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犯

All

Latest

游山打捕 | 全民思想审查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请安静。 对个人的思想审查一直是有技术手段可以实现的,就是耗费足够人力调查一切,最不济还可以将人逼疯致幻,在此基础上专业审查小组可以条分缕析,编织结论。 很多良心犯和思想犯的经历对此有淋漓解释。...

德国之声|长平:为非暴力不合作正名

"广州三君子"是非暴力不合作理念的真正践行者。十多年来,唐荆陵等人积极投身东莞劳工骚乱案、太石村罢免事件、赎回选票行动、"六四"纪念日、儿童疫苗 受害案、五千天告别专制倒计时行动、签署《零八宪章》、林昭纪念日、废除户籍隔离、普惠制基本养老金行动等政治抗争行动,多次被当局拘捕和折磨。此番判决之后,唐荆陵表示这是非法审判,放弃上诉,也是对非暴力不合作理念的彻底坚持。

刘亚伟 | 刘亚伟:敬惜字纸

                            敬惜字纸                                                   刘亚伟 老伴过生日,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她出生那天的一页日历。是岳父从一个旧皮箱里找出来的:“这是你爷爷留下的,你自己收着吧。” 一张很薄很小的纸片。我从老伴手里接过来仔细端详,是那种民间最常见最普通的款式。老伴出生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所以日历的纸质很差,上面除了应该有的记载着年月日的印刷字体,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是给新生的孙女刚刚起好的名字。 “是你爷爷的笔迹。”岳父说。 一片日历竟然保存了几十年,这里面蕴藏着长辈对后人多么深沉的一份爱和祝福啊。 敬惜字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好习惯,识字的或不识字的,大都如此,代表着古人对文明文化的敬重,还带有行善积德的意味。不仅对书籍画页,只要写有字的废纸就不可随意丢弃践踏,或与其他废物混杂,而需丢入字纸篓,专门收集后焚烧成灰,收集起来,然后举行专门的仪式,将字灰送至大江大海,称为“送字灰”或“送字纸”。相应地,亦出现了专为焚烧字纸的“惜字塔”,以及专门收集字纸旧书加以焚化的“惜字会”。清朝甚至有《惜字律》,劝人敬惜字纸。各类佛经以至笔记小说都有劝谕惜字纸的故事。 古人敬惜字纸,是因为他们相信字纸是有灵的。文字的最初发明大概和古老的巫术有关,比如甲骨文就是最古老的占卜文字。巫术中有一种 “符咒”,一般是由巫师代神书写的,看上去似懂非懂的图画文字,据说具有某种魔力,将它贴在家中可以辟邪,戴在身上可以防身。传说中那位造字的仓颉先生,其身份大概就是一位大巫。典籍记载,仓颉生着龙一样的脸,有个很大的嘴,还长着 4 只可以发光的眼,他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二十四节气中有“谷雨”一节,大概和仓颉造字有关。“天雨粟”就是天上下了一场谷子雨。天上为什么要下起小米,鬼为什么又要在晚上哭泣呢?因为有了文字以后,“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所以仓颉造字的举动惊天地,泣鬼神。 文字的产生,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文化的积累传承成为可能,人类正是踏着文字的阶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敬惜字纸,就是敬畏上苍的恩惠,就是珍惜自己的历史 。 与敬惜字纸相对的,是焚书坑儒、文字狱、抓思想犯之类的反文化现象。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1965 年,他奉命参加社教工作队到昌平南口村搞社教,工作队中有一位是公安总队的陈同志,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有着丰富的公安经验。 “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 这番话让季羡林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他自己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岂知这位陈姓老警察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有多久,文革开始,季羡林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老伴的爷爷是个老文化人,上个世纪 30 年代曾做过东海日报的总编辑和一所乡村师范的校长,身后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图书,还留下了一皮箱日记,几麻袋与家人友人往来的信件。 1957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不仅家中图书大部被抄走,成了惊弓之鸟的爷爷,吩咐奶奶连夜把他那些与友人往来的信件用水泡过,之后再用洗衣服的搓板细细搓烂、倒掉。 前不久,报载有人在广东新会圭峰山意外发现了一块刻有“字塚”的石碑,附近另一块石碑上刻着“咸丰七年字纸灰七埕”(埕是南方的一种酒瓮)。根据碑文内容,可以断定字冢碑下所埋下的是 7 埕被烧成灰烬的字纸。这两块 150 多年前的石碑,印证了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的确存在。 社会发展到今天,字纸的回收已经变成了环保的话题,但对于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自然资源,依然用得上敬惜二字。

马云龙:故事三则

   脖子的故事   进入看守所的第一项程序是要填写一张登记表。在表的右上方有个栏目:所犯罪行。我填写了“思想犯”三字,意思是想申明“思想无罪”。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但狱吏看了竟然没说什么。以后的几年里,年年都要像汽车年检一样填写这个表,我都这样填,他们也都默认了。大概他们根本没听说过“思想无罪”的道理,真的认为有些思想就是犯罪吧。   捅破了这层纸的是监号里的一个老犯人韩栓紧,他笑着说,啥鸡巴“思想犯”啊,不就是“反革命”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会玩文字游戏。他说:“这号里刚走了一个‘反革命’,又进来了一个。”   接着,他就给我讲了刚走的那个“反革命”的故事:   那个人姓王(他说了名字,但我没记住),许昌东面扶沟县(或太康县,记不准了)的农民,是拉煤路过许昌时被抓进来的。   河南的煤矿大都集中在豫西伏牛山麓,如平顶山、禹县、密县等地,而广阔的豫中、豫东平原上很少有煤矿。那里农村的生活用煤、生产用煤都要到豫西去拉。特别是产烟区,每年为了烤烟(当地叫“炕烟”)需要大量用煤,所以,生产队和社员家都要组织架子车队,跑几百里路上山去拉煤。拉煤车主要是靠人力,用牲口的极少,来回一趟大约需要一个星期,这是最重最累的活,也是很少出远门的乡下人最隆重的远征。我在那里“插队”时就跟着跑过一趟,看到浩浩荡荡的架子车队在路上来来往往,一眼望不到头,十分壮观,有点像现在电视上非洲大草原角马群大迁徙的镜头。   这个姓王的农民就是一匹那样的“角马”。如果他只是拉煤,尽管很苦很累,也不会带来囹圄之灾;但是倒霉就倒霉在他多事了——   禹县(现在的禹州市)不仅产煤,还是著名的钧瓷之乡,那里有很多瓷窑,盛产瓷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瓷窑不仅生产一般的家用瓷器,还配合政治的需要,生产了大量的瓷制毛主席像。这在当时可是畅销的产品,除了墙上挂着的纸质画像外,能在办公室或家里的堂屋中间放上一尊瓷制的毛主席像,那可不仅是一种让人羡慕的时髦,而且是“政治正确”的庄严标志,也是消灾避祸的圣物啊!   这个农民在禹县的煤矿装了满满的一车煤以后,又在瓷器店门口停下来,进去买了一尊毛主席的胸像——话还不能这样说,不能说“买”,而应说“请”,就像马三立的相声所言。“请”来的主席像放在哪里呢?思量再三,他在车顶的煤堆上拍了块平地,把瓷像面朝前,稳稳地放在了中央的最高处,然后拉着车走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拉车,见到石头就躲开,见到沟坎就绕过,生怕颠坏了车顶的瓷像。   可还不到天黑,在经过一个村镇时,他就被一群学生拦住了:“你看,你看,你把毛主席弄成什么样了!”他停下车回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一路上风刮得太大,车上的煤尘飞扬起来,把毛主席像荡得灰头土脸。他急急慌慌地向学生们承认自己太大意了,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然后,把瓷像抱下来,用毛巾清理干净,这才得到了学生们的原谅。   接下来怎么走呢?他犯了难:还放在车上吧,一会儿不是又要变成“黑老包”了?抱在怀里吧,可车怎么拉呀?   左想右想,也没有好办法。最后,他想出了个办法:用绳子挂在车把上,看到脏了,随时能收拾。可绳子拴在哪里呢?比划来比划去,只能拴在胸像的最细处——脖子上。于是,第二天,他就这样上路了:拉着一车煤,车把上拴着一根绳子,绳子下挂着毛主席的瓷像。   穿过许昌市的街道时,他又被拦住了。不仅拦住了,还挨了一顿臭揍。“你这个反革命,要吊死毛主席啊!”   记得听到这里时,我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直到笑出了眼泪。那是我被捕后第一次笑。   结果是,他进了看守所,和韩栓紧住进了一个监号。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后,他被带走了,韩栓紧说,可能是移交给他家乡的公安局去处理了。    眼睛的故事   上面说的那个倒霉蛋,我没见过。我只是继承了他的铺位(一个稻草窝)。下面要说的这个,我见过,还听她亲自说过自己的故事。   那是一个禹县的农村姑娘——看守所里平时没有女犯人,1975年底,突然关进来两个女犯,一个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勾结奸夫毒死亲夫的杀人犯。她在里面住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一两个月,就拉出去枪毙了。另一个就是这个禹县姑娘。她的名字我和其他犯人都没记住,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花”,犯人们就都叫她“一枝花”。这个外号虽然有点轻佻,但她所表现出的血性和刚烈却让人不能不肃然。   她是带着一连串的哭喊和怒骂声进到监号的,“冤枉!”“我不是反革命!”“有人陷害我!”她不停地嘶喊着,夜以继日,声音时高时低,一刻不停,一直喊了一个多星期,直到嗓子哑了,喊声才渐渐消歇。开饭时,她把发给的菜汤和馍从窗口扔出来,宣布绝食,谁劝也不听。这样的反抗在看守所是少见的,各号的犯人们都屏气谛听她从最东头的监号里传出的哭喊声。   一个多月后,我意外地获得了接近女号窗口的机会。   冬天要到了,负责看守所警卫任务的县中队营房里开始准备取暖用煤。几卡车的煤被拉进大院,看守从监号里提出两个犯人,让他们把煤粉掺土加水,和成煤泥,然后用钢模打成一块块的蜂窝煤。这虽然是个重体力活,却是人人都渴望得到的机会。因为,一是可以在大院里活动活动,享受久违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二是在开饭时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馍,算是劳动补助。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等好事居然会轮到我!(后来才知道,看守所的王所长旁听过对我的审讯,对我这个“思想犯”有点同情,但又不敢公开表露,就用这种方法给我一点照顾。这人不错,1976年“四人帮”打倒后,他给我纸笔,让我写申诉材料,还偷偷把材料传给我家人,鼓励她到北京去上访,这是后话。)   煤堆就在女号的窗下,晒蜂窝煤的场地也离那里不远。我注意到,在女号的窗口不断出现那个女孩的面孔。原来只闻其声,现在才见其人。这是个很清秀的面孔,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也就是二十岁上下。当哨兵走开时,她小声问我:“大哥,你是犯了啥事呀?”   “思想犯。”我头也不抬,闷声回答。   “噢——”她沉吟片刻,说:“是被别人告了吗?”   我回答:“嗯。有几个同事检举了我。”   “那咱们的事差不多……”   利用来回走动的机会,我们断断续续地悄声交谈着。她的案情简单到让我吃惊的程度:   她在村中是个共青团支部书记,还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平时好玩好唱,无忧无虑,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阳光女孩”。可她万万没想到,有一天她会跌落到这个终日难见阳光的牢房里来,而事情的起因又是那么小的一件事。   有一天,她帮助邻家的大嫂抱孩子。孩子又哭又闹,怎么也劝不住。她就想了个办法:抓来一把图钉(就是那种带红红绿绿塑料顶帽的),用手指一捻,让它在桌上像陀螺一样旋转,以此转移小孩的注意力。果然,效果不错,孩子不哭了,只是专注地盯着那些彩色小图钉在不停地旋转。   她没有注意到,桌上铺着一张报纸,而报纸上印着一幅毛主席的照片。   她更没有注意到,有个图钉是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旋转……   她没注意到的事,有人在一旁注意到了。她玩完了就抱着孩子走了,有人把报纸和图钉捡起来当作“物证”,去报案了。   于是,几天后,她被捕了。罪名吓人:她要用图钉钉瞎毛主席的眼睛。   她问我,估计她这事会有什么结果?   我问她,平时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她家有什么仇人没有?在村里和生产队里有没有和她争夺权力的人……   她两眼迷惑而茫然。   我告诉她,这个看守所里关押的绝大多数是许昌县的犯人,案件归许昌县公安局管。只有少数是许昌地区下辖的其他各县的,那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直接办的案子,委托羁押在这里,因为这里离地区公安局近。比如我,就是从长葛被转来的。你从禹县转到这里,肯定是当成大案,上交地区一级处理了——当然,这也可能是好事,由上一级来处理,也许比下面的水平高点。我只好这样来安慰她……   半个月后,蜂窝煤打完了,我就没有机会出监号活动了,也就再没见过她。只知道,半年以后,她忽然被带走了,再也没回来。不知道是判刑了,还是无罪释放了,或者是转押到她的老家禹县去了。反正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音讯。   她只给我留下了这个关于伟大领袖眼睛的故事。    鼻子的故事   在看守所里住久了,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这一天和那一天,这个月和那个月,这一年和那一年,都是那么相似,在记忆中成了一片混沌,无法区分。但是,这个关于领袖的鼻子的故事,还有清晰准确的日期,绝对不会记错。因为那是个不平常的日子。   1976年9月18日,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九天,也是全国举行追悼会的日子。那天下午三点半钟追悼会正式开始,首都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整齐列队,向毛主席致哀。同时,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也同时举行了追悼,可以说全国都是一个超大的灵堂。我在牢房里可以清晰地听到街头大喇叭传来的哀乐声和华国锋致悼词的声音。   当天深夜,我久久无法入睡,心里在想着毛泽东的去世可能会对我的案件和我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我刚刚被调到一个单人小牢房,不祥的阴云笼罩在我的头上。大约是19日凌晨两点多钟,我所住的监号门被“咣当”一声打开,一个人被投进来。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本应明亮光滑的大背头已经散乱不堪,在监房里的长明灯的照耀下,面孔呈铁灰色。他一屁股坐在我的脚下,半天不吭一声。我看他没带被褥,应该是刚被逮捕的,就说:“先和我盖一条被子睡吧。别想了,有话明天再说。”   他和我头对脚地躺下了,脚上的汗臭气直冲我的鼻孔,令人窒息。我调过头去想睡,可他却嘤嘤地哭诉了起来。   他叫李伟森,是许昌豫剧团的舞台美工师。18日早晨上班时接受了一个紧急任务:立即替剧团制作一个大花圈,中午以前送到地委礼堂的毛主席追悼会会场。下午那里将和北京天安门广场同步举行追悼大会。   这可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他连忙行动起来,搭架子,做纸花,裱宣纸,写挽联,终于精心做成了一个直径两米多高的大花圈。这时,美工师身上的艺术细胞活跃起来了,他想制作一个与众不同的、有创意的作品。别的单位的花圈都是周围几层纸花,再插上些松柏枝,而中间都是一个巨大的“奠”字,河南农村的花圈至今都是这样的。李伟森想做个独特的设计:他把那个俗气的“奠”字去掉,换上了一幅毛主席像,让他老人家围在花丛中,他觉得这才是给敬爱的毛主席献上的花圈。   花圈做好了,单位领导审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派人送进了地委礼堂。下午开会前,地委秘书长来审查会场布置,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不合规格”的花圈。一看下款署名是豫剧团,就派人通知剧团:立即来人现场修改花圈。   李伟森匆忙赶到会场,硬着头皮聆听了地委秘书长的一顿臭骂,然后赶紧动手修改。怎么改呢?回去重新制作一个“奠”字吧,时间来不及了,离开会只有一个小时了。灵机一动,他用一张宣纸把毛主席像覆盖起来,然后,匆忙制作了一朵特大的纸花,缀在花圈的中央。地委秘书长看了,并不十分满意,但由于时间紧迫,也只得如此了——李伟森终于擦着满脸的冷汗,松了一口气。   下午,追悼会开完,他回到家里,才端起饭碗,门就被踢开了,几个警察进来,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地区公安局,立马就开始了审讯。   一开始,李伟森完全蒙了,不知自己犯了什么法。但随着审讯的进程,他才渐渐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   当他用宣纸覆盖了毛主席像,又缀上了一朵大花的时候,那朵花的铁丝穿透了宣纸下的毛主席像,正好在毛主席的鼻子上钻了个大洞!   这还得了!在举国哀痛的追悼日,你居然敢在他老人家的鼻子上钻个窟窿!何其猖狂,何其反动?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就这样,李伟森在被审讯了半夜以后,被扔进了我住的监号。   从此,他和我在一起住了一年零四个月。1978年初他获得“免予刑事处分”的“宽大处理”,被释放回家。到1979年,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才最终获得“平反”。    附录   2008年,在我和李伟森于铁窗下分手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又见到了他。他平反后就离开了豫剧团,先后到许昌电视台和一家报社工作,如今早已退休了。和我见面时,他送给我一件礼物:当年我预料他将要出狱,就提前给他写了《赠别》诗(当时我太乐观了,写诗后四个月他才出狱)。写着这首诗的几张纸,他居然一直保存了三十年,这让我非常感动。   赠别   ——送难友李伟森出狱   秋阳何明丽,寥廓楚天高。   金风一萧飒,黄叶纷纷飘。   飘飘秋桐叶,落地总归根。   郁郁笼中鸟,引颈望青云。   青云九霄上,归雁正南翔。   回首一声唳,哀音震八荒。   八荒苦空阔,日月长周旋。   临别共屈指,会君已一年。   去年秋寒夜,阶下我迎君。   今日送君去,铁窗秋又深。   与君初会日,遂为同病怜。   相怜且相助,窗下共凉炎。   凉炎知世态,沉浮识人生。   此中甘苦味,君我两心同。   同心同甘苦,莫谓萍水逢。   世间酒肉友,绝然无此情。   同心不同命,人事多苍黄。   送君奋翮去,亦喜亦忧伤。   我喜罗网开,朗朗秋月圆。   我伤君去矣,铁窗寂寞寒。

杜君立: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杜君立: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杜君立       对待儿童的态度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良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题记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君子谋道不谋食”,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王小波说,“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从一定意义上,暴力恰恰与邪恶并肩而行。艾未未先生常常劝人要做“讲道理的人”,很快他就遇到了“道理”的反义词——暴力。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哲学家杜威说:“知识分子有两个特征,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明帝国遗民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沐猴而冠的“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31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哲学家杜威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清初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   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无国界记者 | 胡佳之妻曾金燕面临更大压力

无国界记者敦促中国当局尽快解释曾金燕的遭遇-曾金燕是被囚中国异见者、人权捍卫者、博客作者胡佳之妻。无国界记者要求中国政府保证曾金燕的安全和自由行动的权利。 无国界记者敦促中国当局尽快解释 曾金燕 的遭遇-曾金燕是被囚中国异见者、人权捍卫者、博客作者 胡佳 之妻。无国界记者要求中国政府保证曾金燕的安全和自由行动的权利。 曾金燕自从四月起搬到深圳居住,2011年6月19日离开深圳前往北京。她刚刚在推特上发布了信息,估计是为了阻止她可能失踪这一传闻的蔓延。不过直到今天仍然无法确认这两条消息是否为曾金燕本人所写,也无法知道她是否在外界逼迫下发出的这两条消息。 曾金燕在星期一6月20日贴出的两条留言中解释说: “……昨天在机舱口8个人把我接走,行李也是他们拿的……” “这是以后的生活常态(在胡佳获释之后)”。 曾金燕没有说明这八个人是谁,根据推测他们很可能是当局派出的人。无国界记者担心在6月26日具有国际声誉的维权者胡佳获释前曾金燕会被监视居住。 第三条推特上的留言透露了更多的信息,不过语气出奇的轻松:“到家一会儿,用西红柿煮豆腐,不知道好吃不好吃。今天见了胡佳,要他‘保存自己、来日方长'。媒体的朋友抱歉了,谢谢关心。” 无国界记者表示,“如果曾金燕真的被监视居住或者即将被监视居住,那么中国政府的强制行为完全非法。这对夫妻由于个人活动若干年来备受骚扰,监视居住的行为将把骚扰推到极致,而且这种做法也是对几次支持胡佳、曾金燕的国际社会的侮辱。” 无国界记者还表示:“中国当局这种做法的真正目的毋庸置疑:释放胡佳无非是一种障眼法,胡佳夫妇会在生活中处处受阻,尤其是在对异见者强力打压的整体环境下他们更加难以畅所欲言。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胡佳,并作出具体保证,尊重胡佳夫妇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权利。” 曾金燕自从丈夫被捕后就遭到严密监视, 中国当局最近还把她和女儿从深圳的住所驱逐出去 。 胡佳由于颠覆罪被判三年半徒刑,他因为保护环境、捍卫艾滋病患者权利而闻名,并在2008年获得了 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 。 当局几个月来一直执行名义上的“释放”,实际上仍然做着监视居住、镇压,甚至强制失踪的勾当。当局似乎下决心不让思想犯获得彻底的自由,竭尽所能让他们及家人与社会隔绝,切断他们交流的渠道,记录他们的出行情况。当局还软禁作家、律师、维权人士,并切断他们的电话和网络,让他们与世隔绝。 无国界记者严厉谴责这种违法国际法的行为,这种做法等于对他们实施终生监禁。 无国界记者公布了一份 报告 ,列举了中国的各种“司法”手段。中国被列入“网络敌人”名单,在无国界记者制作的178个国家新闻自由排名中位列第171位。

颜昌海:世界对毛氏红色王国的最后审判

世人期待已久的对红色高棉三个在世的领导人的审判,2011年11月21日在金边开始。三名被告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被指控的罪行名单很长,包括谋杀、灭绝、奴役、监禁、酷刑、迫害和故意杀人等。 红色高棉又称赤柬,前身为柬埔寨劳动党。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由1950年代初从法国留学回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等留法派,为摆脱越南共产党对柬埔寨的控制而创建,后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5年4月,被称为“红色高棉”的柬埔寨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取得当时柬埔寨政权。在其后4年统治期间,红色高棉领导人实施所谓“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极端政策,并进行党内政治大清洗,造成数以万计的柬埔寨人因劳役、迫害、饥荒等而非正常死亡,成为20世纪最血腥暴力的人为灾难之一。 本次受审者之一乔森潘,是红色高棉前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最亲密的助手,是红色高棉第五号人物,有中国血统;他1931年出生于柬埔寨东南部的柴桢省,1950年代留学法国,期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并担任高棉学生会主席。1959年回国后在一所大学任职。1960年代中后期加入红色高棉,成为其领导成员之一。乔森潘在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期间,先后任民柬总理、国家主席团主席等职。1985年,乔森潘在名义上取代波尔布特,成为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2001年,乔森潘被列为红色高棉受审名单的第三位。面临被国际特别法庭审判时,乔森潘否认了自己涉及红色高棉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曾经大肆屠杀平民百姓罪行,甚至称他当时对此毫不知情。乔森潘在其当年出版的自传书中辩称,他当年担任的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是一个虚职,没有实权。不过,他在书中承认民柬执政时期“极端的革命运动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恐怖与仇恨”。 1975年4月,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后夺取政权,在随后近4年统治期间,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共领导人在毛泽东等人的首肯与鼓动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柬共要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份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场被柬共领导人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有评论指出,“毛泽东等人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说明了他们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八百万的小国却屠杀了二百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藉口美军即将空袭金边,强迫所有金边居民紧急撤离至乡下,并以三日后可以返回为由,不准居民携带行李及财物出城。在红色高棉军队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原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三日之内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百万金边市民徒步出城,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因所带食品、行囊不多,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进行强制劳动。老弱妇儒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染病倒毙途中。 红色高棉不仅对国内各界层民众进行政治大清算和镇压,还对其内部也进行多次大清洗。1978年由西南区领导人塔莫负责对东部地区干部和军队的清洗中,半年就处决了近十万人。最臭名昭著的是S-21监狱(杜斯林监狱),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份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S-21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据柬埔寨媒体介绍,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泽东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国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他们培训的。 就是在这个S-21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的进行活体取脑。1980年代初,在S-21监狱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据报导,在从1975年监狱成立到1978年年底红色高棉垮台的3年里,前后共有约16000人被关押在S-21监狱,除8人由于越南军队攻入金边趁乱逃脱外,全部被处决。死难者中还包括4名美国人,2名澳大利亚人,1名阿拉伯人,1名英国人,4名法国人,1名老挝人,1名新西兰人,1名印尼人,31名泰国人和488名越南人。 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这些人死于处决、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据调查,在柬埔寨发现的埋人坑就超过了两万个。 现在,有关这个残暴政权历史的材料逐步公之于世,见之于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国际研究学者认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非常隐秘,执政时国家处于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短暂,导致这一时期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阻止人们去研究它,不管其背后隐藏着多么深奥的历史机密,甚至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 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机构——包括国际、政府和民间的学者在不断收集、整理着红色高棉的犯罪证据,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清算。国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向柬埔寨提出,要对红色高棉进行国际审判,为柬埔寨受害者讨回公道。 2003年6月,联合国与柬埔寨签署了设立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协议。由国际法官和柬埔寨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在1970年代后期在柬埔寨犯下的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等罪行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判。 2006年,特别法庭正式成立。特别法庭在经过近10年的谈判和拖延后终于进入了工作状态。2009年2月18日,联合国与柬埔寨共同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开庭,拉开对“红色高棉”政权及其主要领导人的审判序幕。 2010年7月26日,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判处S-21监狱的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现在英萨利、农谢、乔森潘等“红色高棉”领导人也垂垂老矣。但就像柬埔寨出生的传奇记者迪特·普兰生前所说的:“犹太人对正义的追求从不因为希特勒的死亡而停止,柬埔寨人对正义的追求也不应该因为波尔布特的死亡而停止”。 2011年6月27日,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审理农谢、乔森潘等4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案。这4人被控的罪行包括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以及违反1956年柬埔寨刑法谋杀、酷刑和宗教迫害等罪。4名被告中,最年轻的英蒂迪79岁。对柬埔寨受害者而言,这场迟到的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 但多年来审判红色高棉遭遇重重阻力。柬埔寨媒体说,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共从中作梗。中共一直都是红色高棉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主要支持者。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共发起的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后期。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当年中共全力支持红色高棉政权,向红色高棉提供了起码高达十亿美元的援助。中共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许多幸存的柬埔寨华侨表示,在红色高棉4年的屠杀期间,约有20万华侨被屠杀。一名华人表示,由于许多柬埔寨华人是因为中共占据大陆而逃离中国的;所以当他们向中国大使馆求救,不但没有得到帮助,甚至还被告知这是背叛祖国的下场。 泰国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对于所有留意这个东南亚苦难小国的人来说,法庭呈现给他们的将是一段苦痛的历史,一串令人悲伤的故事。” 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3年死亡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国际上把柬埔寨从1975年到1979年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名越南裔人全部死亡,43万名华裔死了21.5万人,1万老挝裔死了4000人,2万泰裔死了8000人,25万伊斯兰教徒死了9万人,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柬埔寨在1975年至1979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 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3天至1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于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分子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于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致死或是直接枪决。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建立就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13个领导人中,有5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部长、两任商务部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10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 红色高棉在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6日期间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柬埔寨人数,让世界震惊! 2010年7月26日,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判处红色高棉前监狱长康克由35年徒刑。康克由是在前红色高棉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中第一个被判处刑罚的人。康克由掌管的杜斯林监狱,代号S-21机关,是外界了解最多的红色高棉时代关押和屠杀政治反对派的监狱,一大批红色高棉党政军高级干部,以美国CIA、苏联KGB和越南特务的罪名被关押在这里,并遭到杀害。代号中的“S”在柬埔寨文里可以是“学校”,或者“安全”一词的第1个字母。由于监狱原址是学校,而监狱属于安全机关管理,所以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执政后的红色高棉3年不到,就在1979年1月7日被越南支持的韩桑林-谢辛推翻。经过12年的艰苦战争,柬埔寨最终走上和谈之路。红色高棉终于成为巴黎和平协议签字一方,但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除红色高棉外,柬埔寨其他19个政党都参加了1993年5月举行的大选,于是红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大选后柬埔寨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自此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1994年7月7日,柬埔寨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国际上向洪森提出,要对红色高棉进行国际审判,为柬埔寨受害者讨回公道。1997年6月21日,时任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首相的拉那烈和第二首相洪森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同意为审判红色高棉提供帮助。1998年7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委任三人专家小组,对审判红色高棉相关问题进行评估。11月,专家小组访问了柬埔寨和泰国。 1999年3月15日,专家小组建议成立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6月17日,洪森建议联合国帮助起草一项允许外国法官和检察官参加审判红色高棉的法令草案。随后,提出建立混合法庭的建议。8月2日,柬埔寨重申审判红色高棉必须用柬埔寨现有的法庭审判,希望外国帮助起草法律草案和派出法官和检察官参加审判红色高棉。8月26日,联合国首次派特使到柬埔寨,提出法庭应当符合国际标准。9月20日,洪森提出了联合国参与审判的三种选择:一是派法律专家组参加柬埔寨现有的法庭;二是派法律专家组,但是不参加法庭工作;三是不参加建议中的法庭。12月20日,柬埔寨将审判红色高棉的法律草案,连同一份时间表送交联合国。 2000年2月8日,在给洪森的回信中,秘书长要求柬埔寨政府保证逮捕被告并送交法庭;不得减刑和赦免;任命独立的国际检察官;国际法官人数要多过柬埔寨人。然而双方没能就赦免、检察官及其权力等分歧取得一致。4月19日,秘书长致函洪森提出一项建议,旨在解决联合检察官和联合法官在判决前出现的分歧。 谈判反反复复,直到2001年1月9日才有了转机。柬埔寨提交审判红色高棉的相关法律的高棉文译本。柬埔寨国会在2月2日通过了这个草案。6月26日,柬方在给联合国代表克莱尔的信中说,柬埔寨内阁重新审定了法律文本的第3条,以便与宪法委员会的意见一致,草案将再送国会和参院审定通过,最后送国家元首,成为正式法律文件。12月18日,克莱尔通知柬方,等柬埔寨与外国法律专家合作问题工作组的工作、建立审判法庭的工作都完成后,将给他一个内容广泛的回答,并将按照联合国的意见重新评估。 2002年2月,联合国退出与柬埔寨政府关于审判红色高棉的谈判。 2003年1月,联合国与柬埔寨的谈判再次恢复。2004年10月柬埔寨国会通过了柬埔寨与联合国达成的协议和审判红色高棉法。 2006年2月,联合国工作组进驻柬埔寨,开始组建审判红色高棉法庭班子。2006年5月8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签署王令,批准了由柬埔寨最高法官理事会提出的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29名法官和检察官名单。他们中间17人来自柬埔寨,其余12人由联合国提出,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法国、日本、荷兰、新西兰、波兰、斯里兰卡和美国10个国家。柬埔寨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组成,标志着审判红色高棉准备阶段工作的结束,审判红色高棉从此进入法庭取证、指控和审判的实质阶段。 2007年6月12日,特别法庭通过了内部规则,标志着法庭开始运作。2009年2月,法庭正式开庭对前红色高棉成员进行审判。据美国《商业周刊》称,柬埔寨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特别法庭,是由国际捐助人捐助成立的。最大捐助人是日本(2160万美元)和法国(320万美元)。特别法庭的运作成本之高,远远超出了组织者的意料。特别法庭的最初预算为5300万美元,计划在3年时间内审理完毕。现在,审理期限已经延长到5年,预算也飙升至1.7亿美元。法庭审理开销巨大,比如特别法庭的审理文件就需要同时翻译成英文、法文和高棉文;每年用于前红色高棉5名领导人的医药费12万美元,这其中包括法庭上24小时的医生和护士看护,救护车急救费用等。此外,特别法庭还要为国际名医的到访埋单。尤其是82岁的前红色高棉外交副部部长英萨利,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但审判成本再高,国际社会也要将审判进行到底,因为这是对高棉的毛氏王国最后审判。而且,还要体现人道主义,哪怕为恶魔耗费再大的物力。 这就是国际正义。与红色王国的杀人为本对照,更显尘宵之别。

崔卫平 | 回到自己最初的起点——给冉云飞

2011年10月24日 16:31:10        ——读哈维尔的《狱中书简》     该文曾分两部分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现恢复原貌,献给我受罪的兄弟冉云飞。      迫降     1979年5月29日,哈维尔在布拉格一位朋友的公寓里被捕。这天凌晨五点钟,警察便开始行动,同时被捕的共十五人。这回警方针对的是“保护受不公正审判者委员会”(VONS),这是一个松散的观察小组,一年前由朋友们自发组成。它的主要工作是“监督那些因为表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指控或被投进监狱的人们,或者那些警察和法庭滥用权力的受害者的案件的审理”。他们将这些案例搜集起来,打印成报告,送给官方和公之于众。及至被捕,小组成员一共提交了155份这样的报告。(哈维尔《给奥尔嘉》英译本序言)。     再次落到警察手中,哈维尔甚至觉得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上回被捕是在78年1月,这之后警察对他采取“软禁和陪护”政策,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在哈维尔夫妇的乡间居所,警察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监视哨所,并弄坏他的小汽车。什么时候再度抓他进去,就像一柄悬在空中的剑。“我的飞翔不可能有别的归宿。”     这年他43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后悔。他觉得自己有充分的行事理由。他不去想自己的“案子”,因为那没有什么好想的。他也不担心面临严刑拷打之类,已经几进几出了,他对监狱的情况比较了解,觉得自己有一些把握。但是任何一个新的环境,总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格局,一些新的因素,包括自己本身——不同环境或者处于人生不同的时期,都会产生不同的自我。他称自己是“社会动物”,而与世隔绝,会对人的心情、智力和活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哈维尔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这就像是一次飞行中的“迫降”。刚刚进去时,他满脑子还是这个世界的种种信息,用他的话来说是“物质”方面的。在他给妻子奥尔嘉最初的几封信中,提到需要果汁粉、柠檬、乳酪片、雪茄、速溶可可,想到乡间居所的暖气、檐槽、草地、水塘与狗,他希望妻子能够掌学会开车,掌握有关“电力、管道、留声机、录音机、打字机”等一切家用技术。他亲自动手为妻子做了“三个小饰物”,它们带点“监狱气息”。他信中还提醒妻子如果看到“质地优良的深棕色灯芯绒料子”,请买上一些,他希望回来之后能够用它做一身衣服。他说到“朋友们欠他许多钱”。第二封信中又说,“要回这些钱不现实”,还不如要回朋友们借他的那些书,有些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人不愿意脱离这个世界,他要尽量抓住一切可能的信息。他有过一个离开此地的机会,有人对他说,美国的百老汇请他去做一年的文学顾问,被他拒绝了。这件事情据说是从捷克出去的大导演福尔曼(《飞越疯人院》的导演)操办的,这让哈维尔非常生气。有一件事情还是有所改善,那就是他刚进去两个月时,他的父亲去世,在警察的陪同下,他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妻子奥尔嘉尽可能给他寄各种美味食品,想方设法调配口味。她买来各种各样的鱼,把它们分成一层一层放到洋葱里。她特地学会了摄影,不断地给他寄家庭成员的照片,照片中每个人的衣服、背景和摆设都要多样化。每次探监,她都尽可能穿上鲜艳的衣服,化好妆,哈维尔喜欢这样。难能可贵的还有哈维尔的弟弟伊万,伊万在寄往监狱的信中,抄送了自己的哲学论文,还抄录了海德格尔的演讲,一些捷克诗和英文诗,以及一个叫做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的生物图解提纲《植物的灵魂——动物的灵魂——人的灵魂》。亲人们希望给他营造一种气氛,那就是——他与外界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     他被允许每周写一封信,用标准信纸只能写上四页。除此而外,他被禁止拥有纸、笔和其他笔记本。写信不能有草稿,也不能涂涂改改。在它们到达奥尔嘉手中之前,每封都经过严格审查。信的内容被规定只能写家务琐事,但是哈维尔渐渐地尝试摆脱限制,逐渐扩展到“个人的同一性”、“人的认同感”、“责任”或“存在的根”,这让狱方感到有点不好办,他们会没收其中一两封“思想性”过强的信,同时也不得不适应这种不知所云的晦涩文体。他的典狱长咆哮道:“所有这些‘精神秩序’和‘存在的秩序”的废话,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儿?你们必须操心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监狱的秩序。”这位典狱长是一个希特勒的崇拜者,认为自己最风光的日子是在五十年代,即哈维尔称之为“建设工地上的歌声掩盖了行刑室里拷打的喊叫声”的年代。     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认为这些信件无从评价,因为它们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的。此言大谬。与当时许多西方左派作家不同,这位伯尔及君特?格拉斯始终坚决支持捷克和波兰人们反对极权主义的民主运动,但是他们太缺乏在那种情况下的实际经验了。当然这些信件必须通过检察官的眼睛,但是这不等于说它们的价值因此而受到削弱。最有可能,当一个人从他的环境中被抽离出来,他也就有可能最深入地返回自身,清点自己的财富,盘查自己生命的墙角,发掘自己最深刻的行为动机。2009年三月我与徐友渔等一行三人,在布拉格见到哈维尔时,这位传奇人物预先给我们准备好的两本书中,其中之一就是这本给奥尔嘉的《狱中书简》。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我一定要专门谈谈这本书的原因。     当一个人进入某种格局,他的思想、念头便会围绕着这个格局而进行;他在格局中越陷越深,他便越是无暇顾及自身——他是怎么进入这个格局的?那个最初的动力是什么?他为什么走上了一条看上去毫无希望的道路?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在别人看来他们都差不多,但是其中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取决于他们各自抱着什么样的理由,依照什么样的理据。理由的不同,决定了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他的行事方式为何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行为的理由甚至比他的行动还要重要。有了这个理由,他才如此这般去决定、去选择,才在这个基石之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大厦。而这个理由,不会仅仅是反对的理由,他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写作这些信件时,哈维尔同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较长时间内他是一个电焊工。身体恶化时,也会在监狱的洗衣房,干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儿。后来在一个废金属仓库,将电线和电缆绳上的绝缘材料剥下来。他始终彬彬有礼的外表,使得监狱的看守开始觉得他好欺负,但是结果往往相反,他们渐渐发现这位举止文雅的人完全不轻易就范。     他很快意识到,“重新塑造自我是首先的任务”。 “仇恨向来不是我的行动的准则或出发点。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在某个地方得到记载     哈维尔形容在监狱中的处境“如同缺了一条腿”,而他必须适应这种情况,与之相伴、相处,而不是去设想从前两条腿俱在时的生活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当现实世界远去时,哈维尔开始沉浸到自己的思考中去。一年之后,他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一旦你到了这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不得不问这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     他发现这个问题只能从自身当中去寻找。“我越想越明白,最终决定性的回答不能从外在因素上找,因为外在因素依赖每天的信息,但没有任何一个信息能对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答案。最后,我只能在自身中找到一个答案。” 所谓“外在因素”,包括他人的因素,他人的错误,他人的罪行。在哈维尔看来,这些都不能构成他行为最根本的那个理由。他的理由必须是自身的,而不是嫁接在这个世界的某些人身上。他不能从任何别人那里取得一个现成的生命意义,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独自承担起自身生命的重负,而不是推卸给任何人。     这当然可以看做一个存在主义者的立场。存在主义的“向死而生”包含这样的提示——假如一个人只能自己去死,自己去面对死亡,那么他也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生命的起点,携带自身的意义而不是别人赋予的意义。就像现在坐牢,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这是自身行为的结果,需要仅仅由个人来承担和作出解释。在牢房这种极端处境中,将他打回了“一个人”的原形,而实际上这是人的日常(正常)状态,人们通常忘记这一点。     但是这远远不是意味着回到一个封闭内卷式的个人,不是成为自私冷漠的个体。恰恰相反,这样的个人,正是为了准备最大限度地朝向这个世界敞开,朝向     这个世界“更高的”维度。换句话说,成为这样独立而锐利的个人,仅仅是抵达一个起点,而远不是终点。那么一个孤独的人是如何存在的?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度离开这个世界,是为了更加深入地返回到它。     在一次奥尔嘉的探视之后,他不断回味妻子所说的,“当你每天与朋友谈起我,就仿佛我仍然在场似的”。他试图在四页纸的信中解释这个问题。“与其他生灵不一样,人具有把不能直接看见或感知的事物,呈现在自己面前的这种能力。比如假设我现在闭上眼睛,便能看到赫拉德策尼(乡间居所)、布拉格的街车、挂着巴马肉排的烤肉店和一杯白葡萄酒。同样,我们也能够将一位不在面前的人出现在脑海当中。”     与街车或葡萄酒这些静止的现象不同,这位出现在脑海中的人,我们还可能设想他可能做什么事情,可能对某些事情有什么看法,仿佛他仍然与我们一道似的。“我们将他作为我们自身当下和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做我们自身的潜能,来知晓他和经验他。我们‘知晓’他、猜测他;最重要的,我们总是与他建立新的联系。我们在行动的时候顾及到他,仿佛他仍然与我们在一起,知道所有的事情。”即当我们更新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我们也在更新与这个不在场的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事实上从来没有中断过。甚至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我们也可能对他的性格有着生动的体验;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甚至若干世纪的人,人们也可能会对他产生鲜明的印象。     当然,所有这些表述背后有着全部现象学的支持。问题在于哈维尔如何将它们融入自己的血肉,并加上了自己的理解、想象力和洞察力,加进了自己的处境和行为理由,它们也完全符合我们的经验。哈维尔不在场时,他的妻子和朋友们为他留下了空位,仿佛他在场,他们站在哈维尔的“身后”,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这样“身后的”人们,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的子孙后人,他们或者理解和支持我们,或批评我们的行为。反过来,我们每个人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些人的“身后”,尤其是那些历史人物的身后,评判他们的业绩,他们的功过,他们不仅是作为个人而且是对于民族的贡献如何。     这个身在狱中的人这样写道:“人的存在不仅停留在他的肉体存在的篱笆之内,并显然也超出了其他人对他的肉体存在的经验之中。”人的这种可能性大于他的实际存在。一个人的“实际存在”有可能被“打断”,但是他的可能性的存在,却是绵延不绝的。像是经过一阵“助跑”,哈维尔思绪突然开始飞翔起来:“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这不仅体现在‘当事人’进入另一个空间,他被囚禁甚至每个人都将他遗忘时,他不会停止他的存在,甚至他死后也不会停止;而且连同最后一个知晓他的、像他一样存在过的并将他遗忘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存在都不会被停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一个曾经存在过的这个人,从“存在的历史”中抹去,他会永远存在于那里。     从牢房这个角度,哈维尔试图解释我们每个人存在的真谛:“人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发生过的事情,他还是一种‘世界的影像’、‘世界存在的一个方面’,‘对于世界的一个挑战’。在我看来,他必然成为存在之网上的一个特殊的结节。他不仅仅是某个分离的个人,封闭和局限在他自身之内;相反——再度重申——他是整个世界。他是不断照亮整个世界的光束,是不断折射这个世界的水晶,是所有存在的力量的轨迹不断汇集的焦点。我想说的是,人的存在不仅是一个特殊的事实或素材,而且是一种福音,指向那个绝对的存在,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世界之谜和表明其中的意义问题。”     胡塞尔“视野”(horizon)这个概念在哈维尔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人的“视野”是他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他的地平线,同时这个“视野(地平线)是不断开放的、无限延伸的。之所以是开放的,因为总有未被感知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目前拥有的地平线,总是有限的。哈维尔所拥有的牢房这个“地平线”,妻子奥尔嘉拥有与朋友在一起的这个“地平线”,那位典狱长拥有牢房的钥匙这个“地平线”,它们都是个别的,因而是受限制的,哈维尔又将之称之为“相对的”。而这种“相对性”的性质,并不是说其中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相对的,不是说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相对性。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每个“相对性”处于与“绝对”的关系之间,是绝对造成了它们各自的相对性而不是其他。因而哈维尔又发明了“抽象的地平线”“永恒的地平线”、“绝对的地平线”、“地平线的地平线”,来进一步说明居于每件事“之后”和“之上”的那个维度。     “作为一个相对物,我们真正的对立面——那使得我们体验到我们相对性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抽象的地平线,它居于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又超出每一件事情之上,它为所有的事情提供一个框架、一种尺度和一个背景,它使得每件事物得以确立,找到它们的边界。同时,这种抽象化的和超验的地平线又是十分具体的,——它作为一个始终在场的限制性因素,事实上是最为驱动我们的一个维度,通过所有我们在相对世界的具体经验,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体验到它吗?”     被哈维尔称之为“抽象”、“绝对地平线”的东西,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或者“天”。它们揭示出存在于我们身后的和个人之上的力量。任何正在做的事情,都会有人在看,都在某个地方被审判,被记录下来,而这种记载为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也是为我们易逝的肉身所不能抵达的。但是正如遥远的地平线一样,它们形成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框架和视野,给这个世界提供参照和尺度,赋予这个世界中事物以意义及性质,并无时不刻在守护这个世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地平线,没有这样一种约束,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套表述,连哈维尔自己都感到有些不习惯。他对妻子说,“你看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怎么会变得相信人的灵魂不死。”也只有处在监狱那种极端处境之下,一个人才有可能释放他内心最为深处的冲动和激情,不会觉得这徒然惹得别人耻笑。“甚至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感到——如果我不生活在与我的地平线、与希望和意义之源之间这种持久而多重的紧张关系当中,我将不能成为我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人类成员。”同时哈维尔不愿意将这种体验,与那种崇拜神灵的感情混淆一谈。“我拒绝将事情简单化”。他说。     “我的上帝(如果我被迫要谈到他,这是我十分不情愿的)——必定显得十分抽象、十分模糊,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更重要的,我与他的关系是如此困难和难以确定。)” “他有时候是我的良心,有时候是我的希望,有时候是我的我的自由,有时候是世界之谜。”让人想起波兰导演在他的影片中(《十诫》的第二诫《进退两难》),通过人物之口说出来的“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对哈维尔适用的,未必对其他人也同样适用:“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上帝其特色在于,他是一位等待的大师,他这样做经常令我烦恼不安。” 他的上帝并没有给他提供一劳永逸的真理,反而始终让他始终处于探索及其带来的不安当中。     虚无主义这个东西,虽然是时代的总体气氛,但是与之作斗争,却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功课。人必须为自己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源和出发点。这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未完)     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     这些信件必须全部接受审查,他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抵达奥尔嘉手中。因此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比如这样的句子“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看来,这种重复正好可以看出他思想的重心所在。哈维尔称它们像是一个“无尽的螺旋”,从一个中心出发,不断地延展和上升。表达如此复杂的思想,他需要有一些准备。他试图打草稿,当他在洗衣房工作时,他将草稿藏在一大堆脏被单里,它们上面布满了“未出生的孩子们”的痕迹(男犯精液的痕迹)。这个地方干活轻松一些,但是告密者对哈维尔并不放松。     它们不仅是奥尔嘉的财富,也属于他们全体朋友。从一开始,他们夫妇就心照不宣,从狱中寄出的信会在朋友们之间传阅。为了能够通过检查,他会将句子弄得特别复杂和晦涩,遇到一些敏感词比如“政权”,他会使用诸如“非我在社会上的明显的中心”这类“胡话”来对付。他也用不着考虑奥尔嘉是否能够理解它们。他有一位十分理解他和包容他的妻子。他这样谈到她:“我们俩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我是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奥尔嘉则出身于劳动阶层,很有主见,很冷静,不那么多愁善感,同时她也能唠唠叨叨,令人讨厌。”“在奥尔加身上,我找到了所需要的:她能够对我变化不定的思想做出反应,对我放荡不羁的想法提出冷静批评,为我的公开活动给以背后的支持。在我的生活中,我事事都得问她(那些爱开玩笑的人说,甚至要是我犯会伤害她的罪也要经过她的同意,连感情上的离心力给我带来的问题也要请她解决。”(《哈维尔自传》,东方出版社1992)     奥尔嘉探监时,尽量给他带去外面世界的讯息。他的剧本在国外得到上演,这会让他很高兴,同时也会写上一段如何理解某个剧本的提示。60年代初,哈维尔在布拉格的小剧场(栏杆剧院)工作,这个剧场上演了贾里的《乌布国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内斯库的独幕剧,根据卡夫卡的《审判》改编的剧本,以及哈维尔自己的剧本《花园宴会》(1963)、《通知书》(1965)、《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     哈维尔后来谈到小剧场运动 ,认为虽然上演的是一些实验戏剧——他本人的剧作深受荒诞派戏剧的影响,重在探讨人是什么、如何确认人的身份、人的语言如何与其主体相脱离这样一些抽象主题,但是“这丝毫没有贬低这些小剧院的社会意义” 。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摆脱那些封闭死寂的概念,是一剂催化剂,催促人们去发现自己空洞无聊,催促人们去认识自己存在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觉得需要出发,寻找自己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在他看来,没有比荒诞派戏剧,更能够体现处于20世纪人们的精神危机。现代人在上帝隐匿之后,同时“失去了对于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与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于意义的感知。”这给个人所带来的问题是:人的性格分崩离析,裂解成碎片。人们不感到从自己内部的某个中心出发,不再感到在自己身上贯穿始终的力量,不再感到什么东西能够将自己集合起来,而是这儿洒一点,那儿丢一点。甚至不再感到与他人的深刻联系。一切都处于漂移状态。无可不无可,同时却感到“非如此不可”的绝大压力。     哈维尔当然是他所处社会的激烈批判者,但是这种批判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那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思考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我书里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是这个主题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的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更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 。     他的“生活在真实中”提法,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但这其实首先是一个针对自身的要求——某个虚假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得以运行,是靠着每个人虚假的面孔虚假的言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自身便成了这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望不到边的纽带上的一个环节。因此,某种“变革”应该首先发生在人的内部。或者说,假如人们不能改动这个制度,起码可以改动一下自身——不仅是私下里,而且在公开场合,也能够公开发表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真实看法。如果是那样,这个人起码做到了表里一致。而因为这个人理顺了与自己的关系,他不再继续是一个巨大谎言灾难中的一个局部的小灾难,从而也打破了这个秩序的游戏规则。哈维尔的一系列关键表述——“良知”、“尊严”,都应该放到“人与自身”关系这个视野中来理解。汉娜?阿伦特也曾经分析过,在某种极端情境下,一个人能够持续地与自身对话,这便使得他有可能免于一场外部大崩溃中的自身崩溃。     他将自身同一性居于他思考问题的中心,那么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即什么东西会居于这个同一性的中心呢?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哈维尔的答案是:“责任感。”责任感是“同一性”的基础,为解决自身同一性的问题提供钥匙。通过责任感——承担起对于某些事情的责任,一个人获得了他的自我认同:表明他是什么样的人,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存在,能够将自己各方面凝聚起来,而不再漂浮不定。哈维尔的这个思路,与写作《鼠疫》的加缪(1913)十分接近。当然,其中更是有着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切克(1909——1979)的回响。     责任感与自身同一性的关系在于,它“是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根源和重心所在,是它的结构原理或中轴,提供确定自我同一性的水准和尺度的 ‘理念’责任感是将左右东西凝固在一起的水泥砂浆,当这个东西脱落,自身同一性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破碎和崩溃。”     但是责任感本身是什么?哈维尔继续发挥道——它不应该仅仅是对于某些具体事务的责任,不仅仅是体现在某些社会联系、教育或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乃至自我保存的本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相对性”的东西,有时候是互相依赖的那种东西。哈维尔试图表达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全部独立的力量,它不是因为自身匮乏而不得不寻求一个依托,因为感到自身没有意义而寻找一个意义。而是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你自己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你的手中,而不依赖任何别人乃至任外部事业。     “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够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说,这种责任感对于一个人就像一把刀子。我们用它在总体存在中刻画出无与伦比的自我形象;它也是一支笔,我们用它来书写存在的历史中每一个新诞生生命的记录。”这是一个彻底的存在主义立场,如果我们理解存在主义是一种朝向更广阔领域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的话。     打个比方来说。假如你坐牢了,你进去之后需要意识到,那是你自己行为的结果,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你需要独立承担起这种结果,而不要怨天尤人,甚至不要指望别人来救你,不要将你的处境交给别人去承担,好像别人对你的坐牢拥有一种义务,起码不要把这种指望当做你坐牢的前提。别人如何行事那是别人的事情,不管别人做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你都不能抱怨别人。你需要独立承担起你的处境,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你。如此立于天地之间的独立个人,他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别人为他负责。他独自一人将自己扛起来,而不始终期待他人,不管是他人的援助还是他人的失误。     这不是说,当一个人坐牢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时候,我们作为旁人可以坐视不管。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不要遗忘一个朋友,不要放弃一个与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如果他身陷不自由,我们需要想法设法让他感到他不是孤独的,他不是一个人。尽管他个人没有要求我们,而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自己做人的要求承担起自己的地平线。我们的根基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他那里。就像他的根基不在我们这里一样。     “真正的坚定不移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立场”。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哈维尔能够从容应付朋友圈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即使在狱中,也能够不断听到各种消极的信息。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人们感到情绪低落,动不动与他人吵架,喝得太多,仅仅关心自己,弄不属于自己的钱,以及移居国外。他并不为此而感到沮丧。     “一个人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直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83年初,他已经进去三年零九个月。坐牢没有让他变得意志消沉,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一个人的秘密是责任感的秘密。”哈维尔说。     一个人不能从反对(反抗)中寻求生活的意义,相反,他是事先拥有了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拥有了自己的地平线,他才去从事反对(反抗)。他不能觉得生活很无聊,而去从事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不是为了个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是为了他所认定的生活的意义,他的责任感。     他称自己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构建一种哲学体系的雄心,他甚至反感那些现成的概念,认为它们将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固化在里头,令世界丧失了她的神秘感,也丧失了偶然性。然而同时他又称自己如此热爱秩序,那种能够与神秘并存的秩序,它提示着神秘的存在。“没有某种秩序,神秘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神秘和奇迹如若不偏离一个特定的秩序,又怎能表明它们自己,从而能够洞察‘更高的结构’所代表的未知领域、提供令人不安的深刻见解呢?”      自我分析的大师     那些狱吏们终于失去了耐心。那位典狱长(如今他在何方?)对哈维尔提出,他应该多谈谈他自己,而不是继续写这些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在思想犯罪的边缘。     哈维尔对这个要求作出了适度的讥讽。他绕着弯说,他不喜欢谈论自己这件事情,不喜欢“当众脱衣”的行为(指每封信都要经受严格的审查)。这就是他为什么放弃写诗而从事戏剧写作的原因。在戏剧中,他可以通过别人的嘴巴说话。他还说,当他试图回忆是否在什么场合下谈过自己,发现那都是在温柔女士的陪伴之下喝多了的时候,或者是在她们的耳边吐露秘密地时候——“反正是一些你不会批准的事情”。他对奥尔嘉说。没准他写到这儿非常得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信件要被奥尔嘉念给朋友们听,可以想见朋友们听到这句话时,哄堂大笑的情形。这会让他感到自己仍然在场。     当然哈维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所从事和所坚持的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并没有给他造成一种悲情、苦情的感觉。他知道如何适当地“削弱”自己,弱化自身,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新的圣坛或者祭坛。尽管存在着这方面巨大的诱惑,而他的警惕心则更为敏锐强大。他不要把自己弄成居于别人之上,尤其是不要弄成居于自己之上,对自己的认知超过自己的实际状态。那同样是一种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这是他对于旧意识形态反感的起点。与自身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矮一些,这就需要一定的幽默和适度嘲讽的精神——不去嘲笑遥远的地平线,但是可以嘲笑自己这个人。所谓真实,应该包括这个人自己的真实在内。所谓生活在真实中,也包括生活在自己身上的真实当中。虚骄的做法并不能够为人们找到新的起点。     尽管有点为难(谈论自己),但是他不愿意放弃每周一封信的机会,它起码是精神俯卧撑。能够将自己的始终处于不定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来,未必没有意义。实际上一个作家,当他观察外部世界,其实是从观察自身开始。如果说他拥有丰富的人性知识,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他本人的人性知识。“情绪反复易变,抑郁与高兴交替出现。一些不愉快的琐事,捉摸不定的感觉,担忧或危险”,这是哈维尔最常提到自己的句子。还有类似“有点失常、有点魂不守舍、有点粗心、有点局促不安”。就这么一个人,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据海森堡的研究,因为成为观察对象,物理世界粒子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便会出现改变”,意及当我们观察自己时,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将自身加以变动。     他决心为自己列出一张“清单”。先是身体状况,后是精神状况。身体状况主要有三种:一、觉得正常,什么毛病也没有。二、有点小病或者略有不适。三、感觉不适,又查不出什么确切的毛病。这种状况最不好,因为它引起了情绪上的不稳定和跌落,乃至“觉得一切都觉得古怪,我简直不是我自己了”。关于精神状况,他一口气给自己报出了十五种心情——“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笔者冒昧地揣测,这种做法很像是某种滑稽模仿,故意运用那种官僚主义的体例及语调,看上去符合规范像是给狱吏们的一件礼物,其实却在暗中发出诡异的笑声。     也许这点小把戏被狱方戳穿了,他们不允许他将八种坏心情编号、按照顺序写出来,这些狱吏们的心思真的很难猜透。在他接连写了三个之后,就开始跳着写。“第八”在“第四”之前,“第六”却不知去向。阅读这些描绘,你不能不认为哈维尔是一个自我观察的大师,一个人对于自己知冷知热,他才能够对世界与他人知热知冷。他能够恰当地反观自身,找出自身不大不小的比例,他也能够恰当地看待世界,找出眼前每一件事物的恰当比例。从他对自身的观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出几分自己的影子。     第一种坏心情是“忧郁”。但是哈维尔的忧郁,并不是自怜自爱的那种,而是在体验到美好事物之后,又不能近距离抓住它的哀伤。“这是一种为美好的事物而喜悦、同时又为它如此遥远而悲哀的奇特的混合。”第二种坏心情是“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这是一种对于将要到来的事物感到不确定的那种感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因此而感到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想象种种灾难。包括在公共场合感到怯场。尽管他的行为从外表看不出来。第三种坏心情是“沉默和冷淡”,像是披上了一层盔甲,对于外部事物采取漠然的态度。他同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免被凌乱庞杂的事情所淹没。     他分析最坏的心情,要数“陷入绝对的和完全的自我怀疑状态。”(第八)他会一下子觉得自己所写的那些戏剧一文不值,它们的全部缺点甚至被他自己排列出来展览。他厌恶自己动不动就感到发窘、不知所措,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双下巴、眼袋等等。但是与他人不同的是,他能够接受自己的这种糟糕的一事无成的感觉:“我虚心地接受了自己毫无价值的感觉,我把这当做命运的安排”。他也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能够自我怀疑,尤其是那些希望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们,总是先怀疑他们所做所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问题是这种怀疑不能“走火入魔”。     他如此这般解剖自己,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已经“脱离”了自己,他所谈论的是另外一个人。他想起谈起自己小时候的家庭,那是一个算得上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给他留下的却是一些不愉快的印象。那种将他与周围人分割开来的优越感,反而让他觉得自己“矮人一等”,成为人们眼中的异己。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也许不信任他,在背后嘲笑他。凭什么他要比别人拥有得更多?这让他觉得不快,是他日后对于社会不平等及特权深感不满的来源。他不无幽默地讲了这么一件小事:因为被喂养得太好,哈维尔小时候是个小胖猪,不能爬树不能翻筋斗也不能跨过一条小沟。一度时期,他的同学们热门消遣就在于前来拍他的胖大腿。     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所有负面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谈论这些负面的东西,其实也是对于一路高歌的主流精神的某种对抗,其中包含了一种反抗在内,但是哈维尔并没有停留在这些情绪当中,并没有陷入一种自我瘫痪、自我陷溺,像一些冒牌的艺术家那样。人是矛盾的存在。尤其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潜力,看到了自己的“存在本身”,体验到了自己更为深刻的生命或本能。与环境相隔离的这种疏异的感觉,也是日后促使他参与到人群中去、恢复自己在人群中位置的决心所在。     “说来也怪,我在某些程度上是绝对的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坚韧顽强、目标明确,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我是不可摧毁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会多么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经常使得你烦恼,尤其是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固执己见的时候)。的确,许多事情我并不十分感兴趣,做起来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大可不必理睬它们。但是我一旦铁了心,或者对某件事情来了劲,我真能把自己整个搭上去,不惜一切代价,一条道路走到黑。我不喜欢做事有头无尾,不喜欢半信半疑或可进可退,不能容忍混乱不定。”     一些能够分享哈维尔身上那些淘气幽默、分享他的焦虑烦恼荒诞感的人们,未必能够分享他身上这种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特质。而这一面才更加能够说明这个人。一个人的心情是一回事,但是他的行动是另一回事。能够说明这个人的,不是他的心情他的感受,而是他的行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那些不可抹杀的东西。心情是飘忽的,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行为却不能来回摇摆,变幻不定。顺便地说,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倾向主观的年代,人们越来越看重一时一地的小心情,以此来判断自己,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     哈维尔承认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过许多奇特转折,甚至他从一个剧作家变成一个投身民主事业的人,这在他最初也没有想到,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能够连贯起来的,从中可以找出一个明显的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比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世事变化,命运沉浮,他没有因此而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始终保持某种连贯,用他的术语来说,便是“人的一致性和绵延性。”他在牢里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认为“有两点与我有关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在所有哪些曲折和转折背后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清晰的、贯穿始终的东西;第二,即使我有时候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无论什么原因,我也总是能够设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回到自己最初应该站立的地方”。     从他自身的一致性出发,就事情对于他而言的意义(而不是对于其他人而言的意义)来说,如何理解他在狱中的这件事情呢?他的答案是:“我并未作出‘牺牲’,也不是在开玩笑,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在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会有某种明确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我的个性,以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么去做,力图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     “人的尊严是不能用‘非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的,这只能用‘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因此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捍卫他的尊严。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一个恒常的决定,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的习惯’。正如每个人每天都有不去做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机会一样,他每天也有成为这种可怜虫的危险。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处在这种地步,无论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捍卫我的尊严,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度过在这儿的时间,即使在这里,准确地说就在这里,我也仍旧是我自己,我决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东西。”     哈维尔并不是一个身体十分强壮的人。在狱中,他经常感冒、嗓子疼、喉咙发紧。1983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监狱看守看到情况不妙,赶紧把他送到监狱医院。这个地方审查制度略微宽松一些,他得以给奥尔加写信通报病情。很快对于他的再次声援在世界各地响起。某天晚上他正要睡觉时,一名医生和女官员来到他的房间,向他宣布撤销对他的判决,这意味着他比他的原来的刑期提前将近10个月。已经换了睡衣上床,哈维尔提出能不能在狱中再住一个晚上。对方说不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公民了。他当晚被转送至地方医院。当听到医生们称呼他“哈维尔先生”,他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意识到自己终于自由了。     2011年1月       上一篇: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回到自己最初的起点——给冉云飞(二)

作者: 崔卫平  |  评论(4)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接上页) 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 这些信件必须全部接受审查,他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抵达奥尔嘉手中。因此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比如这样的句子“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看来,这种重复正好可以看出他思想的重心所在。哈维尔称它们像是一个“无尽的螺旋”,从一个中心出发,不断地延展和上升。表达如此复杂的思想,他需要有一些准备。他试图打草稿,当他在洗衣房工作时,他将草稿藏在一大堆脏被单里,它们上面布满了“未出生的孩子们”的痕迹(男犯精液的痕迹)。这个地方干活轻松一些,但是告密者对哈维尔并不放松。 它们不仅是奥尔嘉的财富,也属于他们全体朋友。从一开始,他们夫妇就心照不宣,从狱中寄出的信会在朋友们之间传阅。为了能够通过检查,他会将句子弄得特别复杂和晦涩,遇到一些敏感词比如“政权”,他会使用诸如“非我在社会上的明显的中心”这类“胡话”来对付。他也用不着考虑奥尔嘉是否能够理解它们。他有一位十分理解他和包容他的妻子。他这样谈到她:“我们俩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我是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奥尔嘉则出身于劳动阶层,很有主见,很冷静,不那么多愁善感,同时她也能唠唠叨叨,令人讨厌。”“在奥尔加身上,我找到了所需要的:她能够对我变化不定的思想做出反应,对我放荡不羁的想法提出冷静批评,为我的公开活动给以背后的支持。在我的生活中,我事事都得问她(那些爱开玩笑的人说,甚至要是我犯会伤害她的罪也要经过她的同意,连感情上的离心力给我带来的问题也要请她解决。”(《哈维尔自传》,东方出版社1992) 奥尔嘉探监时,尽量给他带去外面世界的讯息。他的剧本在国外得到上演,这会让他很高兴,同时也会写上一段如何理解某个剧本的提示。60年代初,哈维尔在布拉格的小剧场(栏杆剧院)工作,这个剧场上演了贾里的《乌布国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内斯库的独幕剧,根据卡夫卡的《审判》改编的剧本,以及哈维尔自己的剧本《花园宴会》(1963)、《通知书》(1965)、《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 哈维尔后来谈到小剧场运动 ,认为虽然上演的是一些实验戏剧——他本人的剧作深受荒诞派戏剧的影响,重在探讨人是什么、如何确认人的身份、人的语言如何与其主体相脱离这样一些抽象主题,但是“这丝毫没有贬低这些小剧院的社会意义” 。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摆脱那些封闭死寂的概念,是一剂催化剂,催促人们去发现自己空洞无聊,催促人们去认识自己存在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觉得需要出发,寻找自己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在他看来,没有比荒诞派戏剧,更能够体现处于20世纪人们的精神危机。现代人在上帝隐匿之后,同时“失去了对于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与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于意义的感知。”这给个人所带来的问题是:人的性格分崩离析,裂解成碎片。人们不感到从自己内部的某个中心出发,不再感到在自己身上贯穿始终的力量,不再感到什么东西能够将自己集合起来,而是这儿洒一点,那儿丢一点。甚至不再感到与他人的深刻联系。一切都处于漂移状态。无可不无可,同时却感到“非如此不可”的绝大压力。 哈维尔当然是他所处社会的激烈批判者,但是这种批判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那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思考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我书里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是这个主题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的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更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 。 他的“生活在真实中”提法,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但这其实首先是一个针对自身的要求——某个虚假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得以运行,是靠着每个人虚假的面孔虚假的言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自身便成了这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望不到边的纽带上的一个环节。因此,某种“变革”应该首先发生在人的内部。或者说,假如人们不能改动这个制度,起码可以改动一下自身——不仅是私下里,而且在公开场合,也能够公开发表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真实看法。如果是那样,这个人起码做到了表里一致。而因为这个人理顺了与自己的关系,他不再继续是一个巨大谎言灾难中的一个局部的小灾难,从而也打破了这个秩序的游戏规则。哈维尔的一系列关键表述——“良知”、“尊严”,都应该放到“人与自身”关系这个视野中来理解。汉娜•阿伦特也曾经分析过,在某种极端情境下,一个人能够持续地与自身对话,这便使得他有可能免于一场外部大崩溃中的自身崩溃。 他将自身同一性居于他思考问题的中心,那么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即什么东西会居于这个同一性的中心呢?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哈维尔的答案是:“责任感。”责任感是“同一性”的基础,为解决自身同一性的问题提供钥匙。通过责任感——承担起对于某些事情的责任,一个人获得了他的自我认同:表明他是什么样的人,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存在,能够将自己各方面凝聚起来,而不再漂浮不定。哈维尔的这个思路,与写作《鼠疫》的加缪(1913)十分接近。当然,其中更是有着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切克(1909——1979)的回响。 责任感与自身同一性的关系在于,它“是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根源和重心所在,是它的结构原理或中轴,提供确定自我同一性的水准和尺度的 ‘理念’责任感是将左右东西凝固在一起的水泥砂浆,当这个东西脱落,自身同一性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破碎和崩溃。” 但是责任感本身是什么?哈维尔继续发挥道——它不应该仅仅是对于某些具体事务的责任,不仅仅是体现在某些社会联系、教育或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乃至自我保存的本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相对性”的东西,有时候是互相依赖的那种东西。哈维尔试图表达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全部独立的力量,它不是因为自身匮乏而不得不寻求一个依托,因为感到自身没有意义而寻找一个意义。而是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你自己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你的手中,而不依赖任何别人乃至任外部事业。 “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够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说,这种责任感对于一个人就像一把刀子。我们用它在总体存在中刻画出无与伦比的自我形象;它也是一支笔,我们用它来书写存在的历史中每一个新诞生生命的记录。”这是一个彻底的存在主义立场,如果我们理解存在主义是一种朝向更广阔领域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的话。 打个比方来说。假如你坐牢了,你进去之后需要意识到,那是你自己行为的结果,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你需要独立承担起这种结果,而不要怨天尤人,甚至不要指望别人来救你,不要将你的处境交给别人去承担,好像别人对你的坐牢拥有一种义务,起码不要把这种指望当做你坐牢的前提。别人如何行事那是别人的事情,不管别人做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你都不能抱怨别人。你需要独立承担起你的处境,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你。如此立于天地之间的独立个人,他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别人为他负责。他独自一人将自己扛起来,而不始终期待他人,不管是他人的援助还是他人的失误。 这不是说,当一个人坐牢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时候,我们作为旁人可以坐视不管。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不要遗忘一个朋友,不要放弃一个与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如果他身陷不自由,我们需要想法设法让他感到他不是孤独的,他不是一个人。尽管他个人没有要求我们,而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自己做人的要求承担起自己的地平线。我们的根基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他那里。就像他的根基不在我们这里一样。 “真正的坚定不移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立场”。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哈维尔能够从容应付朋友圈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即使在狱中,也能够不断听到各种消极的信息。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人们感到情绪低落,动不动与他人吵架,喝得太多,仅仅关心自己,弄不属于自己的钱,以及移居国外。他并不为此而感到沮丧。 “一个人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直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83年初,他已经进去三年零九个月。坐牢没有让他变得意志消沉,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一个人的秘密是责任感的秘密。”哈维尔说。 一个人不能从反对(反抗)中寻求生活的意义,相反,他是事先拥有了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拥有了自己的地平线,他才去从事反对(反抗)。他不能觉得生活很无聊,而去从事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不是为了个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是为了他所认定的生活的意义,他的责任感。 他称自己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构建一种哲学体系的雄心,他甚至反感那些现成的概念,认为它们将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固化在里头,令世界丧失了她的神秘感,也丧失了偶然性。然而同时他又称自己如此热爱秩序,那种能够与神秘并存的秩序,它提示着神秘的存在。“没有某种秩序,神秘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神秘和奇迹如若不偏离一个特定的秩序,又怎能表明它们自己,从而能够洞察‘更高的结构’所代表的未知领域、提供令人不安的深刻见解呢?” (接下页) 自我分析的大师 那些狱吏们终于失去了耐心。那位典狱长(如今他在何方?)对哈维尔提出,他应该多谈谈他自己,而不是继续写这些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在思想犯罪的边缘。 哈维尔对这个要求作出了适度的讥讽。他绕着弯说,他不喜欢谈论自己这件事情,不喜欢“当众脱衣”的行为(指每封信都要经受严格的审查)。这就是他为什么放弃写诗而从事戏剧写作的原因。在戏剧中,他可以通过别人的嘴巴说话。他还说,当他试图回忆是否在什么场合下谈过自己,发现那都是在温柔女士的陪伴之下喝多了的时候,或者是在她们的耳边吐露秘密地时候——“反正是一些你不会批准的事情”。他对奥尔嘉说。没准他写到这儿非常得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信件要被奥尔嘉念给朋友们听,可以想见朋友们听到这句话时,哄堂大笑的情形。这会让他感到自己仍然在场。 当然哈维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所从事和所坚持的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并没有给他造成一种悲情、苦情的感觉。他知道如何适当地“削弱”自己,弱化自身,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新的圣坛或者祭坛。尽管存在着这方面巨大的诱惑,而他的警惕心则更为敏锐强大。他不要把自己弄成居于别人之上,尤其是不要弄成居于自己之上,对自己的认知超过自己的实际状态。那同样是一种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这是他对于旧意识形态反感的起点。与自身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矮一些,这就需要一定的幽默和适度嘲讽的精神——不去嘲笑遥远的地平线,但是可以嘲笑自己这个人。所谓真实,应该包括这个人自己的真实在内。所谓生活在真实中,也包括生活在自己身上的真实当中。虚骄的做法并不能够为人们找到新的起点。 尽管有点为难(谈论自己),但是他不愿意放弃每周一封信的机会,它起码是精神俯卧撑。能够将自己的始终处于不定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来,未必没有意义。实际上一个作家,当他观察外部世界,其实是从观察自身开始。如果说他拥有丰富的人性知识,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他本人的人性知识。“情绪反复易变,抑郁与高兴交替出现。一些不愉快的琐事,捉摸不定的感觉,担忧或危险”,这是哈维尔最常提到自己的句子。还有类似“有点失常、有点魂不守舍、有点粗心、有点局促不安”。就这么一个人,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据海森堡的研究,因为成为观察对象,物理世界粒子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便会出现改变”,意及当我们观察自己时,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将自身加以变动。 他决心为自己列出一张“清单”。先是身体状况,后是精神状况。身体状况主要有三种:一、觉得正常,什么毛病也没有。二、有点小病或者略有不适。三、感觉不适,又查不出什么确切的毛病。这种状况最不好,因为它引起了情绪上的不稳定和跌落,乃至“觉得一切都觉得古怪,我简直不是我自己了”。关于精神状况,他一口气给自己报出了十五种心情——“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笔者冒昧地揣测,这种做法很像是某种滑稽模仿,故意运用那种官僚主义的体例及语调,看上去符合规范像是给狱吏们的一件礼物,其实却在暗中发出诡异的笑声。 也许这点小把戏被狱方戳穿了,他们不允许他将八种坏心情编号、按照顺序写出来,这些狱吏们的心思真的很难猜透。在他接连写了三个之后,就开始跳着写。“第八”在“第四”之前,“第六”却不知去向。阅读这些描绘,你不能不认为哈维尔是一个自我观察的大师,一个人对于自己知冷知热,他才能够对世界与他人知热知冷。他能够恰当地反观自身,找出自身不大不小的比例,他也能够恰当地看待世界,找出眼前每一件事物的恰当比例。从他对自身的观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出几分自己的影子。 第一种坏心情是“忧郁”。但是哈维尔的忧郁,并不是自怜自爱的那种,而是在体验到美好事物之后,又不能近距离抓住它的哀伤。“这是一种为美好的事物而喜悦、同时又为它如此遥远而悲哀的奇特的混合。”第二种坏心情是“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这是一种对于将要到来的事物感到不确定的那种感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因此而感到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想象种种灾难。包括在公共场合感到怯场。尽管他的行为从外表看不出来。第三种坏心情是“沉默和冷淡”,像是披上了一层盔甲,对于外部事物采取漠然的态度。他同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免被凌乱庞杂的事情所淹没。 他分析最坏的心情,要数“陷入绝对的和完全的自我怀疑状态。”(第八)他会一下子觉得自己所写的那些戏剧一文不值,它们的全部缺点甚至被他自己排列出来展览。他厌恶自己动不动就感到发窘、不知所措,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双下巴、眼袋等等。但是与他人不同的是,他能够接受自己的这种糟糕的一事无成的感觉:“我虚心地接受了自己毫无价值的感觉,我把这当做命运的安排”。他也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能够自我怀疑,尤其是那些希望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们,总是先怀疑他们所做所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问题是这种怀疑不能“走火入魔”。 他如此这般解剖自己,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已经“脱离”了自己,他所谈论的是另外一个人。他想起谈起自己小时候的家庭,那是一个算得上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给他留下的却是一些不愉快的印象。那种将他与周围人分割开来的优越感,反而让他觉得自己“矮人一等”,成为人们眼中的异己。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也许不信任他,在背后嘲笑他。凭什么他要比别人拥有得更多?这让他觉得不快,是他日后对于社会不平等及特权深感不满的来源。他不无幽默地讲了这么一件小事:因为被喂养得太好,哈维尔小时候是个小胖猪,不能爬树不能翻筋斗也不能跨过一条小沟。一度时期,他的同学们热门消遣就在于前来拍他的胖大腿。 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所有负面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谈论这些负面的东西,其实也是对于一路高歌的主流精神的某种对抗,其中包含了一种反抗在内,但是哈维尔并没有停留在这些情绪当中,并没有陷入一种自我瘫痪、自我陷溺,像一些冒牌的艺术家那样。人是矛盾的存在。尤其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潜力,看到了自己的“存在本身”,体验到了自己更为深刻的生命或本能。与环境相隔离的这种疏异的感觉,也是日后促使他参与到人群中去、恢复自己在人群中位置的决心所在。 “说来也怪,我在某些程度上是绝对的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坚韧顽强、目标明确,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我是不可摧毁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会多么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经常使得你烦恼,尤其是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固执己见的时候)。的确,许多事情我并不十分感兴趣,做起来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大可不必理睬它们。但是我一旦铁了心,或者对某件事情来了劲,我真能把自己整个搭上去,不惜一切代价,一条道路走到黑。我不喜欢做事有头无尾,不喜欢半信半疑或可进可退,不能容忍混乱不定。” 一些能够分享哈维尔身上那些淘气幽默、分享他的焦虑烦恼荒诞感的人们,未必能够分享他身上这种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特质。而这一面才更加能够说明这个人。一个人的心情是一回事,但是他的行动是另一回事。能够说明这个人的,不是他的心情他的感受,而是他的行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那些不可抹杀的东西。心情是飘忽的,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行为却不能来回摇摆,变幻不定。顺便地说,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倾向主观的年代,人们越来越看重一时一地的小心情,以此来判断自己,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 哈维尔承认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过许多奇特转折,甚至他从一个剧作家变成一个投身民主事业的人,这在他最初也没有想到,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能够连贯起来的,从中可以找出一个明显的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比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世事变化,命运沉浮,他没有因此而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始终保持某种连贯,用他的术语来说,便是“人的一致性和绵延性。”他在牢里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认为“有两点与我有关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在所有哪些曲折和转折背后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清晰的、贯穿始终的东西;第二,即使我有时候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无论什么原因,我也总是能够设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回到自己最初应该站立的地方”。 从他自身的一致性出发,就事情对于他而言的意义(而不是对于其他人而言的意义)来说,如何理解他在狱中的这件事情呢?他的答案是:“我并未作出‘牺牲’,也不是在开玩笑,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在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会有某种明确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我的个性,以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么去做,力图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 “人的尊严是不能用‘非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的,这只能用‘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因此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捍卫他的尊严。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一个恒常的决定,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的习惯’。正如每个人每天都有不去做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机会一样,他每天也有成为这种可怜虫的危险。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处在这种地步,无论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捍卫我的尊严,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度过在这儿的时间,即使在这里,准确地说就在这里,我也仍旧是我自己,我决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东西。” 哈维尔并不是一个身体十分强壮的人。在狱中,他经常感冒、嗓子疼、喉咙发紧。1983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监狱看守看到情况不妙,赶紧把他送到监狱医院。这个地方审查制度略微宽松一些,他得以给奥尔加写信通报病情。很快对于他的再次声援在世界各地响起。某天晚上他正要睡觉时,一名医生和女官员来到他的房间,向他宣布撤销对他的判决,这意味着他比他的原来的刑期提前将近10个月。已经换了睡衣上床,哈维尔提出能不能在狱中再住一个晚上。对方说不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公民了。他当晚被转送至地方医院。当听到医生们称呼他“哈维尔先生”,他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意识到自己终于自由了。 2011年1月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崔卫平的最新更新: 回到自己最初的起点——给冉云飞 / 2011-10-22 08:56 / 评论数( 4 )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下) / 2011-09-06 21:34 / 评论数( 7 )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上) / 2011-09-06 21:30 / 评论数( 7 ) 爱这个世界——2010年林昭纪念奖获奖感言 / 2011-08-02 16:09 / 评论数( 7 ) 前希特勒时期社会心理 / 2011-07-17 11:10 / 评论数( 5 )

陈希我 | 这种国庆,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杨恒均作)

(按:这是杨恒均先生的文章,转在这里,说明我的赞同。但对美国的爱国,我未必喜欢。只是跟中国比,如果一定要爱国的话,那还是选爱美国。有人一听可以不爱国,就会拿民族说事,但民族跟国家是不一样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也是通常意义上对国家的理解。韦伯说:“现代国家是一个强制机构的统治团体。”所以国家不是抽象的。如果像古巴那样,国家不为国民谋幸福,那么国民完全有理由唾弃它。国家也不是从来固定的,国家可以重新组合。至于民族,也只是天然的血缘,就像兄弟姐妹,如果兄弟姐妹很不象话,那么也可以弃绝之。没理由因为有血缘关系就要连坐。)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关心这个国家!   一月的华盛顿寒冷但却不乏热闹,1月7日中午,美国前后五位总统齐聚白宫共进午餐。在白宫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政治舞台上,五位总统排在一起,老少高矮胖瘦都有,不同的党派,各异的政治观点,甚至这次连皮肤的颜色也黑白分明了,但他们都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脸上挂满微笑,面对媒体,面对全世界——这无疑是2009初在美国白宫上演的最亮丽的一道政治风景线。 这些人如果集中到一起搞联谊,或者参加某项公益活动,例如某位总统的图书馆开幕或者他的葬礼,也就不足为奇,但这次他们是集中到一起商谈政治和国家前途,这就让世人侧目了。特别是让那些对美国的民主一知半解的人心中狐疑了:这些在政治格斗场上斗得你死我活的政客们,怎么会坐到一起谈论国家前途?他们眼中和心中的美国是一样的吗?政治竟然可以这样玩? 要知道,总统大选刚刚结束,在有如战场的选举中,这五位总统可是壁垒分明地站两个不同的阵营里的。而且,就算是同一个党派,前后总统也多有不同的政见。可是,他们今天竟然坐到一起,有说有笑,和气一团。 黑人总统奥巴马即将入主白宫,虽然他的名望很高,但华盛顿圈内人都知道他缺乏经验,而不巧的是国家正面临严重的金融海啸,这个时候,现任和前任所有在世的总统都聚拢一起,给他出谋划策,给他提意见,给他提期望,难怪,奥巴马感到受宠若惊,感激不尽,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也许有人想知道是什么力量把他们聚拢在一起的,那么布什的话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都关心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他不是某一个党派的国家,更不是某一个总统的,他是两党的美国,所有总统的美国,更是所有美国人的美国。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到这种程度,无疑有点登峰造极了。也许这就可以称为文明政治吧?为了争取入主白宫,他们都可以大打出手,在全美国人民尽情“表演”,以吸引选民投票。而一旦美国人民通过选票做出了选择,尘埃落定,政治人物立即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促使他们走到一起握手言和的却是他们之间看上去唯一共同点:我们都关心这个国家。 政治原来可以这样玩!这样的国家,真的很值得关心!   建国50周年,古巴人民庆祝什么?   几乎就在这同一天,同在美洲大陆的另外一个国家——古巴,却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在玩弄政治! 这个星期,古巴迎来了它革命成功暨建国50周年的喜庆节日。据说,古巴人民载歌载舞,庆祝这个伟大的国家成立五十周年。不过,这一次,由于卡斯特罗身体不好,没有出来接受古巴人民的欢呼膜拜,因此也就缺少了振臂一呼的领袖人物带领他们高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场面因此冷清了不少。 不过,场面再冷清,也比建国230多年的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国庆都要热烈和激烈。只是,他们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正好被我撞上了,正好是在美国五位总统集聚在白宫吃午餐的第二天,于是,我就认真了,于是我就想弱弱地问一句,50周年国庆,请问,古巴人民在庆祝什么? 别以为我只是在问古巴人民,其实我也在问你!你能够告诉我,古巴人民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吗? 庆祝建国50周年这件事本身?请问,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建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可有几个国家动不动就拿人民的血汗钱来搞国庆大典?如果这个国家不是人民的,甚至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福祉,有什么值得庆祝的?连美国这种财大气粗的国家在搞国庆庆典活动时也是小心谨慎地花钱,花完钱后都向公众报账。你古巴动不动就拿穷得要死的人民的血汗钱来搞庆祝,还搞什么大阅兵,为的是什么?唯一的目的大概就是提醒民众注意,原来他们还有一个国家吧!让在物质和精神上穷困得只剩下“国家”的老百姓继续被利益集团推到祭坛和神坛上的国家忽悠下去! 庆祝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卡斯特罗先生,你搞的那也是社会主义?你搞的那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既不同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也和北朝鲜的不一样,更和中国的不同,如果说你的社会主义很有古巴特色,那么这唯一的特色就是你把整个古巴搞成了你们卡斯特罗家族的,把古巴这么一块富裕的地方折腾成美洲最穷困的国家之一。 庆祝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坚持反美50年、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这也许是古巴人民牺牲了自己的发展和财富所换来的最值得庆祝的成绩之一,世界上除了古巴,还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坚持不懈反美,一反就反了五十年。可是,你们庆祝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向周围看一眼?你们古巴真独立了?以前依附苏联,现在又靠着南美的新独裁。即便你们认为自己独立了,那么,美洲大陆又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独立?即便你们整天自豪的宣称你们脱离了美国的殖民和统治,请问,现在哪一个美洲国家还是美国的依附?更有甚者,整个美洲大陆,只有古巴监狱里还关着64个思想犯,而只有这个据说最反美的古巴,还把国门对无数个漂泊在美国的古巴人紧紧关闭。请问,你们反美到底为什么?为了给古巴带来财富,还是对美国进行无情的打击? 我真地搞不懂古巴人民庆祝什么,这时我看到了来自朝鲜的一份报道,这是《朝鲜人民军报》的新年社论,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朝鲜人民)共和国更加政治稳定。在我国,人民对未来充满希望、憧憬及自信。” 于是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我突然想到,也许古巴建国50周年,确实有值得庆祝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   最值得庆祝的是:这个国家竟然还存在!   首先,值得庆祝的是古巴的“政治稳定”。古巴人民可以自豪的说,比起美国,古巴的政局不是一般的稳定,在过去的50年里,加上即将在20日卸任的布什,美国总统走马灯似的更换过10位总统,而古巴以不变应万变,始终只有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人民的父亲和爷爷以及太爷:卡斯特罗先生!我不知道古巴人民是否会庆祝这种应该作为古代史封存起来的制度,但我绝对相信,每一个国庆,都是卡斯特罗最感激动和自豪的:古巴还是一党一人的古巴! 其次,值得庆祝的是:古巴还没有垮台。啊啊,连西方专家都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他们每一年都会被古巴国庆节弄得目瞪口呆:啊哈,原来这个国家还存在呀,原来还没有灭亡呀。请问,这难道不值得庆祝吗?不过,一个国家竟然拿自己还没有垮台来庆祝,实在是人民的可悲。可是大家不妨设身处地想一下,对于卡斯特罗,这容易吗?现在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是一党专政?还有几个国家是独裁式的家族统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古巴的卡斯特罗要保持人民不造反,保持人民不像他们家族一样关心政治、关心国家,他容易吗?他得顶住国际上多少压力而继续压制民主限制自由和无视人权?他得把多少思想犯关起来?他得把多少古巴人赶出国门?啊,他老人家容易吗,嗯?而最、最不容易的是,这个世界上,就连傻瓜和卡斯特罗自己也清清楚楚的知道:古巴那种逆历史潮流的政权一定会垮台的! 再次,反美五十年也值得庆祝,至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巴人民为什么反美?不对呀,不应该是古巴人民反美,因为迄今为止,美洲大陆上冒死偷渡美国的以古巴人居首位(相对人口)。问题大概应该是这样的:卡斯特罗为什么反美?因为美国太讨厌,要剥削古巴人民?不对呀,美洲所有的国家也没有像古巴那样反美,也不见美国如何剥削。而且,如果以五十年期限来计算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古巴这个唯一没有受到美国剥削的美洲国家,几乎是经济发展最缓慢,人民生活改善最少的国家呀。 好了,让我们开门见山吧,卡斯特罗反美的本质就是讨厌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讨厌美国那种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制度,就是反对民众用选票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制度,美国的所有东西他都可以接受,但只有一点他无法接受:古巴是他的,他不死就不能下台,他死了,也要让自己的弟弟继续拥有古巴!那个党是他的,古巴是他的。 什么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美国侵略和霸权,都是屁话,他唯一反对的是那种鼓动民众和他分权,向他要权的核心价值! 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古巴每一次国庆都是一次爱国主义的大教育。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国家比古巴和北朝鲜人民更加“爱国”的。可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强调爱国的国家里,国家却不是可以让你轻易去“爱”的。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都知道,爱国就是要关心、关注国家,找出自己国家的不足,提出国家进步的建议,然后取得共识,一起推动国家进步,对于普通民众,爱国具体就是三部曲:知情权、议政权和参政权。等到民众最终能够以民主的方式参政的时候,谁都不会再把爱国挂在嘴上,因为那个国家已经是他们自己的,已经永远在他们心里了。 可是,恰恰在古巴这样的每天都强调“爱国”的国家,“爱国”其实只是一小撮甚至一个家族的专利。你关心国家,想知道国家的事情,想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想参政议政,结果,你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被赶到国外,流落异乡。结果那些留在国内的,也发不出声音,报纸是领袖和国家的,网络也被关掉了——啊,对不起,说错了,我想到其他国家了,其实古巴民众根本无法上网! 古巴,50年的国庆,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卡斯特罗家族是否可以站出来告诉大家,古巴人民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两种政治,两种截然不同的折腾!   写到这里,我本来想幽默一下的,但是心情却异常沉重。一样的美洲大陆,一样的水土,却生出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政权。美国的民主政治,好像每天都在折腾政治和政治人物,可是,折腾的主语却是民众。而在古巴,却是一个党、一个家族、一个人在那里折腾整个国家和民众长达50年之久,50年呀,一个人一生有几个50年?难道还要等到60年不成?还要搞什么60年国庆大典不成? 古巴的卡斯特罗一直以反美英雄自居,如果不是他把古巴折腾成人间地狱般,说实话,他肯定会成为全世界反美愤青的精神领袖。看一眼古巴,我们禁不住要进一步追问,卡斯特罗为什么反美? 说实话,我这个人一直追求民主,但我也追求国家利益,而且此时此刻,我认为追求民主符合国家利益。如果反美能够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让中国的农民工在中国城市不用暂居证(而偷渡到美国反而可以拿到绿卡),如果可以让我们国家更快崛起,科技更加发达,让我们社会更公平,让贪官污吏更少(潜逃美国),总之,如果反对美国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那么,我杨恒均不但会成为最坚强的反美愤老,而且我会现在就去白宫安营扎寨举行长期的抗议。 可问题是,我看到的反美人士并不是在为国家和民众反美,而是在为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反美。这一点几乎和卡斯特罗如出一辙。这位卡斯特罗为什么反美?因为他想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继续控制古巴,他怕美国干涉自己的内政——其实他更怕的是古巴人民干涉他家族和一党的“内政”。 而且更加可笑的事,卡斯特罗反对美国的每一件事几乎都可以用来反对他自己。 例如今年奥巴马宣布总统竞选后,卡斯特罗写文义正词严地宣称,像美国这样的种族国家,绝对不会让一个黑人当总统。 我想,当卡斯特罗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心中是有孤注一掷的打算的,因为,美国只有两位总统候选人,其中肯定有一位选不上。如果那位选不上的正好是奥巴马,那么,卡斯特罗在即将死去的病床上也许能够一扫50年的怨毒之气而扬眉吐气——要知道,他在过去50年里预测和攻击美国的事几乎一个也没有应验(而很多怨毒的都反而应验在他身上),如果这次奥巴马竞选失败,那么他就可以高声说,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美国不可能选择一个黑人,让少数民族去统治白人世界! 卡斯特罗又失败了,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不过可惜的是,古巴人民不一定看得到,因为那里的人民几乎只读卡斯特罗的专栏文章或者卡斯特罗喜欢的文章,他自然又有其他的说法。 我就很奇怪,在卡斯特罗预测美国这个种族主义国家不可能让一个黑人来统治白人的时候,难道他卡斯特罗病床前没有镜子?或者他从来不清洗自己的脸?他是否注意到自己皮肤的颜色? 我的读者也许没有注意到卡斯特罗皮肤的颜色吧?但你一定注意到从古巴运动员、女排和古巴风景中见到过的古巴人的肤色吧?不错,古巴人民的肤色黝黑,大多是属于皮肤比较黑的民族。 好了,你现在去看一下那个过去50年一直在在攻击美国人搞种族歧视的卡斯特罗,注意一下他的颜色,不错,白色的!不但卡斯特罗家族,而且他用来统治整个古巴黑皮肤人民的利益集团也几乎都是和他肤色一样的清一色的白皮肤人! 古巴几乎是当今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一个由极少数白皮肤人统治广大黑皮肤人的国家!   杨恒均2009/1/8 华盛顿  原载《纵览中国》

南方周末 | 儒家是宪政主义吗——简评秋风的孔子观

宪政的核心是保护人的自由,手段是分权制约和坚持民主、法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自古至19世纪,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统一的。呵呵,宪政主义的影子在哪里?这样的“共治”值几分钱? 近年兴起的“国学”热,是中国思想文化走向多元的重要现象。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应是多元、自由的,公民自由自在地选取和发展自己的爱好,各适其适。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学者要重新阐释历史人物,必须严格遵循公认的学术规范,不能肆意歪曲历史为己所用,否则,很可能反倒糟蹋了孔子。 近几年,秋风兄热衷谈孔子。把“自由”、“平等”、“宪政”和“自由学术”、教育乃至“社会”的“创造者”等金箔往孔子脸上贴,信誓旦旦地说:这就是如假包换的真孔子;“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些前无古人的新装,在下阅后疑窦丛生。 首先说明,这与“托古改制”无关。清朝末年,兴起一股西学中源的思潮,把现代学术文化说成中国固有,“乡校”是议会的起源,民本就是民主,墨学是现代科学的由来,“礼失求诸野”。这种牵强附会的东西,受到严复批评后,梁启超承认这不过是“为俗人说法”。当时的先驱者这样做,确实是“托古改制”,为国人尚未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开路;但客观效果不佳,已被他们摈弃。时移势易,21世纪的中国人早已超越了大清帝国臣民的蒙昧,用儒学或“礼治”渗入宪政,在清晰的宪政原则中,一杠子插入“儒家绅士治理”,与19世纪先驱用心良苦的“托古改制”风马牛不相及。 现代孔子? (邝飚/图) 其次,这也与“六经注我”无关。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通常广泛利用前贤的思想资源,阐释自己独特的思想成果。在陆九渊、王阳明和熊十力等人的身上就看到这样的锋芒。读者们会从这些文字中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但通常不会追究其历史真实性。 问题在于秋风兄一再表明,自己的有关文章和书籍才真正还原了孔子和儒家。历史不是可以让厨师随意加工的面团。既然号称史学,包括我在内的读者,就有权按照史学的要求鉴别其真伪。 再次,不言自明,这不是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之争。为了证明秋风兄的造像虚假,我引用了好些与秋风兄论点相左却为历代儒门弟子津津乐道的史料;这不是我对孔子的全面论述,更不等于要全盘否定孔子。篇幅所限,无法求全。 以下特掇拾秋风兄高论,供有兴趣的读者把玩,并略加评点如下。 1 必须回到儒家吗? “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因为中国没有灵魂。中国也不会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必以精神的自主为根本。这灵魂就是儒家。”(秋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中国当然要现代化,但健全的现代化过程必须确保国民的主体性。这个具有主体性的国民是由其共同的文化所界定、塑造的,而这共同的文化,只能是传统文化。”(秋风:《尊重孔子,现代化才有意义》) 简评:“主体性”是新左派二十年来叫得震天价响的口号;其内涵之一是反对“文化殖民”、“文化侵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筑起一道高高的防火墙,让人们活得安安稳稳。如此安邦妙计,焉能不荣宠有加! 秋风兄不是新左派;今日跟在马后摇旗呐喊,不失为新的文化奇景。 一个全称判断:“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霸气逼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愿回到儒家的中国人多如牛毛。“必须”云云,是法律强制,还是意识形态强制?现代公民的灵魂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至于具体的文化取向各各不同,容不得别人干涉。一个现代国家,要是有灵魂的话,那就是自由、民主、法治成为多数公民的共识并转化为不可侵犯的规则(制度)。把一个流派的文化,说成是国家的灵魂,冀图在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同时,形成意识形态强制(尽管秋风兄口头上反对意识形态),非常可怕。小民实在不懂“必须回到儒家”的指令,是不是在制造新的意识形态?假如一个公民拒绝儒家的“三纲六纪”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自己的灵魂,要不要挨批判? 稍加考察,“只能是传统文化”这个前提,就值得斟酌。1935年,国民党中宣部操纵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是中国人。”这是为国民党、蒋介石威权统治造势的。76年过去了,谢天谢地,中国人仍然熙熙攘攘活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不加论证,就确定这个前提,只能让人摇头叹息。 即使是传统文化,为什么一定是儒家呢?逻辑跳跃,无视现实。须知知识阶层中历来有不少人迷醉老庄,禅修更是至今仍然受到热烈追捧的风尚。 这是现代思想文化制度与“必须回到儒家”的对决,不敢等闲视之。 2 此封建类同彼封建? “美国一位史学家汤普逊曾说:‘封建制度可能是人们的头脑所能想出的最合适的政体。’我同意这句话。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经典封建制的姬周王朝,持续八百年,为时最久。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封建制的精妙。而第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英格兰的宪政制度,正是封建治理之道实现新生转换的结果。”(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西周封建制约在前11世纪至前771年;西方的封建制则从8世纪到14世纪。两者远隔万里,相距千年。 西方的封建制,有神权和王权的对立,有法治传统,议会传统,城市自治的传统,贵族和自由民享有种种自由,如此等等,孕育出现代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 西周的封建制没有冲破血缘宗法羁绊,影响所及,后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君师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儒家的三纲六纪转化为代代相传的律例;家族吞噬个人,父母、祖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全为宗法关系排除。 把两者混为一谈,有如指狗熊为猫熊!如此论证,夫复何言! 3 孔子是自由平等的先驱? “阿克顿爵士说过,封建制是自由的,但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等级制。孔子坚持复礼,也即坚守封建的自由。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礼制的等级性,他已经注意到有人利用强势地位强制他人。因而,孔子同时提出仁的理念,把所有人置于一般的人的地位,从而,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孔子居然成为自由、平等的先驱!可惜,崇拜者举证能力太薄弱了! 提出的主要论据是仁,并引用《中庸》的话:“仁者人也”;且说“从而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可是《中庸》那句话全文引下来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原意是仁也要按亲疏分等级,何来平等?至于孔子和后来的儒家坚持等级,排斥平等的言行俯拾皆是,不再征引。 4 孔子不主张“尊卑等级制”? “当然,人们立刻会提出两句话,证明孔子或者儒家坚持等级制。首先是《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通常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当然是鼓吹愚民政策。但其实,这句话应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这是前人早就玩过的手法。利用中国传统书简没有标点的弱点,固然可以逞口舌之快,但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查: 孔子不是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吗?既然如此,何必知之?他也说过“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表明“知之”与“不可使知之”一样,都是让卑下者不要侵犯尊卑等级制度。这才是关键所在。 再看看他的行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孔子坚决反对:“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法律不应该铸在鼎上明文公布,否则,老百姓就不会老老实实尊贵,严格遵守贵贱秩序。这是地地道道的愚民术,孔子可谓言行一致;而且顺手一巴掌,打了乱说他提倡平等的人一个大耳光。 5 儒家就是宪政主义?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第二种宪政主义指向的制度形态是董仲舒-汉武帝时代形成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这里至少存在三种共治制度:士人政府与皇权共治;社会与政府共治;德治与刑治并存。”(秋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简评:确立三纲,是董仲舒对儒家的一大贡献。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又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的基本含义是卑下者对上的绝对服从,等级绝对不能逾越;董仲舒说这是不可抗拒的天意。因此,什么平等啦,共治啦,统统是废话!这下秋风兄可惨了,董子连一点脸面都不给啊! 更好玩的是秋风兄认定这是“宪政主义”!宪政的核心是保护人的自由,手段是分权制约和坚持民主、法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政治学家麦基文认为:“宪政的实质,是政府权力和独立的法院审判权的平衡,美国宪政的根源可经由英格兰历史而追溯至古代罗马。”法国大革命宣布的“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更是政治学的常识。中国自古至19世纪,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统一的。这个国情,路人皆知。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也是不留情面的主儿,一句话就把董仲舒送进大牢,差点掉了脑袋!呵呵,宪政主义的影子在哪里?这样的“共治”值几分钱? 6 礼治保障自由? “礼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看看孔子执政时为人乐道的政绩,就知道礼治是怎么一回事了。 “孔子摄相事,……(鲁公)会齐侯夹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演员表演了孔子不喜欢的节目,就要“手足异处”。孔子没错,因为他坚持的是礼治,不过与自由不搭界!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中,除了第一、二条,所谓心险、行辟难于界定的罪行外,后三条都是言论罪。说孔子是摧残言论自由的先驱,可谓有根有据。何况他早就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一个有言论,有行动,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何来“自由的保障”? 此事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明文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其他史料中也言之凿凿。要想一笔抹杀,难! 7 “皇权不下县”就是宪政结构吗? “汉武帝之后就出现了皇权不下县,在秦的时候可不是皇权不下县,皇权统治到每一个人,在汉武帝之后,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的宪政主义的体制,……叫做‘共治体制’,士大夫和皇权共治体系,这就是双元的权威,使宪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本身的宪制已经有了明显的宪政主义的色彩。”(秋风:《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简评:与农耕自然经济相适应,直至大清帝国,政权一般仅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是宗族统治,与政权直接连结,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法专制制度,从宫阙到基层社会,基本骨架是儒家的三纲体制。这是一元化的专制社会,没有什么二元结构。谓予不信,请看著名的有典型意义的族规: 曲阜《孔氏族规》:“忤逆父母,凌辱尊长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父母……笞责三十……至大反常,处死,不必禀呈致累官长。大盗,亦家法处死。”“禁止诉讼。” 宋代司马光制定的《司马氏居家杂仪》: “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 依靠儒家的三纲,宗族统治是专制政权的直接延伸,保护公民自由,只是秋风兄的想象。 8 孔子创造了“会社”与民间教育? “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工商业的力量不够强大,没有有效组织起来,并没有发展出欧洲的‘市民’社会。万幸的是,有孔子,有孔子创造的学术和教育,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者、士人组成的会社。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中……他们构成了一股宪政主义的力量。”(秋风:《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简评:时至二十一世纪,大约没有几个人相信“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可能秋风兄是个例外。他认为,孔子以前中国没有教育,没有学术,也没有社会。 老子是孔子谦恭请益的师长,一部《老子》,至今仍被海内外学者推许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秋风兄却斥之为纵横家言。 中国教育是不是孔子创造的?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子产比孔子早生几十年。他执政的时候就有学校了,而且人们可以在其中议政,似乎有点公民社会的味道了。即使是民间教育,也很难说就是孔子创造的;与孔子同时的少正卯就是与孔子竞争的民间教育家。 顺便说说,秋风兄认为中国“在战国以后开始出现了政府”。(同上)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做大司寇,是不是政府?据《史记》记载,西周建立初期,康叔就做过司寇,那是民间社会还是政府? 那么,孔子却是创造了足以成为“宪政主义力量”的“另外一个社会”吗? 自古以来,都有一些耿介之士,或是“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或是“从道不从君”,传承浩然正气,千祀不坠。不过,这些是高山仰止的奇士,并没有形成一股足以牵制皇权的强大力量,更不用说与之共治了。有时社会危机尖锐,有过反抗的群体;但往往事过境迁,就烟消云散了。个别朝代相权较大,但皇权绝对专制的基本格局未变,宰相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多数时候可以随时收回,大臣和宰相随便被杀戮的并不罕见。至于被秋风描绘为已组成民间会社——公民社会的士阶层,也是不给秋风争气的群体。在儒学熏陶下,他们恭顺成性,绝大多数心甘情愿俯伏在皇帝脚下,除了醇酒、美女为伴的雅集,闻党色变。“宪政主义力量”云云,真不知从何谈起! 9 董仲舒和康有为“最伟大”? “在19世纪最后几年,康有为第一个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现在看来,这是最为健全、完整的方案,中国人也曾在构建民主政体与保持固有传统之间努力保持平衡。”(秋风:《尊重孔子,现代化才有意义》,董仲舒和康有为是“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们是真正的儒家”。(秋风:《自由的孔子》) 简评:康有为“第一个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在康有为还不知新学为何物或刚刚开始接触新学的十九世纪70—80年代,已经有好些仁人志士在探索和提出建设现代国家的方案。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众所周知的事实。翻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吧,这是不是健全、完整的现代建国方案?“第一个”不是随便可以说的。 秋风兄还称董仲舒和康有为是孔子之后两个最伟大的人物。以康有为来说,秋风兄可能不太了解有关的研究成果。 他推动戊戌变法有功;但由于他的莽撞,由于他的政治幼稚病,这次变法被断送了。 他的所谓公车上书,已经证明是造假,而且此公造假成性。 在他家长式的领导下,保皇会走到破产边缘。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已经取代他成为这一流派的思想领袖。 他言行不一,早为包括不少他的信徒在内的众人诟病。 1909年,著名教育家、广东士绅刘士骥因为“为国不党”,坚决不肯将自己募集的“振华公司”的股金交给他支配,居然被他派人暗杀,留下一笔没有偿还的血债! 说到“建国纲领”,《大同书》是康有为的最高纲领。他规定:大同之世“用器精,可以诇(xiong刺探)察人之行事,令人难惰、难偷、难诡,令人惊犹鬼神之在左右,使人不敢为恶,则善行自进。”“大同之世,自发至须眉皆尽剃除,五阴之毛皆当剃落……故一毛尽拔,六根清净。”这样整天受监控,全身要剃光的生活,我辈无法消受,还是留给吹捧他“最伟大”、“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的人去享用吧。 10 宪政与儒学到底是何关系? “台湾其实从来没有过什么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在蒋氏父子执政期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是采取很强的保护措施的,可是实现了宪政。日本也是这样的,韩国也是这样的,都没有试图摧毁儒家再建立宪政制度。”(秋风:《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简评:台湾的宪政是两蒋父子整天把子曰、诗云挂在嘴边得来的吗?不知秋风兄有没有读过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等人的传记和后期著作,有没有涉猎过台湾民主运动史?看过胡适的墓志铭吗?两蒋政权对思想犯——盗火者的镇压血泪斑斑,墨迹无法掩盖血迹!思想变革是社会转型的先导。蒋介石贬斥、阻挡新文化运动,“以民族思想为第一”(《中国之命运》),意在巩固自己的威权统治。值得为之喝彩吗? 君知否:日本的宪政是1945年战败后才真正实现的;1889年后日本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导致中国平添两千余万冤魂。读过天皇和明治政府的《幼学纲要》、《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吗?灌输“忠孝为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是他们屠杀中国人的重要思想支柱! 老朽愚鲁,不当妄言。然兹事体大,不敢缄默。冒犯之处,敬请原谅!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下期刊发秋风的回应文章,敬请垂注)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