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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芸 | 【伪理想主义】和【硬质疑】

怎样的质疑是合理质疑而不是有罪推断,更不是某些人危言耸听的什么“文革”,这一点,我希望有人愿意认真讨论,而不是趁机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这场质疑,也无关什么偶像坍塌不坍塌,商业明星本来就是媒体和出版社制造,但是疯狂的粉丝则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中国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在于社会把严肃的公共问题寄托在明星身上,这点和成熟完善一点的社会,是相当地不同。在其他国家,也有商业明星,但是媒体和公众有能力区分什么是娱乐、插科打诨,什么是公共论辩,民主精神,什么是商业明星,什么是知识分子,他们在驾驭公共议题的时候,有能力把这种区隔领悟和运用得较好。 我为何讲“韩寒现象”是中国社会的“毒瘤”,在于中国扭曲的价值观和功利主义已经渗透到任何一个领域,包括被包装得很动听的所谓理想主义,他们在兜售一种虚假繁荣,一种便捷而又不付出太多代价甚至获得超额利润的“伪理想主义”。 这会混淆公众对民主自由价值的追求,以为追求民主自由就是那么地轻便可人,闪闪发光,不需要经历困苦和煎熬,不需要经历挣扎和诚挚,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就能把民主玩转了,这是极为危险的一种社会倾向了。因此,不能不说。 也是为了向那些真正付出代价、备受煎熬、有着真正的价值诉求的人们致敬,为了努力为公共舆论回到理性轨道做一点点努力。 目前为止,如果说我的“文学批评”属【软质疑】,那么,综合我此前微博陆续发过的和其他人的,总结一下【硬质疑】有哪几条(没想到的请补充): 1、新概念谁报名的? (父子说法不一致,这条至关重要,不是小问题,不是纠缠,而是关系韩寒的作家梦是如何被"引擎"的,父亲写书为何要刻意避嫌,说是韩寒想报名,家长正常的引导孩子本来不需要避讳。而韩寒对曹可凡面对面所讲,当是更为可信的,他说的是父亲帮他投的,这甚至可能推论到父亲有无自作主张拿自己的文章替韩寒投稿,因此,这个细节非常重要。) 2、三重门的写作时间、地点 (父子说法不一致,详见方舟子文章: “天才”韩寒创作《三重门》之谜:http://t.cn/z0s4NTi) 3、新概念复试,关于考场出题,杯中究竟何物,出现了多种说法。 (这个也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有无徇私舞弊,关系韩寒的成名有无原罪,虽然我很讨厌使用原罪这个词,但是,假设成名是有潜规则成分,韩氏父子应当像青少年读者道歉,这是一种不好的公众人物示范) 4、初选投稿被高度疑似成年人作品不予入选,本来已经淘汰了,此后是如何重新准予复试的? 这个过程,也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解释。根据央视对话节目,那位“发现”韩寒的编辑所讲,说是有多位知名作家帮韩寒说话,建议给一个复试机会,那么,这些评委作家们,是怎么想的?这个过程,是否符合大赛的比赛规程?这个破格是否在大赛的公平原则下?是否符合程序正义? 5、关于韩三篇的写作时间,韩寒本人接受采访的说法与文章内容涉及题材的实际情况、三篇前的博客《问我》出现自相矛盾,如何解释? 6、关于《书店》两篇, 纯“文学批评”的,或可表示不回应,但写作背景的自述,应当能够证明是韩寒本人所思所想,才能排除这两篇高度疑似成年人作品嫌疑,当然,这个书面作答恐怕不可信。且越迟回应这些问题,越有时间去准备如何自圆其说。 7、关于韩寒作品中大量使用英文并且还有考据癖,喜欢去考证英文单词的词义,这点韩寒如何解释? 因为他多次多次地在媒体面前承认自己英文非常不好,诸如香港书展的视频中,只要有英文单词出现,韩寒即抗拒,并且告知自己英文非常不好。如果有那样的求知精神,按照常理推断,不太可能没法对付那么简单的应试。这个裂变如何产生的?韩寒对此有说法吗? 8、植入式广告? 根据韩寒的《通稿2003》这本随笔集当中一篇题为《自己的问题》自述,他对自己的书的后记不知情,是交给编辑做的,而且,这本《通稿2003》的后记也不是韩寒本人写的,韩寒自述:“作者不详,是我很喜欢的一篇文章,但是原文居然是XX音响的广告”(此处是我略去,因不想帮人打广告,但韩寒的原文有),接着,韩寒用了不少篇幅详尽介绍了他的赛车车型,也有一堆具体的广告,见链接。那么,我想问的是,韩寒对自己的作品是不是非常随意和不珍惜?并且经常丢给书商去“策划、营销”乃至“植入式广告”? 公众对此有何看法?因为我是从这次“代笔门”之后才发现,韩寒的商业意识如此之强烈,譬如配合出版社删除博客以出版,这样的行为虽然说不上严重的欺诈行为,但的确是将商业价值物尽其用到一个极致了! 商业意识不是罪,姑且不予深究,但是,韩寒极力否认团队说,又是为何?明明连后记都交给人处理,甚至不知情,这还不是团队吗?任何一个商业明星,都不可能孤军奋战的,又不是冥思的哲学家。这点本来很正常,但韩寒对麦田、方舟子的回应文章,显得过于撇清这点,反倒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7916_19755.html 9、网民补充: @ 吴小厨 :应该加上这条:在《三重门》里引用了杜甫、曹植的诗句,又引用了《西厢记》和《红楼梦》情节和内容,他应该很熟悉这两本名著。在2007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吴虹飞采访时的对话却是:“人物周刊:据说你没有看过《红楼梦》。韩寒:对。我四大名著都没看过。”

彭晓芸 | 被“绑架”上文人之路的韩寒

摘要: 我对任何个体的经历、遭遇,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我所不能忍受的,是眼睁睁看着“韩寒现象”成为一个社会的毒瘤在扩散,而得不到遏制,我并非仅仅指他究竟有无代笔的问题,而是韩寒现象的 负面效应远远超过正面作用,这种技术含量极低的谩骂级解构,同时也在消解真问题、核心问题的严肃讨论,在浪费宝贵的公众注意力和媒体资源。 被“绑架”上文人之路的韩寒   文末所附是一则新闻报道。这样说来,《儿子韩寒》有两个版本,且这则新闻确证了韩寒对父亲这种功利行为的不满,这符合我此前的判断:韩寒被“绑架”上文人之路。 一个苦心孤诣的父亲,未雨绸缪,努力为儿子写传记,努力修改,尽量自圆其说。我又再次翻看了《儿子韩寒》与《三重门》电子版,可分析之处太多了,但这事着实浪费不少时间,我有正事要做,但是乐意提供线索给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仔细对比《儿子韩寒》先后两个版本的差别(这还必须找到纸质版,我在帮他们卖书吗?不,我估计一些公共图书馆之类的,说不定已经藏书了呢。或可考虑去借来做研究。)另外就是《儿子韩寒》和《三重门》的文本比对,这个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其实,上述工作,最为适合韩寒的死忠读者们志愿去做了,你们学会不骂人,学会分析,学会把血脉贲张的激愤按捺下去,好好地、耐着性子地从细节处着手,说不定会发现,这是很有乐趣的事情,起码让你们成为一颗独立的脑袋,而不是一个祭神拜神的奴性粉丝。 网络时代,和 90 年代已经有着清晰的分水岭了,这是韩寒父亲唯一不能预料的,否则,他可以做得更多、更周密。 我对任何个体的经历、遭遇,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我所不能忍受的,是眼睁睁看着“韩寒现象”成为一个社会的毒瘤在扩散,而得不到遏制,我并非仅仅指他究竟有无代笔的问题,若是一个只有几百几千读者的作家有代笔,几乎不会有人关注,而是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 有正面的影响,在一定限度内对权力、体制、教育制度起到了解构的作用,但是韩寒现象负面效应远远超过正面作用,这种技术含量极低的谩骂级解构,同时也在消解真问题、核心问题的严肃讨论,在浪费宝贵的公众注意力和媒体资源。 整个造神运动当中,最为值得批判的,就是造星的作文比赛机构和出版商、媒体,这种市场的力量远远大于韩氏父子所抨击的所谓体制和权力,他们在造星冲动之下丧失了起码的审慎态度和判断力,而是急于借助造星来吸纳媒体资源及读者关注度,而媒体呢?它也恰恰需要消费政治以迎合民众,如是,几方当然是一拍即合,配合起来如鱼得水。 迄今为止,我并不愿意对韩寒作品的物理、化学构成进行判断,诸如究竟几成是自己的,还是全然自己神来之笔,这些,非我所能。 但我明明提供了几种可能性,那些根本不愿意诚实面对这个问题的人,连其中最为合理又最为给韩氏父子台阶下的选项都断然拒绝,他们只愿意继续谩骂下去,而某些媒体人和学者,借机报复,为反对而反对,“这人我看不顺眼久了,机会终于来了” ----- 他们这些雀跃的样子,让我哑然失笑,其实,他们不会想到,这种挑衅的方式,我根本就懒得搭理,我不会让他们得逞,把一个严肃的议题给岔开,然后变成一场群架的样子,变成他们期望和正在诋毁的闹剧 ----- 把认真的质疑、对事关公众利益的原则问题给污名化为揪斗、厮打,然后他们就可以径直宣布胜利了。 什么是合理质疑,质疑应当止步于何处?这本来是一个关涉公共理性的严肃问题,值得好好讨论,我在评论麦田的质疑文章的时候,也一再提出我的困惑和疑问,并建议相关学者、律师从法与言论自由的关系入手,来评析如何处理这种公共话语,才是比较恰当的,这无疑有助于优化目前的网络生态。 遗憾的是,愿意理性发言的人不多。要么谩骂起哄,要么沉默是金,把这种论辩视为浑水,不趟浑水的人即中国式智慧最高境界,隐含的意味还是,那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出来质疑的,仿佛都是别有用心、羡慕嫉妒恨、想出名想疯了、阴谋论,他们连这些质疑的链条和文本都不愿意看一眼,只是因为,那个被质疑的,是我的朋友,或我朋友的朋友,或圈子的圈子,于是,无论如何就要捍卫这一边,谩骂另一边。而且,在他们眼里,出来质疑的就是一伙的,如果碰巧先前看上去不像一伙的,他们就作痛心疾首状,你怎么可以和那个人观点一致啊? 许知远说庸众的胜利,批评的具体指向比我更精英态度了,所谓庸众,那是具体存在的一批人,而我所谓“毒瘤”,指向的是一种社会病理,这种社会病理的成因并非指向人,而是针对制度层面与文化层面,市场和权力的媾和。不过,那些总是将 “ 韩寒现象 = 韩寒 ” 的人,恐怕是无力理解这一切的了。   其他的话,我早已在过去的文章中说尽,附链接诸位参考: 1 、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     2010-4-8 来源:时代周报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0j4ae.html 摘要: 1 、韩寒又不仅仅是插科打诨,他比插科打诨多一些,不然,他就是周立波了。韩寒不是周立波,而是被美国《时代周刊》瞩目的青年领袖人物。这也注定了,韩 寒因其影响力之大被附加着过多的寄望。一些知识分子或公开或私下地肯定韩寒,指出韩寒的影响力大于 N+1 体制内学者的合力。这恐怕也不是自谦,而是一种哀 怨:潜台词是,一些学者正在悄声无息地滑入失语状态,当然,其中永远不乏站起来振臂一呼者,但已经远远不及韩寒的莞尔一笑那样吸引眼球。当一个人在承受着 不可承受之重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不是大众的判断力和趣味出了问题,就是这个时代出了毛病。  2 、如果因为韩寒的“底气”比你足,每个人就都兴高采烈地甘当围观者,看着韩寒替你舞蹈、替你言说,甚至不惜把韩寒推上神坛,那只能说,这不但暴露了我们的自私和怯懦,又是另一种意义的“被代表”;如果因为韩寒粉丝比你多,每个人就佯装热爱韩寒式话语,甚至恨不得摇身一变就用韩寒的语言说话,那只能是,我们正在用同一种话语制造狂欢的假象,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大合唱”。   3 、如果把插科打诨比作拆房子,韩寒肯定是那个把拆积木游戏玩得最好的小孩,但如果我们一直做着粉丝状学着拆房子,总有一天,房子还是要盖起来的,我们却早已丢了建房子的本事,连墙是如何刷的,也遗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整日忙于大笑,却对“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毫无防备之心,对“插科打诨”的时代过去之后要谈论什么,缺乏准备。   2 、不能让说真话的人成为时代的 Loser   2010 年 07 月 22 日 09:03 时代周报 【注:对这篇的观点,我现在有所修正,就是过去我是极为鼓励有些公共知识分子要商业化也无可厚非,只要他们获利正当,即便获得超额利润也并无不可。但是,通过这一轮观察看下来,商业化公知和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还是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这个区别恐怕在于他们究竟是基于信仰、信念、追求真知,还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种备受瞩目的姿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0kbtk.html 3 、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   《时代周报》 2011/12/29 【注:这篇是韩三篇出来以后,而代笔门未发生之时所写,对上面这篇文章的观点有所修正,我在反思市场和体制共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0zubv.html   4 、韩寒大作《书店》两篇的“文学批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10c93.html 另外,特别推荐一篇文章:世故说韩寒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1559   该文是香港明报近日所刊发的一篇文章,我认为写得非常精到,对我还比较客气、含蓄地批判韩寒现象的第三篇文章,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至于什么革命民主自由的话题,我暂且不打算参与讨论,连真相都未能厘清,还去讨论什么革命,实际上是丢了真问题跑去找伪问题。或者这么说,革命民主自由的话题,任何时候谈都可以,且鸿篇 巨著现成的实在太多了,在没有一个有力的着眼点落地之时,谈来谈去只是主义,还不如就乌坎谈乌坎,就文坛事件论文坛,就韩氏父子论家庭教育来得迫切和可靠。 问题确实太多了,一时难以言尽。除了脏话,还有几类话语,是我完全屏蔽和根本不想回应的,诸如文人相轻说,诸如亲者痛仇者快立场论,诸如如果质疑了韩寒,就要危及人人之类的腔调,他们要么故意没逻辑,要么回避去了解问题。 我特别认同微博上 @ 兔主席   的这段点睛之笔,借用一下作为目前的结语: @ 兔主席 : 韩寒成为一个年轻的反体制文化英雄,能以一两篇杂文在中国掀起波澜,被许多人作为精神偶像与意见领袖,是一种不能忽略的现象 。他当然不能被简化为 " 写畅销小说的赛车手 " :这是对韩寒现象的严重误读。由于他所承载的,他使人们所相信的,使得对他的质疑别具意义。 附件:韩寒父亲旧书新出 《儿子韩寒》引读者质疑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8-08/18/content_9463204.htm 2008 年 08 月 18 日 10:19:49  来源: 新闻晨报 昨天( 17 日), 80 后作家韩寒的亮相,让上海书展出现了开展以来最为热闹的一幕:一楼的活动区里被挤得水泄不通,队伍长达百余米,现场十分沸腾。虽然韩寒此番前来是为朋友饶雪漫的新书《离歌》捧场,可韩寒父亲韩仁均旧作《儿子韩寒》的面世,似乎更吸引媒体的视线。对于老爸出书的行为,韩寒早年曾有不满,但事隔多年,韩寒还是为父亲写了一个序,但他十分吝啬文字,整篇序从头至尾也就 220 字。      不喜欢父亲写这书      韩寒昨日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其实父亲的新书是旧书的再版,且书名也没有改变。这本书早在 2000 年就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时正是《三重门》最火的时候,这书也跟着卖了 10 万本。      韩寒说,那时候他对父亲出书的行为不太满意,因为他向来不喜欢人一出名就出传记书,“我不想出这书,是因为不喜欢这种行为”。但毕竟写书的是自己老爸,韩寒虽然不喜欢这种行为,但还是夸赞了老爸的文笔,“爸爸写得比其它的人要好”。当记者问他是否会为老爸的书吆喝时,韩寒很明确地表示不会,“我自己的书都有四五年没做过正儿八经的宣传了。而且,当年这书就没做过任何宣传”。       当年为避嫌没敢写序      此次旧作新出,最让出版社得意的,还是请韩寒出山为父亲写了一篇序,弥补了当年出版时的一大遗憾。      韩寒在序言中表示,“我爸爸这本书其实已经出版了很多年,这个序应该是第一版的时候就写,但当时为了避嫌,所以没有写。在国内看来,父亲出一本书写自己的儿子,无论写得多好都是不好的。当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邀请父亲写这么一本书,我父亲一直很喜欢写作,写得也很好,可以说我现在写东西就是受了他的影响。事隔多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写这个序。”      韩寒称:“在几年前的一天里,我仔细地翻看这本书,觉得可以为大家写下这个序。我相信看完此书的人自有公道的评价。”韩寒为父亲写序,从头至尾只有 220 字,文字吝啬到了极点。      旧作新出惹来争议      对于韩寒父亲韩仁均旧书新出的做法,不少读者提出了质疑。韩仁均在当年的《儿子韩寒》一书中已经对韩寒的成长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这些故事早已成为粉丝们的经典桥段,如今再把旧内容打包出版,不仅引起粉丝们的反感,其市场前景也颇让人担忧。      但出版方却表示,《儿子韩寒》当年出版时,虽然卖了 10 万本,但没有做任何宣传,影响不大,而且同旧书相比,《儿子韩寒》并非全是旧文章,其中 20% 的新内容对读者有相当的吸引力:韩仁均不仅对旧作进行了一些重新修订,还加入了一些新篇章,比如韩爸对 2 年前震动文坛的“韩白之争”的看法等;更何况,如今的韩寒知名度和受关注度比 8 年前更胜一筹,出版方表示,他们十分看好《儿子韩寒》一书重新出版的市场潜力。(徐颖 骆威)    

彭晓芸 | 婚恋的门槛:中国人还停留在“需求共同体”

婚恋的门槛:中国人还停留在“需求共同体” 彭晓芸 近日,一则中国式婚恋调查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赤裸裸的数字将虚无缥缈而又浪漫的爱情物化,深深地刺痛了一批待婚男青年。这个由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与某网站联合发布《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50384份有效问卷中,有92%的女性选择对方“有稳定收入”为结婚的必要条件,而近七成女性选择“男性要有房才能结婚”。调查显示,累计近80%的受访单身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4000元以上才配谈恋爱,相比2010年的调查结果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 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鄙夷、恼怒,一些擅长灌输心灵鸡汤的情感专家还作痛心疾首状,指多数女性并不是这样拜金拜物的,认为这个调查很“脑残”。其实,剥离文艺式煽情视角,对这个调查作一番社会学解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调查恐怕也还真是有一定样本意义的。不是说这样的价值观正确,而是说,这样的需求真实存在。了解这样的需求为何愈演愈烈,比批判这种价值观更为迫切,这是因为,价值观正确的熏陶历来不乏,人类历史上海量的文学作品,都是极好的关于爱的教育,但是,为何温情脉脉的文艺调调输给了冰冷的经济学统计?这值得深思。 生于1930年的资中筠女士在一次访谈中说过这样的话,她认为今天的女性地位甚至还不如她那个时代的,她认为有倒退的一面。我理解她这个判断的背景,在1949年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由政治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男女平等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得到了贯彻,“妇女能顶半边天”,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也给女性提供了一个与男性大致相当的稳定生存保障,所以,夫妻俩都是单位里的一把好手,铁姑娘的情况并不少见。 情况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确有了变化,从性别视角来看,你甚至可以说是性别公正观念的倒退,是男权主义的回潮,但实际上又不完全是,其中裹挟着的是消费主义和权力资本的狂欢,在这个市场大潮中,由于自上而下的妇女政治运动已经冷却,而自下而上的民间女权运动则并不显著,这样的空档期,消费主义和权力之手席卷了两性关系的基本生态,也就并不奇怪了。 这最近十年,充斥在人们的视线里的,是所谓的明星嫁富豪,是所谓的官员包二奶三奶,是不断上演的原配自杀悲剧,是群情激奋的痛斥小三道德表白,在这种乱象之中,混杂着的是价值观的扭曲和性别公正的缺席,女性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在开放的市场和权力竞争关系中,个体价值的实现处于明显的劣势,而消费主义的兴盛和家庭养育方式的偏差,则使得一部分女性不仅没有企图突破这种个人人生路径的瓶颈,反而退却到自我物化的人格矮化当中,将自己的核心价值寄托在嫁人这一件事情上,甚至不惜明码标价。 公正地说,如果基于人格独立的前提下,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有经济方面的门槛,的确不为过,这恐怕和男性希望找黄金生育年龄的女性为结婚对象道理相通,因为婚姻的起源本身即是一种经济制度,基于保障私人财产及繁衍后代的经济互助、抚养分工,确切地说,是婚姻起源于家庭,而不是家庭起源于婚姻,人类是先有了家庭模式,而后才有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作为一个选项。 目前中国社会的问题,则在于,婚姻的质量依然停留在这样一个“需求共同体”的阶段,而远远未达到更为注重精神契合的“选择性亲密关系”。所谓“需求共同体”,指的是基于团结的义务而联结在一起的家庭、家族纽带,他们更多地为福利、养老保障、社会关系而存在,却没有给个人爱好、感情和个体价值留有多少空间。但是,一旦经济合作、养老保障等等功能退出婚姻的核心价值部分,由国家、社会承担,那么,个体就有条件追求一种基于选择自由的“亲密关系”——遵循个人的自由意志而设计人生的逻辑。 基于“需求共同体”的两性关系,往往呈现为统治式关系,而非伙伴式关系,所谓统治式,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统治,当女性对男性的物质提出强制性要求的时候,也在服膺经济地位占统治上风的男性一方的需求。 然而,在正在经历和未来将要面临的工业社会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倾向面前,个人生活、性别身份、婚姻家庭在个体化浪潮中,将会被重新定义,首先要重新理解家庭内涵的多元化,目前出现的所谓剩女现象,实际上就是某种个体化趋势,即个人设计人生路径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会有部分女性并不服从这种统治型的两性关系而选择等待或单身。因此,在当下,谈论家庭价值尤其不能回避性别公正问题,在女拜物拜金、男将女性工具化倾向如此兴盛的社会,失去性别公正价值基础的家庭价值将重新奴役女性,这不是对四千元门槛作一个简单的是非判断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彭晓芸 | 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

摘要: 谁也不能保证,说真话能够永远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微博的发展,说真话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这就要求说有技术含量的真话了,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试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战。 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 彭晓芸 韩寒终于不“插科打诨”了,但人们混乱了。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韩寒近日在博客连续抛出三篇文章,文风大变,板起面孔“论革命谈民主要自由”,有人将其要旨归纳为三句话:“革命不可为,民主不能急,自由需跪求。”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以最快的速度在前二论出来的次日即发表社论,高度赞赏韩寒文章展现出来的理性姿态。而微博上,褒贬不一,有的正儿八经讨论观点,有的讨论的则是韩寒这个人,白热化的争论并未严格遵循公共理性的边界,从概念到逻辑,也多有紊乱,一时间,微博像极了大集市,人声鼎沸,虽不乏深刻的洞见,却很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此类议题平素在互联网空间多有讨论,但如此密集地、大规模地同时“命题作文”,可能确实是多年未见的繁荣景象,连网站的高层管理者也按捺不住激动地亲自见证“历史性时刻”。 当然,也有别样的声音,诸如认为这是一次商业炒作,由经纪人和书商操纵。这样的旁支确实不在议题中心,对于关切这场公共讨论的内容的人来说,“三论”抛出的幕后故事已经无关紧要,激起舆论热烈争鸣,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已然是“伟大的胜利”。至少可以说,这的确是一次成功的议程设置。但如果有人说郭敬明以自己的抄袭成功地引发了文化界对抄袭这件重要的事情的热烈讨论,所以郭敬明是如何抄袭的已经无关紧要了,相信同样的一批人会站出来反对。在公共论辩当中,这样的逻辑不自洽几乎被毫无障碍地原谅。 其实,关于“革命”的话题并不新鲜,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各大报纸杂志多有精彩专题。至于“民主”,俞可平的专著《民主是个好东西》早脍炙人口,而关于“自由”,更是一个日常词汇,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早由严复于百余年前翻译(严复译本当时名为《群己权界论》)。这三样东西经由韩寒这一演绎,竟引发全民对“革命民主自由”这些宏大概念说三道四,除了韩寒的明星效应,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任何一个国民都关切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怎么办的问题,这一次,只是被点燃了积蓄已久的讨论激情,韩寒,这回可真成了“燃灯者”。 恰如人们还没有就革命、民主、自由等概念指什么达成共识就开始大谈特谈要不要的问题,人们也没有就韩寒的角色、定位究竟是什么,就展开功过是非论,仿佛非要辨出个输赢,进而表态支持韩寒抑或抛弃韩寒。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论辩,比缜密地表述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表达饥渴,因此,谁都怕说迟了,“这事儿都过气了”。 学者们多指出韩寒在谈论这些宏大命题时的知识缺陷,也有同为文化名人的易中天力挺韩寒,赞同韩寒对文人的不屑和不信任。在美国任教的华人学者薛涌则撰文说:“读到这些文字,先抛开其中的诸多谬误不说,最让我吃惊的是,韩寒作为青年偶像,思想却很老,似乎更接近‘40后’、‘50后’。” 迥异的评价,折射出论说者各自对韩寒的不同定位。 易中天在博客中说:“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可见他器重的是韩寒的巨大影响力,潜台词是巨大的影响力比是否专业、学术来得重要,循此逻辑,如果姚晨、章子怡小姐愿意谈论此话题,不管谈得好不好,易中天也是非常欢迎的。这样推理没错,但得出的定位是,在这种语境之下,韩寒是一位明星,不对其作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 而薛涌等指出韩寒文章之谬误的,虽然也是基于其影响力大的既定事实,但逻辑却是,既然舆论已经把韩寒塑造为“意见领袖”,那么,韩寒不应滥用影响力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传播含混甚至错误的知识,另一位海外学者张鹤慈在微博上也说:“就是因为影响力大,才需要对其中的错认真对待,而避免误人子弟,我批评的重点不是他本人而是韩寒现象,商业化的今天,多元化是重要的突破,商业化中最能够流传的当然不是严肃的话题,而多是媚俗的东西,批评的是严肃的问题媚俗化的表达。”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侧重的要旨显然很不一样,评价谁的“着眼点”更正确恐怕流于简单。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还原韩寒的角色以及抽离就人论人的语境,回溯一下韩寒究竟是怎么炼成的,这说的其实已经不是韩寒本身,而是社会是如何塑造韩寒的,这种塑造透露了某种集体无意识和微妙的社会心理,几可视为解剖时代的密码。 解剖这个时代,显然比解剖韩寒本人来得重要得多。 从群己权界的角度来说,韩寒愿意成为怎样的人,是否热爱读书,本来无涉旁人,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者可以指出韩寒的文章暴露了他可能不爱读书的事实——至少相关议题的书看得不多,但是却不能作出价值上的判断,究竟是读书的韩寒好还是不读书的韩寒好,究竟是爱做意见领袖的韩寒好还是赛车手韩寒好,不应分出高下,否则,便溢出政治自由主义的框架,进入一种没有答案的循环讨论。基于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边界,公共生活意见应当对公民的个人生活保持不偏不倚性,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舆论不应当干涉或者对公民的个体生活选择作出价值上高下的评判,更何况,谁也不知道韩寒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是怎样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就公众认知而言,韩寒究竟是谁?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公民、赛车手、畅销书作家?今天人们看见的,还是过去那个韩寒吗? 如果仔细回顾韩寒的媒体形象,大约可以这么说,早年,他是一个少年写作天才,七门功课亮红灯而在高中退学,因小说《三重门》的出版而进入公众视野,此后,如纽约客的记者鸥逸文所说的,“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因门户网站的推荐,因嬉笑怒骂的博客文章引起草根极大的共鸣,他成为博客火热的时代里,与徐静蕾并列的博客明星,就像今天微博时代的姚晨那样。 当然,微博时代的明星更难当一些,这种交互式传播的方式,导致网站虽然可能操纵粉丝的数量,却无法操纵传播的规模。博客时代,后台将文章推荐到网站首页获得点击量证明了博客依然是个编辑时代,而微博,每一个人自主的转发和评论使得受众浮出水面,读者犹如拥有了投票权,因此,微博和博客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机制,如果那是一个真实世界的话,差异犹如威权到民主的区隔,尽管微博仍有粉丝买卖等水分,但这就像有买卖票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民主社会的本质。 但韩寒并没有跳进微博,还发表博客文章对微博表示不屑。当然,微博的碎片化信息似乎妨害安静的深度思考,但实时的互动的模式,在制度层面,已经将博客这种单线传播的陈旧模式彻底抛弃了。 鸥逸文还说过:“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唯一”恐怕未必,但此言道出了韩寒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他是一个有能力消费政治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润的高手,韩寒曾经说过:“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这说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走钢丝般的繁荣其中的要义。 与唐骏的谎言相比,在透明的商业规则之下,说真话而获得商业效益乃至超额利润,是无可厚非的,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不能让说真话的人成为时代的Loser”的文章为此辩护:当说真话能够获得超额利润,那只能说明,说真话是一种稀缺品质,这符合市场原则,说明这个时代还是“沉默的大多数”。 但谁也不能保证,说真话能够永远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微博的发展,说真话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这就要求说有技术含量的真话了,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试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战。 教授薛涌建议韩寒要读书,许知远对鸥逸文说:“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2010年4月,基于媒体人对舆论一边倒的韩寒现象的焦虑,我们曾经在时代周报做了一组专题,专题名字叫做《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对于韩氏话语的大肆流行泛滥的隐忧,做了全方位的剖析。专题提出,韩寒长期以插科打诨的姿态调侃政治,这相当于拆房子,但是,终究还是要建房子的,我们担心,届时韩寒以及深受韩氏话语影响的读者,忘记了房子是如何建的了。 在这组专题推出之后,我写过一篇编辑手记——《青年人,读韩寒还是许知远?》,并非要将韩寒与许知远对立,非得二选一,而是基于这样的深切忧虑,同样是青年偶像、青年文化人,许知远代表了一种更为深广的思考,韩寒代表了网络的草根精神,但后者的火爆程度远远超过了前者,这是大众媒体以及读者的一种自然选择吗?这种选择背后的逻辑和社会心理是什么?搞清楚这一点,也许对我们很重要。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许知远会如何看待韩寒现象,但很快,许知远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庸众的胜利》,虽也流传甚广,但无论如何,不能和今天由韩寒亲自引擎的这场大争论的火热程度相提并论。这篇文章,比之我的短文《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李铁的《韩寒什么时候会OUT》,更为犀利直接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民粹倾向的时代:“韩寒说出一些聪明话,时代神经就震颤不已,这是庸众的胜利或民族的失败。” 我赞同许知远敏锐的判断。人们给予韩寒廉价的赞美,给予韩寒不可承受之重的期待,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小”,还有你不敢赞美的,还有你对自己不敢的期待,于是,韩寒,成为了这个时代包裹在政治的犬儒与市场的狂欢之下的符号。 人们并不关心真实的韩寒是怎样的,也不关心韩寒是否可能承受这样的期待,总之,他就是这样毫无商量地成为了一个带有反抗意味但又无比安全,还能寄托一点点文艺青年小资情调的时代标签。人们没有注意到,插科打诨的游戏姿态下表述的政治表情,那是戴着面具、戴着脚镣的舞蹈,谁也看不见背后真实的面孔。 韩寒终于摘下了面具,人们却惊呼:他怎么变了,他勇敢了,他堕落了…… 其实,如果不出意外,韩寒并没有变,只不过是他戴着面具的时候,你没有好好识别。 至于“庸众”为何是庸众,为何识别能力不高,恐怕和媒体被资本俘虏又非要摆出一副“理想主义”的姿势相关,韩寒符合消费主义与反抗者标签等市场需求要素,于是成为了媒体及互联网争相供起的“神器”。而疯狂的崇拜者,不少是教育的受害者,在一个公民教育严重匮乏的时代,即便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思维也未必比韩寒健全,于是,粉丝们甘愿接受韩寒戏谑式的安抚。 某种程度上,应当承认,当韩寒用不娴熟的甚至在学者眼里蹩脚的话语谈论时代的重大命题的时候,是这个时代进步了,那个风中的少年,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奔跑而已,甚或,他本来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奔跑,但由于此前那些狂热的崇拜已然把韩寒从风中拽走,一厢情愿地以加速度对这个少年施以“大多数暴力”,硬生生地把一个贪玩的青年推上了神坛。 这篇文章,我几乎不怎么谈论韩寒的“三论”的具体观点,甚至也不想争论那些宏大议题,诸如韩寒不懂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区别,韩寒轻视了民间此起彼伏的公民行动的力量,韩寒割裂了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恰如他追求的出版自由,难道出版权益、利润和他的价值理念之间,没有内在的统一吗?为何到了民间社会这里,要钱的诉求就一定是不好的呢?韩寒恐怕没有准备好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我甚至觉着,不一定要强迫韩寒去思考和回应这些问题,那样,我们依然在犯错,在一如既往地把时代的责任推到了一个人身上,你感兴趣,为何不自己去思考呢?为什么一定要韩寒替你想,替你喊,那么,你,那些千千万万的“你”究竟躲到哪里去了?! 正因为这种焦灼的拷问,本文不是这轮争论里面的任何一篇论辩文章,也不是任何一方的辩手,仅只做了一个还原和回放,循着这一路看来,舆论风暴并不能改变韩寒什么,甚至也不需要改变韩寒。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韩寒难道没有做一个快乐的赛车手的自由吗?韩寒一定要读书,变成另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或社会活动家哈维尔吗?你问过韩寒的意愿没有?你看见韩寒的自问自答当中,表现出来的对这种社会期待的叛逆没有? 对了,叛逆,韩寒一直在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抗争(不管这个多数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是韩寒的本色。 或许韩寒一点也没有变,他一直就站立在那里,只是我们不停地变换各种眼镜在看他,可惜,他不是3D,他是真实的中国文坛“坏小子”,我们要做的,是摘下各色眼镜,重新看一眼“被现象”了的韩寒,然后,起身,和韩寒一起,既不是交叉,也不是齐步,仅仅只是平行地,学习各自走路。                                                      《时代周报》2011/12/29 见报略有删节

彭晓芸 | 广东探路:释放社会力,发展第三部门

广东探路:释放社会力,发展第三部门   彭晓芸   在11月22日—23日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汪洋专门谈到了向社会组织“放权”的问题。他表示,要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与此同时,还要通过积极引导和依法监管,将社会组织引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中来。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在会议上就《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作说明时也表示,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这可视为与汪洋在会上提出的“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理念相配套的切实举措。回望广东改革开放历程,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从释放政治力、经济力到如今的社会力,可谓是历史的必然逻辑。如果说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锤定音得以厘清,是坚定地走发展的道路,释放了广东巨大的经济潜力的话,那么,今天将要“放权”的民间社会力量,则是向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完整体系迈进,使得政治力、经济力、社会力成为支撑一个良善社会的三角形稳固根基,从而使公民获得追寻幸福的普遍权利。   进一步来说,社会力的释放也在加强着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合理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一个健全而又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活力与诉求得以安置的社会,如果社会力长期遭受压抑,一旦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或处于社会财富创造力的低潮周期,民间的被剥夺感增强,利益博弈日益激烈而又缺乏申诉空间,那么,这种备受抑制的社会力,就会反过来成为破坏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挑战者。正是因此,社会学者主张发展社会的第三部门并以法治制约,将公民的社会运动制度化,如此,社会才可能实现动态平衡,而不是要么潜流暗涌、内部倾轧,要么社会结构紧张,矛盾爆发,剧烈动荡。   所谓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又称为志愿部门(Voluntary sector),指的是在第一部门(Public sector,或称为公部门)与第二部门(Private Sector,或称为私部门)之外,既非政府单位、又非一般民营企业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总称。虽然各国对于第三部门的定义各自不同,一般常见的社团法人、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NGO)通常都属于第三部门的范畴,虽然每个第三部门单位成立的背景与营运方式都有不同,但普遍来说第三部门单位通常具有以社会公益为目的,与不用缴税等特质。也就是说,它既有公共性,相对于政府,则又有独立性。可以说,第三部门构成了公民社会的骨干,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全发育的重要指标。 广东得享改革开放窗口和毗邻港台的优势,公民意识觉醒得早,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当中,而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挑战,“中国模式”的内在焦虑正在这里呈现着,不管是腾笼换鸟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提法,指向的无非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条件在发生着变化,低廉劳动力优势日渐弱化,参与全球化的产业竞争,需要改变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疏通阻滞经济发展的那些历史积淀,比如伸得太长、管得太宽的权力之手,比如维稳逻辑导致的社会力萎缩。 当然,人们会说,放开民间自组织,鼓励公民自治,社会准备好了吗? 这也是汪洋提及的是否“接得住”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有点像如何学游泳之争,不下水怎样学会游泳呢?但又不是这么简单,或可加上一种比方,就像驾车上路,总得学点交通规则吧!所以,当下的要务在于完善规范及法律,对民间组织的登记及开放需要有长远可操作的法制保障,而不仅仅是民政部门的行政指令。在法制规范方面,无论港台地区还是西方国外,均有一套完善的条例和实操经验可供借鉴,法律的规范将可防范和制约利用非营利组织洗钱、敛财、假公济私的滥竽充数。 对于今天的广东乃至中国来说,中产阶层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然产生政治个体化和自由化的需求,而自治乃至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当是这种需求的一个核心内容,其价值在于“利他中同时利己”的公共生活愿景,他们向往一条通往新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中国式道路,而广东的先行一步,无疑值得期待。        《共鸣》2011年12月刊

彭晓芸 | 让“公共论辩”成为一种民主训练

  让“公共论辩”成为一种民主训练     彭晓芸   2011年的世界依旧不太平,债务危机、街头运动、环境问题、能源危机、中东变局…… 中国也不平静:公共安全危机、道德危机、劳工维权、房价震荡、空气恶质、官员腐败在继续……对中国来说,这一年还可以称之为“微博元年”。微博虽然不是生于2011,但微博的火热以及引发如此多的讨论,则是2011年的事情。人们关于微博的评价,观点各异,有认为微博能够倒逼改革,有认为围观改变中国,有认为微博不是说理的地方,微博是情绪的放大器……大约博客时代也没有这么荣幸地被赋予如此多的政治使命和政治意味。 这与微博在技术层面上就形成了交互式、即时性公共论辩的格局相关。说微博倒逼改革的,基于认可微博公众参与政治事务论辩所爆发的能量,认为这样的民意,当局不会没有注意到;说微博不是说理的地方的,则隐含着学术思辨的要求来看待微博,不可能一次性长篇大论的微博看上去不适合慎思慎论。 若论一般性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而非专业发言,其实,微博的篇幅限制、交互效应倒是颇为体现了公共论辩的形态和适应性。篇幅的限制,有点类似辩论会的“限时发言”,而微博的要义在于它并非独白,它必须有“粉丝”——即是论辩中的对手和听众。 微博这一年的激荡,逐渐淘洗出一种更为理性有效的话语方式和议程设置能力,那些依靠商业炒作或耸人言论出位的,渐渐没了市场,满嘴脏话、热衷人身攻击的,无论其立场和言论内容是什么,也渐失公信力,打假的方舟子在微博获得了最大的舞台,李开复也要学会“道歉”,而左右的对立在微博的公开论辩之下,既有激进的对立更激进的一面,也有被对话思维消弭既定偏见的一面。 不过,如果以为有了微博才有公民的公共论辩,则显得太迷信微博了。实际上,公共论辩并不止步于虚拟空间,它出现得更早更早,却没有被足够重视或推而广之制度化。 譬如,身在广州的市民,可能早已习惯了“你一言我一语”的公共论辩形式参与城市治理和公共决策,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每周的人民公园,它也如同微博那样,没有门槛,你站立在论坛现场,你就是自己的麦克风。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大型政论性电视公开论坛——《羊城论坛》。 《羊城论坛》诞生于1992年5月,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和广州市电视台联合主办,以“国事家事天下事,你谈我谈大家谈”的宗旨,邀请官员、学者与市民就某一具体议题进行公开论辩,论辩共识往往成为一些法律法规或城市治理的决策依据。论坛完全依靠市民自发参加、自主发言,不是早有排演的“政治秀”,看过现场或节目的人,或许会赞叹节目的原生态和争论的激烈程度。例如,在第35期论坛“房屋拆迁管理大家谈”上,自发参与的市民达400多人,场面“火爆”;在第71期论坛“完善社保体系,保障全民利益”中,自发参与的市民达300多人,激辩数小时。如果你本来是到人民公园休闲散步的,路过的时候,也可以很随意地参与一句,这就是它的自发和开放性质。 据节目组介绍,官员参与此类公开论辩,一开始也有人显得不适应或拘谨,后来逐渐学会了如何应对公众的诘问,学会了将决策机制中的难题难点扼要地向公众阐述,以期获得理解与建议。其实,不独公共事务的论辩,基层官员的竞聘过程,也有论辩之风,可惜的就是,这种论辩往往局限于“内部人”,辩给参与人才选拔的领导看,辩给未来的下属看,特别是由于不对公众开放,所以,谋求竞选的官员并无民意及舆论方面的压力,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即便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式”辩论圆满成功,也不意味着此类官员走马上任就具备了处理公共事务争论和应对公众舆论的能力。正是这种话语方式到行为思维方式方面的“不适应性”,导致很多官员连微博也不敢上,他们缺乏将自己亮在公众视野中的勇气和能力。 但是,刻意不裸露于公共论辩当中,并不代表能够逃脱公众舆论的诘难。官员群体往往有着“我早就知道了”或“你不知道”的傲慢:反馈民情,他们习惯说,我“早就知道了”;危机公关,他们却指责公众,你们不高兴,是因为你们“知道得太少了”。 恰如王尔德说过的那句名言:“我喜欢谈论政治,我整天都在讲政治,但我无法忍受聆听政治。”官员群体每天的各种“讲政治”委实不少,可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讲政治”,但如果此类“讲”,仅限于关起门来,那么,当门不得不打开的时候,他们往往无所适从,显得如同未经训练的莽夫,说啥错啥,说多错多。 当公民已经自发、散发地在公共舆论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任何一位不知名的网友都可能因为出色的表现而粉丝百万的时候,将自己封闭在“蜜罐”中的官员群体是时候回应微博广场的时代吁求了。一种良性的公民论辩及官民互动,在西方社会被视为是对宪政民主进行补充的审议式民主,那么,对于还沉浸于“宅男宅女”时代的部分中国官员来说,千万别等到发现你成为互联网舆论焦点的时候,才想到参与公共论辩,而应当更早更早地,自己主动跳入舆论的大海,接受浪潮翻滚拍打,与公民一道,锤炼面向未来的民主品质。                                                        《环球时报》2011/12/6 见报有删节  

彭晓芸 | “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社会的政治隐喻

《中国报道》杂志12期年终特刊 约稿:这一年的公共危机: 决策机制的封闭,不再意味着全能政府的包办能够一如既往地说服公众,资讯和技术的全球化使得公众轻易便可以获得独立于政府决策之外的智力支持。面对公共安全问题,无论大小,应该逐步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处理方式,而摒弃“花钱买稳定”的维稳路径依赖,避免“会闹的孩子有糖吃”导致的补偿机制的随意性。                   “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社会的政治隐喻    彭晓芸 关于孩子的记忆总是容易调动人的悲悯与恻隐之心。 2008年,四川地震中那“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七年”的小女孩,数千个孩子的书包铭刻着沉甸甸的哀痛。2010年,上海大火之后,自发献花悼念的人群中,一个镜头让人难以忘怀:一位可爱的小女孩,骑在父亲的肩膀上,手里拿着一朵小白花。这张照片成为许多报刊的封面或专题配图。 2011年7月,温州动车事故致40余人死亡,而一位小女孩的偶然得救成为生命的奇迹,刺痛着人们的神经,成为事故问责的一个重要导火索。10月,小悦悦悲剧再引公众关切,在媒体的议程设置下,路人成为众矢之的。11月,甘肃校车超载事故导致19名幼儿丧生。 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截取与儿童相关的镜头,是因为稚嫩的生命、天真的眼神更能引起成年人情感上的震颤与自责。而事实上,仅就2011年来说,各类公共安全事件频发,获得的关注度却不尽相同,这与自媒体时代下公共治理的新特质不无关系。 微博时代的舆论发酵 不作特别提示,人们恐怕只会记得“7·23”温州动车事故,却未必能够想起就在此前一天,7月22日京珠高速客车燃烧事故导致了不相上下的死亡人数。被烧成空壳的灰色车皮孤零零,仅是一张陌生的新闻图片,指向的似乎只是一场意外灾难,而没有引发公众情绪上那般强烈愤慨。 换一场景,一节长长的动车车厢斜跨在高架桥上,人们几乎可以马上想起一段视频,车厢被粗暴地掷下桥,轰然倒下,随后传出车厢内还有人生还以及车头被掩埋等说法。正是这些细节在微博的传播,引起舆论对事故处置的极大不满。当然,往深层次挖掘,则是客车与动车运营背后所代表的全然不同的机制,一个是市场化程度相对高的公路运输业,一个则是常常引起生理性反感的“铁老大”及其垄断地位。人们更相信,动车事故是体制缺陷和人为因素所致,另外,由于铁路运输在人们的印象里是安全预期较高的交通工具,一旦出事故,更为挑战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温州动车事故引发的舆论沸腾空前,从微博自媒体到传统媒体,完成了一次议题的生成到发酵过程。这一方面是赶上了新浪微博的成长期,参与热议的人数广泛,另外可能与媒体人自身也多有乘坐动车、高铁相关,“感同身受”让媒体对此事的追踪热情有加。 舆论产生了叠加效应,感染着微博上的每一个人。《环球时报》发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的警示,表示“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引导’舆论”,《经济观察报》以题为“做有良知的媒体”一文对温州动车事故中媒体同行的犬儒和无为严厉批判。 这一切,都显得前所未有。人们甚至认为,温州动车事故激起的舆论高潮几乎超过2008年汶川地震,外媒甚至期待,中国媒体有望借此突破管制,走向更为开放的舆论环境。但这轮热潮终究还是退散了,一切回到原状。 直到11月份的甘肃校车事故,这次的舆论热度已经明显不如动车事故,对微博的舆论效应、对灾难的愤慨程度,皆有所减弱,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些什么。账号为“@冬眠熊2010”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在微博上发出议论:“『群情激愤,不了了之』60多个孩子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薄铁皮围起来的所谓校车里被强力撞击,20个孩子没了,受伤不详。举国群情激愤,有呼吁捐校车的,有呼吁废公车以代之的。但你会发现与512、723一样,最后不了了之。” 有所谓“不了了之”的抱怨,即说明社会普遍对这些公共安全事故的善后有着基本预期,而目前看起来,显然很多人并不满意。 社会协同与治理成本  一场公共危机的治理,究竟要达到怎样的指标才算“了了”?温州动车事故,在舆论的咆哮与拷问之下,遇难者赔偿金额从17万一直提升到91万,这算不算是民意“赢”了?还是民意输了——“当卖大白菜呢”(一位家属对温家宝总理语),讨价还价? 而11月发生的甘肃校车事故,达成的赔偿额是43.6万,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如果没有“稳控人员”包管到户,家属“情绪不稳定”地出来控诉,舆论予以配合,这个数字会变化吗?无从判断。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被安排着,有人概括说:孩子们的身体塞满了一辆校车,官员的名字挤满了一张纸。 这是一种封闭式的处理路径,依循的仍然是自上而下、层层“高度重视”的指令贯彻,公民的参与被基本排斥在外。当然,决策者多少吸纳了民意,但这种吸纳的方式随意性较大,治理成本当中包含着稳控成本,往往在并无厘清责任人的时候,就已经由全民买单了,且受舆论左右,并未形成制度化危机应对机制。 这种封闭式危机处理方式,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来说,看起来比较可控,往往能够达到较短时间结案的目的。在温州动车事故中,人们得知有关部门曾下令尽快通车,这引起了舆论的震怒,但是,对于官员来说,没什么比排除障碍、通车、恢复秩序更能符合官僚体系在危机应对当中的一贯思路了,在官场逻辑那里,恢复秩序便意味着“搞掂”,“搞掂”便意味着最大限度保住基层官员的乌纱帽。 决策机制的封闭,不再意味着全能政府的包办能够一如既往地说服公众,资讯和技术的全球化使得公众轻易便可以获得独立于政府决策之外的智力支持,公众已经开始自行搜寻与事故相关的信息,并且依据这些信息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如果能够赢得媒体的支持,他们还能够做到很快进行国际经验的比较,对事故的每一个可疑细节重新检视。德国、日本专家提供的经验,推翻了中国动车技术上的神话,而掩埋车头、粗暴排障、过早停止搜救的处理则遭到严厉谴责。 专业壁垒、信息垄断已经不构成公众持续追责的障碍,当公共安全可被分解成无数个环节和不同责任人的时候,呈现的是一种协同治理的局面,这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完全的封闭式治理的不可能。 事实也证明,舆论对动车速度的质疑是被官方注意到的,温州事故之后,多条线路降速50公里,票价下调5%。而在甘肃校车事故中,公众的关注方向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官方议程。譬如,尽管在报道规模方面严控,但甘肃庆阳方面很快作出废公车建校车的决定,庆阳市承诺将停止2012年公车更新计划,将预算资金全部用于购置标准化校车,这与舆论的一致呼吁不无关系。 危机处理制度化与信任求解 官方的上述决策只是在有限程度上缓解着公众的愤怒情绪,但聪明的老百姓不再相信这一切仅仅是偶然,他们发挥强大的检索能力,找到一段“九座面包车塞进64名儿童”的视频,该视频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网民们热议着校车超载背后的社会问题,有归因于贫富差距,留守儿童监护失察,有归咎于教育投入的不足,有怪罪在民办教育监管缺失,有认为中国人规则意识差,交通违规惩罚轻…… 从动车到校车的安全事故,提醒人们重新关注就在身边的社会风险,这些事故与一般性的偶发灾难事故显著不同,它们都有强烈的人为因素,属于本来可以避免的人祸。正因此,舆论对这些事故的反思很快上升到体制层面,也就是公共安全问题被高度政治化了,这一方面由于事故确系人为原因,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结构紧张的激化。 所谓“社会结构紧张”,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而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譬如校车问题很快被强化为阶层对立,城乡分配不均的问题,而公众搜索出来的关于当地政府大楼的气派景象以及公车使用状况,则彰显着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他们发现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豪华的政府大楼、档次不低的公车以及年终的突击消费现象,无一不在打击政府的信用,公民开始对自己作为纳税人的身份敏感起来。 恰在这时,一位网民因对官方新闻通稿中家属“情绪稳定”陈词滥调的不满,发了一条配图微博,但由于此次事故对新闻报道的限制,该网民没有找到本次事故的家属恸哭场景图片,便随意配了其他事件中家属痛不欲生的照片,随后,这一行为遭到网站停止他发微博半年的惩罚。众多网民对这一惩罚表示不满,有的则建议,今后应当将“家属情绪稳定”这样僭越民意的报道语言去掉。 可以说,在一轮公共安全危机处理中,封闭式治理并不能阻止公众的“说三道四”和参与愿望,有的甚至在讨论启动捐赠校车的民间行动,有的则强烈反对,要求继续对事故追责,敦促政府承担更多。 在这种微妙背景下,庆阳市委市政府于11月18日决定,“在未来三年内投入6.8亿元,新建155所公办幼儿园,希望能够解决民办幼儿园的教学和安全问题”,这一天,距离事故发生的16日,仅仅是第三天。这样的决策“高效”得有点令人心生疑窦,让人联想到另一场景,2011年8月大连发生的3万市民抗议化工项目的建设,市长在现场直接向示威人群喊话,并承诺搬迁工厂。这样一些决策,“看上去很美”,却带着浓重的人治色彩,丝毫看不见一个政府机构透明的决策过程以及由此呈现的程序正义,似乎地方长官拍脑袋就可以决定可观资金、大型项目的用途。 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虑,联想到日益升级和僵化的“维稳逻辑”治理,在地方官眼里,群众聚集起来的抗议行为均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是可导致其被“一票否决”丢掉乌纱帽的致命威胁。于是乎,为应对舆论的沸腾,官员尽可能赶在群情激奋的公民行动之前,以利益换稳定,以一时的妥协消弭公民抗议的蠢蠢欲动。 当一切为维稳服务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利益博弈应当照顾到的可持续性、公平性、透明度均被搁置,难怪熟悉基层治理的学者于建嵘在微博发出这样的喟叹:“最近十年来,中国的法治出现了严重的退步。为了所谓的发展或稳定,可以无视人权和宪法,把一些违法乱纪的手段都作为工作方面了。” 法治缺失的背后,往往是“不惜血本”买稳定。不过,不是每个地方政府财政上都有此魄力和雄心,有的地方政府已经作出一律不准搭乘校车的指令,宁可让孩子走漫长的山路也不再提供校车,以此推卸责任。事发地的决策和其他省市地方的措施一对比,更加反馈出这种决策的随意性,这样的社会治理,是非制度化而低品质的。风险社会相关理论中有个概念叫做“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尽管这个概念在民主社会更多的是指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是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在公共治理问题上,地方政府以闭门决策、牺牲程序消解了责任。 闭门造车,对公众屏蔽信息的,绝不是个案。 距离温州动车事故发生120天后,也是动车事故调查报告递交的截止日期,2011年11月20日,事故调查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透露,技术层面的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已经于9月底完成并递交,调查结果颠覆了此前认为信号技术存在缺陷导致事故的说法,并提出组织和管理不善是动车事故形成的主因。这个姗姗来迟的结论并没有化解公众疑窦,反而强化了公众在对安全事故追责方面的无力感:裸露于风险之中,却不能参与遏制风险。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再造政治”以应对风险。在他看来人们必须告别一些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要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他还提出应对风险社会,团体参与的范围不能由专家来定,必须根据社会的相关标准开放,实现管辖权的开放。所以参与者必须意识到,决策不是已经制定好的,要实现决策结构的开放。另外,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闭门协商必须传达到或转化为多种能动者之间的公开对话。 “再造政治”对中国社会的启发则是,面对公共安全问题,无论大小,应该逐步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处理方式,而摒弃“花钱买稳定”的维稳路径依赖,这一方面是让公众在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得到处理危机的锻炼机会,以便在诸如非典甚至日本核危机那样更为严重的公共安全问题降临时,不至于造成社会混乱,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唯有制度化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公共决策才能照顾到社会不同群体的公平与正义,避免“会闹的孩子有糖吃”导致的补偿机制的随意性。                                                            《中国报道》杂志12期                                            

彭晓芸 | 當插科打諢遭遇民族主義

摘要: 能够怎样从情感、文化纽带的民族群体走向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石的公民共同体,则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可取,但偏激的、虚无的反民族主义也未必值得振臂高呼。这种调和与妥协,要求身在其中的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媒体人)具备更为复杂、健全、理性的头脑,放下官方意识形态教化下的整全性幻想以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形塑向未来敞开的包容心态和制度建设的想象力。 当插科打诨遭遇民族主义 彭晓芸 上周的专栏刚刚谈过大陆新浪微博日益成为一个充满硝烟的地方,这周的「战火」又烧到了媒体人身上,而且罕见地将南北媒体之间的价值差异和对话鸿沟赤裸裸呈现于公众注目之下。 化约地将这种分歧称之为「南北差异」或许不甚确切,但指向市场化媒体与党媒的分歧,似乎也不那么尽如人意,严格来说,当前的媒体,只要有刊号有采访权均属体制内媒体。大陆并不存在台湾威权时代的所谓党外报刊。 无论以什么命名,这几起事关民族主义情绪的争论,倒是呈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多元面向及背后的复杂逻辑,颇为值得观察。 过度解构将适得其反 事情缘起于南方报业旗下媒体《南都周刊》主编西门不暗(微博ID)在微博针对「九•一八」发表了一番不当言论,大抵是想解构官方意识形态垄断下的宣传话语,但由于习惯性地将类似饭局黄段子的风格搬上了微博,一时激起千层浪,招致网络上民族主义者的猛烈炮轰,有网友发起要求其辞职的网络运动,有声称要自费刊登广告抵制这一伤害公众民族感情的言论,甚至要求广告商不要再在这个刊物投放广告。当然,这种抗议由于匿名性、随机性而导致程序上的非制度化和混乱,往往演变成对人的上纲上线攻击,如果大陆有诸如台湾的媒体改造学社、媒体观察基金会这样的合法组织,公民实践对媒体及媒体人言论的监督或抗议,就有了制度化的合理性、合法性。 借着公众群情激奋之「东风」,北京的党媒《环球时报》官方网站刊登了两篇对西门不暗言论进行严厉批评的文章,正式拉开了一场媒体人之间公开对峙的舆论战。 其中一篇题为《主张去民族化思想的自由主义者不要过于迷恋自己》的文章,由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梅雨堂所写,这篇文章语气温和,区别于网民的非理性谩骂,作者称:「我也不认为西门不暗是‘汉奸’。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不会聊天’,在错误的时间说了一句‘冷笑话’,不仅没能起到调侃的作用,还给自己弄得一身臭。」文章同时批评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走向了极端和傲慢,「成为自由派中的迂腐分子,丧失了先进性。」针对网民对西门不暗的讨伐,梅雨堂认为:「如果一个人狭隘的对待不同思想,他自己的言论空间也会被挤压。」 这番言论倒也体现了对话的意愿,立场虽不同,但击中了近些年来将自由主义简单化理解的自由派媒体人遭遇的困境:一味地插科打诨和解构,在言论不自由的高压下,的确起到了消解威权的作用,却并不能更好地达致社会共识,恐将导致更为剧烈的族群撕裂或干脆转向犬儒主义。 为什么这样说?从大陆持续至今的韩寒热可见端倪。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韩寒不该成为偶像,而是指,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学者、媒体人如此热切地赞美着韩寒,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的一种逃避,一些知识分子鼓吹一个韩寒胜过千百个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无奈的说辞。 韩寒自身是清醒的,他曾经坦诚自己十年来几乎不读书了,严格来说,韩寒承担不了公共知识分子解剖社会的责任,但他有着极好的批判性思维,这倒恰恰缘于他的不读书——早早退学,远离应试教育的戮害。过去这些年,韩式话语风靡互联网,韩寒的每一篇透着机智的博客文章被网民大量传播,其幽默调侃的风格让网民们兴奋,甚至让很多媒体人也极为推崇,不少媒体以刊登此类风格的文章为荣。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有韩寒的睿智或幸运,插科打诨是一种冒险,一不小心将堕入滑稽的境地。 2010年4月,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的文章,并策划了一期关于「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的专题,表达了对这样一种时代风潮的忧虑。这不是预测,而是身在其中的尴尬,在夹缝中生存的媒体人,很容易感受到语言上的浮华可能导致的思想枯竭。美国人尼尔•波兹曼曾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而当今的中国,似乎对这两种趋势均抵抗力不足,一方面是因言获罪的案例仍然不能消除,另一方面是插科打诨式的集体话语正在吞噬力透纸背的直接言说。 又如奥威尔曾经精辟指出的,「‘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尽管「新话」概念指向的是统治话语,但民间话语的枯竭与此是同构互生的。当人们都以戏谑的话语来面对威权的时候,威权倒是可以以你在开玩笑为由而轻松藐视,不予搭理,最终仍然是「新话」的胜利。 审慎应对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这一回,这位主编的无心之过「不幸」遇到了不把玩笑当玩笑的民族主义者,遭遇了一个话语权高度扁平化的微博时代,落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实,岂止这位媒体主编,紧接着「九一八」言论事件卷入舆论漩涡的,恰恰就是批评西门不暗的环球网所属报纸——《环球时报》。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希望骆家辉好好做「驻华大使」》的社论,文章提出:「当美国大使成为中国舆论的‘政治明星’时,他自己不强化它,或者做一些‘去明星化’的努力,在外交上是恰当的。中国积极炒作骆家辉‘廉洁秀’的媒体也应当自重。批评中国官场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尽可以找其他的场合和角度,过度美化一个外国驻华大使,尤其是当他在中国的使命‘十分复杂’时,是非常不恰当的。」  这番言论引起了微博上一片哗然,知识分子和网民对《环球时报》阴谋论的思维、僭越的主张及傲慢的标题,猛烈批评,历史学者张鸣在微博上说:「拜托,别说人家骆家辉作秀。让咱们的官员也做一回,交通管制取消,航空管制没有,真的排队买一回东西,别前呼后拥的。一回就行,让我们这些屁民开开眼。我从小到大,50多年了,还没看到过官民平等是怎么回事呢?」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甚至连反对过西门不暗「不当言论」的网民,这回转向反对环球时报了,批评的声音一点也不客气,有些甚至开始对环球时报的总编进行谩骂、人身攻击,这不是倒戈,而恰恰呈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复杂性。这里不能不提起由台湾学者吴叡人翻译的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这本被翻译成三十几种语言的著作,跨越时空地成为了全球学术界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想象的共同体」 。大陆也出版了同为吴睿人翻译的简体版,可惜的是,简体字版删除了整个第九章,于是《想象的共同体》变成了不完整的「开放文本」。 恐怕连安德森也不敢想象此书在中国大陆的流行程度,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大学里的每个学生或老师,即便没看过此书,也一定能将「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娴熟地用在各种学术谈资中,甚至被望文生义地简单化理解为这是对民族主义的完全解构和嘲讽。 不得不说,对学术自由的禁锢导致了一种支离破碎的理解和传播,恰如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总有人粗鄙地将道德与自由的关系简化为道德相对主义或绝对自由,民族主义问题也面临着被极化为「民族情感是可耻的」的去民族化倾向。 其实,安德森恰在第九章《历史的天使》深刻地区别了「官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一般的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安德森对弱国民族主义较为同情。安德森在一次演讲中谈道:「如果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我们在日本看到对旧日本帝国的某些面向越来越公开的赞美,我也不会感到太惊讶。」可见,安德森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持警惕态度的,在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上,安德森也认为日本「极端愚蠢」。因此,在「九一八」事件上,自由派媒体人应当充分理解民间的朴素民族主义,没有必要对公众的这种情绪存在过虑和敌意。 但「官方民族主义」是值得警惕的。「官方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王朝为了巩固政权而诞生的,它将官方的意识形态强加在王朝疆域内人民,官方民族主义的极度扩大便是「帝国主义」。此外,官方民族主义很容易与民粹民族主义合流,它们共同的特质即是,以弱者的自卑心理建构假想敌——从而将「敌人」化约为一个普遍性的殖民主义象征符号,作为他们共同反抗的主体。 这一点,很容易从《环球时报》这篇遭致批判的社评以及一位曾经作为反抗者姿态的作家摩罗的微博言论获得直接的观感。摩罗曾以反抗者自诩,如今却在微博发出驱逐骆家辉的极端言论,此论一出,学界和网民诧异不已,直呼摩罗「疯了」! 对峙、对话与融合 如果说摩罗的狭隘民族主义带有几分心理创伤知识化的痕迹,那么,环球时报的民族主义倾向则更大程度体现为国家主义,至于那个对骆家辉提出愚蠢问题的央视记者芮成钢更多的则是年轻世代轻狂的自负。摩罗式的民族主义可能是不太具有代表性的偏执,但环球时报代表的「官方民族主义」则是威权时代权力的典型特质,而芮成钢这类曾经留学西方的年轻人试图代表中国价值观与西方对话甚至对峙,则更具普遍性,一味地讥讽、谩骂,只会激起双方更强烈的对立感和社会分裂。 8月8日,《联合早报》曾发出社论文章《中国需防民族主义失控》,社评指出:「最近十多二十年,民族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愈演愈烈,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国家日益富强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当局在马列官方意识形态日趋衰落后乞灵于民族主义所致。可是,民族主义却是一把双刃剑,…若中国民族主义不受控制的发展下去,既然今天可以‘骑劫’县政府,明天就有可能‘骑劫’省政府,后天也有可能‘骑劫’中央政府,其影响范围也会越来越大,说不定还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  《联合早报》所指涉的这种民族主义,当指民粹的、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民族主义,此类极端力量毁灭性极大,就是深谙维稳之道的官方,对其恐怕也是忌惮排斥多于默许利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极端的、暴戾的民族主义值得举社会之合力使其破坏性最小化。然而,这需要的是诉求自由民主之士也努力避免自身的极端化或虚无主义,以宽容和同情之理解去应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复兴。 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一个危机四伏、信仰缺失的社会,才会激发起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民族主义情感是在社会矛盾当中谋求安全感和共同体认同的本能反应,苛责于这种情绪本身无助于深切理解中国问题的艰涩与困顿。 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聚合中,人们甚至说不出它们确切的方向。 一方面,可以看见媒体各自所代表的价值观日益公开论辩,除「九一八」言论的微博论战及媒体舆论,还有9月19日的南方周末官方网站刊登了读者来信,以极大的尺度戏仿骆家辉答芮成钢问(读者在该文留言中说「果然,南方亲西方,北方信政治」);另一方面,南方报业旗下的杂志《南方人物周刊》曾经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为封面人物进行深度访谈,而「九一八」言论风波的当事人西门不暗任主编的《南都周刊》此前恰恰采访了被称为「高级五毛」的凤凰卫视主持人阮次山,这些报道意味着一种颇值得玩味的互动,持不同立场的媒体人之间既对峙又对话,甚至不排除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当然,整个国家真正的「融合」需要痛定思痛的社会变革作为制度上的承载物,需要基本的底线共识作为民族认同,谁也不知道达致这样的社会共识需要多少年或几代人的时间。 学者徐贲曾经指出,「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在经过了法西斯的劫难后,以彻底更新德国的政治文化为目的,超前于当时的德国政治文化水平,这恰恰是中国在文革以后没能做到的。 」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指出,德国人对德国的认同(爱国主义)是以认同基本法的规范价值为基础的:「我们的爱国主义不能否定这个事实,那就是直到奥斯维茨之后,也可以说只是在这一道德灾难的震撼之后,民主才在德国公民,至少是那些年轻一代的德国公民的思想和心灵中扎下根来。」  对于中国来说,能够怎样从情感、文化纽带的民族群体走向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石的公民共同体,则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可取,但偏激的、虚无的反民族主义也未必值得振臂高呼。这种调和与妥协,要求身在其中的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媒体人)具备更为复杂、健全、理性的头脑,放下官方意识形态教化下的整全性幻想以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形塑向未来敞开的包容心态和制度建设的想象力。                                                      2011/09/27 | 《旺报》(全文完)

彭晓芸 | 《當插科打諢遭遇民族主義三之二》審慎應對民族主義的複雜性

摘要: 連反對過西門不暗「不當言論」的網民,這回轉向反對《環球時報》了,批評的聲音一點也不客氣,有些甚至開始對該報的總編進行謾罵、人身攻擊,這不是倒戈,而是呈現了民族主義思潮的複雜性。 《當插科打諢遭遇民族主義三之二》審慎應對民族主義的複雜性     | 彭曉芸  《旺报》2011/09/26 這一回,這位主編的無心之過「不幸」遇到了不把玩笑當玩笑的民族主義者,遭遇了一個話語權高度扁平化的微博時代,落入輿論的風口浪尖。 其實,豈止這位媒體主編,緊接著「九一八」言論事件捲入輿論漩渦的,恰恰就是批評西門不暗的環球網所屬報紙《環球時報》,該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希望駱家輝好好做「駐華大使」〉的社論,文章提到:「當美國大使成為中國輿論的『政治明星』時,他自己不強化它,或者做一些『去明星化』的努力,在外交上是恰當的。中國積極炒作駱家輝『廉潔秀』的媒體也應當自重。批評中國官場的腐敗和官僚主義盡可以找其他的場合和角度,過度美化一個外國駐華大使,尤其是當他在中國的使命『十分複雜』時,是非常不恰當的。」 須警惕官方民族主義  這番言論引起了微博上一片譁然,知識分子和網民對《環球時報》陰謀論的思維、僭越的主張及傲慢的標題,猛烈批評,歷史學者張鳴在微博上說:「拜託,別說人家駱家輝作秀。讓咱們的官員也做一回,交通管制取消,航空管制沒有,真的排隊買一回東西,別前呼後擁的。一回就行,讓我們這些屁民開開眼。我從小到大,50多年了,還沒看到過官民平等是怎麼回事呢?」 細心的人可以發現,甚至連反對過西門不暗「不當言論」的網民,這回轉向反對《環球時報》了,批評的聲音一點也不客氣,有些甚至開始對該報的總編進行謾罵、人身攻擊,這不是倒戈,而是呈現了民族主義思潮的複雜性。這裡不能不提起由台灣學者吳叡人翻譯的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經典著作──《想像的共同體》,這本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的著作,跨越時空地成為了全球學術界關於《想像的共同體》的「想像的共同體」。大陸也出版了同為吳睿人翻譯的簡體版,可惜的是,簡體字版刪除了整個第九章,於是《想像的共同體》變成了不完整的「開放文本」。 恐怕連安德森也不敢想像此書在中國大陸的流行程度,很長一段時間,幾乎大學裡的每個學生或老師,即便沒看過此書,也一定能將「想像的共同體」這個概念嫻熟地用在各種學術談資中,甚至被望文生義地簡單化理解為這是對民族主義的完全解構和嘲諷。不得不說,對學術自由的禁錮導致了一種支離破碎的理解和傳播,恰如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運用,總有人粗鄙地將道德與自由的關係簡化為道德相對主義或絕對自由,民族主義問題也面臨著被極化為「民族情感是可恥的」的去民族化傾向。 其實,安德森恰在第九章〈歷史的天使〉深刻地區別了「官方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一般的民族主義,某種程度上,安德森對弱國民族主義較為同情。安德森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如果在未來的2 0年當中,我們在日本看到對舊日本帝國的某些面向越來越公開的讚美,我也不會感到太驚訝。」可見,安德森對日本的軍國主義是持警惕態度的,在日本對華侵略問題上,安德森也認為日本「極端愚蠢」。因此,在「九一八」事件上,自由派媒體人應當充分理解民間的樸素民族主義,沒有必要對公眾的這種情緒存在過慮和敵意。 但「官方民族主義」是值得警惕的。「官方民族主義」本質上是王朝為了鞏固政權而誕生的,它將官方的意識形態強加在王朝疆域內人民,官方民族主義的極度擴大便是「帝國主義」。此外,官方民族主義很容易與民粹民族主義合流,它們共同的特質即是,以弱者的自卑心理建構假想敵,從而將「敵人」化約為一個普遍性的殖民主義象徵符號,作為他們共同反抗的主體。  這一點,很容易從《環球時報》這篇遭致批判的社評以及一位曾經作為反抗者姿態的作家摩羅的微博言論獲得直接的觀感。摩羅曾以反抗者自詡,如今卻在微博發出驅逐駱家輝的極端言論,此論一出,學界和線民詫異不已,直呼摩羅「瘋了」!                                                           未完待续,网络转载请待全文。  

彭晓芸 | 关于记者所谓标准:沉默不等于低调,饭碗主义不等于理性

因刘剑锋对张志安提出的几条调查记者标准表示疑惑,我把过去写过的几小段找出来。其实这问题在石扉客质疑社运记者时用到对性格的形容词以及年轻漂亮等词的时候,我就表示过反对。当时甚至有几个被影射的女记者打电话给我哭诉,认为被这样描述感到非常委屈。我也不认同此类描述,因为这样毫无规范可循。性格是个人问题,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能言好辩,难说哪一种好,只能看对这个职业的具体帮助。至于是否自我悲情化,神圣化,道德化,没有标准可言,无法操作评判。 一切均需要落实到文本,一个人如果性格、人格真的好大喜功,如果问题真的很大,终究会在作品上体现出来,会在职业规范上出纰漏,那么,就回到文本和职业行为上来评价吧!如果还没出问题,只是某种性格上的外向或张狂让人不喜,那纯属个人偏好,根本不属于业务批评范围。我见过的优秀的评论员或记者,都有一些性格乖张的,这不妨碍他们优秀。 其实,更为根本的是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一个记者的职业写作达到怎样的水准,写中国的记者何伟获奖了,他的杰出在于他有着极为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人文社科知识,同时又有不懈的职业追求,提升了这个职业的层次,不满足于饭碗主义,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完成被安排被分配的任务,而是自己去开拓疆域。这里面有无悲情,有无道德感召,不好评价,即便有,把悲情和道德的力量运用得如此极致,有何不可? 最后补充一句,研究现阶段的中国媒体生态和处境,不引入抗争政治、社会运动的视角和分析工具,仅仅照搬成熟民主国家的新闻专业主义“标准”,是远远不够的,显然是让人遗憾的。 枪打出头鸟,沉默不等于理性 2011-03-14 14:52:00   什么叫“枪打出头鸟”,国人喜欢把唾沫对准那些浮出水面的人,这条在公民内部维权也好,在对体制内成员的评价也好,成为中国特色人际关系,也因此,中国人一旦搞起社会运动,公民行动,就难以形成信任网络。结果就是,沉默是金,那些暗暗沉在各自社群地基以下不吭声的人,成为最大赢家。  铁板一块的政治思维其实是想象力匮乏的思维,和体制同构,都相信一个组织就一个声音,一个组织就一个灵魂,仿佛上帝切割得如此泾渭分明。然后,大家又都把指责给予每一个组织里最努力的那一个。这缺乏换位思考,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导致出头者、走钢丝者瞻前顾后,孤立无援,犬儒沉默倒最安全。  人们经常混淆一些概念,如【激进】和【出头】,【理性】和【沉默】,把一切出头者视为激进,把一切沉默者视为理性,这是国人毫无逻辑的表现。出头者未必激进,激进者未必站出来,沉默者也未必理性,更多的沉默者骨子里激进得很,把怨恨埋进了心底里,只不过懂得算计,拒绝付出任何代价因而不吭声。

彭晓芸 | 《當插科打諢遭遇民族主義(三之一)》

全文摘要: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一个危机四伏、信仰缺失的社会,才会激发起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民族主义情感是在社会矛盾当中谋求安全感和共同体认同的本能反应,苛责于这种情绪本身无助于深切理解中国问题的艰涩与困顿。 需要警惕的是“官方民族主义”,“官方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王朝为了巩固政权而诞生的,它将官方的意识形态强加在王朝疆域内人民,官方民族主义的极度扩大便是「帝国主义」。 因篇幅限制,媒体正在连载,只能按照出版先贴出部分,网络转载请等全文并注明出处。谢谢。 《當插科打諢遭遇民族主義(三之一)》微博戰火延燒 南北媒體鴻溝現   彭晓芸 上周的专栏刚刚谈过大陆新浪微博日益成为一个充满硝烟的地方,这周的「战火」又烧到了媒体人身上,而且罕见地将南北媒体之间的价值差异和对话鸿沟赤裸裸呈现于公众注目之下。 化约地将这种分歧称之为「南北差异」或许不甚确切,但指向市场化媒体与党媒的分歧,似乎也不那么尽如人意,严格来说,当前的媒体,只要有刊号有采访权均属体制内媒体。大陆并不存在台湾威权时代的所谓党外报刊。 无论以什么命名,这几起事关民族主义情绪的争论,倒是呈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多元面向及背后的复杂逻辑,颇为值得观察。 过度解构将适得其反 事情缘起于南方报业旗下媒体《南都周刊》主编西门不暗(微博ID)在微博针对「九•一八」发表了一番不当言论,大抵是想解构官方意识形态垄断下的宣传话语,但由于习惯性地将类似饭局黄段子的风格搬上了微博,一时激起千层浪,招致网络上民族主义者的猛烈炮轰,有网友发起要求其辞职的网络运动,有声称要自费刊登广告抵制这一伤害公众民族感情的言论,甚至要求广告商不要再在这个刊物投放广告。当然,这种抗议由于匿名性、随机性而导致程序上的非制度化和混乱,往往演变成对人的上纲上线攻击,如果大陆有诸如台湾的媒体改造学社、媒体观察基金会这样的合法组织,公民实践对媒体及媒体人言论的监督或抗议,就有了制度化的合理性、合法性。 借着公众群情激奋之「东风」,北京的党媒《环球时报》官方网站刊登了两篇对西门不暗言论进行严厉批评的文章,正式拉开了一场媒体人之间公开对峙的舆论战。 其中一篇题为《主张去民族化思想的自由主义者不要过于迷恋自己》的文章,由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梅雨堂所写,这篇文章语气温和,区别于网民的非理性谩骂,作者称:「我也不认为西门不暗是‘汉奸’。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不会聊天’,在错误的时间说了一句‘冷笑话’,不仅没能起到调侃的作用,还给自己弄得一身臭。」文章同时批评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走向了极端和傲慢,「成为自由派中的迂腐分子,丧失了先进性。」针对网民对西门不暗的讨伐,梅雨堂认为:「如果一个人狭隘的对待不同思想,他自己的言论空间也会被挤压。」 这番言论倒也体现了对话的意愿,立场虽不同,但击中了近些年来将自由主义简单化理解的自由派媒体人遭遇的困境:一味地插科打诨和解构,在言论不自由的高压下,的确起到了消解威权的作用,却并不能更好地达致社会共识,恐将导致更为剧烈的族群撕裂或干脆转向犬儒主义。 浮华语言令思想枯竭 为什么这样说?从大陆持续至今的韩寒热可见端倪。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韩寒不该成为偶像,而是指,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学者、媒体人如此热切地赞美着韩寒,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的一种逃避,一些知识分子鼓吹一个韩寒胜过千百个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无奈的说辞。 韩寒自身是清醒的,他曾经坦诚自己十年来几乎不读书了,严格来说,韩寒承担不了公共知识分子解剖社会的责任,但他有着极好的批判性思维,这倒恰恰缘于他的不读书——早早退学,远离应试教育的戮害。过去这些年,韩式话语风靡互联网,韩寒的每一篇透着机智的博客文章被网民大量传播,其幽默调侃的风格让网民们兴奋,甚至让很多媒体人也极为推崇,不少媒体以刊登此类风格的文章为荣。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有韩寒的睿智或幸运,插科打诨是一种冒险,一不小心将堕入滑稽的境地。 2010年4月,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的文章,并策划了一期关于「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的专题,表达了对这样一种时代风潮的忧虑。这不是预测,而是身在其中的尴尬,在夹缝中生存的媒体人,很容易感受到语言上的浮华可能导致的思想枯竭。美国人尼尔•波兹曼曾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而当今的中国,似乎对这两种趋势均抵抗力不足,一方面是因言获罪的案例仍然不能消除,另一方面是插科打诨式的集体话语正在吞噬力透纸背的直接言说。 又如奥威尔曾经精辟指出的,「‘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尽管「新话」概念指向的是统治话语,但民间话语的枯竭与此是同构互生的。当人们都以戏谑的话语来面对威权的时候,威权倒是可以以你在开玩笑为由而轻松藐视,不予搭理,最终仍然是「新话」的胜利。                                                        《旺报》 2011/09/25

彭晓芸 | 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很久前的文章了,忘了贴出来。听闻所谓微博牌照问题,简直是赤裸裸的强奸,如果是真的。 概要: 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 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 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 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 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 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如果限 制 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 乃至谣 言 。假如连同互联网也 予以 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 “ 自媒体 ” 发言, 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 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 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彭晓芸            这是中国近20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新闻管制下, 一些媒体不但选择了抗拒禁令,坚持报道,还痛斥向官方发出了 “ 匪 夷所思 ” 献媚之词的同行,质问为铁道部辩护的媒体 “ 是否还有最基 本的媒体良知与操守,是否还存在着对那40条逝去的活生生的生命 的基本尊重? ”   这一幕发生在温州动车事故的第七天——按照中国人的丧殡习俗, 这一天叫 “ 头七 ” ,是一个安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 不管是官方色彩浓重的中央级媒体还是地方都市类报纸, 都动用了大量的人马,制作了可观的版面和节目, 准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表达对事故罹难者的哀悼以及对真相的进一 步拷问。   舆论对铁道部的 “ 轮番轰炸 ” 、对 “ 中国高铁模式 ” 的反思, 在官方看来犹如 “ 脱缰的野马 ” ,非拉回来不可了: 宣传部的禁令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来临的。   7 月 30 日凌晨 ,大量媒体人通过新浪微博公开对禁令发出抗议, 当夜被撤销的版面纷纷上传 至 互联网。在一片愤怒的抗议 、 无奈的抱 怨和哀叹之声中,仍有不少媒体成功突围。《经济观察报》以 “ 温州 没有奇迹 ” 的大篇幅专题报道深入剖析温州事故,同时刊发了对《 环球时报》 等媒体的 批评文章。   尽管事后流传的说法是,禁令下达时,该报已经付印。 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 该报此举 是出于勇气,并将这篇题为《 做有良知 的媒体 》文章,视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这次事件中的底线宣言。   “ 闯红灯 ” 的并不只有一两家媒体。 很多都市类日报依然进行动态报道,有编辑 在微博宣告“ 禁令不是万 能的 ” ,并 骄傲地提醒 读者 :“ 看清了 , 这不是被枪毙的版面 , 而是 最终开印的 ” 。也有杂志拒绝放弃精心准备的专题。 胡舒立带领下的《新世纪》周刊,就坚持推出以 “ 大崩溃 ” 为题的封 面报道,详细报道了事故发生过程,同时通过深度调查,剖析揭露 “ 高铁利益共同体 ” 背后庞杂的产业链和利益分食者。   中国媒体 发生 的这一现象,被称为 “ 集体抗命 ”。 网民们在微博上为 之欢呼,宣称要去抢购那些珍贵的报纸以示支持; 娱乐明星如姚晨等人,也向媒体人致敬。 也有人为媒体没有走得更远感到失望。 一位香港观察者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认为 “ 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 气 ” , “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 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     不管是向媒体人的 “ 勇敢 ” 致敬, 还是对媒体人缺乏集体抗争意识的批评,都只说对了一半。一方面, 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停下争取新闻自由的脚步;另一方面, 集体抗争尚存在着复杂面向和当前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闻人个体的抗争一直与这个体制的颠簸同在, 他们前赴后继, 为新闻自由付出了 诸多个人 代价, 而违背来自上级的宣传指令的集体抗争则需要更多的条件。 类似这次温州事故的禁令大规模 “ 失灵 ” 状况,过去并非没有发生。 在 2008 年的四川地震以及 2010 年的上海大火事件中, 都有显著表现。集体抗争的必要条件是媒体总编们的坚持, 以及更高层级的决策者们的默许。而媒体总编和新闻内部审查者, 通常只会在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时,才会倾向于不理会禁令。 中国人历来有“人命关天”的观念。中国媒体人也认为, 在重大灾难尤其是人祸面前,敬畏生命比敬畏上级更为重要。   或许有人会问,诸如矿难等灾难性事故似乎并不能导致集体抗命。 除 矿工作业被视为高风险职业的刻板印象等原因之外,这恐怕 涉及第二 个影响媒体人作为的 关键 因素:关于 “ 命运共同体 ” 的建构 与 认同。 无论媒体人承认与否, “ 感同身受 ” 作为集体认同当中重要的情感因 素,在这轮抗命潮当中,起着达成业界默契和集体动员的作用, 悲观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传递,很多媒体人感到: 这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危机的信号, 连中产阶层也面临着体制性缺陷的吞噬,他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这一轮报道和评论当中,即便代表喉舌声音的《人民日报》 也发出文章,呼告中国要发展, 但 “ 不要带血的GDP ” 。 而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 则试图在双轨的政治话语上走得更远, 一方面发出饱受诟病的为高铁发展代价辩护的文章, 同时却发出一篇获同行认可、被读者传诵的社论文章,这篇题为 《 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 的 社评指出, 部分政府机构在面对舆论的态度上有根本错误 ,应对公共危机显得 “ 笨拙 ” ,继而认为: “ 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 ‘ 引导 ’ 舆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 ”      这被认为是党媒也 在 对新闻管制表达微妙不满的信号。实际上, 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 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 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 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 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 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环球时报》社论所言的 “ 新时代 ” 在这一背景之下就颇 值得体味 , 它既可以指市场经济格局与 “ 体制性拘谨 ” 互相不适应的大背景, 也可以指资讯流通如此发达的 “ 后互联网时代 ” ------ 一个人 人可上微博,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难以垄断信息发布和流通渠道的时代了。 如果限 制 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 乃至谣 言 。假如连同互联网也 予以 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 “ 自媒体 ” 发言, 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 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 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2011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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