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

Global Voices | 中国女权活动人士抗议连续儿童性侵案后遭拘留

据报导,一位中国女权人士在某小学门口抗议该校校长性侵6名女童的几天后,即受到中国广西当地政府所指使的人 围殴并被警察拘留 。 2013年5月27日,叶海燕到海南万宁小学门口,打出“校开,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等标语,她照片中的示范在中国社群媒体间广为流传,并有许多抗议者跟随模仿。 叶海燕刚从广西海南返家没有几天后,当地警察便把她带走,并在她女儿的面前 殴打她 。 不到一个月内,当地媒体报导了 超过8起的校园性侵案 ,据报导内容,加害者为学校校长、老师和保全人员。 叶海燕在万宁小学前打出“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之标语 照片来源为新浪微博的女权之声 从 全国妇联 (ACWF)的调察显示,这些报导案件仅为其中的冰山一角,另外,广东3年内有 超过2506件性侵案 ,近半受害者为14岁以下的小朋友,而性侵加害者有65%为他们的熟人。 这起由万宁小学校长犯下的性侵案再次揭露“ 嫖宿幼女罪 ”带来的问题,只要加害者能证明在过程中,他们提供给小孩金钱及礼物等诱惑,此法将把受害儿童贴上“卖淫者”标签。 即使最高法院保证会打击儿童性侵犯罪事件,但如果没有透过废除此法律等改革,性侵犯将不会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 然而,中共所成立的全国妇联却对改革的呼应漠视,相反地,对于这些犯罪案件,他们仅发放 手册 告诉学童们如何拒绝别人的侵犯。 随着 六一儿童节 将至,中国社群媒体向教育部和全国妇联等机构表达他们的愤怒,希望脆弱的孩童们远离性侵害。 许多网民模仿叶海燕的黑色幽默式抗议在新浪网上拍照表达不满,底下 @女权之声 将照片放在一起的 拼贴图 : @女权之声将抗议者照片放在一起的拼贴图 @1句实话  写到最近的法律保护罪犯更甚于孩童: 六一儿童节将至,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保护儿童,尤其是幼女是国家的责任。 建国以后,法律尚不健全。但面对强奸幼女的罪犯,国家一律判处死刑。… 自从“嫖宿”一词发明后,禽兽开始肆无忌惮,都是谁在保护禽兽? 另一位网友@作业本也批评此法律太过荒谬,他在微博写的文章 被转贴 12041次和收到4494则评论:  对儿童性侵犯可以说成带孩子开房,骗小学女生开房并强奸可以说成带女生开房,奸淫幼女可以定罪为嫖宿幼女。这样一个把所有人当弱智的社会,会在6.1这天说:神州大地,晴空万里,彩旗飘飘,气球升空,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儿童笑颜逐开,喜迎六一儿童节。 部落客“youyou52011” 写了 一则长篇文章解释为何那么多人呼应叶海燕的活动: 这些来自底层的呐喊,无疑是对相关部门不作为的巨大讽刺,体制各种妇女儿童权益组织一应俱全,结果却只做花瓶与摆设,正是由一官办组织的不作为,才助长了整个社会对妇女儿童权益的忽略、歧视与戕害!“开房找我”让所有中国人感到了这种痛楚,正是这种共同的痛楚,让这一行为艺术被无数网友接力。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试想如果人们要在接二连三的猥亵女生案中迎接这个节日,这个社会怎么对得住我们的孩子。校园本应是庇知孩子的天堂,老师在校园里把魔爪伸向自己的学生?“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这是当下“性侵幼女”社会暴力的一种黑色幽默式反抗。当女学生被性侵的丑闻冲击我们的底线时,叶海燕喊出的更像是泣血之音。 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反封建礼制吃人的“救救孩子”呐喊,如今仍振聋发聩:一场斩断校长伸向女童黑手的呼请接力正在进行。“开房找我”的调侃体现更多的是无奈,是对当下“性侵幼女”社会暴力的一种黑色幽默式反抗,是对教育乱象无声抗议! @志愿者马奇 阐述了一个对现下状况能有所改善的计划: 1、家长会得到一个说法,罪犯依强奸罪拘捕。2 、教育部与妇联应有个回应,该肃整队伍的拿出方案来,妇联必须有个态度。3、废除嫖宿幼女罪。 译者:Dylan Lee 校对:Portnoy 作者 Oiwan Lam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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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张念: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

张念: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 进入专题 : 政治平等 人权 女权 权利再造    ● 张念        【摘要】政治契约创建了平等者的共同体,但在卢梭的观念中,平等并不适用于婚姻契约,那么之于女人,公民身份与婚姻身份的逻辑断裂,在平等理论发生的那一刻,就隐含人权与女权的互不兼容性。尽管通过女权运动,权利清单增补了女性条目,但这种偿还式的“正义”依然局限在“人权”逻辑之中。依循卢梭的疑虑,女公民何以成为一个问题,政治与自然的差异法则,使得女人处在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人权无法安置“女人”。而正是这个充满困难的位置,让赋予式的界定性的权利论走向一种发明的、变化的、生动的话语实践之中。政治平等的动态平衡机制,必须同时面对“一”与“多”的问题。权力的统一性不可能蛮横地采取排斥原则,漠视世界的复杂性。有关复杂性的政治理解,与权利再造与平等再生相关,并表现在女权与人权的抗辩之中,基于此,作为价值预设的政治平等,才可能释放出更强大的解放力量。   【关键词】政治平等;人权;女权;权利再造;平等再生      当我们谈论平等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论政治。于是,政治平等的关注范围被划定为这样一些种类:性别、种族、阶级、阶层以及族群等。这样一来,是否意味着性别平等仅仅是政治平等的一个类别,或者性别是否与阶级、种族以及族群差异处在同一个逻辑层面?当然,从女权运动的发展史来看,将曾被剥夺的权利归还给女人,代表着正义的实践与政治的进步。现代之后,就国家权力所颁布的权利清单而言,似乎该授予的都授予了,并以成文法的强制力予以保障。作为社会运动的女权主义,只不过是经由女人自身的意识觉醒,逼迫现代国家行为所做的一种偿还,看起来人权的普遍性并没有受辱。但与权力起源相关的性别范畴,性别平等的复杂性恰恰在于除了修补性的权利归还之外,试图逼迫整个权力机制从根源上自我反省,这里就涉及平等理论的缘起与政治构想的可能性问题。      一、人权平等的缘起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平等,作为一种价值表述,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人权宣言》之中,随后此经典文献中的“平等”作为政治承诺,写入了1791年的法国宪法之中。从“平等价值”的发生现场来看,首先它是作为一种革命理想被提出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写道:“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差别只能是基于共同权益的基础之上。”显然,此处的平等强调的是政治正当性的前提与基础,而作为原则实践的共同权益,在第二条中明确指出:“所有政治结合的目的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动摇的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指: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作为事实结果的社会差别与政治平等的预设处在不同的逻辑层面。但在政治革命的行动中,平等被理解成了相同,政治平等与社会公平的混淆,这也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谈论法国革命时指出的重要差别,即法国革命的政治性被社会性问题所渗透。[1]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开篇就指出存在两种意义上的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比如力量和智力;一种是政治的,从约定而来的特权,是人为的。[2]在此,先天的不同被卢梭理解为不平等,但这不是导致人之不幸的理由,而是政治的不平等妨碍了人的幸福。人本来是生而平等的,自从私有制出现之后,不平等造成了这一自然事物的腐败。需要注意的是卢梭无意废除私有制,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应该以平等的政治权利来限制私有的扩展,即平等意味着人根据国家意志所拥有的部分应该得到保护,从而可以克服先天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这就是说人总该拥有点什么,才是其权利平等的终极保障。[3]卢梭的这一思想在《人权宣言》中有保留地得到继承,政治平等意味着平等自由地享有各项权利,而卢梭思想中混沌浪漫的“自然状况”被“社会差别”所修正。   政治平等与社会公平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基础和根据,后者是平等的事实与实践。两者关涉的对象也不同,《社会契约论》旨在回答如何创建政治平等的基础,人们重新立约,推举公共权力。在这一政治创建行动中,关涉的是立法、立法者、公共意志、个人意志以及被称为“人民”的政治集体。在社会公平还没有到来之前,人们还需为政治平等的奠基,做出哪些艰苦的工作,去平等地赋予共同体成员以相同的权利,比如私有权的裁定,而至于贫穷与富有的差异,是基于这个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差异,是可容忍的,与平等与否没有关系。   这里存在一种有关平等的循环式论证:赋予全体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权利,那么政治平等的内涵就是全体成员享有同等权利,而这个共同体就等于平等者的共同体。这个由平等者所构成的共同体,实际上也造就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即任何人不再依附于任何人,他们按照契约结盟、合作以及竞争。契约论不仅回答了现代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意味着立约行动是现代人格的发生现场,而独立个体与立约资格相辅相成,进而可见,赋权的对象正是这个公民个体,在理论上立约的发生先于赋权。但是,我们发现人权平等并不适用于婚姻契约的状况,平等者的共同体因为性别而丧失其逻辑一致性。   卢梭在其另一部著作《爱弥尔》中认为,作为公民个体的女人并不存在,女人是通过对男人的服从,来践行个体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维护。就是说如何鉴定女人的政治属性,不能根据其公民身份,而是勘察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的作为,她是否在自然基础之上维持着家庭的合理秩序。[4]这样一来,公民个体就成了男性公民个体,而成为一个女公民,不是与社会一道从自然状态走向道德状态,之于女人,自然状态就等于道德状态。这里的矛盾在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告诉我们的是追求平等的自然依据,并且卢梭还明确指出自然状态中,不存在女人之于男人的服从问题,而婚姻的出现则是一种转变,可见婚姻并非天然,那么婚姻契约与共同体的政治契约,就摆脱自然状况而言,两者都应该算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婚姻契约所形成的微型共同体,同样要处理的是两个个体结盟之后,其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可在《爱弥尔》中,卢梭提出婚姻是一种基于习俗的自然基础,那么,到底何为自然?契约论缔造的难道仅仅是男性公民个体?显然,女人还滞留在自然状态,但卢梭又提到,原始自然状态中没有谁服从谁的问题,那么“女人”是如何显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女人问题”是伴随着政治现象而出现的,这也正是卢梭犹疑不定之处:婚姻到底是自然的还是政治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开篇,自然而然地将城邦的权力原型确认为家庭,即父权制。如果说政治权力的原型是家庭,那么女权主义理论更关心的正是这原型的原型,即父权制产生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女权主义人类学家吉尔·罗宾(Geyle S. Rubin)认为:外婚制伴随着针对女人的交换行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一般的剩余产品的交换。而另一位女权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因为“女人”能产出生命,正是这种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生产行为,其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异性婚制,而外婚制则是其性命攸关的政治配套。[5]这样一来,性行为本身或者说异性性欲取向,即自然交配行为首先需满足于人类自身生产的目的,从而将这种带有目的性的异性婚制强化为对偶性的一男一女,然后才是女人的外嫁。   性别之别,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生理层面,其实并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当我们说“性别”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明确其重要的含义,即人类必须先安排好自身的有关生殖活动的生产 / 权力制度,才有可能在交换女人的行为中,不断积累、沉淀并解析出其政治价值。与原始时期就出现的奴隶交易不同的是,能够“生产”的女人无疑成了原始政治生命体的生产工具,就是女人不仅仅在产出生命,她还产出了政治关系,即基于联姻的政治联盟。而她生产出的个体则作为政治构成的实在因素,即家庭成员的政治属性隶属于父权制,在此,这才有点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劳动者,其劳动产品并不归她所有。这在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解释之中,女人成了悬而未决的、部落联盟之外的、缔约双方的第三类存在。[6]   因此,“男人”这个概念如城邦的正义的整全性,是不可分的,但他们掌控并实施着划分的权力。就两个部落而言,他们可以互为他者,于是我们发现建立在部落中心意义上的朦胧主体性意识,在主体与他者之间,才可找到女人的位置。“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这个“她”什么都不是的同时,可以是任何东西,既是妻子、女儿、母亲,同时也与物件、贝壳以及牲畜类似,她们与它们共属于交换的客体。在此我们依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路径就会发现,政治学中有关人 / 男人的定义之中,“女人”成了悬而未决的第三方,或者在场的缺席者。   《人权宣言》的法文全称是《人与公民权利的宣言》,此处,“人”与“公民”两个词的并列说明了什么?人与公民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人在定义公民还是相反,人与公民之间的空隙暗示着什么?可见,是“公民权”在扩展人之为人的普遍性,但公民权仅仅是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来规定人的平等状况,而在这个关系之外,平等一定会遭遇现实差异,激发并提升人们对于差异的敏感度,进而让权利与体验保持某种紧张关系,在这个更为幽微曲折的关系中去构造新的权利形象。公民权之于人,并非是饱和与对等的,公民权是在人的现实状况中得到理解的,即,什么人,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践行公民权,并获得一种肯定的陈述,“生而平等”的天赋之权仅仅是一种预设和指令。   因此,从人权奠基而来的政治平等,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似乎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保证。更进一步,当我们说平等的时候,实际是在根据人的自我完善性来想象生命的理想状态,而政治范畴之下的权利平等,是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得到确认的,就是说在国家的眼里,所有的公民在权利层面都被同等对待,而其实践则体现在立法与司法行为中。因此,人权平等只是针对抽象的全体公民,而对这个共同体的构成性问题予以悬置,并将生活世界的差异性排除在外,确立现代人格的第一原则,这就是公民身份。女权平等恰恰是从这里出发,平等不是逻辑的终点而是起点,去诘问“人权”说的“人”是如何构成的,当我们说出“人”这个概念的时候,非人的存在是指哪些,因为“人”的总体性定义不可能自我指正,这个概念一定是在差异、关系与转换中被构造的,人权逻辑的辩证性就在于人的生成总是处在非确定性的绝境之中。   由此,“人”的概念不可能是一个封闭性的陈述,在卢梭那里,他必须借助一种自然人的自然状态来界定政治人,即从自然状态过渡到道德状态的“人”,保留了什么,并增添了什么,这个增添的部分就是国家意识及共同体的诞生。于是人的自由不再是野蛮状态下,今天睡在这个树上,明天睡在另一棵树上的自由,而是时刻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自由,这种自由一定不是放任的结果,恰恰是理性指导之下的行为总和,这使得平等自由既具有自然正当性,而同时具有共同体所赋予的合法性,于是平等理念在其诞生的理论现场,就已经是在差异之中被构造出来的,就是说人来自自然但又不同于自然。可见,人权叙事本身就是构造性的产物,作为自然权利的政治实践,人权是在实践理性层面,将经验的多样性统一在抽象的平等形式之中,因此对于人权概念的再造与扩展在理论上就具有可行性。人权作为中介项怎么可能只停留在自然 / 政治的单义的对立之中?人权平等的起源提示我们差异如何作为原则,作为政治想象与政治创造的内在机制,去探究差异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既然现代政治的诞生刷新了人对自我的认识,为什么不可能发明更多?      二 、作为问题的“女公民”      尽管从女权运动的历史来看,赋权仿佛是人权之于女性权利的一种滞后性的偿还,成文法的条例上添加了女人的工作权、投票权与教育权,这一切仿佛是在表明,权利说具有自身的修补能力,而在历史时间表上,滞后发生并得到国家承认的女性权利,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被历史不小心遗漏了的权利子项而已,在人权大框架之下,在人的概念中,男人和女人的集合作为整体性的表述,权利清单得到了扩充而已。   当权利清单的罗列与女人生存的体验格格不入的时候,女权才作为人权的悖论性存在被人们所意识到。女人们发现自己通过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权利,恰恰是以丧失性别身份为代价而获得的,“像男人那样行事”反证出人权标准原来是有性别的,社会要求进一步指明,只有你必须把自己变成和男人一样的时候,你才有资格说,是的,我享有了平等。平等之于女人,除了是一项变性手术之外,还有什么呢?这已经偏离了卢梭平等理念的内核,(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政治平等 人权 女权 权利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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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用“快闪”争取女权的中国新女性

中国来信 DIDI KIRSTEN TATLOW 报道 2012年12月07日 北京——这群人数日益增多的中国年轻人把自己称为“志愿者”,她们为了争取更多的女性权利,上演搞怪而有针对性的公开抗议活动。 她们穿着大号“内裤”,在大街上又跳又唱,抗议录用女性公务员时进行侵犯隐私的妇科检查;她们穿着涂满红色颜料的新娘礼服在商场里穿行,反对家庭暴力;她们还把自己的头发剃光,抗议高校在录取女生时采用的标准偏高。 虽然她们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比俄罗斯的女权主义朋克乐队Pussy Riot更加温和,但是在这样一个政务不公开,而且主政者都是身着清一色深色套装男性的国家,这些行为仍然鲜明地表达了她们的立场。这些“志愿者”的“快闪行动”与那种隐秘性和一致性针锋相对,形成了一道明快的色彩。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种疯狂而有趣的方式,是因为如果又跳又唱的话,就能引起人们注意,”其中一名“志愿者”说。她要求使用自己的网名“朱西西”,因为在这个国家,当局很快会对公开的抗议活动进行镇压,她们的举动风险很高。 “我们想表现得热情和正面,效果很好,”打算攻读研究生的朱西西说,“我们想证明,我们不是受害者。如果我们表现得太严肃,就会把人们吓跑。” 这些女性志愿者(也有少数男性),大多数都受过良好教育,年龄大多在20到25岁之间。朱西西说,她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名“志愿者”,但是每个大城市都有她们的成员。 “我想中国每个地区的人都在看,”她说,“我认为运动的规模会扩大。” 至少有几十人,也许有几百人。朱西西说,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法律或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她们的组织并不是特别严密,只是靠社交媒体和口头宣传来组织活动。 其中几位成员在过去几个月的采访中表示,她们对根深蒂固性别歧视感到愤怒,而且长期以来,性别歧视在政治以及其他领域的表现也较为明显。 中国的性别歧视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上个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命了新一届的中国领导人,位居高层的女性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根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在包括205名成员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女性委员从13人降到了10人,仅占委员总数的4.9%。 在中央委员会之上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25名成员中共有两名女性,比之前多了一位。唯一有希望进入中国权力最高层(由七名成员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女性刘延东,最终也未能入选。 刘延东留在了政治局,中国33个省级行政区里唯一的女性党委书记、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的孙春兰,也进入了政治局。 一位在中央政府机构任职,和刘延东有工作和私下联系的人士表示,虽然刘延东的资格过硬,但她永远不可能进入权力核心。因为害怕影响自己的仕途,这名人士要求不具名。 他说,“女性能担任的最高职务也就是政治局委员。” 志愿者说,中国女性的情况和美国女性在上个月的美国大选中取得的成就反差之大,让她们震惊。美国国会里的女性比以前更多,在参议院,100名议员里有20位是女性,而在众议院,435名议员里有78位是女性。 因此,2013年可能会有更多奇装异服、载歌载舞的抗议活动。 朱西西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一个抗议活动,抗议政府对申请公务员职位的女性提出严格的妇科检查要求,以及要求申请者详细回答与月经周期有关的询问。几天之后,其它五个城市也举行了另外一组抗议。 12月2日,在东莞、广州、西安、广州和上海,女性志愿者重启了今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受伤的新娘”抗议活动,抗议者身穿撒有“鲜血”的新娘礼服,高举着写有“爱不是暴力的借口”的标语牌。此轮抗议是一项为反对家庭暴力法呼吁的运动的一部分。反家暴法已经被讨论了多年,但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今年早些时候,志愿者在广州和其它城市的公共厕所举行的抗议活动也吸引了媒体的广泛注意。抗议者说,女性需要更多的厕位。 今年8月,志愿者在北京一家法院门前边跳边唱着自己写的歌曲《伤不起》。美国公民李金(Kim Lee)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与其中国丈夫离婚。她的中国丈夫承认对她进行了身体上的侵害。志愿者递交了一封有1000人签名的请愿书,呼吁为李金伸张正义。志愿者演唱的歌词不属于Pussy Riot的朋克风格,不过,她们带有儒家色彩的道德呼吁在中国引起了共鸣: 疯狂暴力响彻神州大地,公开道歉其实毫无诚意。一再伤害,逼得Kim要离开。家庭暴力法律应该制裁。 你是爸爸,居然殴打妈妈。暴力伤害她,这样真的好吗?妈妈受伤,我们很害怕。小孩也只是想要温馨的家。 翻译:陈柳、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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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上海: 上海地铁请女性着装自重引抗议 我可以骚你不能扰

网友“大江Joe舅”则认为,如果法律或者地铁的营运法规都没有规定她不能这么穿,那么就没有权力指责,“按照你的理论,游泳池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要对女人动手动脚了么?”网友“雪天放晴”更是直言,“你们是负责维护乘客人身安全的,不要借此推脱责任,更别想给罪犯开脱”!不过,也有支持“上海地铁二运”的声音认为,“公共场所的穿着应该注意场合,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和公德!连这点常识都要质疑吗?简直滑稽!而地铁二运作为官方微博,进行善意的提醒,完全应该,没有必要为此道歉”。 网友“@机场站王必磊服务团队”亦表态: 现在的年轻男女,低胸衫、超短裙、透视装等包罗万象, 才使得一些人有了想入非非的感觉,“更有甚者走上了性骚扰的道路。所以我们在批判犯事者之余,是否也要为自己的身体语言所反省一下呢?”报道又说,随着这场论战的持续,6月24号上午,两名年轻女子在上海地铁二号线,身着黑袍,蒙着面,手持彩板,上面写着“我可以骚,你不能扰”、“要清凉不要色狼”,以此向上海地铁表达抗议。 这两位女志愿者的行为艺术随即引来舆论关注。《女声报》官方微博“女权之声”对此进行了支持,并呼吁女性应拥有身体自主权并反对性骚扰。网友“一Buddy一”在看到这次行为艺术后对此表示非常认可,他觉得,假如放任某些人所说的“女人穿的少,就是诱惑男性犯罪”的言论,最终的结果就是,每位女性都要穿着厚实的衣物才能被允许出门。要知道,在正常的社会,一个人即使是裸体走在大街上,你可以报警,但你却不可以侵犯她,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网友“@我是你认识的王小能”也表态称,应正视女性在社会和历史中的位置,争取应当得到的权益,自尊自立,不被男权思想打压和自我禁锢,这就是女权,“在‘女人’和‘男人’之前,你必须先是个独立的人。”这两名志愿者的行为艺术引来了诸多议论,双方论战也依旧持续,不少网友还是指出,“上海地铁二运”发布的那条引发热议的微博,虽然的确是为减少一些性骚扰事件而提出的建议,但言辞也确实欠妥。至于网友们对此事的争议,亦在情理之中,但也请体谅地铁方面的用心,“希望双方都能有一个好的态度来妥善处理此争议。” 北京周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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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规定:女公务员录用须查性病报告月经史

中国《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规定,女性公务员体检须检查淋病、梅毒等性病,并搜集体检者的月经史。部分体检者对此表示不满,认为隐私被侵犯,质疑检查意义。北京一家公益机构致信政府,建议取消该项检查,称检查性病损害女性人格尊严,造成间接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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