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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在《今天》杂志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作者: 徐晓   来源:布谷在歌唱 (感谢徐晓老师授权发表这篇演讲,文章虽短,但力透纸背,充满洞见和自我批判的勇气。) 四十年,几乎是每个人一生中最有效的全部时间。在这期间,我们送走了赵一凡、顾城、周郿英、史铁生、刘羽、刘迪、陶家楷、张枣、甘铁生,就在今天上午,又为诗人孟浪送行。他们的离世给我们留下难以平复的伤痛。在此,首先让我们一起向我们的兄弟和朋友致以最深情的哀悼! 徐晓老师在发言...

东网|非韩:无产阶级的政治不好玩

最近中国的这一波抓捕,让一些原本被认为是安全的人也入了狱,也让人感受到了新极权的寒意。在此背景之下,许多人开始重新解读游戏规则,核心就是缺乏安全感,最近看到的两篇文章《作家徐晓被捕知识界陷不确定季节》和《做个正常人》都提到不确定性和界限的模糊,即极权之下安全感的缺乏。

刘苏里:徐晓被带走前后

来源:新浪微博 @醒客二张 相关阅读: 【网络民议】到了坐在家里也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地步了 徐晓:《半生为人》自序 @刘苏里:...

徐晓:《半生为人》自序

  ★本文摘自作者散文集《半生为人》。该书于2005年由同心出版社出版,2012年中信出版社再版。作者为当代作家、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 《半生为人》 自序 徐晓...

爱思想|谢丁:疏异者崔卫平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崔卫平女士不是个明星。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出她的脸。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北京南锣鼓巷胡同时,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那让我下车吧。”她说,“我就是去拍那部电影的。”   她看起来也不像个演员。一头短发,没有化妆,大约50岁年纪,穿一件紫色的中式开襟。此前,崔卫平有过一次从影经历。她在《颐和园》里扮演她自己,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那部电影中,她和郝建、张献民坐在80年代末期的酒吧里,讨论捷克的知识分子。这3人都是大学老师,因为思想行事都非主流,被戏称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三朵奇葩”。   那天下午,她要拍的电影,是娄烨的新片《花》。娄烨曾是崔卫平的学生。因为《颐和园》,他正处于5年禁拍期。《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在电影里,女主角要到北京采访几个知识分子。崔卫平再次扮演她自己。因为演员们不懂中文,娄烨问她,能否先自己写好台词?   这和她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不同。那些文章散落在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其中有文学和电影批评,更多是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接受娄烨的邀约后,崔卫平着重考虑的是,如何让一个外来记者迅速了解中国。在台词里,她首先解释了中国目前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然后她模拟外国记者的身份,对自己发问:“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她写道,“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娄烨开始拍摄这段访谈。崔卫平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真的,电影录音用,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的知识分子用,假的。在夏日的阳光下,画面是明亮的,头顶没有遮盖。两年后,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这个场景时,不禁笑出声来。它似乎从头至尾透着一股秘密的快感。一个被禁的导演,一部题材不合适的电影,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群令人不放心的人,凑在北京最热闹的胡同里展开严肃讨论。在不到一分钟的镜头里,崔卫平的“自问自答”像在发表一种宣言:   “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知出发。”   告别主流意识形态   在中国,崔卫平仍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独立思想者。她在报纸和杂志都开设专栏,也是一名微博活跃分子。她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展开公共讨论的机会。   多年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11年,55岁的崔卫平从电影学院退休。对学校来说,她也许是个令人棘手的包袱。   崔卫平回到北京顺义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天上午,她固定在狭小而整洁的书房写作。宽敞的客厅用来看投影。她家有一套严格的观影仪式—不准吃零食、打电话,也不允许中途换片。我问她是否已看过自己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她哈哈大笑,说那更像是对娄烨的一种支持。   她的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我的声音和我的思想是不匹配的。”她说,“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公开说话的原因。”但在郝建的印象中,崔卫平在公开场合总是谈风很劲。他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她说话很急,也很冲,快人快语。”他说,“你好像能看到她的思想不停地迸出火花。”   崔卫平曾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她思想的起源。那是一长串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但她却很少谈起早年的生活经历。“我比较回避这个话题。”她说,“但不代表我不去审视自己。”   她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地方干部家庭。父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母亲则是个“新潮女性”,从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老三。她说,自己的童年是浑浑噩噩的。“文革”将家庭生活粉碎。那些印刷厂围墙上的大字标语,游行、示威,以及一个同学妈妈的自杀,她不理解这些事情的含义,除了茫然便是茫然。她后来写道:“如果有所谓‘文革一代人’,那我们就是‘文革’的‘半代人’。生活是从一个巨大的断裂开始的,毫无思想准备,什么也不理解。”   1969年,崔卫平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每天早上,她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地里的蚕豆又肥又油,玉米地像青纱帐。到了晚上,她听着哥哥和姐姐轻声谈论村里的人和事,月光一步一步移向屋子的中央。她发现自己的感觉在大自然里完全打开了。16岁那年,崔卫平回到城里。农村的经历仿佛开启了她的智力,学习成绩猛然提高。高中毕业后,她原本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但她不喜欢进工厂,“光线不足的车间,单调重复的工作”。1974年,当她再次下放时,她带了一套鲁迅杂文集去农村。在鲁迅的世界里,崔卫平渐渐了解到有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启示的和理性的。前者就像“先知”,像《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他们能够于黑暗中发现真理。“比较起来,理性的方式更适合我。”她写道,“它从一个平等的前提出发,诉诸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理性能力。”   1978年,崔卫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说,“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除了阅读经典文学,她还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她有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本科4年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而她却相反,想尽一切办法去听哲学系的课。在南大,她也成为许多话题的积极讨论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那时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人道主义就像这些学科的替身。崔卫平迷上了这个话题。在研究生的食堂饭桌上,她经常一人舌战11个男生。她后来说,那可能是她离“主流思想”最近的时刻。   1983年秋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他是人道主义话题的重要参与者。崔卫平听说,她喜欢的某个哲学系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了王若水。她非常失望,也对这个话题掀起的讨论失去了兴趣。她察觉到一种无力感,认为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那场运动对于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她说,“从内心里,我开始和主流意识形态告别。”   第二年年底,崔卫平毕业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办公室,系主任说,她可以在三个工作中任选一种。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她什么也没选,回家生了孩子并休息了一年。在北京,她立志要当一个“灰色人物”。   从时代最强音中的放逐   电影学院导演系八五届的学生,“是帮有点轻狂的老愤青”。但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比如娄烨。崔卫平是他们《艺术概论》课的老师。“那个女孩很年轻,站在讲台上,是一副干体力活的样子,很多学生都比她年长。”娄烨说,“她上课自由,可以随便发言,插嘴,质疑,她毫不在乎。”   娄烨每开拍一部新片,都会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需要阅读的书目,崔卫平总会在必读目录里。“如果你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读崔卫平是个很好的选择。”他说,“因为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说,她其实是和八五届学生共同成长的。他们正好赶上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缪,这些人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情绪,表达和世界的疏异关系。“他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帮助我接近自己的生活。”   在课堂上,崔卫平给学生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在现实中,她似乎也成为一个“疏异”的人。她很少参加学校会议,不爱搭理人。多年后,电影学院一提起崔卫平,仍是那个“一到学校就怀孕”的女孩。学生们都说她很酷。她似乎在寻求一种“主动的被边缘”,而艺术院校也刚好提供了及时的供养——她看了大量的电影,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   在生活的另一面,因为丈夫唐晓渡的关系,崔卫平的家正成为80年代“新诗”的接头地点。诗人们常去她家聚会,喝酒、谈论诗歌。但崔卫平谨慎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诗人们似乎也认为她不是一个合适的参与者。她慢慢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更理性的人。“有歌颂英雄的诗人,也有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她说,“但我发现那时很多诗人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1988年秋天,崔卫平开始在课堂上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些标榜出身于乌托邦的人,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会突然掉头去追求现实。她似乎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是如此,那些人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那些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崔卫平后来写道,“结果是将我从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在她看来,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   崔卫平此前积累的情绪似乎终于在《罪与罚》里找到了出口。在那些情绪中,她曾感到迷茫,太多东西不确定,似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她知道,迷雾中一定有某种确定性。她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信件,包括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突然在这一年,她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生长点,并随之确定了思考的方向。   她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她甚至不能分辨出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面孔。“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深表怀疑。”她说,“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然后是1989年。   接下来那年,女儿生日的那天,突然问她,家里怎么没人了?一个冷清的时代即将来临。崔卫平的许多朋友下海了,但她对生意实在没兴趣。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领域中去,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1993年春季的某天,她无意中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红色封皮英文书,是个加拿大朋友读完后扔下的,哈维尔的《OpenLetters》。   “我那时不知道哈维尔是谁。”她说,“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总统,我不会去翻看哪怕一页。”   从哈维尔到阿伦特   我第一次读到《哈维尔文集》,已是2003年的冬天。墨绿色的封皮上,是哈维尔的头像,封面左下方写着“崔卫平译”,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那年早春,学者李慎之先生去世。但他之前已为这本书写了文章。在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李慎之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对崔卫平来说,阅读哈维尔首先给她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长远利益和做人的尊严都抛在脑后。她尤其看重哈维尔提倡的良心。“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说,“我在他那里找到了道德的力量。”   1994年,因为肺结核在家休养,崔卫平开始翻译哈维尔。那时她正处于压抑中,不愿见人,不想出门,肺病也让她感到胸闷。她甚至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种生活的闷。但哈维尔却让她有深呼吸的感觉。她在阳台上搁了个小桌子,晒着太阳工作。“我的肺部难以喘息,但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吸氧。”   翻译了大约八九万字后,崔卫平校对打印出60份,然后邮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人为她叫好。到了1990年代末,通过哈维尔的传播,崔卫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朋友圈已逐渐从文学扩展到了学术领域。但她的个人生活也在此时陷入危机。1999年,她和唐晓渡离婚了。   “那时我对她有点担心。”作家徐晓说,“她似乎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我担心她性格里面那些偏执和感性的东西会强化。”徐晓记得第一次去崔卫平家时,听说她怕开窗,怕吹空调,感觉她是个比较柔弱的女性。她们在那段时间常通电话。   但崔卫平很快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力量。2000年,她得到一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译本。在阿伦特身上,她看到了很多和哈维尔相似的东西。他们都以很深厚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对抗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崔卫平对此深感认同,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不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145.html

崔卫平 |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崔卫平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57 岁的她虽然从北京电影学院退休,但仍活跃在中国的诸多公共领域。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娄烨评价说,“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AP) 本文原刊于 《人物》杂志六月号 ,原题为《疏异者崔卫平》,作者谢丁;文中小标题为奇闻录编辑所拟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崔卫平女士不是个明星。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出她的脸。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北京南锣鼓巷胡同时,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那让我下车吧。”她说,“我就是去拍那部电影的。” 她看起来也不像个演员。一头短发,没有化妆,大约50岁年纪,穿一件紫色的中式开襟。此前,崔卫平有过一次从影经历。她在《颐和园》里扮演她自己,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那部电影中,她和郝建、张献民坐在80年代末期的酒吧里,讨论捷克的知识分子。这3人都是大学老师,因为思想行事都非主流,被戏称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三朵奇葩”。 在娄烨的电影《花》中,崔卫平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 那天下午,她要拍的电影,是娄烨的新片《花》。娄烨曾是崔卫平的学生。因为《颐和园》,他正处于5年禁拍期。《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在电影里,女主角要到北京采访几个知识分子。崔卫平再次扮演她自己。因为演员们不懂中文,娄烨问她,能否先自己写好台词? 这和她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不同。那些文章散落在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其中有文学和电影批评,更多是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接受娄烨的邀约后,崔卫平着重考虑的是,如何让一个外来记者迅速了解中国。在台词里,她首先解释了中国目前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然后她模拟外国记者的身份,对自己发问:“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她写道,“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娄烨开始拍摄这段访谈。崔卫平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真的,电影录音用,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的知识分子用,假的。在夏日的阳光下,画面是明亮的,头顶没有遮盖。两年后,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这个场景时,不禁笑出声来。它似乎从头至尾透着一股秘密的快感。一个被禁的导演,一部题材不合适的电影,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群令人不放心的人,凑在北京最热闹的胡同里展开严肃讨论。在不到一分钟的镜头里,崔卫平的“自问自答”像在发表一种宣言: “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知出发。” 告别主流意识形态 在中国,崔卫平仍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独立思想者。她在报纸和杂志都开设专栏,也是一名微博活跃分子。她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展开公共讨论的机会。 多年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11年,55岁的崔卫平从电影学院退休。对学校来说,她也许是个令人棘手的包袱。 崔卫平回到北京顺义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天上午,她固定在狭小而整洁的书房写作。宽敞的客厅用来看投影。她家有一套严格的观影仪式—不准吃零食、打电话,也不允许中途换片。我问她是否已看过自己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她哈哈大笑,说那更像是对娄烨的一种支持。 她的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我的声音和我的思想是不匹配的。”她说,“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公开说话的原因。”但在郝建的印象中,崔卫平在公开场合总是谈风很劲。他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她说话很急,也很冲,快人快语。”他说,“你好像能看到她的思想不停地迸出火花。” 崔卫平曾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她思想的起源。那是一长串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但她却很少谈起早年的生活经历。“我比较回避这个话题。”她说,“但不代表我不去审视自己。” 她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地方干部家庭。父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母亲则是个“新潮女性”,从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老三。她说,自己的童年是浑浑噩噩的。“文革”将家庭生活粉碎。那些印刷厂围墙上的大字标语,游行、示威,以及一个同学妈妈的自杀,她不理解这些事情的含义,除了茫然便是茫然。她后来写道:“如果有所谓‘文革一代人’,那我们就是‘文革’的‘半代人’。生活是从一个巨大的断裂开始的,毫无思想准备,什么也不理解。” 1969年,崔卫平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每天早上,她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地里的蚕豆又肥又油,玉米地像青纱帐。到了晚上,她听着哥哥和姐姐轻声谈论村里的人和事,月光一步一步移向屋子的中央。她发现自己的感觉在大自然里完全打开了。16岁那年,崔卫平回到城里。农村的经历仿佛开启了她的智力,学习成绩猛然提高。高中毕业后,她原本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但她不喜欢进工厂,“光线不足的车间,单调重复的工作”。1974年,当她再次下放时,她带了一套鲁迅杂文集去农村。在鲁迅的世界里,崔卫平渐渐了解到有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启示的和理性的。前者就像“先知”,像《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他们能够于黑暗中发现真理。“比较起来,理性的方式更适合我。”她写道,“它从一个平等的前提出发,诉诸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理性能力。” 1978年,崔卫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说,“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除了阅读经典文学,她还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她有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本科4年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而她却相反,想尽一切办法去听哲学系的课。在南大,她也成为许多话题的积极讨论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那时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人道主义就像这些学科的替身。崔卫平迷上了这个话题。在研究生的食堂饭桌上,她经常一人舌战11个男生。她后来说,那可能是她离“主流思想”最近的时刻。 1983年秋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他是人道主义话题的重要参与者。崔卫平听说,她喜欢的某个哲学系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了王若水。她非常失望,也对这个话题掀起的讨论失去了兴趣。她察觉到一种无力感,认为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那场运动对于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她说,“从内心里,我开始和主流意识形态告别。” 第二年年底,崔卫平毕业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办公室,系主任说,她可以在三个工作中任选一种。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她什么也没选,回家生了孩子并休息了一年。在北京,她立志要当一个“灰色人物”。 从时代最强音中的放逐 电影学院导演系八五届的学生,“是帮有点轻狂的老愤青”。但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比如娄烨。崔卫平是他们《艺术概论》课的老师。“那个女孩很年轻,站在讲台上,是一副干体力活的样子,很多学生都比她年长。”娄烨说,“她上课自由,可以随便发言,插嘴,质疑,她毫不在乎。” 娄烨每开拍一部新片,都会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需要阅读的书目,崔卫平总会在必读目录里。“如果你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读崔卫平是个很好的选择。”他说,“因为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说,她其实是和八五届学生共同成长的。他们正好赶上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缪,这些人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情绪,表达和世界的疏异关系。“他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帮助我接近自己的生活。” 在课堂上,崔卫平给学生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在现实中,她似乎也成为一个“疏异”的人。她很少参加学校会议,不爱搭理人。多年后,电影学院一提起崔卫平,仍是那个“一到学校就怀孕”的女孩。学生们都说她很酷。她似乎在寻求一种“主动的被边缘”,而艺术院校也刚好提供了及时的供养——她看了大量的电影,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 在生活的另一面,因为丈夫唐晓渡的关系,崔卫平的家正成为80年代“新诗”的接头地点。诗人们常去她家聚会,喝酒、谈论诗歌。但崔卫平谨慎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诗人们似乎也认为她不是一个合适的参与者。她慢慢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更理性的人。“有歌颂英雄的诗人,也有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她说,“但我发现那时很多诗人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1988年秋天,崔卫平开始在课堂上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些标榜出身于乌托邦的人,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会突然掉头去追求现实。她似乎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是如此,那些人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那些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崔卫平后来写道,“结果是将我从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在她看来,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 崔卫平此前积累的情绪似乎终于在《罪与罚》里找到了出口。在那些情绪中,她曾感到迷茫,太多东西不确定,似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她知道,迷雾中一定有某种确定性。她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信件,包括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突然在这一年,她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生长点,并随之确定了思考的方向。 她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她甚至不能分辨出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面孔。“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深表怀疑。”她说,“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然后是1989年。 接下来那年,女儿生日的那天,突然问她,家里怎么没人了?一个冷清的时代即将来临。崔卫平的许多朋友下海了,但她对生意实在没兴趣。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领域中去,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1993年春季的某天,她无意中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红色封皮英文书,是个加拿大朋友读完后扔下的,哈维尔的《Open Letters》。 “我那时不知道哈维尔是谁。”她说,“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总统,我不会去翻看哪怕一页。” 从哈维尔到阿伦特 我第一次读到《哈维尔文集》,已是2003年的冬天。墨绿色的封皮上,是哈维尔的头像,封面左下方写着“崔卫平译”,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那年早春,学者李慎之先生去世。但他之前已为这本书写了文章。在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李慎之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崔卫平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文集 对崔卫平来说,阅读哈维尔首先给她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长远利益和做人的尊严都抛在脑后。她尤其看重哈维尔提倡的良心。“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说,“我在他那里找到了道德的力量。” 1994年,因为肺结核在家休养,崔卫平开始翻译哈维尔。那时她正处于压抑中,不愿见人,不想出门,肺病也让她感到胸闷。她甚至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种生活的闷。但哈维尔却让她有深呼吸的感觉。她在阳台上搁了个小桌子,晒着太阳工作。“我的肺部难以喘息,但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吸氧。” 翻译了大约八九万字后,崔卫平校对打印出60份,然后邮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人为她叫好。到了1990年代末,通过哈维尔的传播,崔卫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朋友圈已逐渐从文学扩展到了学术领域。但她的个人生活也在此时陷入危机。1999年,她和唐晓渡离婚了。 “那时我对她有点担心。”作家徐晓说,“她似乎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我担心她性格里面那些偏执和感性的东西会强化。”徐晓记得第一次去崔卫平家时,听说她怕开窗,怕吹空调,感觉她是个比较柔弱的女性。她们在那段时间常通电话。 但崔卫平很快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力量。2000年,她得到一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译本。在阿伦特身上,她看到了很多和哈维尔相似的东西。他们都以很深厚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对抗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崔卫平对此深感认同,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不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她说,即使你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而汉娜·阿伦特对此提出的响亮忠告是——站到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去。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 徐晓敏锐地看到了崔卫平身上的变化。有一次,崔卫平对她说,我们要把自己打扮得妩媚一点。没多久,徐晓就去了美国。她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当她回到北京时,发现崔卫平快要结婚了,爱人比她小9岁。从那时起,她发现崔卫平在个人上变得柔软起来,但另一方面,她也开始在公共讨论中到处看到崔卫平的身影,而且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尖锐。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生态。2001年,在“世纪沙龙”论坛,有场关于“福柯是不是诗人”的辩论。一个昵称“snoopy”的网友在争辩中突显出来。“喧宾夺主的snoopy,几乎成为沙龙的女主人。”学者王晓渔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她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舞会。每一次的主题都出人意料又水到渠成。”他后来得知,snoopy就是崔卫平。 那年临近暑假,崔卫平突然贴出一张邀请函,请一群陌生的网友到北京参加一场“夏令营”。在一篇《有关Snoopy夏令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里,她写下4条规定。比如:“免费提供早餐一顿,吃完饭各自洗碗,snoopy抹桌子。时间:8:00。”“单独外出者晚间12点前回家;临时决定不回家者,请于11点前打电话告知snoopy;但不必(和不许)告知他/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就像一次小型的公共生活实践。网友们住在崔卫平家,书房被改造成营房,大家互相以网名相称。23岁的王晓渔参加了那次夏令营。“有崔卫平的地方,就有笑声在……提醒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但对苦难感又要有所节制。”他在文章里写道,“后来读《汉娜·阿伦特传》,总有一些章节似曾相识,仔细想想,原来闪现着她的身影。” 2012年7月12日,在《今天》诗刊编辑徐晓老师家,徐晓、崔卫平与立人大学学员包饺子、读诗歌。 到了2004年,崔卫平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开始在知识分子圈流传。作者是波兰的米奇尼克,和哈维尔一样,他也被视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缔造人之一。与此同时,崔卫平开始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表社会批评,提出看法。她还发表了几封公开信。她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名声。 在微博上,崔卫平有11万粉丝。她给自己填写的身份是学者和作家。“她的文章特别真实,都是以她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很容易打动人。”学者徐友渔说,“但这也可能成为她写作的缺点,因为对整个社会来说,个体经验仍是特殊的。” 徐友渔和崔卫平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还一起去捷克见过哈维尔。他对崔卫平的那次布拉格之行印象深刻,因为需要鼓起勇气才能迈出那一步。他说,崔卫平有一种道德上的直觉和天生的良知,那驱使她不得不去。 崔卫平当然清楚,公共发言可能带来麻烦。这些麻烦不仅来自暗处,也有部分来自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道德上的指责,还有人质疑她的学术能力,认为她“浅”——从专业上看,她也不是政治理论的专家。但崔卫平认为,这可能和她在公共领域中给自己任命的角色有关。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她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 有一次,崔卫平组织了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去娄烨家看《颐和园》。放映之后,大家坐一起聊天。有人很喜欢,也有人完全不能够接受。讨论中,崔卫平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与他们产生很大的分歧。 那次放映会结束后,崔卫平给娄烨写了封邮件。她提到一个词,叫“自由主义主义者”,用来指那些把自由当成理论来处理的人。她说:“对那些人来说,自由主义只是书本上崇高、美妙的东西,自由主义个人也只能是光滑、单纯的,那些晦涩的幽暗的个人及其经验就不算啦。” 娄烨后来对我说,那才是崔卫平思想中最具魅力的东西,也很清晰地使她与她的那些同志拉开了距离。而这需要一种敢于身体力行的意识和精神的冒险,那并不像提出一种政见那样简单和目的明确。 “就像一次通向自己灵魂深处的旅行,而是否能够穿越灵魂深处的‘荒野’,安全到达那片平静的‘林中空地’,我们没有人能预先知道。”娄烨说,“但旅行早已经开始,这是崔卫平的勇气。”他引用了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的核心概念,“林中空地”就是开放性真理的终极之境,为人类无蔽的心灵而存在。 “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 2012年中秋,崔卫平和几个朋友去郊区游玩。那正是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她对连日来的街头暴力很忧虑,也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感到不满。她认为,也许是时候回应大江健三郎在日本发起的联署了。几个朋友讨论出一份文本。 几天后,崔卫平通过邮件和网络发起了公开信《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她说:“我们的社会不乏理性的考虑,但是需要将它们大声说出来,让人们能够看见和听见。” 公开信一共10条。她认为其中有两条同样重要:一、不希望目前的争执影响经济、文化和民间交流;二、反对战争和街头暴力。她希望发出一种“理性中国”的声音。签名联署的人,似乎五花八门。有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也有农民工和个体户司机。有持异议者,也有毛左派。 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一些自由派的朋友认为她靠官方太近。而更多网民和社会批评,则认为她对日本太温和,像是汉奸言论。 在一篇名为《在今天如何理解爱国》的回应文章中,崔卫平写道:“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她认为,担心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没有必要的。就像她在给朋友的邮件里写的那样:“让我们通过行使对于主权领土的发言,把主权换到自己手中。”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崔卫平看到一条网友转给她的微博,说新任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那位网友好奇地说,这不是崔卫平说过的话吗? 她转了这条微博,但只打上了一张笑脸。 猜你喜欢 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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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中国性教育要从官员做起”

  据中国媒体近日报道,浙江有一名弃婴被困公厕下水道中,经过消防队员和医院两个多小时的抢救,该婴儿脱离危险。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中国舆论甚至 国际媒体的关注 。 据报道称,弃婴母亲是在浙江打工的22岁单身女子。该女子在一夜情后怀孕,因婴儿父亲不愿意负责而决定隐瞒怀孕事实。据这位母亲解释,上厕所时产下婴儿也是意料之外。而由于母亲束腹等隐瞒怀孕的做法,婴儿出生体重也低于正常标准。厕所意外出生还让孩子几乎一出生就失去生命。 未婚怀孕导致流产以及婴儿不能健康出生,甚至出生就夭折的案例在国内屡见不鲜。据官方统计,中国流产低龄化和未婚化的趋势明显,而意外怀孕导致的流产是主要原因之一。在接受荷兰在线采访时,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教育专委会委员徐晓阳教授表示,中国缺乏系统的性教育,未婚怀孕的社会救助系统也不完善,下水道弃婴事件则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把这些问题呈现了出来。与此同时,徐教授还介绍中国在性教育方面的现状和解决之道。 性知识也应包括交往知识 中国性教育缺失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基础教育阶段,对是否应该进行性教育这一问题的争论已由来已久。对此,徐晓阳表示,学校和家长因担心性教育变相鼓励青少年性交往, 或是教师本身不专业,往往对此避而不谈,即使有性教育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一般性教育课程中,避孕并非教学内容。青春期交往和怀孕方面的话题,中国也往往以负面教育、恐吓教育为主,不鼓励青少年进行正常交往。这并非科学的性教育,科学的性教育应该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力。 徐晓阳指出,完整的性知识不仅应该包括生理、心理知识、性道德以及自我保护知识。恋爱交往和性交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女孩不懂如何拒绝男孩的性邀请,由此发生性关系而怀孕,以及男孩不知道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法分清友情与爱情的区别,都是交往教育不到位的体现。“在下水道弃婴事件中,父亲一方拒绝对胎儿负责,也是交往教育失败的体现。” 计生体制存在漏洞 避孕措施的不到位,传统文化对未婚母亲的偏见等因素导致了流产的高发。 对此,徐晓阳评价到,社会不应该过分从道德层面来批判未婚怀孕的女性。在下水道弃婴这样的案例中,婴儿母亲的做法也并非全部因为个人道德问题,社会责任更大。隐瞒怀孕,对未婚怀孕有羞耻感等是性教育缺失、社会救助体制缺失和文化歧视等因素共同造成的后果,仅仅指责当事人不仅片面,而且忽略了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在避孕体制方面,中国在已婚人群避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国家计生委对未婚者尤其是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相比之下薄弱许多。已婚者避孕可以免费领取药物、减免可逆性节育器安置费和人流手术费,而更需要保护的低收入打工族和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族,却很少有可能享受到这种优惠服务。 徐晓阳还指出,社会救助体系也没能为未婚怀孕的年轻女性或未婚妈妈提供经济、身体、心理方面的支持,这也导致了这部分女性在遇到问题后无人求助,无处交流的困境。隐瞒怀孕事实也是无奈之举。 性教育要从官员做起 虽然中国性教育和体制方面存在漏洞,改革却也并非易事。徐晓阳教授介绍说,改革应从改变官员落后的性教育观念和管理观念开始,改变性教育“教坏”学生的偏见。同时,人口计生部门应继续积极与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国际组织合作,应该多接触到学生和流动人口等脆弱群体, 开展各种调查和干预项目,提高他们性与生殖健康水平。中国性学会也应该争取在更多中小学开展性教育试点。这样,中国青少年通过学校教育、父母引导、社会服务等正规渠道获取生殖健康知识,树立正常的性学观。 徐教授还提到了国内 一些医院中针对未婚女性解决痛经、少女意外怀孕、少女阴道炎等问题而开设的“青春期门诊”或“少女门诊”。但因为宣传力度或患者本身有羞耻感等各种原因,效果一直不佳。而针对大学生免费发放的安全套和避孕药物,也往往因为年轻人“不好意思”暴露自己未婚的身份,少有人问津。不过,因为近年来艾滋病防治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官方十分重视通过推广避孕套预防艾滋病,这也间接推动了避孕工作,部分加强了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郑也夫 | 联语——礼之上品(下)

自按:读者乍读此文会觉突兀。笔者很理解,因为这里刊出的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文章上半部分1月24日挂在我的博客上,特告愿窥全豹的读者。        胡小川在我眼中也是一位异人。其父北平城防司令。他本人早年获美国数学博士,却有极好的动手能力。他自己研制的塑料大棚是我见过的水准最高,且成本最低的。三九天他的大棚里没有火,可以在小游泳池里游泳。他70岁生日时我到场,送一联。“心所欲”含七十岁的意思。               采天光入绿屋,小试身手               接地气心所欲,川流不息       上海季风书店经理严博非来京前越好见面,奈何当日他身体欠安,未能见面。我撰的联语一直没得机会送给他。               博采众山,四时皆成花季               非佳莫入,百侣如沐春风       张鸣早年在东北农场当兽医。兽医在当地是不错的工作,当然还是关不住这位读书种子的心性。高考后不幸仍然没跳出农牧。不可思议的是,在边陲农校,他靠自学硬是跨入史学,最终做出今天的成就。               张生有才,先医兽后治史               鸣放无罪,既去火又消灾       孟建新是我中学同年,曾在一条舢板上操练过几天。早听说他是中国经营红木的第一商人。到了他的瑞丽老巢问到他的同事,才知道,他只做顶级木材的生意。这位北京的干部子弟,已经是地道的边城人了。当年八中的同学每到瑞丽必要受到他的款待。这个春节我去瑞丽,他来北京,还是在他的老巢住了一夜。               足跨滇缅,建紫檀国霸业               身带侠风,新孟尝君衣襟       高华是共党史研究的顶尖高手。听说前些年杨振宁读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极为钦佩。在南京大学访问时,要求校长引见高华。我和高华关系很好,但往来不频。很挂念他的病。与王彬彬素不相识,是汪晖事件让我们有了对话,但一直没得谋面。今年去南京讲学,得以到南大会旧雨新朋。彬彬带我去高华家,后请我和高华夫妇吃饭。四人相谈甚欢。向高、王赠书并撰联语。               高才巨笔,刺破太阳神话               华发早生,望穿长夜曙天,               王睿楼船,江上摧枯拉朽               彬彬君子,笔下水起风生       今年八月戴晴的朋友们为她过70岁生日,我赠书送联:               夜觅光明,戴月儿披星斗               从心所欲,晴方好雨亦奇       邹蓝是我的好朋友。他大气,杂家,好交友。他对大西北情有独钟,新疆好像是去了五六回,本来地理知识就很渊博,对大西北的地理更是烂熟。一直想给他写一副联,但知难而退,主要是“邹”字不好搭配。九月初去邹城看孟府、孟庙、孟林。车上诌出一联。               邹地郁郁,养孟夫子浩然气               蓝草青青,追徐霞客万里行       接下来说给学生们的。我给我的每个研究生都写过一副。开始写,自然是因为喜欢文字游戏。但是有人的名字很不好写,难让自己满意,休说别人。但好歹是给每个学生都写了。写不好何必出手?一句俗语道破心思:宁落一寻,不落一人。给朋友,写得好就拿出来,写不好就缩回去,反正人家不知道。但一个导师指导的几位学生交往密切,且独子政策下的孩子们性格晚熟,不小心留下厚此薄彼的印象就不好了。       陈心想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河南农家子弟,从河南师大考到人大,后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写给学生的第一幅联应该是他的。             陈民间疾苦,赖有心者             说天下大势,作思想家       王玉君是我指导的第二个硕士生,对她的帮助最少,她还没开始写论文(我觉得自己对学生的最大帮助在论文阶段)就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全奖。现已获得博士学位,并被母校社会学系录用。联写的不好,空洞。               石中之王,玉振金声               人中之杰,君子德风       刘穗琴是福建人,貌似文弱,其实习梅花桩多年,颇有心得。她英文不错,愿作笔译,惜机缘不凑所做非所愿。               刘村谷穗粒粒满               闽地瑶琴声声馨       管兵和刘穗琴同届。是河南固始的农家子弟,也是河师大的本科生。人大毕业后先是分配到新华社某单位,在石景山工作。人内向,去香港科技大留学后,变得开朗,特别是关心政治了,令我欣慰。               石景管带下港埠               固始兵总上京城       刘蕾的毕业论文是犯人的劳动与监狱的经营。调查有很多发现,可惜不能发表,很觉对不起她,没帮她选好题。她工作几年后自费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我判断,她日后可以做社会活动家的。               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蓓蕾,无华胜似繁华时       车韵飞是四川妹。毕业后到绵阳做了公务员。给她的联也是勉强凑成,流于空洞。               宝马雕车,唐风汉韵               花明柳暗,草长莺飞       马红光是山东农家子弟,人大读硕北大读博,跟了我七年。踏实,心无旁骛。北大考博第一名,统计学得了满分,并且教统计的郭志刚老师的书只是最后半个月经提醒才找来看看。某次读书会上,同学说某句话在什么地方,他不动声色地说:第46页。众人大为惊异。但他短板太短,内向,木讷,不善于为自己开拓机会。其发展尚难预料。               马上相逢,紫陌红尘拂面去               沙场醉卧,夜色光杯载酒来       人大的最后一位硕士生是刘彤。最后阶段的论文指导转给了胡老师。我希望他更勤奋,联中包含了。               刘郎已恨蓬山远               彤子采药何时归       高永平是我在人大指导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博士生。他是医学出身,已经是主治医了,因为喜好,弃明投暗,来考社会学。考博是第一名。郑航生老师看中了其他学生,报我的考生没过关,郑老师希望我接高永平。我和高谈了40分钟话,在最后5分钟看中了他。果然,其论文我只在选题上把了关,以后他独自轻松完成。               心高眼高,目标永垂不坠               手勤身勤,收获平心以待       冯军旗是我指导的与马红光同届的北大博士生。首师大历史系硕士生。冯马同窗,性格迥异。冯好交往,擅于搜集信息,堪称包打听。同门的学生私下都觉得冯理论弱,不想论文写出来让他们震惊,信息量太大了。冯有入仕的强烈愿望,惜乎未果。               阵中不得驰驱,山如军令               介胄之士不拜,风吹旗飘       此联虽不工,是我得意之作。冯生不解,我说你读《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对周亚夫的记述。这是《史记》中最令我震撼的段落之一,且录于此:“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披甲,锐兵刃,彀弓驽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 军中不得驰驱 。”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 介胄之士不拜 ,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上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昔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月余,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乃拜周亚夫为中尉。”皇权初建时,尚有威猛之臣如斯。皇权初逝日,为何官员畏上如虎。并注:联中“驰驱”二字含二马,可作冯军旗之姓氏解。       李勇刚是我来北大后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是我读了他用文言写的万言自荐书后决定的。学习期间他曾在内蒙支教,打算毕业后投身少年的经学教育。我很看中他超越功利的理念。后因人事关系放弃了初衷,写论文时全不在意找工作,足够潇洒。以后我帮他找了份工作。时下在北大读国学博士。               李贽猖狂,不惧者勇               林公海纳,无欲则刚       童素娟是和李勇刚同届的硕士生。做事下得了力气。为调查外省女远嫁浙江农村,整理的调查资料近30万字。如此论文何愁写不好。想跟我读博,我坚拒。我希望她先结婚,至少找到男朋友再说。她后来工作后读在职博士,这样至少有工资。归宿胜过直接跟我读博。               无忌童言,无法怀素               舞器刑天,舞月婵娟       何翠红是从中山大学考过来读硕士的,客家女生,极阳光,有侠气。现在广东某市妇联工作,屈才了。她拿我给她写的联语和马红光比,两人都说自己得到的更好。自然更为欣喜的是笔者。               诗学岭南斑竹新叶般青翠               文追塞北仙鹤头顶之血红       刘阳是我在北大指导的第三个博士生。是浙江大学冯刚兄麾下最好的学生。自负。到了北大,又撞上我这样的十三不靠的异类。很有些水土不服。一晃马上就要毕业。曾经的摩擦都将成为不错的回忆。撰此联破费脑力,文刀为刘,耳日曰阳。               舞文毫笔,锋如刀剑               震耳洪钟,声动日天       我在教本科生“怎么写论文”的课程中遭遇到一位异类少年许晓锋。他可以指着我的鼻子说:老师你说的不对。他是我在北大社会学系本科中最看中的学生。我系每年按成绩排序报送8、9名本系读研。一日我从外地归来,他来电话说,多日来一直找我。系里规定10名保送候选者要在面试中淘汰一名。这10名同学们私下策划阴谋:差额多残酷,我们一个也不多报,就报9名,我们推举其中一人报清华(按惯例,清华基本上可以录取我们保送的一名)。按成绩,徐晓锋不是第10,且他不参加社团活动(他常和我念叨同学中有小舆论蔑称有些同学是“混社团”的,参加社团有如干好处),没有加分。但那九人都说他有个性,到清华去竞争是合适人选。他急着找我商量却找不到,最终答应了。我闻听后,说岂有此理,你推翻这约定,准备跟我学。他说:已经答应了,推翻就无法和同学们相处了。这样他去了清华。他喜欢哲学。故我送给他这样的联语。他日后如何发挥自己的潜力,尚模糊不清。             佛晓乃菩提树下释伽牟得道             剑锋系思辨磨出奥卡姆剃刀       同届本科生中另一位追随我的是九江少年余前广,他曾帮我整理过录音,后成文出版了《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他保研成功,提出跟我。后因志趣差异过大,我同他商议后让他跟其他老师。他已经如愿以偿,进入某省发改委。                 余生也晚,治世之前,乱世之后               君来何幸,九江水广,未名水蓝       徐、余这届同学的面试时发现了一位来自北京的考生汤宁。我多问了一句:读的哪所中学?惊喜我们是校友。遂有了指导她调查母校写论文的念头。不想她已经和一位老师确定了师生关系。我硬是说服那位老师,让出了这位同学。以后她的论文获得成功。给她的联语写的不满意,路太窄。               侠女志坚,金汤若固               学子心静,澜宁不惊       李伟东是博士生,阅历宽,真正种过地,还做过其他工作。北人,豪爽,有了他,团队多了几分热闹。               梧桐伟岸,沐浴欧风华雨               紫气东来,吹醒人杰地灵       再后面的博士生是王晴锋。他自认为和马红光性格相似,其实还有不同。他爱体育,猛男身体,这在今日大学中竟不多见了。论文很快就超越高一届的同学完成了初稿,看来体育没白练。我其实不知道王同学是锋刀还是钝刀,但我知道钝刀其实更厉害,因阅历所限后生们常常不谙,故晓之以理。               三思后行,晴时绸缪雨日               百战方知,锋刃成就钝刀       王文婷同学是陕西人,北大硕士生,马上就要毕业了。               文哉郁郁乎,诗书礼乐               婷兮陶陶然,松竹梅菊       09年招收的博士生是储卉娟。俗话说:徒弟找师傅,师傅找徒弟。这次是标准的师傅找徒弟。她在人大读硕的时候上过我的课。看了她的作业我眼睛一亮,对她说:你日后如果申请出国留学需要推荐信可以找我。她工作后,我劝她考研。如果动力足够的话,她必学有所成。               推敲语词,文媲花卉               磨砺刀笔,字秀婵娟       同年录取的硕士生是面试中我最看中的两位,过后相信没有走眼,都应该学有所成。一位是湖北考来的焦长权,另一位是山东考来的刘万顺。               长考农民工,四载居江夏               权衡国富论,一举进京师               京师迎举子,万山红遍               鲁国送刘郎,顺水乘风       这年还招收了一位体特生刘晓,系里老师公推我来指导,他们认为我最喜欢,也最懂体育。她是跳远选手,运动健将。我感觉她出人头地的动力弱一点,一直在激励她,希望她能走进伦敦奥运。               追本家刘翔,如飞脚步               望博塔晓月,难平心潮(注:北大湖畔有博雅塔)       2010年招收的两位硕士生。一个是来自本系的杜立佳,是从我自己的课上发现的。一个是来自人大历史系的王剑莹,是芝加哥大学的推荐的给我的。               立樽酌酒,歌对师门才俊               佳作酿造,韵和社系英豪               江山指点笔如剑               心地琢磨玉晶莹       同年招收的两位博士生,是来自香港的廖文伟,来自山东的孙偐斌。               郁郁乎文哉,逾百年燕园               巍巍然伟岸,又一代新人               人严律己,非谓循规蹈矩               文武修身,方可齐家治国       去年因年龄关系停招博士生,招了三名硕士生:褚文璐、李清彦、许雪峰。               褚相碑文,与欧阳奠基唐楷               和田玉路,先丝绸媒介中西               青山有水松更翠               谚古无言语入心               雪满弓刀,唐音莫过边塞                 峰回路转,汉曲也入胡琴       书法楷书作品中我最喜欢初唐宰相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就个人整体水平我认为欧阳询天下第一。我觉得当今后生做学问须中西合璧,“汉曲入胡琴”乃大道也。当然大道之外也有路。       还有几位学生不是我指导的研究生,但缘分超过一般师生关系。与管兵同届的陆煜,热血青年。毕业时马上要去做公务员了,还魔怔着要我带他去见刚刚刑满释放的陈子明。我说,一个电话过去你怎么和还不了解你的领导解释。以后到底见了面,子明一直是他的偶像。联语只是勉强写出来的。               陆翁志壮,山高五千仞               煜主情深,家国四十年       黄家亮同学参加过我的读书会。当场给他写了一联,尚满意。有一份热发一分光,进步在于亮度的提升。               格物致知修身齐家               萤火烛光星辰月亮       郭茂灿是我当年在人大社会学系某年级中看到的最好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个我推荐去了清华。那年我正办调动,还在偃旗息鼓阶段。郭生要考我的考研生,我说你联系美国香港,同时报考北大(他不解,我说北大好,未说破我就要去北大了)。三方都录取了,我要他出去读。但美国录取他的学校不太好,我说不好该如何选择,叫他请教我的老朋友薛涌。薛涌热心,竟然打来跨洋电话给他出主意,劝他先读香港科大,日后再去美国。果然日后他拿到了多所常青藤大学的全奖,选择了哈佛。每次回国我们都会见面。他告诉我在读《资治通鉴》,我很欣慰,知道他有余力,无匠气。他是长江沿岸的村庄中长大的。               郭枕大江,物华茂盛               地接鄂赣,人杰灿然       说到的最后一位同学,是自己的研究生之外和我过往最深的学生,当年人大经济学的硕士生田方萌。我在人大上的所有课程他几乎都选修或旁听过。凡我做演讲,讲着讲着就会发现田同学站在某个角落。这是个酷爱读书的同学。估计他近日可望拿到美国的博士学位。现已经被北师大录用。他说,他母亲特别喜欢这幅联语。               田野三月,灵虫方蜇               林莽千里,仙草萌生       在去年我60岁生日前夕,方萌从美国给我发来一信,附一联语。联中概括精当,所说正是鄙人。               着衣不整,交友不群,“边缘人”夫子自道也;               读书无类,治学无派,“游牧者”后生可称乎?                                                                                             载于《社会学家茶座》2012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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