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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张耀杰#百年共和漫谈#录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张耀杰 , 百年共和 , 漫谈录 以下是本人于2012年6月29日在腾讯微博参加#百年共和漫谈#的记录。为了保证记录的完整性,对于相关的提问进行了拷贝,特此说明。本次访谈的主持是《炎黄地理》杂志主编李礼先生——回顾百年共和,荣誉是有的,但创深痛巨,其中的教训值得中国人永远铭记。6月29日10:30—11:30,“前民国、后民国——百年共和漫谈”的线上访谈将和大家见面,夏骏、张耀杰、冉云飞三位担任访谈嘉宾,主持人《炎黄地理》杂志主编李礼将与三位嘉宾同台漫谈共和百年,欢迎提问! 访谈页面地址:http://zhibo.qq.com/mbask/4648/index.html #百年共和漫谈#话题页面地址: http://k.t.qq.com/k/%E7%99%BE%E5%B9%B4%E5%85%B1%E5%92%8C%E6%BC%AB%E8%B0%88 其一,提问:楼妃逸:#百年共和漫谈#共和百年和辛亥百年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回答:|| @zhangyaojiexingyan: 冉云飞先生说错了。辛亥革命百年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算起。共和百年从1912年 2月12日《清帝逊位诏书》颁布开始。 || @tufeiranyunfei: 那是说共和与辛亥革命同年发生,实际上所谓的共和被夸大了。 其二,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就过去100年来说,中国坏制度遮蔽了很多值得开掘的优秀文化传统,而让其中的“恶之花”觅得土壤,肆意开放。此消彼长之间,最大的失败可能就是坏制度令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多有挫败感。中国问题,不能把方向推之为国民或文化问题。 @夏骏 @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 @张耀杰: 一句话,每个人像胡适先生希望的那样,做一个自我健全的主权个人就可以了。个人强大了,您像孔子说的那样乘槎浮于海,也是可以在全人类面前为民族争光的。个人不强大不健全,好的制度也会被败坏的。孙汶的二次革命就是如此的 其三,提问: 马三:#百年共和漫谈# 冉云飞 请问国民党作为第一大党,拥有大部分各种资源,最后却失败了,教训是什么?? 回答: || @张耀杰: 比我说得好! || @tufeiranyunfei: 其教训就是,民众不能通过选票更替的政党,最终必然会被民众用武力更替。|| @张耀杰: 没有杀掉该的匪类。 其四,提问: 蓝敏:#百年共和漫谈#比如对于袁世凯和孙中山,对于历史的迷雾障碍了民众的眼睛,请问需要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夏骏、@张耀杰、冉云飞 回答: || @张耀杰: 胡适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才能做不受人惑的健全个人。具体可以看本人的历史书。袁伟时先生和雷颐范泓等先生的书也很好。冉云飞先生的书里面,有一部分是靠谱的。 其五,提问: 夏骏:#百年共和漫谈#中国变革的艰难,呼唤坚韧而有操作能力的新一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定要咬牙前行,又一定要懂得渐进的策略,裹挟更多的力量形成潮流的力量。 回答: || @张耀杰: 我的夏骏师兄,早在《河之殇》时期,就在咬牙前行的! /玫瑰 其六,提问: 夏骏:#百年共和漫谈#袁世凯、孙中山这两位领袖人物的研究成果开放传播得不够,在剧烈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两者互动中的遗憾也是一个关注焦点。 回答: @张耀杰: 冉兄这段话非常经典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份自信和努力的。总是强调外因和指责别人的,是懦夫。 || @tufeiranyunfei: 袁世凯不像我们漫画的那么坏,孙不像国共两党宣扬的那般伟光正。社会变革不是去找圣贤,而是去培养更多合格的公民。我们不可自我让渡自己命运 || 其七,提问: 杨宁远:#百年共和漫谈#中国政治从专制转向共和,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一百年可能也不算长。诸君以为如何?但是现在还不转,似乎已经拖了地球人类的后腿。 回答: || @张耀杰: 从1840年开始,几乎一直在拖人类后腿的。现在尤其明目张胆。1912年是短暂的进步 其八,提问: 蓝敏:#百年共和漫谈#民国有充分民主土壤,军阀割据另一方面造就了联省自治的条件,仿若周制之初。言论的自由保证,人民有理由可以觉醒。如果当今要实现联省自治,需要什么条件?@夏骏@张耀杰@冉云飞 回答: || @张耀杰: 开放报禁。开放裆禁。像香港和台湾一样,实行民主宪政的一国一制。 其九,提问: 夏骏:#百年共和漫谈#之所以近代一路被动,走不出一条新路,与各方政治力量的素质有关,也是有机会有资格充当领袖的人物中缺少真正的伟大人物。在复杂的局面中清醒、坚韧,舍小我求大我,一切有“度”,一步一个脚印,把这段转型扛过来。缺!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是这样。民主宪政完全是西方社会的文明结晶,要想民主宪政就必须虚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国真正学习文化明白西方文化的第一人,是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胡适。此前的所有中国人,都没有系统全面地领悟到西方文明的真谛。 其十,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 共和百年,其中有不少糟糕的历史教训,理性总结起来,诸位认为哪些是最为紧要、关键之处? @夏骏 @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 @tufeiranyunfei(冉云飞): 我完全同意,也是如此做的。但我们必须清楚告知公众和执政者,素质不高不是不实行民主自由的前提。就像婴儿不能走路不是不走路的前提,而是通过走路乃至摔跤来练习,最终把路走好 || @张耀杰: 我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像胡适所说的那样做一个健全的个人主义者,而不是张口就指责别人的素质如何低。一个真正有素质的人,绝对不会指责别人素质低的。 其十一,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1912年,共和来了,很多人一定以为中国霉运结束了。然而在随后的20世纪里,中国各种灾难和痛苦如此之多,有人重提中国所谓国民性等话题,对未来表示悲观。诸位如何看? @夏骏@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冉云飞: 呵呵,张兄,你的理性自负才使得你对民国那些人物说出许多断语。其实我与你不矛盾。谦卑多点,更利于自己,我们共勉 || @张耀杰:云飞基本上属于书没有读明白的那一类。 || 冉云飞: 张兄此说作为个人修炼值得提倡,但以此作为才能改进的前提,那和官方没素质不可搞民主有何区别?我们应该提倡个人革新和健全,但要说这不是实行民主自由的前提,否则陷于鸡与蛋的纷争中不能自洽。|| @张耀杰: 制度和人相比。人是每一位的。先有一些健全的个人,才会设计建立起健全的制度,而不是相反 其十二,提问 我痛我在:#百年共和漫谈#在争取共和和公民的道路上,只有夏瑜们在绝望中努力。 回答: ||@张耀杰 :本人确实有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的诛心嫌疑,主要是为了激将哈。抱歉。||@张耀杰 :既然是夏瑜们,为什么是只有呢?为什么非要自绝于大众去充当特殊材料呢?为什么不像胡适那样充满希望地立异求同呢?而且夏瑜即秋谨,几乎是没有权为民所赋的公民意识的一个人。是鲁迅在小说里面煽情而已。 || @A60811059: 我的意思,自己在夏瑜的道路上绝望地前行。怎么就被你推导出等待享用人血馒头了呢||@张耀杰: 您的意思是,您自己宁愿不努力,而等待享用别人的人血馒头吗? /偷笑 其十三,提问: 我痛我在:#百年共和漫谈#在中国,共和制度的建立和公民意识应该是同步的。这需要一个过程,就是说在建立共和中走向共和,在公民实践中成为公民。 回答: || @张耀杰: 再强调一遍,在没有民之主宪之政的社会里,必须是个人的自我健全优先于制度建设。在西方文明国家里,制度与个人才是相辅相成,良性循环的。但是,那是人家的先驱自我牺牲的结果。 其十四,提问: 张昊:#百年共和漫谈#在清末条件下,以三位老师对当时内外条件的研究,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更符合中国当时的情况?如果当时走上立宪的道路,是否中国的历史会被改写?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立宪就是最好的共和。当年的同盟会把共和等同于推翻皇帝,是在故意误导舆论搅混水。目的就是章太炎说的同盟会要一党一派包办政权。 其十五,提问: 武宁公社:#百年共和漫谈#请几位老师精炼评价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功过得失!谢谢 回答:|| @zhangyaojiexingyan: 蒋介石既不愿民主宪政也不会专制独裁,所以他必然要失败给打着民主宪政的旗号搞专制独裁的恶魔对手。 其十六,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 1912之后,立宪派精英(梁启超为代表),忧虑的革命继之以革命的现象,确实发生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激进一直是突出特征之一。诸位认为背后的历史动因是什么? 夏骏 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中国人总是习惯于嫁祸于人和推卸责任。譬如动不动就说一切罪错都是制度不好。制度是人造的刚性文化和刚性程序之一种。没有自限权力自我健全的文明个人,就不会有文明的制度。连梁启超自己就从来不是文明人。他对于日本文化和西方文明从来没有虚心学习过。他一直是一知半解的文化贩子。 其十七,提问: 夏骏:#百年共和漫谈#领袖的性格莽撞,加上操盘手们的过于年轻和理想化,过于本党利益本位,使得国会第一大党的导向偏于轻率而狭隘,又是一个重要原因。宋教仁死的时候才30多岁,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60%以上都是35岁以下。对于极为复杂的政局而言,博弈的经验格局怎能如此单薄?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当年最大的问题是,年轻议员们自己不明白民主也是有边界的,制定宪政法律的议员本身,必须要首先自限权力的。他们总想凌驾于袁世凯以及全国人民之上违法立宪。 其十九,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1912年,共和来了,很多人一定以为中国霉运结束了。然而在随后的20世纪里,中国各种灾难和痛苦如此之多,有人重提中国所谓国民性等话题,对未来表示悲观。诸位如何看? 夏骏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对未来悲观的人是对自己不自信的人。只要每个人自己有坚持有操守,就谈不上悲观。犹大人即使亡国了,他们还在全世界创造了金融帝国。现在是地球村时代,只要自己足够强大,连国籍都是可以选择的。个人主权才是第一位的 其二十,提问: 胜利:#百年共和漫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坐稳奴隶的时代,请问三位大师,现在的中国民众和100年前的民众有何区别? 夏骏 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当年的军阀,是遵守旧道德的。当年的老百姓是相信三尺之上有神明的。只有同盟会之类的革命会党,才会杀人不眨眼的。现在无论官民,都严重缺乏公共领域遵守契约法律的道德自律意识了。 其二十一,提问: 张昊:#百年共和漫谈#芦笛认为宋教仁被刺案很有可能是陈其美所为,孙中山也脱不了干系,请问三位老师怎么看宋案?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本人刚刚出版了《谁谋杀了宋教仁》,结论与芦笛基本一致,但是芦笛主要是推断。本人是完整证据链的实证。 其二十二,提问: 李不白鲁非迅:#百年共和漫谈#段祺瑞当年有没有在八一三惨案发生后长跪不起,晚年有没有为八一三惨案死难者食素忏悔?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这个是伪历史学者的造谣扯谎。段祺瑞长跪在当年的报刊中根本没有记录的。他吃素信佛也不是忏悔。1937年前后他还想联络阎锡山在北方成立日本人的伪政权。被阎锡山拒绝了。 其二十三,提问: 武宁公社:#百年共和漫谈#袁世凯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总统不做,执意去称帝? 夏骏 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这个主要是袁世凯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到西方实地考察过。而且他信命相。骆宝善先生谈到过,袁世凯家里几代人活不过60岁。他想当个皇帝去闯关。 其二十四,提问: 夏骏:#百年共和漫谈#对孙中山先生在不同阶段的客观评价,是海峡两岸都做得不够的。比如,宋教仁被刺,并没有有效证据确认袁世凯就是主谋,而且查案人和具体司法者就是国民党人,此时,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领袖悍然发动武力推翻现任总统,黄兴等人都不同意。如此鲁莽,不是搅局?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本人的《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中,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的。 其二十五,提问: 李不白鲁非迅:#百年共和漫谈#民国时期,风云激荡,大师辈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鲁迅......反观49年后,不仅大师鲜有出现,连号称“五百年才出一个”、“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等人反而遭受迫害致死。请问几位老师,造成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是什么?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大师不是当时人可以立起来的,而是要后人追认的。在本人看来,今天的张思之、贺卫方、茅于轼、袁伟时等人,远远超过当年的梁启超、章太炎、鲁迅等人。说陈寅恪是大师,更是小文人的夸张。|| @tufeiranyunfei: 这当然的原因是各种自由包括学术自由丧失的一部分。 其二十六,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抛开共和制和共和那些严肃的政治学概念,诸位对其感性的理解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 夏骏 张耀杰冉云飞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共和简单说是五族共和。不能像清朝那样有种族歧视。扩大了说就是西方社会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与宪政政的公平竞争。宋教仁专门发表文章谈到过,英国的君主宪政就是共和。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党训政,就是不共和与反共和。 其二十七,提问: 迩東晨:#百年共和漫谈# 此前满、汉行政分治为地方自治打下基础,清末期尤甚。清廷被迫立宪,各省咨议局初具规模。请问诸位:假如当时皇帝非满族,君主立宪成功可能性会更大,还是依旧会习惯性地滑入打天下坐天下的泥潭?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皇室假如不是满族,革命党民族主义的理由肯定是不那么理直气壮的。 || @tufeiranyunfei: 我不认为皇帝不是满族,立宪机会更大,袁世凯为何不遵守宪法,既是实力的博弈,也是国人长年累月把权力看得太重的结果。|| @张耀杰: 清朝统治者假如不是满族,君主立宪的可能性肯定是更大一些的。但是也不必然。蒋介石的国民党是汉族政权,不是同样可以被毛泽东给推翻掉吗?关键还在于政权本身,有没有建立起民主宪政的纠错机制。 其二十八,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张老师作为宋教仁研究专家,宋是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的起草者之一,一生翻译过《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多国宪政著作的宋教仁,有着自己较为成熟的宪政理念,宋教仁理想中的中国共和政治图景是什么?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宋教仁有民主宪政意识是真,但是说他较为成熟是假。本人昨天晚上刚刚在腾讯的燕山大讲堂讲过,宋教仁最理想的共和图景,是黄兴当大总统,他自己当内阁总理。而且湖南人在日本东京时就算命说,宋教仁有三十年太平宰辅好命相。 其二十九,提问: 郑宇彭:#百年共和漫谈#你认为中国现在民主进展如何?有那些特别注意需要改变的?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本人认为执政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就是最为先进的民主宪政观念。只要全体国民坚持不懈不折不扣地公开要求所有执政党的官员,脚踏实地地做到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中国就会逐渐走上正确轨道的。

张耀杰 | 张耀杰:做“健全的个人”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1)  | 标签: 张耀杰 , 做“健全的个人” 记者 胡乐 见习记者 胡琼兰 文载《株州晚报》2012年06月18日A14版。 网址:http://zzwb.zhuzhouwang.com/html/2012-06/18/node_202.htm, 昨日,由本报与湖南工业大学、新浪湖南联合举办的“湘江大讲堂”第三期在湖南工业大学报告厅如期开讲。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知名文史学者张耀杰作了“胡适的以人为本价值观”的演讲,对胡适主张的“健全的个人”的价值观念进行了阐述。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报告厅两侧也坐满了听众,除了本地听众,还有不少来自湖北、上海、江西、长沙、湘潭、衡阳的“粉丝”。 警惕“正义的火气” 避免人格悍化和思维极端化   1917年7月,胡适乘坐轮船跨越太平洋,回到了阔别7年的中国。但在回国前,这位不到27岁的年轻人,已在国内激起了“波澜”。   这年1月,应陈独秀邀请,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接着,陈独秀更进一步,发表《文学革命论》,把胡适推到文学革命第一人,并在文末喊出了杀伐之音:“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影响中国历史进程至深的“新文化运动”,就此开始。 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文学革命论》后,一开始其实并不同意陈独秀把“文学革命”的纸上谈兵等同于战场上的相互炮轰。“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但陈独秀在回信中否决了胡适的态度,称:“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受此鼓励,胡适不再坚持,继而发表了全盘否定文言文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935年,胡适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武断”。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我在民国七年四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我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在那篇文章里,我也武断地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张耀杰解释说,胡适所说的“悍”化,其实就是野蛮化、强悍化、极端化、专制化。“胡适基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提倡白话文,是符合历史潮流。但是,他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采用全盘否定文言文的态度来提倡白话文,却是反民主、反科学的。在今天,我们依然要警惕这样的‘悍化’、极端化。” 1959年3月12日,晚年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再次对此表达了深度反思:“现在在四十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在这篇文章,胡适提出了“正义的火气”的概念:“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 1961年10月10日,胡适在致苏雪林信中又谈到“正义的火气”:“‘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真的“个人主义” 既要敢于独立,也要敢于负责    张耀杰认为,胡适通过自我健全而逐步形成一整套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是他中年以至于晚年的事情,期间,经过不断地修正。 1918年6月,负责编辑《新青年》“易卜生号”的胡适,采用了一个概念:“健全的个人。” 1930年12月,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对“少年的朋友们”教导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935年5月12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50号上发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强调说:“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这后一种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文明社会的公共权力 应服务于个人主权和个体私权 张耀杰认为,胡适提了一辈子的价值观但没有一个系统的架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价值观,其实也就是中国执政党这几年来一直强调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现代文明价值观。按照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古罗马以来逐步形成的以人为本的文明观念和价值谱系,胡适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要包括五个层级的实质内容。 第一层级是主体个人以人为本、自由自主、财产私有、权责明确的自我健全。 第二层级是个人平等。甲乙双方进行私权交易过程中以人为本、自由自主的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权责明确、公平竞争。例如,签合同的时候是契约平等,商量之后,即便吃亏也要承认。交易平等的第一准则是主体个人的意思自治,而不是交易结果的平均分配。“均贫富”是不文明的。 第三层级是民间社会的公民自组织,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基本前提之上的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议事和民主公决程序上。文明社会的公共权力,永远是服从并且服务于个人主权和个体私权的。 第四层级是民主宪政国家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前提之上的权为民所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治官安民、宪政限权、法律至上、服务大众的现代政治制度。 再进一步说,在国与国的和平交往过程中,最为基本的普世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大同博爱。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最为基本的原则,应该是人与自然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   ■声音    我今天第一次来湘江大讲堂,感觉气氛很好,听众多,比较活跃,作为一个公益论坛,很不错。这也说明了株洲在思想文化上的开明和活跃。希望今后主讲嘉宾能提供更多知识和观点,为株洲乃至湖南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佩刀书生”(衡阳网友) 讲座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提的问题让我印象深刻,他问,中国人现在素质比欧美人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震惊了。给人思考,这让我感觉到这个讲座的意义所在。 ——王立铭(知名漫画家) (感谢株洲逸景华天大酒店对“湘江大讲堂”嘉宾学者提供下榻支持)

张耀杰 | 研读历史是为给现实提供阐释坐标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研读历史 , 阐释坐标 张耀杰:研读历史是为给现实提供阐释坐标 著名文史专家张耀杰先生本周末做客“湘江大讲堂”谈“胡适” 记者 郭亮,文载《株州晚报》2012年06月14日A17版。 网址:http://zzwb.zhuzhouwang.com/html/2012-06/14/node_205.htm 今年是胡适逝世五十周年。而时至今日,围绕着这位终身的自由主义者、新文化运动健将、一生都在批判与论战中度过的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一员的争议,仍未停止。 本周日(6月17日),由本报与湖南工业大学、新浪湖南联合举办的大型公益项目“湘江大讲堂”,将邀请著名的民国史研究专家张耀杰先生来株,讲述“民国范儿——胡适的价值观”,试图于历史的迷雾中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 6月11日和12日,在“湘江大讲堂”开讲之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张耀杰先生。 1.谈民国史研究:通过历史叙述,表达建设性意见 株洲晚报:张老师您好!最近这几年,民国史忽然成了显学,包括您在内,张鸣、高勇等一大批学人从学术圈中走出,以浅显的语言讲授民国历史,且市场反响也非常不错。您身为其中一员,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张耀杰:所有严肃的历史学者,研究和解读民国历史的目的,都是为了给现实社会提供一种阐释坐标。 我个人以为,民国史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显学,一方面是那个时代有新闻出版自由的空间和民主宪政制度的尝试,从而涌现出了一大批值得书写的有个性风范的历史人物;另一方面,当下许多想有所表达的学术人,可以通过历史叙述,来表达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2.谈“民国范儿”:用某种“范儿”简单解读民国并不靠谱 株洲晚报:两年前,《新周刊》做过一期“民国范儿”的专题,陈丹青在访谈中认为,所谓的“民国范儿”,就是那股“气”,上溯古代的那种“士子气”,下追西方现代文明的自由民主传统。对此,您怎么看? 张耀杰:中国人总喜欢把人简单地分成相互敌对、势不两立的两大类,要么是专门治人的劳心者,要么是专门被治的劳力者;要么是清官忠臣,要么是贪官奸贼。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极端绝对化到一个阶级可以任意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高度。 现在有许多极力赞美民国时代的读书人,又开始采用这种根深蒂固的极端敌对和极端斗争思维,用国民党和民国时代并不十分健全的有限自由和有限民主,来简单否定当今社会已经开始启动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社会进步。 我曾撰文称,对“民国范儿”最为科学也最为恰当的应对态度,应该是蔡元培在写给何炳松的公开信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民国范儿”作为民国时代政学两界的一种个性风范,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陈丹青所谓的“民国范儿”,把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一些人扯在一起,其实是对民国历史的误读误解。 3.谈“另一个民国”:民国时代存在阴暗面,但也有可借鉴的东西 株洲晚报:在我们惯常的印象中,民国总是与“穷困潦倒、战祸连绵”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您是民国史研究专家,可否给我们讲讲,在“穷困潦倒、战祸连绵”之外是否还有另一个民国? 张耀杰:据我自己的了解,民国社会,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其饥荒程度都比不上1958年之后的十多年。我1980年16岁参加高考时,体重只有38公斤,比我儿子10岁时的体重还要轻。中国社会真正解决温饱问题,是1978年开始包产到户之后的事情。 民国时代存在阴暗面,但也有可借鉴的东西。当时的公共权力基本上还是处在舆论监督之下的;当时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是没有户籍制度的政策歧视的;城乡居民的私有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连蒋介石家里盖房子,他的邻居都可以做到寸土不让。 4.谈胡适的价值观: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包括四个层级 株洲晚报:您这次来株洲主讲的题目是“胡适的价值观”。今年恰逢胡适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您觉得今天年轻一代,最该承继胡适的何种精神传统? 张耀杰:我这次主要讲的是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其实也就是中央执政高层这几年来一直在强调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现代文明价值观。这是我觉得年轻一代最该承继的胡适的传统。我认为胡适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要包括四个层级的实质内容: 第一层级是主体个人以人为本、自由自主、财产私有、权责明确的自我健全。 第二层级是甲乙双方进行私权交易过程中的以人为本、自由自主的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权责明确、公平竞争。文明社会的平等是意思自治的契约平等和交易平等,是甲乙双方以平等的人格和自主的意愿进行互利双赢的平等合作。 第三层级是民间社会以及公民自组织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基本前提之上的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议事规则和民主公决程序。 第四层级是民主宪政国家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前提之上的权为民所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治官安民、宪政限权、法律至上、服务大众的现代政治制度。 5.谈学生运动:不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株洲晚报:“九一八”之后,民族救亡的激情一天天高涨,而当时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仍然抱持“救国莫忘读书”的论断,认为青年学生越是在国家危难时刻越应冷静,也更应专心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同时,胡适也常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今天的青年人,该如何理解这些观点呢? 张耀杰:作为教育家,蔡元培和胡适一派人,一直主张大学生不可以利用校园从事政治和政党活动,在校园之外也不可以利用大学生的身份从事政治和政党活动。即使在以爱国救国的神圣名义明显突破这一教育底线的“五四运动”中,包括蔡元培、陈独秀在内的北大教授,都没有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位于北京南城天桥附近的公共娱乐场所新世界散发传单时被捕,传单的标题是《北京市民宣言》。陪伴陈独秀去散发传单的,是他的安徽同乡、北大同事胡适、高一涵,以及时任内务部佥事的邓初等人。陈独秀没有带一名北大学生散发传单。 我也以为,大学生在没有全面掌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是不应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假如非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就应该主动退学,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去从事。 6.谈维权:人应该知道自己的能力和边界 株洲晚报:几年前,曾有媒体为您贴上“知名维权专家”的标签。而最近两年,您在这方面的发声渐有减弱趋势,这是为什么?您觉得,书斋中的学者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应该以何种程度为宜? 张耀杰:前面谈到过,我是从小饿着肚子在农村长大的穷孩子。我后来的读书和考研究生,最重要的目的都是想把我自己遭遇过的、见证的社会问题写出来。我想从道理上弄明白为什么不合理的制度会存在。 从1995年开始,我在CCTV当了五年左右的兼职编导,主要从事涉农题材的专题片的采访拍摄。我在到各地采访时,散发了许多名片。所以有一些农民通过名片直接间接地找到我,要求我帮助他们维权。 我一般是用很简短的篇幅把材料重新整理一下,交给当事人去继续诉讼等。有许多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冤屈叙述明白的当事人,就是依靠我整理的材料解决冤情的。还有一些实在不能解决的事情,我最后就只好放在网站上争取更多的人关心和参与。我一度被中国艺术研究院采用非常手段解聘,也与我的写作维权文章有很大关系。后来,由于我的妻子没有工作,孩子正在读书,农村还有老母亲,所以没有多余的精力继续从事这些活动了。而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公民意识的发达,也不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坚守在第一线。 我最擅长的还是从学术层面上为中国社会寻找合适的发展路径,和合理的价值谱系。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能力和边界在哪里,每个人都不应该浪费自己的生命从事自己所不擅长和不胜任的工作,这是胡适给我的一个人生启示。我希望热心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进步的朋友们,都应该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要去做自己不能做和做不得的事情。 湘江大讲堂 公告    株洲晚报•湘江大讲堂 第三期 主题:胡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主讲嘉宾:张耀杰 时间:6月17日(周日)上午9时 地点:湖南工业大学河西新校区科技楼一楼报告厅 交通指南:市内乘坐T17、T26、T60路或云田专线在湖南工业大学站下 主办单位:株洲晚报 湖南工业大学 新浪湖南(都有LOGO的) 指定活动酒店:株洲逸景华天大酒店 (本讲座为公益性质,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不预设门票)    嘉宾简介:    张耀杰,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近年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政学两界重要人物及重点事件的个案研究。 主要著作有《曹禺:戏里戏外》、《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等十余部。 《株洲晚报》6月14日A17版

张耀杰:宋教仁与孙中山的关系

    同盟会内部的矛盾        1911年12月30日,已经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主持通过《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        “意见书”其中的一段话开宗明义,“本会以异族僭乱,天地黪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囊者朱明之绪无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是汉家天下,政由己出,张弛自易”这一段话,张扬的是以中国本土的明太祖朱元璋、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为先驱楷模的天下为公、改朝换代、光复汉族、一统江山的民族主义种族革命。        接下来的“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者”;所高悬的是中西合璧的“欲造神圣庄严之国,必有优美高尚之民”的人间天堂。要想实现这种人间天堂,就必须在总理孙中山英明领导下,“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        但直接妨碍孙中山这种革命事业的,不是大清王朝“虏巢尚在”的异族“鞑虏”及其“元凶”,而是革命党阵营尤其是同盟会内部“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簧鼓;汉奸满奴则复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        这里所谓的“贪夫败类”、“汉奸满奴”、“偏怯者流”,指的是率先提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以及附和响应章太炎相关言论的同盟会人士。孙中山一派人之所以如此严厉激烈地谴责排斥章太炎等人,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妨碍孙中山执掌政权的绊脚石。        章太炎对宋教仁的推崇        在此之前的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在上海《民国报》旬刊第二号刊登《宣言》九则,其中的第四则在推崇宋教仁的同时,变相否定了孙中山在同盟会以及整个革命党阵营内部的最高领导权:“如仆所观,孙君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终,亦伯仲于房、杜,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今其成效粲然,卒为功首,犹复劳心综核,受善若虚,上宰之任,不患无人矣。”        这里的“子房”,指的是帮助刘邦成就霸业的张良。“文终”,指的是帮助越王勾践完成复国大业却被勾践杀戮的文种。“房、杜”,指的是帮助唐太宗李世民成就霸业的房玄龄、杜如晦。“江左夷吾”,指的是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所谓“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意思是此前在日本东京期间,章太炎已经以管仲式的辅国救民之才称许宋教仁。        《宣言》第九则进一步谈论了临时政府内阁成员的具体人选:“鄙人本非在位,今以一人之见,品藻时贤: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特论也。”        与上述文字相印证,宋教仁遇害之后,他的湖南同乡、同盟会内部年龄最长的骨干成员谭人凤,在刊登于1913年4月2日上海《民立报》的《哀宋教仁辞》中,公开承认自己在日本东京专门请阴阳先生给宋教仁算过“三十年太平宰辅”好命相:“犹忆昔在东京,与阴阳家谈星命,曾以三十年太平宰辅许君,方谓造物生才,既生之必相之,当不至于死也。孰知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被击之后,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        自从1907年2月28日黄兴与孙中山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在同盟会内部一度代理庶务的宋教仁,一直对于所谓“做事近于专制跋扈”的孙中山保持着高度警惕。辛亥革命爆发后,宋教仁在由他执笔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和《江苏军政府临时约法》中,明确选择了主要用于架空虚置最高权力的责任内阁制。而孙中山一派对于宋教仁、章太炎、谭人凤等人,也一直采取否定排斥态度。        1913年3月,自称崇拜宋教仁的《民立报》同事徐血儿(天复),在为遭受暗杀的宋教仁所写的《宋先生教仁传略》中回忆说:“冬月初,孙中山先生回国,先生偕张继回沪,主张举孙先生为总统。初八日,同盟会诸巨子,会于中山行辕,议决举中山为总统,黄克强为内阁总理。克强不允。中山、汉民主张不设总理。先生内审国情,外察大势,鉴于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也,起而力争。中山认可,派张继与先生磋商,以克强不允任总理,拟请先生代之。先生不允,邀居正、田桐、吕天民至克强处力劝,克强始允。于是,中山为总统,克强为总理之议始定。同赴南京,预备组织政府。先生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不设总理,乃提出修正案,代表有不知在沪所决议者,起而反对,致未通过,并加入国务员同意权一条。先生主张,终受此挫折,不能实行。后孙总统提出先生为内务总长,亦以从前种种误会,致未通过。先生亦不以之介意也。”        这里的冬月“初八日”,即公元1911年12月27日。国民党内部这种树碑立传的文字,自然存在着为死者讳、为尊者讳的溢美浮夸之辞。相对而言,时任宋教仁日文秘书的日本籍同盟会员北一辉的相关记录,要显得更加真实。        据北一辉在1921年出版的《支那革命外史》介绍,他从上海到南京劝说宋教仁拥护孙中山,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老兄你也学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12月27日,同盟会元老张继前来劝说,宋教仁才答应前往上海参加同盟会内部会议。会议结束后,与孙中山等人初步达成妥协的宋教仁,回到寓所向北一辉道歉说:“今天早晨在南京对您发脾气,非常失礼。孙先生实际上是个好人,我过去在东京那样攻击他,现在很后悔。黄君有很多人反对,不如由声望较高的孙先生出来更能纠合人心,对革命更为有利。孙先生担任大总统成为革命的中心人物,黎、黄二人分别在武昌和南京负责军事,我担任内务总长即国务卿掌握政制实权,集中力量促进全国统一。这样大家都能够各得其所。这是我和孙先生今晚商量好的。至于美法两国政制形式的问题,现在还不是讨论的时机。请您放心好了。”        遭否决的第一份内阁名单        事实上,年轻气盛的宋教仁对于自己军政实力的估计过于乐观。等他离开上海返回南京之后,同盟会内部的孙中山一派人,便利用公开发布《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的方式,采用“贪夫败类”、“汉奸满奴”、“偏怯者流”之类最为严厉的字眼,不点名地谴责排斥了包括他在内的相关人等。        1912年1月3日,代行参议院职权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且投票否决由孙中山提交的第一份内阁名单。1月4日,上海《申报》在“要闻”栏刊登这份被否决的内阁名单,其中黄兴的职位是内阁总理兼陆军卿,宋教仁的职位是实际权限相当于内阁总理的内务卿。        1912年9月13日,于右任在《民立报》连载的《答某君书》中介绍说:“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不意当南京政府时,本党中一种人挟旧日之恨,拼命攻击,声言非驱逐宋某出同盟会不可。竟因反对宋君,废去国务总理。”        另据江苏代表、同盟会员袁希洛事后回忆,他与马君武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总统制,并且坚决抵制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其理由是认为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年纪轻、声望浅,而革命党内部的蔡元培、王正廷、王宠惠等人,以及响应辛亥革命的程德全、张謇、汤寿潜等社会名人,不应该屈居宋教仁之下。        作为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事后在自传中回忆说:“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张、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        这里的“钝初”即宋教仁。“克强”即黄兴。“赵、张”即立宪派领袖人物赵凤昌、张謇。“章炳麟”即章太炎。宋教仁为了坚持给自己量身定做的责任内阁制,将要付出的代价并不限于丢掉内务总长的职位,一年之后,他还将为此付出宝贵生命。        宋教仁遇难之后,因为发动“二次革命”而逃亡日本东京的孙中山为了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于1914年6月15日致函南洋党人,强调“此次立党,与前此办法颇有不同: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不计品流之纯粹……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这是孙中山对于一心想把他架空为“傀儡”的宋教仁等人,再一次否定排斥。(本文原刊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        张耀杰,文史学者,著有《民国背影》等。      来源: 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2060861515.html

张耀杰 | 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新书目录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 张耀杰 , 宋教仁 , 新书目录 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新书目录 著作名:《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 著作人:张耀杰 全书目录: 袁伟时教授推荐语 杨奎松教授推荐语 王学泰教授推荐语 自序:宋教仁的“英而不雄” 第一章、宋教仁的革命与宪政 一、桃花源中的宋教仁 二、宋教仁与华兴会 三、宋教仁的逃亡与留学 四、程家柽组织同盟会 五、同盟会的制度失败 六、宋教仁与孙文的路径歧异 七、同盟会的内斗与分裂 八、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 九、中部总会与辛亥革命 十、同盟会内部的政制之争 十一、同盟会本部的北迁 十二、宋教仁组织国民党 十三、袁世凯炮制政治协议 十四、赵秉钧的“国民党内阁” 十五、国民党的选举胜利 十六、宋教仁的最后冲刺 第二章、宋教仁案的历史现场 一、《民立报》报导的历史现场 二、陶成章案的前车之鉴 三、政府当局的善后表现 四、国民党方面的隆重出殡 五、国民党方面的第一线索 六、国民党方面的第二线索 七、应夔丞与王阿法的当面对质 八、张秀泉与武士英 九、武士英的同案帮凶 十、武士英的当庭翻供 十一、虚假线人王阿发 十二、国民党方面的涉案嫌疑 第三章、宋教仁案中的陈其美与应夔丞 一、第一嫌疑陈其美 二、《民立报》抹黑应夔丞 三、陈其美的自证清白 四、陈其美鼎力支持应夔丞 五、陈其美与应夔丞的后续“往来” 六、陈果夫的事后演讲 七、应夔丞的人命旧案 八、国民党包办特别法庭 九、武士英的离奇死亡 十、应夔丞与陈其美的黑道本色 十一、袁克文的历史见证 十二、应夔丞的越狱与被刺 十三、郑逸梅的欲盖弥彰 第四章、洪述祖招安应夔丞 一、唐德刚误写民国史 二、唐德刚戏说“袁姐丈” 三、张绍曾介绍洪述祖 四、洪述祖“规划”中华民国 五、洪述祖招安应夔丞 六、洪述祖的“待款孔亟” 七、应夔丞的北京之行 八、应夔丞的效忠信件 九、欢迎国会团的讹诈骗局 十、洪述祖收买《民强报》 第五章、宋教仁案中的袁世凯 一、应夔丞的“宋犯骗案” 二、应夔丞与洪述祖的连环骗局 三、毁宋阴谋的极端升级 四、应夔丞的“神圣裁判” 五、洪述祖的嫁女计划 六、“宋犯骗案”与《间岛问题》 七、宋教仁的未遂诈骗 八、宋教仁的债台高筑 九、《间岛问题》与外交胜利 十、宋教仁案中的袁世凯 第六章、“二次革命”的酝酿与调和 一、应夔丞所谓“共事最初” 二、“高人深致”的日本之行 三、孙文的“一以法律为准绳” 四、赵秉钧的自证清白 五、节外生枝的大借款 六、黄兴与张振武案的是是非非 七、谭人凤眼中的“竖子”黄兴 八、南北双方的公开决裂 九、赵凤昌、张謇的居中调和 十、南北调和的彻底失败 第七章、“二次革命”的落花流水 一、国民党方面的法盲表现 二、特别法庭的法理碰撞 三、宋案证据的非法公布 四、宋教仁案的依法审理 五、被出卖的铁血监视团 六、李烈钧的二度出卖 七、宋教仁身后的议会政党 八、袁世凯的占尽先机 九、“二次革命”中的南京独立 十、陈其美的上海失利 第八章、宋教仁案的前台与幕后 一、谭人凤叙述宋教仁案 二、宋教仁案中的黄兴与袁世凯 三、陈其美暗杀夏瑞芳 四、陈其美的人生末路 五、宋教仁案的另类解释 六、赵秉钧的病死与洪述祖的绞刑 后记 参考书目举要 作者简介: 张耀杰,男,1964年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历史学者,传记作家,农工民主党北京文委会委员。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天谴@天堂:曹禺影剧的密码模式》、《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人间悲剧》、《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民国底色:政学两界人和事》等十余部。写作之余还参与过《小关一家人》、《山河作证》、《农电之光》等数十部长短电视片的采编制作。 全书概述: 本书是台湾版《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的改写压缩版,除了删改关于孙中山的相关章节之外,又另外添加了一些关键证据,从而形成更加完整的证据链条。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实施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暗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负责制订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显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应夔丞,而应该是应夔丞、吴乃文、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嫁祸于人的宣传造势,直接导致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像落花流水一般归于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彼此合作、依法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因此被彻底断送。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也因此被人为中止并且被充满党派偏见的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牺牲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

张耀杰 | 曹禺:自己人生的配角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曹禺 , 张耀杰 , 王元涛 , 人生配角 ■王元涛,文载《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5月11日第7版。受权发布。 http://whdszb.news365.com.cn/whdszb/html/2012-05/11/content_131728.htm 读张耀杰的新著《曹禺:戏里戏外》,能强烈感受到,张先生对曹禺的评价是复杂的。在戏里,一方面,承认曹禺的文学天才,承认其剧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如《雷雨》、《日出》、《原野》,均为中国戏剧文学的巅峰之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另一方面,条分缕析地为曹禺剧作总结出一整套创作密码,即阴间地狱之黑暗加男女情爱之追求以及男权家庭之反叛等等,指出了他的不足。而在戏外,一方面同情曹禺的遭遇,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秀才遇到兵,曹禺的艺术生命已经接近死亡,这是因为,当时政治对文学的高压控制是全方位的,“改造思想”对艺术创作的戕害是致命的;另一方面,又从一个新的方向对曹禺展开了批评,指出曹禺局限于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天谴呼吁,因而未能达成“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现代文明自觉。 曹禺完成其最优秀的作品《雷雨》时只有二十三岁。其天才的突出表现,在于设计戏剧冲突的能力。用短短的四幕或五幕话剧,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实现扣人心弦及催人泪下的戏剧效果,需要完美的节奏安排与强烈的叙事紧张。多年以后,《雷雨》及《原野》等剧目依然在香港引起轰动。而且,直到2005年,首尔大学中文系还在排演话剧《雷雨》。但是,恰也因为他对冲突的设计太过成功,反而为自己惹下了麻烦。情节越紧张,冲突越激烈,人物最终的命运就越引人关注。从三十年代瞿秋白还活着的时候起,就不断有人批评曹禺,说他没能为大众指出一条阶级斗争的正确道路,无论是《雷雨》中的鲁大海,还是《日出》中的方达生,或是《原野》中的仇虎,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指望用天谴或报应来完成复仇,却不能像后来《林海雪原》里的李勇奇或《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一样,用阶级革命的暴烈手段来推翻旧世界,翻身做主人。鲁大海领导的工人罢工,依稀有点群体斗争的影子,可最后,工人却背叛了他,私下里与资本家达成了和解。这样处理故事,遭到了左翼批评家的斥责:你这是在丑化工人阶级! 我们可以想见,曹禺对这类批评,应该是不以为然的,他曾经数次声明,自己写的就是剧,就是诗,是对人生命运的关注、感叹与追问,而不是宣传品,绝不想负担拯救社会的重大任务。甚至,作为一个天才,他都有资格对这类要求表示鄙夷。但是,形势变迁,造化弄人,1949年之后,当年批评他没有为大众指出明路者所在的团体,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了政权,也就是说,事实证明,曹禺的确没能指出“明路”。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他是真心承认了自己的局限与不足,还是他发现,当年有资格批评他剧作的人,现在也有资格决定他的命运了。总之,他开始惶恐,开始动摇,他主动修改剧本,努力地想把阶级斗争的概念套用进去。   由此,天才再没有作品了,只有作业。先设定一个颂扬或批判的概念,然后再去按格式编故事,相当于填字游戏。曹禺随波逐流,试图紧跟形势改造思想,然后慢慢发现,所谓的改造成功,就是学会另一套可以公开说的话语系统,真诚地表达假话,熟练地陈述新八股。这种手段,起初可以自保,后来则可以换取利益。尽管在曹禺们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真我一直在困兽犹斗,无奈挣扎。   张耀杰在书中,对曹禺与胡风的纠缠有传神的描写。曹禺第一篇批判胡风的文字,显得书生气十足。胡风在有关于文艺政策的三十万言建议书中,提到了曹禺。曹禺《日出》原著中,“小东西”最后自杀,而曹在修改剧本时,则安排“小东西”被一个无产阶级救出了火坑。胡风就此说,这完全失去了控诉的力量,反而美化了旧社会,这样的修改,如果是照的理论批评家的意思,那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但如果是作家自动修改的,那更足以说明:何其芳同志等理论棍子把作家威吓到了怎样的地步。曹禺当场急了,站出来逐条批驳胡风。可仔细品读曹禺的批判文章,能感觉到,那是一种惊恐万状之下的被动反应。   张耀杰在书中这样写道:“《日出》原著中小东西的上吊自杀,根本不是为无数万的旧中国屈死的姐妹们呼一次冤,而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纲常伦理、尤其是天谴罚罪加阳光天堂的神道祭台的殉道牺牲。曹禺改写后的《日出》不让小东西自杀,更谈不上是美化了抗战前的旧中国历史。胡风这种上纲上线、强词夺理的尖锐措辞,与更加强势的何其芳、姚文元等人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也就是说,胡风甚至比曹禺更熟悉这种批判语体,比曹禺更乐于接受这种斗争方式,回过头来,他受到了这种方式的戕害,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要么,你用你所信奉的方式去成功地加害他人;要么,你愿赌服输,受你所信奉的方式的加害。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真正的悲剧,历来是人人都逃不掉的。到了“文革”,曹禺如期落难,他后来这样说:“我躺在牛棚中,才从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接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戏里,曹禺用天才的大笔调动人物,设计冲突,创作了一部又一部足可传世的优秀作品。戏外,他却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后半生,他都不能说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曹禺:戏里戏外》,张耀杰著,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胡适:“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

  作者:黄波 信息来源:时代周报       在知识分子的推动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曾经掀起过好几波的人权保护运动,这中间不能不提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声称“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的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是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该组织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左、中、右各个方面的人物或为盟员或参与过其活动。过去对这个组织的评价是一面倒的,说它“为了保障民权,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运用合法斗争手段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近来随着其政治背景的公开,和关于该组织主要负责人员的一些史料的披露,有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这可以以张耀杰《胡适笔下的杨铨之死》一文为代表(收入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历史背后》一书)。        对同一人、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评价,这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笔者认为,考察一个组织的是非功过,其主要负责人是谁、具有何种背景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它究竟做了些什么,而如果以这一点去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维护报人新闻自由、首开民间组织考察监狱等,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的人权保护事业的,光荣业绩斑斑可考,但笔者也认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理念和运作还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仅仅活动半年便无形解散,其中的一些深刻教训值得记取。        胡适用当局之矛攻当局之盾        不论是从国民政府要人的讲话和文章,还是国民党的党义,还是确认其统治合法性的《约法》,都不敢公然否定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保障民权本为阳光事业,应该合法抗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对此是否认同呢?这可以作几个方面考察。首先,没有一个负责人在公开的场合下表态同盟是非法组织,相反都认为自己和该组织所从事的活动是完全合法的。“合法”者,合乎什么样的法?舍国民政府颁布的各种法律,此外还会有别的吗?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内部,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民权观。陈漱渝1985年著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书,曾把这两种民权观称为“革命的民权观”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权观”,并分别以宋庆龄和胡适为这两种对立的民权观的代表。        所谓胡适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权观”,其实也就是前述的两点: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权,民权保障运动应该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纵观胡适在盟内所进行的活动,无不以此为指归,他也向当局抗争,不过他的抗争都是以现政权宣扬、公布的理论和法律为武器,用当局之矛攻当局之盾,如当北平国民党市党部不承认胡适所在的同盟北平分会为合法组织,通知军警机关不予备案时,胡适即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系根据《中华民国约法》组织,若谓此为非法,则法将何解?        至于“革命的民权观”,则可以以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为代表,这篇文章原收在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为新中国奋斗》一书中,附注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于上海”,但因为文中提到了把胡适开除出盟这件实际上发生在1933年的事,而且收录此文时并未注明原始出处,还因为此文极具颠覆性的内容,笔者据此判断此文当时并未公开发表,至少没有在国内公开揭载,易言之,此文中透露的“革命的民权观”无疑是宋庆龄等人真正坚持的“民权观”,但囿于客观环境,当时并未公开化。        所谓“革命的民权观”的要害,简而言之,就是不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认为现政权所实施的是一整套“压迫人民的‘合法’的恐怖制度”,其法律是“公开地、无耻地为极少数的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同时宋庆龄认为“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是虚伪的、有名无实的,“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截然不同”,而人民大众要想获得真正的民主权利,就必须是在“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前提下。这样的一种民权观当然是极具革命性的,然而其中蕴含的一个深刻的矛盾却常被忽略:持革命的民权观者,自然是不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的,可是他们自己又清楚知道,如果将此公开出来,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组织,那无疑是表示自己意欲暴力推翻政府了,而这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不可能被允许的。        “要想公开活动就必须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是持革命的民权观者所不得不面对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他们言行上往往有脱节之处,即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中,尽管充满了许多颠覆性内容,但作者后面又说:“我们更要为政治犯们组织法律的保障,要尽可能给他们法律上的援助,使他们的案件能够提出来公审”,试问这里的“法律”难道还会是现政权公布的法律以外的东西吗?        持革命的民权观者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的呢?是目的和手段相脱离的方法,虽然他们是最后要推翻现政权的,但为了公开活动,在手段上却又不得不尽量采取合法方式,以赢取公众之同情和支持。可以说正是这一目的和手段的背离,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成立之日起即患上了“人格分裂症”,最终导致同盟的内部分裂和解体,同时更给中国民权保障这一“阳光事业”埋下了浓重阴影。        营救党员与改善人权的分歧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内部的分裂是因胡适而起的。胡适和同盟主要负责人的分歧表面上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看法的差异,实质是根本理念的不同。        两者之间的第一个分歧是关于政治犯的。        因为国民党惯于以言治罪,不少政治犯的确只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政见而已,但同时也有很多是怀着不同的信仰,以暴力推翻现政府为职志的,比如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营救并获得成功的廖承志、陈赓等人,都是货真价实的职业革命者。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始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的作者并认为,“他们(政治犯)不是罪犯,他们是人类解放斗争的先驱者”。如果脱离当时政治斗争的实际,这种关于政治犯的定义当然不错,而如果考虑当时两党相争你死我活的背景,认为一个政府连号召暴力推翻自己的人居然都没有处置的权力和理由,实在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        职业革命者不应包含在“政治犯”内,这正是胡适反对不加区别地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诉求的原因,但胡适同时认为,即使是对那些职业革命者,政府的一切处置也应该依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走程序正义的路子,罪由法定之后,“必须予以人道的待遇”。        胡适和同盟主要负责人的第二个分歧出现在视察监狱之后。        1933年1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杨杏佛代表同盟总部由上海赶来参会,胡适任执委会主席。当日晚杨杏佛拜访当时北平的最高负责人张学良,提出视察监狱的要求,获得批准。        1933年1月31日,杨杏佛、胡适和著名报人成舍我组成视察监狱的三人委员会,在张学良秘书王卓然的陪同下,前往拘禁政治犯的北平陆军监狱,其间胡适、杨杏佛、王卓然都与一位名叫刘质文的政治犯用英文进行了交谈。而正是这个共产党员刘质文(又名刘尊祺),在三人委员会视察监狱之前,经狱中党支部同意后,于1933年1月10日寄出了两封匿名英文信,一封发出营救请求,另一封是揭露监狱黑幕的,诸如虐待犯人“或以针尖刺指甲,以猪毛刺尿道,痛彻心髓。或以细绳反扎两臂,高悬空中,谓之鸭儿泅水。或袒背以皮鞭或细竹条用力笞之,谓之打花背条”等。在胡适等视察监狱之后,这封英文信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作为宣传资料广为散发,引来了胡适的不满和抗议,直接导致了同盟的分裂。        刘尊祺的英文信是否符合事实?既是同盟总干事又为重要当事人的杨杏佛在其中是否有过暗箱操作?张耀杰《胡适笔下的杨铨之死》一文有相当精细的分析,此处不赘。笔者想提请有心人注意的是时间问题:北平分会刚刚成立,当晚杨杏佛就向当局要求视察监狱,次日便付诸行动,如是之迫切,这是为什么?        据《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透露,刘尊祺的信件于1933年1月10日发出,“宋收到刘的信后,极为重视”,“决定由杨杏佛利用赴平参加成立同盟北平分会之机,调查北平监狱实况,进行营救。”原来,杨杏佛之所以亟亟以视察北平监狱为务,根本目的是为了营救刘尊祺等中共党员出狱,了解北平监狱的现状只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的手段。而这一点,杨杏佛肯定不曾向同去视察监狱的胡适、成舍我透露分毫。        胡适等人视察监狱的目的是单纯的,无非就是在了解监狱实况的基础上,据此向政府呼吁改善犯人待遇,尊重其权益。也就是胡适当日在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所说的:帮助个人;监督政府;……以营救中共党员出狱为根本目的的人,他们的探访监狱,只是为了坐实这些政治犯受“非人虐待”的指控,为营救其出狱制造舆论,给当局施加压力,而单纯以改善人权为目的的人,则希望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为改善人权提供依据。目的决定了手段。        胡适的迂执与智慧        胡适之所以会在视察监狱这件事上做出激烈的反应,当然出自“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实证主义者的天性。《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指责胡适们,“除非酷刑在他们的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这倒不是无根之谈。其实以胡适的智识,他何尝不知道,在中国的司法传统下,犯人之受虐待可能远非鲜见?但他是实证主义者,他只能依据他所耳闻目睹者发言。胡适说:“我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指出:改良不能以虚构事实为依据,……那些夸张不实的内容,只能给希望把事情办好的人增加困难。这些意见在一些目的高于手段的人看来可能过分迂执了点,但也许包含了更深刻的智慧。        1933年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召开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开除会员胡适。同月13日,北平分会除胡适以外的另外五名执行委员陈博生、成舍我、任叔永、马裕藻、蒋梦麟,因胡适事件联名给总部写信质疑:“会员个人之言论自由,是否应因入会保障他人民权,而先自牺牲?”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遇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销声匿迹。一般人认为杨的遇刺是导致同盟解散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因素,其实不然,早在杨杏佛遇难之前,不少参与者已心灰意懒,这一组织早已“无形停顿”,这从蔡元培的一封私信中可以看出。1933年2月28日,作为同盟副主席的蔡元培虽然和主席宋庆龄一起联名致电胡适,警告其“违背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请出会,以全会章”,但3月17日的这封私函无疑更代表他的真实想法,信中说:“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权保护事业的重大挫折,谁实为之,孰令致之?论者总结,说以保障民权相号召的组织,居然连盟员自己的权利都不尊重,对的,从开除胡适一事可以见出;又说其蒙蔽盟员,也不错,且不说数十年后才被公开的政治背景,单是当年视察北平监狱时,对同去探访的分会负责人胡适、成舍我隐瞒真实目的,已经透出了很多消息。几十年后,已入暮年的胡适、林语堂回首往事,慨叹“蒙在鼓里”,“被人利用”,良有以也。        “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今年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平和而又坚定的民权先驱的纪念。      http://www.sczjw.cn/wbry/201204/8071.html

张耀杰 | 傅国涌笔下黄兴及其角色骗局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傅国涌 , 黄兴 , 角色骗局 张耀杰 [本文的改写稿刊登在《凤凰周刊》。傅国涌是本人的一个朋友,更是朋友的几位好朋友的好朋友。按照大陆地区的学界潜规则,朋友之间是只能捧场说好话的。好在本人从来不太把自己当成大陆中国人。文章既然写成了,还是贴出来公示一下的好。2012年4月15日。] 充满期待地购买了一本傅国涌著《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9月),却发现与此前出版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在实质内容上并没有明显改动。我作为朋友曾经当面指出的极其明显的史料硬伤和论断错谬,越发显得鲜明突出。书中所谓黄兴等人的角色意识,说到底只是在专门替前人树碑立传的官方史学所树立编造的道德楷模与道德骗局之外,重新树立编造一系列道德楷模与道德骗局。 关于黄兴的角色意识,最有说服力的是他的改名经历。1902年11月27日,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以附刊形式随《新民丛报》发行。他在连续刊载的政治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重点描述了继第一代大总统罗在田——也就是清德宗光绪皇帝——“逊位”之后,继任第二代大总统的立宪派人士黄克强字毅伯。正是在这部小说启迪下,从日本宏文学院毕业后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黄兴,于1903年夏天把自己的原名黄轸字庆午改换成了黄兴号克强。与立志成为立宪派第二代大总统的梁启超稍有不同,黄兴的志向是要充当革命派的第二代大总统。这不仅仅是黄兴的个人志向,同时也是包括谭人凤、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在内的湖南籍华兴会及同盟会人士的共同志向。 宋教仁遇难后,谭人凤在1913年4月2日的上海《民立报》发表《哀宋教仁辞》,其中谈到几年前在日本东京,他与阴阳家也就是算命先生谈论命相,给宋教仁推算的是“三十年太平宰辅”的好命相。没有想到“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被击之后,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同年5月15日,范鸿仙又在《民立报》发表《且看三十六天罡》,说是宋教仁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一个月后,从香港返回上海,专门谈到起义前有一星相家声称“中国劫运将终,将星出世”。被该星相家认定为地煞星的起义者全部遇难。侥幸存活的黄兴、宋教仁等人,都是星相家所说的可以打天下、坐天下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罡星。 像黄兴、宋教仁这样的角色意识,其实就是傅国涌所说“《水浒》里面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等级秩序井然,高低尊卑一清二楚”的“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权位观念。没有注意到这些并不难找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傅国涌,却极其草率地得出划时代性质的道德论断:“即使到了近代,配角意识也只是在黄兴等极个别具备文明气质、人品高尚的人身上才隐约闪现。……这些作为表明他已具备较为健全的配角意识,他和宋教仁身上体现出来的近代型角色意识都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榜样。”而在事实上,傅国涌在《黄兴与孙中山:配角与主角的最佳模式》一文中论证黄兴“较为健全的配角意识”的几个证据,基本是不能成立的。 其一,推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不必经选举手续”,严重违反了公共领域里“权为民所赋”的程序正义,剥夺了在场其他同盟会员的投票公决权。 其二,黄兴所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所涉及的是鲁迅明确讨论过的革命是让死还是让人活的问题。黄兴眼中等同于生死问题的所谓“革命”,显然不是以人为本并且适可而止的民主宪政革命。在这样的革命中为了“倾心拥护”德高望重的孙中山,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名位”以及章太炎、张继、陶在章等革命同志的“个人名位”,并不能够证明黄兴具备“较为健全的配角意识”的道德高尚,反而证明他完全不知道应该尊重别人以人为本的个人权利。 其三,“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是黄兴与组织共进会的焦达峰等革命党人的争论话语。以正统自居的黄兴所表现出来的,正是鲁迅在《阿Q正传》里面揭露过的为了垄断革命专利而不允许阿Q参加革命的丑恶现象。 其四,陶成章等人公布的《孙文罪状》中,虽然有虚构夸大的成份,陶成章等人要求依据同盟会章程改选总理却是正当合理的。黄兴为了维护孙中山而“以身力拒之”的表现,所要捍卫的是同盟会内部的专制格局而不是民主程序。 其五,由胡汉民表扬黄兴的“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一句话,论证黄兴的“配角意识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意识”,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同一篇文章中引用的胡汉民另外一句话——“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恰恰证明黄兴一度依附于首领孙中山及同盟会的奴性意识。 其六,引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一文并不可信的黄兴话语——“孙先生当然不会拿我们国家主权去换取外国借款的。我们对孙先生应该有此认识,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来证明黄兴“较为健全的配角意识”,与历史事实恰好相反。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孙中山与黄兴,为了换取用来推翻大清王朝的巨额战争借款,撇开正在紧张进行的南北议和,以牺牲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与日本方面秘密签署了一系列借款合同。只是由于大清皇帝的及时逊位,才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 其七,黄一欧在《回忆先君黄克强先生》一文中介绍说,1912年10月10日双十节,袁世凯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七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黄兴又退回袁世凯派人送到上海的陆军上将委任状、勋章、授勋令和几件礼物,理由是“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然而,在同一本书的《宋教仁:健全的角色意识》一文中,还引用有黄兴于12月25日致孙中山的一份证据确凿的密电:“北京本部款尽,弟处亦无法筹措,仍请密电梁燕荪再拨前款数万两接济。” 梁燕荪就是不久前由孙中山、黄兴介绍加入国民党的袁世凯亲信幕僚、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请问傅国涌:刚刚拒绝过“袁世凯的笼络手段”的黄兴,怎么可以自相矛盾地向袁世凯方面的梁士诒请求笼络呢?! 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专门致力于改朝换代、夺取政权的专制型暴力革命,从来没有给国人带来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的文明生活。专门致力于改朝换代、夺取政权的专制型暴力革命的革命家,往往是比此前的专制统治者更加黑暗恐怖同时又更加富于欺骗性的特殊材料。孙中山如此,猫泽东如此,黄兴、宋教仁等人也同样谈不上道德高尚。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被遮蔽掩盖的既有事实,变得更加清晰明确而不是更加混沌破碎。傅国涌不经过严谨细致的甄别考证,仅仅依据某个历史人物及其亲信同党自我表扬甚至于自欺欺人、兵不厌诈的道德表白,便要给出主角与配角之类划时代性质的单向片面的历史论断,从而在官方史学此前所树立编造的道德楷模与道德骗局之外,重新树立编造一系列的道德楷模与道德骗局,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取的,或者说是反学术的。

谢泳 | 陈远的学术工作

陈远的学术工作   谢 泳   这些年来,陈远的知识分子研究,很引人注意。他每有文章发表或者新书出版,都会形成一点小小的阅读高潮。在中国的整个民国史研究中,陈远这样的边缘人物是读者心中的中心作者,而我们职业的民国史研究者在读者中常常倒成了边缘作者,这个现象,我以为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傅国涌、张耀杰、林建刚等人的文章,何以比我们职业的民国史研究专家更引人注意?我想不能简单用一个他们会写文章来概括,而还有更多需要我们思考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当代最优秀的史学家如沈志华、高华、杨奎松、张鸣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自己关注的那一段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情感上的判断,虽然保持客观公正是好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但对历史的真实感觉一定有情感因素在其中,不然对那一段历史的感受就会偏离,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历史研究了。陈远在这个层面上,我以为和好的历史学家的感觉是一致的,不然他不会对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如此投入,这是近年来所有好历史学家都具有的修养,所以他们完成的历史著述,才获得读者认同,赢得读者喜爱。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主要指得就是当代人对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的感受,而这其中是不能排斥情感因素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整体上把一个时代判断错了,其它再准确,也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感觉。 陈远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一本随笔集《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这本书的台湾版我过去也读过,感觉是一本非常好读而又引人深思的书。陈远笔下的民国知识分子,虽然基本都是逝去的人物,但陈远用他自己的感情和笔调,让这些历史人物又活起来,让他们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时代,陈远的这个本领,我是相当佩服,他叙述民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不是一般地梳理相关史料,而是用自己对史料的判断,选择切入点,然后把自己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与判断,用自己带感情的笔叙写出来,在近年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写作中,陈远是个性鲜明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学者。他这本《负伤的知识分子》,听上去有点忧伤,似乎还有一些叹惋的感觉,但细读你会发现,陈远对这些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及制度因素,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他是在对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生存条件有了基本把握后,才来分析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所以在陈远笔下,各类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就有了他们的合理性,他认为这些人物的性格、机遇以及他们对不同时代的判断,共同构成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 陈远对民国知识分子的观察视角是大学,而且是以当时中国北方几所著名大学为主,比如清华、燕京及辅仁,也就是说,陈远的角度是在中国现代大学中,更注意有教会背景的大学,也更关注这些大学中知识分子的命运,特别是陈远近些年来对燕京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集中聚焦,已成为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视角,陈远的观察是何以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凡出身教会大学的知识分子,多数在知识结构和价值系统中,能保持某些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性,而其它大学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没有这样明显。陈远努力去挖掘这些知识分子成长的环境因素和时代条件,从而对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命运,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与一般的民国史研究不同,陈远的一个长处是他能把历史和现实对接起来,在关于燕京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凡是当时还健在的人,陈远基本都努力去寻找,去访谈,去用大量第一手的感性生活激活历史材料,所以陈远笔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让读者感觉真实不虚,不是神化后的虚幻人物,这一点,陈远自己的学术工作暗合了现代口述历史的基本规则,先由史料发现线索产生历史感觉,再寻着史料线索追寻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最后再回到文献中来。这个过程的最后结晶,使陈远的文章比一般的记者文章深刻,比专门学者的文章鲜活。 十多年前,陈远从石家庄一所工科大学毕业,因为对文史有强烈热情和兴趣,曾和他的大学老师谢志浩先生来太原访学。当时我和高增德、韩石山、智效民、丁东先生时相过从,志浩、陈远来太原后,我们多次接谈,心情十分愉快。陈远当时连工作还没有着落,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执着,最后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且成为一个在社会和专业研究领域都引人注目的学者,这些都源于他对文史的热情和兴趣。陈远这些年来已先后出版过十几部书,有专业的人物传记,有专题研究、也有更多的随笔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个人认为,陈远的学术工作,将会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今年二月间,澳门大学专门邀请陈远就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教会大学问题做过专门演讲,表明他研究工作的意义已经显示出来。                           2012 年 3 月 5 日于厦门

张耀杰 | 隆裕太后的“光荣革命”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 隆裕太后 , 光荣革命 , 张耀杰 文载《环球人物》2012第4期“民国红粉”专栏 100年前的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中国传统历法的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刚刚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奉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的懿旨下诏逊位。《清帝逊位诏书》以及其他两道配套诏书连夜颁布,一举打破了中国社会南北双方分裂敌对的政制僵局。真正意义上的南北统一、五族共和或者说是完整全面、共和立宪的中华民国,是应该从这一天开始算起的。宪政学家高全喜在《立宪时刻》一书中,把《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称之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作为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责任人,隆裕太后自然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的终极决定者。 隆裕太后的宫廷生活 与隆裕皇后史无前例的历史性贡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史稿》中对于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历史记载: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 清朝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8年的正月初十,小名喜子的叶赫那拉•静芬诞生在北京东城朝阳门内芳嘉园。她的父亲桂祥是同治皇帝的生母、正在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弟弟。在众多姐妹中,她是从小就被慈禧太后选中的一个。据说慈禧太后很早就给桂祥留话儿:喜子不要嫁给别人。 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只有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被慈禧太后选为同治皇帝的政制继承人,从而成为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是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的叔父,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同胞妹妹。到了1889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的正月二十七日,19岁的光绪皇帝与21岁的姑表姐姐叶赫那拉•静芬举行大婚典礼,静芬从此入住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开始掌管后宫大权。与静芬一起嫁给光绪皇帝的,还有原任侍郎他他拉•长叙的两个女儿,其中16岁的瑾嫔后来晋升为瑾妃,只有14岁的珍嫔后来晋升为珍妃。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其皇后、皇妃逃往西安,临行前把依仗光绪皇帝的宠爱而卖官干政的珍妃沉入井中。 美国传教士I.T.赫德兰1888年来华传教,他的妻子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姐妹以及许多朝廷贵妇们的医生。他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一书中转述妻子的话说,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她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太后、皇上接见外国使节夫人时,皇后总是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太后、皇上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太后、皇上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 作为女人,隆裕皇后显然是很不幸的,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光绪皇帝的宠爱。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在南海瀛台涵元殿去世,第二代醇亲王载沣只有3岁的儿子爱新觉罗•溥仪,依照慈禧太后遗命以“继承同治,兼祧光绪”的双重身份,被立为宣统皇帝。“兼祧母后”的隆裕皇后被尊为皇太后。醇亲王载沣被封为监国摄政王。 隆裕太后的政制表现 1909年9月2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桐,在日记中记录了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对于中日两国围绕间岛问题的外交谈判的高度肯定:“早进内,巳正散值。召见时面陈与日使会议延吉厅交涉事宜甚棘手,现经决定,请旨定夺。奉谕:即照此定,后日签字,如此结局已为难得,断不为浮议所摇,今日锡督、陈抚电奏可以不理,签字后发一电旨宣示一切可也。圣明洞鉴万里,实为钦悚。” 这是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那桐,关于隆裕太后政制表现的真实记录。这里的“锡督、陈抚”,指的是当时的东三省总都督锡良和吉林巡抚陈昭常。9月4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正式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方面完全承认间岛为清国领土,以图们江为中韩国界,在江源地方以界碑为基点,以石乙水为分界线,并承诺撤销所谓的统监府派出所。中国方面则在开商埠、领事裁判权、兴修铁路等具体事项上,对日本方面做出让步。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成功个案,同时也是清政府外交当局袁世凯、那桐等人,与处于敌对状态的宋教仁、吴禄贞等同盟会会员,为了国家利益而进行的一次特殊合作。宋教仁用长达6万字的《间岛问题》一书,充分证明了图们江北岸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光霁峪前原名假江又名间岛的滩地,属于中国领土。先任吉林边务帮办后任督办的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也写作有长达10万字的《延吉边务报告》,为捍卫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自称公主的裕德龄是清朝正白旗贵族裕庚的女儿,她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妹妹容龄从小在汉口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又随出任外交官的父亲在日本、法国生活过六年。1902年冬天,裕庚任满回国,被赏以太仆寺卿衔留京养病。17岁的德龄与妹妹容龄因为通晓外文及西方礼仪,被慈禧太后召入宫中担任侍从女官。她在辛亥革命与南北议和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供的信息,较为形象地佐证了那桐给予隆裕太后的“洞鉴万里”的高度评价:现在的皇太后是一位很仁慈的女性;“她是一个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她读过一些被译成中文的外国历史书,她很愿意学习并培养皇帝”。与此同时,裕德龄也谈到了隆裕太后所面临的被动共的弱势困境:“她是一位温和的、文静的、谦逊的人,有点冷漠。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她不能和她的婶母[姑姑]——也就是已故的慈禧太后相比”;“她根本不想去控制政府,这点我非常确信。她想要的仅仅是平安而已。” 被动共和的光荣革命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依据大清王朝颁布实施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在北京就任君主立宪的内阁总理大臣。12月6日,载沣奉隆裕太后懿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因此成为即将终结的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最高责任人。 12月7日,时任总理公署幕僚秘书的许宝蘅,在日记中记录了隆裕太后与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养心殿内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谈。隆裕太后表示:“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并且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委托唐少仪为议和代表,负责与南方各省进行和平谈判。 12月28日,全国各地要求清帝逊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袁世凯等内阁大臣的强烈要求下,隆裕太后召集庆亲王奕劻等王公贵族和国务大臣共商皇帝国事。隆裕太后最后对袁世凯等人表态说:“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说到这里,她放声大哭,袁世凯等王公大臣也陪同大哭。哭过之后,隆裕太后又表示说:“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清帝逊位的基本国策,至此已经初步确定。 1912年2月2日,许宝蘅在日记中记载,他于当天到公署,亲眼看到国务大臣到养心殿内与隆裕太后商酌优礼皇室,“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2月3日,许宝蘅在日记中写道:“六时起,到公署,总理入对……”同一天,袁世凯将经过隆裕太后认可的《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关于蒙满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分别列作甲、乙、丙三项电告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 2月4日下午,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从上海来到南京。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各部总次长在总统府讨论。2月5日上午,临时参议院开议孙中山交议之优待清室各条件,孙中山委派胡汉民、伍廷芳、汪精卫莅会说明。参议院对该项条款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进行修改,删去第8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 2月12日,与许宝蘅同为总理公署秘书的汪荣宝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国务大臣入内请旨发表,同人均来此静候,惴惴恐有中变,比及午,闻各大臣到阁,一切照办矣。”接下来,他抒写了与《清帝逊位诏书》高度一致的个人感慨:“大清入主中国自顺治元年甲申至今宣统三年辛亥,凡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遂以统治权还付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固由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而我隆裕皇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盛心亦当令我国民感念于无极矣,……匕鬯不惊,井邑无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 许宝蘅也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268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 2月16日,《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天子已退位,清朝统治不复存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我们衷心希望,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它所切望的进步的稳定的政府。” “女中尧舜”的身后哀荣 逊位诏书颁布10天后,上海《申报》于2月22日以《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为标题报道说,2月12日,《清帝逊位诏书》由袁世凯在养心殿内呈献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此时反对共和的恭亲王溥伟自请召见,隆裕太后表示说:“彼亲贵将国事办得如此腐败,犹欲阻挠共和诏旨,将置我母子于何地!”此时无论是何贵族,均不准进内,于是盖用御宝陈于黄案。“清后仍大哭。清帝时立清后怀中,见状亦哭,袁世凯君及各国务大臣亦同声一哭。” 9月11日,黄兴、陈其美一行人在袁世凯、孙中山的一再邀请催促之下来到北京。当天晚上,满清皇族奉隆裕太后的旨意,在金鱼胡同的那桐住宅举行欢迎会,黄兴在答谢词中表示,辛亥革命不过三个月就实现共和,“全赖隆裕皇后、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远追尧舜揖让之盛心,遂使全国早日统一,以与法、美共和相比并。”孙中山也当场表示说:“孝定景皇后让出政权,以免生民糜烂,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当然有优待条件之酬报,永远履行,与民国相终始。” 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他在写给逊位皇室的公函中,称赞隆裕太后为“天下为公”。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在西六宫之一的太极殿病逝,享年46岁,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3日,文武官员穿孝27日。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2月26日休会一天。2月28日为祭奠之期。副总统黎元洪在唁电中称赞隆裕太后“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倡议下,民国政府于3月19日在太和殿召开国民哀悼大会。灵堂上方悬挂着“女中尧舜”的白色横幅,灵堂正中摆放隆裕像,所有外露的梁柱均用白布包裹。殿堂内摆满挽联、花圈。穿着清式丧服和现代军服的仪仗队在灵堂前左右站立。已经逊位的宣统皇帝,也上谥号为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隆裕太后的尸体随后与光绪帝合葬于河北易县的崇陵。 隆裕太后去世后,《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规定的“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大中华民国”,始终没有完整全面地建设完成;随之而来的反而是同为汉族人的南方国民党与袁世凯北洋军阀之间反复不断的国内战争。被动主持中华民国共和大业的隆裕太后,更是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和小说传奇,妖魔化为一名宫廷妒妇和亡国罪人。借用高全喜的话说,“从革命建国到和平建国,《清帝逊位诏书》并没有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通过昭示权利法案、凸显权利与自由原则而获得人民的拥护,而是通过昭示平和价值,以逊位禅让的方式,把一个现代共和国的宪法性蕴含呈现出来。……革命的激进主义占据主导——竟效法苏俄,创建党国体制,而保守主义的军政旗手——袁世凯最终也是包藏祸心,搞起洪宪帝制,看来悠悠天命注定了两种力量之领袖人物终究缺乏一种像华盛顿、林肯那样伟大的心灵,致使这场穿越古今之变的政治大变局在开了一个好头之后,旋即沦入深渊泥潭,所谓‘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之最终失败,看来也是极其无奈的事情。”

张耀杰 | 政治运动中的书生曹禺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1)  | 标签: 政治运动 , 书生曹禺 张耀杰,文载《南方都市报》2012-02-21 http://nf.nfdaily.cn/epaper/nfds/content/20120221/ArticelB22002FM.htm 笔者反复修改近20年的《曹禺影剧的情色与宗教》一书,新近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改书名为《曹禺:戏里戏外》正式出版。该书交稿后,在《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2期读到曹禺的女儿万黛、万昭合写的《珍爱与痛惜——写在爸爸曹禺逝世十五周年之际》一文,其中鲜活生动的细节描述,为笔者进一步认识政治运动中的书生曹禺提供了佐证。 曹禺早年的诗化创作与书生意气 创作《雷雨》、《日出》、《原野》三部经典戏剧的早期曹禺,是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自居的。在《〈雷雨〉序》,他对于即将遭受天诛地灭、天谴罚罪却又盲目无知、洋洋自得的芸芸众生,表现出的“如神仙,如佛,如先知”般“升到上帝的座”的“悲悯的心情”:“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在更早前的《〈雷雨〉的写作》一文中,他明确表示“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在这三部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经典戏剧中,若隐若现地贯穿着被曹禺称之为“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密码模式。 但是,曹禺毕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妻有女的世俗人物,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远离社会现实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戏剧,不再为观众尤其是普遍左倾的文艺界所欢迎和追捧。在这种情况下,曹禺不得不把自己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自居的身份特权,连同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创作,委曲求全地服务于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于是,在他笔下出现了严重缺乏艺术魅力的抗战戏剧《全民总动员》和《蜕变》,以及价值观念极其混乱的电影作品《艳阳天》。 《艳阳天》是曹禺兼编剧与导演于一身的唯一影片。影片中绰号为“阴魂不散”的阴兆时,除了拥有一个现代律师的身份标签之外,所有作为都与司法机关独立办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疑罪从无的罪由法定、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现代法律常识格格不入、背道而驰。遭受阴兆时最为高调的天谴罚罪和神圣诅咒的,并不是图财害命的罪魁祸首金焕吾,而是绰号“马屁精”的马弼卿,一个通过依附强人和出卖朋友讨生活的读书人。创作《艳阳天》的曹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马弼卿言不由衷的一句忏悔之辞,所预示的恰好是他自己即将面临的人生宿命:“(假情假意)魏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逼到这儿了。您可千万别见我的怪。(故做慨叹)哎,我们读书人——” 政治运动中的书生曹禺 1949年之前一直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的特权身份,针对戏里戏外的相关人物实施“存天理,灭人欲”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天谴罚罪和天堂超度的曹禺;在1949年之后既享受着文艺高官的尊贵待遇,又面临着同样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神圣化的精神审判和思想改造。身份地位的提高,是以委曲求全地牺牲自己几乎全部的创作自由并且不断揭发批判同行好友为惨痛代价的。据他的女儿万黛、万昭在文章中介绍,“1949年建国的时候,爸爸是作为青年代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当时他才39岁,充满活力,满怀激情。……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像爸爸所期望的那样,政治运动、文艺界的批判和斗争年复一年,一个接着一个,永远没个头儿,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人越来越多。” 曹禺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诗化戏剧《雷雨》、《日出》、《原野》,是在第一任妻子郑秀陪伴协助下创作完成的。接下来的同样起于情色归于宗教却又节奏迟缓、注重功利的《北京人》、《家》、《艳阳天》,却是在婚外同居的方瑞陪伴协助下创作完成的。到了1951年,郑秀在周恩来等人的强力干预下,被迫与曹禺办理离婚手续。背弃了郑秀的曹禺,很快便投入针对文艺界同行胡风、丁玲、陈企霞,以及老朋友老同事吴祖光、萧乾、戴涯、孙家璓等人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政治揭发和神圣批判之中。 1955年,曹禺在《谁是胡风的“敌、友、我”》中,把私仇公愤从胡风扩大到胡风夫人梅志的身上:“甚至他的老婆,当作家协会帮助他们找来一个通讯员的时候,都会说‘公家人不能不存戒心’。”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刚刚入党的曹禺表现得更加踊跃。他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中,针对自己曾经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比邻而居的老同事、老朋友生动形象地揭发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曹禺在《艳阳天》中高调斥责的马弼卿发人隐私、出卖朋友的道德污点,到了《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再一次变成曹禺足以置老朋友于死地的杀手锏:“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曹禺对于自己这种委曲求全地依附于极其强大的政治操作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高调言行,应该是完全清醒的。正是这份清醒导致了他的精神崩溃。精神崩溃的曹禺,从此再没有完全恢复他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自居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诗化创作。用万黛、万昭的话说:“苦闷和压力使爸爸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50-60年代出现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危险精神症状,因而不得不多次住进协和医院治疗。那段时间里,爸爸的许多话只能对作为长女的万黛说,他说他怕黑,不敢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管不住地想拿刀子对自己下手。他说他特别害怕,后面有鬼追他,杀他,他要跳楼,从火里冲过去。……他又说,他对文艺界的某个领导怕得要命,被这个领导当众点名做过检查;还说,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 晚年曹禺的书生感悟 人身依附于政治操作而对自己的亲友同行实施“存天理,灭人欲”式的神圣揭发的曹禺,到了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变成被他所人身依附的政治操作实施天谴罚罪的目标对象。1966年12月4日深夜,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活捉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政治事件,遭到“活捉”的是与小民百姓一样没有来自宪政制度和法律程序的刚性保障的大人物。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曹禺被从床上拖走,押往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为彭真等人陪绑陪斗。是周恩来“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一句话,暂时解救了曹禺。 关于“文革”期间的书生曹禺,万黛、万昭介绍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爸爸的精神、肉体和创作才能的摧残,更是当初的他所始料不及的。爸爸是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特别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他自尊自爱,很要面子。像他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却遭遇到街头挂牌示众,拖来运去被轮番揪斗,半夜审讯、折磨,不让他有一点喘息;随时随地被拉出去,指着鼻子羞辱、恐吓、咒骂,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还有写不完的检查交代,交不尽的外调材料等等。在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下,爸爸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信,把自己当成一个罪人。极度的恐惧和罪恶感使他的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好几次,我们真怕爸爸坚持不住了。文革过后,爸爸的精神创伤久久难以平复,他有一段时间很少说话,总是呆坐,身体急剧衰老、恶化,他一次次地住进了医院。” “文革”结束后,作为全国剧协终身主席、北京人艺终身院长以及后来的中国文联主席,曹禺在垂老之年发表了大量言不由衷的表态应酬文章,只是在零星写出的一些诗文书信中,委曲求全、曲折含蓄地表现出了一些书生感悟。其中最为深刻也最有意境的,是写于1991年10月23日的一首标题为《玻璃翠》的短诗:“我不需要你说我美,/不稀罕你说我好看。/我只是一朵平常的花,/浓浓的花心,淡淡的瓣儿。/你夸我是个宝,/把我举上了天。/我为你真动了心,/我是个直心眼。/半道儿你把我踩在地下,/说我就是贱。/我才明白,/你是翻了脸。/我怕你花言巧语,/更怕你说我好看。/我是个傻姑娘,/不再受你的骗。” 经不起别人赞美而一再被欺骗、被利用、被抛弃的“玻璃翠”,正是曾经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的特权身份,针对戏里戏外的相关人物实施“存天理,灭人欲”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天谴罚罪和神圣诅咒的书生曹禺,对于自己一再迷失自我的人生影剧和影剧人生的传神写照。这份委曲求全的柔弱执着与书生感悟,称得上是曹禺一生中所达到的人生境界的最高点。 (张耀杰著《曹禺:戏里戏外》,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1月。)

张耀杰 | 曹禺影剧的密码模式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曹禺影剧 , 密码模式 张耀杰新书《曹禺:戏里戏外》后记 德国古典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说过,“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把这句话移用来形容中国影剧大师曹禺的主要作品,同样是可以成立的。 本书的母课题《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九五”规划一般课题。该课题于1998年7月立项,于2000年7月结题,主要内容是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点作家及经典作品,进行“存在还原”意义上的重新解读与重新定位。《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结题完稿后,却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出版的机会,后来几次搬家,连手稿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两年的心血就这样化为乌有,这是我多少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关于影剧文化的相关研究,一直围绕着这一课题逐步深化。通过重新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我决定对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曹禺影剧和田汉影剧,进行相对独立的专项研究,并于2003年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本学术评传《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和《影剧之王田汉——唯美爱国的浪漫人生》。本书初稿是在《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一书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深化的结果,书中的大部分章节,已经在相关学术刊物中公开发表并得到好评。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很直接的冲动,就是觉得中国许多时髦学者靠着炒作外国人的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暴得大名,却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愿意扎扎实实地按照结构主义的学术规则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文本细读。迄今为止,能够把曹禺的影剧文本通过结构主义的文本细读解读明白的,本书应该是第一例。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通俗易懂并且妙趣横生的文艺性学术传记,依然难以找到出版机会。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和读者趣味,近年来我逐渐转入民国时代政学两界的个案研究及传记写作,这本书稿也就被抛置脑后。 2010年是曹禺诞辰100周年,应《南方周末》、《文艺百家》、《名作欣赏》、《民族艺术》等多家报刊的邀约,我忙里偷闲重新改写了这部书稿。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的张爱民先生,有意出版这部并不过时而且也永远不会过时的文艺性学术传记,无论如何都值得我感恩庆幸的。 就中国影剧文化史的发展演变来看,曹禺影剧其实是遵循着中国传统戏曲既诗以言志又文以载道、既委曲尽情又神道设教的综合性艺术追求来进行创作的。所不同的是,颇为自觉地以“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作为从事影剧创作的原动力和内驱力的曹禺,已经拥有包括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在内的传统戏剧大师所不具备的世界性眼光。他运用舶来品的现代话剧和现代电影的文体形式,把鲁迅在《女吊》一文中所说的传统民间戏曲“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的影剧模式,最大限度地扩充改造,从而集大成地形成了既根源于中国传统神道文化,又充分吸纳外国宗教文化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密码模式。相应地,曹禺和他笔下的影剧人物最为基本的人生模式,颇为一致地表现为先在阴间地狱般的此岸世界中,以或替天行道、天谴诅咒或忍辱负重、奉献牺牲的方式,朝着阳光天堂般的彼岸世界一再追求或一再出走;最终的结果或者是遭受悲剧性的天谴罚罪,或者是获得喜剧性的人间正果。 尽管曹禺及其影剧作品,在中国影剧史上占有着承前启后且不可替代的集大成地位;就人类影剧史来说,曹禺影剧与黑格尔所说的表现“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古希腊戏剧和现代欧美影剧之间,还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曹禺原本就不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的“自由的个人”,也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具备了“自我规定的意志”的人;中国文化在整体上也不是宽容保障“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文化,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周期性地爆发一次“存天理,灭人欲”式的暴力革命和改朝换代的初级文化。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要真正在马克思所说的“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人道主义本体论的前提上,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社会,仅仅依靠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于宗教神圣化的暴力革命和改朝换代,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所说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主义本体论的前提上,逐步建设完善现代性的以人为本、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参与、宪政共和、大同博爱的价值体系和文明常识;尤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制度、依法制约政府机构的公共权力的宪政制度、依法促进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制度;从而使任何性质的不合法、不人道的强理强权,逐步丧失其立足之地。只有这样,黑格尔所说的以古希腊戏剧为源头活水的表现“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戏剧,才能够在中国社会里扎下根来开花结果。 总而言之,影剧大师曹禺是中国影剧史上既有的成绩与骄傲,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影剧第一人,却又不是十全十美、登峰造极的文化偶像。中国影剧人最应该做的,是更深入地研究并超越曹禺影剧,而不是通过新一轮的造神崇拜,来粉饰自己因丧失文艺创造力而只能跟随在前辈大师后面走下坡路的贫乏无奈;更不是像影剧大师曹禺那样,为追求超凡入圣的修成正果而付出丧失创作自由的沉重代价。只有这样,才是对于影剧大师曹禺真正的尊重和最好的纪念。 本书能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莫大的荣幸,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几年来,我的相关的学术研究,一直得到聂圣哲先生的热心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1年5月7日初稿,2011年8月10日改写于北京家中。 [张耀杰《曹禺:戏里戏外》,原书名《曹禺影剧的情色与宗教》,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1月。台湾秀威资讯公司2011年10月出版时,改书名为《天谴@天堂:曹禺影剧的密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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