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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关于“欧穆问题”的再思考(上)——兼答网友北大飞

近年来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以下称“欧穆问题”)日益引起争论,它与“欧债问题”一起成为当前欧洲的两大难题。同时这两大难题在我看来又是21世纪全球化危机的重要反映,这一危机已经导致了诸如特朗普上台和英国退欧等一系列过去难以想象的大事件,给这个世界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它也打乱了不少西方国家的政治格局,传统的左右两翼都面临挑战,而过去并不显山露水的新人物新派别(这里的“新”与“传统”无褒贬之意)冒了出来。

徐贲 | 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与希望

撰文:徐贲 人们一般把良心看作个人对善恶、是非的判断,我在《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以下简称《良心》)一书里并非要取代这样的良心观,我只是要在这样的良心观之外,重新确定个人良心与他者的关系,也就是伦理学家菲利普·戴尔海(Philippe...

许纪霖 | “个人、国家与天下:现代认同的多重维度”学术研讨会日程

“个人、国家与天下:现代认同的多重维度”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23-25日,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6月23日(周六)上午 开幕 9:00-9:15 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持:刘擎;致辞:许纪霖、萧高彦 第1场报告与研讨 9:15-10:45 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题:传统与现代 主席:刘擎;评论人:黄乐嫣 白彤东,夷夏之辨与民族国家——试论儒家之国家认同观 许纪霖,新天下主义与中国认同 萧高彦,张佛泉的自由之路:一个共和主义的诠释 第2场报告与研讨 11:00-12:30 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题:文化与价值 主席:沙培德;评论人:刘擎 曾国祥,人性尊严与跨文化之价值认同 蔡英文,福利国家的规范性论据及其实践上的限制 王斑,人文主义与世界文学 6月23日(周六)下午 第3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13:30-15:00 【A组】主题:天下与国家;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黄乐嫣;评论人:白彤东 赵刚,清代多民族天下观的形成 任锋,旧邦新命与天下公民:宪制会话中的现代认同问题 裴自余,略论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观 【B组】主题:法国政治思想;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曾国祥;评论人:李永晶 倪玉珍,民主革命与专制的隐秘关联——托克维尔关于行政集权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刘拥华,道德、政治化与空洞的世界主义 崇明,现代政治中的抽象与认同: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哲学 第4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15:15-16:45 【A组】主题:中国政治传统的现代彰显;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陈赟;评论人:任锋 任军锋,中国政治中的“公”与“私” 王利,中华文明的现代处境 成庆,晚清士人的普世主义想象——以康有为《大同书》为例 【B组】主题:现代性与宗教;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王斑;评论人:王寅丽 刘文瑾,恶与痛:审美现代性中的主体精神 张容南,查尔斯•泰勒论祛魅与返魅 曾誉铭,启蒙的自我批判:生存处境、政治与宗教 6月24日(周日)上午 第5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8:30-10:00 【A组】主题:文化传统与政治认同;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白彤东;评论人:王利 高全喜,保守的现代性 陈赟,“家天下”与“天下一家”:三代政教的精神 叶斌,毛泽东自由观述论 【B组】主题:政治理论的多重视角;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萧高彦;评论人:江绪林、吴冠军 陈伟,共和主义:一种政治理论 叶浩,两大国关理论夹缝中的两岸和平思考 李蕾,知识的流动:介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或者,美国人如何能认同中国的知识? 第6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10:15-11:45 【A组】主题:公民与德性教育;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高全喜;评论人:唐小兵 沙培德,伦理教科书:民初学校教育里的修身与公民道德 瞿骏,民初童蒙教育的变与不变——以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为例 【B组】主题:李大钊与现代思潮;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高瑞泉;评论人:成庆 杨芳燕,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从风俗保群论到第三文明论 段炼,寻求超越—以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为中心的研究 顾红亮,梁漱溟的国民性话语批判 6月25日(周一)上午 第7场圆桌会议 9:00-11:30 主题:现代政治与认同 主席:蔡英文、许纪霖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许纪霖 | 钱永祥谈台湾的政治转型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11.13. 中国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但从五十年代起,各种报刊杂志、民主运动就已经逐渐在积累力量,提供各种思想资源。各种思潮是如何 汇成不可逆转之势,完成民主化进程后,台湾社会又有哪些重大的变化?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钱永祥先生,在七十年代亲身参与了台湾学生 运动,此后一直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他认为尽管经历很多挫折,但台湾的政治转型基本完成,而由此带来的道德进步也是可以清晰分辨的。   黄晓峰 丁雄飞   在您看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钱永祥: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族群的矛盾。由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台湾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外省人的手里,这部分人占全台湾人口的百分之十二, 其他百分之八十八都是本省(台湾本地)人。历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与外省人有一些地方不大相同。由于权力集中在外省人手里,所以本省人有 很强烈的疏离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力量之后,自然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有高度的不满,到他们出来 要求民主化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力量就很大。台湾如果没有这种族群矛盾,民主化进程会是什么方式,就很难想象。在台湾,所谓“反对者”与“统治者”的矛盾, 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线。族群的区别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族群议题一旦成形,“我们”与“他们”就分开了,阵营的区分非常明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族群的冲 突已经无法压制,反对国民党的形势已定,蒋经国觉得局面维持不下去,希望和平地转移政权。如果当时用冲突、镇压的方式,后来台湾的情况就会非常悲惨。    台湾民主化的另一个动力是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国民党维持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唯一的说法就是“民主反共”。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 “反共”正好配合了美国在东南亚的需要,所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了“反共”,所以台湾人民要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中央民意机构”三十多年不用改选。因为台 湾把自己作为冷战中“反共”的先锋,所以在价值观上,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虽然体制没有民主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是要“反共”, 再就是台湾属于自由民主的阵营。这个观念从小就是灌输的。在这个局面下,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唯一道路。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其他选 择。当时,在拉美和东南亚也有独裁政权,但在冷战的背景下,都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阵营。   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些重要的刊物,如《自由中国》,它们对台湾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    钱永祥:国民党来到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台湾本土的左翼势力,清洗从大陆到台湾的有左派嫌疑和背景的人。五十年代的台湾确实是白色恐怖,抓了很多 人,枪毙的人数很难估计。比如在台湾很有名的广播剧导演崔小萍,1968年被抓,判刑多年,只是因为当年山东有个共产党的话剧学校的学生与她同名,就因此 被当作左翼嫌疑抓起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美术老师与工艺老师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对左派的镇压很厉害。能公开宣讲的只有民主、自 由之类的“反共”观念。   《自由中国》从创刊到被禁,历时十年,出了两百六十期,对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创办人雷震本来是 负责国民党统战工作的,在南京时期相当于大陆的政协秘书长。他与当年第三势力的人士都有接触。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痛定思痛,觉得需要加强思想上的 “反共”工作,所以鼓励《自由中国》的存在。但到了1953年,这份刊物却开始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自由中国》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没有很深入、系统的想 法,只是宣扬二十世纪西方政治的常识,比如宪政、法治、两党制或多党制、公开的选举。但对五十年代的台湾,这些已经是相当激烈的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下, 《自由中国》把这些观念配合了台湾的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不止是它存在的那十年,而是延续下来。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在旧书摊上找到这些旧杂 志,打开来读,还是觉得那些言论有当下的意义,冲击力很强。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写政论,他说对报社新进的记者,要他们了解台湾政治的沉疴,最好的训练就是把 全套的《自由中国》翻一遍。《自由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诊断,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都是有效的。这些朴素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用平实的语言,配合台湾的现 实,销路非常好。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一批人,受《自由中国》的影响最大。   《自由中国》被查封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高压灰暗的时期。随后 虽有《文星》的出版,但《文星》不是政论刊物,而是文化刊物,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力比较间接,但仍然酝酿了新的思想氛围。比如李敖写老人应该交棒、全盘西化 等,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能打破沉闷的气氛,带进新鲜的空气。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李敖带来的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必须加以肯定。《文星》1965年被迫停 刊,前后出版了九十八期。到了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堪称台湾批判性言论的第三代,延续了雷震、殷海光等台湾第一代自由派、《文星》为代表的第二 代自由派的启蒙事业。 与《自由中国》同时,徐复观先生也办了《民主评论》,宣传新儒家的思想,这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否起到调和的作用?   钱永祥: 《民主评论》的针对性不强,而且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立论,与台湾盛行的“五四”世界观稍有区隔。就这一点而言,《民主评论》的影响远没有《自由中国》 大。同时除了徐复观先生,台湾的新儒家与党外运动是有较大距离的。何况,1965年,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国民党表现出来一方面是西化(现代 化)的政党,一方面又强调自己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道统(以及政统)在兹。所以大陆“文革”开始时,国民党反应很积极,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的道统,比中共 更有资格承继整个历史中国继往开来的使命。这种情况之下,儒家与国民党较有“选择性的亲近”,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作用相对有限。   在1949年之前,左翼人士就一直在批评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左翼思潮的传统在台湾有延续吗?    钱永祥:左翼思潮在五十年代已经基本被暴力清扫光了,在冷战时期的台湾,任何开明或具有反对意识的人士,多少总是在广义自由主义的脉络里思考与发言的。 国民党认为在大陆吃了亏,所以在台湾对思想工作的掌控做得非常彻底。日据时代台湾本地有左翼思想,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接触到。台湾那时完全抹煞中国近代现代 文学史,国文课本里就是古文,充其量是朱自清、徐志摩。我高中的时候在旧书店买到了鲁迅的小说,那是禁书,持有者抓到了算“为匪宣传”罪,至少要判三到七 年徒刑。台湾作家刘大任的小说《浮游群落》,曾写到这种年轻人在旧书店购买左翼书籍的紧张情节。我看了鲁迅的书,才初次知道中国三十年代有这样一个左翼文 学传统,对我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接触到左翼思想后,兴趣浓厚。我们把国民党反共出版物,比如“匪情专家”郑学稼的《中共兴亡史》,当成 认识共产党的途径。1960年代后期,陈映真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从日文书籍里看到西方的变化,并以文学的形式介绍给读者。1965年越战升温,1966年 西方爆发反战的学生运动,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向左转。台湾的消息虽然不多,但仍有人设法了解西方左派的世界观,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在台湾,左派的信息以 这种形式渗透。1966年,大陆“文革”开始,台湾的报纸报道得非常详细,因为在国民党看来,这是中共在自掘坟墓。“文革”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激进政治实 验,一个政权可以炮打司令部,可以鼓励群众反官僚,红卫兵可以出来挑战体制,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难以理解与想象的。   虽然这些左翼的思想在台湾并没有形成思潮,但是像我这样兴趣浓厚甚至于有所向往的人,在当时的台湾可能并不是少数。   您在台湾大学曾参加了保卫钓鱼岛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对台湾民主化进程起到什么作用?    钱永祥:1971年的保钓运动,其意义在于把学生运动第一次移到了台湾。在此之前,由于在大陆上的惨痛经验,国民党对校园管制得非常严密。保钓由台湾在 海外的留学生发动,岛内校园也自发地产生了护卫国土的诉求。学生胆敢聚众游行,是从保钓运动开始的。保钓运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成果,但却在校园里注入了关 心现实、关心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意识,年轻一代开始探讨社会问题、政治体制问题。   台湾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为稍后的党外民主运动培育了第一批骨干。七十年代后期,有大批年轻人参加党外运动,都是当年在大学里受到过反抗意识启发的学生。   这个阶段的反对运动,与早先《自由中国》等国民党的批评者有什么不同?    钱永祥:1960年雷震被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始与台湾本省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建中国民主党。在当时的台湾,外省人批评时政,鼓吹民主,只要不涉 及“领袖”个人、不要质疑“反共”国策、不非议党中央,其实关系不大。但雷震与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在一起倡议组党,则是犯了大忌。   这个 事实反映了台湾族群关系的历史状态。《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等具有反对意识的刊物,主事者都是外省人、知识分子,但1975年创办的《台湾 政论》,则是第一次由本省人、地方政治人物主其事。虽然这份刊物很快就被禁掉,但本省人的政治意识已经成形,开始集结。1979年,《美丽岛》杂志形成了 全岛的连线,代表了台湾本地族群的政治意识已经成熟。年尾的《美丽岛》事件导致很多人被捕坐牢,但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大学生维持了党外运动的生机, 他们串联组织,前仆后继地办了众多的党外刊物,一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   我们通常会说国民党是党国一体化的威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为什么反对派还有那么大的活动空间?    钱永祥:威权体制以暴力镇压社会,但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体制或者苏联式的极权体制仍有性质上的差别。虽然国民党也有主管意识形态的文化宣传的部门,但国民 党算不得一个革命政党,其组织形式、意识形态也都没有贯彻列宁式的原则。国民党当然是党国体制,可是由于自居为民主政体以与共产党对抗,它的国先于党,政 治独裁却没有社会专政,在党国体制之外,仍然存留着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空间。国民党在台湾有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异议刊物,国民党并没有办 法完全压制住。此外,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不管统治者如何专断横行,却无法控制所有人的生计,总有机会不用靠它吃饭。台湾有些老政治犯,在绿岛关了 十几年,出来之后,到老朋友的公司里兼差糊口,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走投无路。我们看到,威权体制的民主转型,可以渐进地发生,而极权体制往往要经过从上崩 溃或者从下革命这两种急剧变化,原因即在于前者多少保留了一些反对力量的运作空间,容许整个体制缓缓调整,而后者却只能等待堰塞湖的决堤,一发不可收拾。 台湾的民主转型之所以平顺,与国民党的威权性格,是有本质上的关系的。   您近年来强调“道德进步”的概念,认为民主体制有助于道德进步,可是我们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台湾的“立法院”会议,总是在打架。道德进步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钱永祥:台湾的民主运作,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多,至于在议场里打架,则是政客的廉价表演,不必太理会。他们只是民主化的受益者,并不是民主生活的主体所 在。一般而言,我很喜欢用“集体学习”这个概念形容台湾的民主发展。台湾的民主化已经三十年了,最激烈的冲突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满街在打,似乎敌我斗争。 可是回头看看走过来的这几十年,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的“集体学习”过程。你即使不到街头去游行,看新闻也都是这些事情,大家都在耳濡目染,在学习民主应该 是怎么一回事。台湾社会经过了这几十年的冲突,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什么?学习社会中成员的相处之道:对其他人,你不用去喜欢他、认同他,不用觉得他是 我的同志、同胞等等,这都是很多余的。你只要把对方当成一个跟自己平等的人就行了。民主化的过程,让台湾人学到了一些很起码的相处之道,人与人之间比较平 等、尊重、容忍,在我看来就是学习民主生活的结果。   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其实,我不太关注民主能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我给民主提供的哲学论 证不在于效益,而在于权利:民主首先是国民的权利。举个例子:言论自由当然是好东西,因为言论自由有助于我们减少错误、接近真理,这是一个效益或者说功利 的理由;但是,抛开这个功利的理由,我作为人,如果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即是我的人格不可能完整地呈现,这是对我人格的否定。这是一个权利的概念。同 样的道理,民主首先是权利,它追问这个国家是谁的?这个国家如果是人民的,人民就一定有权利在里面表达意见,形成影响,这是我自己对民主的辩护。    但我也很重视民主的效用,认为民主有助于改善一个社会的道德质量。我觉得社会之间确实有好坏之分,社会本身也的确有道德上的进步可言。怎么来评估社会的 好坏或进步呢?用别的因素来比较都有所偏颇,因为诸如经济发展、国家实力、文化厚薄等等标准,都着眼在集体或者群体,不会注意到个人在社会里的遭遇与命 运。但我比较关心的是,就个别人本身而言,今天比一百年前、五十年前,承受的暴力与痛苦是不是比较少、相互之间的地位是不是更平等?这个关心有两方面的背 景。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相对主义盛行,事情的好坏似乎难有定论,我担心因此我们会放弃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我想用“道德进步”这个概念, 来维系这种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很多人谈道德的时候对个人要求很高,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提升,但是我不相信道德圣人之说,不信任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道 德进步”这个概念,着眼于痛苦与平等,旨在减少人间的暴力与人们相互的压迫和歧视,其实是很平实的理想主义。   所以,今天的这个社会和五 十年前的社会相比,只要人际关系变得比较平等,就算有了道德上的进步。道德的关键原则就是平等。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我们能对每个人的利害都作平等的考虑, 这个社会就是比较进步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社会中有压迫、有歧视,某些人的利害没有获得平等的看待,这就是一个比较糟、比较落后的社会。在美国还有黑奴制度 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比较糟的社会,因为还有几百万黑人被剥夺了权利,白人的地位比他们高,白人的利益比较优先。回到中国一百年前,那时候不是一个男女平等 的社会,男人的利益比较优先,而女人的利益比较不重要。那么当然,中国今天的社会一定是比起一百年前、五十年前进步的社会。在什么样的意义下进步呢?就是 社会的女性成员的利益和男人的利益取得了一样的地位。今天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把女人的利益也列入考虑。十九世纪爱尔兰的一个思想家勒基曾说,人类 的道德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在扩大的圈子。“有一度,仁爱之情只限于家族,但很快,这个向外扩张的圈子先容纳了一整个阶级,然后容纳了一整个民族,然后容纳了 多民族的结合体,然后纳入了整个人类,最后,它影响到了人与动物世界的关系。”在古代,人们道德考虑的范围很狭窄。但随着人与人接触的增加,道德考虑的圈 子扩大,昔日的异类逐渐纳入圈子,成为自己的同类。我所讲的“道德进步”就是这个圈子在扩大,这个社会被排除到利害考虑圈子之外的人越来越少。   那么在您看来,台湾完成民主进程后,道德进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钱永祥: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有三个后果。首先,社会怨气的减少,民主化之后社会的紧张程度降低了。此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地位悬殊,被统治者受到压迫,利 益受到损失,却没有能力抱怨、抗争。民主化的贡献就是让人民可以抗议,心里的这种怨怼感、疏离感降低。回到台湾三十年前,大家都安安静静的,但心里很多事 情不高兴,对政府的无能、贪污,他们没法公开讲出来。民主化就是使人的抱怨有了出路。当人们把这些怨气表达出来之后,怨气就没那么大了。也许问题还没有真 正解决,但是不要紧,人们至少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了。   第二,民主带来了更明确的行动规则,人与人之间互动、交往的规则变得明确了。社会 上总有歧见与冲突,可是解决冲突的规则阙如,或者虽有规则却不受信任。民主化本身提供了一套明确的规则,又因为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与义务,让每个人拥有 一样的参与权利,歧见与冲突虽然更形明朗,其解决的耗费却也更为减少。   第三,社会达成了更平等的公共气氛。我们承认,族群、意识形态、 宗教信仰几方面的差别永远在社会上存在,并且几乎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台湾的族群、统独冲突即为例证。但是“公民”的身份旨在既承认、维系这些差 别,而又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一种对待与合作的关系。“公民”身份由每个人所拥有的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来界定,由此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平等。各种差别在“公 民”的身份中得到了更高的综合,让它们不再变成相互歧视、仇恨的借口。台湾的民主化,归根究底,就是用公民的身份压倒了族群差别。台湾的道德进步,取决于 它是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当然台湾还有严重的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权力差距,有身份与阶级的差距,但是这些差距的意义在降低,并且正受到公民这项身份的严 正挑战。比如只要是台湾的公民就能参加健康保险,每个人医疗的保障是一样的,健康最基本的条件就受到保障。由“公民”身份所带来的平等,让我们不会把他人 作为异类,我可以不喜欢你,可是我不能歧视你,你受到的公共的待遇不会比我差。   这就是我所谓的“道德进步”,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了平等 考虑。从上面三个角度来讲,台湾的社会是进步的,不会再像三十年前有人因为太穷而不能受教育,有人因为太穷不能看医生,有人因为残障不能出门。特别在过去 十年里台湾的社会比较平和,人与人的地位变得比较平等,我觉得和民主化有关。■

许纪霖 | 《思想》杂志第18期“中国:革命到崛起”

《思想》杂志第 18 期 中國:革命到崛起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5月版 致讀者 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世界強權,不過中國的崛起具有甚麼普世的意義,代表怎樣的歷史突破,目前並不明朗,更為周邊國家所關注。在中文世界內外,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連篇纍牘,但是有一些議題、一些觀察角度似乎乏人問津。本期《思想》有三組文章涉及中國,呈現的正是這類較受忽視的視野: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成色、中國當代國家主義思潮的喧騰、以及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在這個火樹銀花的「新時期」如何自處。 佩里‧安德森的〈兩場革命〉一文,從西方左派的立場對比蘇聯與中國兩場革命的環境、特質與命運。這種宏觀的、比較的歷史─政治分析,比起常見的中國「特殊道路」的論述,視野要更開闊一些。但是安德森對於中國崛起的理解,受到了吳玉山、王超華兩位的正面挑戰。他們對中國崛起的說法,在歷史詮釋與政治判斷兩方面,均與安德森大相逕庭,也對習見的中國模式論有所質疑。伊懋可教授對中國近代的「革命」,則提出了極為獨特的另一種觀點。這四位學者的論述與攻錯,值得我們研讀比對。 其次,許紀霖教授撰文檢討晚近中國知識界向國家主義輻輳匯流的現象,呈現了中國崛起所帶出來的新一輪思想景觀。這種國家主義意識型態,貫穿了早先的左、中、右壁壘,統合了民族主義、革命專政與敵我分辨等駁雜成分,在中國知識界激發了巨大的能量。許紀霖的批評深入而有系統,相信會開啟新一波的爭論。對此問題關心的讀者,尚可以參考《思想》 16 期成慶先生〈當代中國「國家本位」思潮的興起〉一文。 第三,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有人逆流高舉文革的火炬,有人對於體制與政權發出高亢的批判,也有人高度支持民主、自由與人權。但是能集這三方面的訴求於一身者並不多見,袁庾華先生是一個突出的代表。無論他對於文革、毛澤東、改革開放體制、社會主義大民主等等棘手議題的分析與評價是否服人,也無論今日「毛派」是不是時代的錯置,但他的「 234 」要求涵蓋了民主、人權、以及社會保障,在今天的中國無疑是深有意義的。本期陳宜中先生對袁先生的專訪,適足以顯示中國崛起的方向與代價,即使在北京鄰省,也遠遠尚未構成「共識」。 把視野拉回台灣,本期發表顏厥安教授關於司法改革的「思想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澄清與質疑,對於「司法」是怎麼一回事作了深入系統的分析,然後再對「司法改革」提出方向性的建議。陳正國教授則針對前一期《思想》的死刑專輯討論 ( 特別是陳瑞麟教授的文章 ) ,發展更根本的觀點。他把死刑議題從制度以及正義的考量拉到基本的倫理層面,斷言「不可殺人」乃是無從考慮選項的絕對誡命,因此廢除死刑不是一種「價值選擇」,而只是服從道德誡命。這是一個大膽的提醒,預設了人們對於道德誡命的內容仍有共識可言,也相信人們的道德意識沒有矛盾、斷裂、與多面向,不會一邊強調個人生命的神聖,另一邊又容許死刑與戰爭。這種道德意識的可能與否,應該會引起進一步的爭辯。 今年年初葛兆光教授出版了《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大著,由於直接挑戰近年有關「中國」的各種新論述,廣受各方矚目。本期張隆溪教授的書評,不僅延伸了該書的問題意識脈絡,剖析該書的主旨,也發揮了他自己對「學術與一時代政治、歷史和思想環境之關聯」的「深切認識」。這篇書評針對性強而致意深遠,請讀者不要錯過。 編 者 2011 年 5 月 目录 顏厥安 司法改革的幾個思想問題 本文並不想立刻提出司法改革的建議,反而還是想針對司法改革這個議題,嘗試從思想、觀念與理論的角度,提出一些分析與思考。 廖 美 凝視巴西 巴西是僅次於印度、美國的第三大民主政體,人口數和土地面積居世界第五,目前的經濟規模則居世界第八位。魯拉八年執政,讓巴西走進優異又矛盾的道路。 思想訪談 陳宜中 永遠的造反派:袁庾華先生訪談錄 在大陸社會中強烈要求民主的,是毛派及其影響的廣泛的底層毛派群眾。大陸民主運動的希望,或者取得民主的主要希望,就在底層毛派的群眾運動。當然,僅僅是他們也完成不了這一歷史使命。 中國知識界的國家主義誘惑 許紀霖 近十年來中國國家主義思潮之批判 近十年中國的思想界出現了強大的國家主義思潮, 以國家為中心,以國家的強盛、國家能力的提升作為現代性的核心目標。當代中國的國家主義有兩個脈絡和來源,集體右轉的激進左翼,與新崛起的施米特主義。 高力克 「 市場巨靈」的挑戰:關於中國經濟奇蹟的奧秘 中國改革 30 年以來的經濟奇蹟和與之相伴生的中國問題,皆源於國家與市場奇妙結合的「市場巨靈」。這種市場巨靈的前景,究竟是「中國世界化」,還是秦暉所警告的「世界中國化」? 從世界革命到中國模式 佩里安德森 兩場革命 章永樂、葉蕤 譯 革命在中國與俄國的命運之不同,是毋庸置疑的。如何解釋這一對照呢?這個問題儘管有著世界-歷史意義上的重要份量,卻從來沒有被充分討論過。 吳玉山 〈兩場革命〉與中國模式 安德森試圖告訴我們中國的共產革命比蘇聯的成功。然而中共的成功之處,不是在於其社會主義革命本身,而是在於它如何從毛式社會主義中脫出,但仍延續了蘇聯模式中的強國家,又創造性地搭配了東亞模式中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王超華 以革命的名義?——評佩里安德森〈兩場革命〉 在世界正在遺忘二十世紀兩次最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時候,安德森不合時宜地重提這兩場革命的理想,並以此來解讀正在成為熱門話題的「中國崛起」。 伊懋可 多重革命: 讀佩里安德森〈兩場革命〉隨想 彭淮棟 譯 中國兩個被正式承認的政治革命裡,都有重量級的偶然因素。相形之下,在觀念和文化陣線的根本重新調配上, 1870 、 1880 、 1890 年代都有幾分近乎勢所必至、無可倒轉的成分。 思想評論 陳正國 死刑之不可能:一個簡單的倫理學觀點 之所以很難從「人不可殺人」直接、安然抵達「因此不能有死刑」這個結論,歸根結底的原因在於人類會恐懼死亡。 胡昌智   「維基揭密」與歷史的時間 在一年來維基揭密事件中,我們在三個層面中所見的德國的三種變化,從歷史時間的角度而言,它們自是不可相提並論,不可同日而語的。 思想書評 張隆溪 擲地有聲:評葛兆光新著《宅茲中國》 在「建構認同」和「追求真實」之間,在「國家需要」與「歷史事實」之間,學者的選擇毫無疑問只能是後者,否則便是曲學阿世,便是媚世的鄉愿。在日本如此,在中國也如此。 高華 讀王鼎鈞的《文學江湖》:冷戰年代一位讀書人的困窘和堅守 作者對縱貫在台生活的三十年歲月( 1949-1978 )的觀察、記錄和反省,展示了在政權更迭、易代之際一個中國讀書人在臺灣的日常生活。 思想采風 李 琳 思考正義的三種進路:桑德爾談正義 人們心裏對誰應該得到什麼、為什麼應該得到這個,是有一定的考慮與判斷的。當我們在討論什麼是正義時,資源不只有效益主義與康德主義,還有對 應得 的考量。 陳瑋鴻 從歷史終結到秩序的開端:福山新著《政治秩序的諸種起源》 政治秩序的三個關鍵要素乃是:強而有力的政府、一視同仁的法治精神、以及對統治者的問責機制。 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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