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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 | 《绵竹中行大楼5.12垮塌真相调查》被禁始末

《绵竹中行大楼 5.12 垮塌真相调查》被禁始末   翟明磊 2009-03-05 13:25   何必防民之口甚防川呢? 查报,抢报,禁报,谁发报就抓谁 中国经济时报 被禁始末 2009 年 2 月 6 日,即正月十二,《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绵竹中行大楼 “ 5 • 12 ” 垮塌真相调查》一文。报道发表当天,即 2 月 6 日,报社即接到中宣部电话,要求删除本报社网站上此文的网络地址。 稿件发表后,王克勤也在自己的搜狐博客上转发了此文并且配发了部分图片。但是, 10 日晚 20 时许该文被删除。 有许多朋友看到此文,纷纷转贴到自己的博客,不幸的是,没有两天也统统被删除了。有一些个人网站也转发此文,但命运相同。被删除后,一位朋友 2 月 12 日发短信给王: “ 王老师,刚才接到北京市新闻办电话,指令必须删除,实在无奈,只好照办,寒风嗖嗖,注意安全。 ” 报社决定加印五千份 , 让灾民带到绵竹。没想到德阳市政府的人已飞来到北京来抢报纸。截下了部分报纸,仍有二百份随灾民抢先一步通过飞机进入灾区。但当地政府对他们说,谁发报纸就抓谁。 据朋友说,老王与他的两个总编正在痛苦地写检查。中宣部要求他们反省,王认为文章没有失实,只能检讨思想问题。 为什么一个简单报道银行大楼倒下的文章,引起德阳地方政府这么大的动静,不仅公关中宣部,禁止报纸流入灾区,还亲自出马,进京抢报,有一部分没抢到,还气势汹汹说谁发报抓谁? 据知情人士分析,地方政府可能是怕此文突破,引起学生家长进一步追究校舍等问题。 要害是如果王克勤能证实的确有楼是因为建筑质量问题倒塌的 , 那么校舍就难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 关键在这儿 , 王克勤是用春节期间 , 利用官员节日麻痹时悄悄采访 , 才做出的好文章 , 还有记者因为写校舍问题被抓被关 . 中国经济时报这次是难得的一次突破。没想到还被禁。 只是真相是禁得住,查得住,抢得住的吗?   文章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aac27accfa6c92a9     《绵竹中行大楼 “ 5 • 12 ” 垮塌真相调查》 阅读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81d50102e6nf.html    

王克勤 | [转载]“大爱清尘”关于职业病防治的立法、制度建设的建议

原文地址: “大爱清尘”关于职业病防治的立法、制度建设的建议 作者: pekingweibo010 “大爱清尘”关于职业病防治的立法、制度建设的建议 “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 (以下简称“大爱清尘”) ,是由著名记者王克勤、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发起,由新浪、搜狐、腾讯、天涯、“支付宝公益”协作的一项公益行动。该行动旨在救助处在死亡边缘线上苦苦挣扎、缺失救助与关心的中国数百万尘肺病农民工患者。 据卫生部统计, 截至 2006 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 676562 例,其中九成是尘肺病,尘肺病占职业病例总数的 91.11 %, [1] 但专家估计,实际发病要比上述报告的例数多 10 倍。即,达到六百万之多。 卫生部目前统计的煤矿尘肺病数字,仅仅是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数,还不包括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 [2] 大爱清尘的志愿者在救助中发现,几乎每个尘肺病人都会使整个家庭陷入困顿,“越贫困越尘肺,越尘肺越贫困”,这一群体的生命和健康亟需引起重视。 在大爱清尘进行援救的过程中,经过调查,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尘肺病、职业病防治中,仅靠病发后的救助是治标不治本的,而应通过对目前法律的修订,以及设计新的制度,从源头上来遏制职业病高发的态势。 因此,大爱清尘行动谨此提出几点制度上的建议,希望各位人大代表予以考虑。   一、        在《刑法》中增设 “ 防治职业病不力 ” 罪名。 ........................................................ 1 二、        建立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优质法律援助服务制度。 ......................................... 2 三、        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强化职业病的 “ 防 ” 。 ........................................................... 3 四、        建立劳动警察制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 4   一、     在《刑法》中增设“防治职业病不力”罪名。 根据大爱清尘在具体救助活动中的调研发现,司法实践中极少有企业主或者责任人因为职业病防治不力造成严重职业病后果的情况被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 135 条的“重大安全事故罪”,由于立法并不明确,我们也没有检索到因此罪名而追究防治职业病不力责任的案例。 由于职业病给社会带来的危害面广,因此,其社会危害程度不仅严重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也严重于“恶意欠薪罪”。 因此,我们呼吁:在刑法中考虑增设“ 防治职业病不力罪 ”或“重大职业病事故罪”等类似罪名,以遏制职业病高发的态势,构建和谐的社会劳资关系秩序,促进社会稳定。 二、     建立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优质法律援助服务制度。 在大爱清尘进行救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通过个体维权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原因之一即是:这一群体几乎很难得到优质的法律服务。 因此,建立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优质法律援助服务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 目前的法律援助服务的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1、 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 存在以下问题: (1)       没有专职律师,将援助工作交由各律师事务所承办,援助质量难以保障。 (2)       办案补贴非常低,无法满足援助律师基本支出,援助积极性不高。 2、 各级工会设立的法律援助部门。 存在以下问题: (1)       没有专职律师,将援助工作交由各律师事务所承办,援助质量难以保障。 (2)       办案补贴非常低,无法满足援助律师基本支出,律师承办援助案件积极性不高。 3、 律师自发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像广西北海案、黎庆洪案等典型案件,多位律师自发组成的援助律师团,能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但是,无法解决广大弱势群体对优质法律援助服务的要求。同时,也因资金问题被限制。 4、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 如: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向未成年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再如:石家庄市工伤职业病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站向工伤职业病职工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 实践证明,这些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是超值的。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却是严峻的,他们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建立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优质法律服务的制度,是健全我国法律援助体系的一个重要措施。 综上,我们呼吁: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在职业病防治领域,建立相对完善的政府采购优质法律服务的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这是化解社会矛盾,使广大弱势群体通过正当法律途径维权的必要保障,也是推动弱势群体建立法治信心和社会正义信心的重要保障。 三、     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强化职业病的“防”。 针对尘肺病诊断和救治问题,大爱清尘曾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主 任医师、教授郝凤桐先生提供意见。郝凤桐教授认为,职业病的本质是人为造成的,因此,预防是根本的。如果采取一定的行政管理力度的话,可以大大减少尘肺病、职业病的数量。 上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职业病防治效果明显,从事职业病鉴定的医师甚至有了危机感,怕这一职业行将消亡。但 90 年代以后却迅速攀升。 大爱清尘志愿者在救助中发现如下三个突出问题: 1、   社会对职业病,尤其是尘肺病的意识低下。 在救助中,我们发现,很多农民工在最初从事有尘肺病危险的工种时,都不知道将导致尘肺病。而一旦知道后,已经晚了。 社会各界对相关职业病的宣传力度不够,是导致职业病高发的原因之一。 2、   基层政府在职业病防治中行政不作为。 在实践中,有很多检查都是“走过场”,政府行政管理意识和力度都不能满足当前社会职业病防治的需要。 3、   职业病防治所及相关职能部门主动意识不强。 职业病防治所很少能到基层工厂强行要求工人进行职业病诊断,甚至在接到举报时,查出的意愿和力度都不够强。 4、   企业违法成本低、防治职业病意识淡薄。 我们在救助中发现,很多企业在导致了职业病后,违法关停或注销企业,然后到别的地方继续开办企业,这不仅导致维权难,在违法行为得不到惩罚的情况下,企业反而变本加厉,无视职业病防范。 因此,我们呼吁:鉴于职业病尤其是尘肺病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危害后果,在我国的经济发展稳步前进、国民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今天,应当强化对职业病防范的行政监管力度,在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出台了问责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出台具体的行政举措,像当年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一样,大力气提高对职业病防范的行政监管力度。 四、     建立劳动警察制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目前,我国劳动者权利保障的体系,比较繁复。在大爱清尘的救助、调研中发现,一个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发生工伤,用人单位依法拖延诉讼长达 4 年 8 个月。一旦劳动关系确认之诉败诉,其权利保障将成为泡影。 强化劳动保障监察,建立劳动警察制度对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防止用人单位恶意拖延诉讼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将起到历史性的效果。 比如,劳动者发生工伤,拨打劳动警察报警电话, 3 分钟内劳动保障警察到场后固定了现场证据,做好了发生工伤事实的笔录等。这样劳动者就不在位劳动关系确认问题再进行无休止的仲裁、诉讼。 再如,一旦发生职业病,可以拨打劳动警察报警电话,进行查处,同时固定证据,避免在后续的诉讼中导致时间拖延,使这些职业病人“死在维权路上”。 因此,我们呼吁,建立劳动警察制度,为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以上建议,是防治职业病高发态势、促进社会稳定、建立弱势群体的法治信心、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请予考虑!   此致   敬礼     “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全体志愿者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日                                                        [1] 贺天宝《尘肺病患者人数每年增 10% 电焊工成主要发病人群》 上海 解放网 - 新闻晚报 , 2009-04-29 。 [2] 陈娉舒《我国职业病人超过两亿》《中国青年报》 2007 年 5 月 7 日 。

王克勤 | [转载]紧急救助农民尘肺病患者、抓紧完善职业病防治法

原文地址: 紧急救助农民尘肺病患者、抓紧完善职业病防治法规(2012两会提案) 作者: 魏方红律师 “紧急救助农民尘肺病患者、抓紧完善职业病防治法规” 请求两会代表向2012两会提案的建议   【尘肺病】是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灰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疤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主要症状咳嗽、胸闷、呼吸困难,晚期只能跪着呼吸直至憋死。 一、 议案主题  紧急救助农民尘肺病患者,抓紧完善职业病防治法规。 二、 议案目的 紧急救助跪着求活的近百万尘肺病农民患者,完善法规避免“开胸验肺”的悲剧再次发生,不要让部分尘肺患者死者维权的路上。实现政府“消灭尘肺病”的承诺,以尘肺病防治为主,引导其它职业病的防治问题。 三、议案内容 (一)紧急救助 1、  尽快开展全国农村尘肺病患者普查登记工作 2、  救治办法:政府尽快出台统一患病农民工救助办法,落实《职业病防治办法》第62条对职业病特殊群体的救助。建议中央政府拨付经费,组织免费诊断治疗,或者将这一特殊群体纳入现有医保体系,全额报销相关诊断及治疗费用。 3、  救治对象:(1)农村户口;(2)已经确诊为尘肺病或疑似尘肺病;(3)没有享受工伤保险;(4)患病情况严重、家庭困难、尚未获得任何赔偿或补助的患病农民工。 (二)完善法规 1、已经修订    《职业病防治法》(人大常委会2011年12月31日通过修订) 2、正在修订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2002年3月28日卫生部发布) 3、需要修订 制定《职业病防治实施条例》(地方实施条例不全且标准不一) 制定《防治职业病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修订《尘肺病防治条例》(1987年12月3日国务院发布) 修订《职业病诊断标准》 修订《职业病伤残等级的鉴定办法》 4、地方立法 在规范上述立法的基础上,督促地方完善相关立法 (三)严格执法    依据《职业病防治法》关于职业病防治监管部门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明确协调分工,避免监管真空及监管推诿,严重责任追究制度,为中央政府“消灭尘肺病的承诺”建设一道尘肺病“防火墙”。 四、议案理由: 1、  群体庞大,根据卫生部2010年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49970例,其中累计报告尘肺病676541例,死亡149110例,现患527431例。2010年新发职业病27240例。其中尘肺病23812例。占比87.42%。现有尘肺病人67.7万,随着调查救助的深入该数字已超600万,现在是尘肺病爆发高峰期。 2、  维权艰难,现有职业病防治法规不够完善,主管部门执法不力,企业主受利益驱使,农民工保护意识及维权意识谈薄,大量农民尘肺病患者因证据缺失、企业破产逃避等原因无法维权,且过程漫长,大量尘肺病患者死者维权的路上。 3、  救助有限,截止2012年2月28日,由著名记者王克勤、中华救助基金会发起,新浪、搜狐、腾讯、支付宝公益等支持的大爱清尘寻球尘肺病农民工行动,已经收到捐款255万,救治80人,面对每天各地志愿者的对农民尘肺病患者的死亡报告,面对患病农民工兄弟的呐喊兄弟的呐喊“是死是活,都要洗一回!”,只能做到“能救一个是一个 ”。 4、  政府承诺,2005年中国政府在国际呼吸职业病论坛上承诺:“作为全球职业病大国,我国政府承诺,响应世界劳工组织(IL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30年全球消灭尘肺病的号召,切实履行政府的责任。” 5、  法律依据, 《宪法》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修订后《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二条,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可以向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其他措施,使前款规定的职业病病人获得医疗救治。 五、议案提交 【主提交人】 迟夙生,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全国人大代表,齐齐哈尔市夙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请相关代表联系迟夙生代表(或议案协助人),附议后向两会提交。 【议案协助】魏方红,大爱清尘志愿者,北京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电话 13683322199;邮箱: [email protected] 郝亚超,大爱清尘志愿者,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电话:13693606576 【议案讨论】QQ群 122506942   议案支持      本提议(议案建议)得到2012年3月1日“蓟门决策”论坛之“农民工职业病防治问题与对策”、大爱清尘的大力支持,与会专家、学者、律师纷纷签名表示支持。(签名支持名单更新中。。。) 1、 王克勤,著名记者,大爱清尘发起人、管委主任 2、 时正新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 3、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4、 孙树菡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导 5、 金英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6、 田尧,大爱清尘管委、秘书长                            ---- 请寻找身边的全国两会代表参与提案                                                         大爱清尘全体志愿者                               2012 年3月1日

王克勤 | [转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意见稿—-修订建议

原文地址: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意见稿----修订建议 作者: 魏律师 关于对《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意见稿的 几点建议    一 、增加“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公开原则 【 意见稿 】第二条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应当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及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进行,遵循科学、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 【 建议稿 】第二条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应当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及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进行,遵循科学、公开、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 【 理由 】 1、公开原则只要是指职业病诊断机构及鉴定机构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公开,诊断及鉴定过程中的资料及结果可依患者申请公开,保障患者知情权,及他人监督权。 2、可以有力保障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的客观公正,防止借患者隐私徇私舞弊,平衡患者与用人单位话语权。 3、关于患者隐私权,可以在诊断环节尊重患者是否选择公开,在鉴定环节可以由患者选择是否不公开。 4、职业病的诊断与鉴定的公开有利于监督用人单位创造安全的用工环境,利于政府的相关管理工作。 二 、保障患者鉴定机构选择权利,防止权力滥用 【意见稿】第三条 劳动者可以在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以下简称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 【建议稿】第三条 劳动者可以选择在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以下简称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 职业病诊断机构不得拒绝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的要求。 劳动者选择诊断机构后,不得重复选择其它诊断机构,对于疑难复杂等原因确需转诊的,需相关市、县卫生行政部门许可。 【理由】 1、增加“选择”二字可以明确患者选择权 2、将意见稿中第四条第二款作为此条第二款比较合适,以保障患者选择权的实现; 3、增加第三款确保“患者选择就诊单位后的恒定性”,对于不服就诊结论可以提起“鉴定程序”,防止多头申请,权力滥用,久拖不决。 三 、明确细化举证责任 【意见稿】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的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资料。用人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劳动者和有关机构也应当提供与职业病诊断有关的资料。根据需要,职业病诊断机构可以提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由其依法监督检查和督促用人单位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 【建议稿】第二十三条   劳动者要求职业病诊断,应当提供个人身份信息、以及用工单位、工作岗位等信息资料,可以提供与职业病诊断的相关资料。 用人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的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资料。用人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其它单位应当配合诊断机构对相关资料的提供,根据需要,职业病诊断机构可以提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由其依法监督检查和督促用人单位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 【理由】 1、防止劳动者因用工单位为逃避监管导致患者无相关材料,如无劳动合同等,减少患者的在诊断环境的举证责任。 2、原意见稿中“劳动者和有关机构也应当提供与职业病诊断有关的资料”,规定不够明确,尤其是劳动者“应当”提供,加大了患者的举证责任。 3、加大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其主动规范岗位管理及职业病的预防。   四、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期限应约束,建立延期应备案制度 【意见稿】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职业病诊断机构作出职业病诊断后,应当向当事人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职业病诊断鉴定办事机构应当在受理鉴定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组织诊断鉴定,并在鉴定结论形成后十五日内出具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建议】    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一条。应当结合职业病特点及相关程序,对职业病诊断及鉴定从受理到结果有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制,时间的长短需要另行考证。 【理由】 防止职业病的诊断及鉴定无限期拖延,严重损害患者利益 五、职业病诊断及鉴定应当实行免费政策 【建议】增加条款 “职业病的诊断、鉴定不收费。职业病诊断机构及鉴定机构的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 【理由】 1、患者往往无力负担,用人单位不愿意负担。 2、收费不利于诊断及鉴定客观公正。 3、政府的责任。  《管理办法》意见稿 http://news.sina.com.cn/c/2012-02-02/135523872303.shtml  

王克勤 | 欧阳艳琴:广西逾百幼童铅中毒调查

广西逾百幼童铅中毒调查                   ——广西逾百幼童铅中毒调查之一              导语:南丹至少103名幼童被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检出铅中毒(血铅含量超100微克/升),官方此前公布仅31人“血铅异常”。该县以有色金属为支柱产业,冶炼厂离居民楼仅几百米。10年前,17村民抗议工厂污染却被判刑。 http://t.cn/zO4pBiC   经济观察报 记者欧阳艳琴 “ 镉污染 ” ,对于广西省河池市南丹县车河镇堂汉村大坝屯莫正瑶来说可能并不难理解。 早在 2008 年,他 6 岁的儿子莫斯琦在河池市妇幼保健院进行血液中的微量元素检验,就被发现镉超标,几乎是正常值的 4 倍。 当时,莫斯琦总是生病住医院,却怎么也找不到原因。直到 2008 年 9 月份,河池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医生告诉他们,小孩血液中有两个微量元素超标:铅 161.0 微克 / 升(参考值 0-100 微克 / 升);镉 19.8 微克 / 升(参考值 0.01-5.0 微克 / 升)。 铅超标可导致儿童免疫力减弱等问题,而镉超标则会导致肺、肾等的病变。同样也在 2008 年发现血铅超标的,还有大坝屯 12 岁的莫旭。 但他们的这一检验结果,并未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直到 2011 年, “ 血铅异常 ” 在车河镇堂汉村、车河村、坡前村的儿童中数十上百地出现。 当本报记者 2 月 11 日走进车河镇后,数十位家长拿着孩子的微量元素检验单,指责镇上的 8 家冶炼厂的废气污染导致孩子们 “ 中铅 ” 了(即铅中毒)。 根据村民们提供的检验单,本报记者统计到,车河镇铅中毒儿童超过 100 人,平均年龄大约 5 岁半,年龄最小的不到 1 岁。                     血铅阴云 当付玲(化名)发现儿子小鹏总是拉肚子时,她总以为是感冒。但是感冒拉肚子不应该一拉就是一两个月,付玲说,当时感觉小鹏拉得眼睛都快凸出来了。 和很多村民一样,家住堂汉村的付玲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娘家亲戚提醒她:有没有可能是身体里缺少或者增加了什么微量元素? 当 2011 年 7 月份,付玲带着儿子去南丹县中医院检查并拿回检验单时,她一个晚上没敢和家里人说结果:孩子血铅超标。 差不多同时,车河村灰另屯的廖金莲,也带着儿子张富越到了南丹县中医院,同行的一共 6 个孩子,和付玲的儿子小鹏一样,他们在南丹县中医院抽血之后,血液样本被送往广州市金域医学检验中心进行检验,而结果都是铅元素超标。 “ 有孩子 ‘ 中铅 ’ 了! ” 消息迅速在车河村、堂汉村、坡前村传开。 据称,在 7 月份至 11 月份之间,可能有 200 多个孩子被送到南丹县中医院或者南丹县人民医院进行检验。 此后,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受南丹县政府委托,对车河镇车河村、堂汉村和坡前村的儿童进行排查。 8 月中旬,南丹县官方向媒体公布全县 “ 血铅异常 ” 的儿童的人数为 31 人。 实际上,在 8 月中旬之后,这个人数依然在增加。 据本报记者在车河镇的不完全统计, 2011 年 8 月至 11 月间,当地至少有 103 人被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检出血铅水平超过了 100 微克 / 升。 2 岁半的莫盈夏血铅水平达到 256.3 微克 / 升,另外有 5 名儿童的血铅水平至少有一次被检出在 200-249 微克 / 升之间。 根据国际血铅诊断标准,超过或等于 100 微克 / 升可被认为铅中毒。其中 100-199 微克 / 升为 Ⅱ 级铅中毒, 200-449 微克 / 升为 Ⅲ 级铅中毒。 Ⅲ 级铅中毒可引起生长发育迟缓,免疫力低下,运动不协调,视力和听力损害,智力下降等。 根据其他医学检验单位所做的微量元素检验结果,比如在南丹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委托的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家长们自己找到的河池市人民医院、疾控中心和妇幼保健院,柳州市妇幼保健院,还有至少 32 名儿童铅中毒。 但这仅仅是本报记者根据部分检验单进行的不完全统计,一些村民因外出务工或其他原因,短时间内无法联系统计。村民们一再说,车河镇实际铅中毒的儿童人数,甚至可能超过 200 。 为了预防或者隔离治疗,一些家长正在把孩子转到车河镇以外的小学。 村中工厂 在堂汉村,村民将孩子 “ 中铅 ” 的原因归结于坐落在村中的三个冶炼企业的废气排放:堂汉锌铟有限公司冶炼厂(下称 “ 堂汉锌铟 ” )、南星冶金化工有限公司冶炼厂(下称 “ 南星冶化 ” )、银星冶炼厂。 莫斯琦一家正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南九线公路偏东侧的大山脚下,沿着南九线公路往西北走不到一里路是南星冶化,在南九线对面的山坡上则是堂汉锌铟。 他的家,距离南星冶化的烟囱,直线距离大约只有一两百米,距离堂汉锌铟的烟囱则可能不超过 500 米。 莫斯琦曾经所在的堂汉小学,在堂汉锌铟的偏北方向,距离工厂的烟囱直线距离大约一两百米。冶炼厂在山上,小学校在山下,村民们说,学校就在工厂的烟雾笼罩之下。 总共有 17 个儿童的大坝屯,被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检验出铅中毒的至少有 8 人。 1 岁半的莫汉森,前后两次检验的结果分别为 219.9 微克 / 升、 240.0 微克 / 升,已经在 Ⅲ 级铅中毒的参考值范围内。她的姐姐莫池珍为 Ⅱ 级铅中毒。 堂汉村内的另一家冶炼企业银星冶炼厂,则位于大坝背后、偏东南方向山坡上,紧邻新村屯村民的住所。 新村屯的 17 个孩子,至少有 11 名儿童血铅中毒,包括刘思毅和她当时年仅 1 岁的龙凤胎弟妹刘尚春、刘佳欣。 在儿子被检验出铅中毒之后,付玲哭着给娘家的亲戚打电话求主意,一位曾经在疾控单位上班的亲戚对她说,孩子铅中毒,可能是当地空气污染。 而这正是村民们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担心的事情。 早在十年前,堂汉锌铟、南星冶化两家冶炼厂在堂汉村建成并试产时,村民们便发现 “ 禾苗像被开水烫过了一样 ” ,全部都变黄甚至死了。 2002 年,当时的河池地区行政公署环保局成立了调查组,查实南星冶化试产期间环保设施未建设完善,脱硫效率未达到环评书中的设计要求,导致堂汉村 24 个生产队大范围未移栽秧苗和板栗等果树被二氧化硫污染损害。 当时,南丹县环保局责令南星冶化赔偿 59166.78 元,这一金额没有被村民接受。 在停产一个多月后,还没有就赔偿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南星冶化得到河池地区环保局的同意,恢复了精炼车间的生产。 一周后,村民们至今记忆犹新的 “7·19 事件 ” 发生了 —— 一些村民为了反对开工,围住南星冶化、堂汉锌铟两家工厂。 王立飞曾经担任打昔屯队长,而且做了将近三年的镇人大代表,联系五六个生产队,而 “7·19” 正是发生在他作为代表履职的最后几个月时间里。 他对本报记者说,他家里依然还有四张出席镇人大相关会议的代表证。在冲突发生前,每一次参加镇人大会议,他和堂汉村的其他人大代表,都会提到冶炼厂的环境污染问题,但从来没有获得过正式的答复。 因为两家工厂的设备被破坏,卢秀醒等 17 名村民被判处了 1 年至 2 年 10 个月的有期徒刑,并且被判令共同赔偿 47 万余元的经济损失。王立飞被判了 2 年半。 两家冶炼厂对农田污染的赔偿,却并没有因为这一事件而提高。且在后来,堂汉村又增加了一家新的冶炼厂 —— 银星冶炼厂。 实际上,过去的十年时间里,这个村的人们一直担心一个问题:人的身体,是否也会像减产甚至绝收的禾苗、果树、蔬菜那样受到损害? 2011 年下半年,堂汉村至少 56 名孩子们被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检验出铅中毒,有时候,一家两三个孩子全部铅中毒。 人们觉得,原来的担心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了。 在车河村和坡前村,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人们也是在这样的担忧中度过。 从 2005 年左右开始,包括新南星冶金化工公司(下称 “ 新南星 ” )、南方有色冶炼公司(下称 “ 南方冶炼 ” )、吉朗铟业公司(下称 “ 吉朗铟业 ” )、堂汉锌铟 · 津泰基地(下称 “ 津泰公司 ” )、金山铟锗冶金化工公司(下称 “ 金山铟锗 ” ),均在车河村、坡前村的范围内建成投产,并且范围一步步扩大,成为占地数千亩的南丹县有色金属工业园区,与车河村新步屯、瓦厂屯、丰塘屯以及坡前村义山屯等,仅仅隔了一条 210 国道。 2011 年,车河村、坡前村同时被检验出至少 46 名孩子血铅超标时,人们认为, “ 罪魁祸首 ” 就是这些有色金属冶炼厂排放的废气。 被检出血铅超标的儿童,一部分接受了药物治疗,大部分儿童每个月都去医院免费领取 30 瓶牛奶和 30 个鸡蛋,作为营养干预。 为了配合隔离治疗,南丹县政府答应帮助孩子们转到城关镇上学,政府将为他们承担超过一半的幼儿保育费、小学生活费和全部交通费用。 “ 叠加因素 ” 官方最终给出儿童 “ 血铅异常 ” 的原因是: “ 叠加因素 ” 。 比如:处于成矿带上的村庄土壤本身含铅, 210 国道上超过设计流量的汽车尾气排放,矿物运输等产生的扬尘,村民偷采尾矿并囤积在房前屋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跑冒滴漏。 把居住在成矿带上作为孩子们血铅超标的重要因素,车河村灰另屯村民廖金莲不同意。 “ 重金属埋藏在地下,至少在地下几百米甚至几千米,不对它开采、堆放、运输或者加工的话,是不会对人体产生影响的。 ” 村民们也不同意汽车尾气排放是主因。同样是 210 国道边,靠近南丹(县城)和金城江的两端,为什么孩子们没有血铅超标? “ 那边的车流量应该更大一些。 ” 村民们尤其反对的是,官方一再称村民打野矿和在屋前屋后堆放尾矿尾砂。 他们说,政府对他们的指责毫无依据。村民个人打野矿,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如今,一些废井都已经挖得很深,私人根本不敢下去采。在 2001 年南丹县 “7·17” 矿难发生后,这一现象也已经被严令禁止。从矿区到车河村之间,早已设立了检查站,矿石根本无法 “ 偷运 ” 到村中,堂汉村、坡前村更不用 提。个人堆放尾矿也并不存在。 人们反而质疑,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冶炼厂的烟囱与居民区直线距离应该不少于 1 公里,为什么在车河村、堂汉村和坡前村,冶炼厂的烟囱与农民的住所和小学之间的直线距离,甚至不到 200 米? 南丹县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缪芝龙对本报记者说,村民援引的政策是 2007 年出台的,车河镇的这几个冶炼厂,在 2007 年以前都已经开工建设甚至投产了。 “ 都通过了自治区环保厅的环评,手续没有一点问题。 ” 南丹县经贸局局长黄朝勇补充说,某种程度上,在车河镇,并不是工厂向居民区聚集,而是在工厂建成以后,解决了交通问题和就业问题,一些村民为了生活便利或者做生意,自然而然地向厂区迁移。 在 2011 年检出血铅超标的儿童中,确实至少有 5 名非车河村新步屯本队的儿童,包括 Ⅲ 级铅中毒的莫盈夏,以及 Ⅱ 级铅中毒的罗家球,他们随着做生意的父母亲居住在新步屯。另有两名 2 儿童跟随父母迁居到车河村看牛场,此次也被检验出血铅超标。 但是,新步屯的韦永全说,实际上新步、瓦厂等生产队在 2001 年已经基本定型,并没有往冶炼厂周边加建楼房的趋势。 尽管这些冶炼厂大部分都在 2007 年前已经开始建设,但一些工厂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没有停止扩建。以南方冶炼厂为例,开始建厂时,生产车间距离韦永全的楼房有 2 公里远;到 2007 年左右建设的综合车间,距离韦永全的家只有 500 米了;而目前还在建设的沸腾车间五工段,与韦永全的家几乎只有一路之隔。 实际上,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实施部分村庄搬迁的计划。缪芝龙说,以堂汉村为例,搬迁二三百户居民,仅安置费用则可能需要 3 个亿,还要考虑村民后续的生存与发展。 但如果是搬工厂,缪芝龙说,地方政府也要承担巨大的赔偿风险, “ 因为过去这些工厂开办的时候,并没有违反政策。 ” 环境记录 是否有具体的企业或政府官员为儿童 “ 血铅异常 ” 事件承担责任? 南丹县环保局副局长陆红并没有直接给出回答。 “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 南丹县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缪芝龙对记者说, “ 这个问题太复杂、太综合、太系统。这个事情不是说马上就能分出个子丑寅卯来的。有具体的情况,有我们的国情,有区情,有县情,这个情况又纠缠着过去的问题,综合的因素都掺杂在一起。你怎么能马上分得清楚? ” 当陆红间接提到, “ 十二五 ” 期间,南丹县环保工作的重点是土壤调查,并且说到 “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土壤里面植物(重金属)超标比较严重 ” 时,缪芝 龙打断了他的讲话,提醒记者注意对这一情况的理解角度 —— 总的来说,既要给老百姓生存空间,也要给有色产业和企业生存和发展空间。 尽管承认可能导致儿童血铅异常的因素包括企业的无组织排放,但缪芝龙解释,这只是生产过程中的 “ 跑冒滴漏 ” ,而不是偷排偷放。 “ 你要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废气,用袋子把它搜集起来,这个是目前环境技术工艺做不到的。 ” 他和陆红都表示,工业园区的这些企业,都达到了排放标准,但是不可能完全不发生环境事故。 尽管说是如此,实际上陆红所在的环保局并不是没有向工业园区的企业开具过整改通知单。在当地环保部门甚至国家环保部,以上位于堂汉、车河、坡前三个村庄中的冶炼企业,几乎均有过环境方面的违法违规记录。 南方冶炼厂, 2010 年曾因为 “ 污水收集系统不完善,部分含砷生产原料及废渣露天堆放,无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 ” ,作为重金属排放企业环境违法案,被环保部挂牌督办; 2009 年因为 “ 涉砷企业存在偷排现象 ” ,被河池市下发停止排污通知书。 银星冶炼厂、吉朗铟业、津泰公司, 2010 年均因 “ 渣场或料场建设不规范,三防措施不到位,致使一些物料废渣被雨水冲刷;厂区排污管线不清,对初期雨水不能有效收集 ” 等原因,被南丹县要求限期整改。 金山铟锗,则在河池市 2008 年公布的二氧化硫超标企业名单之列,原因是 “ 无脱硫设施或脱硫设施故障或脱硫设施老化 ” 。 南星冶化也曾因为 “ 砷、二氧化硫超标 ” , 2007 年被河池市挂牌督办。 几位在南方冶炼厂不同生产车间的工人对本报记者说,由于采用的是火法冶炼(又称 “ 干法冶炼 —— 记者注),这个企业的粉尘较多,而废气排放主要产生在沸腾车间和综合车间。 尤其是综合车间,工人张力(化名)说,经这个车间回收利用后,废渣基本上被冶炼厂认为没有再利用的价值,从烟囱中大量排放出去。 “ 不下雨就飞到很远,下雨就落到附近。 ” “ 上面来检查时,我们经常提前一个星期就知道了。 ” 张力说,厂里会通知他们冲洗地板、清洁水沟,并且 “ 做好保温生产准备 ” ,也就是减少生产负荷,以减少废气排放量。 比如,沸腾炉平时每天要投入 16-17 吨原矿,检查时仅投入 8-10 吨,另一名工人陈佳(化名)介绍说, “ 平时传输带每两个小时要传输一次原矿,而检查时,传输带基本要三四个小时传一次。 ” 只要保证炉子不熄火就行。 张力说,综合车间脱硫塔,也基本只在检查时使用。 而金山铟锗公司工人刘玉(化名)则告诉本报记者,根据这个工厂的生产量,为了脱硫,某种碱性材料应该需要两个小时用一包,没有上级检查时,他们一天也就放一包。 加上工厂烟囱材料主要是铁,防腐性相对较差,另一位工人陈德(化名)说,烟囱已经有不少漏洞,废气渗漏厉害。 实际上,位于这三个村庄中的,还有几个采选矿企业和尾矿库。 车河选矿厂,从属于柳州华锡集团,而今因为有色金属产业重组而属于广西有色金属集团,它在车河村灰另屯的尾矿库,设计库容接近 3300 万立方米,处 于山体环绕之中,北抵 210 国道,南面大坝之下,便是车河镇的集镇中心。广西省安监、发改等部门的官方文件中描述,这个尾矿库 “ 下游刁江河东边有 800 多 名居民、设施 ” 。 不过,缪芝龙说,尾矿库可能带来的辐射等影响,尚未超过相关标准。 而由于废水主要是对刁江下游产生影响,居住在源头的堂汉村、车河村的人们,也并没有指责采选矿企业的废水污染。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地址: http://www.eeo.com.cn/2012/0225/221443.shtml   有色之乡三本 “ 账 ”       ——广西逾百幼童铅中毒调查之二   导语:以有色金属为支柱产业的广西河池南丹,一个家、一个村和一个县,对这个产业产生的成本和效益,有着截然不同的算法。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欧阳艳琴   广西河池南丹, “ 中国有色之乡 ” 、 “ 中国锡都 ” ,全国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域、被污染的刁江源头。 一个家、一个村和一个县,对这个产业产生的成本和效益,有着截然不同的算法。 一个家 59 岁的韦小强,原来共承包了 302 亩山地,其中 200 亩栽种上杉木,每亩平均 200 株, 2002 年,为了给三个儿子娶媳妇,韦小强将长了十多年的杉木全部卖出,收入十多万元。 2008 年,韦小强花了 5 万元买下树苗,在 300 亩的山坡上再次种满了杉树。按照市场行情,杉树的价格已经较 6 年前涨了两三倍,同样 15 年左右树龄的杉树,由平均 10 块钱一棵,涨到了至少 20 多块钱一棵。 然而这一次,杉树没有再像韦小强想的那样 “ 长得快,长得好 ” ,反而 “ 长不起来 ” ,长了三四年,树苗最高的也才有六十公分左右。如果护理得当,正常情况下,杉木两年长一米。 韦小强是南丹县车河镇坡前村义山屯人,除了杉树不长个儿,他 2007 年在屋后栽种的 3 亩多柑橘,也已经大部分枯死,剩下的, “ 一点点不挂果 ” 。 原来,韦小强还有 8 亩水田。和村里其他农户一样, 2008 年以前,他全部种了水稻,一年可以收 8000 斤稻谷。收获的稻谷韦小强留一部分自己吃,剩下的用来养鸡养鸭,还可以养两三头猪。 2008 年,韦小强养了 100 多只鸡及二三十只鸭子。除了供应自己吃,大部分鸡被拿到市场上卖。每只鸡平均净赚 10 块钱,也就是说,他一年能够赚个一千多块钱。 但是, 2009 年,包括韦小强在内的不少义山屯村民发现,他们的禾苗栽种下去之后发生大面积枯死现象, “80% 的禾苗都发乌。 ” 义山屯与金山铟锗冶化公司之间仅隔了一条 210 国道。 尽管后来韦小强和其他村民补种了秧苗,但那年的稻谷产量比往年减产将近一半。 2010 年,水稻的产量也没有达到往年的水平,每亩只有 “ 六七百斤 ” 。 2011 年,韦小强的 8 亩农田只种了 1 亩水稻和 2 亩玉米, “ 够我们两个老的吃就行了。 ” 剩下的一亩出租,其他 4 亩撂荒。 韦小强也没有再养鸡鸭。 他家屋后的 3 亩柑橘,也因为不结果被砍掉了。 而在 2011 年 7 月,他的孙子韦呈和韦福,以及侄孙韦懿郎,全部在河池市疾控中心检验出血铅超标, 8 月份,孙女韦宇彤又在柳州市妇幼保健院检验出血铅超标。其中,韦懿郎还不到一岁半。 每个月,这些孩子们可以到车河镇中心医院每人领取 30 瓶牛奶和 30 个鸡蛋,作为血铅异常的营养干预。 一个村 在车河镇车河村、坡前村、堂汉村,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村民,他们看到的,是韦小强这样的事例不断被重复。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们一致表示,这个产业让他们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收益。 车河村,由于界内正好有以锌矿等有色金属矿为主的拉么矿、五一矿等,在 2001 年南丹县 “7·17” 重大矿难事故之前,除了国营的车河选矿厂这样的大型企业,这个村里曾经有二三十个小型选矿厂和冶炼厂。 村干部为记者介绍, 1995 年,作为车河镇的中心村,靠近拉么矿的车河村的个体商户达到最多的数量,总共有八九十个铺面,本村村民经营的占二三成。 一些村民自己种植的稻谷或者蔬菜,常常销往矿区或者工厂。在五一矿区,人们还记得,由于采矿队和矿工很多,当时形成了一个集贸市场。 “ 一天能卖出去两三头猪。 ” 堂汉村的王立飞这么说。 车河村新步屯的韦永全记得,当时一些本地的货车司机,经常会给矿上或者工厂运石料。 当时的年轻劳动力,不少都有随着包工头组队下井采矿的经历,基本都是临时工。 但 2001 年 “7·17” 事件之后,这些情况都发生了变化,非法采矿点被取缔,小型选矿厂和冶炼厂被关停。车河村的个体商户,减少到原来的 2/3 ,五一矿的集贸市场也不复存在,仅有一两家铺面在营业。 2001 年后另外一个变化是,在堂汉村、车河村和坡前村,出现了 8 个规模以上的冶炼企业。 车河村的村干部这样计算有色金属产业在当地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收益和代价: 收益(就业安置): 约 160 人在工业园内的冶炼厂上班,包括冶炼工人及勤杂工等,月工资收入约在 1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 约 130 人在车河选矿厂做勤杂工等,月收入 600 元至 1800 元不等,收入最高的为建筑工人,基本是临时工。 约 30 位货运司机偶尔给选矿厂或冶炼厂运矿。 这些人数约占到全村劳动力 40% ,工资收入水平基本相当于外出广东等地务工的水平。 代价(因环境污染农作物或经济作物损失): 水稻:约 400 多亩稻田受影响,减产 70% ,按原亩产量 800 斤、单价 1.3 元 / 斤计算,损失约 29.12 万余元。 玉米:约 1500 亩旱地受影响,减产 70% ,按原亩产量约 700 斤、单价 1.3 元 / 斤计算,损失约 95.55 万元。 柑橘:约 1000 亩柑橘园受影响,减产 70% ,按原亩产 4000 斤、单价 1 元 / 斤计算,损失约 280 万元。 板栗:约 1500 亩板栗绝收,按原亩产 1000 多斤、单价 2.5 元 / 斤计算,损失约 375 万元。 桃梨:约 500 亩桃梨绝收,按原亩产 3000 斤、单价 1 元 / 斤计算,损失约 150 万元。 杉树(或松树): 7000 多亩用材林几乎停止生长,按杉木或松树正常的生长周期, 15 年树龄成树约为直径 10 厘米,每亩种植 200 棵左右,单价 25 元 / 棵,每亩年收入约合 333 元,在污染影响下,估计效益受损 50% , 7000 亩用材林的损失约为 116.55 万元。 而蔬菜的损失难以计算。 在堂汉村,现任村委会主任李再梅说,她种的豆角,往往要种三遍才可能存活, “ 只要一下雨,菜就全死了 ” 。她说,天上下下来的,就是酸雨。 堂汉村纳门屯现任队长王立宝也说,在村里有冶炼厂之前,他们家的二三十棵板栗树,以 1 块多钱一斤的价格,每年也能卖个 1000 多块钱,如今几乎绝收。这个屯的所有板栗树,去年基本上全部被砍掉了。 砍板栗树的,也包括家住拉高屯的李再梅等人,她家的 100 来棵板栗树也只长刺球不结果实,干脆砍掉了。她说,早在 10 年前,全村板栗的年产量甚至超过 10 万斤。 10 年前,堂汉村六桥屯,是政府扶植的 “ 万元田 ” 示范点,也就是说,依靠搞大棚菜,实现每亩收入 1 万元。在粮食高产竞赛中,农民水稻田的亩产量能达到 1200 斤。 老支书潘锋家里有几十亩的柑橘园。这样规模的柑橘园原来在堂汉村有 6 个。过去几年里,堂汉村的 3 个柑橘园干脆砍掉了柑橘树,全村只留下了 100 亩地 还种有柑橘,潘锋说,亩产量也由原来的 1.5 万斤,减少到 3000 斤左右。 “ 有一部分柑橘卖不出去,这个问题大喽。 ” 潘锋说,只要说是堂汉产的柑橘就没人 要,一周姓老板的柑橘园里,至今还挂着 1 万斤没人要的柑橘。 就是付玲养的 200 只鸡,在传出大量儿童血铅超标之后,也卖不出去了。 堂汉村打昔屯队长王立飞承认堂汉锌铟给过村里一些福利,比如送了 15 吨水泥帮助村里修公路,年终会给村干部和队长们 2000 块钱的红包,逢年过节可能给村民送些礼物,或者偶尔赞助村干部和队长们出去旅游 …… 2008 年,车河村污染最为严重的三个生产队获得赔偿。车河村新步屯获赔偿金 18000 元,瓦厂屯 15000 元,丰塘屯 3000 元。 2010 年,环保部督办南丹县重金属排放企业环境违法案件,车河村七个生产队获得赔偿。这次,赔偿金直接补给村民个人,赔偿标准分成五个档次:柑橘等水果 450 元 / 亩、水田 300 元 / 亩、板栗 200 元 / 亩、菜地 200 元 / 亩及玉米 150 元 / 亩。 在堂汉村,部分村民获得了赔偿,比如,板栗的赔偿是每棵 2.5~4.5 元。 一个县 “ (全县有色产业)工厂停产一个月,全县财政损失 8000 万。 ” 南丹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县经贸局前局长缪芝龙,这样对本报记者讲。缪芝龙管辖的工业园区,就位于车河镇车河村和坡前村。 实际上,南丹县 2012 年第一个月,财政收入总共也就只有 1.06 亿。 2011 年,南丹全县财政收入为 10.02 亿,河池全市财政收入 50.7 亿。 作为河池市首个财政收入过 10 亿的县,南丹还得到了河池市委、市政府的贺信。作为县长,廖国璋说,财政收入增长的首要原因,是大企业大项目的投产。 当地的本土龙头企业主要包括南方冶炼、堂汉锌铟、吉朗铟业、金山铟锗等,而这些企业,在整个河池市范围内,也可以算是工业龙头。 2006 年,缪芝龙出任南丹县经贸局局长时,全县工业总产值是 32 亿,到 2011 年他离任时,这一数据已经翻了 4 番。 如果企业像现在这样,继续停产两三个月,缪芝龙说,县政府就要到自治区财政厅借钱发工资了;如果这些冶炼厂永远关停, “ 南丹真的要返贫。 ” 尽管环保局副局长陆红承认南丹走了一条 “ 先污染后治理 ” 的道路,但同时接受采访的缪芝龙一再希望记者 “ 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 。 缪芝龙说,作为经济支柱,有色金属产业对南丹县的贡献是巨大的: 对工业总产值贡献率达到 75% (据南丹县政府工作报告,南丹县工业园区五年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153 亿元, 2010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 112.21 亿元); 高峰时,最多安置 8 万产业工人,如今,直接安置 3 万人就业,间接解决 1 万人就业,有色产业企业的货运 20% 依赖于当地汽运司机,有色产业对当地就业的贡献率达到 50% ; 提供税收(据公开数据, 2010 年,南丹县涉矿地税收入 1.33 亿元, “ 十一五 ” 期间,有色金属对南丹县地税总的贡献率为 60.36% ,接近 7 亿 元; 2011 年,南丹全县地税收入为 4 亿元,有色金属产业贡献率依旧占 “ 半壁江山 ” ; 2010 年,有色金属产业国税贡献率为 79.58% ,共 3.08 亿 元)。 反哺农业。 1990 年,缪芝龙曾经在南丹县北部里湖瑶族自治乡做了一个专题调研,调研结果令他现在记忆犹新:一个四口之家,全年收入仅 210 元。收入来源包括:采了一些中草药、捉了一条蛇、种了一些火麻(芝麻的一种 —— 记者注),其他为零;而支出项目包括:每个月 1 包盐, 3 双解放鞋,用 60 元买一头小猪,一年买两次猪肉。 缪芝龙说,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南丹是一个国家级 “ 特困县 ” 。 在当年缪芝龙得出 “ 不适宜人类居住 ” 结论的白裤瑶族聚居区,如今却已经通路通车,修建新居,甚至发展起了旅游业和特色农业。 缪芝龙认为这一切都与有色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 政府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靠南部企业的支持。 ” 缪芝龙说,有色金属产业对当地农村的福利事业也给予了支持。 陆红做了 20 多年的环保官员,曾经是广西第一个乡镇环保站南丹县大厂镇环保站站长,他记得在 1988 年之前,南丹县还没有设立环保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办一个工厂,只需要他一个人签字就可以。 “ 当时不管是国营厂,还是民营厂,污染都很多。 ” 陆红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南丹县发源的珠江支流刁江,成为了一条 “ 黑龙江 ” 。 1998 年以前,由于上游污染,刁江下游被毁农田达上千亩之多,南丹、金城江、都安三县区 10 多个乡镇约 50 多万人受到影响。 据《广西日报》报道,早在 2008 年以前,南丹县刁江源头综合治理投入资金 3.9761 亿元,其中企业投入 3.8260 亿元,县财政投入治理资金 1501 万元。 报道还曾提到,根据《广西刁江南丹段金属污染治理与环境修复工程项目建议书》投资概算,仅南丹段的修复和治理就需要 6.4 亿元资金,而整个刁江的治理和恢复,可能需要 15 亿 ~20 亿元资金。 陆红介绍, 1995 年至 2011 年,南丹县财政用于矿山治理、尾矿库整治等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经费,将近 1 亿元。 作为环保部圈定的国家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域, 2010 年,南丹县获得中央财政 1.05 亿元,以及自治区配套的 916 万元,共计 1.14 亿元,实施 刁江流域南丹段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与修复工程项目; 2011 年度,南丹再次获得中央及自治区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5913 万元。两次共计获得财政补贴 1.7313 亿元。 陆红说,根据南丹县 “ 十二五 ” 规划, 2011 至 2015 年间,全县将投入 55 个亿,实施 100 个环境治理项目,重点包括受污染土壤调查及课题研究、能力建设(如在线监测站的建立)、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 55 亿资金将包括财政和企业各方面的投入,其中,财政要为民营企业环境保护和治理经费埋单 30% 、为国营企业环境保护和治理经费埋单 70%~80% 。 不过,缪芝龙认为 “55 亿 ” 仅仅是一个预算,实际最终并不一定需要投入这么多资金。 还有一个数据是,陆红说,过去几年里,县环保局因为排放污染而向各大矿企或冶炼企业开具的罚单,每年总额大约为 200 万,远低于大小企业林立时的 1000 万。 缪芝龙表示 “ 不要提 ” 环境污染带来的成本和代价, “ 你把它提出来,其实是很难受的东西。 ”“ 为什么以前先污染后发展?这个东西很难讲清楚。太复杂了。 ” 缪芝龙说,毕竟有历史遗留东西掺杂在里面, “ 追到之前讲不清 ” 。 “ 你现在要谁来解决这个难题,不公平的。 ” 他说,要考虑到全县还有十几万没有脱贫的老百姓。实际上,很多工业园区周边的村民,是靠在园区的工厂上班回家盖了房, “ 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来骂娘 ” 。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地址: http://www.eeo.com.cn/2012/0225/221350.shtml   龙江水危机 ——广西逾百幼童铅中毒调查之三   导语:政府公布龙江镉污染原因称,金河矿冶公司和鸿泉立德粉材料厂两家企业通过岩溶落水洞或利用溶洞排放含镉废水。实际上,通过溶洞向地下河排放污水,在河池市早已不是秘密。 经济观察报 记者欧阳艳琴 2012 年春节期间,在河池发源并主要流经该市的珠江支流龙江,爆发据称广西历史上最严重的镉污染事故。 20 吨的镉排放到龙江河,导致 133 万尾鱼苗、 4 万公斤成鱼死亡,受灾范围绵延 100 多公里,原从龙江河取用自来水的柳州市一度告急。 实际上,如果不是已经出现了鱼类死亡,行船在龙江河黛绿的水面上,根本无法知道,这一条河流的干支流已经经受过若干次的重金属污染。就连地下河,也一再以自来水发黑甚至中毒向人们发出警告。 政府公布龙江镉污染原因称,金河矿冶公司和鸿泉立德粉材料厂两家企业通过岩溶落水洞或利用溶洞排放含镉废水。 实际上,通过溶洞向地下河排放污水,在河池市早已不是秘密。 大金城水泥厂工会干事廖梓红对本报记者说,许多选矿厂和冶炼厂都会选择在河流或者暗河附近建厂。 廖梓红指着大金城水泥厂码头对岸的南方有色公司说,他曾经看到厂内选矿厂摇床 20 米外有一个洞,污水就经由那个洞流下去。而他也亲眼看到了 2008 年左右附近的龙江河段两个溶洞翻滚出带有矿砂的黑水,鱼群大量死亡。 在这一河段的另一侧,离大金城水泥厂不远处是金城江冶炼厂。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一家冶炼厂原有两个排污渠道。一个经由一条水渠排向厂后位于农田中的一个容量估计不超过 200 立方米的水池,然后不见了;另一个是在厂子围墙外有一道缝隙,被墙围起来,地上储水容量可能只有二三十立方米。 村民说,这两股废水,均可能排向了地下河。 据公开信息,河池化工集团在 2009 年和 2010 年两度造成龙江污染,其中一次系因粉煤灰和冲灰水排到溶洞,又从龙江河道中涌出来,导致死鱼事件。 从拉浪水库溯流而上,当地的渔民向本报记者指认,在三江口至百旺村的河段,至少有 4 个连通河流的溶洞。而这里,正是工厂集中分布区,规划在建的河池市城区工业园,正好就在两个溶洞之上。 地下河受到污染,继而危及了河池市境内的地下水。 在金城江区东江镇, 12 年间曾经出现两次水污染事故: 1999 年城东水厂自来水污染致 3000 余人砷中毒; 2011 年东江社区 8 个生产队的自来水变黑。当地受影响群众告诉本报记者,原因均可能与地下河污染有关。 曾经发生自来水污染的,还有自龙江支流中州河取水的宜州市怀远镇。 龙江河的另一条支流大环江, 2001 年曾遭遇重金属污染。据公开报道,多个选矿厂的废水尾砂冲入大环江,致农田无法耕种,十年未恢复。 当地一位韦姓居民说,目前河池境内最干净的河流可能是下梘江。但他仅知道下梘江的西支流主要流经高山区,而不知道东支流上游分布有大量矿山及选矿厂、尾矿库。 此次龙江镉污染事故的嫌疑企业之一金河矿冶公司,以及 2008 年金城江加辽社区砷中毒的责任主体华锡集团金海冶化公司, 2010 年在广西省有色金属重组的过程中,成为广西有色集团公司成员,挂上了广西自治区国资背景。 2011 年,河池市财政局局长黄祖桥在市人大代表会上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时还提到, 2010 年,没有金河矿冶有限公司上缴的国有资产经营收益,是全市财政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9 年,金河矿冶上缴的这一收益为 6800 万元。 在河池市政府工作报告里,金河公司常常都会作为支持发展企业,而被市长提到。 而金河公司被市政府部门公开点名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环境问题。 2009 年,河池市曾向 “ 涉砷企业 ” 金河矿业下达整改通知; 2007 年,金河公司冶化厂因 “ 生产废水不能稳定达标 ” 而被河池市挂牌督办; 2005 年,金河矿业,则曾经被河池市通报 “ 废水中镉超标排放 ” 。 过去的三年半时间里,河池市 4 任环保局长,有 3 位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环境污染事故的影响。 开这个头的是韦昌泽。 2008 年,这位环保局长因为 400 多村民砷中毒被免职。 吴海悫,去年 11 月份才从河池市环保局副局长升任局长,三个月后的龙江镉污染事故中即被撤去职务。 除了吴海悫,龙江镉污染事故中,韦永福作为辖区行政 “ 一把手 ”—— 金城江区区长,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而这位区长,恰是吴海悫的前任环保局长, 2009 年 4 月 24 日至 2011 年 11 月间在任,任前是环保局副局长。 三年半中,唯一幸免的是莫振祖, 2008 年 10 月 13 日,砷中毒事件出现之后,作为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的莫振祖,出任市环保局局长,但仅任职到次年 2 月,便走马上任金城江区书记,如今正在南丹担任县委书记。 2008 年被免职的韦昌泽,如今担任河池市扶贫办党组书记。 而当时另一被免职的官员,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甘虹原,在 2011 年 11 月后,被任命为河池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实习生王晓朦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地址: http://www.eeo.com.cn/2012/0225/221439.shtml            

王克勤 | [转载]渴望

原文地址: 渴望 作者: 尘肺居士 渴望 [阅: @史玉柱 : AUV!粉丝数涨得真快,快500万了, 没有僵尸粉吧? 按粉丝到100万当时的约定,我将捐给每个粉丝一元, 再将这500万元集中做慈善。 做点啥呢?粉丝们请留言提建议,两天后汇总大家建议,再粉丝投票敲定。] (有感而发) 很久以前, 就熟知史总的威名: 你的执著与毅力, 让巨人腾飞, 你谱写了人间慈善与爱心的文明; 今天, 你信守承诺, 将五百万捐赠; 请看: 我们伤痕累累的尘肺兄弟: ——农民, 我们已被大地覆盖, 我们已被荒山掩埋, 我们已被粉尘糟蹋, 我们已被尘肺夺命, 大家看到的, 是千百万破碎的家庭, 一群哭泣的亲人, 他们悲伤的表情, 能使大地动容, 能使苍天垂泪, 他们无助的目光, 多么可怜! 他们流露出, 无边的恐惧, 他们渴望亲人, 能够自由的呼吸, 他们撕心裂肺地呐喊, 欲哭无泪, 到处都是、 尘肺肆虐、 怨声阵阵; 那是, 痛苦的挣扎, 无奈的哀鸣; 他们伸出无助的双手, 一路哭嚎, 渴望, 不同民族的人们聚在一起, 为他们奔走呼号, 让大家共同点起心中的烛火, 共同祈求, 拯救六百万, 农民尘肺兄弟, 我们在等待, 史总的大爱, 我们更相信, 我们可以延命; 因这世上还有巨人, 请捐给大爱清尘吧, 他是我们的救星, 这是我们最真挚的愿望! 渴望在你的帮助下, 农民尘肺能够重生! 黄金软件巨人开,安徽怀远第一才; 巨人集团福布斯,慈善爱心显胸怀! 尘肺居士:阳和平敬上 2012年2月18日深夜  

王克勤 | [转载]迟到的祭文

原文地址: 迟到的祭文 作者: 尘肺居士 迟到的祭文 [看: 视频:实拍尘肺病男子被憋死 女儿手握呼吸机给父亲供氧 ] http://t.cn/zOLtWus    有感而发        一次又一次看见我亲临现场的视频,我情不自禁地黯然神伤,悲痛万分,一幕幕撕心裂肺,呼天抢地的画面,历历在目,与他们相识在 力奇珠宝厂(1997年以前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白泥坑乡,1997年搬至惠州,更名为惠州惠城力奇宝石厂,该厂为了逃避责任,于2004年搬离惠州,搬至现在的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力奇国际集团工业园,更名为,力奇国际集团——广东石头王珠宝有限公司)的情景一幕幕闪过我的脑际,我是该为逝去的尘肺兄弟写点悼念的文字了,以慰籍他们的在天之灵: 今天,春意正浓,可我还窝在被窝里,在这万物萌芽的季节,眼里随时都会闪动着泪花,兄弟们走得匆忙,兄弟们:你们在那遥远的天堂里还好吗? 兄弟:你们走了,你们就这样走了,你们走得那么匆匆,没能让你们的亲人多看上一眼,我知道你们心里什么都放不下,你们毕竟还没有到该走的年龄啊!你们就这样撒手人寰,使亲人痛彻心扉,白发人送黑发人...... 兄弟慢走,听我祭文详说,往事如烟 ,不堪回首,剩下的尘肺兄弟已经枯竭,我在痛苦中挣扎 ,亲人在伤感中生活;没有选择的生命 ,阴曹地府更好过;现在的太阳已经没了颜色 ,大地一片阴霾......   兄弟们啊:我们竭劳碌之躯,为力奇作牛,为珠宝作马,耕耘不辍,不避艰辛,风雨无阻,历经辛酸,尝遍人间疾苦,苍天无情,降其灾难,积劳而成疾,恶疾使然,终生之劳碌,尘埃侵,肺受损;兄弟殇于力奇,白骨秀成珠宝;长江为之长悼,黄河为之断肠;一生吸尽尘埃,全家毁于盛华;亲人以至痛泣,骨肉存之忧伤;然天眼遮蔽,使勤者古去,空留生者之悲切...... 故倡议:尘肺兄弟,在阴间集结,寻王盛华之家庭,找王盛华之躯体,夺他三魂七魄,让他祖宗十八代下地狱,还我力奇尘肺病人之公道,给我力奇尘肺病人之公理!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力奇断送了我们的一生,力奇毁了我们的家庭,力奇使你们永远离我而去,我知道,你们有千份不舍,万份不依,你们不舍白发苍苍的父母,你们不舍爱你的娇妻,你们不舍幼小的子女,有谁能够理解我们尘肺病人离去时的那份无奈与憋屈,为了纪念我的尘肺兄弟,我天天在网上浏览与尘肺有关的信息,期望能寻觅到你们逝去的影子,安息吧!我的尘肺兄弟! 2012年02月18日泣祭  

王克勤 | 重庆病人——王立军

   重庆病人                                                                    本报记者   刘志明   陈勇张晓晖     以“打黑”闻名的重庆市副市长、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再次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 据新华网,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 9 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 2 月 6 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 1 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而在此前,一系列有关王立军的消息已引起外界极大关注。 2 月 2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领域工作。”王立军的分管领域由过去的公安、国安、司法、政府维稳、政府应急管理等,转到教育、科技(知识产权)、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体育、民防、园林、参事、文史、修志等工作上。这也是自 1984 年从警以来,王立军首次脱警。 在分工调整之后, 2 月 5 日,王立军还曾到重庆市教委、重庆师范大学调研,了解重庆市教育工作情况。 2 月 8 日上午,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彪子”王立军   “我不接受采访。” 2 月 9 日上午,曾以王立军为原型创作过一部电视剧的编剧周力军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现在很敏感。” 1996 年冬,周力军受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委托,前往辽宁铁岭采访王立军,在那里度过了十几天时间,后来又数次回访。那时候,王立军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民警、中共“十四大”代表,是铁岭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打黑”英雄,“警民同心万里行”英雄事迹报告团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出发仪式,举着拳头领誓的就是王立军,“万千瞩目于一身,前程不可限量。” “我的人生与王立军有过交集,直到现在仍然把我所了解的那个他当作朋友。”在 2 月 8 日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周力军写道。 周力军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王立军时的感觉,“当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屋子变小了,一方面因为他身材高大,另一方面因为他气场很强。”见面当晚,周力军就坐上了“他那辆闻名的三菱吉普”,随王立军一起行动。根据周力军的描述,王立军爱车、爱枪,他的那辆吉普车经过改装,车顶前后都装上一排大灯,“在寒冷漆黑的夜里,人们远远就可以知道‘王局长来啦!’” 那天的行动是到铁岭辖下的铁法市(现调兵山市)“打黄”。周力军回忆,王立军亲自驾车,车速飞快,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必须牢牢抓住把手才不致倾翻,过铁路时也不减速,车辆腾空而起,王立军的兄弟们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进入市区,汽车在一家小发廊门前停下,两男两女正在里面闲聊,“王立军冲进去,二话不说,使出一个擒拿招式将一个染着黄发的小青年掀翻在地,命令其他干警进入后屋搜查。” 结果,那却是一家“比较正规”的发廊。周力军回忆:“大概因为是当着我的面吧,王立军不愿就这样收场走人,而是下令把人带走,其理由是染黄毛的不是什么好人。据说,当晚一共抓了数十人,据说其中确有卖淫嫖娼者,但我没有见到。” 这次行动给周力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感到王立军确实像我来之前听到的那样‘有点彪’,有点小题大做。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从那时起就是一个争议不断的人物。这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的确有人不喜欢他,”周力军说,“这主要来自于他那股子‘彪’劲儿。”在东北当警察期间,他还获得了一个外号 : “王彪子”。   铁岭往事   辽宁省铁岭市是王立军的“发迹”之地。 自 1982 年开始在铁法市商业局做职员,到 2003 年在铁岭市公安局长任上离开,王立军在铁岭呆了 22 年,并开始以“打黑”知名。至今王立军的弟弟王立辉还生活在铁岭, 2 月 9 日下午,本报记者联系到王立辉,但他以“不在本地”为由拒绝了采访。 周力军这样描述铁岭时期的“打黑副局长”王立军: “一方面他对兄弟们说的是‘你跟我上!’而决不会说‘你们给我上!’另一方面又特别钟情于‘戏剧化’的情节,对付几个走私犯也会兴师动众,也会身穿黑风衣跳到汽车上先冲着天空发射一梭子弹;一方面他对媒体非常低调,另一方面也会对我没有用他的真名创作剧本和小说感到失望,为不能自己演自己而失落;一方面打黑除恶毫不手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黑帮人物的陷落让人感觉证据牵强;一方面,他会在死刑犯临刑前夜单独探望,另一方面,也会让那些他痛恨的死刑犯‘留到最后一个走’。”                                                                 (此照片来自点子正。鸣谢!) 王立军生于 1959 年,内蒙古阿尔山人,蒙古族。早年曾参军,后到铁法市商业局做职员,一年后得到机会成为警察,先后担任铁法市公安局晓南镇派出所所长、大明派出所所长、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 1993 年以后历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2003 年离开铁岭,调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王立军在警界崭露头角是在任铁法市晓南镇派出所所长期间。已于 2002 年更名为“调兵山市”的铁法市是个县级市,在铁岭市区西北方向约 35 公里处,晓南镇是其最南端的一个镇,境内有座晓南煤矿。 2 月 9 日,晓南煤矿 73 岁的徐师傅告诉本报记者,他们这些老工人都认识当年在这里做过所长的王立军。 1978 年,徐师傅与 3000 多名工人一起从辽宁抚顺胜利煤矿转移到晓南来, 1980 年煤矿开始开采,不久,王立军也调到了晓南来。 “我们对他印象很深,他就是从这里开始发迹,开始红起来的。”徐师傅说,“那时候他很年轻,身体很棒。我要去派出所落户,户籍警让我找所长签字,王立军看了一眼,立马就签了,字写得非常漂亮。” 根据徐师傅的介绍,在王立军调来之前,“市场才开放,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甚至把人扎一刀,把人打死,在晓南矿都是常事,”自从王立军做了所长,这些事情就都没有了,“就震住了。”晓南镇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也对本报记者说:“最早这个矿区很乱,王立军过来就给治理好了。” 目前晓南镇派出所共有 9 名民警,因时间久远,已几乎没有人跟王立军接触过,其中一名年龄稍长的,自称在王立军任铁岭市公安局长时,“见面的机会就是他在台上,咱在台下,他在电视里,咱看电视,”他这样评价王立军:“确实有能力,有水平,有正义感,自我约束力强,敢碰硬,也得罪了一些人。” 晓南镇派出所是个三层小楼,使用面积约 500 平方米,据派出所民警介绍,这还是王立军任所长期间建造的,“那时候,晓南镇派出所是铁法市最好的派出所。” 在铁岭,王立军几乎人尽皆知。 2 月 9 日,出租车司机张师傅告诉本报记者:“我们这里都知道他,说他是个清官,好官,有力度,敢跟黑恶势力做斗争,是打黑除恶先锋。” 王立军留在铁岭的故事也并非全是“光辉”形象,近期网上开始流传一篇 1999 年 6 月 8 日《中国青年报》刊出的题为《被公安局长的车撞着挨打又挨拘》的报道,报道描述了发生在辽宁省开原市下岗职工张贵成身上的一件事,那是 1998 年 10 月 14 日,张贵成蹬着“倒骑驴”(一种车厢在前的人力三轮车)运送一个孕妇和一个小孩,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一辆白色“奔驰”警车撞翻。在理论中,张贵成挨了车主三拳。车主正是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立军。 该报道说,开原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 27 条交通肇事决定给予张贵成拘留 15 天的处罚。“然而开原市公安局交警当场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则是这样认定:第一当事人王立军,因违反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70% 。第二当事人张贵成,因违反非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的次要责任: 30% 。”“主要责任者驾车而去,次要责任者带着满嘴血迹进了‘班房’。”   重庆“打黑”:声誉与争议   2 月 7 日上午,周力军给重庆市公安局的一位朋友发了一条短信,打听王立军的近况,朋友回言:立军局长工作调动,一切很好。 但这并不能使周力军感到平静。“我已经感觉到了一个重大事件即将降临。”他说。 从 2008 年 6 月起,王立军离开辽宁任职重庆,先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副市长等职,到 2 月 2 日宣布“脱警”时,已是副总警监警衔。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天生干这个的,见过他的人几乎都没异议。”王立军的一位同学告诉本报记者。据他介绍,王立军对手下和自己都很苛刻,且很爱钻研,陆续发明多项专利,得到部里一些领导的赏识和认可。在王立军的这位同学看来,“脱警”或许对王立军打击很大,“毕竟他十分热爱这个行业。” 关于他的性格,曾经与王立军一起于 1992 年 9 月到 1994 年 7 月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干部学院管理专业学习过的一位同学讲:王立军从读书时候起就显得有点“愣”,还有点霸道。在铁法任派出所所长时,就因为这种“愣”,让派出所一度停水停电,还分不了福利房,直至最后多方协调才罢休。该人士表示,“官场还是需要稍微圆滑点,他的性格太直,太较真,所以很吃亏。” 2009 年 6 月 3 日重庆江北“爱丁堡枪击案”的发生,拉开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整治的大幕。重庆“打黑”既给王立军带来极大声誉,也带来争议。 有媒体曾这样描述王立军主持公安局内部抓捕大会的情形: 王立军主持全市公安局副处级以上公安干部会议,会场武警全副武装,“杀气腾腾”。会上,点到谁就报谁的罪名: “陈光明,女,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犯有××罪,抓!” “陈洪刚,男,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犯有××罪,抓!” “陈涛,男,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罪,抓!” “李虹,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罪,抓!” 就在这次会议上,共有六七人被抓,“都是当场点名,当场抓人。都不用公安,全是武警。” 重庆“打黑”期间,一位警方人士曾告诉本报记者,王立军喜欢大手笔,在“打黑”开展之初的一个会议上,曾说:“要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一场风暴。”他还说:“希望能在打黑中听到枪声,枪声至今没响!” 王立军的另一句话传播甚远,那是因为负责“打黑”的重庆市刑警总队第一支队警员在“打黑”中纷纷落马,几乎“全锅端”,在宣布支队长李寒彬下课时,王立军非常愤慨,说:“打黑?打什么黑?比黑社会都黑!” 在“打黑”的同时,王立军大刀阔斧进行内部改革, 2010 年 3 月初,重庆警方从副科到正处级干部,几乎全被就地免职, 3528 个岗位重新竞聘,这种“大换血”的改革方式,一时惊动全国。   “李庄案”与“双起论”   重庆“打黑”期间,“李庄案”与“双起论”更是把王立军置于舆论的风头浪尖上。 2009 年 12 月 12 日,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被重庆警方逮捕,原因是李庄为重庆“黑老大”龚刚模做辩护代理,李庄称其发现重庆警方对他的当事人有严重刑讯逼供的痕迹。重庆警方以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起诉李庄。 2010 年 2 月 9 日,李庄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李庄案引起轩然大波,重庆“打黑除恶”被外界议论为“黑打”。此时王立军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对抓捕李庄一事知情。围绕李庄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渝警方在“打黑除恶”中建立的良好形象开始“消退”。 “双起论”则出自 2010 年 10 月重庆市公安局一次警察维权会议上,王立军发表讲话说:“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 一时舆论哗然。面对争议, 2011 年全国两会期间,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与会的王立军面对媒体,再议“双起论”,他说:“这是一种理性维权,改变过去警察用公权力或自身行政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警察把自己和媒体以及需要维权对象放在一个平台上。这应该是法治的进步。” 在这次引人注目的“脱警”事件中,重庆官方曾给予离开警界的王立军以高度评价,称其“政治立场坚定,宗旨意识和大局观念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处事公道,执法公正,要求自己严格,群众口碑好。”“唯一的不足”,是“工作中有时要求急一些,批评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而无论如何,与铁岭时期的形象相比,王立军在任职重庆后明显要低调得多,他极少正面接受采访。 2009 年 10 月下旬,在“打黑”最为紧张的阶段,本报记者曾致电王立军,王立军很客气地拒绝了采访要求,表示他在那时还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他告诉本报记者:“只要认真做事就行了。” 2 月 9 日下午 6 时 30 分,本报记者再次拨打王立军的手机,已是无法拨通。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地址: http://www.eeo.com.cn/2012/0210/220576.shtml

王克勤 | [转载]让出川打工者感知家乡的温暖——“大爱清尘”昨天在

原文地址: 让出川打工者感知家乡的温暖——“大爱清尘”昨天在我省开展预防尘肺病公益活动 作者: pekingweibo010 昨天,一份又一份印制精美的“大爱清尘”预防尘肺病知识公益宣传单,通过数十名志愿者的手,在成都市火车北站广场,发送到了万名农民工手上,提醒出川打工的农民兄弟“出川打工挣钱好,保护身体更重要”。 2月4日是龙年立春,成都火车北站人头涌动,大批民工开始了新的一年的北上南下打工生涯。广场上,一批“大爱清尘”志愿者在给每个出川打工的农民兄弟们递上一张公益宣传单,两片消毒湿巾。 这份主题为“出川打工挣钱好,保护身体更重要”的公益宣传单,主要内容是尘肺病的危害、预防尘肺病的方法和一旦患病获得救助的渠道等等。两片“心相印”湿巾则由恒安集团为踏上旅途的农民工提供,恒安集团以实际行动支持社会公益,旗下的“心相印”湿巾致力于打造“餐前使用湿巾预防二次污染”的健康理念,并通过给力此次公益活动,为大家送上“拭去灰尘 恒久健康”的新年祝福。 主持这项公益活动的成都市科技新闻学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尘肺病是职业病之首,目前没有根治的方法。作为“大爱清尘”四川地区救助尘肺病人的机构,该会从去年开始,在与华西医大附属第四医院合作救治我省数十名尘肺患者,在其过程中,发现不少患者是因为自我防护意识差,失去了最佳预防期,这次和“心相印”携手合作,普及必要的预防知识,“就是想在立春之际,让大量出川的农民工在离开家门之前就有自我防护意识,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家乡的温馨提示”。 “大爱清尘”是由著名记者王克勤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发起,新浪网、腾讯网、搜狐公益、支付宝公益、天涯网等支持的救助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的专项公益项目。它旨在寻找与救助家庭困难的尘肺病农民工患者及其家庭。去年6月15日开始以来,以其公开、透明的操作方式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可。 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省已成为“尘肺病”发病的重灾区。根据省人大代表张瑞雪在今年1月给四川省人大的议案显示:“我省尘肺病病例数量大,急、慢性职业中毒等职业危害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年来尘肺病统计报告显示出我省新发病例数在全国居前三位”。张瑞雪是四川省卫生厅执法处的一位副处长,从事卫生执法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也对该领域进行过系列调研。    背景材料: 尘肺病已成为最严重的职业病,根据卫生部的公开报告,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49970例,其中累计报告尘肺病676541例,尘肺病的发病率高居职业病之首。民间统计我国现有600万尘肺患者,其中农民工占80%以上。 上世纪80年打工潮兴起,在中国农村,农民外出打工的特点是熟人群体性打工。一家父子几人甚至整个家族的几十号人在一个厂矿打工,更有甚者,周围几个村庄的数百农民集中在一起打工。高粉尘会同时危害到在这里打工的几乎所有成员,在某些地方,一个家庭几个儿子加父亲全部患上尘肺病,父子兄弟,相继去世,留下孤儿寡母年迈老人,有的村庄一次性出现几十上百个尘肺病人。而绝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并不了解尘肺病的危害,甚至对这种疾病一无所知。 自2011年6月15日启动以来,截止2012年春节前,“大爱清尘”共救治四批69位患者,其中项目救治60人,公民一对一结对救助9人。 此外,大爱清尘还展开了尘肺患者生活救助活动,四川汉源、甘肃古浪尘肺患者收到数百件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包裹;患者子女助学活动, 2011年四川甘洛共有41位尘肺家庭孩子受到惠助,共计7.1万;制氧机捐赠活动,向四川、湖南的尘肺患者发放制氧机36台。 2011年是中国公益元年,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微公益”更是得到的极大的关注,取得不可忽视的成果。2011年,“大爱清尘”项目入选《新周刊》十大微公益,发起人王克勤因“大爱清尘”项目获得:南都公益“责任中国”2011公益行动奖;腾讯“思享之夜”微博年度公益记者;2011网易公益行动奖;“时代骑士”爱骑士勋章;搜狐微博“年度用户”。

王克勤 | 山西县委书记女儿五年“吃空饷”

山西县委书记女儿五年“吃空饷”                     大学 5 年间在省疾控中心领取工资及补贴等 10 余万元     本报记者 欧阳艳琴 发自太原   在山西省疾控中心人事科,有一名叫王烨的科员, 2011 年 7 月从山西省中医学院本科毕业、今年 10 月份第一次到省疾控中心上班,却从五年前入读大学时,开始每月领取由财政全额拨付的基础薪、生活补贴及住房公积金等,五年的学费亦由省疾控中心承担。 王烨被指连续五年“吃空饷”累计 10 余万元。 而这位科员,其父是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现任县委书记杨存虎,在王烨入读大学并入职陕西省疾控中心时,杨存虎时任忻州代县县长。此外,杨存虎老家的邻居告诉本报记者,王烨还有一个哥哥,任职于山西省人事厅。 12 月 14 日,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杰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王烨调入该单位,并在该单位领取工资完全合乎要求。 但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张杰敏的说法多处与事实不符。非但是五年前入职山西省疾控中心,就连入读山西省中医学院,王烨的履历,都存在众多疑点。   县委书记女儿五年不上班 照领工资 10 万元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省卫生厅所属的全额财政供养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由财政拨付。 一份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部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登记表》显示:王烨,女, 1986 年 8 月出生,参加工作时间 2006 年 12 月,民族“汉”,技术职务“技术员”,未婚,现住址“省疾控中心”。 该登记表在“申报单位意见”栏里,加盖了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章,并附有王烨身份证复印件。 与此同时,该疾控中心内部员工提供的两份工资表显示, 2010 年上半年,王烨每月在该单位领取的工资包括:基础薪 113 元,保留津贴 98 元,煤气补贴 4.5 元,住房公积金 153 元,其他 239 元,生活津贴 550 元,地方补贴 170 元,生活补贴 300 元,职务补贴 80 元,应发项总计 1707.5 元;扣住房公积金 245 元,扣医疗保险 31.87 元,扣发项总计 276.87 元;实发工资为 1430.63 元。 如果按此标准,五年间,王烨的实发工资累计为 85837.56 元,并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待遇。 此外,根据山西省人社厅文件,包括山西省疾控中心在内的省属公共卫生事业单位,补发了从 2009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2 月的绩效工资,王烨同样享受了这一待遇: 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6 月,每月增资 706.5 元;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每月增资 446.5 元——总共补发 14395.5 元。 12 月 14 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现任主任张杰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承认了王烨参保登记表、工资表的真实性,并确认,从 2006 年“参加工作时间”入职开始,王烨就是省疾控中心有事业编制的正式员工,每月通过银行卡领取单位工资,并由单位支付大学期间学费。 王烨大学期间每学年学费约为 3800 元,大学 5 年期间学费共计近 2 万元。 今年 7 月毕业后,王烨曾找到张杰敏,表示要正式到省疾控中心上班。“我想人事还是要调整,还是先把她放在人事科干着。”张杰敏说,今年 10 月 9 日左右,王烨第一次到省疾控中心上班。 虽然张杰敏等人都否认知道王烨的家庭背景,但王烨的父亲是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这一事实,还是得到了杨存虎老家——忻州市宁武县阳方口镇阳方口村村民的确认。 在王烨入职山西省疾控中心时,杨存虎任职忻州市代县县长。 杨存虎本名“王存虎”,生父姓王,早亡,从继父改姓杨。 除了王烨,杨存虎还有一个儿子,今年约 30 来岁,小名“柱柱”。王烨和哥哥均在宁武出生。早几年前,杨存虎回老家时,曾和邻居们提及,“柱柱”大专毕业后在人事厅上班。 本报记者曾试图当面采访王烨本人,但打到办公室的电话多次被拒接,两次找到办公室都未见到其人。而其中的 12 月 13 日,记者来到人事科办公室时,人事科科员陈伟等人用手指着记者骂“无聊”、“有病”,且试图将站在门口的记者挤出门。   入职疾控中心四大疑点   张杰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王烨以上的经历有两个界定:第一,王烨的人事关系是 2006 年从忻州市卫生局调入山西省疾控中心;第二,王烨五年来从未到省疾控中心上班,是“脱产学习”,合乎组织、人事程序和要求。 然而,根据本报记者调查,张杰敏以上说法还存在四大疑点。 1. 卫生局查无人事调出记录 张杰敏称,王烨是从忻州市卫生局调入省疾控中心,王烨进入山西省疾控中心的程序是“调入”,而非公开招聘等其他途径。 他说,调入”只要经过本人及原工作单位、现工作单位同意,并经过人事局、人事厅等承认,就可以了。“调入手续完全符合要求,包括人事、组织部门手续都合乎要求。”“ 张杰敏说,省疾控中心的职工通常来源于三个部分:公开招聘录取、部队转业安置、外单位调入。 张杰敏表示,目前山西省疾控中心整体缺员,招聘时竞争力还不如太原市疾控中心,全中心总共 262 个事业单位编制,在岗在编的只有 230 多, 30 多个编制空缺。 由于以前上级统一公开招聘时,主要聘请是研究生以上学历专业技术人员,未分配行政管理人员的名额,因此,包括人事、财务、司机等部门的职工,只能依靠调入。“我们调入司机的话,肯定愿意调低学历的。”张说。 “像这个小孩(王烨),调的时候发现学历低一点,但是还想使用。”他说,虽然未考察过王烨的在校情况,但在省疾控中心上班期间,王烨“实实在在,本本分分的。” 然而, 12 月 16 日,本报记者来到忻州市卫生局查阅 2006 年人事调动档案存根时,却未见到王烨姓名及相关资料。 忻州市卫生局的人事调动存档,包括该局下属事业单位的人事调动的介绍信等。 该局人事科科长王某印象中, 2006 年前后只有一个姓陈的、 30 多岁的男子,曾经调往省疾控中心。 忻州市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程海风也说,该中心没有一个叫“王烨”的职工调出。 忻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李忠解释说,一些人事调动可能名义上经过了卫生局,但实际卫生局只是负责在材料上盖个章表示同意。 忻州市卫生局人事科工作人员说,“人事调动”,主要个人要有“途径”或“渠道”。 2. 毕业学校称并非“脱产学习” 张杰敏说,在省疾控中心,在外脱产学习的人非常多,有人在国家疾控中心学习,有人在山西省医科大学学习,最主要的还有在山西省职工医学院学习,“把一批没学历的培养成有学历的,把一批低学历的培养成高学历的。” “包括往国外送(去学习)。现在都没人报名,鼓励学习都没人去。”张说,“(王烨)来这时上学,这是这儿批准的。”   “这个小孩(王烨)当初为什么出去学习,我不知道,但是肯定她原来的学历低。这是肯定的。因为到一个司级单位拿着低学历,太不好看,以后成长也有影响,但手续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看过,我查过。” 然而,王烨在山西省中医学院时的辅导员和同学告诉本报记者,王烨从 2006 年 9 月至 2008 年 7 月,就读于该校基础医学部, 2008 年 9 月至 2011 年 7 月,就读于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系,是对口班 1 班学生。 也就是说,根据学校师生的说法,王烨 2006 年是通过对口升学,从中专考入山西中医学院本科对口班的。 该校招生办工作人员解释,对口升学不同于成人考试,在对口班学习也不同于脱产学习。 王烨入学当年,山西省中医学院对口升学考生来源于中职院校应届或往届学生,和高考入学学生一样,是全日制本科学习,而脱产学习,是成人的在职学历教育的一种。在医学院,前者学习时间为 5 年,后者学习时间通常是两三年。 此外,张杰敏对本报记者说,王烨是中专毕业后,先成为山西省疾控中心技术员,才去山西中医学院上学。“(王烨)调来了,(我们)看看档案,学历太低,就让她去学习。可能(王烨)报了到就出去学习吧,学习完了再安排一个位置。” 但上述参保登记表显示,王烨参加工作的时间是 2006 年 12 月,山西省中医学院开学时间是 9 月份,考试时间是此前的 6 月,报名时间则是三四月份,都先于王烨参加工作时间。 也就是说,这份张杰敏本人确认了真实性的材料,显示王烨是先入学、后入职,异于正常的“脱产学习”。 3. 入职由谁操作 王烨进入山西省疾控中心,具体由谁操作和决定呢? 张杰敏对本报记者说,“一般来说,调人要上会(讨论)的。我没参加过(讨论会),但是我不敢说没上会。班子坐全了,说这么个事,调个人进来。” 尽管 2006 年时主事山西省疾控中心,山西省疾控中心的前主任栗文元、前书记高平友,都在电话对本报记者否认认识王烨,表示对王烨入职并不知情,原人事科科长贾某对此事亦闭口不提。 12 月 13 日,山西省疾控中心人事科现任科长赵星光对记者说:王烨 2006 年就入职该单位是“胡说”,但并不愿多做解释。   入读本科两大疑点   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杰敏确认,王烨在入职疾控中心、入读大学本科前,是中专学历。 根据山西省对口升学方面的政策,对口升学只针对中职院校应届或往届毕业生,普通高中学生没有报考资格。此外,与医学院校对口的,也只能是医学相关专业的中专生。 山西省中医学院面向中专生的对口招生,仅持续了三年,在 2006 年之后便被取消。目前,山西省只有山西医科大学及下属汾阳、长治医学院,及大同大学等还有相应资格。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王烨是否中专毕业并具有“对口升学”资格,以及如何录取进入山西中医学院,都存疑点。 1.

王克勤 | #大爱清尘#的推动与思考

     爱在爱中满足了     ——关于#大爱清尘#的推动与思考                   王克勤 开头的话 : 许多人都在问,王老师,你为什么那么热衷救援中国尘肺病农民工?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没有高考制度,我可能就是一个在煤窑打工的矿工,我也许就会成为一个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尘肺农民。 对于我的死活!当用工企业拒不负责、当相关部门置若罔闻、当债台高筑无力救治的时候,作为个体的生命,我想活下去——我渴望有人拉我一把,从死神那里把我抢回来! 当我重获生命。我想,我的孩子不会变成孤儿、我的妻子不会变成寡妇、我的父母不至白发人送黑发人…… 同样都是人,同样都是生命!我仅仅就是这么想的,换位想想,如果换成自己,我们将期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     大爱清尘公益救援行动推动已有半年,我呼吁并参加公民自发对尘肺病农民的救援也有一年了。在此,我对过去这一年发起参与的这项公益救援做一些简单回顾。                            我与尘肺病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最早对尘肺病这三个字的了解,源于自己的一次采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作为《甘肃经济日报》的记者我在采访一乡村煤矿的产权纠纷时,认识了 那 里负责挖煤的副矿长老黄。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看到他常常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后来得知他是因长期在煤矿挖煤,接触了大量煤矿粉尘患了职业病,就是现在说的尘肺病。 没几年,他的工友来电,老黄死了,被尘肺病活活憋死了。 一个阶段,老黄的笑容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一个自己采访过的人,被憋死了,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几乎都有这样难以言表的感受。 自此,尘肺病印刻我心。 查阅专业资料知道:尘肺病是一种肺部纤维化疾病。患者由于长期处于充满粉尘或垃圾堆积的场所,从而吸入大量灰尘,导致末梢支气管下的肺泡积存灰尘,一段时间后肺内发生变化,形成纤维化灶。 尘肺病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患者的肺会逐渐硬化,直至呼吸衰竭,最终导致死亡。         从报道到救援   几年前,河南农民张海超进行了悲壮的“开胸验肺”,尘肺病再次进入我的视野。 此后比较集中的关注尘肺病源于2009年。这年12月,当时在甘肃工作的当地媒体记者火兴才打来电话,说甘肃省古浪县有一百多个农民集体患上尘肺病,已有数人死亡,其他人的情况也很糟糕。农民求助媒体,地方媒体不让报道,期望我能关注。 研读完相关资料后,老黄的笑脸又一次出现在我眼前,让我难以平静。征得当时我所在报社中国经济时报总编包月阳同意,12月中旬,我从北京派出记者屈一平赴甘肃,会同火兴才展开调查。 2010年1月20日,《甘肃“尘肺村”调查》发表。 此后,听到消息,这些甘肃村民获得了农村低保、县里组织过一些医疗检查等等。 与此同时,后来到中国经济时报工作的火兴才也告诉我,他采访过的谁谁又死了,听到他这样讲,我便想到我当年听到尘肺病农民老黄死亡的情景。 2010年12月20日,甘肃古浪的三个尘肺农民专程来到报社,送来了一面锦旗。在表达完谢意后,他们不断恳求我们再帮帮他们,因为,过去的一年里又有3人死了。   我商请报社领导同意后,即决定派记者再赴古浪。之后转念一想,此事仅靠一家媒体形成舆论声势,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给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其他兄弟媒体的同仁打电话求助,期望大家一起来关注报道此事。为促成更大规模的舆论,我还写了推荐信给焦点访谈。 尽管如此,我依然感觉对于一件拯救这么多人的事情而言,这样的力量还很不够。 于是,我想到更强大的社会动员平台——微博。 当天,17时11分开始,我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连续发出内容相似的三条微博进行呼吁: 【甘肃124名尘肺病农民工,面临死亡威胁,5年死8人,现5人危重,估计难过年关。渴望媒体及社会各界给予帮助】古浪县黑松驿镇124名尘肺病者代表三人今来我办。本报报道后,他们境况并未改变多少,接受采访危重者又有3人亡。还有5人“估计过不了年关”。图为求助农民马俊山,农民代表周俊山13519355352 这条微博得到网友高度关注,转发达2598次,微博随即产生了连锁反应: 第二天,即有人与农民代表联系,为其赠送手机;有人帮助农民代表开通了微博。 第三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采访报道便播出来了,接着其他的媒体也开始跟进。 许多网友热切地在微博上与我进行交流 、 联系,贴在我博客里的《甘肃“尘肺村”调查》一文点评快速飙升。其中,有一个名叫“北京厨子”的网友也开始不断与我联系,确认这一事实后,他提出想去甘肃古浪组织对这个群体的救援,我说太好了,全力支持。 12月23日,他发出 来 【艰难的求援】 的微博,提出“ 我们一起用力,尽最大努力,挽救124名同胞的生命 。” 公民个体自发救援   微博,成了对尘肺病农民进行救援的最大平台。 12月25日,“北京厨子”等人到达古浪,通过微博呼吁,更多的网友也紧随前往。一场 【拯救121位古浪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 启幕。 第二天,最早报道古浪尘肺病的记者火兴才及兰州老令等众多网友分别抵达古浪县黑松驿镇。 之后,他们的访问、微博报道成为了当时的微博热点。 2011年1月1日,“北京厨子”等人策划了 “ 冬天里的盛宴 ” ,将一百多个尘肺病农民及家人请到庙台小学,在校园里举行了迎新聚餐。 此时,已有数家媒体全面介入采访。很快,古浪尘肺病变成了舆论热点。 “北京厨子”等志愿者开始通过网络筹款,并组织患者到北戴河医院进行洗肺救治。 在媒体在强大压力下, 甘肃 省 社保厅在接受焦点访谈采访时,表态 要 启动600万紧急救助。 接着,甘肃省武威市开始动员干部群众捐款数百万元。春节后,甘肃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正式决定由政府 筹集专项基金1108万元 ,接盘古浪全体尘肺病农民的救治。 参与甘肃古浪救援的志愿者很多,有一位来自四川的志愿者邓江湖。春节后,他接到四川乐山尘肺病患者的求助信息,于是开始着手救治工作。为了帮助这个群体救援,我便建议记者火兴才联合兰州老令、释定融等网友前往四川进行志愿服务。于是对四川乐山的尘肺病人的救援工作在2月中旬正式启动,到3月15日,仅仅一个月筹集善款25万多元。 随着公民个体自发救援的进行,公民个体救援的缺陷与困境开始影响到救援工作的进展。在现行制度框架下表现如下: 其一、身份不合法,在政治上一直存在着不安全因素。 其二、公民个人公开筹款存在的法律问题更为突出:1、法律上不具有合法性;2、会被 认定 非法集资或欺诈等;3、个人账户缺乏公信。 其三、资金管理缺少监督体系:1、账户监管很困难,进出帐目难以监管;如四川乐山最初由邓江湖指定尘肺病农民刘光枢个人银行帐号进行捐款,当款项达到一万多元时,刘坚称此款是属于大家捐给其个人治病的,不提供给群体实施救治;2、志愿者开设账户依然存在风险,乐山救援后来改变为使用志愿者兰州老令的个人支付宝,同样给志愿者个人带来风险;3、最后,我提议由邓江湖与兰州老令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开设账户。此后,呼吁一些社会名流向这个户头捐了款,但由于没有形成对捐资人负责的机制,至今还未能及时将黄健翔、张欣等人的捐款收据提供送达。 其四、制度化管理推行困难。我们专门就此量身制订了救治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但未能实施。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便产生了发起成立规范的救援组织的想法,这也可以说是“大爱清尘”项目的最初思想来源。   严峻的中国尘肺问题   在公民个体自发救援面临尴尬与困境的同时,更多的需要救援的尘肺病农民 的 信息不断出现。 在参与甘肃古浪、四川乐山的公民个体自发救援过程中,我发现尘肺病不是一地一区的事情,全国许多地方都在爆发类似问题。 于是,对于尘肺病研究也走向纵深。在派出记者继续进行对更多省区尘肺病情况的采访调查的同时,我开始查询大量的中国尘肺病问题的相关资料。 经过一个阶段的研究,我发现,当代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群体问题,已经成为继九十年代最严峻的中国问题——艾滋病之后,本世纪初最为严峻的中国问题。 严格讲,尘肺病是个老问题,伴随人类工业史一直存在。在发达国家工人及中国国企在编职工中,尘肺病问题并非是很突出的问题。因为一旦被确诊为尘肺病,即纳入工伤。按照规定,对于工伤者,用工企业必须履行下述责任:1、发病之日起到死亡前所有医疗费用无条件由单位承担;2、发病之日起到死亡前所有工资福利奖金一分不少;3、安置子女就业;4、赔偿;5、发放抚恤金;6、有条件的企业还提供每年三个月左右的疗养。 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则无法获得这些待遇。 要获得上述待遇,必须被鉴定为工伤,而鉴定工伤的前提是,必须进行职业病鉴定。而要进行职业病鉴定,有三个要件:1、必须要有用工合同,农民工有此合同者寥寥无几;2、必须有粉尘接触史证明,一般企业不给农民工出具这个证明;3、职业病鉴定必须要由用工企业申请,一般几乎没有几个企业愿意背这个包袱。 在最容易造成尘肺病的环境中工作的却往往又是农民工,然而他们得了此病后,几乎很少有人能够获得职业病鉴定报告。   于是,中国农民工患尘肺病的问题便呈现为非常突出的问题,特点如下: 1、数量巨大,达600万人以上。卫生部公开的数据显示是67万,但那是能够做职业病鉴定的,而这些人我们估计不到 5 %; 2、隐匿村庄。患尘肺病的农民工在打工地感到身体不适,往往是各回各家,散落偏远村庄; 3、集中爆发。上世纪80年代后期, 中国 世界工厂遍地开花,带来巨大的农民打工潮。而由于尘肺病患病隐密,潜伏期一般长达3至20年不等,因此当时劳动环境的恶劣以及劳动保护措施的失当,几乎所有农民工身体都不同程度植入了尘肺病“因子”,这几年才开始全面爆发; 4、群体爆发,家庭式、村庄式群体爆发。我们在甘肃古浪、四川乐山、江西修水等地发现,一个家庭几个儿子加父亲全部患上尘肺病的情况多处发生,常有患尘肺病的父亲眼看着儿子们一个个被尘肺病夺去生命。有村庄一次性出现几十甚至上百个尘肺病人,并且每年因尘肺病死亡人数能达到三四人之多; 5、贫病交加。越贫困越尘肺,越尘肺越贫困; 6、维权困难。除了上述因素,由于一些用工单位频繁更换负责人,新负责人以要找上一任负责人解决为由予以推拖。甚至一些用工单位被拍卖、破产、倒闭,劳动保障等部门又未严格备案存档,致使更多农民工维权无望,处境尴尬; 7、死亡威胁,中国尘肺病正在以每年一至二万人的数量剧增,且病死率高达22.04%,即每5个尘肺病人就有1个死亡。在赔偿无门、求医无望的状况下,几乎所有的尘肺病农民工都处在等死的状态,大部分病重的患者几乎有着共同的动作——跪着。只有跪着,才能获得可怜的呼吸;只有跪着,才能维持生命的延续。 正因如此,广大的尘肺病农民工群体也正成为跪着死去的一个群体。 目前,在尘肺病爆发区,一方面已有许多尘肺病农民兄弟撒手人寰,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尘肺病农民兄弟正面临死亡,而其中大部分人正面临贫病交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景况。 同时,更为严峻的是又有新的尘肺病农民不断在诞生。尘肺病农民工正成为这个时代最严峻的中国问题,危害正在 蔓延。 项目化组织化救援   基于此,我们发现仅靠公民个体单个进行的救援,无法承载如此巨大的社会问题。在政府尚未重视之际,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形成规模化、项目化、组织化的救援,尽可能的多救命。 正当我苦苦探索推动路径之际,搜狐公益的朋友们找到了我。他们联络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于是,由我倡议,由我的团队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发起,搜狐公益、腾讯网全力支持的“大爱清尘——寻找救助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于6月15日在北京正式启动。此项目正式成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一个子项目。   我们当时设计的“ 大爱清尘 ” 行动目标 有四: 第一,组织救治。拯救更多生命。通过募集大量社会善款,帮助尽可能多的尘肺病农民工患者治病,保住宝贵的生命,即救当下的尘肺病患者。 第二,传播资讯。让全社会形成杜绝尘肺病的广泛共识。通过动员各种可能动员的传播力量,让打工者、农民工以及整个社会重视尘肺病的危害,主动预防和杜绝尘肺病,即救未来的尘肺病患者。 第三,推动履责。通过正确宣传企业与政府的责任,让更多的企业与政府部门重视劳工健康保障与职业保护,从而依法履行责任、承担责任,并减少类似职业病工伤的出现; 第四,启动立法。通过学术研讨,提出法律修改意见,完善相关职业病方面的立法,从而杜绝频发尘肺病的制度性漏洞,同时帮助尘肺病农民理性维权。 具体行动是: —— 寻找 。 希望 把散布全国各偏远乡村的尘肺病农民工寻找到,建立完整全面的尘肺病农民工患者档案,有计划的纳入到我们的救治行动中。 —— 救治 。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与资源 筹集善款,在尘肺病集中爆发区域展开救治,通过联系与确定救治医院,帮助尘肺病农民工兄弟 实施 洗肺与 综合 治疗 ,延长其生命,让其获得第二次生命。 ——呼唤。 唤起全社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对尘肺病的关注与重视,提升农民工对尘肺病的了解和认识,号召全社会和政府部门共同解决农民工尘肺病问题。 基于诸多社会因素,我们这个项目启动至今进行的一直很不容易。 “大爱清尘”半年来走过了以下几个阶段,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顶着压力,艰难启动 鉴于“大爱清尘”项目,面对的是数百万中国经济不规范发展引发的职业病伤害问题,尤其是令各地政府头痛的严重的死伤问题。所以项目启动前及启动后,便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关照”。 为了保证项目安全运行,我们选择低调地启动项目。所以启动后近半个月,传统媒体报道只有可怜的几家。正因为没有任何影响力,至6月27日项目启动13天时,仅发生三笔捐款共2500元,且其中两笔为我们最早的发起者、志愿者捐入。在项目名下报名 救 治的农民工患者也很少。   ——姚晨发力,点燃大爱 面对如此情景,我们并没气馁。利用当时能够利用的最大传播平台——微博,不断制作发布有关尘肺病的各种微博。功夫不负有心人,6月28日23时,新浪微博粉丝第一名、“微博皇后”、著名影星姚晨以【 转发就是救援,传播便是普及 】为题,转发了我的包括大爱清尘宣传片在内的尘肺病救援呼吁微博。于是徐小平、贾樟柯、吕丽萍、王宝强、左小诅咒等文化界、演艺界大腕纷纷给力转发。此微博转发达7440多次,仅姚晨就创造了4820次转发。当晚,项目账户即获得15笔3550元捐款。此后两天,即6月29日、30日,项目获134笔30105元捐款。 此后,根据我发布的相关微博,姚晨等社会名流又不断转发,从而让“大爱清尘”在微博上得到了巨大的传播,为更多人知晓。从而动员了更多的人参与到了大爱清尘的行动中。仅仅13天,到7月11日善款就突破20万元。   —一细心筛选,启动救治 7月20日,经过认真细致的筛选,我们在救助官网公布了第一批救治的20位尘肺病农民的名单,并开始会商医院展开救治工作。到7月30日善款突破40万元,按照每一万元救治一个尘肺病农民的医疗安排,8月1日第一批患者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自此,我们先后组织了四批救治。至12月13日,我们共筹集到善款139万多元,先后组织了四批救治,共救治71位尘肺病农民兄弟。     —一捐助寒衣,温暖患者 10月中旬,地处 海拔2500米青藏高原的 甘肃省 古浪 县开始下雪,而 尘肺农民最难熬的 就是 寒冬 ,尤其是最怕在冬天里感冒,对许多患者而言每每感冒都是过一次鬼门关,正是如此,这些年这个区域已有14个尘肺农民死亡。为了当地178户尘肺病农民兄弟的安危考虑,根据当地患者要求,我们发起了 【捐助寒衣 #温暖古浪# 】 援助行动。截止11月底,古浪尘肺农民累计收到爱心包裹340个,其中青岛暖倍儿公司一次性给每人送保暖内衣一套;河南及兰州爱心人士先后捐赠崭新军大衣200多件,患者人人有份;还有有赠送崭新的毛袜、手套等数百双。 就在为甘肃古浪展开大规模捐赠衣物的同时,我们也组织了对四川汉源等地尘肺农民的捐赠行动,四川累计接收爱心包裹达149个。除此,也向陕西及河南等地患者组织了部分捐赠。   ——联合陈坤,赠制氧机 对于尘肺病农民而言,最为艰难的是呼吸。尤其是晚上及感冒的时候,十分危险。为了让更多尘肺农民获得相对正常的呼吸。8月份,我即率员将爱心人士赠送的两台制氧机直接送达当时十分危重的四川凉山州甘洛县患者手中。 也就在我们推动尘肺病农民救援的过程中,我们7月22日发布的一条 【尘肺家庭的女儿】 微博,介绍了 四川理工学院大二学生薛燕 父母 双双确诊尘肺病 后家里艰难的处境。此微博引起了著名影星陈坤高度关注,他不仅转发,而且当即捐助一万元,从而带动了网友群体的爱心行动,到8月上旬 薛燕 收到善款4万多元,她不仅给父母洗了肺,还偿还了家里的债。 自此,陈坤成了“大爱清尘”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不断转发各种相关微博。不仅如此,11月12日,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还与我们一起合作发起组织了有300多人参与的“爱自由呼吸徒步行”活动,提升了大爱清尘的影响力。 为了组织更大规模的援助行动,9月以来,陈坤与我们一起发起了一个捐助制氧机活动,由陈坤及其他一些爱心人士一次性捐款15万多元,购买100台制氧机赠送四川、陕西、湖南、等地尘肺农民。12月10日首批给四川的捐赠行动启动。   ——动员资源,爱心助学 尘肺病农民一旦染病,不仅失去劳力,而且由于治疗往往会走向贫病交加、家破人亡,许多孩子由此变成孤儿。针对大量尘肺孤儿的出现,也即针对尘肺病家庭孩子就学的严峻困局。我们在微博上发出了许多家庭的孩子处境的报道,以期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尘肺病农民的孩子。分众传媒成为最早注意这个事情的企业,他们一次性出资11万多元,与我们大爱清尘一起启动了凉山州助学行动,先后有43个孩子得到助学帮助。       除此,我们在探访中,对于随机发现的孩子就失学问题及时跟进,先后援助解决了四川汉源广兴静等4个中学生的就学问题。     ——推动政府,救治立法 无论是在甘肃古浪,还是在四川甘洛,由于各种力量共同发力,不断推动。甘肃省已整体接盘了古浪尘肺病人的救治,不仅对他们的医疗费用全面承担,进入12月以来,还组织部分患者到省第三医院进行疗养。对尘肺病农民进行疗养享受国企职工的待遇,据我所知,这在国内是不多见的,从10月开始,古浪尘肺病人收到了每月数百元的最低工资保障。四川甘洛县也是在记者火兴才报道后,加之大爱清尘不断推动,甘洛县政府正式出台政策承担当地尘肺病农民工的全部医疗费用。 与此同时,在江西修水、辽宁朝阳等地政府也已经承诺要承担尘肺病农民工的全部医疗费用,其他一些区域也有类似的政府意向。 由于一年来的不断推动,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的救治也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10月24日,全国人大正式提出议案要由各地政府统一承担所有尘肺病农民工的治疗费用。        项目推动与启示   短短半年,“大爱清尘”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当下民间微公益的代表之一,11月29日#大爱清尘#与免费午餐等公益项目一起获得了“时代骑士”称号,12月11日又一同获得“责任中国”公益行动奖。同时#大爱清尘#也被中国慈善家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公益项目。 之所以#大爱清尘#很快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与肯定,我想其中有几条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其一、规范的项目化管理是这个项目运行健康有序的前提。 #大爱清尘#从患者发现、选择、治疗、总结,到资金筹集、入帐、支出、监管都制订了严格细致且规范的制度。所有事务决策均有管委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专业分工、分层次管理。   其二、透明公开运行是#大爱清尘#的生命线。 公益组织的生命力就在透明,要保证资金进出的完全透明公开。每笔捐款中华社会救助基金随后给每个捐赠者邮寄捐款收据和答谢信,通过网络捐助的还会及时收到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电子版本的捐赠证明。 目前已经完成了项目的审计工作,前期的项目执行报告业已发送给每个捐资人,审计报告也已经在网络上进行了公示。   其三、多元化多方位的救援。 多种方式救助,既可以由项目进行救治,也可由公民个人一对一结对指定救治。除此,我们在探访中,对于随机发现的孩子的失学问题也及时跟进,先后援助解决了4个中学生的就学问题。   其四、广大志愿者的无私奉献。 目前我们已经有近300个志愿者分布在全国各地。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一直是志愿者在进行着艰苦细致的工作,许多志愿者跨许多省区对患者进行探访,如现任大爱清尘行政部部长牛爽先后跑了辽宁、湖南、湖北诸多地区,甚至在某县救援时被当地派出所无辜扣押3个小时。许多志愿者在工作过程度中都遭遇过一些干扰与不理解。志愿者陈华洋多次深入陕西秦岭山区,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有志愿者因此巨大的工作量累倒在病床,大爱清尘管委、四川区负责人周晓翔老师因此住院一周多。             我们的口号是 “能帮一点是一点,能救一个是一个”,它不仅是一种的朴实理念、务实的行动,更是一种公益启蒙。伴随启蒙的成熟,爱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 #大爱清尘#所做的点点滴滴工作都离不开社会各界和热心人士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网民的支持关心。前几天大爱清尘项目就收到了来自史玉柱先生捐赠的他三小时拍卖所得的三分之一善款654304元。   正如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所说:“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自身外无接受,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爱在爱中满足了。”      

王克勤 | [转载]劳动保障部门,请不要让一个15岁的孩子承担社会责任

原文地址: 劳动保障部门,请不要让一个15岁的孩子承担社会责任 作者: 劳动者也有尊严 劳动保障部门,请不要让一个 15 岁的孩子 承担社会责任 序言:明天是“法制日”,将此贴发在网上,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关注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关注劳动者的生命健康,促进劳动保障部门履行法定职责,还劳动者有尊严的活着、幸福的活着。 @熊小奇6528,是个 15 岁的男孩,为了曾经在一煤业公司工作 15 年的父亲的工伤认定,而想方设法寻求帮助,同时,也关注着更多尘肺病人的权益保障。 2011 年 11 月 2 日凌晨 3 点,在新浪网的微博上,还留下转帖的“足迹”。我忍不住被这个小男孩感动的心痛。特别关注后,发现他转发了很多有关尘肺病人、尘肺病人的爱心人士、有关劳动者权益维护的微博,并加了自己的“评论”,呼吁政府部门作为、呼吁尘肺病人权益保障、呼吁更多劳动者权益维护。 原本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是应该除了博览群书,就是陶醉于兴趣爱好,而不是为家庭承担责任、为社会承担责任的年龄,而他却做着与同龄人不同的事情。 我相信,他最初的动机是为了父亲。其父在煤矿上工作 15 年,于 2009 年突发疾病被邻水县第二人民医院检查为“矽肺伴结核”,后又被邻水县结核病防治所诊断为“左肺结核,二期尘肺 i ”, 8 个月后检查出“肺癌”。后经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卫生局才进行了工伤鉴定,但 2010 年 11 月 30 日却得出“无尘肺、身体健康”的结果。为了讨个说法, 2010 年 12 月 13 日又到华西第四医院做 x 线和 ct 检查,诊断为“考虑肺癌,结核在排,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小奇父亲不服上述工伤认定的“无尘肺”的结果,自 2011 年 5 月 9 日向地方劳动部门递交工伤认定材料,至今没有答复。父亲的医疗费用,使本不富裕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促使小奇过早的体会到生活的压力,为父亲的健康担心、为兄妹的生活担心,因而也促使他小小年纪想为父亲讨回一个公道。 所以,小奇的执着,促使本人想到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劳动者权益保障本应是他们应该履行的职责,也是他们应该为社会承担的责任,按《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及其相关规定,他们不仅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具有实施劳动监察的法定职责,而且对国家机关,如职业病防治部门、职业病(工伤)鉴定等部门,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情况,具有实施劳动监察的法定职责。而如今一位病重的劳动者,依法享有的职业病(工伤)鉴定的权利都依法得不到满足,久拖未决;原本检查出的尘肺病久拖得不到认可;或职业病防治部门对原本检查出的“尘肺病”,后认定为“无尘肺”,是否应该从尊重生命健康权、尊重人格尊严——知情权出发,给小奇重病在身的父亲给予解释,使史无前例的“开胸验肺”的事件不要再重演。从有关报道的数据显示,尘肺病的检出率目前还不到实际人数的 30% 。从了解的小奇父亲诊断和病情来看,使人不得不怀疑其名列在 70% 人的行列中。本人认为如此低的检出率,与劳动保障部门履行其法定职责,对职业病(工伤)鉴定部门的监管落实,存在必然的联系。 政府劳动保障部门有被动作为和主动作为,主动作为是切实发挥其职责的表现,是积极在为社会履行其职责的表现,其应该为社会所推崇。 呼吁:劳动保障部门主动作为,请不要让一个 15 岁的孩子承担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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