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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张耀杰#百年共和漫谈#录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张耀杰 , 百年共和 , 漫谈录 以下是本人于2012年6月29日在腾讯微博参加#百年共和漫谈#的记录。为了保证记录的完整性,对于相关的提问进行了拷贝,特此说明。本次访谈的主持是《炎黄地理》杂志主编李礼先生——回顾百年共和,荣誉是有的,但创深痛巨,其中的教训值得中国人永远铭记。6月29日10:30—11:30,“前民国、后民国——百年共和漫谈”的线上访谈将和大家见面,夏骏、张耀杰、冉云飞三位担任访谈嘉宾,主持人《炎黄地理》杂志主编李礼将与三位嘉宾同台漫谈共和百年,欢迎提问! 访谈页面地址:http://zhibo.qq.com/mbask/4648/index.html #百年共和漫谈#话题页面地址: http://k.t.qq.com/k/%E7%99%BE%E5%B9%B4%E5%85%B1%E5%92%8C%E6%BC%AB%E8%B0%88 其一,提问:楼妃逸:#百年共和漫谈#共和百年和辛亥百年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回答:|| @zhangyaojiexingyan: 冉云飞先生说错了。辛亥革命百年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算起。共和百年从1912年 2月12日《清帝逊位诏书》颁布开始。 || @tufeiranyunfei: 那是说共和与辛亥革命同年发生,实际上所谓的共和被夸大了。 其二,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就过去100年来说,中国坏制度遮蔽了很多值得开掘的优秀文化传统,而让其中的“恶之花”觅得土壤,肆意开放。此消彼长之间,最大的失败可能就是坏制度令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多有挫败感。中国问题,不能把方向推之为国民或文化问题。 @夏骏 @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 @张耀杰: 一句话,每个人像胡适先生希望的那样,做一个自我健全的主权个人就可以了。个人强大了,您像孔子说的那样乘槎浮于海,也是可以在全人类面前为民族争光的。个人不强大不健全,好的制度也会被败坏的。孙汶的二次革命就是如此的 其三,提问: 马三:#百年共和漫谈# 冉云飞 请问国民党作为第一大党,拥有大部分各种资源,最后却失败了,教训是什么?? 回答: || @张耀杰: 比我说得好! || @tufeiranyunfei: 其教训就是,民众不能通过选票更替的政党,最终必然会被民众用武力更替。|| @张耀杰: 没有杀掉该的匪类。 其四,提问: 蓝敏:#百年共和漫谈#比如对于袁世凯和孙中山,对于历史的迷雾障碍了民众的眼睛,请问需要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夏骏、@张耀杰、冉云飞 回答: || @张耀杰: 胡适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才能做不受人惑的健全个人。具体可以看本人的历史书。袁伟时先生和雷颐范泓等先生的书也很好。冉云飞先生的书里面,有一部分是靠谱的。 其五,提问: 夏骏:#百年共和漫谈#中国变革的艰难,呼唤坚韧而有操作能力的新一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定要咬牙前行,又一定要懂得渐进的策略,裹挟更多的力量形成潮流的力量。 回答: || @张耀杰: 我的夏骏师兄,早在《河之殇》时期,就在咬牙前行的! /玫瑰 其六,提问: 夏骏:#百年共和漫谈#袁世凯、孙中山这两位领袖人物的研究成果开放传播得不够,在剧烈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两者互动中的遗憾也是一个关注焦点。 回答: @张耀杰: 冉兄这段话非常经典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份自信和努力的。总是强调外因和指责别人的,是懦夫。 || @tufeiranyunfei: 袁世凯不像我们漫画的那么坏,孙不像国共两党宣扬的那般伟光正。社会变革不是去找圣贤,而是去培养更多合格的公民。我们不可自我让渡自己命运 || 其七,提问: 杨宁远:#百年共和漫谈#中国政治从专制转向共和,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一百年可能也不算长。诸君以为如何?但是现在还不转,似乎已经拖了地球人类的后腿。 回答: || @张耀杰: 从1840年开始,几乎一直在拖人类后腿的。现在尤其明目张胆。1912年是短暂的进步 其八,提问: 蓝敏:#百年共和漫谈#民国有充分民主土壤,军阀割据另一方面造就了联省自治的条件,仿若周制之初。言论的自由保证,人民有理由可以觉醒。如果当今要实现联省自治,需要什么条件?@夏骏@张耀杰@冉云飞 回答: || @张耀杰: 开放报禁。开放裆禁。像香港和台湾一样,实行民主宪政的一国一制。 其九,提问: 夏骏:#百年共和漫谈#之所以近代一路被动,走不出一条新路,与各方政治力量的素质有关,也是有机会有资格充当领袖的人物中缺少真正的伟大人物。在复杂的局面中清醒、坚韧,舍小我求大我,一切有“度”,一步一个脚印,把这段转型扛过来。缺!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是这样。民主宪政完全是西方社会的文明结晶,要想民主宪政就必须虚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国真正学习文化明白西方文化的第一人,是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胡适。此前的所有中国人,都没有系统全面地领悟到西方文明的真谛。 其十,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 共和百年,其中有不少糟糕的历史教训,理性总结起来,诸位认为哪些是最为紧要、关键之处? @夏骏 @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 @tufeiranyunfei(冉云飞): 我完全同意,也是如此做的。但我们必须清楚告知公众和执政者,素质不高不是不实行民主自由的前提。就像婴儿不能走路不是不走路的前提,而是通过走路乃至摔跤来练习,最终把路走好 || @张耀杰: 我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像胡适所说的那样做一个健全的个人主义者,而不是张口就指责别人的素质如何低。一个真正有素质的人,绝对不会指责别人素质低的。 其十一,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1912年,共和来了,很多人一定以为中国霉运结束了。然而在随后的20世纪里,中国各种灾难和痛苦如此之多,有人重提中国所谓国民性等话题,对未来表示悲观。诸位如何看? @夏骏@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冉云飞: 呵呵,张兄,你的理性自负才使得你对民国那些人物说出许多断语。其实我与你不矛盾。谦卑多点,更利于自己,我们共勉 || @张耀杰:云飞基本上属于书没有读明白的那一类。 || 冉云飞: 张兄此说作为个人修炼值得提倡,但以此作为才能改进的前提,那和官方没素质不可搞民主有何区别?我们应该提倡个人革新和健全,但要说这不是实行民主自由的前提,否则陷于鸡与蛋的纷争中不能自洽。|| @张耀杰: 制度和人相比。人是每一位的。先有一些健全的个人,才会设计建立起健全的制度,而不是相反 其十二,提问 我痛我在:#百年共和漫谈#在争取共和和公民的道路上,只有夏瑜们在绝望中努力。 回答: ||@张耀杰 :本人确实有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的诛心嫌疑,主要是为了激将哈。抱歉。||@张耀杰 :既然是夏瑜们,为什么是只有呢?为什么非要自绝于大众去充当特殊材料呢?为什么不像胡适那样充满希望地立异求同呢?而且夏瑜即秋谨,几乎是没有权为民所赋的公民意识的一个人。是鲁迅在小说里面煽情而已。 || @A60811059: 我的意思,自己在夏瑜的道路上绝望地前行。怎么就被你推导出等待享用人血馒头了呢||@张耀杰: 您的意思是,您自己宁愿不努力,而等待享用别人的人血馒头吗? /偷笑 其十三,提问: 我痛我在:#百年共和漫谈#在中国,共和制度的建立和公民意识应该是同步的。这需要一个过程,就是说在建立共和中走向共和,在公民实践中成为公民。 回答: || @张耀杰: 再强调一遍,在没有民之主宪之政的社会里,必须是个人的自我健全优先于制度建设。在西方文明国家里,制度与个人才是相辅相成,良性循环的。但是,那是人家的先驱自我牺牲的结果。 其十四,提问: 张昊:#百年共和漫谈#在清末条件下,以三位老师对当时内外条件的研究,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更符合中国当时的情况?如果当时走上立宪的道路,是否中国的历史会被改写?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立宪就是最好的共和。当年的同盟会把共和等同于推翻皇帝,是在故意误导舆论搅混水。目的就是章太炎说的同盟会要一党一派包办政权。 其十五,提问: 武宁公社:#百年共和漫谈#请几位老师精炼评价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功过得失!谢谢 回答:|| @zhangyaojiexingyan: 蒋介石既不愿民主宪政也不会专制独裁,所以他必然要失败给打着民主宪政的旗号搞专制独裁的恶魔对手。 其十六,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 1912之后,立宪派精英(梁启超为代表),忧虑的革命继之以革命的现象,确实发生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激进一直是突出特征之一。诸位认为背后的历史动因是什么? 夏骏 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中国人总是习惯于嫁祸于人和推卸责任。譬如动不动就说一切罪错都是制度不好。制度是人造的刚性文化和刚性程序之一种。没有自限权力自我健全的文明个人,就不会有文明的制度。连梁启超自己就从来不是文明人。他对于日本文化和西方文明从来没有虚心学习过。他一直是一知半解的文化贩子。 其十七,提问: 夏骏:#百年共和漫谈#领袖的性格莽撞,加上操盘手们的过于年轻和理想化,过于本党利益本位,使得国会第一大党的导向偏于轻率而狭隘,又是一个重要原因。宋教仁死的时候才30多岁,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60%以上都是35岁以下。对于极为复杂的政局而言,博弈的经验格局怎能如此单薄?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当年最大的问题是,年轻议员们自己不明白民主也是有边界的,制定宪政法律的议员本身,必须要首先自限权力的。他们总想凌驾于袁世凯以及全国人民之上违法立宪。 其十九,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1912年,共和来了,很多人一定以为中国霉运结束了。然而在随后的20世纪里,中国各种灾难和痛苦如此之多,有人重提中国所谓国民性等话题,对未来表示悲观。诸位如何看? 夏骏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对未来悲观的人是对自己不自信的人。只要每个人自己有坚持有操守,就谈不上悲观。犹大人即使亡国了,他们还在全世界创造了金融帝国。现在是地球村时代,只要自己足够强大,连国籍都是可以选择的。个人主权才是第一位的 其二十,提问: 胜利:#百年共和漫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坐稳奴隶的时代,请问三位大师,现在的中国民众和100年前的民众有何区别? 夏骏 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当年的军阀,是遵守旧道德的。当年的老百姓是相信三尺之上有神明的。只有同盟会之类的革命会党,才会杀人不眨眼的。现在无论官民,都严重缺乏公共领域遵守契约法律的道德自律意识了。 其二十一,提问: 张昊:#百年共和漫谈#芦笛认为宋教仁被刺案很有可能是陈其美所为,孙中山也脱不了干系,请问三位老师怎么看宋案?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本人刚刚出版了《谁谋杀了宋教仁》,结论与芦笛基本一致,但是芦笛主要是推断。本人是完整证据链的实证。 其二十二,提问: 李不白鲁非迅:#百年共和漫谈#段祺瑞当年有没有在八一三惨案发生后长跪不起,晚年有没有为八一三惨案死难者食素忏悔?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这个是伪历史学者的造谣扯谎。段祺瑞长跪在当年的报刊中根本没有记录的。他吃素信佛也不是忏悔。1937年前后他还想联络阎锡山在北方成立日本人的伪政权。被阎锡山拒绝了。 其二十三,提问: 武宁公社:#百年共和漫谈#袁世凯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总统不做,执意去称帝? 夏骏 张耀杰 冉云飞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这个主要是袁世凯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到西方实地考察过。而且他信命相。骆宝善先生谈到过,袁世凯家里几代人活不过60岁。他想当个皇帝去闯关。 其二十四,提问: 夏骏:#百年共和漫谈#对孙中山先生在不同阶段的客观评价,是海峡两岸都做得不够的。比如,宋教仁被刺,并没有有效证据确认袁世凯就是主谋,而且查案人和具体司法者就是国民党人,此时,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领袖悍然发动武力推翻现任总统,黄兴等人都不同意。如此鲁莽,不是搅局?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本人的《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中,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的。 其二十五,提问: 李不白鲁非迅:#百年共和漫谈#民国时期,风云激荡,大师辈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鲁迅......反观49年后,不仅大师鲜有出现,连号称“五百年才出一个”、“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等人反而遭受迫害致死。请问几位老师,造成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是什么?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大师不是当时人可以立起来的,而是要后人追认的。在本人看来,今天的张思之、贺卫方、茅于轼、袁伟时等人,远远超过当年的梁启超、章太炎、鲁迅等人。说陈寅恪是大师,更是小文人的夸张。|| @tufeiranyunfei: 这当然的原因是各种自由包括学术自由丧失的一部分。 其二十六,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抛开共和制和共和那些严肃的政治学概念,诸位对其感性的理解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 夏骏 张耀杰冉云飞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共和简单说是五族共和。不能像清朝那样有种族歧视。扩大了说就是西方社会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与宪政政的公平竞争。宋教仁专门发表文章谈到过,英国的君主宪政就是共和。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党训政,就是不共和与反共和。 其二十七,提问: 迩東晨:#百年共和漫谈# 此前满、汉行政分治为地方自治打下基础,清末期尤甚。清廷被迫立宪,各省咨议局初具规模。请问诸位:假如当时皇帝非满族,君主立宪成功可能性会更大,还是依旧会习惯性地滑入打天下坐天下的泥潭?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皇室假如不是满族,革命党民族主义的理由肯定是不那么理直气壮的。 || @tufeiranyunfei: 我不认为皇帝不是满族,立宪机会更大,袁世凯为何不遵守宪法,既是实力的博弈,也是国人长年累月把权力看得太重的结果。|| @张耀杰: 清朝统治者假如不是满族,君主立宪的可能性肯定是更大一些的。但是也不必然。蒋介石的国民党是汉族政权,不是同样可以被毛泽东给推翻掉吗?关键还在于政权本身,有没有建立起民主宪政的纠错机制。 其二十八,提问: 李礼:#百年共和漫谈#张老师作为宋教仁研究专家,宋是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的起草者之一,一生翻译过《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多国宪政著作的宋教仁,有着自己较为成熟的宪政理念,宋教仁理想中的中国共和政治图景是什么?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宋教仁有民主宪政意识是真,但是说他较为成熟是假。本人昨天晚上刚刚在腾讯的燕山大讲堂讲过,宋教仁最理想的共和图景,是黄兴当大总统,他自己当内阁总理。而且湖南人在日本东京时就算命说,宋教仁有三十年太平宰辅好命相。 其二十九,提问: 郑宇彭:#百年共和漫谈#你认为中国现在民主进展如何?有那些特别注意需要改变的? 回答: || @zhangyaojiexingyan: 本人认为执政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就是最为先进的民主宪政观念。只要全体国民坚持不懈不折不扣地公开要求所有执政党的官员,脚踏实地地做到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中国就会逐渐走上正确轨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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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张耀杰:做“健全的个人”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1)  | 标签: 张耀杰 , 做“健全的个人” 记者 胡乐 见习记者 胡琼兰 文载《株州晚报》2012年06月18日A14版。 网址:http://zzwb.zhuzhouwang.com/html/2012-06/18/node_202.htm, 昨日,由本报与湖南工业大学、新浪湖南联合举办的“湘江大讲堂”第三期在湖南工业大学报告厅如期开讲。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知名文史学者张耀杰作了“胡适的以人为本价值观”的演讲,对胡适主张的“健全的个人”的价值观念进行了阐述。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报告厅两侧也坐满了听众,除了本地听众,还有不少来自湖北、上海、江西、长沙、湘潭、衡阳的“粉丝”。 警惕“正义的火气” 避免人格悍化和思维极端化   1917年7月,胡适乘坐轮船跨越太平洋,回到了阔别7年的中国。但在回国前,这位不到27岁的年轻人,已在国内激起了“波澜”。   这年1月,应陈独秀邀请,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接着,陈独秀更进一步,发表《文学革命论》,把胡适推到文学革命第一人,并在文末喊出了杀伐之音:“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影响中国历史进程至深的“新文化运动”,就此开始。 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文学革命论》后,一开始其实并不同意陈独秀把“文学革命”的纸上谈兵等同于战场上的相互炮轰。“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但陈独秀在回信中否决了胡适的态度,称:“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受此鼓励,胡适不再坚持,继而发表了全盘否定文言文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935年,胡适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武断”。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我在民国七年四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我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在那篇文章里,我也武断地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张耀杰解释说,胡适所说的“悍”化,其实就是野蛮化、强悍化、极端化、专制化。“胡适基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提倡白话文,是符合历史潮流。但是,他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采用全盘否定文言文的态度来提倡白话文,却是反民主、反科学的。在今天,我们依然要警惕这样的‘悍化’、极端化。” 1959年3月12日,晚年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再次对此表达了深度反思:“现在在四十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在这篇文章,胡适提出了“正义的火气”的概念:“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 1961年10月10日,胡适在致苏雪林信中又谈到“正义的火气”:“‘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真的“个人主义” 既要敢于独立,也要敢于负责    张耀杰认为,胡适通过自我健全而逐步形成一整套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是他中年以至于晚年的事情,期间,经过不断地修正。 1918年6月,负责编辑《新青年》“易卜生号”的胡适,采用了一个概念:“健全的个人。” 1930年12月,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对“少年的朋友们”教导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935年5月12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50号上发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强调说:“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这后一种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文明社会的公共权力 应服务于个人主权和个体私权 张耀杰认为,胡适提了一辈子的价值观但没有一个系统的架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价值观,其实也就是中国执政党这几年来一直强调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现代文明价值观。按照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古罗马以来逐步形成的以人为本的文明观念和价值谱系,胡适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要包括五个层级的实质内容。 第一层级是主体个人以人为本、自由自主、财产私有、权责明确的自我健全。 第二层级是个人平等。甲乙双方进行私权交易过程中以人为本、自由自主的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权责明确、公平竞争。例如,签合同的时候是契约平等,商量之后,即便吃亏也要承认。交易平等的第一准则是主体个人的意思自治,而不是交易结果的平均分配。“均贫富”是不文明的。 第三层级是民间社会的公民自组织,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基本前提之上的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议事和民主公决程序上。文明社会的公共权力,永远是服从并且服务于个人主权和个体私权的。 第四层级是民主宪政国家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前提之上的权为民所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治官安民、宪政限权、法律至上、服务大众的现代政治制度。 再进一步说,在国与国的和平交往过程中,最为基本的普世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大同博爱。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最为基本的原则,应该是人与自然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   ■声音    我今天第一次来湘江大讲堂,感觉气氛很好,听众多,比较活跃,作为一个公益论坛,很不错。这也说明了株洲在思想文化上的开明和活跃。希望今后主讲嘉宾能提供更多知识和观点,为株洲乃至湖南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佩刀书生”(衡阳网友) 讲座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提的问题让我印象深刻,他问,中国人现在素质比欧美人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震惊了。给人思考,这让我感觉到这个讲座的意义所在。 ——王立铭(知名漫画家) (感谢株洲逸景华天大酒店对“湘江大讲堂”嘉宾学者提供下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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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研读历史是为给现实提供阐释坐标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研读历史 , 阐释坐标 张耀杰:研读历史是为给现实提供阐释坐标 著名文史专家张耀杰先生本周末做客“湘江大讲堂”谈“胡适” 记者 郭亮,文载《株州晚报》2012年06月14日A17版。 网址:http://zzwb.zhuzhouwang.com/html/2012-06/14/node_205.htm 今年是胡适逝世五十周年。而时至今日,围绕着这位终身的自由主义者、新文化运动健将、一生都在批判与论战中度过的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一员的争议,仍未停止。 本周日(6月17日),由本报与湖南工业大学、新浪湖南联合举办的大型公益项目“湘江大讲堂”,将邀请著名的民国史研究专家张耀杰先生来株,讲述“民国范儿——胡适的价值观”,试图于历史的迷雾中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 6月11日和12日,在“湘江大讲堂”开讲之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张耀杰先生。 1.谈民国史研究:通过历史叙述,表达建设性意见 株洲晚报:张老师您好!最近这几年,民国史忽然成了显学,包括您在内,张鸣、高勇等一大批学人从学术圈中走出,以浅显的语言讲授民国历史,且市场反响也非常不错。您身为其中一员,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张耀杰:所有严肃的历史学者,研究和解读民国历史的目的,都是为了给现实社会提供一种阐释坐标。 我个人以为,民国史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显学,一方面是那个时代有新闻出版自由的空间和民主宪政制度的尝试,从而涌现出了一大批值得书写的有个性风范的历史人物;另一方面,当下许多想有所表达的学术人,可以通过历史叙述,来表达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2.谈“民国范儿”:用某种“范儿”简单解读民国并不靠谱 株洲晚报:两年前,《新周刊》做过一期“民国范儿”的专题,陈丹青在访谈中认为,所谓的“民国范儿”,就是那股“气”,上溯古代的那种“士子气”,下追西方现代文明的自由民主传统。对此,您怎么看? 张耀杰:中国人总喜欢把人简单地分成相互敌对、势不两立的两大类,要么是专门治人的劳心者,要么是专门被治的劳力者;要么是清官忠臣,要么是贪官奸贼。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极端绝对化到一个阶级可以任意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高度。 现在有许多极力赞美民国时代的读书人,又开始采用这种根深蒂固的极端敌对和极端斗争思维,用国民党和民国时代并不十分健全的有限自由和有限民主,来简单否定当今社会已经开始启动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社会进步。 我曾撰文称,对“民国范儿”最为科学也最为恰当的应对态度,应该是蔡元培在写给何炳松的公开信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民国范儿”作为民国时代政学两界的一种个性风范,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陈丹青所谓的“民国范儿”,把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一些人扯在一起,其实是对民国历史的误读误解。 3.谈“另一个民国”:民国时代存在阴暗面,但也有可借鉴的东西 株洲晚报:在我们惯常的印象中,民国总是与“穷困潦倒、战祸连绵”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您是民国史研究专家,可否给我们讲讲,在“穷困潦倒、战祸连绵”之外是否还有另一个民国? 张耀杰:据我自己的了解,民国社会,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其饥荒程度都比不上1958年之后的十多年。我1980年16岁参加高考时,体重只有38公斤,比我儿子10岁时的体重还要轻。中国社会真正解决温饱问题,是1978年开始包产到户之后的事情。 民国时代存在阴暗面,但也有可借鉴的东西。当时的公共权力基本上还是处在舆论监督之下的;当时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是没有户籍制度的政策歧视的;城乡居民的私有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连蒋介石家里盖房子,他的邻居都可以做到寸土不让。 4.谈胡适的价值观: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包括四个层级 株洲晚报:您这次来株洲主讲的题目是“胡适的价值观”。今年恰逢胡适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您觉得今天年轻一代,最该承继胡适的何种精神传统? 张耀杰:我这次主要讲的是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其实也就是中央执政高层这几年来一直在强调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现代文明价值观。这是我觉得年轻一代最该承继的胡适的传统。我认为胡适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要包括四个层级的实质内容: 第一层级是主体个人以人为本、自由自主、财产私有、权责明确的自我健全。 第二层级是甲乙双方进行私权交易过程中的以人为本、自由自主的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权责明确、公平竞争。文明社会的平等是意思自治的契约平等和交易平等,是甲乙双方以平等的人格和自主的意愿进行互利双赢的平等合作。 第三层级是民间社会以及公民自组织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基本前提之上的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议事规则和民主公决程序。 第四层级是民主宪政国家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前提之上的权为民所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治官安民、宪政限权、法律至上、服务大众的现代政治制度。 5.谈学生运动:不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株洲晚报:“九一八”之后,民族救亡的激情一天天高涨,而当时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仍然抱持“救国莫忘读书”的论断,认为青年学生越是在国家危难时刻越应冷静,也更应专心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同时,胡适也常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今天的青年人,该如何理解这些观点呢? 张耀杰:作为教育家,蔡元培和胡适一派人,一直主张大学生不可以利用校园从事政治和政党活动,在校园之外也不可以利用大学生的身份从事政治和政党活动。即使在以爱国救国的神圣名义明显突破这一教育底线的“五四运动”中,包括蔡元培、陈独秀在内的北大教授,都没有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位于北京南城天桥附近的公共娱乐场所新世界散发传单时被捕,传单的标题是《北京市民宣言》。陪伴陈独秀去散发传单的,是他的安徽同乡、北大同事胡适、高一涵,以及时任内务部佥事的邓初等人。陈独秀没有带一名北大学生散发传单。 我也以为,大学生在没有全面掌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是不应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假如非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就应该主动退学,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去从事。 6.谈维权:人应该知道自己的能力和边界 株洲晚报:几年前,曾有媒体为您贴上“知名维权专家”的标签。而最近两年,您在这方面的发声渐有减弱趋势,这是为什么?您觉得,书斋中的学者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应该以何种程度为宜? 张耀杰:前面谈到过,我是从小饿着肚子在农村长大的穷孩子。我后来的读书和考研究生,最重要的目的都是想把我自己遭遇过的、见证的社会问题写出来。我想从道理上弄明白为什么不合理的制度会存在。 从1995年开始,我在CCTV当了五年左右的兼职编导,主要从事涉农题材的专题片的采访拍摄。我在到各地采访时,散发了许多名片。所以有一些农民通过名片直接间接地找到我,要求我帮助他们维权。 我一般是用很简短的篇幅把材料重新整理一下,交给当事人去继续诉讼等。有许多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冤屈叙述明白的当事人,就是依靠我整理的材料解决冤情的。还有一些实在不能解决的事情,我最后就只好放在网站上争取更多的人关心和参与。我一度被中国艺术研究院采用非常手段解聘,也与我的写作维权文章有很大关系。后来,由于我的妻子没有工作,孩子正在读书,农村还有老母亲,所以没有多余的精力继续从事这些活动了。而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公民意识的发达,也不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坚守在第一线。 我最擅长的还是从学术层面上为中国社会寻找合适的发展路径,和合理的价值谱系。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能力和边界在哪里,每个人都不应该浪费自己的生命从事自己所不擅长和不胜任的工作,这是胡适给我的一个人生启示。我希望热心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进步的朋友们,都应该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要去做自己不能做和做不得的事情。 湘江大讲堂 公告    株洲晚报•湘江大讲堂 第三期 主题:胡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主讲嘉宾:张耀杰 时间:6月17日(周日)上午9时 地点:湖南工业大学河西新校区科技楼一楼报告厅 交通指南:市内乘坐T17、T26、T60路或云田专线在湖南工业大学站下 主办单位:株洲晚报 湖南工业大学 新浪湖南(都有LOGO的) 指定活动酒店:株洲逸景华天大酒店 (本讲座为公益性质,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不预设门票)    嘉宾简介:    张耀杰,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近年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政学两界重要人物及重点事件的个案研究。 主要著作有《曹禺:戏里戏外》、《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等十余部。 《株洲晚报》6月14日A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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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宋教仁与孙中山的关系

    同盟会内部的矛盾        1911年12月30日,已经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主持通过《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        “意见书”其中的一段话开宗明义,“本会以异族僭乱,天地黪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囊者朱明之绪无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是汉家天下,政由己出,张弛自易”这一段话,张扬的是以中国本土的明太祖朱元璋、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为先驱楷模的天下为公、改朝换代、光复汉族、一统江山的民族主义种族革命。        接下来的“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者”;所高悬的是中西合璧的“欲造神圣庄严之国,必有优美高尚之民”的人间天堂。要想实现这种人间天堂,就必须在总理孙中山英明领导下,“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        但直接妨碍孙中山这种革命事业的,不是大清王朝“虏巢尚在”的异族“鞑虏”及其“元凶”,而是革命党阵营尤其是同盟会内部“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簧鼓;汉奸满奴则复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        这里所谓的“贪夫败类”、“汉奸满奴”、“偏怯者流”,指的是率先提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以及附和响应章太炎相关言论的同盟会人士。孙中山一派人之所以如此严厉激烈地谴责排斥章太炎等人,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妨碍孙中山执掌政权的绊脚石。        章太炎对宋教仁的推崇        在此之前的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在上海《民国报》旬刊第二号刊登《宣言》九则,其中的第四则在推崇宋教仁的同时,变相否定了孙中山在同盟会以及整个革命党阵营内部的最高领导权:“如仆所观,孙君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终,亦伯仲于房、杜,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今其成效粲然,卒为功首,犹复劳心综核,受善若虚,上宰之任,不患无人矣。”        这里的“子房”,指的是帮助刘邦成就霸业的张良。“文终”,指的是帮助越王勾践完成复国大业却被勾践杀戮的文种。“房、杜”,指的是帮助唐太宗李世民成就霸业的房玄龄、杜如晦。“江左夷吾”,指的是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所谓“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意思是此前在日本东京期间,章太炎已经以管仲式的辅国救民之才称许宋教仁。        《宣言》第九则进一步谈论了临时政府内阁成员的具体人选:“鄙人本非在位,今以一人之见,品藻时贤: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特论也。”        与上述文字相印证,宋教仁遇害之后,他的湖南同乡、同盟会内部年龄最长的骨干成员谭人凤,在刊登于1913年4月2日上海《民立报》的《哀宋教仁辞》中,公开承认自己在日本东京专门请阴阳先生给宋教仁算过“三十年太平宰辅”好命相:“犹忆昔在东京,与阴阳家谈星命,曾以三十年太平宰辅许君,方谓造物生才,既生之必相之,当不至于死也。孰知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被击之后,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        自从1907年2月28日黄兴与孙中山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在同盟会内部一度代理庶务的宋教仁,一直对于所谓“做事近于专制跋扈”的孙中山保持着高度警惕。辛亥革命爆发后,宋教仁在由他执笔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和《江苏军政府临时约法》中,明确选择了主要用于架空虚置最高权力的责任内阁制。而孙中山一派对于宋教仁、章太炎、谭人凤等人,也一直采取否定排斥态度。        1913年3月,自称崇拜宋教仁的《民立报》同事徐血儿(天复),在为遭受暗杀的宋教仁所写的《宋先生教仁传略》中回忆说:“冬月初,孙中山先生回国,先生偕张继回沪,主张举孙先生为总统。初八日,同盟会诸巨子,会于中山行辕,议决举中山为总统,黄克强为内阁总理。克强不允。中山、汉民主张不设总理。先生内审国情,外察大势,鉴于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也,起而力争。中山认可,派张继与先生磋商,以克强不允任总理,拟请先生代之。先生不允,邀居正、田桐、吕天民至克强处力劝,克强始允。于是,中山为总统,克强为总理之议始定。同赴南京,预备组织政府。先生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不设总理,乃提出修正案,代表有不知在沪所决议者,起而反对,致未通过,并加入国务员同意权一条。先生主张,终受此挫折,不能实行。后孙总统提出先生为内务总长,亦以从前种种误会,致未通过。先生亦不以之介意也。”        这里的冬月“初八日”,即公元1911年12月27日。国民党内部这种树碑立传的文字,自然存在着为死者讳、为尊者讳的溢美浮夸之辞。相对而言,时任宋教仁日文秘书的日本籍同盟会员北一辉的相关记录,要显得更加真实。        据北一辉在1921年出版的《支那革命外史》介绍,他从上海到南京劝说宋教仁拥护孙中山,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老兄你也学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12月27日,同盟会元老张继前来劝说,宋教仁才答应前往上海参加同盟会内部会议。会议结束后,与孙中山等人初步达成妥协的宋教仁,回到寓所向北一辉道歉说:“今天早晨在南京对您发脾气,非常失礼。孙先生实际上是个好人,我过去在东京那样攻击他,现在很后悔。黄君有很多人反对,不如由声望较高的孙先生出来更能纠合人心,对革命更为有利。孙先生担任大总统成为革命的中心人物,黎、黄二人分别在武昌和南京负责军事,我担任内务总长即国务卿掌握政制实权,集中力量促进全国统一。这样大家都能够各得其所。这是我和孙先生今晚商量好的。至于美法两国政制形式的问题,现在还不是讨论的时机。请您放心好了。”        遭否决的第一份内阁名单        事实上,年轻气盛的宋教仁对于自己军政实力的估计过于乐观。等他离开上海返回南京之后,同盟会内部的孙中山一派人,便利用公开发布《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的方式,采用“贪夫败类”、“汉奸满奴”、“偏怯者流”之类最为严厉的字眼,不点名地谴责排斥了包括他在内的相关人等。        1912年1月3日,代行参议院职权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且投票否决由孙中山提交的第一份内阁名单。1月4日,上海《申报》在“要闻”栏刊登这份被否决的内阁名单,其中黄兴的职位是内阁总理兼陆军卿,宋教仁的职位是实际权限相当于内阁总理的内务卿。        1912年9月13日,于右任在《民立报》连载的《答某君书》中介绍说:“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不意当南京政府时,本党中一种人挟旧日之恨,拼命攻击,声言非驱逐宋某出同盟会不可。竟因反对宋君,废去国务总理。”        另据江苏代表、同盟会员袁希洛事后回忆,他与马君武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总统制,并且坚决抵制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其理由是认为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年纪轻、声望浅,而革命党内部的蔡元培、王正廷、王宠惠等人,以及响应辛亥革命的程德全、张謇、汤寿潜等社会名人,不应该屈居宋教仁之下。        作为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事后在自传中回忆说:“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张、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        这里的“钝初”即宋教仁。“克强”即黄兴。“赵、张”即立宪派领袖人物赵凤昌、张謇。“章炳麟”即章太炎。宋教仁为了坚持给自己量身定做的责任内阁制,将要付出的代价并不限于丢掉内务总长的职位,一年之后,他还将为此付出宝贵生命。        宋教仁遇难之后,因为发动“二次革命”而逃亡日本东京的孙中山为了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于1914年6月15日致函南洋党人,强调“此次立党,与前此办法颇有不同: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不计品流之纯粹……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这是孙中山对于一心想把他架空为“傀儡”的宋教仁等人,再一次否定排斥。(本文原刊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        张耀杰,文史学者,著有《民国背影》等。      来源: 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20608615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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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新书目录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 张耀杰 , 宋教仁 , 新书目录 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新书目录 著作名:《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 著作人:张耀杰 全书目录: 袁伟时教授推荐语 杨奎松教授推荐语 王学泰教授推荐语 自序:宋教仁的“英而不雄” 第一章、宋教仁的革命与宪政 一、桃花源中的宋教仁 二、宋教仁与华兴会 三、宋教仁的逃亡与留学 四、程家柽组织同盟会 五、同盟会的制度失败 六、宋教仁与孙文的路径歧异 七、同盟会的内斗与分裂 八、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 九、中部总会与辛亥革命 十、同盟会内部的政制之争 十一、同盟会本部的北迁 十二、宋教仁组织国民党 十三、袁世凯炮制政治协议 十四、赵秉钧的“国民党内阁” 十五、国民党的选举胜利 十六、宋教仁的最后冲刺 第二章、宋教仁案的历史现场 一、《民立报》报导的历史现场 二、陶成章案的前车之鉴 三、政府当局的善后表现 四、国民党方面的隆重出殡 五、国民党方面的第一线索 六、国民党方面的第二线索 七、应夔丞与王阿法的当面对质 八、张秀泉与武士英 九、武士英的同案帮凶 十、武士英的当庭翻供 十一、虚假线人王阿发 十二、国民党方面的涉案嫌疑 第三章、宋教仁案中的陈其美与应夔丞 一、第一嫌疑陈其美 二、《民立报》抹黑应夔丞 三、陈其美的自证清白 四、陈其美鼎力支持应夔丞 五、陈其美与应夔丞的后续“往来” 六、陈果夫的事后演讲 七、应夔丞的人命旧案 八、国民党包办特别法庭 九、武士英的离奇死亡 十、应夔丞与陈其美的黑道本色 十一、袁克文的历史见证 十二、应夔丞的越狱与被刺 十三、郑逸梅的欲盖弥彰 第四章、洪述祖招安应夔丞 一、唐德刚误写民国史 二、唐德刚戏说“袁姐丈” 三、张绍曾介绍洪述祖 四、洪述祖“规划”中华民国 五、洪述祖招安应夔丞 六、洪述祖的“待款孔亟” 七、应夔丞的北京之行 八、应夔丞的效忠信件 九、欢迎国会团的讹诈骗局 十、洪述祖收买《民强报》 第五章、宋教仁案中的袁世凯 一、应夔丞的“宋犯骗案” 二、应夔丞与洪述祖的连环骗局 三、毁宋阴谋的极端升级 四、应夔丞的“神圣裁判” 五、洪述祖的嫁女计划 六、“宋犯骗案”与《间岛问题》 七、宋教仁的未遂诈骗 八、宋教仁的债台高筑 九、《间岛问题》与外交胜利 十、宋教仁案中的袁世凯 第六章、“二次革命”的酝酿与调和 一、应夔丞所谓“共事最初” 二、“高人深致”的日本之行 三、孙文的“一以法律为准绳” 四、赵秉钧的自证清白 五、节外生枝的大借款 六、黄兴与张振武案的是是非非 七、谭人凤眼中的“竖子”黄兴 八、南北双方的公开决裂 九、赵凤昌、张謇的居中调和 十、南北调和的彻底失败 第七章、“二次革命”的落花流水 一、国民党方面的法盲表现 二、特别法庭的法理碰撞 三、宋案证据的非法公布 四、宋教仁案的依法审理 五、被出卖的铁血监视团 六、李烈钧的二度出卖 七、宋教仁身后的议会政党 八、袁世凯的占尽先机 九、“二次革命”中的南京独立 十、陈其美的上海失利 第八章、宋教仁案的前台与幕后 一、谭人凤叙述宋教仁案 二、宋教仁案中的黄兴与袁世凯 三、陈其美暗杀夏瑞芳 四、陈其美的人生末路 五、宋教仁案的另类解释 六、赵秉钧的病死与洪述祖的绞刑 后记 参考书目举要 作者简介: 张耀杰,男,1964年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历史学者,传记作家,农工民主党北京文委会委员。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天谴@天堂:曹禺影剧的密码模式》、《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人间悲剧》、《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民国底色:政学两界人和事》等十余部。写作之余还参与过《小关一家人》、《山河作证》、《农电之光》等数十部长短电视片的采编制作。 全书概述: 本书是台湾版《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的改写压缩版,除了删改关于孙中山的相关章节之外,又另外添加了一些关键证据,从而形成更加完整的证据链条。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实施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暗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负责制订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显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应夔丞,而应该是应夔丞、吴乃文、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嫁祸于人的宣传造势,直接导致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像落花流水一般归于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彼此合作、依法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因此被彻底断送。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也因此被人为中止并且被充满党派偏见的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牺牲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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