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

All

Latest

蘋果日報 | 薄熙來 成龍 遭列人渣榜 (附上榜原因全文)

薄熙來:「我夫人多年來就是看書做家務」 【大陸中心、娛樂中心╱綜合報導】中國網友近日票選「2012年中國人渣排行榜」,引發話題,涉貪去職下台的重慶市前市委書記薄熙來,高居榜首,被選為人渣第一名,第二名是標榜打假的作家方舟子,第三名是大力吹捧薄熙來的學者司馬南。曾說過「中國人是要管的」引起爭議的影視巨星成龍,獲選為第14名。 這份榜單是新浪微博網友於去年7月發起,歷經近半年的投票,最後選出100人,進榜的有政壇官員、大學教授、企業家、藝人、體壇明星,因爭議言論和行徑被網友視為「人渣」,榜單還摘錄他們的「出位言論」。 方舟子品格遭質疑 高居第一名的薄熙來,曾說過「造謠說我兒子有紅色法拉利,完全是無稽之談」、「我的夫人這麼多年來就是看看書、搞些藝術、做做家務,默默地陪伴著我。」薄案爆發後,薄家被揭發貪污達30億美元(約870億元台幣),薄妻谷開來倚仗權勢殺人、洗錢,網友痛罵薄是「人渣一號」。 第2名的方舟子被抨擊以打假鬥士自居,卻涉嫌抄襲論文、誣陷北大教授賀衛方、作家韓寒等,品格令人質疑。 司馬南猛抱薄大腿 第3名的司馬南曾大肆吹捧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提倡左派、打擊黑幫):「重慶重慶,逢九至幸,零九掃黑,熙來熙嚷,救民水火,吾黨真誠。」 至於薄熙來的心腹、重慶市前公安局長王立軍,被選為第6名,網友說他「助紂為虐、罄竹難書」。 成龍挨批奴才演員 排名第14的成龍,爭議言論除了「中國人是要管的」,還說過「如果要買電視機,一定要買日本電視,中國的電視機可能會爆炸」,被網友抨擊是「天生的奴才演員」。《蘋果》昨致電成龍經紀公司,對方並未回應。 此外,排名第17的奧運乒乓球金牌選手鄧亞萍,目前任職人民網總裁,她是運動員在政壇發展最好的一人,曾表示「《人民日報》62年來沒有假新聞」,被網友視為大笑話。知名作家余秋雨也榜上有名,排名第21,網友認為他是「御用的文革寫手」、「身家過億,汶川大地震居然假捐20萬(他在部落格自稱捐了20萬卻拿不出證據)。」 網友還選出另一個「人品最差榜」,曾辱罵「香港很多人是狗」的北大教授孔慶東、及被視為仗權雄霸中國電力系統的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均榜上有名。 成龍:「中國人是要管的」 余秋雨 「文革寫手」 王立軍 「助紂為虐」 人渣排行榜部分名單 1.薄熙來(重慶市前市委書記) 2.方舟子(打假作家) 3.司馬南(薄熙來御用學者) 4.張宏良(時事評論家) 5.吳法天(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6.王立軍(重慶市前公安局長) 14.成龍(影視明星) 17.鄧亞萍(奧運乒乓球金牌、人民網總裁) 21.余秋雨(作家) 46.倪萍(央視女主持人) 資料來源:新浪微博 《蘋果》G+叫我穆瓜霞!! 你+1了沒?

爱思想 | 徐显明:大学断想十则

徐显明:大学断想十则 进入专题 : 大学    ● 徐显明        拙作《生存权论》在《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发表,该文1994年获得了全国首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文章在理论上的意义,被评价为:开辟了法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实践上的作用,被评价为:是中国人权外交和人权白皮书的理论根据,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作了理论准备;而在学术史上的价值,被评价为:在三项一等奖中,法学能列其中,这标志着中国法学从幼稚开始走向成熟。因论文的获奖,我被邀为社会科学界的三个代表之一,出席了团中央组织的“全国跨世纪群英大会”。我的人权研究之路从此坚定不移。此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又陆续发表了《人权的体系与分类》等与人权有关的文章,我的人权观得以系统化。   在迎来《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我深谢该刊在当时以极大的勇气和独特的眼光对我所给予的鼓励。《生存权论》一文,奠定了我在人权理论界的地位,也养成了我对社会问题以人权的立场进行思维的习惯。我永远感铭《中国社会科学》对一个青年学者的培养。近十几年来,我对人权仍保持着如初的学术兴趣,但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人权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结合上。从法治与人权的视角观察中国高等教育,得出了一些不同于教育学家的结论。人权学者体悟大学时,总离不开制度、价值和教育权三个纬度,而此三点恰能揭示高等教育的现代特征。故此,作为向《中国社会科学》30年的贺礼,我想将我从法治与人权这一侧面追寻大学之道的体会捧献出来以飨大家。因为思考尚缺乏系统性,故以论纲名之。      一、大学是什么      大学之“大”,在于大德,大爱,在于大学问,在于有大师。“大德”,意味着一所大学有担当民族责任的德性。“大爱”指的是以真理为信仰对象而升华的爱。教师对学生的爱,学生对老师的爱,因除去了世俗私利而成为“大爱”。父母之爱尚有自私的因素,教师基于传播真理而对学生的爱则是超越了回报要求而独具神圣性的爱。大学还是做“大学问”的地方。她追求的是“大道”,而非以逐利谋生为目的的职业训练所。集“大德”、“大爱”、“大学问”于一身的,堪称“大师”。大学之“大”,也包含有“大楼”的意思,它比喻大学应有良好的办学条件,甚至包括为教员提供维持其尊严的待遇。   大学之“学”,即“学府”、“学人”、“学问”、“学业”。大学是学者的共同体,是为“学府”。教师的活动是“学术”,学生的活动称为“学业”,他们共同维护学统,都是追求“学问”的“学人”。合之则成大学之“学”。   大学是自由者的乐园。   1929年,陈寅恪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向中国两千年“学”、“仕”不分传统提出了挑战,堪称体悟现代大学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先驱。“自由”不是排斥权威,而是要排斥资本的权威、政治的权威、宗教的权威,确立知识的权威。有思考能力的个人永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最终源泉。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方有探索和创新的自由。   大学是新民的摇篮。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新民,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大学”,即大人之学,是做大学问的地方;“亲”,同“新”,大学的使命在于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新民,当每个人都成为新人时,“民”也就形成了。当年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新民”也是意在“去愚”,变换民智,以图民族富强。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   大学不限于传播知识,她还是传递价值观的地方。她应占居社会的精神高地,成为普罗大众心灵中仰望的净土。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当社会陷入黑暗时由她发出光明。点亮灯塔的是思想,没有思想的大学,就是没有光明的大学,也是被笼罩在黑暗和世俗中的大学。   大学是创新的活水。   大学是一批值得尊重而又有经验的人和一批充满激情而又渴望知识的人激荡思想的地方。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中说:北大是常新的。其实这是对所有大学的期望。为什么大学是常新的?她每年都有新的学生,每年都有新的教师。如果她每天再有新的知识、新的见解、新的思想产生,大学就真正成为社会精神财富的源头活水。这样,不但大学是常新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将是常新的。   大学是真理的福地。   哈佛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对此,我们心生景仰之余也不免慨叹其深意:圣贤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者,其地位也高不过真理!倘若没有“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的境界和勇气,苏格拉底之后就不会有柏拉图,柏拉图之后也不会有亚里士多德。耶鲁大学的校训是“光明和真理”,是否有光明在于真理、真理即光明之意呢?哈佛校长索马斯在耶鲁建校三百周年庆典上说,哈佛与耶鲁实乃互相鞭策、共同进取的战友,他们共享信奉真理、宽容和思想的力量这一价值观,并为之奋斗不息。   大学是文化的酵母。   一个人一生中需要三个“母亲”来塑造他的品格:自然人格是母亲给的,民族品格是祖国给的,文化品格则是母校给的。大学既传递知识,也滋养文化。不同的大学必然有不同的文化,其区别既是不同的大学必有不同的传统、所秉持的理念以及洋溢于外的校风。一个人进了大学,就像进了一个发酵池,他会受到大学的熏陶。母校的文化味道,必将与他终生相伴。   大学是知识的源泉。   知识是大学生活的中心。大学对知识有五种处理方式:传播知识、运用知识、收藏知识、创新知识、交换知识。大学不是公司,她是非营利性的,因此可以专心于知识和真理;大学不是政府,无需随一时的政治需要或俯或仰,因此可立足长远,心无旁骛地追求知识。斯坦福大学校长在造访中国的一次演讲中说,在历史上,大学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的大学,在这方面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期望,特别是在知识创新方面。由于产业界对长远的基础研究缺乏兴趣,大学的作用再次凸现。只有扎根于基础研究的肥沃土壤,才会有应用研究的百花齐放。   大学是道德的高地。   大学有两堵墙。一堵是有形的墙,墙外是世俗的,墙内是高雅的。大学内的人,要成为一个道德的共同体,遵从高尚,创新文明,拒绝世俗,拒绝功利。另一堵墙是无形的,是心灵上的。大学教师应有一种道德的担当,自觉做公民的表率、社会的楷模,人之师表。只有共同遵从高尚,才能组成道德的共同体。   大学是良心的堡垒。   有大学对社会的良知,才有五四运动。大学关心政治进步、法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公正。这四个方面,是大学的良心所在。大学是收藏社会良心的地方,当社会无德时,大学还有德。当社会因为物欲横流、政治腐败而使人们心灵堕落的时候,大学还应以其独立、自由、公正的品格予以对抗。企业会因唯利是图、不顾公益而无德,政府会因派系斗争、丧权辱国而无德。如果一个社会连大学都堕落了,社会的良心也就沦丧殆尽了。   大学是知识的共同体、学术的共同体、思想的共同体、文化的共同体、道德的共同体。这就是大学的本质所在。         二、大学如何区别于社会      政治的权威在政党,管理的权威在政府,民主的权威在议会,公正的权威在法院,资本的权威在企业。大学区别于上述组织机构的本质特征是:与五个共同体相对应,她是知识的权威、学术的权威、思想的权威、文化的权威和道德的权威。政治与资本的原则是管理与服从。要么少数服从多数,要么下级服从上级。而大学的原则则是自由与真理。真理掌握世界的规律,正好相反于政治对社会的管理,她运用的原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任何真理都首先被少数人所掌握。哪怕掌握真理的只是一个人,其他人都要向这一个人低头。政治管理与企业管理的纽带是权力与资本,而大学管理的纽带是知识。知识既产生思想,又产生美德。知识与学术是大学活动的基础——教学是传播知识,研究是创造知识,为社会服务是运用知识,整理图书信息是收藏知识,国际交流是交换知识。对知识和学术的立场与态度是大学制度的源渊与价值标准。大学内的权威不以管理者为代表,而以知识的贡献者为代表。谁能创新知识,谁便是大学的权威。由于知识领域的不同,大学内可以有若干个学术权威。这与政治组织只以上级为权威,企业只以大股东为权威是有天壤之别的。大学之所以需要管理,是为了使各种知识和学术活动相互衔接得更加完善,管理是为知识活动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校长既非知识的代表,亦非真理的化身,他只是为改善学术活动而存在。教授才真正代表知识,代表真理,代表大学水平。换言之,教授就是大学,校长是服务知识与学术的人。校长与教授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校长不是管教授的。相反,只有教授才可产生校长和决定校长。此亦大学不同于社会组织之特征。      三、高等教育有哪些基本规律      (1)培养人才始终是大学的根本使命。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使多少学生成才便把大学与大学区别开来了。学前教育,是使人认识人的教育,其侧重于儿童良习的养成;基础教育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在基础教育完成的时候,受教育者应成为具有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意识的合格公民;职业教育是使人成其为匠的教育;高等教育则是使人成其为才的教育;研究生(论坛) 教育是使才成其为器的教育。使人成才成器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2)学术创新是大学水平的根本标志。学术分为:传播性学术、整合性学术、运用性学术与创新性学术四种。创新性学术是各种学术的最高代表。创新性学术可以带动其他三类学术的发展。创新能力的高低可以把大学的水平高低分得清清楚楚。能进行学术原创的大学,就是一流大学。能跟进与模仿的大学即是二流大学。无创新能力的大学便在三流或三流以下的大学。(3)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助推社会发展靠科技,而引领社会前进靠思想。大学既应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亦应是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思想库。(4)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大学永恒的主题。此处的质量观应是全面的质量观,既包括理念、校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质量,也包括生源、师资、办学条件、制度等方面的质量。(5)学科建设是大学的龙头工作。以学科发展带动学校其他工作的发展。(6)师资队伍建设是大学的主体工程。办学兴校靠教师,以教师为本位是大学特有的本位观。所谓人才强校,指的是教授强校。(7)追求真理、追求自由、追求进步、追求至善是大学的灵魂和精神。(8)改革是大学发展的动力。(9)办出特色是大学的目标定位。(10)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学术服务,为师生服务是大学管理工作的目的。此十条,当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四、大学有无“第四大功能”      1088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成立,大学的第一功能形成,即大学工作以培养人才为中心。   1810年洪堡大学成立(今年是其200周年),大学的第二大功能形成,即大学除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外,也以科研为中心。由此形成“洪堡精神”。   19世纪30年代,以美国部分设农学的院校及西部地区的院校为发端,把“脚上踩满牛粪的教授就是最好的教授”作为评价标准,开辟了高等教育的新功能,即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为社会服务相结合,将为社会服务与推动社会进步作为大学的第三大功能。   进入21世纪,特别是美国“911”事件发生后,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正发生两大具有普遍性的变化,其一是大学的国际化水平迅速提升,各国都用国际通行的标准评价大学。其二是大学开始利用特有的优势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以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而促进世界文化和谐。   这是否意味着,大学在承担教学、科研、为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外,正在形成第四大功能——促进文化和谐的功能?把不同的文化,尤其是文化中具有本质性意义的价值观与宗教等,置于同一个平台——大学,可以使不同文化在交流中相互理解、借鉴、吸收和融合,进而消除歧解、敌视与冲突,最终达成共识与和谐。该功能,因国家、企业、国际组织等的职能所限而无法承担。唯有大学,才可助其实现。   真正的大国,最终表现在文化上。政治上的决定力,经济上的影响力,军事上的威慑力,制度上的被信赖与文化上的被向往,这五大要素的集合,才造就大国与强国。因此,欲强其国,必强其文化,欲强其文化,必通过教育。   把促进文化和谐作为大学的第四大职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在世界各地所设立的孔子学院,是中国大学承担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职能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自觉履行第四大职能的开始。随着中国一批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和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大学   

曲相霏:百年宪政进程中的人权

  ——从“人权”语词的使用说起      ● 曲相霏          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了宪法。人权条款的入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人权保障的新时代,而该条款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人权”语词的入宪。语词是思想的载体,这百多年来“人权”语词在中国的命运折射出的是时代的沧桑,反映的是中国百年宪政历程中人权思想、人权理论和人权实践的巨大变化。       一、“人权”汉字语词的形成       20世纪初期中国的大规模立法催生了中国的近现代法学。当时主持中国法律改革的沈家本先生曾说:“今日法律之名词,其学说之最新者,大抵出于西方而译自东国”。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抛弃自唐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法传统,转而采用西法,大量翻译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并邀请西方法学家赴日协助起草法律。由于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日文中大量是汉字,而汉字又可以用单个字组合成新词,这导致了日本新的法律语言的汉字化。自19世纪80、90年代开始,近代中国实际上对日本的法律新词采用了拿来主义,尤其是对那些没有日文假名连接而完全用汉字表述的概念术语几乎是全部照抄。       据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的统计,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达844个(原表只有784个词汇,由于原作者与译者分别发现新资料,故增补为844个词汇),甚至有人认为那一时期中国的外来语新词汇源于日本的达四分之三,政治、法律及经济术语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人权”这个语词就是日本法学家译造而后为中国人所接受与使用的。       据考证,菲塞林格述、津田真道译的《泰西国法论》可能是日本“人权”汉字语词最早被表达出来的著作。1868年津田真道译《泰西国法论》,在正文中以“住民的本权”来表述公民的权利,并解释其为:“相对于国家所具有的通权”、“国家之法律对其应予揭记与保护”。该书还首次使用了“基本权”的概念:“如果为了公共及国家公益,住民的基本权可因事以让及可受法律之限制”。日本著名史学家大久保利谦在对该书的稿本和刊本的比较中发现,该书29目当中不同之处多达13目。稿本中的“身权”,在刊本中改为“人权”,稿本中的“国民之权”,在刊本中改为“民权”。该书第二卷中列举了十二项“住民”对国家的“本权”。不过,该书虽首次使用了“人权”语词,但其使用的意义仅限于与人身相关的权利,即相对于物权的人身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人权概念。其所使用的“民权”,是“国民之权”或“住民本权”的简称,是相对于国权而言的权利,是人成为国民或住民后对国家而言的通权、例权,在含义上已带有政治性。《泰西国法论》一书所列举的十二项权利展现了近代人权的体系。       据现代著名日本宪法学家佐藤幸治的考据,日本最早表达“天赋人权”思想的文献则是1873年由青木周藏依据木户孝允嘱托执笔写成的《大日本政规》,其中有“保护各人固有的天赋的权利”的内容。1874年,“板垣退助和片冈健吉在土佐高知县创立立志社,宣传天赋人权论,自由民权运动开始。”使用“人权”语词把“天赋人权”作为一个完整概念予以表述的则是通晓英、法两国文字的加藤弘之。1875年他在所著《国体新论》中首次把“naturalright”(自然权)译为“天赋人权”,加藤由此被尊为日本“天赋人权”说的首倡者。       1876年的政论杂志《近事评论》第20号的一篇文章在对民权派偏重于政治的倾向进行批判时使用了“人权”语词:“……然吾等创立议院,欲参政者无他,不过欲得身体之权利,私有之权利,以巩固人权,以保障人生无限之幸福。如听世间有志之士高谈阔论,其言也慷慨,其辩也激烈,足以动人心弦。但其目光所注,独偏倚于政权,与人权之损否,殊少干涉。”    1882年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刊行,以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来否定自己先前所译介的“天赋人权”,说“席卷欧洲又波及我东方的天赋人权主义决无实存可取的证据,其从始至今完全是学者妄想出来的东西”。为反驳加藤弘之,1883年马场辰猪著《天赋人权论》、植木枝盛著《天赋人权辩》,为天赋人权立言。《天赋人权辩》说:“吾辈所谓天赋人权,本与国家法律无关,而是直接根据人的天性而倡导之。”认为天赋人权就是人的自然欲求的社会表现。    遗憾的是,在明治初年即被译造的“人权”语词,在明治宪法中却并未被使用,使用的是“臣民的权利”,直到二战后日本国新宪法中才出现“人权”概念。重视国家权利和漠视个人权利,导致了“人权”概念在日本长期遭到冷遇。民权在与国权比较的时候,不得不退为第二位,这是人权在东方专制国家中的必然下场。追求国家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主义始终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支柱,人权、民权则在国家主义之下,如苏峰在批判民权运动时所说“当时的民权自由论,其名为民权,而其实是国权。”       二、“人权”语词在近代中国的开始使用       康有为是较早把日文汉字“人权”语词介绍给国人的。康有为认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由于直接翻译西书十分不易,但“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日译书中又大量使用汉字,故翻译日本书籍可得事半功倍之效。基于向国人介绍西学的目的,康有为编写了《日本书目志》,其中包括草野宣隆译的《人权宣告辨妄》一书。《日本书目志》刊行于1898年春,但梁启超在1897年11月15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5册上就发表了《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说“吾师南海先生,早睊睊忧之,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文中还引述了《日本书目志》一书的序言。可知《日本书目志》当写于1897年11月15日之前。       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大量出现“人权”语词(主要在戊部之后)。如:“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此其侵天界而夺人权,不公不平莫甚矣”、“反目人权为谬妄,是失天职而不知”、“何事背天心而夺人权哉”、“禁人者,谓之夺人权、背天理矣”、“夫以人权平等之义,则不当为男子苦守”、“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等等。梁启超也开始直接使用人权语词,如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说“欧洲自今世以来,学理大昌,天赋人权平等同胞之声,遍满全洲。”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说:“故文明国得享用自由也,其权非操诸官吏,而常采诸国民。中国则不然,今所以幸得此习俗之自由者,悖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消灭而无复踪影。而官吏所以不禁者,亦非尊重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    康有为和梁启超究竟谁先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日文汉字“人权”语词,就目前资料尚无法作出准确判断。《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作为清光绪25年即1899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作于清光绪26年即1900年,都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的作品。而《大同书》的写作年代,学者们则多有疑议,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大同书》成书于1902年。《大同书》的甲部和乙部于1913年发表于《不忍》杂志,较完整的稿本则刊于作者逝世8年后的1935年。康有为在1919年所写的《大同书题辞》中明确地将《大同书》的写作年代定为1884年。有学者考察,1883年康有为阅读西学达到一个高潮,阅读范围包括《东华录》、《万国公报》、《西国近世汇编》、《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报刊和著作,其有关西方、科技和未来世界的讨论为《大同书》提供了新的知识背景和想象力的源泉,因此《大同书》的写作始于1884年并非康有为的不实之辞,1902年只是康有为对已有手稿进行较为系统的修订和大规模增补的一年,《大同书》的思考、撰述、修订、增补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康有为因其长女康同薇通晓日语,故有条件接受和使用各种日译汉字语词,其1898年上半年曾为光绪帝写《日本变政考》,以编年体形式介绍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到开国会时止的全部政治法律活动。而在1898年时,“人权”语词在日文中早已被接受和使用了。《大同书》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基本上属于康氏前期思想的范围,虽久未刊行且“秘不示人”,但他的亲密学生特别是梁启超却在很多地方都谈过或透露过。综上,不能排除康有为早于梁启超而使用了日文汉字“人权”语词。    1903年汪荣宝、叶谦编的《新尔雅》中也出现了“人权”语词,只不过是用来解释其它概念的。在解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关系由两者间之约束而成者,谓之约束国家”时,说“自近世天赋人权之说张,久握大柄之君主,不得私其权为已有,约束国家之所以成立也。”同年,柳亚子因“读卢梭《民约论》,倡天赋人权之说,雅慕其人,更名曰人权,字亚卢。”斯时,人权口号在民主派人士中已成风靡之状,邹容、陈天华、秋瑾等革命志士都在其书文中疾呼人权。    至1915年陈独秀为《青年杂志》作创刊词《敬告青年》,其中“人权”语词使用了三次。为阐释“人各有自主之权……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而引证欧洲的“解放历史”时,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在阐释“科学”的功用时,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又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三、“人权”语词的百年----从冷落到尊显       “人权”语词在被引入中国后,与其在日本的命运相似,在使用上受到了“民权”语词的排挤,在学者论著中其使用的频率难以与“民权”语词相比,在官方文本中更难觅其综迹。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也采纳了日本明治宪法中“臣民的权利”的表达,甚至连“民权”也未使用,更遑论“人权”了。       近代的知识分子在表达西方的天赋人权观时往往借用“民”与“民权”语词。如严复把《社会契约论》翻译为《民约论》,把“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翻译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他借用“民”的语词表达的天赋人权观是:“唯天生民,各具赋畀。”梁启超对天赋人权思想的表达是:“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何启与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一书中表达的是“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的观点及“中国之所以不能雄强,……皆惟中国之民失基权之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权思想在思想领域和政治法律生活中已成气候,从郭嵩焘、薛福成、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等等,都是以民权为旗帜,以民权相号召。    民权与人权是两个带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概念。民权所代表的是一个“群”的范畴,人权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体”的概念,因为民权与人权两者之间所具有的不同价值,所以在文化上民权容易与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结缘,而人权则与法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有着亲缘关系。两者相比,民权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容纳、为中国人所接受。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中国在接受西方宪政文化时首先认同的是民权,而不是人权。由西方化的“民权”而唤起中华民族的“民本”记忆的首先当数王韬、郑观应等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本这种中国本土资源的回忆成为“民权”走入中国的一种“路径依赖”。他们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民本”理论去理解、接引西方的民权与人权理论,民权起到了沟通和连接“民本”和“民主”以及接引人权的作用。民权既由民本资源所支持,又超越了民本的语义而含有西方民主的因素,是中国知识分子把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激进的民主概念相调和而创造的中国人可以接受的一个新东西,是西方民主转换为中国语境的产物,是把君民“轻重关系”改变为“平衡关系”的一种隐喻式表述。民权对于西方民主文化而言起到了接引作用,对于中国传统民本文化而言则起到了转化作用。       新文化运动以后,“人权”语词不仅在知识界文化界获得使用,并逐渐进入官方文本中。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保障人权令,说:“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国民党专制独裁、人权无保障的事实,引发了以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人权与约法》、《论人权》等大量文章,最后由胡适等人选编为《人权论集》一书。“人权派”的思想观点引发了当时关于人权的大讨论,周鲸文、邹韬奋等编选了《论人权运动》一书就是一例,人权语词在此时期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语词。       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即提出人权主张,此后“人权”语词在立法中也大量出现。1940年11月11日公布施行《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11月17日通过《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2年11月6日通过的《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1943年2月21日公布的《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1948年4月13日的《哈尔滨特别是政府布告——为禁止非法拘捕、审讯及侵犯他人人权等行为事》、1948年5月《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训令各级政府切实保障人权,严禁乱抓乱打肉刑逼供》、《修正淮海区人权保障条例》。    建国后,“人权”语词又备受冷落,一度被作为资产阶级的概念受到批判。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权语词重新开始被使用,20年间迅速发展为一个瞩目的词汇。“人权”语词写入宪法,是一百年来人权斗争的成果之一,无数的志士仁人致力于传播人权思想、投身于人权斗争,写出了中国百年宪政史上波澜壮阔的人权篇章。回顾这百年宪政史上人权语词的使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历经挫折,艰苦卓绝,人权终于在中国开出了制度之花。       作者简介:曲相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韩大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07BFX07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沈寄簃先生遗书·寄簃文存》卷四。    2参见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3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7页。    4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5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7页。    6《明治思想史年表》,载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7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8日清水伸:(明治宪法制定史,上卷第140页,原书房1971年出版。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9日大久保利谦:《幕府维新之洋学》,第200--202页。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0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1日阿部照哉:《基本的人权的历史》,有斐阁1987年初版,第123页。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2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13参见日藤本英雄等编:《法律学小辞典》第698页,有斐阁1979年版。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4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5日加藤弘之:《人权新说》,《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6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附录),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33页。    17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18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20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载《康有为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3页。    21另有《民法财产编人权部释义》和《日本民法人权讲义》两书,但此两书名中的“人权”显然是与财权相对的概念。    22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后》,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一)》,第52页。    23《第三集编校说》,《康有为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4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25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四)》,第61页.    26《饮冰室合集·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自由与制裁》。    27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8参见汪晖:《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七章。    29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0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135页。    3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四辑,汪荣宝、叶谦编《新尔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页。    32《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33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4《青年杂志》1卷1号(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发行)。    3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新民说·论进步》。    36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劝学篇〉书后》。    37参见王人博:《论民权与人权在近代的转换》,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2期。    38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9俞荣根:《道统与法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    40梁实秋、胡适、罗隆基:《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版。    41周鲸文、邹韬奋等:《论人权运动》,合新出版公司1941年8月版。    42王广辉:《中国人权立法的回顾与前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432008年6月30日以“人权”为关键词在yahoo网页上查询到16,300,000项符合人权的查询结果,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719.html

爱思想 | 曲相霏:百年宪政进程中的人权——从“人权”语词的使用说起

曲相霏:百年宪政进程中的人权——从“人权”语词的使用说起 进入专题 : 宪政 人权    ● 曲相霏       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了宪法。人权条款的入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人权保障的新时代,而该条款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人权”语词的入宪。语词是思想的载体,这百多年来“人权”语词在中国的命运折射出的是时代的沧桑,反映的是中国百年宪政历程中人权思想、人权理论和人权实践的巨大变化。          一、“人权”汉字语词的形成          20世纪初期中国的大规模立法催生了中国的近现代法学。当时主持中国法律改革的沈家本先生曾说:“今日法律之名词,其学说之最新者,大抵出于西方而译自东国”。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抛弃自唐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法传统,转而采用西法,大量翻译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并邀请西方法学家赴日协助起草法律。由于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日文中大量是汉字,而汉字又可以用单个字组合成新词,这导致了日本新的法律语言的汉字化。自19世纪80、90年代开始,近代中国实际上对日本的法律新词采用了拿来主义,尤其是对那些没有日文假名连接而完全用汉字表述的概念术语几乎是全部照抄。     据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的统计,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达844个(原表只有784个词汇,由于原作者与译者分别发现新资料,故增补为844个词汇),甚至有人认为那一时期中国的外来语新词汇源于日本的达四分之三,政治、法律及经济术语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人权”这个语词就是日本法学家译造而后为中国人所接受与使用的。     据考证,菲塞林格述、津田真道译的《泰西国法论》可能是日本“人权”汉字语词最早被表达出来的著作。1868年津田真道译《泰西国法论》,在正文中以“住民的本权”来表述公民的权利,并解释其为:“相对于国家所具有的通权”、“国家之法律对其应予揭记与保护”。该书还首次使用了“基本权”的概念:“如果为了公共及国家公益,住民的基本权可因事以让及可受法律之限制”。日本著名史学家大久保利谦在对该书的稿本和刊本的比较中发现,该书29目当中不同之处多达13目。稿本中的“身权”,在刊本中改为“人权”,稿本中的“国民之权”,在刊本中改为“民权”。该书第二卷中列举了十二项“住民”对国家的“本权”。不过,该书虽首次使用了“人权”语词,但其使用的意义仅限于与人身相关的权利,即相对于物权的人身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人权概念。其所使用的“民权”,是“国民之权”或“住民本权”的简称,是相对于国权而言的权利,是人成为国民或住民后对国家而言的通权、例权,在含义上已带有政治性。《泰西国法论》一书所列举的十二项权利展现了近代人权的体系。     据现代著名日本宪法学家佐藤幸治的考据,日本最早表达“天赋人权”思想的文献则是1873年由青木周藏依据木户孝允嘱托执笔写成的《大日本政规》,其中有“保护各人固有的天赋的权利”的内容。1874年,“板垣退助和片冈健吉在土佐高知县创立立志社,宣传天赋人权论,自由民权运动开始。”使用“人权”语词把“天赋人权”作为一个完整概念予以表述的则是通晓英、法两国文字的加藤弘之。1875年他在所著《国体新论》中首次把“naturalright”(自然权)译为“天赋人权”,加藤由此被尊为日本“天赋人权”说的首倡者。     1876年的政论杂志《近事评论》第20号的一篇文章在对民权派偏重于政治的倾向进行批判时使用了“人权”语词:“……然吾等创立议院,欲参政者无他,不过欲得身体之权利,私有之权利,以巩固人权,以保障人生无限之幸福。如听世间有志之士高谈阔论,其言也慷慨,其辩也激烈,足以动人心弦。但其目光所注,独偏倚于政权,与人权之损否,殊少干涉。”     1882年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刊行,以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来否定自己先前所译介的“天赋人权”,说“席卷欧洲又波及我东方的天赋人权主义决无实存可取的证据,其从始至今完全是学者妄想出来的东西”。为反驳加藤弘之,1883年马场辰猪著《天赋人权论》、植木枝盛著《天赋人权辩》,为天赋人权立言。《天赋人权辩》说:“吾辈所谓天赋人权,本与国家法律无关,而是直接根据人的天性而倡导之。”认为天赋人权就是人的自然欲求的社会表现。     遗憾的是,在明治初年即被译造的“人权”语词,在明治宪法中却并未被使用,使用的是“臣民的权利”,直到二战后日本国新宪法中才出现“人权”概念。重视国家权利和漠视个人权利,导致了“人权”概念在日本长期遭到冷遇。民权在与国权比较的时候,不得不退为第二位,这是人权在东方专制国家中的必然下场。追求国家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主义始终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支柱,人权、民权则在国家主义之下,如苏峰在批判民权运动时所说“当时的民权自由论,其名为民权,而其实是国权。”          二、“人权”语词在近代中国的开始使用          康有为是较早把日文汉字“人权”语词介绍给国人的。康有为认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由于直接翻译西书十分不易,但“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日译书中又大量使用汉字,故翻译日本书籍可得事半功倍之效。基于向国人介绍西学的目的,康有为编写了《日本书目志》,其中包括草野宣隆译的《人权宣告辨妄》一书。《日本书目志》刊行于1898年春,但梁启超在1897年11月15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5册上就发表了《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说“吾师南海先生,早??忧之,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文中还引述了《日本书目志》一书的序言。可知《日本书目志》当写于1897年11月15日之前。     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大量出现“人权”语词(主要在戊部之后)。如:“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此其侵天界而夺人权,不公不平莫甚矣”、“反目人权为谬妄,是失天职而不知”、“何事背天心而夺人权哉”、“禁人者,谓之夺人权、背天理矣”、“夫以人权平等之义,则不当为男子苦守”、“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等等。梁启超也开始直接使用人权语词,如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说“欧洲自今世以来,学理大昌,天赋人权平等同胞之声,遍满全洲。”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说:“故文明国得享用自由也,其权非操诸官吏,而常采诸国民。中国则不然,今所以幸得此习俗之自由者,悖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消灭而无复踪影。而官吏所以不禁者,亦非尊重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     康有为和梁启超究竟谁先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日文汉字“人权”语词,就目前资料尚无法作出准确判断。《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作为清光绪25年即1899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作于清光绪26年即1900年,都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的作品。而《大同书》的写作年代,学者们则多有疑议,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大同书》成书于1902年。《大同书》的甲部和乙部于1913年发表于《不忍》杂志,较完整的稿本则刊于作者逝世8年后的1935年。康有为在1919年所写的《大同书题辞》中明确地将《大同书》的写作年代定为1884年。有学者考察,1883年康有为阅读西学达到一个高潮,阅读范围包括《东华录》、《万国公报》、《西国近世汇编》、《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报刊和著作,其有关西方、科技和未来世界的讨论为《大同书》提供了新的知识背景和想象力的源泉,因此《大同书》的写作始于1884年并非康有为的不实之辞,1902年只是康有为对已有手稿进行较为系统的修订和大规模增补的一年,《大同书》的思考、撰述、修订、增补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康有为因其长女康同薇通晓日语,故有条件接受和使用各种日译汉字语词,其1898年上半年曾为光绪帝写《日本变政考》,以编年体形式介绍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到开国会时止的全部政治法律活动。而在1898年时,“人权”语词在日文中早已被接受和使用了。《大同书》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基本上属于康氏前期思想的范围,虽久未刊行且“秘不示人”,但他的亲密学生特别是梁启超却在很多地方都谈过或透露过。综上,不能排除康有为早于梁启超而使用了日文汉字“人权”语词。     1903年汪荣宝、叶谦编的《新尔雅》中也出现了“人权”语词,只不过是用来解释其它概念的。在解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关系由两者间之约束而成者,谓之约束国家”时,说“自近世天赋人权之说张,久握大柄之君主,不得私其权为已有,约束国家之所以成立也。”同年,柳亚子因“读卢梭《民约论》,倡天赋人权之说,雅慕其人,更名曰人权,字亚卢。”斯时,人权口号在民主派人士中已成风靡之状,邹容、陈天华、秋瑾等革命志士都在其书文中疾呼人权。     至1915年陈独秀为《青年杂志》作创刊词《敬告青年》,其中“人权”语词使用了三次。为阐释“人各有自主之权……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而引证欧洲的“解放历史”时,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在阐释“科学”的功用时,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又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三、“人权”语词的百年----从冷落到尊显          “人权”语词在被引入中国后,与其在日本的命运相似,在使用上受到了“民权”语词的排挤,在学者论著中其使用的频率难以与“民权”语词相比,在官方文本中更难觅其综迹。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也采纳了日本明治宪法中“臣民的权利”的表达,甚至连“民权”也未使用,更遑论“人权”了。     近代的知识分子在表达西方的天赋人权观时往往借用“民”与“民权”语词。如严复把《社会契约论》翻译为《民约论》,把“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翻译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他借用“民”的语词表达的天赋人权观是:“唯天生民,各具赋畀。”梁启超对天赋人权思想的表达是:“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何启与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一书中表达的是“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的观点及“中国之所以不能雄强,……皆惟中国之民失基权之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权思想在思想领域和政治法律生活中已成气候,从郭嵩焘、薛福成、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等等,都是以民权为旗帜,以民权相号召。     民权与人权是两个带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概念。民权所代表的是一个“群”的范畴,人权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体”的概念,因为民权与人权两者之间所具有的不同价值,所以在文化上民权容易与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结缘,而人权则与法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有着亲缘关系。两者相比,民权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容纳、为中国人所接受。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中国在接受西方宪政文化时首先认同的是民权,而不是人权。由西方化的“民权”而唤起中华民族的“民本”记忆的首先当数王韬、郑观应等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本这种中国本土资源的回忆成为“民权”走入中国的一种“路径依赖”。他们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民本”理论去理解、接引西方的民权与人权理论,民权起到了沟通和连接“民本”和“民主”以及接引人权的作用。民权既由民本资源所支持,又超越了民本的语义而含有西方民主的因素,是中国知识分子把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激进的民主概念相调和而创造的中国人可以接受的一个新东西,是西方民主转换为中国语境的产物,是把君民“轻重关系”改变为“平衡关系”的一种隐喻式表述。民权对于西方民主文化而言起到了接引作用,对于中国传统民本文化而言则起到了转化作用。     新文化运动以后,“人权”语词不仅在知识界文化界获得使用,并逐渐进入官方文本中。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保障人权令,说:“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国民党专制独裁、人权无保障的事实,引发了以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人权与约法》、《论人权》等大量文章,最后由胡适等人选编为《人权论集》一书。“人权派”的思想观点引发了当时关于人权的大讨论,周鲸文、邹韬奋等编选了《论人权运动》一书就是一例,人权语词在此时期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语词。     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即提出人权主张,此后“人权”语词在立法中也大量出现。1940年11月11日公布施行《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11月17日通过《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2年11月6日通过的《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1943年2月21日公布的《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1948年4月13日的《哈尔滨特别是政府布告——为禁止非法拘捕、审讯及侵犯他人人权等行为事》、1948年5月《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训令各级政府切实保障人权,严禁乱抓乱打肉刑逼供》、《修正淮海区人权保障条例》。     建国后,“人权”语词又备受冷落,一度被作为资产阶级的概念受到批判。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权语词重新开始被使用,20年间迅速发展为一个瞩目的词汇。“人权”语词写入宪法,是一百年来人权斗争的成果之一,无数的志士仁人致力于传播人权思想、投身于人权斗争,写出了中国百年宪政史上波澜壮阔的人权篇章。回顾这百年宪政史上人权语词的使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历经挫折,艰苦卓绝,人权终于在中国开出了制度之花。          作者简介:曲相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韩大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07BFX07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沈寄?先生遗书·寄?文存》卷四。     2参见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3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7页。     4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5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7页。     6《明治思想史年表》,载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7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8日清水伸:(明治宪法制定史,上卷第140页,原书房1971年出版。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9日大久保利谦:《幕府维新之洋学》,第200--202页。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0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1日阿部照哉:《基本的人权的历史》,有斐阁1987年初版,第123页。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2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13参见日藤本英雄等编:《法律学小辞典》第698页,有斐阁1979年版。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4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5日加藤弘之:《人权新说》,《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6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附录),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33页。     17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18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20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载《康有为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3页。     21另有《民法财产编人权部释义》和《日本民法人权讲义》两书,但此两书名中的“人权”显然是与财权相对的概念。     22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后》,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一)》,第52页。     23《第三集编校说》,《康有为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4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25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四)》,第61页.     26《饮冰室合集·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自由与制裁》。     27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8参见汪晖:《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七章。     29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0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135页。     3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四辑,汪荣宝、叶谦编《新尔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页。     32《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33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4《青年杂志》1卷1号(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发行)。     3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新民说·论进步》。     36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劝学篇〉书后》。     37参见王人博:《论民权与人权在近代的转换》,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2期。     38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9俞荣根:《道统与法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     40梁实秋、胡适、罗隆基:《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版。     41周鲸文、邹韬奋等:《论人权运动》,合新出版公司1941年8月版。     42王广辉:《中国人权立法的回顾与前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432008年6月30日以“人权”为关键词在yahoo网页上查询到16,300,000项符合人权的查询结果,    进入专题: 宪政 人权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71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法学家》2008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 | 周大伟:“批发”研究生的季节

周大伟:“批发”研究生的季节 进入专题 : 法学教育    ● 周大伟 ( 进入专栏 )       每年的5、6份,是高校的教授们“批发”研究生的季节。其中,“批发量”最大的,非法律专业莫属。     由于各高校继续盲目扩招,一位教授带几十位研究生的现象继续存在。五、六月份以来,是学生毕业的高峰季节。中国的高校的教授们都在突击看硕士生和博士生们的毕业论文。往往一个教授分配审阅的论文都有几十份,要求几天内看完并写出评语。一位我认识的法学教授朋友告诉我,他按照要求平均每天要看5本以上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从起床看到深夜,几乎废寝忘食地看,看到头昏眼花,也才看完两份。看来,他还算是一位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教师。     上个月,我本人受委托审阅一位法学博士生的论文。那天恰好要因公旅行,我拿到论文后便登上了开往上海的京沪高速列车。从北京到上海的将近6个小时的旅途时间里,我几乎都在目不转睛地阅读并理解这篇6万多字的论文,列车抵达上海时,我只看完了这篇论文的一半。当我关闭电脑收拾行李时,我突然意识到,那些一天能看完5份研究生论文的导师们大概一定被打通过“任督二脉”,否则怎么能一天看完5本研究生论文后第二天还能神清气爽?这些年,高等教育“跨越式的发展”,让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人数连续翻番,一个教师如果真的能对众多学生的论文认真指导,结果不是精神崩溃就是身体崩溃。如果不想就这么“崩溃”,除了自欺欺人、敷衍学生,恐怕别无它途。     显然,还有更多的教师是根本不看全文,只看论文提要,就按照固定的评语模版写出评语,大致是什么“立论有新意”、“语言生动、流畅”、“论述方法得当”、“符合论文要求同意予以通过”。在我看来,这实在就像是个在“批发”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市场。人们都在谈论中国高校的“腐败”,看来,这就是其中的一种腐败。高校道德高地早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     别的专业学科,我不可以妄加评论。仅就法律学科而言,自认为还有些发言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快、规模最大的法学教育大国。目前,全国开设法律专业的大学已经近七百所,开展各种形式法学教育的单位总计有近千个,法律专业的在校学生近百万人。尽管这一状况与近年大学扩招带来的高校规模膨胀相同步,但从规模上看,中国的法学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占据了极不适当的比重。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大学教育整体上趋于大众化,是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趋势。但属于培养治国精英的法学教育则需要另当别论。     从长远看,中国的法学教育还远未满足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阶段需要某种“粗放式”的运作。法律学应当是一门高度专业化的学科,法律专长的产出投放直接涉及到社会运行体系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必须要使有限的法学教育资源获得最高效的产出,宁可少而精,切忌“多而滥”。如今,中国法学教育的表面的“粗放式”繁荣的背后,潜伏着质量下滑、声誉扫地、就业困境等深刻危机。目前,法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是各个专业中是最低的,奇怪的是,这一信息反馈似乎并没有对现行法学教育产生什么触动。新一轮的扩校招生冲动在各地仍然未见节制。     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法学教育低门槛、非精英化的结果,势必导致一个社会整体法律环境的贫困和危机。研究资料表明,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也曾有过各类法学院像野兔子一样野蛮生长的年代。当年,很多匆匆成立的法学院不顾教育质量,盲目扩大生源。大量法律文凭的滥发,导致整个法学教育质量的急速下滑。值得称颂的是,诸如哈佛大学法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等著名法学院在市场商业利益面前不为所动,断然拒绝降低招生标准,始终对法学院的入学门槛保持高水准 ——即要求考生进入法学院前必须已经取得过一个本科的学位。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美国法学院都采用的哈佛法学院的“高标准、严要求”,由此奠定了今天美国法学院的崇高声誉,也保证了社会法律专才的质量和口碑。     前不久,我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教授(Randle Robert Edward,前美中法律教育交流委员会创始人、主席)在北京重逢。爱德华教授前几年退休后,还一直在关心中国的职业法律教育问题。他忧心忡忡地告诉我,在美国这样一个法律行业历史悠久和发达的国家里,能列入标准名册的法学院只有200所左右。如今,每年从中国大陆现在的六百多所法学院毕业的十几万学生们,质量能保证吗?这些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合适的专业位置吗?     爱德华教授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2012年最新出炉的大学生就业调查显示,法学专业的就业率依旧保持历年来的倒数第一。徐显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中国法学教育的未来,以现在法学院校毕业生就业的情况和就业之后的发展是否成功作为标准来做一个判断,可以发现有的法学院毕业生仅有百分之四五的人从事法律职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毕业生不能从事法律职业。而以法律为业之后,又有许多人被淘汰和转行。”     遗憾的是,至今,中国的法学教育没有制定出统一的教育准入制度,同时也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即便人们目前对法学教育是否应该向精英化方向发展还存在争论,问题的严重性却在于,法学教育正规化的基础性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是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一窝蜂地去开办法学院?是不是那些考大学遇到麻烦的人都可以走捷径进法学院读法学?在急功近利、快马加鞭地大办法学院的情形下,人们是否注意到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危机?与其在不久的将来由于生源缩减等原因导致大量不合格的法学院被淘汰或被兼并的现象,不如现在就未雨绸缪,及时制定出统一的法学教育准入制度,避免法学教育资源的恣意浪费和声誉损害。     我有时常常在想,在每年从法学院大门里走进社会的十几万法科毕业生里,难道我们的法学院就培养不出几个像江平、张思之这样的德艺双馨般人物吗?看来,眼前的现状实在不敢令人乐观。面对人潮涌动的年轻学生们,除了高抬贵手让他们一群群地通过毕业的闸门,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来自网间那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段子:     一位大学校长语重心长地对一位研究生导师说:考100分的学生你要对他好,将来他可以成为科学家和大师;考80分的学生你也要对他好,他将来可能和你做同事;考?不及格的学生也要对他好,今后给学校捐钱就指望这些人了;考?作弊的学生你更要对他好,他将来会从政当官的;还有,那些中途退学的同学,你千万不要阻拦他们,他们将来很可能会成为比尔盖茨或乔布斯的。          作者注:本文是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每周专栏稿的未删减版。 进入 周大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学教育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612.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 | 徐显明: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3 次 更新时间: 2012-03-09 23:47:24 徐显明: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 进入专题 : 法治 司法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 徐显明       在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推动下,世界已经迈入全球化时代。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全球化是她所面临的挑战;对于复兴的中国而言,她的大国化则是别国面临的挑战。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国化,已经融进同一个历史过程。但是,中国尚未为成为大国做好准备,我们还处在由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当中。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和全球化进程,留给中国的是一个压缩的时空——中国要在数十年内完成西方世界经历数百年的“大国化”进程。为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我们要思考:什么是大国?大国的制度经验是什么?中国走向大国的制度目标是什么?大国化的法治路径是什么?           何为“大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并不必然使一个国家坐拥“大国”地位。大国之“大”,不在规模而在实力,在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上的全球影响力。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三个刚性、两个软性)界定大国的标准:     第一,经济标准。大国要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就经济的“量”而言,大国的经济地位可用四个“百分之五”来说明:GDP占全球百分之五以上,年均发展速度达到百分之五以上,外贸总额占全球百分之五以上,外汇储备占全球百分之五以上;就经济的“质”而言,大国是具有经济穿透力的国家,具有左右世界经济走势的能力。大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第二,政治标准。首先,大国是对世界局势有影响力的国家。其既能够实施自己的战略意图,也能遏制违反自己意图的主张。大国有能力说“不”;其次,大国要为全球稳定与发展承担重大责任,当国家间纷争或全球性事件出现时,大国往往被他国寄予希望。大国此时不能失语,大国无权沉默;再次,大国是在国际事务中居于领袖地位的国家,能够为全球制定游戏规则。     第三,军事标准。国家军事实力的现代标准,在海湾战争后发生了根本变化。科技取代了常规,质量取代了规模;大国要有打赢立体化、信息化战争的能力;大国在先进武器上要有杀手锏,有战略威慑力,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以上是显性标准或刚性标准,是用肉眼可测、用数据可计的标准。但真正的大国还有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软标准,这类标准有时比刚性标准更难实现,可是它对人们判断国家地位却有终极意义。这类标准有两项:     其一,文化标准。大国之“大”,不仅在于经济穿透力、政治影响力、军事威慑力,还在于文化的吸引力即所谓“软实力”。大国要有被人向往的文化,这种“被向往”是大国在人们心灵上的标准。其被向往的内容有:道德水准、价值趋向、生活方式等。     其二,制度标准。制度的本质在于为人的行为提供激励模式。好制度提供正向激励,彰显人性美德和个体创造力;坏制度提供反向激励,纵容贪婪私欲和不劳而获。大国莫不以其创新性制度作为其根本保障。其制度有“可信赖”的特征,其以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测性、恢复性及公正性为标志。           大国的制度经验          那么,大国的制度有何特征?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会带给我们何种启示?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大国崛起提供了世界舞台。九个公认的大国相继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苏联)和美国。它们的崛起,殖民统治和武力征伐只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创造了让世界面貌为之大变的新制度。葡萄牙、西班牙最早结束了中世纪的封建状况,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借助国家力量征服了海洋。在那个时代,征服海洋就意味着征服世界。然而,由于这两个国家没有产生更具持久性的新制度,其国运并未长久。     “海上马车夫”荷兰在17世纪成为大国,归因于形成了主宰世界的三大制度,即:航海规则、贸易规则和金融制度,贡献了格劳秀斯和国际法;“日不落帝国”英国之成为大国,在于其形成了尊重产权和个人自由、体现法治精神的英美法系;德国之成为大国,是因其贡献了体现理性精神的民法典和挽救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国之成为大国,在于贡献了现代人权思想,解决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协调问题;日本之成为大国,是因其怀着“求知于世界”的维新纲领,成功汇通东西文明,建立了具有儒家思想特点的政治法律制度;俄国和苏联之成为大国,是因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美国之成为大国,归因于完善了以主权在民、司法审查、总统制、分权制衡为内容的一整套宪政民主制度。     从上述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大国的最终形成,无不以在世界范围内奠定某种制度为标志。推动大国崛起的制度有如下特征:     1、大国的制度具有原创性。五百年来的大国,多在国家的基础制度方面励精图治,勇于创新。它们在政治上平衡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的关系,经济上既保护个体权利又增进国家公益,文化上协调自身传统与普遍价值。     2、大国的制度具有可模仿性、可借鉴性。大国制度不仅是本国传统和现实需要的产物,而且能够回应不同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共同的问题对应着共同的方案,共同的方案具有可普遍借鉴的意义。     3、大国的制度具有持久性。新制度不仅能回应一时之需,不仅使开明领袖可付诸实现,而且能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4、大国的制度具有回应性。人类迄今为止的制度,可分为压制性制度和回应性制度两类,大国无一例外选择了回应性制度。“法治”不是把法律当做统治的工具,而是当做统治的主体。法治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对受到侵害的正义的恢复性,使其能够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防止激进变革带来的混乱无序。其制度本身的开放性,也助其在既定制度框架内修正和解决了存在的问题。     中国要走向大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制度目标和向世界提供制度借鉴的能力。           中国走向大国的制度目标            中国的大国化将注定极具特殊性。五百年来相继崛起的几个大国,除俄国和美国之外都是“小国寡民”。有的甚至只是弹丸之地。荷兰崛起时国土不过现在北京的两倍,人口不足150万。中国则有着庞大的人口、辽阔的版图以及悠久的历史。     也正因中国之“大”,所以面临着一些先前大国未曾遇到的特有难题。     第一,国家的整体目标同内部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中央权力同地方治理之间的协调难题;第二,国家的政治权威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中国之广土众民,历史上多采无为而治,君权难及郡县以下,乡绅自治替代了政权的包办包揽。这种治理方式在农耕社会尚可勉强维持,但绝难适应现代巨型商业社会;第三,历史重负与制度转型之间的矛盾。悠久的传统既是宝贵的资源,也会成沉重的包袱。在此情况下,创新转型之难可想而知。中国从未有过日本那种“船小易调头”的从容;第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结合,这常常使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公民生活出现脱节。     处理上述难题,需要从公共权力的制度性安排而非权宜性选择视角加以考量。     纵观中国历史也发现,武力征伐只能维持一时之功,创新制度才能确保长治久安,论制度昌明尤以唐代最为可圈可点。其之所以受人尊重,系因其形成的中华法系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近邻。中华法系因之成为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并列的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唐律也成为封建制法典的楷模。因此,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能向世界输出制度和文化的国家,才能成为大国。     中国大国化进程的实现,必依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法治化为据。实现法治创新,是中国走向大国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型则可能是实现中国大国化地位的最终标志。           中国“大国化”的法治路径            一,从形成“法律体系”到形成“法治体系”     至201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法治发展的主要方向,将从形成“法律体系”向形成“法治体系”转变。“法律体系”是静态的,其功能是形成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规范体系,它解决的是“无法可依”的问题;“法治体系”则是包含民主、人权、宪政等价值评价标准在内的制度运行过程,目标是实现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法治化。其意义在于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共决策绩效、建设和谐社会、维持国家长治久安。     二,以“法治”推进社会转型     中国已经完成了三个方面的社会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高度封闭向全面改革开放的转变;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的转变。这些转变都是以发挥社会的创新活力为特征的。中国有待完成的转变,是立足于既有法律体系,推进向“法治”的转变。就具体的方面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点:     1、在公共治理的思维模式上,要从“革命思维”转向“建设思维”。革命思维是“运动思维”、“战役思维”、“发动思维”和“一战接一战思维”,视人民为发动对象。它拒绝异议,排斥反思,把人民大众置于被动和客体地位上。革命思维的后果是破坏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以变动的个人意志来实现政府目标;“建设思维”则相反,它注重规则和制度,注重连续性和积累性,并表现为一贯性。建设思维是制度思维,革命思维是破坏制度的思维。用革命思维上断难建成法治国家的。     2、在治国手段的选择上,要从“政策本位”转向“法律本位”。在治国手段上如果以政策为主,则社会的稳定性必然常受挑战。政策治国的方式是靠会议、靠文件,靠讲话。这对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来说不失其效果,但是它不能适应市场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这一现实,它会阻滞深层面的制度创新,不能走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和朝令夕改、效率低下的困境。     3、在公共治理所应遵循的价值观上,要从“效率”价值转向“公正”价值。改革是一个利益重组过程,当前的严重社会不公,已经显现出吞噬改革成果的危险,不利于长治久安局面的形成。必须通过调整公共治理的价值序列来加以改善。公正是制度的基本价值,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除了民主、富强、文明、和谐之外,还应增加一个:“正义”,即我们所致力于建设的社会应是一个“正义社会”。     4、从政府的治理模式上,要从“管制型”向“自治型”转变。政府权威不可或缺,但权力并非越大越好,否则会累积执政党的政治风险。要限制国家决策的范围和深度。必须高度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发挥社会自治功能,恢复社会自身化解矛盾的能力。     三,以“法治”推进政治转型     中国“大国化”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在实现法治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需要实现如下几个“统一”:首先,文化特殊性与法治普适性的统一;其次,利益多样性与国家整体目标的统一;最后,弱者生存与强者发展的统一。     一个好政府,既要怀有为民服务的宗旨,也要有为民服务的能力。政治转型的目的不是要削弱权威,而是为权威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它旨在改变权力高度集中和权力不受约束的现状,目的是增强执政者对民意诉求的敏感度以及快速回应和制度式服从的能力。           以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均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200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但是,由于转型时期维稳压力增大,司法改革进展较为缓慢。     诚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所指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可以判断,法治国家建设已进入攻坚时期。司法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性地位正越来越成为共识,甚至可以说,能否推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风向标。     司法改革的关键有两项,一是从根本上实现宪法赋予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二是通过大幅提升司法机关的政治地位和宪法地位来树立司法权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无司法权最终对法治的守护,法治必将成为溃决的堤坝和无牙的老虎,其是无法阻拦“权力”这只洪水猛兽的。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中的“独立”有五层含义:第一,司法机关职权设置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即司法权既不从属于行政权,也不服务于行政权;第二,审级独立。即每一级法院都只向法律和产生它的人大负责,而不是向“上级”负责;第三,法官权能独立。即法官与法官间的平等,要摒弃“管理法官”这一行政权观念;第四,法官的判断独立,即每一个法官的判断不受干涉,一个法官不能服从另一个法官;第五,责任独立。即法官对审理案件的结果负责,不得用执行上级意图或因受到某种干预而对知错故判的错案不负责任。     需要在观念上明确的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与民主制度是同时诞生的,也是民主的内在要求,它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环顾现代法治国家,在政府体制上虽有议会内阁制、总统共和制、委员会制之别,在议会体制上虽有一院制、两院制之分,但在坚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具体纠纷的解决,还是权力分工制约的需要,都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必须强调,坚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与加强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司法的目的是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而法律是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统一后的法律化,司法越是保证法律的有效性,越能实现党的意志,也就越能体现党的领导。     在我国的政法机关体制安排中,应以司法为中心设计国家法治和长治久安的框架,在现阶段可以通过提高司法权的地位达到这一目的。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的一种路径。在政治体制中,应将司法机关与同级人民政府平等设置。这既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合乎现行宪法。     司法无权威,即法律无权威,法律无权威,即无法治。而无法治的国家,终难成为大国。          徐显明,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校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世界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中国分会主席。     来源:《法制日报》2012年3月7日    进入专题: 法治 司法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080.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徐显明: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 徐显明:风险社会中的法律变迁 徐显明: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十大主流意识 徐显明:法治、良政与善治就寄托在你们身上 徐显明:毕业只是另一个学习的开始 徐显明:人权观念在中国的百年历程 徐显明:和谐社会中的法治 徐显明:大学理念与依法治校 相同主题阅读 徐显明: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 邓英淘 王小强: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 黄春燕:中国法治语境下亲亲相隐如何可能 徐昕:司法改革必须去封闭化和神秘化 依靠民主法治促进共同富裕——重庆民主法治发展调研报告 贺卫方:法治之路上的四个“拦路虎” 袁伟时: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 杜飞进:论法治政府模式的选择 童之伟:人权、法治和权力制约对刑诉法的共同要求 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季卫东:大变局下中国法治的顶层设计 俞可平:政治改革的合理路径 李林: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莫纪宏:强化法治观念是社会管理创新重要保证 陈有西:刑辩律师受迫是法律的悲哀 姜明安:我国当前法治对策研究的重点课题与进路 刘光华:新时期治国方略的协奏: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 何路社:村自治新论 袁曙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我国的法治建设 曹思源:中国政改需要双管齐下  

信力建:研究普世价值需要打破哪些禁忌?

第一位的问题是必须解放思想打破禁区。例如:法治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与宪政体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怎么摆?显然,法治需要权力制衡,共产党的权力又如何限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通过何种制度和程序来实现这种限制?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科学规范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能。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切实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里提出了一些主要原则,具体怎么做,需要进一步深入到制度设计层面。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