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

38岁的黄微起诉了周恒良及两人共同工作的环卫站。她的想法很简单，认为是对的就必须做。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现实可能已经超出了她的理解——她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利益系统。

2018年7月27日，向阳通过自媒体公开举报“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刘猛，于2015年在温江工作站内对自己施性骚扰。2018月9月，她以性骚扰造成人格权侵害对刘猛提起诉讼。2019年7月，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判决刘猛存在性骚扰行为，要求被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此后刘猛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向阳也提出上诉，要求追加精神赔偿、追究单位责任。

自 2018 年 12 月 12日，最高人民法院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列为新增案由以来，这是第一例明确以“性骚扰”为案由且胜诉的案件。

该案代理律师李莹告诉深一度，一审和二审法院在对性骚扰的认定上都秉持着法律理念，这是对受害人的一种保护和鼓励，具有积极意义。

但李莹律师同时提到，二审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和单位责任的认定， 仍有遗憾之处。

二十多年前，“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在全球叫响，并随着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举办而进入中国。性骚扰作为性暴力的一种表现，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

1995年以来，随着性骚扰在中国的被看见、被正视，社会各界反性骚扰的努力也取得了若干进展——虽然期间曾遭受压力与挫折，退步与进步偕行，但是总体而言反性骚扰的议题还是已成为了与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密切相关的重要议程，行动者前仆后继。
在本文中，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冯媛以性骚扰个案为视点，从政策法律和机制推进的角度，对这一漫长过程进行了分阶段的梳理。爱德传一基金授权转载，以期与关切中国反性骚扰、社会性别平等进程的公益慈善同仁，一起鉴往知今，启迪未来。