腐败现象才有可能被基本根除,才有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   (2006年3月25日)

张维迎: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

张维迎不经意地谈起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这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学术生涯的晚期,后世追认的大师处在一种看似尴尬的地位。当他在1940年抵达美国时,将近60岁的米塞斯甚至难以在美国找到一份教职,与之相对的是,任何一位来自欧洲的三流的马克思主义的门徒,都可以不那么困难地得到美国学术界的接纳。即使是后来他在一个基金会的资助下得到了纽约大学的教授职位,他也始终被自己任职的大学看作是一名二流学者。“米塞斯的学说有几十年都处在边缘地位。但是从他开始接受市场和自由的理念以来,他就一直很坚持,一直坚持到他去世。你要知道在他学术生命的后半段,他一直都是很边缘化的。但是他相信他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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